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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涅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1926年12月11日）
本文由郑异凡译自《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俄文版第2卷第193—205页，来自《“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
同志们，在本议程中共产国际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党内是否存在右倾，它表现在什么地方。
党内是否存在右倾？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们党内存在右倾。甚至可以断定，如果没有旨在修改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右倾。那倒是件怪事。我们党内右倾的物质基础是一些非常严重的因素。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在一个农民国家实行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使这种倾向得以发展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世界革命发展的速度延缓。第三个主要因素是整个新经济政策的环境对我党个别环节的压力、资产阶级集团及其政治积极性的发展和国家机关的压力。我不一一列举党内机会主义倾向的其他根源，这已经够了。对我党个别环节的这些影响，党内有时清晰可见的右倾，当然决不等于我国出现了热月，即政权从无产阶级转向某个其他阶级；不等于党离开了阶级政策的轨道；不等于像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布尔什维克向资产阶级民主演变的希望实现了。这些说法以及与此相类似的说法必须坚决予以驳斥。我们同它毫无共同之处。谁坚持这类说法，谁就使自己同我们党及党的任务发生尖锐的矛盾。对我们来说，对我，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等同志来说，现在已非常清楚，例如——我举一个最生动，你们最熟悉的例子——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人中间有些人不接受共产国际向他们提出的条件，就算是严厉的条件，因而没有尽一切可能回到自己的共产党的行列中来。不用说，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错误。布尔什维克只有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只有同第一个、暂时还是唯一的工人国家站在同一个队伍中，他的工作和斗争才能有利于自己的阶级。应当做到服从自己的党的甚至最严厉的条件。谁企图建立自己的单独的“党”或集团反对共产党，他就必然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处于对立的地位，并在最短期间被抛到其敌人的营垒中去，而不管其意图和主观愿望如何。
毫无疑问，每一个严肃的革命家都必须捍卫他认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至关重要的那些观点，不惜为此而长期处于少数，迎着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潮流而进。否则他就不是革命家，而是可怜的官吏。但是谁不了解我们10月16日声明的真正意思，他就会把我们的思想变成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讽刺，而我们的真正意思是要使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党员充分相信，我们同每一个布尔什维克一样珍视党的统一，我们今后只和党一起工作，一起走，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道路。
但是，我要反对一种说法，即把我们针对某些同志的观点的有时也许很尖锐的（这对布尔什维克是常事）的批评，说成是对党的批评，对党的无产阶级核心的批评。我们反对这种偷换，这种指责，认为这是政治上荒谬的东西。我们党领导着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它，并且只有它才能领导这一运动取得新的胜利。但是应当看到党面临的真实危险，应当看到党内存在右倾，应当公开同它斗争。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这一真正的右倾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认为，首先粉饰新经济政策，掩盖在新经济政策的外壳下进行的、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时日曾就其不可避免性警告过我们的那些内部矛盾和那种阶级斗争，乃是同目前局势、资本主义关系稳定和资产阶级压力联系着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向的最重要表现，是这种右倾的最重要的自然表现之一，同时又是同我们党的传统极端敌对的、麻痹无产阶级革命警惕性的表现。这种粉饰新经济政策、掩盖困难的企图是想缩小国内新资产阶级及其资本增长的意义，无视农村富农的发展，不赋予应有的意义。这种粉饰有害于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使无产阶级在其继续进行的革命斗争中迷失方向。同样有害的是忽视国内技术和经济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的因素，这首先表现于世界价格同我们苏联价格的差别。只有党集中注意力于这些现象，才能胜利地予以克服，对此我们是充满信心的。掩盖并不能激发无产阶级的毅力，而只会散布有害的幻想，这些幻想一定会影响到他们的革命警惕性和全力以赴的斗争，影响他们抗拒整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的能力。
右倾的第二个特点是对我国农民的作用和意义作不正确的估计，其表现是向农民的所有阶层提出“发财吧”的口号，或者是这样的公式（这是准确的引文）：“放松对富裕农民经济和富农经济的限制”，或者是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等等。
这些口号、这些公式、这种理论不仅对农民在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作用作不正确的、非列宁主义的估计，并且把党推上不正确的阶级道路，使党在国内大多数居民即农民的巨大而不可避免的影响面前解除武装，而列宁一直孜孜不倦地号召我们认清这种影响。
