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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仑泰：新妇女论 |
无产阶级执政时代的所谓生活革命，不待说，不仅是社会的配给，公共住宅，社会教育以及母性保护等而已；而且是更深刻、更复杂、更多方面地，差不多包涵了我们生活的全领域，很自然地反映于道德和思想之上。这光辉的时代，革命运动的全面——对旧的东西的破坏，对新的生活和经济形态以及人类相互关系的探求和建设；这在历史家们，总会很有兴趣地研究它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包藏有多少丰富的未来嫩芽，这不是现在能计量的。在泪和血中，在破坏过去旧渣滓的内战火线里面，已经有新鲜的、强壮的、青春的、未来的共产主义嫩芽伸出头来，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的；即使这嫩芽被两个敌对的世界的狂暴旋涡所卷起的尘埃蒙蔽了；即使鲜血荫翳了新的奔流的光明，……但是奔流是存在的，它和春天的溪流似地：击碎岩石一般的冰块，洗涤大地，受了共产主义的阳春蓬勃的强烈爱情的燃烧，而潜流于积雪之下。 试看看周围，这还是我们经验过的1917年以前的那个俄国吗？这还是沙皇时代生活着的那些劳工农民或小市民吗？思想感情、欲望、任务，全是不同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状态，全是不曾经验过的新东西。看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着的人们，觉得我们简直是前进了一世纪似的。从这儿可以估计革命落后的国家所起的事变的前途。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事情，那些被资本主义的障碍隔绝了的同胞们，还不能想到。这经验，使我们远离过去的东西，而去接近未来的，成为活生生的东西。透视未来，比透视过去更加容易。我们比较大革命以前，见了更多的东西。我们比较那些没有经过革命战争时代，没有体验热烈、迅速、巧妙、抄捷径走向共产主义的建设期间的同志，知道更多的事物。不管有多大的错误，我们的革命经验，是生活建设的最勇敢尝试，是以几百万人的集体组织成的意志，使经济的盲目力量，服从于自己的一种企图。苏联的十月革命，展开了人类历史的崭新一页。不管到完全实现共产主义时，其路程是怎样困难，怎样辽远，却已开了端绪。工人阶级已经牢牢地把握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在社会建设上的意义，定会向着自己的最后目的，不屈不挠地进行。这个目的，已经不仅是一种幻想，只要向着那一方伸出手来，工人阶级自己的指头，就可以触着它的目的的现实性；而可以感觉到目的的实在性。…… 十月革命所引起的进步，第一是反映在工人阶级的思想和生活的态度上。试看劳动者在革命前，他们是怎样的？当时的劳动者，不是失去自由的奴隶，便是贫穷困苦，被鞭打而仍顺从，再不然，便是虽然愤怒而仍没有气力，他们没有自信，他们以为压迫他们，使他们卑下的法律和秩序，都是不变的东西，假如谁向他们说：“只要有一百万无产阶级想要那么做，那你们就会是生活的主人。”那他们定是疑惑地摇摇头。 可是现在怎样？不待说，工人阶级的生活仍然很苦，他们仍穿着粗陋的衣裳，粗陋的鞋子。他们还在忍受穷困，负担无数的牺牲。可是他们却信赖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既学到了伟大的新的真理，那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领导社会的话，人生、法律、生活——一切都要变化。在沙皇时代的厂主和地主的统治下的人，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成了另一个人，他感觉得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是生活的创造者，他不一定要常常装着苦心创造的样子，他就是创造，就在使经济发展的法则，有意识地从属于集团的意志。在这艰苦的学习中，在这社会的意志克服经济盲目性的胜利中，有着工人阶级的伟大胜利。 再看女工的进步，更加明显。最大的特征是：广泛的妇女大众，她们对社会的爱情，对自己与集团之间的联系的认识，对社会，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义务观念，非常发达，这在若干世纪之间，被教导成仅仅知道对家庭有义务的妇女，是特别新鲜的事情。