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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译本导言
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
1970年7月
尹铭 录入
卡尔·科尔施，1886年8月15日生于汉堡附近的托兹泰特[1]。他的父亲出身于东普鲁士的小农场主家庭，是一个银行职员。在托兹泰特居住一段时间后，他全家迁到了图林根的迈宁根。在那里，科尔施上了中学。后来他又去慕尼黑、柏林、日内瓦和耶拿，接受大学教育。在大学他学过法学、经济学和哲学，还参加了“自由学生运动”组织，这个组织与反动的民族主义的“学生联谊会”相对立。主张学术界要同社会主义运动建立联系。1910年，他在耶拿大学以关于认罪的举证义务问题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次年，这篇论文在柏林出版。
1912年至1914年期间，科尔施在伦敦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在那里他参加了“费边社”，受到了工团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在这段时期，他认为“费边社”和工团主义运动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性内容和积极的民主方面，而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只是消极地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他还为德国的几家期刊撰文，评论英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英国的法律、妇女参政权、农业政策、英国文学家高尔斯华绥和英国大学的状况[2]。1913年，他和赫达·加莉雅蒂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他们和睦相处，白头到老，并且经常合作从事理论工作。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科尔施回到德国。由于他反对战争，被从预备役中尉降为下士，尽管他从未拿过武器，他还是受了伤，两次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战争结束后，1919年他成了耶拿大学的讲师。
战争标志着科尔施积极的政治生涯和最紧张的理论创作时期的开始。1917年，他参加了从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分裂出来的左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当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再度分裂时，科尔施和大多数成员一起参加了德国共产党（KPD），但他对列宁主义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有一些保留意见，在1918年11月推翻德国皇帝并宣告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后这段时期里，欧洲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德国，处在革命的酝酿状态。柏林兴起的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1月）和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4月）全被血腥镇压了。但在这两年内，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和工团主义的观念仍然激发了一种积极而广泛的工人委员会运动[3]。科尔施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他认为这个运动正在实现他战前在伦敦提出的大部分观念。他还参加了柏林社会化委员会，并为革命刊物《工人委员会》撰稿。
在这个时期，他关于工人委员会的作品可分为两个分阶段：1918年到1920年的作品反映了这场运动的刻不容缓性和乐观主义；1920年到1922年的作品表达了这场运动活力的衰落和对更为批判性的反思的需要。当运动处于高潮时，科尔施为建立在工人委员会基础上的国民经济精心阐释了一种假设的经济体系。每一个工厂都要由工厂委员会来管理，工厂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基本机构。在《什么是社会化？》（1919年3月）一书中，他设想了一种经济组织体系，叫做“工业自治”，认为国民工业的每一部门都应由一个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的委员会来管理[4]，每一个工厂在其行业内应有有限的自由。决策将涉及到产量，工作条件和赢利的分配。在这个体系的第一阶段，生产资料将被社会化，而工人仍根据产量而获取报酬；在第二阶段，劳动自身也将社会化，工人那时将按其需要而取酬。在这部著作中，科尔施所关心的不仅是要提出他感到在战前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所缺乏的积极内容，而且也抨击了当时流行于德国的“国有化”和“工人参政”的改良主义的和社会民主的观念，这些观念企图使工人委员会运动偏离它的革命目标。这些改良主义的观念在1920年2月的魏玛宪法中找到了它们的表达。
