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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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社会主义需要一种会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和必要的特殊历史条件。这可以说已被公认了。但是，为了使现代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究竟必须具备一些什么条件，也即一个国家到什么时候才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在一个如此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虽然如此，现在促使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毕竟还含有一些可喜之处。因为这种必要性是由此而产生的：即对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说来，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某种像在战争爆发时某些重新学习派人士向我们所保证的那样，要在几百年以后才会实现的事。社会主义已经作为实际问题而被提到当前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那么，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动都是以意志为前提条件的。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条件。这种意志是由大企业所造成的。在小企业在社会里占优势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由企业所有主构成的。没有财产的人为数很少。这些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理想就是要获得一小笔财产。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愿望会具有革命的形式，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不会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只会把现有的财富按照人人都成为有产者的方式来重新分配。小企业经常产生着那种要保持或取得对那些用于劳动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意志，而不能产生那种要社会公有制、要社会主义的意志。
　　这种意志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在群众中出现：即大企业已经很发达，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越性已不成问题，解散大企业就会是一种倒退甚至是不可能的，大企业的工人只有采取一种社会化的形式才能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能维持生存的小企业都在日益衰落，以致于小企业主不再能依靠小企业来维持小康景况。这样，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才会增长起来。
　　与此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可能性也随着大企业的兴起而增大起来。小企业的数目愈多，它们彼此之间的独立性也就愈大，要把它们以社会化的方式加以组织起来也就愈加困难。这种困难随着小企业数目的减少，随着它们之间关系的日益经常和固定而相应地减小。最后，随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以及物质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原料——的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就必然存在了。那些要社会主义的人必然会成为强有力的，必然会比那些不要社会主义的人更强有力。
　　这个因素也是由大企业的发展所造成的。大企业意味着无产者——也即实现社会主义符合其利益的那些人——的人数增多，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家的人数减少。这种减少是在与无产者人数相比之下的相对减少。若与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也即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相比，资本家的人数在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增多。但是，无产阶级在全国是壮大得最快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从经济发展中直接产生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在没有人为作用的情况下自己产生的，但是它们是在没有无产阶级的作用的情况下，单单靠资本家的作用而自己产生的；资本家对于大企业的成长感兴趣。这种发展主要是城市的和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的一种微弱的余波。社会主义是从城市和工业里产生的，不是从农业里产生的。但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需要有一个第四因素：无产阶级不仅必须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兴趣，不仅要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拥有利用这些条件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备一种保持和正确运用这些条件的能力。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作为持久的生产方式而付诸实现。
　　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除了条件的成熟和工业发展的必要水平之外，还必须加上无产阶级的成熟。但是这个因素不是光靠工业发展，光靠资本家牟取利润的努力的作用，而不要无产阶级本身的作用就能产生的。这个因素必须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努力中产生。
　　在小企业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没有财产的人分成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手工业工人和学徒以及较年轻的农民子弟，他们的无财产状态只是一种过渡阶段。他们指望有朝一日会成为财产所有者，并且对私有财产有兴趣。没有财产的人中间还有一种人是流氓无产者，这是一个对于社会说来是多余的甚至是增添麻烦的寄生虫阶层，他们没有教育，没有觉悟，也不团结。遇有可能的机会，他们也很愿意去剥夺有产者，但是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了这个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人群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为数众多而到处充斥的。资本主义把这些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寄生虫转变成生产上的、从而也是社会上的必不可缺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增多着他们的人数，从而扩大着他们的力量，但是资本主义使他们仍然停留于无知、粗鲁、无能的状态。资本主义甚至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压低到流氓无产者的水平。由于劳动过度、劳动的单调乏味以及女工童工的劳动，资本主义甚至往往把工人阶级压低到从前流氓无产阶级的精神水平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于是，从贫困化中就产生了要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动力：即力争终止那日益增长着的群众贫困化。但是这种贫困看起来仿佛会使无产阶级永远没有能力来解放自己。仿佛应该靠资产阶级的怜悯来拯救他们，并且给他们带来社会主义。
　　人们很快就看出，不可能从这种怜悯中指望得到任何东西。实现社会主义的足够力量，人们只能指望从那些其利益就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也即从无产者那里获得。但是他们难道没有灰心得绝望了吗？然而，无产者毕竟没有全都灰心绝望。还有某些阶层依然保持着向贫困作斗争的力量和勇气。这一小部分人似乎还能做那些空想家所不能做的事，似乎能用一次突然的袭击来取得国家政权，并从而给无产阶级带来社会主义。这就是布朗基和魏特林的看法。无产阶级过于愚昧无知和心灰意冷，以致不能组织和管理自己，仿佛应该由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组成的政府自上而下地来组织和管理他们，正如耶稣教团当年在巴拉圭组织和管理印第安人那样。
　　魏特林预料会有一种个人专政，这个人能率领一支胜利的革命队伍来实现社会主义。他把这个人称为救世主。

