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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仑泰：新妇女论 |
由于资本主义造成的矛盾——一方面参加国民经济、从事生产劳动的妇女，日渐增加；另一方面妇女在社会在国家在家庭等，依旧不能获得平等权利；由此而酿成了妇女问题，这已在前面明白地说过了。 妇女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不会单独地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妇女问题可以说是劳资斗争的社会问题一部分。妇女既如上述的无权利，同时因参加国民经济的生产劳动，渐由实际生活中，体验了这矛盾事实，发现了人类从未发现的现象，于是妇女运动就产生了。 妇女运动发生——18世纪末叶——不久，就分成了两大流派，一支在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的旗帜下发展，另一支成了劳动运动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自18世纪末叶起到19世纪终，已发展到各地，不管西欧以及东方，都有妇女团体在活跃着。不过自始至终是和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各自分立的。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的主要任务，只不过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泥淖中，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而已。至于妇女运动的终极大道：——妇女要得到真正解放，必须有一新的社会制度——开拓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是她们梦里也没有想到过的。可是19世纪末叶的女权论者，也提出了和社会主义者同样的要求，她们的目的只是要依靠劳动妇女大众的支持，要获得劳动妇女群众的同情，来巩固自己的势力罢了。以上是女权论者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她们自己认为自己负了全体女性的代表者的责任，已要求了全体女性所要求的一切权利；所以她们认为她们是超越了阶级矛盾而存在。可是实际上，她们又很鲜明地常常仅为自己的利益而活动。此外她们的最大错误点是：她们已忘了妇女对社会负着双重的义务：譬如她们不离口地叫着的“自然的权利”，要要求这“自然的权利”；女子对社会，不仅应参加生产劳动，且得为社会生育健康的子女。可是保护母性，保护做母亲的一切利益，完全没有列入女权运动的秩序单中。譬如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头，关于母性保护问题，虽然也曾引起了资产阶级妇女的注意，可是注意这问题的，并不是那些热衷于女权论者的活动分子，而是一些医生和女工们。将母性保护、妇女劳动保障等的要求，到加入女权论者的秩序单中，那是经过再三踌躇，到20世纪初，当时假使不容纳那些要求，就会失去广大劳动妇女群众的危险，于是才同意了提出那两个要求。女权论者一面竟毫不客气地将要求平权的斗争，轻轻地从日趋尖锐化的阶级斗争中，转移到两性斗争问题，所以发生这种迂曲滑稽的事情，这个最大的原因，由于女权论者，缺乏政治的认识，失去了正当的斗争道路。她们排斥了同一阶层中可为她们作支柱的男子的力量，反愿使自己的任务缩小，因此对保障妇女权利的要求的基本条件，即全阶级的一致要求，没有提出，仅仅狭隘地宣扬男女平权的简单标语。 直到20世纪，政治方面最觉悟的妇女团体，将自己的斗争，和政党结合，成为党的一部分的活动。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立宪民主党中有女党员的“妇女同权同盟”——后改“妇女平等权联盟”——的活动。同时英德的妇女团体，也采取过同样的政策。 女权论者只要求“确立男女平权”，所以她们的唯一愿望，是和男子有同等的权利，至于妇女因自然的特性——母性——而社会应给予特殊的权利，她们完全至诸不顾。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女子是经济上的基本生产者，同时社会非常崇拜女子的分娩，因为她们是新生命的生产者，可使氏族的人数，日渐增加。虽然不能说妇女因仅有生育的特殊任务，所以社会会应给予抚养，她的功绩应和负有一切生产义务的男子同样，但是一旦妇女和男子同样地做了有益于社会的事业，而又负起了社会的特殊任务——生育与教养子女——，那么社会确应给予妇女以特殊的保障与爱护。可是女权论者，单纯地集中于平权，完全没有顾及这一点，她们以为所谓承认妇女有权利，仅是男子有同样的权利，而忽略了妇女所有的特殊权利。