现在女工和劳工的妻子，十分知道她们是有完全的权利的人民。不单如此，假如她们不负担什么义务的社会工作时，她们一定自己辩解，说是小孩们妨碍了经济，而且指摘我国为小孩的设备太少，“公共之家”的太少等。假如一切都已齐备，她们一定能够在妇女部或劳工合作社中，为党工作。 革命不仅是将妇女从封锁的窒息的家庭气氛中带出，投入于广大的社会生活之内，而且是以异常的速率，将集团的联系的感情灌入她们里面。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成功，就是明显的证据。女工、党外的劳动妇女、劳动者的妻、农妇们，自动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16县里面，大约有15万劳动妇女，在1920年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这就表示她们已经自觉到只有社会化的成长和集团的努力，方可以克服荒废、流行病、寒冷、饥饿。星期六义务劳动即是为集团的自动的工作，是辅助义务劳动制的。工作已经不是被压迫的（如奴隶般劳动以及为贫乏所驱的劳动者的工作），而是社会共同的义务。有如古代氏族的人员，对于自己氏族集团有参加工作的义务一样。非党女工队和我们的妇女代表们，为了准时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抛弃了家事来搬运燃料，扫除路上的积雪，缝补红军的衬衣，分配小孩的衣服，整理病院及兵营的秩序和清洁。她们有许多都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即是说：女工们一星期中一天的休息，是有她们自己应做的家庭事务；可是她们却贡献自己精力于急如燃眉的社会工作。她们意识到：与其失掉为国民经济效劳的机会，不如放弃个人小小的经济为有利。于是妇女为了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而放弃了自己家庭的事务。 或者有人说：这样的女工和农妇，不还是极少数吗？不错！她们还是少数。可是她们的数目，明明地是一天天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而且不单是女党员，连非党的妇女也同样地行动，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少数妇女的行动，终于教育广大群众以同样的精神。以前那些不愿意参加社会工作的妇女，有时甚至很生气地主张她有权利轻蔑社会工作，她讨厌做“被选举者”。她一定要对你多方的解释：她的不做“代表”的精神权利。但是现在，在都市中，简单地否认这问题的女工已经很少，这些年月之间，个人对社会经济的恢复状况和社会的义务、个人的要求等关系的认识，已经提高了。可是在经济封锁时代的情形怎样呢？燃料快完了，而堆满了薪炭的车，放在那儿没人搬动。于是大家叫起来：“为什么不动员人民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流行病发生了，又同样地叫起来：“叫大家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扫除街道！”换句话说：就是要求自动地贡献劳力，以共同力量扑灭经济力的障碍，战胜共同的灾害——流行病。所以当时的劳动者，对于那些不愿以自身劳力贡献于社会利益的人，是加以非难的，新的精神上的法典和新的道德基础，已经建筑起来了。对于逃避工作的人，有了新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是非难懒惰者和工作怠慢者的，可是资本主义的概念，劳动是属于私事的。想工作的，就去工作，不想工作的，就去饿死，或是叫他人代替自己工作。特别是后者，即企业家的态度，反而特别被尊重。假如资本主义社会要非难怠惰者，那一定不是非难要别人为自己工作的人，而是非难为他人工作的人。假使这时候，谁没有使尽自己的全部劳力，就是欺骗主人，使主人的利益减少，所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就以懒惰、怠慢和“恶德”的烙印，安置在这些人身上，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观。但是靠了地位或勋章的关系，而得到了职务的资本家的儿子或贵族少爷，他们虽是极露骨的庸碌无能者，然而他们并不因不工作而受非难。因为人们勤劳或不勤劳，是他的私事。