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无产阶级专政（1918）
十、新理论
我们已经看出，无论从一般理论观点或从俄国情况的特殊观点出发，专政的方法总不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好结果；尽管如此，仍然恰恰要通过俄国情况才能理解专政的方法。
反沙皇统治的斗争，很久以来就一直是反对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斗争：这种制度在目前条件下已经不再有任何基础，它只凭借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而且只有用暴力才能予以推翻。这种情况甚至在革命者中间也可能很容易导致对暴力的崇拜，导致过高估计单纯暴力所能取得的成果，这种单纯的暴力并不以经济条件为依据，而由于某种特殊条件而超脱于经济之上。而且，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必须秘密进行：而秘密政治活动足以助长专政的非民主的风气和习惯。
这些因素的影响当然是同反专制斗争的另一种影响彼此背道而驰的。我们已经指出过，民主包含着许多为眼前目的而进行的小事，而反专制斗争则与民主完全不同，足以唤起人们对重大事态和伟大目标的关心，唤起对理论的兴趣。然而今天却只有一种唯一的革命的社会理论，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理论。
这种理论成了俄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这种理论教导我们，我们的愿望和能力都受物质条件的支配；这种理论指出，哪怕是最坚强的意志，如果妄想超脱于这些条件之上，也是无能为力的。这同那种对单纯暴力的崇拜是根本针锋相对的，它同时还促使社会民主党人一致认识到，他们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的行动有一定的限度；由于俄国经济的落后，这次革命最初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
俄国又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它突然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了连他们自己都料想不到的极大权力；因为这次革命导致了军队的全部解散——军队是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制度最强固的支柱。随着暴力手段的瓦解，资产阶级制度的精神支柱也同时瓦解；无论是教会还是知识分子，都无法维持其威望。统治权落到国内最下层阶级——工人和农民——手里，然而农民却不是一个本身能够进行统治的阶级。他们乐意接受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个政党答应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地立即恢复和平和立即满足他们对土地的渴望。无产阶级大众也团结在这个政党的周围，因为它在向他们许诺和平的同时还许诺了面包。
布尔什维克党于是获得了夺取政权的力量。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到来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的夺得政权——岂不终于具备了吗？当然，经济理论已经驳斥了这一点：即在俄国的社会条件下能够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同样也驳斥了上述这一点的是证实了以上理论观点的下列事实：新政权决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单独统治，而意味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子的联合统治，这种统治由于每方都让对方在其领域内自由行动而得以维持下来。无产者不在农村里妨碍农民，农民不在工厂里妨碍无产者。
然而，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一个大国里毕竟成了执政党——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光辉的事件。
但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除了把它的权力用来实现社会主义之外，还能用来做什么呢？它必须立即致力于此，并且不顾一切，毫无顾虑地扫清它所面临的一切障碍。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同新政权发生了冲突，而这个政权尽管它迅即深得人心，但在国内并没有掌握多数票；那么，这对民主就越发不利了。于是就不得不用专政来代替民主；这尤其容易做到，因为人民的自由在俄国还是完全新的东西，还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深根。这时，专政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不仅应该使国内那些仍然持反对态度的分子顺应潮流，而且应该吸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来效法它，鼓励他们去革命。
对于每个无产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勇气非凡和令人向往着迷的想法。我们为之斗争了半个世纪的理想——我们常常以为它即将来临，但它却又一再迟迟不来——终于将要实现了！无怪乎全世界各国无产者都为布尔什维主义而欢呼。无产阶级统治的事实要比理论探讨更重要。这种普遍的胜利感，更由于彼此不了解邻国情况而越发加强了。只有少数人能研究外国情况；大多数人都假定外国情况基本上同我们的情况相同——而在人们不作这种假定的地方，他们就会对外国有种种十分离奇的想法。
因此才会产生这种轻易的看法：认为无论何处，居于统治地位的都是一样的帝国主义；俄国社会主义者也因此而产生了这样的预计；即为西欧各国人民都临近着政治革命，正如以前的俄国人民那样；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这样的预计：即以为俄国也同西欧一样已经具备社会主义的诸因素。
在军队已经完全被解散和立宪会议被驱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业已实行的方针所获得的后果而已。
