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怎么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1）

第五章怎么办？

白卫流亡人士

　　怎么办？这是一八六三年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一部同名的小说中，向争取建立新的政权形式和新的生活方式的俄国革命青年所提出的问题。这些革命青年差不多全部来自知识界，而其中许多人又是来自贵族家庭。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代。当时在俄国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的产业无产阶级，现在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尽管它自己还的确没有统治国家，可是它却已经能够使一个组织取得政权。这个组织便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专横地行使这种政权，它给予无产阶级以特权地位，但是正如它对待其他任何阶级和社会阶层那样，又剥夺掉它的一切自由。然而，这种特殊的国家体制，只能归结为从世界大战的暴行中产生的十分反常局面的一种偶合现象。这种反常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甚至现在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因此，就像一八六三年的情况一样，再一次向社会主义的俄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了使俄国人民从专制统治的痛苦中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应当怎么办？
　　的确，这倒并不意味着今天的问题就同过去的问题一样，这一方面是因为今天所要反对的专制统治大不同于过去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为争取政治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阶级，已大不同于一八六三年的阶级。但最重要的是，今天的问题已不再是理论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问题所抱的立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确定起来。今天产生了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如果布尔什维主义发生动摇，如果它受到一场起义的威胁，我们将怎么办？
　　这在今天并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问题，我们曾经多次提到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俄国工人发出的呼吁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它证实了关于已经发生的具有威胁性的起义的消息。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因为不幸的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自己对这个问题所必须作出的回答都不是一致的。
　　这主要牵涉到那些流亡的社会主义者。在俄国，肯定还有许多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出色的好同志，但是其中好些人已被囚禁在监狱里或者受到管制。要估计有许多人仍然自由，那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人唯有将自己的观点严密地掩饰起来，才能逃过政治警察的迫害。同他们进行公开的讨论是十分不可能的。
　　在另一方面，在俄国的流亡人士中间，倒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去进行这种讨论，这些人中几乎包括所有还活着的被称作坚定的俄国社会主义者。
　　除了俄国的民主主义者流亡人士和社会主义者流亡人士——这两种人几乎是彼此相同的——也还有来自意大利的这类流亡人士。
　　这两国的流亡人士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是有一个不同点。意大利的流亡人士全部都是社会主义者和中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在俄国流亡人士中间，除了像这样一类人以外，还有另外一些根本不相同的人——这就是那些反动分子，俄皇的宗室大臣，大地主，资本家，官僚，和旧时代的军官。其中有的已经安于自己的命运，也许还建立了愉快的生活，因而不再梦想到要去参加一次革命的起义，使自己遭惹新的危险和一个靠不住的前途。但是，也还有不在少数的人，他们或者是发现事情对自己不是那么愉快，或者是还保持着足够的精力，可以去参加新的斗争和冒新的危险。他们仍然在期待有可能回到俄国去，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团体。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的动机只不过是处于一种思乡病。他们明白已经发生的变化，也明知道不可能再恢复到过去的情况。他们的唯一希望是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使他们能够在故乡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但是，为数众多的流亡人士却不是作这种和和平平的打算。他们希望恢复旧社会，再来充当从前充当过的显赫角色，他们在等待机会，来实现这种反动。正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也忘记了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国有一次伟大的革命，而这次俄国的革命，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功绩，布尔什维克只不过做了一些顺水推舟的工作，自己便把这次革命垄断起来，终于破坏了这次革命。
　　这些反动分子认为，只要布尔什维克发生动摇，整个革命就会成问题。一旦俄国发生骚乱，他们就会去辨察风向，赶紧跑去重振科尔尼洛夫和高尔察克等等的事业。正如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宣言所指出的，这样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不能满足于接受白卫军的那种幻想。
　　流亡人士的可悲的命运之一是他们丧失了对故国的新情况作出正确评价的现实感，这些新情况，都是在他们离开故国以后所发生的。当流亡者还在积极进行活动的时候，国内情况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远比他们后来从信件中和报纸上的消息所得到的印象，要持久得多，有影响得多。
　　因此，不难了解，很大一部分反动的流亡人士都倾向于相信，一旦布尔什维克政权垮台，白卫将军们能以暂时取得大权的时刻就会重新到来。他们没有看到，自从那个时候以来，世界的历史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十年已经过去了，这是充满了闻所未闻的深刻变化的十年，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想法可以各有不同，但是从这些变化中所产生的人则已完全改变了。
　　旧俄国已不再存在，任何想要使它复活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是在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年代里，白卫军也遭到了挫败，这是因为他们表现为那些要求把自己的财产从农民手里夺回去的大地主的拥护者。如果这些农民现在起来反抗布尔什维克，那也就是捍卫同样的财产。他们将不会是为了给大地主没收土地开辟道路而抗拒通过集体农庄的方式来没收土地。任何人如果对农民的这种愿望有所怀疑的话，其结果只会碰得头破血流。