——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见解。农民或私有者，纵使懒惰怠慢，放弃了自己的经营，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决不以为他们是损害了社会经济，而予以非难。仅仅因为他们不热中于自己的利益，而轻蔑他们的愚昧。 资本主义社会和苏维埃共和国，对于工作的态度，是这样不同，由是而以另一种精神，教育劳动人民，使之有另一种想法，另一种感觉，而产生新的道德。 由我们对于劳动的态度不同，而产生对于各种现象的新关系和新道德——即决定人们对于集团的关系的规则。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主要的只规定人类相互间关系的标准，而对于社会关系，只不过具有道德的一般法则（各种规则的总和）。它所规定人类对于社会的义务法则，比制约人类个人间的关系的法则少得多。相当于前者的，仅有：拥护祖国，忠于沙皇和祖国，和极有条件的“勿受辱”。相当于后者的，则罗列了很长的戒律，以拥护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为中心。譬如：勿偷盗、勿怠惰、勿夺法律所决定了的他人的妻子，勿在买卖契约之上作弊，须要节俭等等。 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道德律是从集团的利益为依据，假使你的行为无害于集团，道德不会拘束谁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认为有名誉的东西，在苏维埃共和国里反而会受非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对商人的态度怎样呢？假若他的帐簿很整齐，没有作出诡诈破坏，这种商人，不但不坐牢，而且会受尊敬，称为“第一流商人”或历代可尊敬的市民。 那么革命初期（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我们对“投机者”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我们认为不为共和国劳动，只热中于个人利益，而经营种种狡猾事业的，我们都叫它“投机者”，这种非劳动分子，不但受不到我们的尊敬，而且常将他们拘捕到非常委员会去。因为在这时代里，一切成人市民，都不得不专心于生产劳动，来拯救被破坏的国民经济，并保障全体劳动人民，至少不至饥饿与贫乏。那些不创造新价值与生产物，不劳动而生活的人们，不适应生活与生产组织，一味投机取巧而自肥的人们，是有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使国民穷困荒废，总之他是害群之马。因此投机者被认为是无益的存在或全社会的巨蠹，不是没有理由的。到现在，我们对于那些“非劳动分子”如贵族、地主、僧侣、买卖货币的人等，都认为有害而无益的人。 新的良心，新的社会生活规则（道德）在新生活条件下长成了，当然要将人类完全改造成为崭新的，那是即使十年或数十年以后，也是不可能的。不过，虽然不可能要一切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但既成现象摆在我们眼前，心理上——即我们的思想，已经很快地适应了新的条件，不是新的人——同志间，已经早有了共同生活的规则吗？这是不可思议的。 不过，最显著的要算两性关系的革命。世界大战以后，不单是俄国，即其他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坚壁，都起了动摇：第一因妇女劳动的增大，妇女经济独立。第二非婚生子女增加得非常多，资产阶级道德的一切规范，都很快地毁灭了，男女两性恋爱以后，都藐视了资产阶级的偏见和教会戒律而同居了。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承认非正式的结婚或兵士的情人；现在公然在法律上与妻子同样享有财产权了。这真是特有的现象。苏联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即废止了教会的结婚，合法夫妇之子和私生子的区别也完全打破了（1921年12月18日和19日的法律），且妇女因义务劳动制的关系，被确认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劳动单位，教会的结婚，或单纯登记的结婚，自然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婚，只是男女相互间订立一种契约，为了使这契约不可侵犯，更需要神或证人来做保证。