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1）
第三章 政治革命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
社会革命产生于政治革命。后一革命反过来又对前一革命发生作用。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是互相影响的。政治情况要比社会情况明显和容易掌握，因为政治情况的基本特点总是归纳在短短的法律条文或命令中。
俄国政体的变化，极其清楚地显示出它在社会情况方面的变化。
第二次俄国革命爆发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三日（按俄国旧历为二月二十八日）——正当世界大战期间。这次革命是由于大战所造成的令人寒心的悲惨处境的结果，是由于军队对这场难以获胜的战争感到厌倦和陷于纪律松弛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工农群众渴望和平的结果。
军队同“国内敌人”作战的失败导致了沙皇政权的崩溃。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仅仅部分获得成功的地方，现在一下子毅然决然地予以完成了。广泛的政治民主的胜利有了保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共和国的宪法则由立宪会议来草拟。一九一八年一月，在平等和普遍的基础上选出的会议举行了会议。在这次选举中，社会主义政党获得了大多数选票。在三千六百万选票中，孟什维克获得将近两百万票。各资产阶级政党获得其余的四百多万票。
这个立宪会议的工作原是肯定能做到坦率的民主，对工农采取友好态度的，但是它却从来没有能够着手进行自己的工作，因为它刚一开始就被军方的拳头所粉碎，从而结束了这场民主革命。
在俄国，革命爆发得比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国土上为早，这对俄国来说是不幸的。哈布斯堡王室和霍亨索伦王室的军国主义君主制度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告崩溃。在俄国，沙皇的统治则是在战争期间被推翻的。对战争的不同的看法原已使得社会主义国际发生了分裂并陷于无所作为的境地，这些不同的看法也就是造成对俄国的民主政治有着严重分歧意见的原因，而俄国的这种民主政治是一点也不符合各个不同阶级的需要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希望和平；但是，是什么样的和平，怎样去取得这种和平？这里存在很大的困难，因为当德国和奥地利的那些居重要地位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看到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陷于崩溃的时候，便感到更加可以扩大他们的战争目的；而这种情况又使得西方国家更加清楚地看到，它们应当坚持打下去，直到推翻这些中欧集团国家为止。然则，怎样才能获致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平”呢？
当时只有那些布尔什维克厚着脸皮地提出要求，说是应当解散军队，让俄国边境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的面前敞开。他们指望对于这种大胆行动的响应，将是其他军队的解散和世界革命的到来。如果他们事先能看到他们所采取的政策的结果；一九一八年三月布列斯特——立夫托斯克和约的签订，德国人向乌克兰——甚至远达格鲁吉亚——的无所阻拦的进军，他们也许不会那么坚决地要求在一九一七年夏季解散军队。
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在当时不是靠革命，而是靠协约国的胜利才得到拯救。不错，协约国只想在俄国继续进行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的反革命工作，但是西方国家距离俄国的领土太远了，它们的军队在战争中耗损也太大，以致不可能发动一次其目的决不能说是为了防止外国威胁的强有力的攻势。
然而，俄国却继续遭到外国军队的入侵，这种情况再加上内战，便连刚刚迫不及待地解散自己军队的布尔什维克，也被迫要另行组织军队。
在最初，当布尔什维克表示应允将立即解散军队的时候，它们在工人和农民当中，特别是在兵士本身当中，是享有很高的声誉的。
当布尔什维克鼓励工人和农民去干脆夺取所有那些它们能够掌握的财产的时候，他们的声誉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当时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则要求没收大地产，并使资本主义工业尽可能广泛地社会主义化，并且希望能按照某种规定的计划，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再去进行这项工作，而不是贸然地干起来。
另一方面，不管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比起来，布尔什维克的声誉提到多高，他们仍然没有能把大多数农民争取到自己那边去，甚至没有能把大多数产业工人争取到自己那边去——至少就全国总的情况来看是这样，争取到大多数工人的只限于某些城市。
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举行的第一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在曾经申述其党派关系的七百七十名代表当中，有二百八十五名是社会革命党人，二百四十八名是孟什维克，一百零五名是布尔什维克，三十二名是国际主义者（孟什维克中具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人），有七十三名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已经谈到过在选举立宪会议时所投的票数。这些数字显示了类似的图景，其中只有孟什维克所获得的票数要少得多。除了在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只是产业工人的政党，而不是农民的政党。甚至在那些迫切希望获得允许回家的士兵当中，布尔什维克也没有能在选举中获得大多数选票，在四百五十万张选票中，仅仅获得了一百八十万张，或百分之三十八。
但是，他们也得到了一件东西，那就是党的组织；这个党组织甚至在战前就已经作为一个反叛者的组织而建立起来，它的党员具有铁的纪律，这些人没有自己的意志，只是服从他们的领袖列宁。战争使得国家机器和军队解体，而它对革命的民主政党也不是没有影响的。的确，在革命期间，这些政党都赢得了强有力的追随者，但是完全缺乏巩固的团结。社会主义政党本身在战争问题上就发生了分裂，在参加联合政府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分裂；在缺乏一个政党。其人数必须大大超过其他所有政党人数的情况下，这种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在孟什维克当中，国际主义者组成了一个不满分子集团，反对党的多数派；社会革命党中的左翼分子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
唯有布尔什维克懂得怎样去训练自己日益增多的追随者，从而获得了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较大的优势。
光是遵照民主原则和采取议会手段，是不足以使他们夺取到绝对权力的。然而，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另一件使他们赢得胜利的武器。
当时，兵士们的情况完全同工人和农民一样。他们只是比工人和农民更加处于混乱状态，对于这种混乱状态，在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中没有哪一个政党很好地知道应当如何去着手处理。而在这件事情上，布尔什维克再一次显示他们要比别人高明。
在整个军队的选票中，布尔什维克实际获得的票数不到百分之四十，“但是，在北方战线占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西方战线几乎占到百分之七十，这也就是说，都是在都城附近的军队，在导致随后发生的事变中，这些军队成了主要的工具”。（沃伊廷斯基：《数字的世界》第7卷第27页。）
