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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
加米涅夫
（1920年6月）
他们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以信念为基础的理论，对迅速变化的生活的迟钝，不断地落后于不断变化的斗争形式——经常被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在我们为共产主义斗争的路上，我们经常遇到这些事实，我们常常不得不指出，旧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甚至压倒了当今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因为这些人是在战前欧洲的氛围中长大的。
这种精神上的保守主义在他们处理专政问题的方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六年的战争和革命(1914—1920)，最后，应该从各个方面，从实践中，从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阐明这一点;但是，即使在支持共产国际的同志中，我们也经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专政，工人运动就不能达到目的吗?……为什么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我不仅从英国工会代表团的成员那里听到这些问题，甚至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代表团的一些成员那里也听到了这些问题。
当人们听到这样的问题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说这些话的人一定在整个历史时期内都在睡觉，首先，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期间都在睡觉。这几年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专政时代，而进行战争的方法就是运用专政方法来统治国家的模式。
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战争就是把百万人集合起来，交给一个人指挥，给他们提供装备和运输，强迫这几百万人执行某些任务。这些任务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而所有的人都伴随着难以置信的痛苦、贫困和死亡的危险。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政府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他们用什么方法来保证这数百万人的汇聚、装备、运输和指挥?他们通过什么方法使整个国家的行政、经济和社会生活得到调整，以执行政府所规定的任务?通过民主实现的?通过议会主义的手段?通过实现“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民主国家的议会制度,甚至从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拥护者看来,都只能意味着讨论和决定最重要的问题,而国家和社会生活由公民自己决定，这就是法律眼中的“自由”和“平等”。
但是现在，在所有被卷入战争的国家中，即使是最落后的最不开化的农民，也知道他的国家在1914—1918年中的政府，从整体上和各个细节上，都是对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明确、简单、基本的驳斥。民主、议会、选举、新闻自由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块遮羞布;事实上，所有卷入战争的国家——整个世界——都是由专政的方法来统治的，当选举、议会和新闻自由刚好实用和有利可图时，就利用它们。
要看不见或隐瞒这一根本事实，就必须是一个盲目的傻瓜或自觉的欺骗群众的人;欧洲、亚洲和美洲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其历史的最关键时期，在它们为生存而斗争的时刻，它们不是通过民主和议会主义来自卫，而是公开地采用专政。
这是参谋部、军官团和大工业的专政，他们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形式上，都拥有军队和国家的一切权力;他们不仅掌握着人民的生命，而且掌握着整个国家和每一个公民的财产，而且不仅包括现在的公民，还有未出生的(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的军事债务将涵盖未来几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在几年的时间里，在整个人类的眼前展开了一幅专政的景象——统治整个世界的专政，决定一切，调节一切，渗透一切，并通过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的两千万具尸体来确认它的存在。因此，对于“什么是专政?”共产党应该回答:“睁开你的眼睛,你会看到在你面前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资产阶级专政制度,他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因为它把权力集中到世界帝国主义的小集团手中，使他们得以进行战争，并(在凡尔赛)获得和平。不要假装专政——作为一种政府制度，一种权力形式——除了那些信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老妇人，它谁也吓唬不了。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不是‘平等’、‘自由’和‘民主’，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在1914—1918年证明是世界上所有形式的权力中最血腥、最残暴、最无情、最愤世嫉俗、最虚伪的。”
然而，以卡尔·马克思为开端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在很久以前就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在于用无产阶级在同一个政府机器中取资产阶级而代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砸碎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政府机器，用建立在不同基础上、建立在新的阶级相互关系上的新的政府机器来取代它。
无产阶级专政出现在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中，不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然而，在整个第二国际时期，它一次也没有成为当时的实践任务，既没有引起实践工作者的注意，也没有引起劳工运动理论家的注意;只有在1914—1918年，透过民主、议会主义和政治自由的面纱，资产阶级专政的明显特征才变得清晰可见，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马克思说，它之所以成为一股力量，是因为它掌握了无产阶级群众。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1903纲领中——这个纲领只是一个对已有纲领的明确和改进，1903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在一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表达如下:“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权的征服，使它能够粉碎剥削者的一切抵抗。”这一定义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纲领中没有改动。