　　“我看出了一个佩带宝剑的救世主的来临，他是为实现先知的教义而来的。
　　“由于他的勇敢，他能成为革命队伍的领袖，并且借助于这支队伍，他将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机构，而使眼泪之泉流入遗忘之海，并使人世变成天堂。”（见《和谐和自由的保证》1849年第3版第312页）

　　好一个伟大崇高和振奋人心的预见。然而，这种预见仅仅建立在一支革命队伍将找到它理想的领导人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人们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救世主，如果人们深信无产阶级只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而且深信只要无产阶级在其所夺得的各种组织中、因而也在国家中还没有具备自治的能力，社会主义就注定只能是一个空想的话，那么，由于资本主义已经使工人阶级贫困化，社会主义岂不已被宣布为毫无希望了吗？这看来好像如此。然而，实践和理论立即指出了一条出路。在英国，工业无产阶级首先开始了一个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民主权利，获得了进行组织和宣传的一些可能性，而且，资产阶级在同贵族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甚至呼吁他们起来采取行动。
　　最初的工人运动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贫困化和无权状态的斗争，都首先发源于工会和宪章运动者；无产阶级的罢工以及要求选举权和正常劳动日的巨大斗争也是在工会和宪章运动者中间开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看出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贫困化学说”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他们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是共同的。但是他们比其他社会主义者高明，因为他们不仅仅看出了资本主义的贫困化趋势，而且还看出了无产阶级的反贫困化趋势，并且他们在这种反贫困化趋势中，也即在阶级斗争中，看出了重大的因素，这个因素会提高无产阶级，并且使无产阶级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如果无产阶级不仅是要利用机会，作为偶然的成功而夺得政权，而且还要能够保持和运用这个政权的话。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群众斗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即使这种民主并不就是“绝对民主”和“纯粹民主”，它也应该是为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所必需的那种程度上的民主。而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用秘密方法是根本不够的。少数的传单不能代替广泛发行的日报。群众不能用秘密方式来加以组织，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组织。秘密组织总会导向个人独裁，或一小撮领导人的独裁。普通的成员在这里只能是执行命令的工具。在被压迫阶层完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这种状态就成了必要的，但是它不能促进群众的自治和独立性，倒很可能会加强领导人的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和他们实行独裁的习惯。
　　就是这位竭力颂扬救世主作用的魏特林，曾极其轻蔑地谈论民主。

　　“共产主义者们在政府形式的选择问题上意见依然还相当不一致。法国很大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倾向于专政，因为他们十分明白，共和主义者或者更正确地说政治家们所理解的那种人民统治，对于从旧组织到完美的新组织之间的过渡时期来说是不适宜的。尽營如此，卡贝^[3]还是从共和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人民统治的原则，但是他懂得很巧妙地使这个原则在过渡时期内加上一种几乎不被察觉的专政。而英国共产主义者领袖欧文，则终于认为每人都应该按其年纪大小而执行一定的职务，因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同时也就是政府中最年长的人。除了傅立叶派认为任何政府形式都一样以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那种被人称为人民统治的政府形式，对于这个刚刚兴起的还有待实现的共同体原则来说是一种极不适用的、甚至是危险的支柱。”（见《和谐和自由的保证》第147页）