　　自从一九一七年以来，俄国的农民参加过很多次变革，他们一直是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因此原来的传统已经完全被打破；在过去，原来的传统在农村的单调生活中是占据很大优势的，除了在守城的多少方面有些变化，年复一年，其他情况都差不多。今天，这种老的传统已经不再对农民具有约束力，而为旧主人所代表的传统，就更无所谓了，他们突然在这个国家出现，完全成了故乡的陌生人，不知道要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才好。
　　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的几年中，旧的军队还在起作用。尽管这些军队已大批大批地解散，但始终还有某些团体存在，它们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团结在一起的。特别是军官队，仍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而今天，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因此，白卫军从什么地方能取得他们的新的权力呢？
　　很多人担心在苏维埃共和国垮台以后会发生像匈牙利同样的事情。但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只维持了几个月，还不可能建立起新的组织。将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也还只是一句诺言，始终没有实行。在罗马尼亚的刺刀的保护下，旧的贵族和一支由旧军官队统率的反革命军队很快就跑回来，重新建立了旧秩序。
　　这些情况是决不能与现今的俄国相提并论的。
　　另外还有人担心，在布尔什维克政权解体以后，代之而起的将是一个法西斯专政。但是法西斯主义只能在意大利盛行起来，这个主义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创始者只能靠金钱来赢得相当数量的追随者和某些权力，资本家集团供给他们大量金钱，因为它们害怕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希望有这样一群凶猛的警犬来抵御无产阶级的进攻。没有资本家的支持，就不会有法西斯主义——至少在它还没有掌握财政大权以前是这样。
　　但是，在今天的俄国，哪里还有这样一些富足的资本家足以装备和供养一支私人的军队？甚至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俄国本土的资本主义就是很不发达的。它的大部分资本来自国外。布尔什维主义彻底消灭了资产阶级。一场农民起义和一个民主政权的建立，不可能马上导致新的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出现。从什么地方拿出钱来付给法西斯分子帮伙呢？
　　由外国资本家来提供这笔费用倒的确是有可能的。但是要使由他们所供养的法西斯分子帮伙能在这片广大的国土上成为统治力量，而那该需要多大的一笔资金。西欧和美国的资本家为什么要那样不惜牺牲地来从背后攻击俄国的农民民主政治呢？他们可以从这里捞到什么东西呢？当然，民主分子必须密切注意到跑到俄国来的白卫军——尽管对俄国的民主政治和重建工作来说，最大的危险还不是来自这一方面的威胁，而是来自工人和农民的冲突。如果工人和农民的冲突得以避免，这两者之间能达成谅解，那么我们就可以抱有最美好的希望。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如果这两个阶级彼此进行攻击，那么问题就会变得十分严重。如果让农民只去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农民对一切来自城市的事物都感到深恶痛绝，那么，他们肯定会造成一场可怕的灾难，而在制造这场灾难的过程中，一些可疑分子便会取得领导地位。不过，这些新的领导人倒肯定不会是大地主、旧军官队、旧官僚机构和紧紧依靠这些东西的沙皇制度的维护者。
　　这个运动也很可能具有宗教的性质，但是曾经为沙皇利益服务的正教教会将不可能在这个运动中居领导地位。正教教会的组织破坏得太厉害了，其他宗教教派所受到的影响也太大了。
　　但是，我们必须不要忘记，正教教会的某些代表人物，尽管不是由于教会的力量，还是可能成为领导人物，到时候将会出现一些狂热者和先知式的人物，出现一些具有加邦、托尔斯泰和甘地思想倾向的人物。同样地，还会出现一些医治社会疾病的假药房，出现一些骗子。亚洲和半亚洲的农民阶级正是产生这类人物的肥沃土壤。这些人会在我们面前做出许多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们必须对这些事情有所准备，但是不要让世界大战后将军们发动叛乱的事情重演。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革命前的时代那种社会和政治条件更是已经过去了。
　　将来的事变是怎样的形式，这是很难臆测的。但是，按照通常的情况，有一件事情可以预言：即使将来的事变同过去的事变属于同一类性质，它的表现形式也会有所不同。马克思在他写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曾经嘲笑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的法国革命者想要按照一七九三年有过的模式建立一个公安委员会^[1]。同样荒谬的是在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下面也来玩弄这么一个委员会。准此，人们可以说，以对待一九一七年八月到一九二〇年十月期间白卫军军官叛乱行动的同样看法，来对待将来向布尔什维主义发动的叛乱行动，那也是荒谬的。
　　我们在这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在那个时候还表现出很大一部分革命精神，而现在它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了。我们曾经详细地探讨过这个问题。
　　流亡人士中的反动分子很难通过他们在俄国的活动来构成危险，倒是可以通过他们在国外的活动来做到。这些流亡者同许多政府的具有势力的政治集团以及同反动的报刊和许多有钱人保持着私人关系。只要俄国发生什么骚乱，他们很容易地就可以诱使这些政治集团、反动报刊和有钱人发出反革命叫嚣，采取行动和支持国内的骚乱。这些行动当然不可能走得很远。肯定没有哪一个大国在计划向俄国进行军事干涉，也许甚至对波兰都没有这种计划，但是，总会有某些措施、想法和支援的行动，而这一切将促进俄国的混乱，使国内的民主运动受到损害，以致争取民主的斗争更加难以进行。
　　凡是反动的流亡人士彰明较着地采取这种行动的地方，我们就肯定有责任去尽可能地加以反对。但是，流亡人士中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除了注意流亡人士的其他一部分人的行动，并使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很好地获取这方面的情报以外，是不可能有更大作为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首要任务是要阻止自己的政府对俄国国内的运动进行不适宜的干涉，同时严格地监视各个反动报刊。

民主主义者流亡人士

　　使反动的流亡人士的活动起不了作用，这应当是流亡人士中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团体的最不重要的责任。从俄国本土产生出来的任务，其重要性要大得多。