男子拿自己的钱来娶妻子，有抚养妻子的义务，但同时，妻子应为他节约财产，为他服役（她自己以及家人帮着整理家政），为他生育财产继承者；为了不致生私生子（与别的男子生的），所以要严守贞操。妻的通奸，是破坏私有财产经济的均衡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上，规定背叛丈夫的妻子，要受非常残酷的处分，其理由就可以明白了。丈夫对妻子的背叛，在资本主义社会，认为非常随便，原因由于他的这种背叛行为，是不破坏私有家族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这样迫害法定以外的结婚的母亲呢？假使没有被登记的爱的结合（没有正式结婚的），他的小孩，谁来抚养呢？这幼儿既不能承受父亲的私有财产的恩惠，那么就得交给“犯罪”的女人的双亲，或交地方自治团体及其他国家机关来收容。总之，在不乐意负担社会保障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这一切都是被嫌弃的现象。 19世纪后半期妇女开始靠工资来养活自己以后，对没有正式结婚而做母亲者的态度，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渐起了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头，有许多小说家、思想家，都以此为题材来写文章了。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苏维埃共和国，将个别的家政改变为集团的消费（公共之家，公共食堂等），一切妇女和男子，同样为了集团参加劳动（义务劳动），妻子和丈夫同样得到自己的配给；结婚和家族等问题，以新的形态出现了。妇女不单和丈夫有同样的独立配给，而且母亲的劳动帐簿中写有子女的名分，她可替子女受到国家的配给，不必再给父亲的名分了。至于妻子在家庭中服从丈夫的事情，不单失其意义，而且还要在事实上根本消灭。 在这个时代，特别是都市里，假使准备为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利益而从事经济打算的结婚，已很困难了；男子既不能为自己而获得没有代价的劳动力的妻子，女子亦不能得到法律规定抚养她的丈夫。自然以“经济的打算”为出发点的结婚，并不完全没有，但要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结婚和家庭那样受到保障，至少已没有那种条件了。丈夫一日的劳动，不能再抚养他的妻子，因为衣、食、住、燃料等，平均分配后，再要养一个人实在是问题。而且妻子已不能为丈夫而“无偿劳动”，这原因，第一：她既不能以全部的时间献给丈夫，同时正在从事家庭以外的生产劳动（义务劳动制）。第二，假使他和他的妻子平分一份配给品，那么结婚至少是对他没有什么利益了。因此不是谁靠谁，而是各自凭借了自己的证书，直接向自己劳动的机关领取配给品。所以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利害打算，只有相互地因共鸣、恋爱，而进入结婚生活。 当然，在那荒废与国库储品不足的状态下，苏维埃共和国对劳动者，常不能依秩序来分配一切；因此住民常为了自给自足而经营他的家庭经济，反向自由市场购得煤油或其他燃料等。所以那时的结婚，有时也含有经济上打算的性质；例如：一个女人和某一个男子同居，并不是尊敬他或爱他，而是为了他有一间“苏维埃之家”的房子，男子也有为可领得两份燃料的证书藉此可快乐地过冬，所以和这个女人同住。不过这些事实，总不免是变态的特例罢了。在这时代，一般的倾向，契约的登记结婚已渐少了，即使登记，已不能因此而得到什么特权。不错，在1917年至1918年之间的婚姻法，规定没有劳动能力的，“配偶者不得不互相扶助”。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保障机关的网没有十分发展，在国家的经济生活的保障事业没有广泛地发展以前，没有劳动能力的，不能靠集团或国家，则不得不靠个人，这是过渡时期的一种方策。这一法令，在战时很少实行，因所谓抚养没有劳动能力的配偶，即需将自己的一部分配给品分一半给配偶，但同意而这样做的，究竟只有少数人，一般采取如下的解决方法：假使配偶者中的一个是不能劳动的话，她的配偶，就为她奔波设法，送入公费的疗养所、病院、残疾院等机构。