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科尔施
回忆卡尔·柯尔施
〔德〕赫达·柯尔施 〔英〕弗雷德·哈利迪
1972年
说明：本文原题为：Memaries gf Karl Korsch，原刊于Nen Lgf Reinu 76（Number December，1972），Pp.35—45.作者赫达·柯尔施（Hedda Kor-sch）是卡尔·柯尔施（Karl Korach）的妻子，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为英国著名杂志《新左派评论》（New Let Reieu）编委、记者。中译文来自于《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总第269期，译者：王琦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2015级励耘班学生。
弗雷德·哈利迪：卡尔·柯尔施1886年出生于汉堡附近的托特斯泰特，他的家庭背景如何？
赫达·柯尔施：柯尔施来自一个中等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父亲曾念过中学，考取了德国高级中学毕业证，且在智识领域拥有伟大抱负。他对哲学格外感兴趣，撰写了厚厚一沓有关莱布尼茨单子论学说发展的未发表手稿。他尝试将宇宙全体都囊括至该哲学体系里来。这就是他倾注一生的工作，纯粹理论性的工作。他们家族原属东普鲁士的农业背景，但他偏偏向往那些更有城市气息和文化涵养的东西。在娶了特蕾莎·莱科夫斯基也就是柯尔施母亲后不久，他们一家就往西搬到了托特斯泰特。父亲想离西方文化更近些，他不喜欢他们住处所居的容克地主农庄环境。因为尽管柯尔施家自身仅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农场，但他们四周均被大庄园包围着，而他父亲对农业毫无兴趣。他的母亲对文化方面的事情一窍不通，也从未读过一点文字。她很漂亮，却极端喜怒无常，心情愉悦的时候她把饭做得很可口，可一旦怒火上来就会把一切都烧焦。她非常地不整洁，所以如果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卡尔会如此在意秩序整齐，那就是因为他的母亲。例如，在他上学的最后几年，他在自己工作的花园尽头有一个小棚屋。里面简直就像一个僧侣的居室，地上没有地毯，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硬椅子，他告诉我这就是他喜欢的生活方式。他的所有铅笔都笔直地在书桌边上摆放端正。这种追求秩序分明与清晰简洁的品味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他母亲缺乏这点造成的影响。
在吕内堡荒原上的小镇里生活的头十一年对卡尔的影响非常深刻。他在此学会了说北德方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还用北德口音发某些音节，例如“sprechen”（德文“说话”）和“stehen”（德文“站立”）开头的“s”。他在战争期间改掉了这个习惯，因为他所在军团里的人都来自迈宁根，他们听不懂他说的话。所以为了自己说的话可以被普通的人——那些士兵——所理解，他改掉了自己的口音。但他的头脑中还留有很多那一片土地的故事、谚语和表达。
卡尔十一岁时家里决定搬家，因为那里既没有高级中学，也没有中学，而他父母觉得卡尔崭露的才华值得更好的教育。迈宁根在当时还是个大公国，我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选那儿。或许是因为它已经算是当时最自由和开明的公国之一了。不同于相比之下要保守得多的普鲁士，迈宁根实现了一些改革。它拥有当时德国第一个进行现实的表演而不是跟随旧的念白风尚背出那些古典角色的皇家剧院。当他们搬到那里时，柯尔施的父亲被一家银行雇佣，最后升任了迈宁根区副总裁。柯尔施家住在附近一个叫马斯费尔德的村庄，卡尔每次去上学得从这儿走上一个小时的路。有人会说柯尔施家族不是挺富有的嘛，要知道，他们虽然不贫穷，但是有六个孩子（四个女儿，两个儿子），生活自然得极其朴素才行。他们住在这个村庄也因为租金比镇上要低廉，他们过着极度节俭的生活。
柯尔施在获得高中毕业证以前一直住在迈宁根的学校里。他的大部分老师都是酗酒者，和自己的学生们一样养成了过度饮酒的习惯。除了德国文学课上教的诸如席勒论文之类的规定文本，他还开始自己阅读哲学。卡尔的父亲此时也正捣鼓他的那些单子理论，所以他也鼓励柯尔施去阅读哲学。他后来告诉我，正是在那所学校，他摆脱了那个时代德国学生典型的一切白痴行径——无休止纵酒、各种社团仪式、与日俱增的啤酒和越发频繁的礼拜日乡村小酒馆之行。他后来说道，他在学校的最后两年把这些统统从他的日常生活里清除了出去，从未有一丝一毫重蹈覆辙的流连。