当德国资本主义稳固了自身，工人委员会运动衰落的时候，科尔施试图分析1918——1920年高潮的失败原因。尽管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强调缺乏一个掌握政权的革命组织，科尔施却强调，对于这种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文化的前提也是缺乏的。“由于缺乏夺取政权的社会——心理前提，在1918年11月之后那关键的数月之中，当资产阶级有组织的政权被粉碎，而且表面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再有什么障碍时，却未能把握这一有利时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对于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信仰，而正是这种信仰才能带领群众一道前进，并使人们明确认识到应迈出的最初几步的性质。”[5]科尔施把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归因于缺乏意识形态准备和政治领导，这一分析标示着他此后著作的许多主要特点。他写于1922年的著作《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是根据他给工人的一个讲课教程而写成的，它表现了一种为工人委员会提供一部无产阶级法律的尝试[6]。科尔施论证说，关于劳动的法律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决定性领域，它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结构。在这部著作中，科尔施早年的法律修养表现得很明显。科尔施认为，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法律表述，是这一革命运动的关键的意识形态任务[7]。人们可以这样说，科尔施在加入德国共产党这后所写的这部关于工厂委员会的论著，比他较早的著作有着更多的列宁主义的特征。与荷兰的左派潘涅库克和高尔特相比，尽管科尔施仍然承认在无产阶级体制的三角形中工厂委员会是首要的，但他同时也强调了对党和工会的需要[8]。这部论著始终假定俄国苏维埃政治生活的中断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偶然现象，是由战争和饥荒给布尔什维克党造成的。
科尔施关于工厂委员会的著作及其最初朝着列宁主义方向的发展，恰与同时期在都灵从事苏维埃运动的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形成对照[9]。像科尔施一样，葛兰西也试图把为1914年——1918年大战所引起的工人自发掌权运动理论化。两人都认为，未来的革命国家的先兆是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制度在此时此地直接建立。然而，像葛兰西的早期著作一样，科尔施在《什么是社会化？》中所精心设想的无产阶级国家，却避开了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起义和实现起义的党组织的必要性这些核心问题。1920年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后，他们都分析了这一挫折的原因，但葛兰西承认列宁主义的关于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战斗中必不可少的组织的理论，比科尔施走得更远。葛兰西写道：“革命有如战争，工人阶级的总参谋部必须时刻准备革命。”[10]相反，科尔施却通过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未能提供关于革命的主观前提的理论，而发展了这种理论。然而，科尔施在这里肯定和葛兰西有一定的类似性，尽管葛兰西比科尔施更强调党的重要性，但他也强调在市民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必要性，因为统治阶级的权力是靠它的凌驾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上的意识形态优势或霸权地位来维护的。科尔施和葛兰西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战线展开斗争。在他们两人看来，对观念领域的积极介入，必须从批判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和机械论倾向开始。
科尔施通过在两个层次上的著述，表达了对这种理论的强调。在一个层次上，他着眼于党员，写了一系列教育性的小册子和文章，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在1922年他出版了三本这样的书。《唯物史观的基础》开首篇是一篇叙述在革命运动中理论对实践的基本关系的论文，其中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许多命题。随后，它借助于广泛的引证，这些引证不仅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而且也来自《福音书》、莎士比亚、黑格尔、歌德和谢林，来阐明各种关键性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诸如“阶级斗争”和“辩证法”。另一本类似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37个问答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最后，科尔施出版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大众版，附有他所写的政治性导言，强调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对于当时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直接问题——夺取国家政权——密切相关。[11]
在另一层次上，科尔施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衰落和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状况作了分析。这一分析的结果便是发表于1923年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它直接地来自他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与德国革命运动的客观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一开始就指出，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都没有看到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他们也没有理解黑格尔哲学在19世纪40年代衰落的原因。