企图掩饰我们国家内斗争的尖锐性是右倾的一个特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当然采取特殊的、新的形式，但阶级斗争是存在的，掩盖阶级斗争只会有害于无产阶级。
然而，最近我们看到一系列掩盖和掩饰在农民中间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规模的企图，同时，不愿意理解目前苏维埃建设时期的特点是各阶级和各集团为国民收入的分配而展开的紧张的斗争，不愿把这种情况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此外，我们有一系列事实说明，党内某些人倾向于用牺牲工人阶级的办法去解决这一争夺国民收入的问题。例如，受到我们中央委员会谴责的对节约制度的荒谬歪曲就是如此，这种歪曲可归结为企图以牺牲工人阶级来贯彻这种制度，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们党内右的、非无产阶级倾向的必然的、很能说明问题的自然特征之一。我们还有一系列说明非常不正确地对待工资政策的事实和说法。这就是真正右倾因素之所在。如果对此再加上企图怀疑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肯定的关于党专政的思想这一列宁主义的最重要思想之一；如果再加上正当上述思潮在党内相当盛行之际，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指示在思想斗争中应向左开火，那我们就看到只能称之为右倾的严整的观点体系。这种倾向不能不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来。
对英俄委员会的右倾评价
我没有可能详谈我策略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即我们对英俄委员会的态度问题，我只指出一点，这一点是共产国际每一个成员和你们这些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最高领导人会感兴趣的。在一个最大的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份文件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在同任何反苏干涉作斗争中，英俄员会无疑可以并应当发挥巨大作用。在同国际资产阶级挑起新的战争的任何企图作斗争中，它将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中心。”说这话的时候该委员会的英国一方正在背叛英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即使不谈这一点，也很难找到一份像上述文件这样违背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文件。谁也不会怀疑，由我们党党员组成的委员会的俄方将彻底完成上面这段话向英俄委员会提出的那些任务。但是同样毫无疑问，该委员会的英方不仅不会履行这些义务，并且会像背叛矿工罢工那样背叛世界革命的事业。
直至不久以前，布尔什维克中没有任何人会对此有任何怀疑。但是，自从不顾我们的警告在我们同英俄委员会的相互关系上犯了基本错误之后，像上述文件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完整部分作出的这种前所未闻的公然违背列宁的历次声明的估计才找到了立足之地，并在我们党内畅行无阻。
列宁也曾说到过一种人，这种人在上述引文中被看作是“同国际资产阶级挑起新的战争的任何企图”作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中心，这就是英国的工联主义者。列宁的最后文章之一曾谈到海牙会议，指出了在防止干涉和战争问题上共产党代表对待英国工联主义者的策略，他写道：
“如果我们出席海牙会议的代表中有几个人会用某种外国语发表反战演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种论调：似乎到会的人（即上述引文中作为反战战士寄以希望的那些人。——列·加·）都是反对战争的，似乎他们都懂得战争怎样在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突然的时机到来，似乎他们都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的方法，都多少有点能力采取聪明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
[1]
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教导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在我所援引的文件中所看到的。但是文件非常重要。我觉得，应当把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就同一问题所说的话用于该文件：
“我认为，对于这种声明，特别是战后发表的这种声明，应当坚决表示反对，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对他们的批评可以委婉一些（特别在必要的时候），但是决不能缄默不言，因为轻率地对待反战问题是极坏的、绝对不能宽容的事情。”
[2]
只要把列宁的这一评价同对英俄委员会的上述说明比较一下，就可以理解右倾何在，在国际工人斗争问题上右倾离列宁主义多远。上述文件是我党莫斯科委员会发表的，是一个向莫斯科无产阶级解释中央委员会多数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立场的文件。
右倾的胜利
我列举了右倾的各个因素。这种右倾并不是某段引文所能完全说明的。它是同目前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稳定的目前阶段在国际政策领域和我们国内政策领域的某些倾向有直接联系的。