弗雷德·哈利迪：紧接着他去读大学，但曾先后在几个不同学院学习过。学生时期的他主要投身于什么样的活动？
赫达·柯尔施：拿到高中毕业文凭之后，他首先去了耶拿大学，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学业。他还在慕尼黑上过一学期，因为他觉得自己需要懂点艺术，而慕尼黑正是欣赏绘画和听好音乐的地方。之后，他在瑞士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法语。混迹于那里的学生和政治流亡者之中也使他对于国际社会这一共同体有了更强烈的感受。他遇到了很多逃离沙皇专制的俄国人，虽然没有遇上名人。
他学习法律是因为他父亲认为这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年轻人理应学习的唯一事物，而他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国际法和法理学。他轻而易举就通过了一切考试。他还是自由大学生运动的一员，他们都是一群反对现存学生同盟的大学生。柯尔施在这个运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他走遍整个德国为此奋斗——这也是我同他得以邂逅的契机。他们没有所谓的正式会员资格。从历史的角度讲，它反对那些代表着保守的反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学生社团与大学生联谊会，这些团体内部往往有很多等级差序礼仪、酒局和成员名单。而自由大学生会则没有名单，他们全是一些开放的团体——体育团体、哲学团体、互助团体，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他们这个组织是在1900年左右成立的，公开反对德国传统的行为陈规。但除了渴望实现个人主义的自由之外，我不认为他们再有更为具体的政治主张了。他们会有一点点偏左的倾向，不过他们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者。
弗雷德·哈利迪：您方才提到他在学校时的哲学兴趣，这些是怎样同他后来选择的政治立场发生关系的呢？
赫达·柯尔施：虽然他父亲是莱布尼茨主义者，但学生时期的他把自己看作一名康德主义者。他经常就各式话题展开讨论，这时你总是可以看到他是康德主义者这点。他坚持认为，任何一个自认够格称为有识之士的人都不仅要读《纯粹理性批判》，还要读康德的其他著作，尤其是《道德形而上学》。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他也成为了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四顾同学之中是否还有社会主义者，然而没有找到。他阅读了很多书。我不清楚他第一次读马克思是什么时候，不过我会倾向于认为是在学校，因为当他还是学生时已经公开声称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尽管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只是在信念上。他没有加入社会民主党，即便他有党内的朋友，特别是在耶拿的。他希望自由大学生会能同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见面，因此他通过他的一位朋友海德曼组织一些交流之夜，海德曼的父亲是梅克伦堡地方议会的社民党成员。这些夜晚安排得就像男人女人们坐在一起那样子的晚餐——这种情形下工人和学生就可以交替着坐在一块儿。
耶拿是一个以大学和蔡司的光学成就闻名的小镇。这是一个文化中心，席勒曾住在那里，歌德的魏玛也在附近，那儿富有浓厚的传统气息。蔡司公司由蔡司和阿贝经营，他们本身在观念上也是社会改良者。蔡司负责光学技术试验操作这方面事务，阿贝则组织社会方面的经营活动。一开始他们就计划一个高度发达的利润共享机制，他们想过把全部的都移交给工人，可工人们并不想要。蔡司工厂承担了大学的一半开支，另一半是由国家支付的。蔡司还建造了一个带有会议室和剧院的人民大楼。耶拿人里一半是工人，一半是学生，人们常说每晚都有一半人在向另一半人讲演。这是那时的德国唯一一个在劳动关系中存在这类试验的城市。尽管柯尔施和蔡司的工作没什么联系，但他受到当时氛围的影响，也常常去人民大楼里参加集会。战后他的参与变得分外投入，并且成为了他们内部的政治领导人之一。