布尔什维克懂得如何在他们的士兵追随者当中培养足够的志愿人员，尽管这些士兵追随者对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但继续打下去他们也是不在乎的。布尔什维克使这些士兵再次处于纪律之下，这是他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就，使得他们胜过其他政党，而且终于获得最高指挥权。
从一开始，产生当时那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基于大多数农民和工人对布尔什维克的信任，而是基于布尔什维克从较强的营队中所获得的支持。
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底举行会议。这时候布尔什维克已经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地位。他们在彼得堡发动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并获得了胜利（十一月七日）。
也只有到那时，才能够举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于工人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拒绝同发动政变的军事独裁者在一起开会，布尔什维克于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出席大会的六百七十名代表中，三百九十名是布尔什维克，一百七十九名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三十五名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其余的是无所隶属的独立人士。有些国际主义者在会议进行中退出，另外一些则赞成“革命阵线的团结一致”，但他们反对把政权交给苏维埃政府。这时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已提上日程，建立这个政府不是由于对苏维埃有好感，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把兵士们争取到了他们那边。
布尔什维克仍然应允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列宁无法很好地阻挠这次选举，因为他本人曾经叫嚷得最响，要求进行选举，并谴责那些在选举过程中制造困难的政党。然而，当极大多数选民投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立宪会议的丧钟便敲起来了。立宪会议刚一举行会议（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它便立即被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和水兵所驱散。由于布尔什维克现在已经把统治机器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其他政党在首都便不再拥有任何能由自己支配的军队。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政变是彼得格勒（当时还不叫列宁格勒）一场巷战的结果，流血很多。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的政变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其情况就同法国拿破仑·波拿巴在雾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所遇到的情况一样。
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立即认识到通过拿破仑来更替执政内阁的这场革命的意义。他们还没有清楚地看出来，从革命者的队伍中会建立起一个将要反对前此的革命行动的新政权。只是在波拿巴取得了皇帝的称号（一八〇四年四月）从而使这件事情达到极致以后，它的反革命意义才大白于天下。同样地，仅仅为数不多的一些人立即了解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和一九一八年一月政变的反革命意义。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全不记得在俄国曾经有过一次三月革命，民主共和国就是通过这次革命建立起来的。不少的人甚至认为，真正的革命正是从给这个民主共和国以致命打击的政变开始的。
在那些日子里，俄国的民主政党——这些政党差不多全是属于农民和无产阶级性质的——却反而受到了压迫，因为它们的那些拥有军队为靠山的对手同时从左的和右的方面来反对它们。
虽然一九一七年的三月革命主要可以归因于个别团体的叛变，虽然军纪从此败坏得很快，但是，仍然有一些军队在它们的司令官看来是靠得住的。
俄国军队的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曾经企图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利用这样一些军队来推翻当时仍然存在的民主政权，以期不仅恢复军队的纪律，而且尽可能地恢复旧政权。他在八月二十六日发动了进攻。但是这次反叛很快就失败了。他过高地估计了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团结性。当全国的一切重要力量都站到政府和由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边的时候，科尔尼洛夫将军率领的这支军队便更加容易动摇了。因此，科尔尼洛夫的叛乱终于完全陷入孤立，并且很快就告完结：这是“以后的德国卡普暴动[1]的结果的一个完全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例”。（赫维茨：《最近一次俄国革命史》第122页。）
不过，这次叛乱也并不是没有影响的。它显示从军官及其追随者方面会产生怎样一种威胁革命的危险。这就迫使许多极为坚定的革命者跑到布尔什维克的阵营，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同意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布尔什维克的军事组织是对革命的一个有力的支柱。这里面的道理，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到后来才明白，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一直到一九一七年都还没能掌握；国际无产阶级也至今没有能好好掌握这个道理，那就是：如果不再存在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如果各个政党都在进行武装，那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不论靠武力来解决政治分歧的做法是如何地不适合他们的脾气，也必须组织军队。只有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较早地认识到当时的局面要求怎样做，他们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五日就在第比利斯建立了由久经考验和富有组织性的党员组成的工人赤卫队。
俄国其他地方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对于自己那种没有武装起义来的状态时应当深感反悔的。而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的那种武装起来的状态却对各式各样的革命者，特别是对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立宪会议解散以后，俄国政党之间的斗争便完全采取了内战的形式。将军们和“白卫军”动山再起，纠集强盗匪帮，同革命作斗争。在没有议会，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情况下，除了使用武力，各种团体和俱乐部要想反抗政府的权力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自己就曾经吹嘘说，内战是改造社会的最高形式。
在俄国，正同在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一样，战争的无休无止不但给人们带来一种十分厌战的情绪，而且迫使许多具有各种爱好的青年人不能从事和平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广大人民群众都极其讨厌当兵这一行，可是，也有个别的一些人，而且人数还很不少——有些是梦想家，有些则是游手好闲之辈——却变成了真正的雇佣兵，他们是存心要同人去吵嘴骂架，去偷盗抢劫的，这些人跑到了那些行使这种权力的匪帮头子那里。