那些勇敢的女权论者，为实行她们的“主义”，一味地仿效男子，例如男装、剪发、效男子阔步街头。她们见了那些为饥寒所迫而走进码头做女搬运夫的肩着重担不胜其沉重的苦况，反很轻松地在她们的机关杂志上，或机关新闻上，大吹其“妇女平权的又一胜利”，而且竟大书特书其：“你们看！妇女——女搬运夫——不是可以和男子同样负荷沉重的货物吗？”反之，对资本主义的无厌的剥削，妨害了一般劳动人民的健康，尤其妇女劳动者，因参加不适妇女身心的劳动，而损毁了国民幸福等的论文，却没有看见一篇。这些，才是为社会为妇女自身利益应写的文章，可是这些在她们的脑海里，根本连梦也没有做到过。女权论者根本没有了解：妇女因生理的关系，社会应承认她们的特殊权利，这种权利的承认，并没有损害妇女在社会集团中的价值。这样社会就得承认妇女和男子的同等权利。女权论者，根本没有了解这一点，所以她们的运动，是片面狭隘的。 女权运动，也经过了好几个阶段。当18世纪末叶，市民战争非常尖锐时，在美法两国，曾起过非常大的反响，可是这轰烈一时的男女政治平权的要求，待资产阶级的政权确立就告没落。代之而起的，有“为妇女开放一切教育机关”的要求。到了19世纪的前半世纪，妇女运动的标语是：“劳动的权利”。妇女运动者乌林比·菲茜在她那历史上有名的宣言中，曾这样说过：“仅仅承认妇女有政治的权利，仍旧不够，应该承认比这更重要的：应该要开放各职业部门。”菲茜发表这个宣言的时代，只是表示了为资产阶级妇女，为保障智力劳动要求门户开放而已。一到19世纪，这要求才渐渐地尖锐化起来，这时，因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家庭手工业完全没落，不仅将家庭手工业者，转化而为工厂劳动者；而且破坏了人类的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幸福的安定生活，小商人、小地主、小官吏等，早已不能由家长一人的经营而养活全家族了。所以不甚丰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不仅是男孩子们，即女孩子们，亦不得不自食其力了。中层资产阶级的女孩子们，大都为生活想从事教育工作，此外也有想从事文艺创作，或作翻译，甚或做机关及商店的女职员。可是智力劳动的门户，还是在妇女面前，铁面无私地禁闭着，她们很少能被任用，她们的力量与才能，也很少能被信任。妇女能被重视的，仅是她们的劳动力可比男子低廉！不过“补贴”父母或亲戚而已。一般的女子获得的工资，只是作为她自己的用度，这已成为通则了。虽然不但需要完全靠自己，同时还辅助家族费用的女子劳动者，已日渐增多，可是智力劳动的职业部门，给予妇女的工资，依旧只够“补贴”之用。这种情形，当然这里面还有它本质上的关系：就是缺乏职业的训练和熟练。国家以及企业家，他们的学校、机关、公司、事务所等之所以不采用女子，不仅上为了她们是“劣等性”，又因为她们是缺乏训练，及她们的工作效能低下。企业家呢，知道了妇女的劳动能力，非常低下，他们才更进一步根据这弱点而利用她们的劳动力！ 既然有部分的妇女参加各职业部门，被她们从各种事务所、官厅里驱逐出来的男性劳动者，当然，常因此而仇视女性了。而女权论者，也认为各职业部门拒绝女子的进出，完全是由于男子的自私自利主义，由他们的褊狭的利己与对妇女竞争者的恐怖所造成。其实这种观点，是很错误的。当18世纪前半世纪，各职业部门，不为资产阶级妇女开方便之门的最大原因，不得不归根于妇女对于职业，太没有准备，以及缺乏职业的训练。所以后来她们认为拯救妇女的唯一出路，只有教育机关的开放。到19世纪初期，德俄的资产阶级妇女运动者，也只要求开放教育的门户。 提议改革女子教育的，在18世纪时，已有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哲学家兼评论家康多塞，著作家菲纳罗等人，他们都是女子教育的热心拥护者。在英国，虽在17世纪时，已有达尼埃尔·但福和玛利·爱斯达等的提倡，但因陷于孤立无援，没有半点反响。到了19世纪，这事态完全不同了。由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曙光的影响，出现了不少革命思想来。玛利·伏尔斯顿克拉的名著《女权拥护论》中，就提出了女子教育的问题。她的《女权拥护论》，有一种特殊的见解，她站在提倡“女子教育”与“理想的母性”的立场，要求承认女权。她认为女子的教育自己的子女尽市民的义务，以及教育子女们的爱“自由”等，首先是母性自己对于“自由”有高尚的教养！在18世纪的当时，站在广义的“母性的义务”这一种概念上，要求女权的，除去卢梭以外，要算她了。卢梭因倡言“天赋人权”，所以主张男女平权。但是从18世纪起到19世纪中叶，虽有不少思想家，拥护女子应与男子同享平等的教育，但许多的高等学府以及中等学校，却紧闭校门，使妇女不得其门而入！妇女经过了多方的艰难困苦的奋斗、冷嘲热骂的讽刺，冲破了重重的障碍与无权入内的门户，获得了相当的技能与科学知识，开拓了独立的从事智能工作的门户！当19世纪40年代时，有资产阶级妇女运动者爱里维塞斯、布拉凡尔等的走进美国大学学府。