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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仑泰：新妇女论 |
战争，确是为妇女解放，创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妇女劳动，当作了生产力的构成部分，加入了国民经济的计算里面，有劳动能力的许多成年妇女，都被吸入社会，参加各种工作。可是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的妇女解放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现在且暂将这“蕴藏着混沌的社会问题”的资本主义世界放搁一下，转过话头，来谈谈：另一个于人类史上豁然一新——工人阶级握有政权，将国民经济开始再组织的国家吧。 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世界最好的苏维埃共和国了。国家的权力，已归入工人以及农民的手中。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在这里有投票权，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切的权利。一切寄生虫、剥削阶级、掠夺者，都没有在苏维埃政权下存在的余地。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将资本主义社会，从根粉碎，而建设彻底的新生活了。苏维埃共和国破坏了旧有的，将重新创造并建设新的未曾有过的伟大的光明社会。革命以后，新的经济组织已有了基础，社会的生产，已建筑在新组织的支柱上，共产主义的经济原则，已经创始了，已经有了稳固的基础了。一切土地、工场、矿山、运输，都归入工人阶级的手中，统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工资劳动制，虽然仍存在但是剩余价值，已不归入资本家的腰包，而充实社会上各种必要的消费，用作发展生产事业以及赤卫军的费用。生产与交换已经调整了，合理的消费分配的经济机构，已经很快地有步骤地实行了。这种思想的果断，创造的伟大，是空前的，多在迅速地建设与创造发展的过程中。不论在哪一方面，新的探求，勇敢的思想之活跃，到处是新兴革命实践的赐予。工人阶级为了探求新的生产形态的基础，已破坏一切有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残余。他们已打开了新世界，这里可以努力从事于新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替生产力及今后的再生产的无限制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世界上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紧张有力的事情，世界上也从没有发现过人数这样众多，而意志统一的事情。资本主义的基础，已经破坏了，神圣的私有财产制倾覆了。已经失败的资产阶级，为了想从事反攻，带了武器，逃亡于外国了。 世界在困惑中，红光洋溢于大地之上，有的，满口在诅咒，有的，微笑着说，曙光已经来临。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组织的特质，就在政府对生产消费都加以严格的调整。国民一切的富藏资源，都归于有活跃的劳动力的——也是消费者的共和国人民所有的。竭力防止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竞争、恐慌、失业等等。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代，哪里还会有空着手的失业劳动者呢？只恐怕还会感觉到劳动力的不足吧！ 私有财产制撤废以后，有的是需要与那不劳而获的寄生阶级作斗争。“不劳动，就没有面包”，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的重要口号。 国家为了满足最小限度的需要，为了复兴因战争和官吏的无能而被破坏的工业，为供养保卫革命的赤卫军，要求全国人民最高度的紧张劳动。 这个新创造的劳动世界，已没有了专靠丈夫恋人养活的女子的地位，更没有职业卖笑妇，谁都在“不劳动，就没有面包”的口号下生活。一切消费，都有严格的计算，只有劳动者，才得有“计口配粮”，不得因妻子与成年的姑娘的名份来领取粮食。由于消费领域的新政策，与新的经济关系，两性间产生了新的关系：即妇女要获得粮食券，不得不寻求职业，从此丈夫不复能自认是一家之长，一家之主了。 妇女已意识到她再不是依赖于资本家、丈夫、扶养者了。苏维埃共和国不问男子劳动者或妇女劳动者，他们（或她们）只有唯一的主人，即苏维埃共和国。