　　如前所述，究竟在今天的俄国，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分布情况怎样——广泛到怎样一种程度或者少到怎样一种程度，是不可能加以估计的。尽管有遭到各种虐待和杀身之祸的危险，这样的人肯定还不少；其中有些是过去老党的残存者，有些则是一些新的归依者，他们由于认识到专政的不稳固和它所产生的有害影响，因而信奉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期待，一旦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统治的压力消除以后，这些人的数量将会是很大的。但是，不管怎样，交付给他们的责任，将要求他们贡献出比最初所能付出的力量还要大得多的力量。到那个时候，同流亡人士时刻保持最密切的合作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只有这些流亡人士充分了解外国的情况，了解这些国家自从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采取的新措施和所建立的新制度，而对于这些新措施和新制度，要么就是不让苏维埃国家的居民知道，要么就是只让他们得到一些被歪曲了的消息。那些仍然留在祖国的流亡者的同胞们，他们对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的爱好、本领和能力，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是比流亡人士要强的。
　　流亡人士和仍然留在国内的同志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合作愈是能做到亲密无间，他们的成就就会愈大，取得和保持这个运动的领导权的时间也愈快。
　　但是，存在一个很令人烦恼的障碍，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流亡人士还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团体。他们成立了许多在某些方面具有严格区别的大小组织。在各个党派里，对策略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具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偶尔也还有原则上的分歧意见，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意见分歧，都是由于在必须采取行动时所依据的基础不确定。人们当然应当希望妨碍行动到那样一种程度的分歧意见能够终止。但是在这一点上，具体情况要比我们的希望更有力一些，分歧意见是从具体情况中产生的，而不是从个人忽然触发的念头中产生的。
　　不过，人们能够而且必须针对一个目标：早一点把具体情况摊开来，这就可以做到，尽管存在各种偶然的对立意见，也还是能够把各种不同思想倾向和不同团体的意见汇合起来，并促进这种意见的汇合。
　　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求各团体的领导人，在看到一般成员可能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的时候，能放弃任何独裁专断的做法。
　　要使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扩大为群众性的政党，只有放弃宗派主义的偏狭态度才能做到，这种态度使得每一个党员除了根据其领导人的意见，都不能公开地发表其他什么意见。一个群众性政党在组织上和行动上所必需的团结，只有做到给任何反对者提供一切机会，让他们把自己的论点当众谈出来，才有可能保持下去。意见分歧肯定是有害的。但是，如果由领导人垄断进行宣传的权利，而不让反对者有这项权利，那么这些分歧意见就不会终止，而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恶劣，因为这样一来，反对者将感到愤懑不平，最后只有被迫不再提出自己的意见。公众舆论本身也有权知道每一个可以提供意见的与舆论有关的争辩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找到和接受解决问题的最恰当的办法。
　　鉴于俄国的事态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重要性，国际无产阶级应当要求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各个政党，都必须利用机会，向其报告自己在策略上和理论上的分歧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分歧意见肯定不会加深，而会减弱。当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不应当自命为仲裁者。分歧意见的消除必须仍旧是有关各组织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拥有全部事实材料，就可以使争执的各方获得谅解，不致发生任何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问题。
　　当然事情不会总是这样顺利的，无论如何，它将不会消除由好几十年党所造成的各个组织之间的传统界限。可以寄予希望的是，只要俄国的工人阶级一旦有可能建立起群众性的组织，采取群众性的行动，特别是能进行自由的选举，那就会具备这方面的必要条件。而只要还有任何流亡人士存在，那也就表明完全缺乏这种条件。
　　但是各个政党之间达成谅解，制订一个统一行动的纲领，则应当是可能的。我们的意大利同志们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克服了我们的意见分歧而共同加入一个统一的组织。当然，在俄国的影响下，有许多人拒绝进行合作，但是这些人只是一些顽固的共产党人，或者是一些个别的准共产主义者。
　　就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情况来看，各个政党得以联合起来的条件是不太有利的。
　　根据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至少就欧洲大陆的情况而论，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个是（俄国除外）从法国大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的创始一直到法德战争和巴黎公社。当时，经济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条件，还不利于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成长，而且在大多数情况情况下，简直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运动还只限于小型的秘密集会，而每一个这样的集会，则是由不同性格的人物来进行统治。宗派主义，无产阶级运动的分裂，领导人的独裁专断，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民主主义风气的带动下，加上德意志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第一次形成了发展群众性组织的有利环境。把小的宗派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的做法，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找到了正确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不具有限制性和宗派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运动便进入了它的第二个阶段。正像小宗派团体那样，这些群众性政党都是具有革命性的，这不仅从社会的意义上来说，而且毫无疑问，从政治的意义上来说也是这样。这至少就军国主义的君主国家而论是如此。
　　在这段期间，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作不调和的反对派，同时还要猛烈反对那些中产阶级反对派的政党。在那个时候，工人群众仍然留在中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的阵营中，使工人群众脱离这个阵营，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当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在大多数国家差不多都完成了这项任务。然后是三个大的军国主义君主国家被推翻，这就到了现代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其中的这个阶段。