目前把这些个别错误结合成一个整体，使之完成，从而企图建立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而且是在国际范围之内建立这条路线的理论，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就这一问题的实质而言，我们继续持列宁的观点，并且看不到有任何根据来改变这些观点。列宁在1922年写的一篇最后文章中说：“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对这句话我还要谈到的——“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因为我们历来信奉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3]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坚持这种看法，我们没有提出什么新建议，我们只是建议不要抛弃列宁的这一提法。我们断定，列宁没有任何别的说法可以撤销他本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真理”的这些话。列宁这里说的恰恰不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社会胜利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胜利，对此无需作任何解释。
我们摒弃下述闻所未闻的污蔑：似乎我们不把苏联苏维埃政权进行的建设看作社会主义建设。谁也不敢断言，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九年期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且正是在经济战线上，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献出的精力会少于任何人。现在在苏联进行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这是谁都没有疑问的。
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如果你们，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花一些力量去研究把反对派同多数派分开的那些实际分歧，那你们就会相信，这些分歧根本不是有可能还是没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季诺维也夫：“完全正确！”）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基础。争论只限于选择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速度的道路和方法的范围，而首先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内发展中占绝对优势的方法——这对我们来说是在选择某一实际建议时的中心问题和基本标准。正因为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建设会继续取得胜利，所以我们能坦然看待过渡时期的全部困难，这些困难沉重地反映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在工资、失业、住宅问题上，尽管在我党领导下由于无产阶级的英勇奋斗最近几年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些问题现在还是非常尖锐。正因为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胜利，所以我们在农民问题、私人资本及其作用问题以及所有其他问题上也号召正视一切困难，向工人阶级公开揭示这些困难。而在尽快克服这些基本困难的实际建议方面，表现出悲观主义和缺乏信心的正是我们的反对者和我们的批评者。（季诺维也夫：“对！”）
（插话：“好！那么你们提出什么建议呢？”）
问题并不在于不正当的或不大了解情况的反对者企图塞给我们的那些东西，问题在于在苏联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在我们国家几百万无产阶级必须领导一亿农民，必须在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包围中领导他们，我们的反对者断言，在这样的国家里能够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同哪怕在几个先进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与否无关。把乐观的希望寄托在农民的社会主义能力上的观点被叫作“乐观主义”。我们断定，苏联将在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协助下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喧哗。喊声：“够了！”），不知为什么却把这叫作“悲观主义”。我们断定，对农民的社会主义能力所抱的乐观主义，在我们的反对者那里只不过是他们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所抱的悲观主义的反面。（喧哗。喊声：“够了！”）这种“乐观主义”所依据的完全是我在上面已经分析过的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关于小业主的社会主义性的非列宁主义理论。（叫喊声。喧哗。）代表俄国组织的同志们，这打得很疼，是不是？（斯克雷普尼克：“不，我们说，应当遵守议事规程。”）鞭挞得很疼，是不是？听真话很不愉快？（喧哗。插话：“这不是真话，而是谎言！”）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首要特征到底是什么？
如果遵循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那么除了消灭阶级外是找不到别的特征的。列宁正好就无产阶级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写道：
“领导农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要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保存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滚到小资产者，滚到现在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一边去。”
[4]
所以，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至少意味着消灭阶级，而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因此，社会主义的胜利意味着变农民为统一的、公有化的和实行计划领导的经济的工作者。而我们的反对者认为，“乐观主义”在于声明，苏联的这一任务可能和将在资本主义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者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之前完成！你们把这叫作乐观主义，而我们则把这叫作极端严重的悲观主义。