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理解在1848年革命之前唯心主义和处于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辩证和实质性的关系。既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代表着资产阶级发展的这一英雄时期，那么，当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时候，这种唯心主义也就是衰落了。新的革命阶级是无产阶级，它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中找到了自己理论上的表达。因此资产阶级哲学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本世界观之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哲学的继承人。
第二国际搞混了这一关系，因为它自身已不再是革命的了。它不再体现那种决定着马克思的原作的原则——批判的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取而代之的是，理论仅仅是对于既定形势的消极而静止的分析。不再表达任何革命的直接动力。科尔施试图把这一理论危机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中来考察。因此，他做了一个新颖的和极易引起争论的尝试，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自身。在1917年之后，一个新的革命形势已出现在欧洲。列宁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关系，重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类似的胆量，科尔施企图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对哲学以及对一般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不同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科尔施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意识形态层次的特殊自主性及其它实际后果：即使在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会自行消失，我们必须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之斗争。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是“先验地低估”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机制的复原力。科尔施早先关于无产阶级法律的著作，可以看作他认为在反对这种机制的斗争中必需的那种理论工作的一个具体例子。反过来说，纯粹学究式的批判也是无用的。任何社会的物质基础都是在其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如果要在理论上克服社会的精神上层建筑，必须在实践中推翻这一基础。“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唯有把握资产阶级革命和它在唯心主义哲学之中的理论表现之间的历史关系，工人阶级才能够克服这种哲学，并在实践中摧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势力。
科尔施强调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历史关系以及成功的革命的主观前提，类似于在科尔施的这部著作即将印刷之时已出版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命题。在一篇简短的《代替前言的跋》中，科尔施写道：“就我已经能够确定的观点而论，我很高兴基本上与作者（卢卡奇）的观点相合；若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哲学基础上来看，这些观点在许多方面与本书中所提出的问题相关。在我们之间的关于实质和方法的特定问题的意见分歧上，为以后的讨论着想，我保留一个更可理解的立场。”[12]然而，当他在1930年的《反批判》中进行解释时，他并未公开他对于卢卡奇著作的看法，尽管他逐渐看到了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比他最初意识到的更多的分歧，他们之间最明显的并在后来阻止他们进行有益合作的分歧，是官方共产主义对他们各自著作的政治性反击以及他们自己对这种反击的不同反应。虽然他们一起被谴责，却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卢卡奇作了一个一半出于策略一半出于诚实的自我批评，留在了共产主义运动之中。而科尔施则没有这样做。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发言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直接反应毫不含糊地是敌意的。在《社会》上，在为他自己的变节开脱的一个自我辩解性的评论中，考茨基避而不谈科尔施关于黑格尔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论点。然而，他的确转弯抹角地承认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革命的了：“对科尔施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社会革命的理论，别的什么也不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便是确信，社会革命中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只有在特定的国家和时期才是可能的。科尔施所属的这个共产主义宗派已完全忘记了这一点。”[13]