当政党之间展开武装斗争的时候，如果各个政党都能仅仅依靠一些没有私心和具有觉悟的党员，那么这场斗争便会结束得快一些。在战争中不断涌现的过多的雇佣兵，延长了内战的时间。俄国内地原是没有遭受外国侵略的，现在也糜烂不堪。
由于不加区分地征用大战中的战俘，以致参加战斗的人数更有所增加。不少被俄国人俘虏的捷克人让他们参加了“军团”，去同奥地利作战。奥地利标榜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因此布尔什维克便装成德国战俘的朋友，让许多战俘或者是按照其本人意愿编入布尔什维克的“红军”，要不然便是强制入伍。
在当时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人，其他非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也一样，处境都是很悲惨的。他们无法为布尔什维克的种种行为出力：解散立宪会议，压制国内一切自由，扼杀一切能使无产阶级在道德、智能和经济方面获得进步的机会，任何不奴颜婢膝地服从他们领导的社会主义者，便立即予以枪毙。
他们是不是可以加入反对派呢？的确，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人常常宣告他们的目的在于重新建立民主制度，恢复立宪会议。但是，在武装斗争中，左右一切的是军官而不是政治家。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发生的一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事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哪个带有沙皇、贵族和资本家偏见的旧军官队。统率这些军官队的是旧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先是科尔尼洛夫将军和他的后继者阿列克塞也夫将军。每当这些先生们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便立即露出了反动的原形。在这些将军们所领导的一帮人侈谈自由的诱惑下，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他们一伙，而结果总是使自己感到一切都落空，并往往令人痛恨。
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都无法问心无愧地去打击这一边或另一边。在这种时候，除了手执武器，要在俄国从事政治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和与之相近的其他政党的党员便被推向进行这场斗争的政治舞台的后面。结果只留下两个阵营。
就在这个时候，从科尔尼洛夫到弗兰格尔这些军官们的胜利，还产生了旧政权复辟的危险。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把他们的政变进行到底，他们好像是农民新得到的财产的捍卫者，这些新的财产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以后分来的。他们又好像工人委员会的保护者，工人委员会给予了工资收入者以自由，并把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到资本家之上。而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阴森可怕的方面：恐怖、警察的无上权威、政治自由的被压制和经济的崩溃，这一切都似乎只是内战所引起的结果，而内战一旦结束，这些现象就会随之消灭。
此外，还有一种现象，即外国资本家的政府把它们的军队开进俄国，帮助那些将军们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侵略者被赶出去以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军队便开进来了。一九一九年年底，波兰军队开始越过俄国的边界，一九二〇年四月，俄国和波兰展开了一场互有胜负的正规战争。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最初获得很大胜利，可是后来遭到不小的失败。这次战争以列宁的屈服而告结束，他这样做是为了能放手向弗兰格尔进攻，而弗兰格尔很快就被打垮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当时，布尔什维克似乎是俄国唯一拥有权力的人，能以保护无产阶级和农民，反对从前的资本家、贵族和官僚之类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并抵御侵略。如果说布尔什维克曾经把俄罗斯帝国大多数人争取到他们一边的话，那就是这个时候。不论怎样，布尔什维克自己总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即使在他们博得最高声誉的日子里，他们也是狡猾地避免使这种声誉在容许举行全民自由选举的场合中经受考验。
苏维埃宪法
经过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月的政变，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辞职以后，布尔什维克举行了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一些为他们所宽容的社会主义者如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等。当布尔什维克让贫农去反对其他农民并把他们单独组织起来，以及当苏维埃政府向德国政府投降的时候，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行动便终止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很快就得到了惨痛的结果。从此以后，布尔什维克在苏联便一直无所阻碍地统治下去（从一九一八年七月开始）。由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制订的苏维埃俄罗斯国家宪法便显示了这种情况。
表面来看，这部宪法肯定没有确立共产党的无上权威，而是确立了工资收入者的最高地位。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被确定为共和国的最高机关，它包括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代表。在这里曾经作出一个不利于农民的区别对待的规定。这种规定无疑是具有一种蒙蔽人的性质的。在城市里，是两万五千个选民中产生一个代表，在农村，则是十二万五千居民中产生一个代表。为什么城市和农村的代表数目不是同样根据选民的人数或居民的人数呢？这方面可以归结起来的唯一原因是力图使农民所吃的亏不太显著。
按规定，男女年满十八岁都有选举权。由于几乎全部农村成年居民选举权，因此每十二万五千个居民中的选民比数便要大大超过两万五千人。可能是七万左右。这样一来，城市无产阶级所得到的选举权要比农民大一两倍。
在工资收入者和农民的下面有一个阶层，这一阶层的人数没有什么统计资料可查，但数字肯定不会小，而这些人是全部被削夺了选举权的。然而，工资收入者的选举权毕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一八四八年后的反动派，为了窒息人民的声音，使得选举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他们不敢公开地取消选举权），曾经创造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欺骗手法，而这些东西，布尔什维克都踏踏实实地学到了手。他们至少在这一方面显得是西方文明的优秀学生，不过只是限于西方文明的坚决反革命的一面罢了。
正如普鲁士的分作三个等级行使选举权的情况那样，选举是采取公开的和间接的方式。工人和农民在选举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是间接投票而不是直接投票。他们甚至不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去选举最后的代表。全俄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方面是由大城市的苏维埃选举出来的，另一方面是由各州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州代表大会的代表则由大城市的苏维埃来指定，因此，这些州代表大会在全俄苏维埃的选举中是通过双重的间接选举产生的，同时也是由县苏维埃选举出来的。县苏维埃是由较小的城市和乡苏维埃来选举。最后，乡苏维埃则是由村苏维埃来选举。