所有这一切都是很可理解的，虽然并不令人感到愉快。相反地，比较不大能令人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不停留于只从俄国的独特情况出发去解释他们的做法并且用特殊条件的逼迫来说明这种做法正确；按照他们的看法，由于这种特殊条件的逼迫，他们除了专政或是让位之外未能有任何其他选择。他们后来却宁可采取这种办法：即为了替他们的做法找根据而创造出一整套新理论，并且主张这种理论应该普遍适用。
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根据他们的特点之一——他们对理论具有巨大兴趣——来解释的，我们应该对这个特点很表同情。
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曾经使他们影响所及的无产者诸阶层满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然而他们的专政是违反马克思的这一学说的：即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针对这一点，他们从哪里能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呢？
在这里，人们正好记起了马克思1875年在一封信里用过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他当时只是想用它来表明一种政治状态，而不是表明一种政体。现在这个词忽然被用来表明政体，而且恰恰被用来表明随着苏维埃统治而出现的那种政体。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过在某种情况下能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他把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状态称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不可避免的状态。当然，他几乎同时说明，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然而这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不是在专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他也就从而自己表明，他所说的专政并不意味着取消民主。专政的拥护者却并不因此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马克思有一次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就声称，苏维埃宪法、剥夺苏维埃敌人的权利是已经被马克思本人承认为一种与无产阶级的性质相适应并且与无产阶级统治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政体。作为这样一种政体，它的存在就必须与无产阶级本身的存在同样长久，要一直存在到社会主义普遍实现并且一切阶级差别也都随之而消灭为止。这样，专政似乎就不是在局势一平静时就应该重新让位给民主的一种暂时的权宜措施，而是我们必须对其较长期的存在有所准备的一种状态。
根据这种解释，“社会主义革命提纲”第九、十两项中说：
“九、迄今为止，人们只指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没有去研究这种专政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和（俄国的）农民的贫苦阶层实行长期专政的形式。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指出下列这一点：即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一种按专政这个词的狭义来理解的暂时现象，而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国家形式。这里是要组织一种崭新的国家形式，不应该把这同某些反资产阶级的特定措施相混淆；这些措施只不过是必须适应重大任务与斗争的特殊国家机构的职能而已。
十、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可以说就是对资产阶级的经常的战争状态。十分明显：所有那些叫嚷共产党人采取‘暴力行动’的人都完全忘记了专政究竟是怎么回事。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粗鲁的暴力’行动。在各种文字中，专政这个词的含义不是别的，就是暴力制度。这里，重要的是暴力的阶级内容。这从而就阐明了革命的暴力在历史上的正确性。同样十分明显的是：革命的形势愈困难，专政就必须愈严厉。”
由此也就表明，专政的政体不仅应该是长期的，而且应该在一切国家都出现。如果在俄国，刚刚赢得的普遍自由现在又被取消了，那么，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也会在下列这些国家里发生：它们的人民的自由已经根深蒂固，自由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或更长的时期，人民经过反复的流血革命之后才赢得自由和保持住自由。新理论十分认真地作了上述的断言。更加奇怪的是，这种新理论不仅在俄国工人当中获得了支持；旧沙皇制度的压迫在这些工人脑海里记忆犹新，而现在他们因为翻了身而高兴，就像学徒一旦满师而感到高兴那样，因为今后他们可以像师父当年殴打他们那样地殴打那些后辈学徒。不，甚至在像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家里也有人支持这种新理论。然而，还有更加奇怪和更加难于理解的事。
目前，无论何处都还找不到一种完美的民主制度；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还必须力求改革和改进。甚至在瑞士，也正在为扩大人民立法权和比例代表制，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斗争。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和遴选方式都迫切需要加以限制。而在那些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国中，我们必须提出更广泛得多的民主要求，以便增进民主，还必须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实现这些要求。正在这种斗争的过程中，最激进的斗士站起来向敌人喊道：我们关于保护少数派、保护反对派的要求，只有当我们自己还是少数派、还是反对派的时候才需要。一旦我们成了多数派，获得了政权，我们第一个行动将是从你们身上剥夺掉我们以前为自己所要求的那一切：选举权、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社会主义革命提纲丝毫不加掩饰地讲到了这一点：