官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同等敌视的。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科尔施是这次会议的德共代表——的开幕词中，攻击了科尔施，卢卡奇和格拉齐亚德：“格拉齐亚德同志在意大利出版了一本重新收入他以前所写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书，当时他还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不能不受惩罚地畅通无阻。我们也不能容忍我们的匈牙利的卢卡奇同志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做同样的事情……。在德国共产党内我们也有类似的倾向。格拉齐亚德同志是一个教授，科尔施也是一个教授（插话：‘卢卡奇也是一个教授!’）。如果我们再多几个这样的教授来编织他们的理论，我们将会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容忍在我们的共产国际内部有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14]科尔施也受到了由德波林和他的学生卢波尔领导的苏联党主要的哲学家们的攻击。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苏联两次被翻译。[15]德波林指责科尔施和卢卡奇两个人是唯心主义者，但他本人也在苏联哲学界进行了一场“辩证论”派反对“机械论派”的激烈斗争。在1929年明显地击败了“机械论者”之后，他自己也在1931年被斯大林斥为“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
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共产国际中引起了比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更大的轰动。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这样来解释：即在那一时期，在它的发表之时和之后，科尔施是德国共产党——当时在世界上除苏联之外，它是主要的共产党——的一位最著名的成员。在1923年，他被选入图林根议会，在同年10月，他成了图林根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司法部长，共产党那时正在准备发动一场武装起义。根据党的指示，科尔施利用他的部长职权，能为革命开始时掌握武装和推翻国家机器提供便利。但计划中的起义被取消了，而且当汉堡爆发了一次地方性起义时，军队成功地镇压了它。
1923年10月的巨大失败，导致了德国共产党被取缔和它的党员损失50%。在党内，前任布兰特勒的领导权被剥夺，由A·马斯洛夫和R·费舍的“左派”领导所取代。党的新路线强调需要作更有组织的革命准备，并拒绝对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任何统一阵线政策。在这一向左的运动中，科尔施成了党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和党的理论刊物《国际》的编辑。他还成了德国议会的共产党人议员，这个职位他一直保持到1928年。
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共产党内有多种多样的政治观点，其中大多都倾向于掌握领导权处于官方地位的左派。[16]在1924年到1929年出现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它们被子逐渐清除和清洗了，德国共产党被改造成一个严格地按照斯大林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党。政治上的争论集中在几个问题上：议会和工会策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发展，欧洲资本主义的状况。虽然科尔施在1923年10月之后站在费舍——马斯洛夫集团一边反对布兰特勒，但他也反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对俄国共产党人的屈从，尤其反对关于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一个暂时的稳定状态和革命不再很快成为可能的官方观点。作为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不仅由于他的哲学观点而被季诺维也夫所指责，而且还因为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布哈林和工人贵族理论的文章而受到布哈林的质问：“我们必须问：《国际》杂志的编辑怎么能不进检查呢？科尔施说：那只是发表出来供讨论的。同志，我们不能发表每一句蠢话来供讨论。这已经够了。”[17]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显示出了科尔施与费舍——马斯洛夫集团逐渐加剧着的分裂。后者与俄国领导人结盟，而科尔施则与波尔迪加领导的意大利左派形成了一个反对派集团。在1925年2月，他被撤消了《国际》杂志编辑职务，从那时起，便与党的领导公开对抗。
1925年7月的德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在组织上“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这既意味着更严格的中央集权主义的控制，也意味着对官方苏维埃立场的更为坚决的支持。不久之后，费舍——马斯洛夫的领导权也被剥夺，而由台尔曼和他的合作者所取代。这是他们的俄国保护人季诺也夫垮台的结果。德国共产党开始重申，世界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主要的危险则是来自以兴登堡为代表的“君主主义者”。科尔施集团反对这种分析，并以《共产主义政治》杂志为核心在1926年3月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这个所谓的“真正的左派”，在最初只是德共内的一个派别。他们的纲领阐明资本主义仍未稳定化，“客观上需要具体的革命策略”。[18]德共应当抛弃它的“议会迷”而采取“明确的革命阶级政策”，以造就一个建立在工人委员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失业工人的组织和动员，以及独立工会的建立，是德国政治的前提。要拒绝与社会民主党建立任何联合阵线。