这个精心制订的选举制度所产生的蜚声遐迩的结果可以从很少的几个数字看出来，这些数字是从对这个题目作过深切研究的专书中摘下来的，我们上面曾经引证过该书的材料，即沃伊廷斯基著的《数字世界》第七卷第26到33页。一九二四年，县苏维埃的成员中公务员不下于百分之六十四，而劳动人民仅占百分之八。同年，共产党员在村苏维埃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八，在乡苏维埃占百分之二十，在县苏维埃占百分之五十八，在州苏维埃占百分之六十八。而在全俄代表大会中，无党无派的非共产主义者简直微不足道。这个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四百八十五人。
这是一个多么复杂和一再把由农民代表选出的代表加以排除的办法！单靠这样的公开选举，就足以使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在各级苏维埃公开地反对政府。而现在，紧接着十一月政变以后，还把整个非共产党的报刊都给摧毁了，一切崇尚自由的俱乐部遭到了压制，凡是不愿意让自己降低到仅仅作为共产党的工具这种地位的团体和工会，也遭到了压制，候选人和代表们处于毫无保障的地位，他们的豁免权一点也不能保证。相反地，倒树立了政治警察的无上权威，成立了革命法庭，这种法庭“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选择自己的武器来反对反革命活动、破坏活动以及其他等等活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由于任何想象得到的事都可以了解为“反革命活动”和“破坏活动”，而特别是加上“其他等等活动”，因此这就等于宣布采取任何反对的形式都是违法的。
这样一来，除了共产党人或者为共产党所容许的那些人，就不可能成为候选人和代表，即使只是在口头上发表一些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候选人和代表。而如果在一场选举中，候选人不能表示不同的意见，供人选择，那么这样的选举便只能是一幕滑稽剧。其所以现在继续组织这种选举，只是为了使工人们相信他们在苏维埃制度下是统治阶级。通过这种苏维埃选举，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至少那些老老实实的人看来是这样，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还是享有盛名的诗人和思想家，他们不光是俄国人，而且还有世界其他国家的人。
采取怎样一种投票方式，选举哪些人，完全要靠苏维埃政府当局来决定，这一情况就使得这种注明的选举达到了它的顶峰。
关于这一点，宪法上是这样说的（第七十段）：
“正确的投票方式，工会和工人团体参加选举的方式，应当由当地苏维埃按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来规定。”
至于政府本身，则可以绝对地按照自己所喜爱的方式来决定应当怎样选举。由于政府所具有的权威，它不但能组织任何同政府旨趣不合的人充当候选人，而且还能够剥夺任何人的选举权。宪法对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参加选举的人专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些人中，不但包括资本家、修道士、旧政客和精神病人，而且包括生意买卖人——连贫穷的小贩也在其内。
凡是有资格参加选举的人，应当是那些“靠从事有益社会的生产性工作为生的人”。这种规定很不明确。
任何没有工作的人都有丧失选举权的危险。不听使唤的人只要被解雇或离职，他们也就丧失选举权。而且，究竟什么才算是生产性工作和必要性工作呢？
资产阶级会做这种工作吗？必须看到，在俄国已不再存在资本家和大地主；他们的财产全被剥夺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工程师和高等学校的教师却可以算做是非生产性工作者。
上述种种情况为专横行为大开方便之门，而这种专横行为更是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在对待农民的做法上。人们曾经好几次恳求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把所有的农民，包括富裕农民在内，都算做是从事生产性工作和有益工作的人，并给予选举权。可是，凡是景况较好的农民，通常总是被剥夺了选举权。常常是，甚至所有那些不怎么太穷苦的农民，也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权只限于“贫农”，也就是说，只给予那些没有足够的土地和牲口来生产供自己消费需要的全部食粮的人。的确，还应当提到我们在本书开头所探讨过的那场集体农庄化瘟疫，在某些地方，这场瘟疫甚至使得一些贫农——只要谁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也被剥夺了选举权和他们所拥有的东西。
在这里，人们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到共产党及其政府的绝对专横统治的情况下，整个苏联人民都处在这种绝对专横的统治下。
从其他方面来说，最近苏维埃和苏维埃的选举都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全部意义。政权不是掌握在苏维埃手里，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共产党的政治局是国家的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机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全部丧失了它的真正意义。苏维埃宪法现在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最近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克里连科恬不知耻地声称：“苏维埃的法律只不过是党的命令罢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究竟哪些我们看作是革命的，哪些是反革命的呢？我们要加以保护使之不受反革命威胁的那种革命，究竟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呢？
苏维埃的民主化
在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在苏维埃宪法赋予工人和他们的苏维埃以优先地位这当中去探求苏维埃宪法的革命因素。这些人没有看到，苏联工资收入者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所享有的优先地位，是在使自己在道德、智能和经济方面受到损害的高昂代价下取得的，是在使自己屈服于那个唯一的宗派组织——共产党员的绝对专制统治的高昂代价下取得的。
我希望从前面所谈到的许多情况可以看出来，这不是什么多少带有偶然性的巧合现象，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必然联系的一些事情。
因此，任何想通过洗刷苏维埃宪法中的污点而保持这一宪法的企图都是一样要失败的。而想使这部宪法民主化的努力，可能就是这种企图的表现。
在立宪会议解散不久，我的一些居于重要地位的孟什维克朋友提出了一个以此为目的的口号。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则立刻表示反对这一口号。（参见他写的《社会主义者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所采策略的我见》，巴黎一九二一年版。）他所说的那些反对苏维埃民主化的话，至今仍然有效。
然而，这方面的打算似乎还没有完全放弃。甚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发出的号召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号召说：
“还必须再一次给予苏联各族人民以自由，自由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犹如空气与水之不可缺少一样。”