他还在迪德里希斯的圈子里面，这是一个由信仰民族主义的非政治人员组成的青年团体。迪德里希斯在耶拿拥有一家出版社，并出版了《行动》（Die Tat）杂志。他集结了周围一大批学生一起庆祝传统节日，比如夏至日会有篝火和街头歌舞、男人们同他们的女友一道跳火盆等活动。大多数年轻人穿着所谓“Schauben”，一种在中世纪的德国流行的无袖或无领外套。他们不满十九世纪无趣又偏狭的男装。他们之中别无一人有衣领或袖口的，他们的衬衫松垮到脖子上，像照片上这种就是柯尔施过往穿戴的那种大领结。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而迪德里希斯正是以这种极具想象力且鼓舞人心的方式培养出了带有旧习俗的混合物以反抗资产阶级社会。我不太认为这些年轻人会在性行为上过分放任，不过相比于那时青年男女的传统行为倒是会更加自由一些。
弗雷德·哈利迪：柯尔施完成耶拿的学业之后去了英国，在那儿从1912年待到1914年。从他早期的作品里可以看出他对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感兴趣，比如费边派、高尔斯华绥、女性参政论者和那里的大学。那么他在英国从事什么呢？
赫达·柯尔施：他并非像有些人写的那样在英国留学。他在那儿有一份工作，这同他与一名法律教授欧内斯特·舒斯特爵士的共事相关。斯蒂芬·斯本德的祖父舒斯特写了一本有关英国民法和诉讼程序的书，他希望有人能不光翻译它还能编校它，以便德国的法科学生可以理解。他本人也曾在耶拿学习过，而柯尔施就是大学推荐给他的。柯尔施和舒斯特相处得很融洽，经常花很多时间在交谈上面，以至于这本书的进展相当缓慢，一直拖到1914年春天才接近收尾。在英国的时候我和他在一块儿，我从我的教授那里骗到一份在大英博物馆抄录中古英语手稿的工作。那时我们观察了英国生活的许多方面，还加入了费边社——这是他所属的第一个组织。我们经常出席为资历尚浅的社员开的“费边托儿所”会议，也做过一些报告，特别是关于德国问题的。
柯尔施和舒斯特最终完成这个手稿的时间是1914年的夏天，卡尔被他在迈宁根的军团征召了，他被要求参加特别演习。他对我说这意味着战争将至，因为必要的演练他之前都已经完成过了。我们详细讨论了究竟要不要回德国，因为他不想为“祖国”而战，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离开，因为他说他更不情愿作为敌国公民被监禁在某个地方而接触不到任何运动。他想和群众在一起，而群众将会在军队。
弗雷德·哈利迪：他对战争的经历和欧洲更普遍的政治动荡反应如何呢？
赫达·柯尔施：柯尔施就分在和他过去受训时相同的那个团，很多军官都是之前他在迈宁根的同学。这个团是第32步兵团，里头大部分是乡下男孩。当他们出发奔赴战场时并没有欢欣雀跃。音乐和花束都是官方提供的，乐队听命演奏，女士们则撒着花。但这些人心绪不定，或沉闷愠怒，或哀伤哭泣。柯尔施的父亲和我在车站送他——他母亲不忍目睹这一场景。他们被派往比利时。柯尔施总说，他认为通过一个中立国行军是有违国际法的罪行。他全心全意地谴责这桩事，导致他在战争的第二个星期就从中尉被降职到中士。但是他在比利时也还是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因为他曾向官兵施压，请大家不要掠夺和征用粮食。他变得像一种非官方的军需官那样，要求士兵为鸡蛋和鸡付钱。
出于反战的缘故，他不曾拿过步枪或是军刀。他指出过，拿或不拿并不会造成任何区别，因为你有或没有武器是一样的安全，重点是反正不管怎样你都不会安全。因此就个人而言他绝不打算去杀人，只是他认为尽可能多地把他所在团体中的人活着带回家是他的使命。那成了他的战争目标。他自愿巡逻并多次被授勋——不是针对任何具体行动的，只是因为有人得以在战火之中生还。在家的我们是没法理解为什么他这副做派还没被送上军事法庭，对此他后来解释说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来是他毕竟还是有用的——他进行巡逻，写出色的报告，就如何撤退给军官们出主意。第二个原因是那里的每个人自学校起就与他相识，他们能感觉到柯尔施确有疯狂之处，但也绝不是个坏人。如果他在一个陌生的团里恐怕早就直接被送上军事法庭了。1917年，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士兵中间出现了罢工和动乱。这时他被重新提拔，升任至上尉。他的连曾被人叫做“红色连队”，因为他们都为支持革命与停战而放弃开火。后来士兵苏维埃一成立他就立刻当选了。当局由于惧怕他们而拒绝遣散他们，直到1919年1月很多部队都解散后才让他们复员。复员在柏林附近进行，但因为他们都来自迈宁根，他们与柏林的革命者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参加当时斯巴达克斯派的起义。柯尔施在战争最后的六个月里一直陷于绝望当中。一枚手榴弹袭击了他的连队，第一排到最后一人为止被一举歼灭了。后来他告诉我，他来回哭了好几阵，然后不停把自己灌醉，因为这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1914年时和他一起出发的人几乎都死了，他因屠杀而深感绝望。不过当“十一月革命”来临之时他又复活过来了，他热切期盼可以重建一个更好的德国。