“十七、从前关于民主共和国以及关于普遍自由（就是说也给资产阶级以自由）的要求在业已过去的那个阶段里，即准备和积聚力量的阶段里，是正确的。工人需要有出版其报刊的自由，而资产阶级报刊对工人是有害的；尽管如此，工人还是不能在这个阶段里提出消灭资产阶级报刊的要求。因此无产阶级要求普遍自由，甚至包括举行反动集会和组织反动劳工组织的自由。
十八、现在则已进入直接打击资本、直接推翻和摧毁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直接压制资产阶级的阶段。因此，绝对清楚的是：在现阶段里，在原则上保障普遍自由（这就是说也给反革命的资产阶以自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会起完全有害的作用。
十九、这一点也适用于对待那些社会叛徒的刊物和领导组织。这些领导组织——作为最活跃的反革命因素——的面目已被揭穿：它们甚至拿起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府。在旧军官支持下和被推翻了的财政资本的钱袋支持下，它们正在以各色各样阴谋最卖力的组织者的姿态出现。它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因此也必须用相应的办法来对付它。
二十、至于工人阶级和贫农，他们都享有充分的自由。”
他们果真享有充分的自由吗？
“社会叛徒”毕竟也是无产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当反对派，因此他们也就像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地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但是，在资产阶级政府想用这种办法来对待反对派的地方，我们岂不一定要对之表示极度愤慨并且竭尽全力来对它进行斗争么？
当然，我们必须这样做；然而如果那个资产阶级政府能指出像上述言论那样的社会主义言论及其相应的实践，那我们就会啼笑皆非。
我们常常指责自由党人在执政时同在野时完全不同；指责他们在执政时把他们从前的民主要求全部抛弃。然而，自由党人至少还有这样的聪明，以至于不会在形式上抛弃民主要求。他们是根据下列原则行事的：只做不说。
无可否认，提纲的拟定者是比较诚实的，至于他们是否比较聪明，那却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德国社会主义党人公开宣布，他们今天所争取的民主，在他们一旦取得胜利后就将予以抛弃，那么人们对他们的智慧将会作何估价呢！人们会认为，他们要把他们的民主原则倒过来变成相反的东西；或者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民主原则；或者认为，对他们说来，民主不过是他们用以夺取政权的一个梯子而己，一旦他们攀登到政权的高处，他们就不再需要这个梯子而把它一脚踢开；一言以蔽之，他们是革命的机会主义者。
即使对俄国革命者来说，下述的做法也是一种缺乏远见的眼前政策：如果俄国革命者为了保持政权而采取专政的方法，不是为了去拯救已受到威胁的民主，而是为了反对民主以保全自己。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可以理解的。
相反地，如果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更确切些说目前还只是弱小反对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接受这种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这些人不但不把专政和剥夺广大群众权利的方法看成我们应该一般地予以谴责的东西，或者看成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为俄国那种非常例外情况下的产物，反而竟然把这种方法赞扬为一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应该力求实现的状态。
这种论调不仅彻头彻尾是错误的。它是危害极大的，如果这种论调被普遍接受，就会使我们党的宣传力量陷于极度的瘫痪。因为除了一小撮宗派主义狂热分子之外，整个德国无产阶级，正如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一样，都是拥护普遍民主原则的。无产阶级将愤怒驳斥任何这样的想法：即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以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和形成一个新的被剥夺了权利的阶级而开始。无产阶级将驳斥任何这样的想法：即无产阶级关于全体人民享有普遍权利的要求含有一种思想上的保留，实际上只是为了替自己争取特权。无产阶级同样也会驳斥这种可笑的过分要求：即无产阶级自己在今天就庄严宣称，它的民主要求不过是谎言而己。
在俄国，作为政体的专政，正像以前的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那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还不等于承认，我们必须像反对无政府主义那样坚决反对专政。专政并没有证明是一个在与大多数人民相对立的情况下在一个国家里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赖以确保其政权的一种手段；专政只能证明是这样一种手段：它向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提出了许多它所力不胜任的任务，使它为了解决这些任务而弄得筋疲力尽和狼狈不堪。这时，专政很容易会损坏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威信，它不是促进，而是阻碍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幸而专政失败和革命崩溃这两者还未必就含义相同。然而，如果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仅仅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序幕，那么，上述两者的含义就相同了。如果能够及时地用民主来代替专政，那么革命的主要成就还能得到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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