　　由于军国主义君主国家的被推翻和被推翻后所引起的后果，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问题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在其中进行活动的国家已不再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君主国家，而是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受到反动派的威胁的，它只能从无产阶级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我们现在的职责是要去维护这个共和国，也就是当前的这个国家，而不是去推翻它。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不再继续革命和变得保守，倒不是由于它放弃了它自己的任何目标，而只是由于它已经实现了某些目标。不是社会民主党变了，而是国家变了。在前次的革命以后，政治革命的思想便失去了它的意义。
　　虽然我们捍卫这个民主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除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点以外，距离我们所争取达到的目标还很远。这还只是一个开端。无产阶级以极其迫切的心情关心共和国的进一步发展。它不能把这个任务完全交付给中产阶级政党，而必须力求同它进行积极的合作。
　　然而，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也已经成长壮大并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以至如果说它不是占据优势的话，至少也是同中产阶级政党旗鼓相当的。虽然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还不可能单独进行统治，但是它并不再需要去同一切政府和一切其他政党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当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使无产阶级脱离中产阶级政党和把他们集结到本阶级的政党中——已经基本完成的时候，就更加不再需要这样做。凡是社会主义者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地方，他们便很容易坚持对激进主义者采取敌视的态度。
　　所有这些因素引起了这样一个结果：自从继世界大战后发生的革命以来，各地的社会主义者便不得不放弃他们那种深切厌恶同其他政党临时组成联合政府的态度，由于过去的具体情况和环绕无产阶级所产生的政治问题，他们一直这样做，而且也是做得对得，只要我们一旦成为多数党，足以单独组成一个强有力得政府，能够负起制订法律的责任，那就会进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
　　俄国由于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欧洲的大国中最落后的国家，因此它今天还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盛行的阶段。不过这也只是一种相对真实的情况。毫无疑问，一九一七年开始的革命，是在部分地类似一七八九年法国当时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俄国并非生活在世界之外。它随着世界的进步而进步，也随着采取了一些最进步的措施，单是这一点，就使当前的俄国革命不可能被看作只是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时期的重复。在俄国，最原始的因素和最先进的因素二者很奇怪地结合起来了。人们记忆中的十八世纪中产阶级革命，同伟大的工业无产阶级运动汇合到了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按照原始的社会主义形式，分成了好些不同的团体，而当这些团体参加到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中去的时候，它们本身差不多又都有所分化。但是另一方面，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却是在世界大战后的革命中首先加入联合政府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更不是“叛卖”——使用这个字眼，是为了表明区别于宗派主义者的不同的意见——而是环境所迫。
　　虽然环境肯定无疑地强迫建立了联合政府，但不幸的是，它并没为这些联合政府地成功创造必要的条件。在军队被解散后所引起的混乱中，由于缺乏统一的受过锻炼的群众性政党，保持宗派主义便要比保持联合政府容易得多；于是布尔什维主义获得了胜利。
　　另一方面，在俄国国外，尽管采取建立联合政府的政策违背从社会主义愿望的开始萌芽到世界大战结束这一世纪中所形成的革命传统，但是在食物变化的压力下，关于这种政策的观念和推行这种政策的做法却越来越得到支持。
　　有人向我进言，如果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垮台，那么无论民主主义政党也好，社会主义政党也好，都将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单独组成政府，如果民主主义获得胜利，它的各种成分必须一致合作；不管怎么样，至少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派系必须这样做。
　　在心理条件是不是适宜于组成一个俄国流亡者的民主集团，一个局外人是难以判断的。当然，人们可以对此抱有希望，不过，如果想在时机成熟以前，过快地实现这一愿望，那就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但无论如何，为了搞好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所作的一切努力，总归是有好处的。

俄国民主的目标

　　俄国各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越是能够在它们的目标方面——至少是最主要的目标方面取得一致，就越有可能进行合作。人们可以认为，在各个政党之间，将不难达成谅解。
　　理所当然的是，这些政党都是争取建立一个同样形式的国家——一个民主的议会制共和国。即使是苏维埃民主化的维护者，在提出这个目标的时候，也不会把它作为保持苏维埃宪法、赋予工资工人以特权和组织建立充分民主的一种手段，而是作为走向完全民主的第一步，因为他们认为，部分地达到目的，要比全部达到目的容易，而我们是不主张“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
　　俄国实行联邦制最能繁荣昌盛，在官僚化的集中制之下则不能，在这一点上也是应当可以达成协议的。
　　在社会政策方面，也像在国体方面一样，不至于有任何分歧。俄国的中产阶级民主主义不像西欧那样醉心于资本主义，因为这里从来没有过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现在差不多已经消失了，即使是在经济自由的情况下，它也不会很快地重新生长。
　　俄国那些非社会主义者的民主人士，他们之所以不接受社会主义，不是由于要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生产没有信心；但是他们并不是对工人阶级含有任何敌意，或者认为必须压制工人阶级。他们将会完全同社会主义者那样，允许工人在社会和政治上组织起来。
　　要是苏维埃共和国有了一项超过在西欧所已经获得的社会政治设施的话，正在兴起中的民主肯定不需要从工人手中剥夺这一设施或者把它削弱。但是，我必须说，我是不知道有这样的设施的，除非它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设施，而只是为了他们的少数宠儿设立的。
　　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要超过苏维埃俄国。取得胜利的民主派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把西方某些国家的工人弟兄们所已经获得的一切好处告诉工人：广泛的工人保护，良好的住宅，对经理部门独立的工人委员会，工会的完全自由，失业者、病者、伤者和老年人视工资多少发给保险金。