不健康的配偶，不能劳动时，就归社会抚养（这不限于特殊的人，即使互相爱着的，也如此做）。当时谁也不能来非难的（虽则法律规定，不能劳动的应由配偶者相互扶助），社会认为负担照料没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是当然的事情。总之物质打算的责任需要集团或社会来负担的。人只要能够劳动，他（或她）有以自己的劳动力来创造社会的繁荣、贮藏、资源的义务，但到了年纪老了残废了，社会当然要给予（他或她）援助。 结婚已现出新的光明，夫妇关系起了极大的变革。特别有趣味的是：新的私生活，新的道德，反映到了旧的资产阶级家庭，本来过着寄生生活的资本家的夫人们，现在也像洪水似地涌进苏维埃机关开始劳动。因此对丈夫也提出了独立的论调。常常妻子反比丈夫会做，在这种场合，常常本来低声下气的妻子，现在反做了家庭的头儿。有时为了妻子的急于要出外工作，丈夫反在家劈柴煮饭，赴市场买东西等等。过去有些家庭妇女，为了丈夫没有给她买春季的流行帽或新的靴子的钱，因此而陷入歇斯底里病；现在妻子早已不必向丈夫要求什么，而转向配给机关的职员要求支付证或追加配给了。 平心静气地说，过去是资产阶级的妇女，现在有时却非常勇敢，——比她的有知识的萎缩的丈夫要勇敢些，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肩负了家政及劳作的一切重担，与穷困及无秩序的生活作战。至于她们的家庭，为了迫切的需要也竭力把家事简单化：逐渐倾向就食于公共食堂，或将子女送入“儿童宫”，免除种种家庭烦琐。随着个人经济转化为国民经济，新的道德习惯有了根底，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家族正趋于死灭，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家族——不是肉亲的，而是以劳动的共通性与统一的利益、要求与任务，将人与人团结得铁一般坚实，成为精神统一共同劳动的兄弟集团。 新的生产条件与新的经济组织，产生了新的生活，生活被改造以后，又创造了新的人，创造出有真实共产主义的气魄与意志的人。 结婚既不是从物质的打算出发，因此也失去它的束缚性，所以现在的结婚者，离婚的自由比从前宽广了。假使没有了爱情，已没有像从前那样，因为共同的家事以及对子女的义务而勉强维持家庭的必要。教会的结婚仪式早已打破了，当然这现象还不能普遍革除，还的经过相当长的时候；但是随着我们的新生活形态逐渐普及，这些陋习也会逐渐没有它的成长的余地。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已实行了“结婚与厨房分离”，扫尽了从结婚生活中产生的一切盘算的臭气，现在常常在很自由的方式下结婚，他们不是仅为自己的巢穴（家庭）而经营。以前的人，要结婚，就首先要考量着：一有妻子，自己的经济能力许可吗？这一件事情对他本人有怎样的利益？做父母的盘算着：女儿的出嫁，她丈夫给她如何的生活保障？夫妇两人一结合首先尽力来经营“家庭财政”，收入一丰富，既有了妻子，又想要住宅了。比较贫困的人，至少也要买一把烧“白开水”的壶。总之，家庭的开始，就是经济打算的开始。总之，夫妇务必同居，自然也有因风波而分居的，那是例外的不正常现象。 现在，两个彼此爱好的人，常常各自分居，虽然常常也有因要维持长久的爱好（人们在结合的起初，总是但愿长久的）去登记所，受苏联婚姻法的保证。但常是妻在这一方，夫在那一边，例如妻子在莫斯科，丈夫在塔什干，碰到工作的余暇时，才得相逢。因为两者都得工作，为社会服务，是先决问题，这种结婚生活，在共产党员中常常看到。从前，特别是妇女，觉得没有厨房，就无所事事地一味奔命于“私人经济”，现在却与之相反了。男子也会设法准备自己的住宅，常常妻坐在旁边，他自己弄炊食。在妇女中，特别是从事于共和国建设的进步劳动妇女，她们已从关心“自己住宅”等事，转成“不愿担任家庭的烦琐工作，宁愿分居。现在我是可为共和国而工作了。一有家庭的烦琐工作，我将怎样？这是束缚我的，所以我不欢喜，分居为上。”在这场合，做丈夫的，也不得不忍耐着没有自己的“巢”的苦味。 自然，在所有夫妇之间，并不是都能成立分居的谅解，有时丈夫因见妻子不照管自己的家事，忙于共产党妇女部的工作，就大为愤慨，烧毁党妇女部的书物等，不过这不是常见的，至多是一次二次罢了。 我们必须注意这种发展过程中所生的现象以及发展的结果。苏维埃共和国中，家庭究竟巩固还是解消？这是必须认清的。假如认清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向，就可知道：以前的资产阶级家庭，是会逐渐被劳动集团解消的。 