哀茉莉女士，最初获得了女医的学位，女记者麦加莉·佛兰尔，更是早已闻名了的。这些可算作近代新妇女的前趋。此后美国的玛利·米吉尔，最初获得了天文学博士的学位。英国的盖尔因从事天文的研究，而被推举做天文学协会会员。可是当时英国的各大学，依旧不为妇女开放门户，女医士哈兰，还是在瑞士成就她的学业的，到19世纪末叶，妇女才有受高等教育机会。 至于俄国，到19世纪60年代，才有妇女运动，最初的口号，仍旧不外“教育的自由”，因实际生活的要求，知道没有教育，没有训练，决计不能从事智能的工作的。同时因当时——19世纪60年代——正是解放农奴以后，资本主义抬头，政治上呈现了绝大转机，最明显的是：封建社会崩溃，贵族地主既经崩溃，他们的子女，不仅男孩非出外谋生不可，即使女孩们，亦不得不出外求工作了，因此女孩们遂和男子同样，依照自己的志愿，去求智能的职业了。另一方面因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机构，也渐次复杂，需要多方的劳动者（特别是学校及医院），因此对于妇女也使她们广受高等教育，各种职业的门户，对于收受女子，也渐次宽大了。一方面是人才不够，加上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俄国当时的需要妇女加入智力劳动，日渐增大。因妇女比较容易走入智力劳动的部门，连带的不得不让她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过这里没有斗争也是不会成功的，换句话说，她们曾经几度斗争从而才获得。例如有名的俄国数学家苏菲亚·珂华兰芙斯力亚，在19世纪80年代左右在外国受了教育的，她仅做到了瑞典的教授，仍不能在俄国工作，我（原著者自称）到现在记得在国外受学位回国的名女医斯司罗华与罗特纳华当时所处的地位，何等惨淡，到世界大战以及惊人的十月革命以后，妇女的走进高等教育机关，已是不成问题的，只有东方诸国，像日本、中国、印度等。欧美诸国妇女的能够得到如此的解放，不能不归功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学校、电报局、电话局、事务所、官厅等机关，都渐次复杂化，到处需要人材。由欧美妇女活动的过程来看；妇女比较胜任的是教育及各种智力劳动。 19世纪中叶，妇女运动的口号，已由“男女教育平等”一变而为“要求劳动权利”了。这种现象，完全由于广泛的妇女大众，已走进生产领域的结果。也可以说这种口号，由于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强化的影响而自然地发生的。 被地主残酷地剥削的农民，困于饥寒的穷困妇女，她们（或他们）不绝地要求有工资的工作。17、18世纪以至19世纪末，资产阶级妇女运动者提出战斗的口号——“要求劳动权利”时，实际上，一般资产阶级妇女们还在家事的鸡蛋壳里，或在爱人或丈夫的怀抱里，过着安逸的生活呢。当资产阶级妇女们看劳动是一桩可耻的事情时，穷苦妇女们已为劳动而斗争了。 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当然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有着极密切的联系，所以妇女运动，可说是革命运动的构成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假使将劳动者和劳动妇女，因为她们和他们之间的阶级的任务，和阶级的利益，彼此都有着共通点，就认为无产阶级的男女间，根本没有什么差异存在，那又陷入女权论者同样的错误了。妇女在各方面和男子获得平权以外，依旧尚有她的特殊的问题：妇女在生理的特殊性，以及对社会特殊任务——生育，妇女不单是一个市民或劳动者的一分子，还是担负生育新生命的人，所以她不得不有与男子不同的其他条件。这些，在女权论者以为可以不必要的。但是站在具有近代的生活形态的劳动大众的立场，认为是必要的。 现在再重新回复到资本主义国家妇女地位的问题。将女权运动以后的时代，作一简单的观察。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不少难于解决的矛盾之一——不仅是劳动妇女，就是资产阶级妇女，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妇女们，本来是生活在丈夫的怀抱中，有保护丈夫的法律在保护她，然而随着时代的不同，尤其是世界大战以后，她们中间参加职业的，日渐增多。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日渐发展，一切的组织，渐次复杂，无数的事务所、官厅，它们都需要大批的打字员、司账员、事务员、翻译、电报电话的管理员等，虽然工钱便宜，对知识妇女的需要却愈大了。 各大工场生产组织渐趋近代化，亦是非有妇女去劳动不可，而另一方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仍是极需要家庭制度的。 