　　民主派必须为俄国的工人带来很多好处。苏维埃宪法所给予工人的特权是少得可怜和没有什么实效的，民主派将为他们失去这些特权付给丰厚的补偿。
　　现在来看看农民。如果农民起来反抗专政，那将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特别是为了赢得人身和财物的安全——他们的身体和财物时刻受到威胁，这种情况使任何形式的和平劳动都成为不可能。
　　实行民主主义的纲领便能确保人身的安全，确保一切得到法律承认的财产的安全，使其不受官方专横行动的侵犯。
　　当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的确曾经把国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但是他们宣布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现在的问题是，获得胜利的民主派是否必须废止过去所宣告的这些做法。
　　我们的回答是，丝毫没有必要为这一点发生争执。为了共同的利益，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应当要求把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从私人的掌握下摆脱出来，而让它们供社会使用。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我们必须在原则上争取土地的国有化或社会化。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懂得，在农民的经营方式的基础上的国有化将永远不过是一句空话，苏俄的情况也是如此。是否维持这句话吗，是一个很不重要的问题。
　　农民是靠自己的劳动才得拥有土地的。他们不仅收获庄稼，而且在一旦具有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条件的情况下也去改良土地。他们往往要在若干年后才能获得自己的劳动果实。如果他们的土地被剥夺而同时得不到足够的补偿，那么他们便会感到自己土地上的果实遭到了骗取。
　　任何没收土地的做法都会引起农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甚至反对补偿的办法。民主派将丝毫无意于剥夺掉这样巨大一部分人口的土地所有权。
　　对于大地主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大地主只是占人口中的一个很小的阶层，无论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仅仅是一个地主，而不也是一个自己干活的农学家，他们就不会由于劳动的关系而依附于土地。剥夺这些土地对于民主派来说是一个容易的和无关宏旨的问题。
　　但是，即使是在大规模的合作化农业中，一个雇工也并不是通过他的劳动而那么紧紧地依附于某块土地的。因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适合于公共所有制的。土地的公共所有制问题对一个雇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并不重要。
　　然而，一个民主政权，当其看到苏维埃国家中的国有化工业生产的时候，应当采取怎样一种做法呢？民主的纲领是不是由于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生产的时机还不成熟，便只是简单地要求应该把国有化工业生产交付给资本家呢？
　　这将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其情况正同布尔什维克的那种与此相反的做法，即迅速采取和机械执行的收归国有的做法一样。
　　对于任何一种企业来说，不管它的性质如何，保持其连续性，也就是使生产的进行不受到阻碍，是十分必要的。任何巨大的和持久的阻碍，都将意味着危机和可怕的苦难。
　　苏维埃国家一旦垮台，它的后继者的最迫切的一项任务就是使生产继续进行而不受到阻碍。他们碰到的经济情况越糟，他们就越是要这样做。要把国有化生产一下子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不发生危险，那是不可能的；反之也一样。国营企业不仅必须、而且应当得到允许，让它们继续经营。
　　我们必须要求实行一个新的“新经济政策”，像列宁过去提出的那个旧的“新经济政策”一样，但在程度上要更大一些，在实行的时候，必须采取这样一些做法：即承认已经享有的经济自由，容许资本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的和公共所有性质的自由企业，同国营企业一道繁荣滋长。如果这些自由企业能获得较多的成功，生产的东西比较便宜，或者能提供较好的产品，能付给较高的工资，等等，那么，便应当放弃国营企业。但是在前面各种情况得到证实以前，还不应当放弃。只有在消费者和工人都有利的情况下，才能由一种方式改变为另一种方式，有时甚至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私人企业得到允许以后，首先应当重新用之于商业交易中。大多数商业部门都因为官僚主义的国有化而难于维持。社会主义生产所要求的与其说是商业国有化，不如说是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团体之间的商品流通，以此来代替商业。
　　贸易垄断属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组织，起着极其横暴的作用，必须尽快废止，以便让路给自由贸易。
　　另一方面，也还有一些天然的垄断，在这一方面，民主的考虑并不要促使把国家的垄断改变为私人的或资本家的垄断。获得胜利的民主派将有一切理由来保持天然的国家垄断性质，例如铁路、森林、煤矿以及其他矿产资源如石油等。
　　其他种类的企业的情况将怎样发展，我们还必须等着瞧。
　　在布尔什维主义被推翻以后，资本也许只会十分小心地活动起来，这部分地是由于它的孱弱，部分地是由于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新获得的行动自由一定会在国营企业中产生良好的影响；在工人方面说来是工会的自由和工人委员会的自由，使它们不受监视，不受共产党人和无尽无休的各级官僚衙门的威胁。在国营生产部门工作的人员将会获得更大的勇气、更多的知识和更强的自信心。他们对工作的乐趣和了解也将有所增进。在这种情况下，十分可能的是，即使在天然垄断的领域以外也还会有许多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国营生产在完全转变为民主主义的经济以后，仍将继续保持下去。
　　究竟这是不是能够实现和实现到怎样一种程度，当然是不可能预言的。但不论怎样，在这里也像在期待科尔尼洛夫之流复活的情况下一样，如果认为在推翻布尔什维主义以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将只是简单地从它在十二年前停留着的地方重新开始，那是错误的。
　　对于布尔什维克在这段期间所采取的行动，每个人可以按照各人的意见来加以评价。但是布尔什维克曾经建立了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新基础，一旦民主制度得以取代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它就应当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行建设。
　　首先，只要共产党的大规模农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完全靠外力凑合到一起的，而不是出于工人的需要和物质上的必需，它就会垮台。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回到农民经营的过程，也还是事先越做好准备，在经济上就越合算。如果农民再一次像在一九一八年那样，被粗暴地煽动起来，去摧毁和破坏大庄园（这一次是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那就一定会像那次一样，导致生产上迫切需要的宝贵物品的破坏。