接下去便是所要求的东西。
“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实行自由的和秘密的投票选举。”
说自由是工人和农民所不可缺少的，而不是人人所不可缺少的，单是这一点就使人感到奇怪。其次，为什么只要求采取自由的和秘密的投票选举，而不是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呢？
甚至当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时候，他们的纲领中也包含要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
当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没有谁认为要放弃这个要求。是不是有同志认为应该把俄国的情况看作例外呢？一个享受特权的阶级必然会腐化以及这个阶级所依靠的是那些造成和捍卫这些特权的分子，在这方面就好像俄国的情况同其他一切地方有什么不同似的。
苏维埃民主化这个思想的本身就是荒谬的。它意味着一个享有特权的贵族阶级的民主化。他们是不是认为苏维埃包括全体人民呢？如果是，为什么他们厌恶那种如此简单的普遍选举，而宁愿采取那种虚伪的苏维埃制度呢？
他们是不是害怕从前的资本家和大地主来投票呢？但是在过去，资本家和大地主并不是靠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几纸选票来扩大其政治影响的（他们的人数总归是最少的），而是靠他们的金钱的力量。给予资本家和大地主政治权力的不是普遍和平等的选举，而是金钱。
资本家和大地主是被剥夺了财产的，因此他们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而作为个人，他们已经丧失了对全体人民发生影响的一切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靠采取剥夺他们的选举权的办法来使他们在政治上无能无害，这实在是加倍的愚蠢。
当然，资产阶级还包括一些知识较高的人。而知识是没收不了的。受教育多的人很容易对受教育少的人发生巨大的影响。苏维埃制度的矛头首先是针对受过教育的人，因为只要这些人不同意共产党的路线，或者不肯让自己供共产党驱使，那么这种制度就有可能使他们三缄其口，也无法同无产阶级接触。
民主化应当包括个人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同那些执政者和充当代表的人所拥有的权利完全一样。在专制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情况下，法律只是对下层阶级和身份低微的人有效，上层阶级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在民主政治中，法律不光是规定了政府的权力和公民的义务，而且给予了公民们明确的权利，使他们能据以反抗任何来自上面的侵犯行为。
苏维埃制度同保护个人不受政府专横行为侵犯的做法是格格不入的。早在一九一九年，列宁在反对我的一个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第5页）中这样说：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2]
在苏维埃制度下，这种专横的权力是落在统治阶级——共产党人的手里，他们可以使用这种权力来反对人民群众。更大的专横权力则给予了中央委员会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可以使用这种权力来反对人民和共产党人。
苏维埃的民主化必须从制订一个明确的和只能作出一种解释的苏维埃选举法开始。只有这种不能任意加以解释的选举法，才能给予全体劳动人民或愿意劳动的人选举权。在俄国目前的情况下，这就只能是普遍和平等的选举。
同样地，每当作出新的努力，给予工人和农民以更大自由的时候，都必须把这种自由扩展到全体人民。难道只有工人和农民需要出版自由吗？难道除了工人和农民便没有人可以写东西、读报纸吗？
苏维埃民主化是一种荒谬的思想，它不能代替我们的全民民主的要求。
尽管如此，苏维埃民主化也可以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在共产主义制度不断遭到失败的情况下，提出这种要求很可能比提出举行普选的要求能更早和更容易地打动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心。人的天性是保守的，即使他像一个革命者那样行动，只要他想创造某种新的东西而不仅是去加以破坏，他也宁可从现存的事物出发来改变现存事物。
因此，提出苏维埃民主化这个要求可能是导致共产党统治终结的起点之一。任何地方自发地出现这种要求，支持这一要求会是有益的。但是，也应当记住，这种民主化并不能导致苏维埃制度的改进。它的重要性在于，尽管这种民主化是荒谬的，它还是能够把事物朝绝对和真正的民主道路上大大推进一步。
我们有一切正当的理由宣布，这样的民主就是我们的政治目的。
我们不应当忘记，没有知识分子的帮助，无产阶级便不可能进行这一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是有责任去进行这一工作的。这也就是拉萨尔用简单的几个字“科学和工人”所表述的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社会主义运动提供集体力量，而没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只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同情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人，才能具有一种较为深远的眼光，并且把他们所观察到的东西告诉大家；如果无产阶级运动要想清醒而明确地朝前迈进，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能获得胜利，不致要在黑暗中逐步摸索，那就需要这种深远的眼光。
正如我以前时常说过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学术艺术界人士，并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过去这个阶层绝大多数都依附于资产阶级，但并不是由于任何阶级利益而把它同这个阶级连结在一起。无产阶级上升得愈高，便愈能显示自己对知识界的吸引力，而知识界的队伍便会有更多的人来依附它。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要促进这一过程的发展。
在俄国，由于这个国家的政治落后，知识界曾经是强烈的反对派。另一方面，这里的资本主义也非常落后，在大战前的几十年中，无产阶级的水平倒是相当高的。因此，知识分子倾向于参加无产阶级事业的心便要比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来得大。同时，由于缺乏学校和报纸所造成的劳动人民的可怕的文盲现象，俄国的无产阶级也更加需要知识分子。
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为这种合作开辟了极其美好的前景——如果那场不愉快的战争一旦得到解决的话。但是，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政变和一九一八年一月的政变残暴地打断了这种合作，而使得无产阶级对没有宣誓效忠于共产主义旗帜的整个知识界充满了仇恨和不信任。共产党把所有这些人和罪犯等同看待。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就使得俄国最先进的两股力量陷于严重的分裂；而这两股力量的合作，乃是从俄国的革命中取得那些果实的唯一办法，俄国的总的情况原是能使这次革命开花结果的。
俄国革命者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结束这种妨碍和阻止革命的不幸局面。按照苏维埃制度，凡是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充当独裁统治的驯顺工具地位的人，便要剥夺他的一切，这是不可能结束那种不幸局面的。只有建立一种充分民主和平等的制度，才能弥合知识界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裂缝，这种裂缝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行动所造成的，它既有害于知识界，也有害于无产阶级。