这个错误的出发点使得某些同志发表大意如下的声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草稿中提出的纲领在我们苏联已实现十分之九。如果从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宣布工业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对土地、银行、交通运输实行国有化等等的角度看问题（斯克雷普尼克插话：“小事情。”），那么不是在1926年，而是在1918年中这十分之九就已实现了。四年以后列宁在写到。“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一语时，对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如果不是从政权和所有制转归无产阶级国家之手的观点去看这十分之九，而是着眼于真正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广大农民群众从小商品生产者和个体小业主（即使是在国有化土地上的）变成消灭了阶级的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者，那么，现在宣布这一任务已完成十分之九，就是散布对俄国无产阶级事业、对国际命事业有害的幻想。要宣布这一点，就得撇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全部学说，撇开我们现在常常忘记的列宁的下面这段话：
“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例如，农具和耕畜的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
[5]
我国在这种条件下——废除土地私有制情况下的生产工具私有制——经营的农户达两千五百万之多。现在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我们做出了巨大成绩，我们以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创造性才能震惊了世界，今后我们还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以飞速的成就去震惊世界。但是农民的这种状况依然存在，而社会主义的胜利恰恰需要通过合作化、通过工业化、通过电气化来改变这种状况。
1922年列宁说过，“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而1926年竟向我们宣布，《共产党宣言》草稿的十分之九已经实现。
然而，列宁在宣布这一点时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他的声明没有引起这种后果，也没有降低苏联无产阶级的建设毅力和战斗力。相反地，这是号召加紧工作，变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但是列宁认为需要向无产阶级充分说明我们处境的真实情况，用这种真实情况去鼓舞无产阶级的建设精神和阶级斗争的精神。
散布幻想，撇开事实，只会使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失望。
党没有把此类声明当作自己的信条。接受这一理论就必须取消迄今为止谁也没有怀疑过的党的一系列声明。正因为党没有把个别同志的这些声明当作自己的信条，没有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我们有权批评和反对一些同志和个别集团的这些看法。我们不能不反对这种倾向，因为如果让它留在党和共产国际内而无人反对，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过了一段时间不仅我们提出抗议，并且可望同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绝大多数一起提出抗议（笑声。），必然是用向我们提出的民族革命前途来取代从十月革命时起列宁贯穿于全部实际工作中的国际革命前途。而我们认为，共产国际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能够也应该帮助我们党不受这种倾向的影响。这就是构成右倾的实际因素和理论因素。
我们的阶级敌人对分歧的评价
某些同志企图说明，我们反对这一真正右倾的斗争受到资产阶级报刊和社会民主党的欢迎。我声明，这是极不真实的（喧哗。），相反地，也是自然地，正是这种右倾受到世界资产阶级的欢迎，而社会民主党正是寄希望于其进一步发展。为了把这一事实性问题弄得一清二楚，我建议共产国际主席团委托一个委员会收集并用几种文字出版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全部反应（插话：“你们以为共产国际会干这种事！”），那时工人就会看到，这些报刊为谁鼓掌。（喧哗。）我准备协助委员会，把我所拥有的大量资料转交给它。不过我先举一个例子。既然有人在这里引用米留可夫的话来说明资产阶级似乎赞赏我们，那么我要引用无产阶级专政最敏锐的敌人的话，不是别人，而是列宁认为此人是最敏锐的敌人，并且不止一次地引用过他的话。请看新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乌斯特里亚洛夫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后关于这次会议写了些什么。他在1926年10月19日《生活新闻报》第232号上的《联共（布）危机》一文中写道（所有着重号都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加的）：
“现在需要新的手段，新的推动力，形象点说，需要‘新新经济政策’。从这一观点看来，应当承认，党不久前向季诺维也夫分子所作的一系列实际让步不能不引起严重的忧虑。”接着说：如果反对派首领的悔过宣言是他们单方面无条件投降的产物，那是政治局的光荣。但是，如果这是同他们妥协的结果，那就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斗争必然再起。胜利了的中央应当获得抵抗反对派腐蚀性毒素的内在免疫力。它应当从反对派的失败中作出全部结论。否则，这将是国家的不幸。”乌斯特里亚洛夫接着写道：“俄国国内的知识分子、能干的专家、进化论的而不是革命论的思想家，对事情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乌斯特里亚洛夫的结论是：“我们现在不仅反对季诺维也夫，而且明确赞同斯大林，原因就在于此。”（喧哗。）
请那些要引证米留可夫的同志们不要忘了引证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敏感的敌人的这一观点。（座上插话：“这是什么时候写的？”）这是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之后写的。当然，我们的另一些阶级敌人，像米留可夫那样，并不反对利用我们的“批评”，但是他们全体，像乌斯特里亚洛夫那样，赞同那种反对我们的观点的政策。