另一个特征：劳动社会与法律，对于非正式结婚的母性的观点，有了变化：现在一个男子和女子结合，已不会有因这女子过去与另一男子的有过恋爱关系，而加以拒绝了。女子的什么“白玉无瑕”、“贞操”、“处女”等，是建筑在私有财产的生活组织上的，现在已经是不必要了。资本主义社会重视幼儿的“合法性”，其理由有二：第一，法律上谁是尽养育幼儿的责任的（资本主义上，对后裔的扶养义务，不认为是社会所有的），第二，持有私有财产的，为了希望保障遗产让给“血族继承人”，如果承认了私生子的权利，就有分散积蓄的财富之危险。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是在法律上反对私生子与正出子享有同等权利，直到世界大战以后，有些地方才在让步。 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起，私有财产完全废止，双亲已没有什么遗产传给子孙。国家很重视幼儿的产生，但他是出诸于怎样的结婚的父母，他的父母是否结婚登记，都不成问题。因为苏联对母子都有了保障（虽然有时不一定能实行，但至少依照法律上规定了），在这种场合，他可不必关心幼儿是在怎样的条件出世了，是不是经过结婚形式，以及父亲的承认与否等问题。私生子或结婚以外的母亲等的称呼，当时都当作奇怪的；这里只知道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母亲”、“苏维埃共和国的子女”。 当时虽然仍有不时遇到过去的遗迹，例如调查表中，尚规定着什么“既婚者或处女”的愚蠢询问，向民警署要求发给结婚证书等。这些事实，都是过去的偏见使他们如此。且借此也可以说明了劳动人民，要脱离资产阶级的偏见的泥滓，是多么困难。然而在这一时代见到的一个大进步：因为没有结婚而做了母亲，畏惧一切而自杀的事情，已消灭了。私生子的母亲，杀戮婴儿的惨剧，已经没有了。这是值得纪念的重大事情。现在发现了另一现象，即父亲不愿支付子女的养育费，而将子女杀戮等事情。当然，这些与其说是时代的特征，不如说是：“一个奇谈”比较来得妥当。当时只有对有病的人结婚，才加以限制。结婚关系的调整等事，当时不属于司法人民委员部，而归保健人民委员部讨论。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任何条件下，母性没有犯罪的余地，由于旧的家族制度日渐崩溃，更加轻视结婚的形式。做“母性”，已是被认为女性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了。 跟着革命后家族婚姻关系的变化，对于卖淫的态度也起了变化。战时，“卖淫”虽已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状态，但至少还不能全然消灭——不久亦即将消灭了。卖淫，是妇女在经济上受束缚的结果，是妇女不能以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结果，妇女的生存，仍旧属于法律上的丈夫或同居者的时候，妇女的劳动仍旧不能和男子同等看待的时候，不问她是采取公然的职业卖淫形式，或为了保障自己的给养，与没有爱的丈夫作“法律上的结婚”——隐蔽的卖身形式，不论哪一种，都有卖淫的性质存在。 随着义务劳动制的实施，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妇女必需做家务以外的一定的生产劳动，因此职业卖淫，很快地消失了它的形迹。 人们的直接劳动——体力的或脑力的，保障了生活上必要的给养，妇女早已不能依靠男子的生活剩余品来维持生活，因为男子自身也没有这种剩余物了。同时一切的妇女都从事工作，她们就有自食其力之可能了。 自从义务劳动制实施以来，对于卖淫妇的见解，别开了一个新面，我们所说的卖笑妇，不是因为卖了淫才叫她卖笑妇，而因为她是没有为全集团的幸福，参加生产劳动的不该的人，虽然这种不劳动分子，我们改叫她“卖笑妇”，但这绝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将她当作卑鄙的下流东西。 在苏维埃共和国，不管这女子将自己卖给一个男人，或者是职业的卖笑；或者自己不参加有意义的劳动，终身靠丈夫给养作所谓法律上的妻，总之只要她不从事义务劳动，或为了家庭有孩子不担任工作而逃避劳动的一切妇女，概依处分“卖笑妇”的同样理由，强制她义务劳动。苏维埃政府，对卖笑妇和依夫为生的法律上的漂亮的妻（不问她的丈夫是谁；即使是人民委员）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许多逃避劳动的人，都有一个类似点。从劳动立场来说，妇女的受制裁，不是出卖她自己的肉体，而是因为她不为集团作有益的劳动，判她为卖笑妇。