我们不应当对这种裂缝有所怀疑。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接受关于苏维埃民主化的要求，作为走向彻底民主的过渡办法。但是我们绝不能接受这种要求来代替彻底的民主。
雅各宾党人还是波拿巴主义者？
我们差不多已经从各个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探讨了苏维埃制度的问题。但是，除了俄国革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布尔什维克政变这段期间已取得的或为之准备了条件的成就以及原来可望成为俄国及其劳动阶级迅速前进的起点的东西外，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地方取得了任何进步。布尔什维克在此后所增添的东西无疑是他们那些无比冠冕堂皇的主张，尤其是他们那种漂亮万分的词句。实际上，事实证明，这不是别的，而是在阻止、妨碍和伤害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就已经获致的全部革命成就的进展。
许多革命者，甚至连我们自己队伍里面的人，都曾经一度否认这种情况。但是，那些不承认在苏维埃政权下，俄国各个方面都在逐步走下坡路的人，是一年一年地少起来了。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对了解这些事实的意义的人来说和不是疯狂的空想家的人来说，这是再清楚不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人们不能把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看作是反革命活动吗？
一些不能提出任何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事实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朋友们，想借助于历史上的比较。他们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的情况，说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当年所发生的事情。最初，在一七八九年后，除了君主立宪派，还有革命中的软弱派吉伦特党人。一九一七年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便相当于这两派人。再一七九二到一七九四年间，那些凭借足够的力量和精力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和超越软弱派之上的真正革命者，则是以恐怖主义者的雅各宾党人或“山岳党”人为代表。
没有人把雅各宾党人称为反革命。当年雅各宾党人的情况，也就是今天布尔什维克的情况。
对于这一点，可以这样反驳：比较不是证明。把两个相类似的过程进行比较，可以相互得到不少启发。但是。如果在进行比较的时候，对二者的不同点没有像对它们的相同点那样予以足够的注意，如果只是看到表面现象，那么这样的比较就会引起很大的误解。我们只要看到雅各宾党人是属于中产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而并不是属于社会主义政党，就可以知道他们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社会主义政党还没有存在的条件。
一七九二和一七九四年政党取得政权的条件，和一九一七年有助于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条件是大不相同的。不错，二者都有过战争。但是，在一七九二年，战争是革命的结果，而一九一七年，相反地，革命是战争的结果。在法国大革命中，恐怖分子之所以取得政权，是由于他们在战争中对从国外向他们进逼的敌人进行了有力的和无情的斗争。
相反地，一九一七年解散立宪会议的恐怖分子所以取得政权，是靠极其明确和冷酷地促进和实现向祖国敌人投降。
在法国革命中，恐怖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革命的结果。当敌对国家的外来压力一旦消除的时候，恐怖也就没有了。恐怖局面只维持了两年。
有人可以这样想，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阶段一旦过去，俄国的恐怖局面也同样会终止。和平将使经济恢复，使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独裁统治趋于衰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出现了苏维埃民主化的思想。
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在布尔什维克制度下，采取恐怖手段不光是一种战时措施；相反地，从一九二〇年以来的十年和平期间，这种恐怖手段始终是越来越厉害。
在最后一支白卫军遭到失败以后，似乎有那么一个时刻情况已在开始转变。内战和经济上的破坏所带来的痛苦是如此深切，以致许多布尔什维克自己也对自己的领袖丧失了信心，而且对他们感到恼怒。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九二一年二月底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总罢工，与此有关的是布尔什维克核心军队的叛乱，布尔什维克之取得胜利大部分是靠这支军队的力量，这也就是在喀琅施塔得（靠近彼得格勒）起义的那些水兵。
恐怖行动继续下去，也就是说共产党向全体劳动人民所施行的专制暴政继续下去，看来是不能令人忍受的。二月二十七日，在罢工者当中流传着这样一项宣言：
“必须彻底改变政府的整个政策，而最重要的是工人和农民必须有自由。他们不想屈从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而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你们必须有组织地坚持下面的要求：释放一切被囚禁的社会主义者和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工人；解除戒严令；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保证一切工人阶级有举行集会的自由；重新自由地进行工人委员会、工会和苏维埃的选举。应当组织集会，通过决议，并向政府派出你们的代表，来实现你们的愿望。”
这个宣言明显地是那一部分愿意把自己的要求限制在苏维埃民主化的范围内的孟什维克发出来的。
宣言中没有谈到立宪会议，没有要求政治上的普遍大赦，而只是简单地提出了给予社会主义者和一切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工人以自由的问题。
同样地，像言论自由等等，也只是为了满足工人的要求。最后，他们只是号召工人举行示威和请愿。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些要求，如果能应允的话，那也将是一大进步。共产党人感到他们的党所处的垄断政权的地位收到了威胁。在曾经收集了上述宣言和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另一宣言（大概出自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的《插图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史》（柏林维利·缪恩赞堡书店一九二八年版）中，有过这样一段话：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散发这种宣言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奇。他们从前就这样做过。但是，这次的宣言有人看，看了令人感动，这倒是前所未有的。苏维埃政府认为这些新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危险，这种危险似乎使工人阶级的事业收到了威胁。”
在共产党的词汇中，“工人阶级的事业”也就意味着独裁统治下的共产党的事业。
当水兵们奋起为工人和农民的自由而斗争的时候，这种危险便显得更加严重。水兵们没有派遣代表去见政府的负责人，而是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指示过他们的办法去做；他们拿起了武器。
他们是农民的代言人，而不是城市工人的代言人。前面提到的那本书说他们是“穿上水兵制服的农民小伙子”（第560页）。