　　魏特林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需要民主。

　　“如果人民统治这个概念是合适的，那么所有的人都必须实行统治。但这是永远也不会有的事情。所以，它还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人民中的一些人的偶然的统治。"（见第148页）

　　魏特林想要由最伟大的天才来统治。这种天才应该在科学会议上用解答有奖难题的方式评选出来。我之所以更详细地援引魏特林的话，是为了表明这种被当作最新的智慧介绍给我们的对民主的轻蔑，是一种很陈旧的看法，它是从工人运动的十分原始的状态中产生的。在魏特林轻蔑地嘲笑普选制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同时，英国的工人却在争取这些权利，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工人这边的。
　　从那时候起，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在无数次——常常是流血的——斗争中，接连争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民主权利。而且由于他们为了赢得、保持和扩大民主而进行斗争并且不断运用各种民主权利来进行组织、宣传和争取社会改革，无产阶级就一年一年地愈加成熟起来，无产阶级已经从人民群众中最低的阶层变成了人民群众中最高的阶层。
　　无产阶级因而就已经达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成熟程度了吗？社会主义的其他条件也已经具备了吗？这个问题今天是颇有争论的，有一些人的答案是坚决肯定的，而另一些人的答案则是坚决否定的。在我看来，这两种答案未免都过于轻率。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性，不是一种在我们还不能用实例来进行实际论证之前就可以靠统计数字来确定和计算的情况。无论如何，像时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在讨论这种问题时过分地强调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没有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硬说只有在资本主义不再能向前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那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为什么必须如此。但这样说却是正确的：即大企业愈是发达，也就是说，需要社会化地加以组织的企业的数目愈少，社会主义就愈加易于实现。然而这一点只有在从一个特定国家的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时才能加以适用。可是在这个范围内把问题简单化，是会被下列事实所驳倒的：即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同时也会引起市场的扩大、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流的发展、从而也就引起对生产加以社会化组织的问题的不断扩大化和复杂化。而且，我们没有理由来断定：在现代工业国家里，由于有其银行制度和企业主组织，现在已经有可能由国家、地方自治团体和合作团体来把绝大部分的生产为了社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
　　决定性的因素已经不再是物质的因素，而是人的因素：即无产阶级是否足够强大和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足以由自己来掌握对社会的管理？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是否具备那种能使政治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实现经济民主的力量和能力？这还不能作肯定的预言；这里所涉及的因素是一种在各个国家里发展得悬殊很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同一国家里在不同的时期也有很大的变化。因为，足够的力量和能力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同等程度的力量今天在敌人强大的情况下可能是不够的，而到明天，当敌人陷于道义上、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崩溃时则又可能是完全足够的了。
　　同样，同等程度的能力今天在十分复杂的形势下取得政权时可能是不能胜任的，而到明天，当出现了更明朗、更简单、物质基础更好的条件时，则又可能对各种需要都应付裕如了。在各种情况下，只有实践才能说明无产阶级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只能肯定以下的说法：即无产阶级在人数、力量和智慧方面正在不断增长着，它正在愈来愈接近它的成熟时期。也许不能从一开始就衡量出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已经占人民的多数而且人民中的多数已经表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时，我们不能就肯定地说，它已经达到成熟时期。相反的，我们却可以肯定地断定，只要人民群众的多数还对社会主义抱敌对态度并且不想要社会主义，这个国家的人民就还没有成熟到能实现社会主义。
　　所以这里又一次说明，民主不仅能最快地使无产阶级趋于成熟，而且当无产阶级达到成熟阶段时还最能使它的成熟显示出来。

^[3] 1788—1856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