弗雷德·哈利迪：从战争结束一直到1926年他被逐出共产党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政治上最活跃的阶段。他从战场归来后做了些什么呢？
赫达·柯尔施：他回来以后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而我在早先听说他们委派代表到齐美尔瓦尔德去支持停战的时候就已经入党了。1920年的党内会议他也有出席，当时闹党派分裂，大多数人选择并入共产党。尽管柯尔施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有很大的保留态度，他还是追随了多数人这派。这和当时我们从伦敦回德国时的考虑是一样的，因为他不想做小派别的一员，他始终坚持自己应当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而他相信德国工人们正在走向共产党。他关于二十一条的保留意见则主要是考虑到这些集中性的纪律是来自莫斯科的，而它们暗示着对于俄共党的高度依赖。
虽然他战后立即回耶拿来教书，而我们就住在当地的德共党（KPD）报纸《新报》（Die Neue Zeitung）所在的大楼里，但他也在柏林为社会化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委员会是一个隶属于社民党的资产阶级机构，它的设立是为德国经济“社会化”拟定现实规划。1919年新成立的政府由社民党（SPD）和独立社民党（USPD）成员构成，他们亟待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问题并完成预期的转型。卡尔远非止步于像他这般聪明之士所有的怀疑态度，他毕竟还是一个热心家，他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有关社会化问题的写作就能说明这一点。俄国革命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都以为这将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弗雷德·哈利迪：从1921年起他一直埋首于他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而我们知道同年也适逢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发表，请问当时他是否和卢卡奇有合作呢？
赫达·柯尔施：他在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时候还不认识卢卡奇，他只在自己的书出版以后才听说他。那时柯尔施对我说有另外一本书也刚刚出版，里面有很多观点同他的想法相似。后来当柯尔施在20世纪20年代开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课程讲座，一直持续到1933年二月，卢卡奇也前来参加，并且定期到场。讲座结束后通常会在亚历山大广场的阿德勒咖啡馆开讨论会，卢卡奇也常在那儿。1930年，费利克斯·韦尔组织了一个“暑期学校”，今天的我们称其为工作坊，我们大家花了一礼拜的时间在图林根州的一间乡村酒馆里讨论和阅读论文。卢卡奇还在共产党内而柯尔施已经离开的这个事实并不影响到他们的友谊，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批判的共产主义者。而1929年写《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新序言时，柯尔施说过他自己和卢卡奇之间达成的共识实际上比他原先想象的要少。这其实要涉及他们对于俄罗斯所持的不同立场。正是这一差异，而不是其他任何哲学上的问题，才是造成他们分歧的主要根源。柯尔施还认为，卢卡奇仍然保留了比之于自己而言要更理想主义一些的哲学背景。但除此之外，他们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直到卢卡奇去往苏联，这以后他们完全断了音讯。
弗雷德·哈利迪：1923年，柯尔施在图林根州的德共党—独立社民党联合政府统一战线内担任部长，其间遭到德国国防军的镇压。柯尔施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赫达·柯尔施：从1920到1923年，他一直在耶章教授法律，即便在图林根州议会任职代表期间，他也没有间断他的工作。他在许多地方发表了政治演说，并活跃于德共党内部的政治事务。在图林根州，绝大多数群众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共产主义者，1923年9月，这两个党派的联合政府成立了。