在苏联的国民经济建设上，妇女劳动有很大的意义，这是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而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生活各方面都显示着男女不平等，妇女是属从，国民经济的生产与消费，均呈无计划的状态。 苏联政府，对于成年的有劳动能力的男女，施行均等而适当的义务劳动制，这对于妇女的命运，就有根本的改革，这就是革命的最伟大的事绩。比十月革命给予妇女的政治平等和公民的同权，还要有益。当时的苏联妇女——劳动妇女，即女工、农妇，在苏维埃及其他机关中，都被承认有选举权，这与1917年10月18、19日所公布的：“根据男女婚姻同权而调整婚姻关系”的法令同样，只是法律上的形式的承认同权，而在实际生活上，因过去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地给予妇女的重压，以及过去的生活方式给予她的道德、见解、习惯等的关系，她们依旧是从属的被束缚尚没有享受到平等权。只有施行义务劳动制度，使妇女的职责，在国民经济上有了根本的变革以后，妇女才被认为一个完全的劳动单位——是在集团生活中分担着有益的劳动者了。 以后就很自然地各方面都确认了男女的真正同权。同时我们更知道妇女在国家社会的地位和男子同样，是由于她在国民经济中所分担的职务而定。这里我们必须明确认识：义务劳动制在妇女解放事业中所起的伟大革命作用。 那时苏联的生产组织，正想实现三个基础的工作： 一、努力地正确的计算这种妇女劳动力，并有效地利用它。 二、由个人主义的经济、财产私有、家族的消费等，转移到：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经济集团消费。 三、实施单一的经济计划。 以上诸原则，虽然是个别的，但现在已是做了经济政策的基础了。俄国因帝国主义战争及长时间的国内战争，经济陷于根本的荒废，运输业陷于破坏，技术的发展陷于停顿：因此，对于经济的复兴，生产力的提高等问题，成了当前的紧急任务。至于资本主义国家，亦经过了经济的荒废与凋落的时代，但是它们的资本家以及银行家，依然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桎梏中，竭力挣扎以求其生产的恢复。结果，工业虽是一时间的向上，但此后，又有新的金融恐慌与不景气的来临。可是苏联的工人阶级，对于增加将来的生产力问题，已解决了。苏联的工人阶级，已理解了：要挽救陷入野蛮状态的衰退与荒废的经济，只有转入新的生产形态才有可能。而苏联现在正调整着并建设着这些新的形态。不过苏联的工人阶级，因限于资本主义所继承下来的生产技术；以及革命后，一时对科学和技术上的发展，没有急速前进的可能；因此，苏联的生产力向上的发展，主要的还是在组织新生的劳动力方面着手。 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于全面的有计划的，换句话说：在于统一计划的组织下而劳动。这样，一个劳动者，他不是为了个人乃至一家而单独地活动，也不是单独地为了经济要求，而是从全国民经济出发，促进社会的财富。 使劳动效率提高，第一不得不正确地计算和支配生产与劳动力，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从事这种支配与计算的，就是最简单的义务劳动制。 资本主义国家，一切都是无政府状态的，劳动者竞争支配了劳动市场。有的地方劳动者感受到失业的痛苦，有些地方，却感到劳动者的人手不足。有些产业部门，劳动者因过度劳动而疲惫不堪，有的部门却因不景气，生产停滞而解雇劳动者。而军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下，对于劳动力，有了正确的计算与支配，将工人阶级全体——尤其是女工，以及薪资生活者，从失业的深渊中解救了出来。自实行义务劳动制时代起，失业者就不存在了。所以义务劳动制，在世界大战与内战而引起的国内生产力的大破坏中，确是防止生产衰退的唯一方法。义务劳动制，怎样为妇女鸣不平？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怎样发现了妇女的重负？义务劳动制，确是承认妇女解放与同权的有力杠杆。义务劳动制，将妇女的劳动，确认了它在国家的见地上，是有益的必要的，因此同时承认了妇女劳动与男子劳动有平等价值。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实行了义务劳动制，是苏联战胜贫穷饥饿与增大生产手段的唯一妙法。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增加劳动资源的第二件事情，是集团的消费。那种在个人主义家庭消费之下，浪费于非生产工作中的多数妇女（当时俄国女子人口，超过男子数百万），都归入了社会的消费组织而被解放了。食堂、托儿所、儿童院、公共住宅等，将妇女的非生产性的劳动都解除了。