妇女参加各种劳动部门，既日渐增加和普及，而且她们的经济已可脱离丈夫而独立，这样家庭已渐失去了稳固性，开始走上了崩溃没落的途径。 虽然资产阶级用了奸计，将妇女从家庭中夺去，驱使她们从事生产劳动，但是他们的立法者们，依旧否认了既成的事实说：“妇女是被束缚的东西，她的一切利益，由扶养她的丈夫所支配，妇女在国家不能当她是一个独立的公民”，所以妇女不过是附属丈夫的“附属品”。几百万独立的劳动妇女，国家照理应该维护她们的利益和权利，但却被残酷地剥夺了；因此她们依旧不能被承认与男子有同等的权利（结婚的夫妇平权，财产继承权等），成了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唯一焦点。积极地参加南北美洲市民战争的美国妇女，可说是这一运动的前驱者，美国的南北战争，虽名为解放黑奴而战，但实际上却是：资本主义的北美诸州和尚在封建形式中的南部诸州的战争，结果是北部胜利了，法律上虽然仅仅废除了黑奴制，而实际上美国全部变成了工资劳动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了。 新宪法中，确立了民主主义的政体，美国妇女就可以认识到她的所能得到的权利，这是很自然的。 “假使黑奴已被承认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人，那么出力参加废止这奴隶制度的妇女，依旧是被束缚无权利，天下岂有此理？” 然而从在华盛顿开的美国资产阶级议会，即那标榜“爱护自由的民主主义”的议会，到1862年至64年的市民战争以后，除出一州曾给妇女以选举权以外，全美国妇女，还是没有选举权。 其次再来说说英国吧。同样地也以妇女参政为中心的妇女运动，因妇女已获得了参加各种职业的权利，她们均以此特殊的目的来组织各种的妇女团体，更联合各民族的女权论者于19世纪末叶召开国际妇女大会，包围议会、请愿、或散发关于妇女参政的宣言、小册子等，她们认为和平斗争方式无效，转而采取世界大战前“妇女参政权论者”的战斗方式。各民族与各社会群的女权论者，一方面叫出了“承认一切妇女的参政权”，但另一方面却同意有限制的选举权，实则是剥夺无产阶级妇女的权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女权运动葬送了，尤其在世界大战以及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欧洲资本主义诸国，随着卷起了革命运动，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因此而消沉了。 英、德、瑞典等国，本早已承认了妇女的参政权、继承权、改订了婚姻法等，在家庭、在社会，资产阶级妇女们的权利，都有了充分的保障。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能做到此为止，再也不能前进了。女权论者虽然费尽心力，可是妇女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可以肯定地回答：没有！仅仅形式上的平权是不够的，这里还有更深刻更复杂的问题存在。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到处都在争取参政权与劳动权。有许多国家都已允许了妇女与男子可受同等的教育。夫妇子女间关系，虽因承认妇女有权利，而多少可以和缓了，可是妇女问题，依旧不能解决。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资产阶级统治下，虽然形式地承认了妇女的权利；实际上，妇女在家庭依旧是无权利，在社会上依旧也是无权利，加上道德的偏见，夫权的束缚，妇女依旧无所谓解放，尤其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妇女决不能解放！ 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到此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在此穷途末路之际，向劳动妇女指出了一条解放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但是女工以及男工们，最初她们（或他们）也不会理解到：妇女问题要得到解决，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密切的关系。经过了长期的苦斗，数十年的经验，才知道跟着近代劳动技术的发达，横亘在男女劳动者之间的界限打消了，彼此间的利益与要求，都没有什么矛盾的存在。而且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根本目的，包含着妇女解放在内。所以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标榜“平权”，劳动妇女的最初的中心要求，则是“劳动权”。