　　有些大规模农业也并不是不可能继续保持下去，这或者是因为它们在技术装备方面特别优良，或者是因为它们拥有技术最好的工人和出色的管理部门。在人民一齐获得更广泛自由的情况下，也会使得这些单位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做出更好的贡献。
　　因此，有些集体农庄仍然可能存在，甚至还可能被人继续看作是一种模范农庄。工业最先进的国家倒不一定最有可能具备建立大规模社会主义农业的条件。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工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取得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一来，主要的就是心理上的先决条件，即强烈的团结感和高度智慧。
　　最初只能是零散试验的那些农业经营的前景如何，还不能肯定地说。有人可以对它们表示怀疑，有人可以对它们表示热心。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俄国的整个情况来看，表示怀疑的看法是比较有理由的。但是，在这一点上的分歧没有必要使我们分裂得太厉害。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很是兴旺的话，每一个孟什维克都会感到高兴；而没有哪一个社会革命党人会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办法来强迫设立这些农庄和农场。双方都会同意，应当让农民具有完全的自由来选择它们认为最合适的经营方式。
　　在这一章里，我们不准备研究布尔什维主义垮台以后将在俄国出现的情况。我们的任务是要探讨一下，是不是没有可能制订除一个能够为俄国一切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都接受的纲领，这个纲领将是绝对现实的，是以实际情况为根据的，但是它并不要求各个政党放弃它们的哪一个特殊观点。
　　对将来所抱希望的不同看法，由于不影响我们当前的做法，因此不应当成为彼此争吵的理由。
　　今天已经能够说的是：如果争取建立一个所谓“形式的”民主的斗争获致成功的话，那么，仅仅这一点就不但必然会为俄国城乡工人阶级带来政治上的行动自由，而且必然会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财富，这尤其是因为工人和农民至少在最初阶段根本不需要去对付大地主，而只需要对付微弱的资产阶级，只需要同对劳动者阶级几乎完全表同情的知识分子打交道。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一旦丧失它在俄国所处的特权地位，就会降低无产阶级在俄国和全世界的威信，这种看法是再虚妄不过的了。
　　情况倒是刚好相反。从苏维埃宪法只会造成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嫌隙和敌视，而只有民主才能使国家得以重新兴盛起来，使农民和工人具有共同的利益；至于在民主制度下为了公共福利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则将由工人和知识分子一道来负责领导，这一领导在民主制中将成为依靠精神上的优越性，而不是依靠政治警察和武装“突击队”的领导；这样，就一定会大大提高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已降低到如此地步的威信。实行上述民主纲领，就不仅一定能使俄国，而且能使全欧洲得到最重大的改进。
　　虽然俄国已经弄得贫困衰敝，但也并不是一贫如洗。一旦没收财产的专横行为有可能停止的时候，藏匿的东西就会露出头来。富有的流亡人士在回到国内的时候，将会带回更多的财产；一旦议会制订的立法得以代替当前的专制权力，国家的信用也终将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城乡工人由于新的条件而产生的日益提高的生产率，就将不仅使俄国的居民能比过去更好地满足对商品的需要，而且将使生产资料方面的缺乏得到弥补；而这样一来，又可以使生产能力增加，对工农业的信用更好，从而不断提高俄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然后就会开始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终将克服使当前各工业国家受到压力的可怕危机。
　　产生危机的部分原因是，东方的广大农业地区——印度、中国和俄国——由于受到骚扰、叛乱和抵制等等活动的影响，自从世界大战以来，只给西方工业品提供了非常有限的市场，这一点欧洲的政治家是知道的。其中有许多人曾经力图以优越的条件来同布尔什维克进行谈判，以便使自己国家的工业品获得允许进入俄国的市场，他们希望签订大量的合同，但不幸的是，只要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存在一天，这个市场就肯定始终起不了什么作用。
　　民主派在俄国的胜利，将不仅为全世界的工业品开放这个市场，而且还将迅速地和极大地扩充这个市场的范围。
　　这不仅必然会影响到欧洲（还有美洲）的工业，而且会影响到这里的工人阶级，增强他们的自觉心和政治力量，减少那些由于战争和失业以至沦为乞丐的人，这些人让自己为资本家所收买，或者是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违法乱纪的勾当中。无产阶级的民主派必须在世界上具有影响的国家中加强自己的力量，改变由于阶级力量的平衡所造成的无所作为的局面，坚决地开辟走向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种更高生活方式的道路。
　　然而必须进一步指出，一旦民主派在俄国当政，它将看到这里已经完全是一片民穷财尽的国土。
　　民主派肯定是要为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机会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唯有使国家避免一切浪费，集中国家的全部资财来发展生产力。我们不像那些资本家，当然不会认为把经费用来维持和改进劳动者的生活是浪费。拿出钱来办学校，照顾患病的和失业的工人，根据我们的思想方式，这都不能认为是浪费。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一切用于非建设性事业的经费，例如军费，确实浪费。没有哪一个国家更比俄国需要裁军。但是，在被一些由好战的军国主义政党所统治的和武装起来的邻国如波兰和土耳其包围之下，如果俄国单独实行裁军，那是做不到的，是不可能在和平中享受到裁军的好处的。
　　在俄国的民主纲领中，当然包含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但首先是要实行普遍裁军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它将站在德国和许多小国家一边；英国的工党如果继续执政，也将会乐于这样做；如果法国的劳工政党取得政权，情况也将是一样。
　　还必须把法西斯意大利孤立起来，以便迫使它也接受裁军。这将是由民主主义来压制法西斯主义的开端。布尔什维主义是阻止这一为大家所向往的发展形势的障碍物。如果一旦能搬掉这个障碍物而代之以民主主义，那就将不仅为俄国的进步，而且将为整个欧洲的进步扫清道路。

民族自决

　　必须承认，一旦像上面所描述的这样一个纲领得到普遍接受以后，任何仍然可能存在的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分歧都必须远远地加以抛弃，以便使大家、至少使社会主义政党之间求得谅解，有了这种谅解也就有可能进行合作。
　　但是要达成这样的谅解还必须克服一个障碍：民族之间的对立。
　　俄国属于这样的国家，它的居民是由不同的民族所组成的，每一个民族居住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在这种性质的国家里，如果有任何争取民主的行动的话，那么，除了已经提出来的民主要求以外，还应当加上各个民族独立的要求。每一个民族都希望用他们所了解的语言文字来管理和教育他们，来处理他们的诉讼案件。
　　未达到这种目的而采取的最直接和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要求各个民族的绝对独立，从一个母国分成许多民族国家。