应该说，同志们，乌斯特里亚洛夫这一敏感的敌人建议中央委员会从反对派的失败中作出全部结论并彻底击溃它，他并不拒绝向中央委员会提供自己的忠告。例如他提出柏拉图老人及其关于处置有才干但对国家有害的人的忠告，他重复柏拉图的忠告说：
“给这些人以一切个人荣誉，给他们头上戴上花环，但让他们离祖国远一些。”（笑声。）
关于对我们的一些指责
同志们，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进行反对我所说的右倾的斗争，也认为自己有权在党的范围内，在党章的范围内捍卫自己的观点。此外，我认为，我们的这种斗争对党的政策并不是没有影响的，并且已经部分地起了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已经说过。尽管在这次全会上争论得很激烈，但是根据过去一年的教训，只要多数派有诚意，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实际工作的统一路线的。然而，由于这一斗争。我们却被指责为犯了种种罪过。提出这些指责并不是因为它们符合我们的观点，而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名声。我不准备详细分析所有这些指责，而只是最扼要地谈一下现在被人为地提到首位的三点指责。
第一个指责是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领导权的指责。第二个指责是助长或庇护两个党的思想。第三是有关实际价格政策的问题。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权，我必须声明，所有你们这些有经验的政治家都清楚地看出这种以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权的叫喊取代对我们同托洛茨基共同的政治和实际声明的分析的做法所具有的战略好处。这是不对的。对和列宁主义不同的历史上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农民问题的提法，等等，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不会为之辩护。（喧哗……喊叫声……）但是现在攻击的不是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而是使托洛茨基走向列宁的那些特征。现在遭到攻击的思想，不是我们的，也不是托洛茨基的，而是列宁的思想。我们的反对者攻击的是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例如，我国革命同国际革命有密切联系的思想，把这一思想叫作“托洛茨基主义”。在共产主义历史上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例如马克思的思想曾被叫作布朗基思想而受到攻击。例如共产国际现在的思想家，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无畏战士马尔丁诺夫同志就耗费了不少纸张同列宁的思想进行争论，把这些思想叫作布朗基思想和巴枯宁思想。我们摒弃托洛茨基同志过去和列宁不同的思想，但是我们要同他一起捍卫真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反对其现代歪曲者。
下面是一个简单明显的例子，即使由于某种地质学原因所有其他一切都消失了，从这一例子也可以看清事情的真实情况。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援引了共青团的纲领。由于你们把他打断了，请允许我再念一遍。共青团纲领第四条写道：
“俄国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毕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居民占多数的工业落后的国家。它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オ能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革命发展的时代。”
同志们，毫无疑问，这些话是同在这里对你们辩护的那个“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相矛盾的。如果你们接受这一理论，那你们就必须修改上面打了着重号的那句话。
我建议按照古老的忠告，把猫叫作猫。（座上插话：“把托洛茨基主义叫作托洛茨基主义。”笑声。）因此把那些提议修改纲领的人叫作修改者，或者用学术语言，叫作修正主义者（喧哗……喊叫……），而把那些保卫旧纲领的人叫作虔诚派或守旧者，而用学术语言则是正统派。（喊叫……喧哗。笑声。）那么我问你们：谁建议从这一纲领中删去关于世界革命的话？是托洛茨基吗？如果这是托洛茨基干的，我们就会去反对他。但事实是，建议修正该纲领，删去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语句的不是托洛茨基同志，而是其他人。因此我们同托洛茨基同志一起反对这些人。不管是谁建议修正、修改、歪曲列宁的明确无误的学说，我们都始终反对他，始终和那些同此类修正作斗争的人站在一起，因为你们不会说，这一纲领是在托洛茨基影响下，而不是在列宁影响下起草的。我们之所以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是因为他没有修正列宁的基本思想，象我国革命同国际革命联系的提法这一类基本思想，而其他人则修正这些思想。
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说过，我党近年来的新现象似乎是我们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插话：对。）这不对。新现象是部分同志在非常严肃的根本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并且还是在我国革命同世界革命的联系这样的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对！”）
关于两个党的问题。我们主张在我国实行专政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单一的整体性和垄断地位的观点。你们在我们所写的文章中找不到一句与此矛盾的话。（喧哗。插话：“而行动上呢？”）恰恰相反。你们得承认，在我们党内出现想动摇和不正确地提出这一问题的派别时，正是我们倡议恢复关于党专政的真正列宁思想。（喧哗。插话：“而奥索夫斯基呢？”）
至于价格问题，我们对提高价格持否定的观点。这一点我在中央七月全会上声明过，后来我们又把由我和托洛茨基联合签署的书面声明作为附件提交第十五次代表会议记录，声明是坦率的：我们摒弃提高批发价格的政策。尽管我们的这一书面声明没有附入记录，因而阅读记录的我党党员将看不到这一声明，尽管如此，这一声明是有效的，不管人们怎样把提高价格的政策强加于我们，我从来不赞同这一政策并将为反对这一政策而斗争。同志们，对我们的指责就是如此。