这些后期的极左立场，反映在科尔施——卡茨（Katz）集团关于世界形势的观点中。他们反对新经济政策，卡茨集团还断定，苏维埃国家现在是一种“富农的专政”，并称斯大林为“农民拿破仑”。科尔施认为，共产国际已经成了俄国对外政策的工具，“稳定化”理论反映了一个防御性国家企图与世界资本主义结成联盟的需要。科尔施支持由施略普尼柯夫（Shlyapnikov）和萨普尤诺夫（Sapronou）领导的“工人反对派”，但反对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对此，托洛茨基严厉地谴责了科尔施对苏联的轻率批评，并且左翼反对派正式声明脱离1927年的著名政纲中科尔施的立场。[19]
科尔施——卡茨宗派最初打算在德共和共产国际内进行斗争，但在1926年2月至3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德国共产党接到进行更彻底的清洗的指令。布哈林抨击科尔施关于共产国际的分析，季诺维也夫则指责科尔施为“疯狂的小资产阶级”。科尔施收到了最后通牒：要么放弃议员席位，要么从德共中被开除。他拒绝照办，结果在1926年4月被开除出党。他继续进行了两年政治活动，并保持着他在议会的席位（1927年，他是德国议会中投票反对苏德贸易协定的唯一议员）。但是，极左派被清除出德国共产党不久之后，又分裂成许多小集团。1926年4月，科尔施在汉诺威与卡茨为首的集团决裂。因为后者分裂了共青团组织的当地支部，并唆使其信徒去占领德共报纸在那里的办公室。科尔施批评这是向党的领导权的挑衅；他还打算与被罢免的前领导人费舍和马斯洛夫一起工作，但被卡茨否决了。卡茨因此指责他企图成为“另一个列宁”。1926年9月，“坚定的左派”集团分裂了，科尔施的追随者联合在靠他的议员津贴资助的《共产主义政治》杂志周围。在1927年5月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共产主义政治》决定，在作为德共的派别和新党之间采取一种中间态度，但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退却状态的说法。科尔施与挪威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意大利波尔迪加集团有着国际性联系；但是，1928年《共产主义政治》停刊了，从此科尔施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成员的时期也就结束了。
1928年之后，科尔施继续写作和讲演，并与早在两年前就出席科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座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开始了一种密切的精神友谊。1933年2月，在国会起火的那天夜里，科尔施了表了他的最后一次政治性谈话，并且不得不在当天夜里逃离德国。在1928年至1933年间，科尔施拿出了大量的思想成果。1929年，他写了抨击考茨基的长篇论文《唯物主义历史观》，1930年，他重新发表了以《反批判》为序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捍卫和阐述他在1923年的立场。在1931年的《关于黑格尔与革命的提纲》[20]中，科尔施继续断言黑格尔哲学的是代表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就和局限性的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顶峰。因此，它既是革命的哲学，又是复辟的哲学。这种模糊的辩证法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接受，他们的唯物主义因此是过渡性的：“由此被创造的东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但这不是由于它是从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相反，恰恰由于它是从资产阶级革命中浮现出来的；既然存在着这种关系，那么，它的形式和内容仍然像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一样，打有雅各宾主义的标记”。
在流亡中科尔施继续进行他的理论工作，在1938年出版了《卡尔·马克思》，这部著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传记，还不如说是对其成熟时期的理论的分析。[21]《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渊源关系，而《卡尔·马克思》则表明它如何同时起源于古典经济学理论。像黑格尔一样，李嘉图也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并且在这样做时，揭露了它作为一种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科尔施追溯了马克思的思想从哲学到科学的逐渐发展，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认为经济是即定的首位的东西的最初阶段，到“1847年在布鲁塞尔对德国工人协会的讲演中它的第一次科学表述”的发展。[22]《卡尔·马克思》以一种便于理解的方式展现了在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中心命题，科尔施认为，早期的马克思仍然处于哲学残余的影响之下，只是在他后期的著作中，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才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科学。科尔施还认为，马克思从未完全从其早期的哲学形态中解放出来，即使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也是如此。[23]