　　这就意味着，各个不同民族的民主人士不去团结一致地反对不民主的政权，却彼此采取敌视的态度，或者是彼此过于不信任，以至大家搞不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在那些应当为了使民主得到承认而奋斗的地方，民主力量却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在这方面，俄国倒的确从来没有像奥地利一样，采取那样一种恶劣的形式。在奥地利，自从梅特涅时代以来，历届政府总是依靠个别民族的支持，它的办法是应允给予这些民族一点好处，而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
　　在俄国，专制政权的强大压力使这种情况无从产生。在这里，任何要求独立的民族都立即遭到沙皇专制制度的坚决反对。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在民主制度下，人民之间的民族分歧仍然是存在的。
　　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不但分成了各个派别，而且各个派别在各个不同民族的政党中又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如果想要组成一个集团，甚至只是组成各民主人士之间——至少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个协商团体，那么，就不仅要考虑到各个不同的派别，而且还必须把各个不同民族中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也一并加以考虑。
　　现在很明显，在苏维埃俄国，很少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单独地赢得或者保持自己的自由，如果它极力要这样做，那就会招致一场惨痛的斗争，整个民族都可能归于沦亡。一次反抗苏维埃国家的行动很可能从这些民族中间的一个爆发出来，但是除非得到其他民族的支持，它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每一个民族只有同国内其他民族联合在一起，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而每一个民族中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越是能同其他民族中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保持永久的友好关系，甚至在展开争取自由的斗争以前就保持这种关系，那就会更加容易地收到这方面的效果。而要保持这种关系，先决条件是要就民族纲领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毫无疑问，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决权；民主主义者难以否认这一点，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了。但是自决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这却是一个大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俄国的朋友们或者流亡人士中的朋友们，可以很好地请教请教西方的经验，也就是从西方的经验中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在它们的情况下不采取这种做法。
　　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由于世界大战而垮台的结果，在它们的领土上的各个地区涌现出了一系列国家，其中有些是很小的国家。
　　这样一来，在欧洲，除本来已有的大量国家外，国家数字又大大增加了。但是，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一方面，它需要巨大的经济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极其地主中的支持者等等，则力图以垄断来代替自由竞争，尽可能地封锁国内市场，以便使自己在这些地方得以更广泛地行使其垄断权。这种政策，暂时为个别的资本家和地主带来了巨额利润，但是，由于由国家来进行贸易的范围缩小，它对一般经济生活的有害作用却加强了。资本的大量集中和由世界大战所引起的一下子在欧洲增加那么多国家的情况下，对垄断政策都是有利的。尽管在技术上克服了困难，但为什么欧洲的在经济上不能从大战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为什么不能避免危机，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全世界都认识到这一点，并坚决认为应当结束这种情况，办法是不把欧洲分成一些小的国家，而建立某种欧洲联邦。但是，只要资本家和他们的追随者还在当权，他们的直接的和特殊的利益得以保持，他们就不会采取较为明智的做法。这个道理对裁军也是一样。只有社会主义者能超越这种狭隘的自私自利的眼光，为普遍利益而奋斗；只有社会主义者在主要国家取得了政权，才能使欧洲联邦和裁军成为现实，尽管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所持有的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重新联合起来是如何必要，但是一旦已经分裂成为不同的国家，要改变这种分裂的局面是多么困难。
　　因此，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所组成的各个民族政党获得了自由以后，在它们准备利用它们的自由去促成一些分立国家的分裂以前，最好是先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把一些分立国家赶出俄国的是专制政权，起先是沙皇，然后是布尔什维克。以格鲁吉亚人为例：在一九一七年的选举以后，格鲁吉亚人仍然是派遣了代表来参加立宪会议的。一直到立宪会议遭到镇压以后，他们才脱离俄国。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也还是认为作为大家庭的一员是有力的。因此他们同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建立了外高加索共和国。格鲁吉亚一直到这个共和国分裂以后，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一个民族的自决权和主权并不是同义词。
　　在君主政权下，统治着总是要争夺主权，争夺最高的和绝对的权力。争夺的锋芒可以指向外国，也同样可以指向本国的臣民。在君主政权的情况下，要把几个国家融合为一个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征服。
　　各个共和国只有靠自愿地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更大的安全或建立起更大的经济有机体。瑞士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就是从这种联合的方式中产生的。
　　在获得自由以后，为了恢复俄国的经济，最必要的、也的确可以说非如此不可的，就是要避免由于建立分立的国家所可能引起的分裂现象。这些分立的国家，比起欧洲仍然存在的那些国家来，包括从奥地利分出来的几个国家以及从前属于俄国的西部国家，其情形便要恶劣得多，因为它们比这些国家更加穷苦。它们需要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自决权，但是它们也需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彼此相互联合起来。
　　今天，在一个交通工具非常发达的时代，在一个民族的繁荣昌盛有赖于最大限度地相互依靠的时代，主权对各个民族来说并不是一种保护，而是一种危险。国际联盟就已经在要求对每一个国家的主权作某些限制，但是它所要求的还不够。当几个邻国彼此进行密切接触的时候，还必须作出更多的限制。
　　一切联盟关系和一切商务条约中所包含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对主权的某些限制。