到19世纪中叶，劳动妇女还提出如下的要求： 一、与男子劳动者同样有加入工会之权； 二、同工同酬； 三、保护劳动妇女； 四、保障母性（19世纪末叶的要求）。 以上的种种要求，在男女劳动者相互间不单绝没有利害的矛盾存在，而且这是整个无产阶级要求的一部分。关于工资的斗争（即劳动权的获得）是18世纪末基尔特斗争之一，参加这斗争的，不仅是劳动妇女，其他技术未经熟练的男子劳动者也是热烈的参加者。总之妇女们要求劳动权，是劳动运动的任务之一，妇女要求同工同酬，也是劳动运动的基本政策。可是当这一运动才发生时，对自己本阶级的利益，尚不能明确地认识，不免陷于谬误、无经验，和近视的弊病！只有在斗争的过程中，对自己本阶级的社会政治见解，才渐趋巩固与扩大。 这是必经的阶段，在19世纪初以至中叶，英、法、德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发展较迟的国家，没有不走过那样的历史途径。实例是：智力劳动的门户开放了以后，资产阶级妇女，并不就此能很容易地进去。同样，妇女劳动者，虽可走进各种新的劳动部门，但她们受到同阶级男同事的敌意，更加厉害。许多生产部门，例如机械工业、印刷业，以及其他熟练劳动的各方面，男性劳动者，非常厉害地反对妇女劳动者的加入；甚至有许多工会中，规定“不容许工资低廉、技术幼稚的女工参加劳动”。有些甚至直接要求企业家，“不要采用妇女”。这种同类相残的矛盾与可悲的现象，不是绝对没有根据的，这与资产阶级妇女参加智力劳动中所受到的非难完全相同。其最大的原因，即是技术不熟练，以及缺乏对工作上的职业训练。这现象，即使到现在（著者著书的当时——译者）劳动妇女依旧缺少训练，所以虽然在各方面都应用着她们的劳动力，但依旧被当作低廉的劳动力而已。因此我们知道：职业训练的必要，这是劳动妇女的职业教育中的一大问题。也是现在全世界的妇女劳动的最大问题。 男子劳动者想利用法律来抵抗廉价的妇女劳动者。最初用法律限制妇女劳动的，首先有英国（在40年代），继之者是法国，其他国家也先后制定这种劳动保护法。这法制的要点是规定妇女与儿童的劳动标准，并规定每日工作十小时，不准用童工。这种规定，实际上就劳动人民整个利益看，是很好的现象，它确是符合于妇女、儿童的利益的要求。可是这样意识的，还仅是一部分。 而一般要求者，以为这样可以排除那些未熟练劳动的妇女与童工。 妇女的参加劳动，不断开展，到19世纪末叶，男子劳动者，已渐次转移了他们的斗争对象：他们已由仇视仅取低廉工资的妇女劳动者，而移向真正剥削他们的资本家了。不但如此，且认她们是同一战线上的同志，因此改变从前的拒绝她们加入自己的工会，反而集中全力吸引她们加入工会了。现在全欧洲、美洲、澳洲以及亚洲的一部，每个工会中，总包含着几千万的妇女群众，对女劳动者采取仇视态度的，只有中国和印度的一部分工会（这一点似与事实不符——译者）。在日本男女工人早已打成一片了。当工会尚未容许女性劳动者加入时，妇女劳动者已组织了妇女工会，这种工会，最发达的要算英国，其次法国、美国也同样有这种组织，等到劳动运动渐次展开，更明确地认识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以后，男工与女工之间，消除了一切隔膜，妇女劳动者的工会，就和一般工会合并了。 无产阶级既理解了妇女劳动者，是工资劳动者的代表者，男女同有劳动权，是整个无产阶级应争取的要求，而且女工，是未来的母亲，无产阶级为了未来的劳动人们的利益，应尽拥护女工的利益与保护妇女劳动特别立法的义务。因此19世纪60、70年代后，无产阶级要结成政党时认为妇女劳动者已没有单独树立一帜的必要。同工同酬的要求，既渐次实际化，法律的保障妇女劳动，保障母性，保障幼年劳动者，被一般温和的社会主义劳动党，认为必要的事情了。不过一切要求，不妨很远地要求着、进展着，但谁也知道在资本主义的怀抱中，什么男女平权，妇女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妇女问题的解决，是要使妇女不单是为了家庭，而是要使她们变成全劳动社会的一个单位、生产组织中的一个细胞才能实现。 真正的妇女解放，只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才能实现。不仅是苏联，全世界的意识清楚的劳动妇女，都倾心着社会主义，就是这一理由。 现在我们有更进一步，说到本质的必要：即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逐渐提高以后，知道了为妇女解放而斗争，是他们的革命任务。在19世纪初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以及他们的信徒们，也注意过妇女问题，不过他们没有这种真正认识到妇女的无权利，他们不知道妇女的所以奴隶化，原因是脱离了社会生产劳动的缘故；所以他们没有把妇女问题的解决归诸于妇女们的加入社会的生产劳动，在他们的眼光中，妇女仍不过是丈夫的妻子、情人的自由的爱人，总之她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力量，而仍是男子的朋友或助手。