这完全以集团利益为依归，对于新卖笑妇的新见解。 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职业的卖笑妇已非常少了。在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大中心地带，职业的卖笑妇已不如从前那样是几万人，而只是几百人的少数了；这是一个进步。但在这个时期，认为卖笑妇已完全消灭，那还是不能乐观的。要求参加工资劳动的妇女，还不能十分有保障，当感到生活不满时，在暗中仍是卖淫。女事务员为了想发迹，为了想有好地位，投身于没有爱的男子时，这不也是变相卖淫吗？为了要漂亮的鞋子、砂糖、麦粉与男子发生关系，这也是卖淫！为了要有一间房子而嫁，这不是卖淫？为要占火车的一席地，与车守相亲，为要得到面粉，投身于谷物的守卫长等，这能说不是卖淫吗？ 总之，她们取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在妇女是同样地苦重、屈辱、悲痛，对苏维埃共和国也是有害的卖淫。使国民健康下降（传播花柳病），使社会感情受损伤。不过至少这些形式比职业卖淫已稍有改进，这是不能否认的。从前将自己的爱情当作商品而出卖的妇女，被认为卑鄙的社会一员，被认为侮辱的对象。男子买了职业卖笑妇的爱情，以为有了任意地玩弄女性的权利。卖笑妇不能鸣不平，不能提抗议，金漆招牌，许可一切，没有了这招牌，被认为没有登记，就得遭警察的毒手，可是不能向买方作半句怨言。如今，关系完全不同了，女子自身有了工作证，或已在工厂工作的场合，她不是买卖的对象了，即使从经济上打算出发，但至少她是会选取适于她的趣味的对手了。资产阶级结婚的成立，十分之九以金钱为契机，因此“盘算”是第一要义。但男子对于可以任意玩弄的女人——职业卖笑妇，或普通的姑娘，又是采取另一种态度，一旦不许他玩弄，可以比法律上的妻更容易遗弃。 随着妇女失业者的增大，有些妇女又不得不复归到痛苦的卖笑生涯。在妇女劳动缺少保障，妇女依然取的是低廉工资，劳动只限于一小部分时；卖淫——不问她是公然的职业卖淫，或者暗中作为副业，或者法律上是有抚养者的妻——总会继续存在的。被抚养者的法律上的妻子，终日修饰，逃避一切劳动，托人管理小孩及一切家事均任佣人代劳，这种女人只是多种多样卖笑妇中之一种而已。这种妇女——法律妻、木偶人——是劳动社会中最无益的，不能让她存在的。与卖淫有关系的各种问题，都是重大的问题，不在这里专门检讨，现在仍将话题转到生活改革问题。 十月革命初期的生活道德变革的调查资料，究竟指出些什么呢？这调查资料中，第一写着：妇女在社会的地位，家族中的相互关系，结婚生活的权利，是由她在生产中的职务决定，由他对国民财富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组织的贡献来决定的，劳动是妇女地位的尺度。资本主义下的工资劳动，由于个人主义的家庭制度的支配，妇女依旧完全被束缚着，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组织发展过程中，为社会而劳动，妇女才能真正解放。第二：由于生产与生活的新样式的建设，家庭有了很大的进步，家事牵累减少了，结婚不再是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了，母性的职能已由家庭而转为社会的职能了。 在革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迅速而伟大的成功，这给予解决两性关系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这些现象，不仅在我国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而且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对于如何解决妇女问题、家庭及结婚等问题，有了蓝本。世界无产阶级为了未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要研究我们的成果，要特别着重考察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工作时代所起之变化。对于获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怎样建设新生活形态的经验，是值得记录、查考和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