　　在欧洲其他国家是那样难于争取做到的事情，已经联合起来的俄国各族人民是容易做到的。如果东部各族人民取得自由，那么，他们就可以靠建立一个俄罗斯联邦或俄罗斯合众国，来为西欧树立一个榜样；这里的俄罗斯联邦或俄罗斯合众国，来为西欧树立一个榜样；这里俄罗斯这个名词只是就疆土方面的意义而言，而并非统治民族。在这一个根据自愿原则联合组成的联邦中，当然不会有什么统治民族。在合众国也好，瑞士也好，都没有统治民族。现代民主政权所要求的不是主权，而是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布雷斯柴德（Breitscheid）最近就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德问题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阐述。
　　至于共同的任务是什么，具体到譬如说一个州的任务是什么，那当然是可以有不同意见的。在瑞士联邦和合众国，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有争论的，今天也还在继续争论，但是这并不妨碍使大家联合在一起。
　　如果当今俄国领土上的自由国家曾经组成一个关税同盟，那么，许多事情早就已经完成了。这样，也就可以避免在欧洲的一些较小的国家中仍然存在的那种缴纳高额保护关税的愚蠢做法。要建立关税同盟，就当然要组织一个关税议会。
　　袭用拉丁同盟（Latin Union）的办法成立一个货币同盟（Currency Union）也很重要。拉丁同盟是在自由贸易最盛行的时候，由一些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士——在一八六五年成立的。
　　商务和贸易政策的一致，同海关税则的一致具有密切关系。同样地，外交政策也是这种情况，而外交政策的一致又可以导致其他方面如军队的某种一致。同盟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了解在一旦遭到攻击的时候，其他的国家就会出来保护它。至于同盟中各成员国彼此间的争吵，则应当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事情。
　　所有这些办法并不妨碍一个民族在其他一切问题上如教育、税务、内政、司法等等的自决权。当然，如果在这些东西能就其中的许多问题达成协议，例如制订一部共同的民法，那也是有好处的。
　　虽然是完全的民主，还必须时刻注意，决不要使同盟的共同任务发展到那样一种程度，以至使它的好处丧失其吸引力，而坏处倒占了上风。同盟只应当建立和团结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从互相帮助中所享受到的好处，而不是强迫性的服从。
　　因此，在建立这种同盟国家的时候，不应当强迫当今俄国领土上的任何民族加入这个同盟。只要这个同盟一旦建立起来，并根据民主原则把事情办得好，那么，仍然对建立同盟有所怀疑的国家，也会很容易地加入到同盟中来了。加入同盟的好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而如果保持孤立，其危险性却就不小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期待：作为主权国家存在了十年的国家，都将加入同盟，例如波罗的海的国家的情况就会是这样。如果拉脱维亚不是由于关税壁垒的缘故而从俄国分离出去，里加（拉脱维亚首都——译者注）的景况就会要好得多！
　　一切以俄国的民主事业为重的人，他们应当担负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安排某种内部的合作，而不要有任何互不信赖的表现。就促进俄国各个民族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合作来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可以起重要的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情况是如此难以预测，我们不可能肯定地说最近布尔什维克的危机将会是怎样一个结局。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俄国和流亡人士中的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者，越是能在合作问题上彼此多了解，多花一些力量，越是能尽早地就某种一致行动的纲领作出决定，那么，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但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将会更加美好。
　　虽然俄国是欧洲大国中最落后的国家，但是在过去，这里的情况往往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使得欧洲那种引人注目的发展情况受到新的刺激，并促使它前进。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给了在西欧争取普遍选举权的斗争以巨大的鼓舞，在许多国家（如奥地利）还给予了它们终于获得胜利的力量。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引起了多方面的反响，这次革命大大地鼓舞和激发了西欧无产阶级的热情，要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是一个最适当的集会来在各个地方分裂无产阶级，在他们掌握政权的地方怂恿无产阶级进行争吵，这次革命原是可以推动无产阶级取得巨大成就的。
　　甚至在今天，如果在俄国出现民主的复活，从而得以克服危机并增加社会主义政党的权力，那么，欧洲也还是有希望发生重大事情的。在欧洲，关于裁军和建立欧洲联邦的问题正在酝酿中，但是这些问题遭到了俄国和其他地方的当权者的激烈反对。在俄国进行一次民主革命，就将带动整个欧洲朝进步的方向前进。
　　但是俄国是不是会有一次民主革命呢？我只能把它看成是许多可能性之一。有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情是，俄国的痛苦正日益大大加深，而且必然会要加深。究竟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会使人民陷于停滞不前，或者是不是会发生积极的和广泛的运动，通过这种运动而根本改变苏维埃俄国的面貌，要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但是，从许多迹象来看，都是倾向于后者。
　　从一九三〇年五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宣言中的令人感动的语调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时局的严重性。这是向俄国工人发出的一个宣言，但它并不意味着只是针对俄国工人的。俄国的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问题，这不光是就俄国无产阶级同其他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政治联系方面的意义而言，而且就下列情况的意义而言，也是一样，那就是在今天的俄国，事情的变化在极其巨大的程度上是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情况有着联系的，其他地方的福祸系于俄国。因此，认清俄国的形势，考虑到我们的工作所将引起的后果，这是我们无可推诿的责任。
　　我们中间也许有许多人不愿意谈俄国，而只愿意谈俄国革命，但是，革命这个字眼，由于在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以后，被应用到各式各样的和彼此矛盾的事件中去，以至变得很不明确而可以具有种种不同的意义；或者是当人们想要使用这个字眼的时候，它是如此的含糊不清，以至每当提到俄国革命已在觉醒或复苏，便必须找出它的确切含义，究竟是指的哪一种革命。
　　我们大家都必须衷心拥护的俄国革命，只能是民主革命。

^[1] 一七九三年四月，法国资产阶级阶级的雅各宾派为了加强革命专政，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它是实际的革命政府，掌握管辖一切国家机关的大权。——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