德国共产党青睐有正规教育背景的骨干，因此柯尔施成了司法部长，这持续了六个月。他对于革命起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联合政府的组建本该做好地方上的准备的，然而基于但凡有一线成功的机会就理应尝试的想法，他的态度仍然不失积极。况且他也有出于现实的考虑，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叛乱一旦失败后，纳粹就会想办法转而进入图林根，所以工人革命即使没办法自己成功夺取政权，至少也能够以武力阻止纳粹夺取政权。拥有军事经验的柯尔施负责军事行动前的准备，但他们实际能做的很少。一位俄罗斯高级军官为他们提供参谋。他们开展了训练并长久持续行军，计划实现纳粹入侵时所需高度的水平。
然而图林根的起义最终也没有发生，因为在一切准备计划就绪之前国防军就入侵了。柏林联邦政府宣布了图林根州法律与秩序的崩溃，暴徒们已经接管了一切。当然在事实上，和平的日常生活并不会停止它前进的步伐，到达的士兵反而因为看不到任何混乱无序，也没有人出来攻击他们而感到惶惑不安。但地方政府的成员们不得不转入地下，新闻报道，包括一些外国报纸，声称他们已经逃往荷兰和丹麦。实际上他们差不多只逃到了莱比锡那么远，距离耶拿坐慢速火车一个小时左右的里程。柯尔施被迫销声匿迹，而我则被捕入狱，好在四个月后图林根政府解散之时特赦令下来了。
1924年新的选举在紧急条例下进行，柏林政权要求确保没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府成立。更有甚者，图林根后来产生的政府还属于德国范围内建立的第一批纳粹政府之列。随之而来的是卡尔在耶拿大学的讲课被禁止。然而，在1924年他再度当选州议会议员，同时还入选了国会，所以我们搬到了柏林。
弗雷德·哈利迪：长达一年里，他既是党内理论刊物的编辑，也是德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心。但正是在党内影响力最大的时刻，他就已经开始挑战党的主导路线了。他面对当时共产国际的变化是怎样的反应呢？
赫达·柯尔施：他日益关心俄罗斯方面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在列宁去世以后。当然他还是保留着他的怀疑。只不过在图林根，德国共产党势力强大，当地的同志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愿意为阶级斗争牺牲个人的舒适、金钱、时间和工作。会议和委员会等所有这套东西也有许多。接下来指令却开始越来越多地从莫斯科那里过来，规定在会议上讨论什么，以及要向他们递交什么决议。而二十年代早期的那些普通民众还认为是他们自己在塑造自己的行为，现在突然之间国际领导开始插手并指挥这一切。但卡尔坚持认为德国共产党是唯一不论任何方式都要斗争下去的政党，而社会民主党人毫无疑问不会这样去做。所以他还是留在党内，尽管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会被开除。1924年，他去莫斯科参加了第五次共产国际大会，在那儿他意识到自己处在危险之中。有同志警告他说，他可能会被拘留，因为他受到严重的怀疑，指控他散播背离苏联领导层的煽动性言论。于是他在原定的出发计划以前就离开了，而他在那里时也没来得及对苏联形成真实的印象，他一心都扑在会议本身之上了。
他和其他反对派组织也接触过。他在莫斯科同意大利领导人阿马迪奥·博尔迪加见过面。之后他遇见了俄罗斯工人反对派的萨普罗诺夫，后者可能在1925年后的某个时间由一次秘密之行来到柏林。他们谈了很多，彼此能很好地理解对方，并在反对派工作的合作上达成了共识。萨普罗诺夫和柯尔施一致认为，通过为不同群体争取更多下放权力和自由而提议的措施与运动，他们能做些真正有意义的事。他们愚蠢地约定了一套互相往来的密码，而这密码当后来在俄罗斯被发现的时候却反而招致了萨普罗诺夫的覆亡。从德国拿到一封加密信是件危险的事，解密倒是不难，因为卡尔教过我怎么做。据我所知，他和托洛茨基没有什么联系。纵然他认为托洛茨基在许多事情上是对的，也赞成永久革命的观点，但他觉得托洛茨基还是会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和同盟玩权力游戏，这是柯尔施不能苟同的。托洛茨基还写过或是说过一些东西，它们可以清楚表明他处理阶级斗争有着不同的方式：托洛茨基比柯尔施更少强调工人们在意识上的需要，他更加重视党的领导问题。
弗雷德·哈利迪：1925年，他被撤去《国际》杂志编辑职务，并于1926年被德国共产党开除。自此直至纳粹夺取政权以前他都在从事什么政治活动？他与布莱希特的关系又有什么特点？