科尔施的工作经常被看作类似于卢卡奇和其他最新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强调诸如“异化”之类的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地位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但是，《卡尔·马克思》明确地使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异化劳动的“前科学”的哲学分析与后来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科学分析形成对照。尽管科尔施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不是一个分析系统，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革命批判，但他总是强调马克思后期著作的重要地位。这个思想贯穿于他的著作，从他的1922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导言》到1938年关于马克思的书。科尔施对哲学的关心不是要表明马克思是“哲学的”，或者要从“早期马克思”寻出支撑物。他的目的是要表明，马克思超越了“哲学”，但继承了作为古典唯心主义独具特征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相互关系，并第一次给了它唯物主义的基础。《卡尔·马克思》重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是一种对社会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经验考察，无需哲学上的支持”。[24]
科尔施的流亡生活意味着他与布莱希特的关系进一步加深。[25]布莱希特后来说，他之所以选择了科尔施和社会学家弗里茨·斯顿伯格（Fritz Sternberg）作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者，是由于他们不是正统的党的思想家。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有分歧，但科尔施和布莱希特一直保持着关系，直到布莱希特于1956年去世。1933年之后，科尔施和布莱希特住在丹麦一起工作；当科尔施1936年移居美国后，他们有通信联系。科尔施的《卡尔·马克思》激发了布莱希特打算按卢克莱修《物性论》的风格以六步韵诗的形式重写《共产党宣言》的热情。在1945年他把他的诗稿送给科尔施评论。他的信是这样结尾的：“我希望您不要悲叹得太多，您知道您是我们生活的导师，放心好了。您的亲爱的老布莱希特。”[26]科尔施对布莱希特的影响有多么深，这是不清楚的；要证明布莱希特在发展自己的戏剧观时为科尔施的意识形态斗争理论所影响，也是一个思辨性问题。同样，科尔施和卢卡奇在他们理论工作上的内在差异是否清楚地反映在卢卡奇和布莱希特的互相抵触的美学理论上，也是无法肯定的。布莱希特和科尔施在政治上是不一致的，但有一次布莱希特写信给科尔施说，“我们对于苏联评价长久以来就不一致，但我几乎相信，您对于苏联的立场不是唯一从您的科学发现中推导出来的。”[27]当科尔施出现在布莱希特的《墨翟：变易之书》中时，显而易见地被乔装为“柯”和“卡奥什”，两个之间讨论的主要话题是斯大林主义。
从1936年到1961年去世，科尔施一直生活在美国。1943年到1945年期间，他在新奥尔良的图拉恩大学教社会学，从1945年直到1950年，他在纽约的国际社会研究所工作，同时发表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28]他还和柯尔特·列文（Kurt Lewin）一起进行过场论的研究，其迹象可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中对于定量化和经验调查的强调中找到。[29]
到了50年代初期，无论如何，科尔施明显地为他的孤独处境和日渐增长的悲观思想所苦恼。在流亡中，中断了与政治斗争的任何直接关系，在冷战高峰时期的写作，这使他陷入了绝望，放弃了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联系。[30]但在1953年之后，他希望复苏了的苏联能有变化。在晚年，他对殖民地世界有了日益增长的兴趣。在中国革命胜利前，他为一本有计划地编选的毛泽东论文集写了导言，强调其理论上的独创性；他对亚洲和非洲的发展，有了一个乐观的看法。[31]
1956年，做了最后一次欧洲旅行，并在同年患上了慢性的致命的疾病，1961年10月21日，他死于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他的妻子赫达·科尔施博士在世更久。
科尔施是20年代和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最令人感兴趣、最具独创性而又反复无常的一个人。[32]在他的同时代人当中，他不仅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而且对于先前的资产阶级古典思想家们的著作，都有着罕见的知识和理解力。他的不幸命运是由于他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不断强调，他本人和他的工作都成了列宁死后欧洲工人运动斯大林化的牺牲品。拒绝接受官僚化了的德共政治领导，使他陷入了极左的观点，并离开了工人阶级；在流亡中，他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他个人的道路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重新出现的革命失败的许多不幸结果之一。但是，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出现的革命阶级的政治，已经再度对他的著作发生兴趣，并为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批判地评价他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机会。
弗雷德·哈利迪
1970年7月
[1] 有关科尔施传记的最可靠的资料来源是埃里希·格拉赫为1966年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所写的导言和传记注释，赫尔曼·韦伯的《德国共产主义的转变》（欧洲出版社，1969年），以及《抉择》杂志关于科尔施的专期（柏林，1965年4月，第41期）。
[2] 参见《路边社》，载《行动》第4卷第8页；《谈谈对英吉利法律的认识》，《国际法杂志》第14卷；《英国的自由》，《行动》第5卷第7页；《英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和前景》，《行动》第6卷第4页；《高尔斯化绥》，《行动》第5卷第9页。