从家事劳动解放出来的妇女劳动力，被应用在最有益的社会经济上了。所以义务劳动制是将私生活将以根本的改善，且与共产主义的新生活条件的组织问题，渐相接近。 若不改善生活，义务劳动制适足以更加重妇女劳动的重担，使妇女无限地疲惫，有害于生命与健康。资本主义的“义务劳动制”，就是这样反动的东西。至于苏联一方面施行义务劳动制，另一方面将集团的消费以及根本改善生活的政策合而为一，创造了妇女解放的健全基础。目前的苏联，对于经济的建设、生产的发展等问题，已较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更大进步了。每个男子劳动者与女子劳动者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问题，被当作第一计划而研究着。不过我们国民生活的改善，还不能普及于全体工人阶级，他们有不少还继续过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状态。女工的劳动力，很明显地还不能创造新的繁荣与新的价值，她们还有不少仍消费在个人经济中，为家事而变成一个不生产者，她们只有将劳力献给一部分的事业，同时她们的工作，确有许多地方，比较不甚优秀，且也比较不甚成熟。总之妇女将自己的劳动力，再消费在生产以外的工作，那么她在事业上，工厂上，终不免工作低劣的。一个为乳儿而熬夜的，一个在从事工厂劳动之外，不得不再要利用自己的余暇，从事三餐、料理家庭琐务、照料家族的女子，比诸于一个夜间得有常态的休息，不必担负家庭琐务的男子，对工作的注意力当然会减低，同时亦会变成劣等的劳动者了。 只有生产组织化，公共住宅网的广大发展，随处设托儿所，不断地提倡集体主义的原则等，是提高劳动者，尤其是女工的生产率的最正当方法。这样，工会，或经济机关，才能要求女工的作业优良；只有那几十万几百万的妇女生产者，不必在工厂以外再从事于烦琐的个人经济，那么，才能够严格地责备她在工厂内的怠惰。 我们共和国的经济机关，最重要的，在于使有损于国民经济的条件减少，因此浪费在私生活上的妇女劳动力，必须竭力使之减少。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问题，不仅是与新劳动力的增大问题，有不可分的关联，且与不断地应用妇女的劳动力，及将个人的经济，代以将集团经济为原则的生活条件的组织有密切关联。现在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产政策，最显著的就在于应用新的劳动力这一点，首先从事生产劳动的数字的增加，和不创造财富而消费共和国经济的人，已日渐减少，即是明证。 我们共和国的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确是创造了使社会生产力向上发展的基本方法。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供给富裕的剥削者去消费的新创造的“价值”，现在，则成为国民经济的财产，成为劳动人口直接的消费和将来再生产的基础。不仅如此，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从事生产与创造价值的，只有人口中的一部分——都市与农村的劳动人民。至于国民的其他一部分——有产阶级全体，只参加消费。总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为繁荣而生产劳动的人，就是满足富裕者个人的消费，迎合他们的欲望而工作的人数，如替资本眼们制造奢侈品的人以及其仆从、姬妾、颓废的优伶、无聊的艺术家、科学家、卖淫妇等，为满足资本家的欲望，不妨消耗巨额的国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依男子而生活的妇女数——不生产的人口数——大批地增加。她们在大战以前，大多数都是依靠父夫为生的。总之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而发生的现象，是阻止劳动者数目的增长。到现在资本主义诸国依旧使生产力的发展停止着。至于苏联则完全不同了，不过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现在还不能在我们国民生活中完全扫尽；主要的原因，在于比较富裕的农民，还保持着小资产阶级的习气的缘故。这种现象，尤其在妇女身上容易反映出来。男子劳动者因为国家未能使人民私生活安定与旧的残余思想的作怪，他们有不少人在苦闷着，为缓和他们在家庭里的不如意，要妻子或母亲负责解决家庭经济的困难问题，但对她们的体力与健康，是有损的，所以对于私生活的组织——尤其成了妇女劳动者的问题。假使帮助有社会经济知识的女工，提高她们的觉悟和独立性，给她们相当的自由，那么她们对私生活的调整方面比较男子劳动者，有更多的创造与能动性。劳动妇女，虽家中一无所有，但能建立自己的家政，且已习惯了仅靠少许的生活费，而能支持家庭。