赫达·柯尔施：他被逐出共产党后出版了两年《共产主义的政治》杂志，用德国国会议员的薪水承担着它的开销，而我们则靠他在耶拿的薪水和我的教学收入维持生计。这本杂志用的是报纸的版式，且几乎是自给的。在1933年以前的整个时期，柯尔施发展了他对几个关键主题的理解，并继续讲授马克思主义。他研究地缘政治、世界历史和数学，还同柏林大学的一名教授一道对现代数学思想进行了十分彻底的研究，那名教授后来不幸死在了纳粹手里。他还是经验哲学协会的成员。他也深入到对于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问题的考察之中。他研究了各殖民国家的发展，因为他认为殖民地的解放也即将到来，并将彻底改变世界的政治局面。那个时期我们和以马利克出版社为中心的整个团体有密切关系，其中包括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菲利克斯·韦尔，他为出版社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学院提供资助。他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朋友，也是他给了我们房子的首付。1928年8月的一天，他邀请我们去看三便士歌剧院的首演，于是我们一同去了。演出结束后我们和其他一些左派艺术家一起去拜访布莱希特。那天晚上乔治·格罗兹也在那里，我们都非常兴奋。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全新的、非常值得的。从那时起柯尔施和布莱希特经常见面，卡尔在柏林讲授课程时布莱希特也曾经参加过。但他和布莱希特很快发现这是不够的，于是开始在特别安排的聚会上见面，每个人都会带四五个同志前来。他们继续见面，直到事情对于10到12个人在一起的集会而言太不安全了才不得不停止。
柯尔施的讲座开在卡尔·马克思学校，这也是我教书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实验学校，它包含了从幼儿园到高中教师培训乃至博士为止的所有课程。我们常说它把学生“从摇篮一直带到坟墓”，这实在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学校校长是一位社会民主派人士，而那里还有一帮想破坏这一套东西的老教师。但学生的父母中有许多共产主义者，因为学校办在无产阶级聚居的柏林市郊新克尔恩。学校有四类培养方向，其中三种都是从十岁正常上高中开始，一类是人文学科和古典语言的学习，一类是数学和科学，另一类则是侧重于哲学、文学和历史的人文研究。而第四类是为有天赋的孩子所设的。尽管我们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改革德国的教育体系，但我们能够将一些十三四岁的孩子从公立学校带出来，使他们达到可以通过高中毕业考试的水平。学校之所以叫卡尔·马克思学校，并不是教师或学生做出的决定，而是因为这里完全是德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市区。我们过去常常腾出教室给外面来的人讲座用，只要他们的讲演符合卡尔·马克思精神，那儿也就是卡尔曾经发表讲话的地方。
我记得他在1933年2月28日晚所作的最后一次讲话。当时国会大厦正被焚烧的消息传来，正是讲座结束我们都在咖啡馆的时候。不少当场在座的人那夜没有回家。其他人回家后就被捕了。有关公务员政治可靠性的法律于四月份出台，柯尔施和我因此失去了我们的薪水。5月1日我被解雇，我们的银行账户也被没收充公。所以我们身无分文，于是我去瑞典找工作。起初，他留在柏林，不在家里睡觉，试图组织反希特勒的地下活动。许多人依然坚信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春天时他和我以前的一名学生在柏林外的一个森林里举行了规模相当大的会面，与会者有各路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基督徒、工会、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和美学文化社等其他分散的团体。他们开了一场大会，算是有史以来脱离希特勒监控之下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试图在德国境内发展出斗争的方式，但其中大多数人很快就被逮捕监禁或是遇害了。柯尔施没有被抓，他一直撑到1933年深秋，连在工人们分的屋棚里都没可能安歇的时候。那时的他对于朋友们来说是个负担。布莱希特曾邀请他到丹麦去，于是他前去他那里落脚。
弗雷德·哈利迪：他从1936年直到1961年离世始终在美国生活，虽然战后他也曾回访欧洲。他后期的著作好像流露出一种更为悲观的论调，有时似乎整个地离弃了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些年里他的政治和理论活动是什么？