不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曾不单在劳动、立法上提出了男女平权，即在结婚问题方面，也提男女平等的问题。尤其是圣西门勇敢地抨击了“两重道德”“善恶二神主义”等粉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东西，是值得注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恋爱与结婚的两性平等观，提出过“感情的自由”的口号，虽然没有被资产阶级妇女运动者注意，但在19世纪上层的知识妇女间，认为比教育平权与参政问题，更有深大的意义。拥护“感情自由”的女权论者们，最有名的是：法国的革命作家兼参加革命行动的实际女战士乔治·桑，与美国的第一个女记者麦加兰·弗莱。 尤其麦加兰·弗莱，应用她深谋远虑的文笔，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确有她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代表罗伯特·欧文，主张在同业工会中，吸收妇女参加。他创始的同业工会有不少劳动妇女加入，这是特征（疑为“特例”——录入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始用科学见地，来说明家庭与结婚，这样建立了对妇女问题的科学的正确见解。恩格斯根据他的名著《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与《宣言》比较，对妇女问题的说明，有更深的阐明与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更说明了妇女劳动者数目的日渐增大，以及用资本来剥削妇女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端绪。从此以后，妇女问题，不仅是个实际上而是理论地和一般劳动运动相溶合，走上了劳动阶级解放斗争的路程。第一国际，在它的实践要求的日程中，提出了妇女劳动问题。马克思更竭力抨击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的主张：他们企图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与减少劳动市场的竞争而限制妇女劳动。第一国际认清了妇女参加劳动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立意在爱护母性的前提下拥护妇女劳动者，要求法律广泛地保障妇女的劳动与健康。第一国际，由此而认定要解放妇女，那么战争正确而巩固的基础上的妇女劳动，是有它的不可避免性与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认定妇女有她的第二社会义务——母性。由这一问题的提出，明显地看出了：劳动妇女运动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对妇女问题见解的不同，单纯提倡男女平权，仍不能完全改善妇女的地位，要妇女的地位能够真正得到改善，我以为只有在全劳动人类获得解放的时候，提倡男女平权！国家特别保护女性！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锋——社会主义者的见解。 19世纪70年代时，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出而问世了。这本书已翻成各国语言，连日本与中国，也有了译本，仅仅德国一国，竟重印到五十版之多。这确是一部劳动妇女的圣书。它不但将马克思、恩格斯要说的话都说了，即使第三国际对劳动妇女的政策，亦更精细通俗地将它活现于纸上，尤其将他们的立场，用丰富的历史材料来加以证明，将妇女问题的本质明确地说明了。倍倍尔很明白地告诉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妇女解放的任务，有它的不可分离性，他更明白地说明了：妇女所以隶属于男子，妇女所以无权利的根源等，他认为妇女解放的道路与共产主义的实现相共通。他的谈妇女问题，就是广及各方面，譬如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道德与结婚问题上的一切虚伪粉饰，真可说尽了嘲笑的能事。从他这本书出版以来，将卖淫问题，认为这是社会的阶级剥削所发生的一种现象，这样将黑暗的卖淫问题，将它摆在光明的显微镜上了。但是倍倍尔最大的功绩，还是承认劳动者的对于妇女问题，有二重的任务：斗争的总目标，尽管只有一个，但对妇女劳动者，应特别注意她的母性的特殊任务。女工运动虽然和全体工人运动的斗争任务一致，但是也不可不承认女工运动的特殊性，只有注意这一点，才会使女工运动更加扩展。 