《插图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史》引用了从喀琅施塔得得罢工者印行的《革命委员会新闻》中抄录下来的许多声明。从所有这些声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在白卫军的危险还很难说得上已经可以避免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农村中遭到了如何深刻的憎恨。值得指出的是，农民特别恼恨在国内建立那种拥有特权的大规模农场，这一点对了解今天俄国的情况很重要。一个名叫科普特洛夫的水兵写道：
“共产党人在他们那沾满血渍的讲台上喊叫说，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到处建立起共产主义农场，而为了建立这样的农场，他们挑选了最肥美的土地，并且把比从前地主加在农民身上的更加沉重得多的负担，放在贫穷农民的身上。”（第561页）
下面这几句话也值得一提：
“于是产生了新的共产主义农奴制。国营农场上的农民变成了奴隶，工厂的工人变成了短工。劳动知识分子不见了。”
这就是早在一九二一年农民对布尔什维主义为他们所带来的幸福的看法。
知识分子的消失或者让它们补充到努力队伍中去是受到欢迎的。列宁还认为他很快就可以不再理会工人。但是对于军队和农民，他表示尊敬。对喀琅施塔得叛乱事件的血腥镇压无疑是成功的，不过对这种叛乱所发出的警告却不能充耳不闻。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如果要使布尔什维克有所震动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反叛或者威胁要实行反叛——“穿上水兵制服的农民小伙子”的反叛或者士兵的反叛。一九一七年三月对于列宁是这样，一九三〇年三月对于斯大林更是这样。
为了应付这种叛乱行动，列宁宣布了“新经济政策”。这样一来，就商品的生产和交易而言，无论城市和农村，独裁统治都放松了。
“从现在起，实现了三年的‘共产主义’便不再被描述为一种‘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痛苦的必要，是内战强加于人的结果；而成千上万的人，则已经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被关进了监狱、集中营和契卡
[3]的地牢里，一直到死。”（费·唐：《苏维埃俄国真相》，布拉格一九二六年版第38页。）
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不光是在生产过程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开始了一个工人的自由化运动的新纪元，那就错了。
即使是在经济方面，自由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且时间不长；它不过给人喘一口气而已。为了能吸引外国资本源源输入俄国，布尔什维克是肯定会把租让权给予外国资本的，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工业已经崩溃，他们越来越需要那些外国资本。但是，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他们的专制统治，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招致自己统治的垮台。然而，如果财产没有保障，是不可能有资本的积累和投资的。
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仍旧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此它带来的经济刺激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施行这个政策的规模越是缩小，失败的地方越多，痛苦也就越发增加，城乡各地采取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毫无道理的试验性措施也愈益频繁。在所有这些措施中，唯有下列几点是共同的：即不断向工人和农民施加压力，削减工资，加快劳动速度，大大增加劳动时间，掠取富裕农民的东西，先拿走他们的农具和牲口，再剥夺掉他们的土地，至于所谓“富裕”的标准，则是不断强行下降的。
这些就是喀琅施塔得叛乱事件在经济方面所引起的结果。
在政治方面，甚至连暂时的改进也没有，相反地，倒是立即变得更加恶劣。
当工人和农民一旦有机会听到比较自由的言论的时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便再一次开始对他们发生影响，而布尔什维克是害怕看到这种情况的。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制止。因此比过去更加坚决而有计划地执行那种把工人和农民严密封锁起来，不让他们有任何接触自由空气的机会的政策。除了通过共产党的报刊和发言人，他们被剥夺了用任何方式获得消息的机会，哪怕是最微小的机会。这种有计划地使人陷入孤立和不明事理真相的做法所引起的后果，不但使被统治者的思想受到决定性的影响，甚至连统治者自己也受到这种影响。俄国的大部分共产党员也都是只阅读共产党的报刊，满以为世界的情况就如同报刊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怎么可能明智地和正确地领导政治工作呢？
人民群众只允许知道那些适合统治者需要的东西。但是统治者自己却唯愿他们的下属只向他们汇报自己所希望听到的东西。一个专制君主只通过他的廷臣获得关于世界情况的报道，便会经常失实。这使每一个按照那种方式来进行统治的国家都受到了损害。这种做法，对于一个原来靠革命建立起来的和不是靠传统势力相维系的政权——一个必须随时准备经受大风大浪的政权，不管它现在的性质怎样，将是一个最大的危险。当这样的政权遇到的困难有所增加的时候，就人们所知，只有一种政治手段可以使这个政权免于沦亡，那就是恐怖手段。在法国革命中采取恐怖手段只是由于战争的结果，当时外国敌人的威胁是极为严重的；而对于苏维埃俄国的统治者来说，这种恐怖手段却成了他们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是他们的生活条件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即使到了和平时期，也并没有放松而是不断加强了这种手段。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一日宣布新经济政策的演说中，最后说了一句话：“然而，社会主义者必须被关在监狱里。”（费·唐：《苏维埃俄国真相》第34页。）
当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开始进行活动的时候，尽管他们当时就与雅各宾党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行动上还是有类似的地方。然而，自从他们发动政变以后，就一直愈来愈远离他们原来的立场，他们可以在一夜之间转而采取一种全新的纲领，一种与前一纲领刚好相反的纲领。雅各宾党人是决不会有这种改变的。他们始终忠于议会制度和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的思想。
倒不是雅各宾党，而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党——虽然它也是革命的产物和雅各宾党的支派——当其一旦获得当政的机会并且实行当政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原来的全部纲领。这就是那个波拿巴主义者的政党。
如果想要把第一次法国革命同上一次俄国革命作一比较，那么能同布尔什维克相比的倒不是雅各宾党人，而应当是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不像雅各宾党人那样，他们不代表存在于一种暂时的和非常局面下的短期统治组织，而是确立了一部准备长期实施和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同样适用的国家宪法