假使给她以思想上的发展，使她们把私生活转向到集团生活，使她们对这种生活，有坚固的信念，那么对国民经济与她们的自身，都是有利的，这样可以向以共产主义为基础而改善生活样式而发展。 不仅为妇女的生活改善，要使她们有独立性的眼光，同时还得尽可能地努力，在争取劳动阶级的私生活的改善，以及创造社会主义的根据地的机关——工会吸引多数的女工参加。 私生活不加根本的改善，而要她们的生产率提高，那是空中楼阁，所以最高经济机关的使命，在于完成劳动的组织计划，使她们能将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直接应用在私生活的改善上。换句话说，应将妇女劳动者（乃至男子劳动者）改善生活条件及为食堂托儿所所费的时间，都要归入她们的义务劳动时间。 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很广泛地改革私生活。 共产党妇女部的使命，在于考虑如何与生产机关相配合，并制定计划，如何把妇女的能力运用到私生活组织化的范围中。这样女工可再不致负额外的劳动，即使仅有少许的闲暇，亦对妇女有益，所以不得不努力保障。在共产主义下关于私生活的组织工作，与从事于直接的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劳动——有同样意义。创造提高生产率的条件，是发展生产力的实际前提。因此计划劳动组织，必需注意如下事情：即积蓄劳动力，为了不使妇女的劳动力随使消费于不生产的工作上，而改善私生活，集中力量于生产上。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随着义务劳动制而必然进行的改善生活的萌芽，奠定了普遍而深刻的集体消费的原则。这种条件，由无产阶级专政而实现了。基于人口的参加生产劳动的国民经济组织，使妇女的地位，在人类史上，有了绝大的变革。苏维埃共和国，从16岁到40岁间的成年妇女，都有将自己的一部分劳力，为国家服务，为恢复生产而工作，与破坏作斗争的义务。义务劳动制，对生活于都市或农村的妇女，都可适用，它是将农妇从家庭里发动出来，使她走进社会的公共劳动。这样农妇与农夫，同样有履行义务劳动的义务。准备燃料、扫除铁道路线、修理道路、植林、缝制军队衣服等工作都用着妇女。这种义务劳动实行后，对于农妇虽加负担——农村的生活形式，依旧和从前同样，没有托儿所，没有社会的疗养所，一切家务依旧堆在妇女的肩上——但社会上至少已公认了妇女是生产的一员，她们已经站在新的条件上，和从前完全不同了。人们对于妇女的态度是：国家既将女子算作国家有用之人，丈夫对“老婆”，至少觉得她是有用的人才。这种观点，虽仍不减过去的侮辱，但至少两性间的相互关系，已平等化了。 在都市里，义务劳动制都适于一般的妇女，没有在一定的工厂、官厅或党机关服务的，都从事于都市的卫生、扫雪、扫除房屋、或搬运薪炭、缝制军服、在病院中服务等辅助工作。全国民义务劳动制，对于妇女私生活的解放，有了绝好的刺激。转变了历来的两性生活的姿态与相互关系。不过若将义务劳动制看作可以解决妇女问题，那又是近视眼之流了。苏维埃共和国，对于妇女的这两个重要使命，不能轻易地忽略过的。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因为我们共产党妇女部的推动，发布了不少的法令，这些法令，保护妇女劳动者的劳动，考虑过渡时期私生活的特殊性，并留意“母”与“主妇”的利益。苏联全体住民，这时都要参加劳动。一切孕妇（产前产后一个月），有八岁以下的子女的母亲（家中无人可代管子女的）亦免除义务劳动。妇女生了子女，而子女即行死亡的时候，仍从分娩日期计算，休息八周间。家中有家族五人以上（将自己计算在内），需要照料的，也免除义务劳动，对于担任笨重工作的妇女，妊娠初期可免除义务劳动，失去30%的劳动能力的妇女，亦同上例。劳动人民委员部的附则中，规定妇女担任比较轻易的工作。 最后，都市的女居民，有在14岁以下的子女的，农村妇女有在12岁以下的子女的，得免除住所变更的劳动动员。 保护“母亲”的健康，保护担负子女养育责任的劳动妇女利益的政策，大都由共产党妇女部热心的主张和提倡，在义务劳动制中，有了明确的规定。 这些和资产阶级的女权论所主张的空虚的形式的两性同权论，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法律上的同权以外，加上保护并保障妇女特殊的利益——为母性而应享的特殊利益——这是苏维埃共和国对妇女问题正确的见解。 从保护母性出发，保护妇女的体力与健康，诱导妇女到社会上去做有用的生产事业，这是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正途。国家的权力，很快地被工人阶级掌握以来，妇女被引入社会，成为有用的劳力——昔日的隶属性，已到了末日——走上了生产的途径，妇女解放的门户已经开了。由于工人阶级的掌握政权。因达到了承认真正的男女平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