[3] 参见P·V·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工厂委员会》（杜塞尔多夫，德罗斯特出版社，1963年）。
[4] 他在这段时期写的最重要的文章，后来以《社会化文集》为题重印（欧洲出版社，1969年）。奥尔岑在《十一月革命中的工厂委员会》一书中，G.E.拉索尼在《科尔施与议会-工会战略》一文(载《社会主义问题》，1969年第41号)中，论述了科尔施的作用和思想。
[5] 《社会化文集》第74页。
[6] 除去关于1920年魏玛宪法的一些片断外，它以《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为题重印（欧洲出版社，1968年）。
[7] 同上，第26页。
[8] 同上，第138页以下。
[9] 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的苏维埃》，《新左派评论》第51号，附有一个导言。关于葛兰西思想的其他有有关方面，J·M·坎默特在《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一书中进行了讨论。这本书也叙述了葛兰西与科尔施20年代中期党内斗争中的意大利盟友波尔迪加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联盟，科尔施集团才把葛兰西载于《新秩序》上的著作批评为“意大利共产党主义的唯心主义传染病”（格拉赫，《社会文化集》，第11页）。
[10] 《新左派评论》第51号，第27页。科尔施对列宁的政党理论的正面主张以及他对卢森堡的政党理论的反对意见，参见《列宁和共产国际》，《国际》，1924年。
[11] 本书收入了科尔施的这篇导言。
[12]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第71页。
[13] 《社会》，第一期，第310页。
[14]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缩编集》（英国共产党发表），第17页。
[15] 关于德波林本人的著作（包括他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批判性评论），参见《关于辩证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的争论》，德波林和布哈林著（苏尔坎普出版社，法兰克福，1969年）。
[16] 德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重新组织和左翼反对派的政纲，在下列著作中有叙述：O·K·弗里希瑟姆的《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共产党》（欧洲出版社，1969年）赫尔曼·韦伯的《德国的共产主义的转变》——一个关于布尔什维克化和德共内的清除左派的详细分析；S·贝尼的《卢森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德共党内的“极左”反对派》（《现代史季刊》1961年第9卷，第359-383页）。关于德共对科尔施的立场，可参见《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科尔施》，载于《国际》1926年8月号。
[17]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135页。
[18] 在前引贝尼的著作中有一个概述，第372页以下，并在科尔施的《共产国际的道路》（柏林，1926年）中重印。科尔施这一时期的政治性论著包括：《围绕着共产国际的左派的斗争》，（《共产主义政治》，1926年第18期），《苏维埃俄国的十年阶级斗争》（同上，第17-18期，1927年）。
[19] 托洛茨基关于科尔施的观点，参见《保卫苏联和反对苏联》，《著作集》第1卷，1955年，巴黎。
[20] 重印在《抉择》第41号上。
[21] 《卡尔·马克思》（查普曼和霍尔，伦敦，1938年。1963年在纽约重印）。
[22] 第4章《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和科学批判》。这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注88，第30页以下）更为详细的阐述。
[23] 《卡尔·马克思》第231页。
[24] 《卡尔·马克思》第169页
[25] 参见《抉择》第41号中有关科尔施和布莱希特的论文。这包括科尔施对布莱希特的富有诗意的《宣言》草稿的评注，科尔施著作节选和一篇W·拉希论科尔施的文章：《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教师》。
[26] 《抉择》第41号，第45页。
[27] 《抉择》第41号，第99页。
[28] 《为什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月刊》，第九卷，第2页），以及在《委员会通讯》、《现代季刊》、《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和《党人评论》上的其他文章。
[29] 《卡尔·马克思》第236页，参见卡尔·科尔施和柯尔特·列文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数学构造》（《统一科学杂志》，1939年第9卷）。
[30] 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法文版的附录，第185-187页。
[31] 毛泽东强调的革命观念是具体力量，与科尔施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命题有某种类似之处。关于他对殖民地世界的兴趣，见《独立来到菲律宾》（《亚洲》1947年，第21期，第11页）。
[32] 最近关于科尔施思想的最权威和最全面的讨论，见G·E·拉索尼的《批判的理论》波罗尼亚，伊尔·马利诺，1968年），吉塞波·瓦卡的《卢卡奇还是科尔施？》（巴里，戴多纳多，1969年）。两本书都讨论了科尔施对于卢卡奇的关系，讨论了《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和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