赫达·柯尔施：他先去了丹麦，然后到了还维持着联络的英国。舒斯特已经去世了，不过他的妻子还健在。柯尔施也认识不少英国的年轻人，像斯本德和伊舍伍德这些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来过德国的，那个时候的德国似乎还是自由和政治实验的中心，他们在柏林曾拜访过我们。卡尔试图在英国找到工作，但极其困难，因为当地的共产党人不断向民政处告发他，说他是一个可疑人物，有可能是一名纳粹间谍，因为既然他不是犹太人，他就没有理由像他现在这般不寻常地离开德国。唯独有一个对他待在英国有利的结果是，他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委托，被要求写作他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书。他并没有将他的《卡尔·马克思》当作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的发展，或是与他自身关联的政治行动，而仅仅是对马克思的思想本身作出自己的阐释。他把它当成一本教科书和一部真诚的作品来对待。
1936年，他前往美国，初到时他对这儿的发展可能性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但这种心态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他很快就领会到了事态的朝向。另一方面他也看到美国资本主义内部势力的运转是如此地不同，并且是如此地强大，以致人们根本无法准确预测它们的方向。剧变有可能会在此发生，他想，但情形是这样糟糕，以至于事情变化的唯一出路只能是让自己变得更糟。因而他并没有在美国投身任何重大的政治活动，尽管偶尔受邀给一些小型政治团体演讲，战争期间他也在军校发表过讲话。但他在美国的主要事业还是写作。
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对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命运都感到悲观，即便对苏联也完全一样。哪怕斯大林逝世之后，他也不抱什么希望。虽然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非常感兴趣，而且很早以前在德国就是蒋介石的老对手了，但他没能以足够健康的身体状况活到（也就是到1957年）可以对中国革命形成太多看法。在最后一次欧洲之行中，他拜访了南斯拉夫，那里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他认为这个国家还在相当原始的起步阶段，他想知道它能走多远，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殖民地国家上——他认为它们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欧洲则相反。
柯尔施在1950年发表的名为《马克思主义十论》的讲演很容易遭人误解，实际上它绝非旨在拒斥马克思主义本身。《十论》本来也没有意图要发表，虽然我后来允许它们出版了。卡尔的兴趣在他的人生尽头也还是聚焦在马克思主义上。不过他试图依循他自己的理解而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新兴的发展上去，尤其是在两个方面。其一，正如我之前提及的，是通过对殖民世界的研究。他认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欧洲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的人们必须看得更远，这种考虑与他对世界历史学家的兴趣密切相关。在他1946年关于菲律宾的文章中，他清楚地揭露出殖民地在名义上独立的本质。他当时的另一个主要思考是关于为回应其他学科的进步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扩展。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自马克思时代以后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应当相应地发展自身以求理解时代。他未尽的文章《关于“废除”的手稿》就是一个推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理论的尝试，内容着眼于构成我们社会的分化——例如不同阶级间、城乡间与脑体劳动间分化——在未来的最终消除。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