倍倍尔这本书，在第二国际时代，曾帮助女工们认识革命的正确路线，有不朽的功绩。19世纪90年代后，全世界的女工运动，渐渐和劳动运动汇合而展开着。女工已成了社会党及工会的成员，不但参加罢工与工人运动，即世界大会、游行示威等，也是有组织地参加了。到了第一次欧战的时候，工人的队伍中，已有达百万的女工群众了。而且这些女工群众常是社会党的有力左翼分子。由于思想的觉悟的普遍提高，劳动运动与社会主义者的斗争，因有妇女参加，更形巩固而发展；妇女界，也出现了不少有力的社会运动家、理论家，与实践家。巴黎的社会运动者鲁茜·米茜尔，为劳动大众奔走呼号的罗莎·卢森堡，在劳动妇女运动史上，留着绝大功绩的克拉拉·蔡特金，都是世界有名的人物。她们的行动，在第三国际的建设史上，留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她们的思想，是使马克思的理论，更为丰富灿烂了。 特别是俄国，最富有勇敢的女性，她们都是能解脱传统见解坚决地从事革命斗争的人。 俄国的社会党党史上，描写着不少优秀的妇女革命者，她们的“内在力”，自发心、革命的意志，实足可以夸耀于后人。为了拯救那陷于永远无权利与愚昧的妇女，而散播新的真理——社会主义的种子的巴吉娜，她是妇女社会主义者的第一人，有魅力的民粹派的典型妇女，从她以后，勇敢的斯普吉娜，意志坚强的兰茜尔、浏巴凡齐等，不时在牢狱、放逐、死刑的残酷线上斗争着，对如火如荼的劳动者解放思想上，尽了最后的忠节！ 继以上诸人以后（19世纪80年代初头），有不少勇敢的女无政府主义党员的出现，著名的像苏菲亚·泼罗弗斯加雅，她有男性的理智，烈火似的热情，献身于革命事业。被专制的统治者惨杀的女工盖西·盖尔迈，凡拉弗·盖尔……，这些都是革命的女主人翁，为革命史放着异彩。此外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与普列汉诺夫、阿克雪罗得建设“劳动解放社”的薇拉·查苏利奇，她的学问与著作，到现在还被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宝库。此后随着第三国际的产生，女工运动变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所不可分的部分了。1919年第三国际第一次大会中，特别决定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既渐次巩固，这一运动的目的，也日渐扩大，女工运动也日渐成长，在解决妇女问题的领域里，已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复杂混乱的影响，胜利的凯歌已日渐迫近，现在能否促进妇女完全解放，全在于妇女自身的觉悟与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了。 最后，关于妇女能否再回到家庭去的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不是仅仅在“家事”的是否会消灭，以及它是否是有用或“无用”的问题，它的关键，还是在是否可以把妇女排除在社会生产以外。由于生产力的日渐增大，需要劳动力也日益增多；而且虽然生产技术不断地有新发明，可以节省劳动力，可是另一方面，又有别的生产机关需要着劳动。例如有一个发明，必需要劳动力。在经济的发展中，至少要在一个长的时期中，生产的劳动力，不会过剩，同时更随着技术的发达，需要亦不断地在增加。人类社会建设要到达完成的境地，伤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本质上讲，现在还是很贫乏的，文化的成果，只可说正在起头，这里随处需要广大的劳动力来参加生产。新的劳动力的需要既这样广大，同样，对有能劳动的手的妇女的需要，当然也日渐增大。现在，妇女的劳动，可以说在国民经济上，是不可缺的要素了。假使有人能用人为的方法，将加入在欧美国民经济圈内的七千万妇女，驱逐除外，它将起怎样巨大的经济变动？无疑地，将在全世界的生产上，酿成大混乱，许多产业部门，必濒于没落与破灭吧！总之：在20世纪，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事情，已打下了巩固的基础了，已没有再可使妇女退出的可能，尤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发展，妇女劳动在国民经济上，更有了坚固的保障。因为我们的主张是：“不劳动就没有面包”，劳动是我们国家的人民各自应尽的义务。因此什么“妇女回家”“妇女会恢复到过去的无权利”，那很明显地是不可能的事情。 妇女的无权利、被压迫、被束缚的时代，已经死去了，永远地死去了。现在我们是根据了共产主义的共同劳动的原则，组织着生产，同时解决妇女问题。 此外已没有别的路，有的话，也是走不通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