在法国大革命中有两种反革命分子。最简单的一种是那些希望恢复原来的统治地位和优差肥缺的波旁王朝的成员、贵族和神甫。这种反革命分子是每一次革命中都会有的。在某种情况下（在法国，这种情况是由革命战争所造成的），除了上面一种反革命分子，还会从革命本身产生出一种反革命分子。当那个统治着各个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和阶层的旧政权一旦被推翻的时候，这些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和阶层便开始自相拼斗起来。然后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一个革命阶级或政党在掌握政权方面比其他一切阶级或政党都占巨大优势，以至能够独霸革命的果实，而把其他所有的革命人士一股脑儿贬黜到他们在革命前所处的那种毫无权力和柔弱不堪的同等境地。这样一来，就革命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革命是没有为他们带来什么东西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那种原始型的反革命分子称为正统主义者，也就是正统的君主政体的支持者，而那些从革命本身所产生的反革命分子，则称为波拿巴主义者，这是以他们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的名字来命名的，而且他们终于使他当上了皇帝。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遭受失败以后，法国再一次出现了正统派和波拿巴派反革命分子的对立。
除了其他方面以外，这两种反革命的不同在于：正同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一八四九年的情况一样，原始型的反革命公开地说出它所要达到的反革命目的。而另一方面，波拿巴主义型的反革命却想尽可能地保留它那种革命姿态，以至在许多场合下，连它的支持者自己都弄不清楚他们所干的反革命活动。拿破仑第一竟然将自己提高到皇帝的地位，那是好些年以后的事情——这个皇帝是沾人民的光，由一八〇四年五月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来决定的，结果，就在同年的十二月，他便自己戴上了皇帝的冠冕。如果没有他的虚荣心，他原是可以尊荣地终身担任他在雾月十八日所赢得的共和国第一执政，同时照样发挥他那当皇帝的反革命作用的；这样，他在全世界的眼中就会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反革命者。
因此波拿巴主义型反革命不像原始型反革命那样容易辨识。在它开始时，同真正的革命具有很多共同点，可以被看作是真正革命的继续，有时候甚至还被认为比真正的革命更加完美。但是，它一直要靠镇压那部分革命人士，靠限制人民群众争取自由的运动。因此，它存在的时间越长，它的反革命性质便暴露得越清楚。
这就是在大革命期间法国所发生的情况。这也是一九一七年以来俄国所发生的情况。极力要实现原始型反革命阴谋的企图早就是有过的，这就是科尔尼洛夫、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弗兰格尔的“白卫军”叛乱。但是，从所发生过的事情来看，难道这是唯一的一种反革命吗？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今年五月发表的一项宣言中，只谈到必须捍卫俄国革命，使其不受“白色反革命”威胁，却没有谈到波拿巴主义式的反革命。
现在已经有许多孟什维克指出来，布尔什维主义有堕落到一种新的波拿巴主义的危险。但是，难道这种危险只是到现在才显示其威胁性吗？难道它没有在早些时候显示出来吗？难道布尔什维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和一九一八年一月的政变以来，不就已经是波拿巴主义吗？难道它没有从一开始就把不属于自己阵营的全部知识分子置于法律保护之外，而接着就一点一点地剥夺掉工人和农民的全部自由权利吗？为了达到波拿巴主义的目的，斯大林还必须做些什么呢？人们难道认为唯有当斯大林戴上沙皇皇冠的时候，才算是达到这个目的吗？法国大革命差不多过去了一个半世纪，在这过去年代中，对传统的君主政体说来是不怎么顺遂的。自从那时以来，很少有任何一个新建立的君主政府能维持下去，而原有的君主政府当中，许多都垮台了。甚至连墨索里尼都不认为值得去建立一个新王朝。难道这能阻止他不去成为反革命化身的头号人物？
然而，法西斯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副本，墨索里尼只不过是仿效列宁罢了。他的出发点肯定是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出发点大不相同的。法西斯主义表明，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办法可以用来钳制无产阶级的口，也同样可以用来钳制无产阶级敌人的口。但是，当我们将二者加以比较的时候，我们看到凡是法西斯主义在一开始就蓄意做出来的事情——即剥夺掉无产阶级的全部自由权利，在布尔什维主义方面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布尔什维克的办法必然要钳制无产阶级的口，至少在那些工农业濒于破产和崩溃的地方，情况便是这样。而这种经济的衰落，则又是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分子紧紧控制生产机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堕落到波拿巴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如果你愿意采用这个名词，那也一样——并不是要到遥远的将来才会出现的危险，而是实际上在俄国已经发生了十来年的危险。不过，由布尔什维克的办法所当然引起的工人和农民的敌对情绪开始发展得慢。然而，最近几年来这种敌对情绪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联系到农业方面那种似乎有全面崩溃的情况来看，这种情绪已经使布尔什维克制度有遭受我们在本书开头所提到的大灾难的危险。这个事实使研究俄国的形势比过去更为必要了。
俄国革命在过去十二年中所表现出来的性质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而这种复杂和多方面的性质又由于存在两种类型的反革命而更加变得混淆不清，这就是原始型的或“白卫军”反革命和波拿巴主义型的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型的反革命。
任何忠于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人当然对这两种反革命都必须反对。但是，必须承认，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大家集中力量打击的目标应当是正在当权的那种反革命，而不是那种害怕它来到而没有来到的反革命。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共和主义者并没有因为正统主义者也是反对帝国的而就放弃反对帝国的斗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从革命中产生的反革命，它的力量要强大得多，支持它的人要比支持那种原始型反革命的人起劲得多；支持原始型反革命的人在把他们加以扫除得革命到来之前，就已经丧失他们的全部精力了。拿破仑第一的帝国要比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王国牢靠得多。为了推翻拿破仑第一，非联合整个欧洲的力量不可；而波旁王朝则仅仅经过三天的巷战，就被巴黎的无产阶级摧毁了。
无论如何，斯大林所处的地位远不如当年拿破仑所处的地位稳固。拿破仑曾经使用它所拥有的全部力量去征服和掠夺法国的敌人。斯大林则使用一切可能的暴力手段去达到唯一的目的：向俄国的农民作战和向他们进行掠夺。这就大大地减除了这种波拿巴主义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危险；但是对俄国来说，这种波拿巴主义是一种最有力量、因而也是表现得最恶劣的反革命。
注释：
[1] 卡普暴动（Kapp Putsch），系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十七日在德意志民族党人沃尔夫甘·卡普（Wolfgang Kapp）领导下的国防军军人政变。暴动者占领了柏林，驱走了国民议会和社会民主党政府，宣布成立以卡普为首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由于全国工人总罢工和对暴动分子的武装斗争，暴动失败。——译者
[2] 见《列宁全集》第28卷，中文版第218页。——译者
[3] 即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苏联肃清反革命怠工及取缔投机的非常委员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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