我们的真正观点
我们到底真正主张什么？我们的信条是什么？我们对几个最重要问题的回答可以简要表述如下。当然，这一回答并没有包括全部问题，我无法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只回答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我们主张，不仅必需反对真正离开共产主义而陷入极左倾的人，反对断言十月革命将以资产阶级蜕化告终的人，反对陷入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或由于绝望而投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敌人的怀抱的人，并且也要反对我在上面分析过的右倾，它们自觉和半自觉地以稳定要持续几十年为出发点，把党推上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第二，我们断定，无产阶级的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应当看到世界革命的前途，不能从共青团的纲领中删去我上面指出的语句，犹如不能从工会章程中删去工会国际一样。我们应当对全体劳动者说，我们将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要有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援，在这一点上不允许修改列宁的观点。
第三，我们断定，这一前途决不会削弱无产阶级、我们党和共青团在我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毅力和热情，无产阶级和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是日益增长的世界革命的最强大的因素并加速其到来。
第四，我们断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列宁指出的基础上，即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国家工业化。工业化不保持一定的速度，同农民联盟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工业化现在是进一步巩固同农民的联盟，特别是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前提。这就是我们在工业化速度问题上的提法的理由。
第五，我们断定，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和保持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领导作用，要求不断提高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我国经济现有水平下，在苏维埃政权的第十个年头，正确的工资政策的出发点应当是：提高工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而不是相反。使工人接近国家，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以对抗非无产阶级和反无产阶级居民集团积极性的明增长，应成为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
第六，我们断定，在农民群众的各不同阶层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牢靠支柱是贫农。我们继续认为，农村的全部政策应当以列宁的话为指导，即：“善于同中农达成妥协，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6]
为实现这一指示，必须对农村的贫农阶层执行相应的政策（免除百分之四十的赋税，优惠的信贷，优先供应农具）。把贫农、把巩固它在农村的社会力量和政治作用看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支柱。
第七，我们断定，在国际领域必须回到列宁的基本指示上来，这些指示摒弃散布苏联在国际运动中似乎可以依靠英俄委员会或总委员会之类因素的幻想的任何企图。
这就是我们的真正观点。这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这是列宁主义。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指责我们捍卫自己的真正观点是背离列宁观点的倾向。我们认为，必须在党内创造一种条件，使得宣传这些即使同某中央委员观点不同的观点也不被看作是反党罪行。10月16日的声明对我们仍然有效，但是，它是声明服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喧哗。喊声：“我们不相信空话，而相信行动。”），而不是承认我们的观点是社会民主主义观点。
同志们，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承认党的任何决定。（喧哗。插话：“看不出来。”）你们在准备打击反对派。我们毫不怀疑，这一打击将加强我所说过的那些真正的右倾。它们无疑在近期必然会暴露出来，并且我不怀疑，在它们必然加强和施加压力的事实面前，我们这些所谓“反对派分子”将同我们党内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分子站在同一行列
我们服从党的任何决定，但是我们不能承认，说我们的实际工作或我们的观点有丝毫背离列宁主义之处。对我们来说，唯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过去、现在永远是共产国际，而唯一的斗争指南是列宁主义。
注释：
[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6—407页。——编者注
[2] 同上书，第408页。——编者注
[3]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596—597页。——编者注
[4]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10页。——编者注
[5]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55—356页。——编者注
[6] 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第612页。——编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