1903纲领的作者无法预见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实际情况。在当时，他们当然没有试图界定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红色)军队的形成，与恐怖主义的实践，与政治自由的限制有什么联系。他们必须强调，也确实强调了，这些不是可变因素——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根本的、不变的特点，任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国家和历史条件都是无法避免的。
无产阶级不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在掌握它时，按照纲领的话说，赋予它这样一种性质，这样一种专心致志、精力充沛、决心坚定、绝对性和无限性，将“使它能够粉碎剥削者的一切抵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特征。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一种国家组织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形式，它将允许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粉碎剥削者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一切抵抗。
因此，问题本身的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避免无产阶级专政与剥夺者是否反抗社会主义社会对他们的剥夺有关——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关于专政的严厉程度问题，资产阶级政治权利与政治自由的限制范围和条件，恐怖主义手段的运用等等，与剥削者抵抗的程度、形式、顽强性和组织性问题是不可分割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阶段，对此表示怀疑的人，也就表示对资产阶级在剥夺剥夺者的决定性时刻对无产阶级表现出任何抵抗的怀疑。
以此为基础的宣传，可能是出于个人的愚蠢，也可能是为了某一集团的利益，以便向无产阶级隐瞒即将到来的斗争的情况，并阻止它为即将到来的斗争作准备。
当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宣称，对俄国来说可以接受和解释的专政制度，对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都不是必须的或不可避免的时，这是完全违背真理的。直到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实际的资产阶级始终是最没有组织的，最少有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是旧资本主义秩序的所有资产阶级中最不团结的。俄国农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一个强大的、政治上统一的农民阶级，而这个阶级是西方一系列资产阶级政党的基础。俄罗斯城镇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是不开明的，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创造并支持“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政党的群体。
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道惊雷，打破了这个政治上落后、消极、无组织的阶级。“剥削者的抵抗”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打击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所能开展的活动相比，自然是软弱的。把斗争拖了三年的积极抵抗分子，并不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无组织力量，而首先是外国干涉，然后是边境国家的资产阶级(芬兰、立陶宛、波兰、乌克兰)，他们利用对沙俄的百年仇恨，成功地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团结了一些有组织的团体来抵抗俄罗斯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这些外部条件，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反抗就会在三个月内而不是在三年之内被击垮，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机器自然会把它的全部精力用于其他目的。
根据俄国有产阶级及其组织抵抗的性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有“美好幻想”和“多愁善感的青春”。
没有什么比假定俄国无产阶级，甚至其领导者——共产党，是在事先准备好了实现专政的实际措施的方案的情况下在上台更错误的了。
只有不学无术的“社会主义者”或江湖骗子，才会说，俄共上台时，已经准备好了常备军、特别委员会和限制政治自由的计划，而俄罗斯无产阶级在经历了痛苦后，不得不再次采取这些计划来自卫。无产阶级的事业得救了，因为它很快就从它所获得的经验中获益，并且在确信这些斗争方法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运用了这些方法。
1917年11月7日，政权被移交给苏维埃，新工农政府成立。资产阶级的混乱无序是如此严重，以致它不能召集任何严肃的力量来对付工人。几天后，克伦斯基政府的抵抗被击垮。制宪会议的选举仍在继续。所有的政党——除了米留可夫的党以外——继续公开存在。资产阶级的报纸还在流通。死刑被废除了。军队正被遣散。在政府的手中，只有武装工人志愿军。克伦斯基政府的部长们(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阿夫克森齐耶夫，戈茨，岑齐诺夫，波尔达列夫将军，克拉斯诺夫等人——后来，这些人全都是武装反苏势力的领导人以及西伯利亚、顿河和南方的叛乱政府成员)，被捕，在第一天就被释放了。直到11月20日，邓尼金将军、马尔科夫将军、埃尔德利将军等人仍在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之下，并使其职权得以保留。
是的，那是一个“美好幻想”的时期。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
1918年4月至5月，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18年4月，《关于组建常备军的法令》颁布。根据其秘密动员，直到当年4月，特别委员会才获得了处决正在作案的强盗的权利，而官员们正在前往科尼洛夫。直到6月18日，革命法庭才第一次对指挥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上将判处死刑。直到五月，政府才采取措施阻止资产阶级报纸的出版(在这次镇压的时候，仅在莫斯科就有三十份反对苏维埃的报纸)。直到1918年6月，孟什维克才被赶出苏联。
因此，从苏维埃政权形成到无产阶级实际实施任何严酷的专政手段，经过了六个多月的时间(1917年11月至1918年4—5月)。一系列非常基本的事实引起了专政统治的日益严酷。4月，在基耶夫组织了斯科罗帕德斯基政府;5月，捷克斯洛伐克人反叛，他们占领了铁路系统，并在东部建立了社会革命政府;五月，哥萨克也在顿河进行反革命活动——俄国的旺代——在克拉斯诺夫将军的指挥下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全部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在战争任务上，苏联变成了一个武装无产阶级的兵营。
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的经历。
芬兰、匈牙利和德国的为夺取无产阶级政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匈牙利、芬兰和德国的经验与俄国经验的根本区别在于，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更有组织、更团结、更有战斗力。它混乱的时期要短得多;它对无产阶级进行了更迅速、更有力的反攻;这一事实也缩短了无产阶级自身对其专政性质的幻想时期。
俄罗斯、芬兰、匈牙利和德国工人的经验使我们能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经验法则，这可以大致用以下几句话来表达。无产阶级夺取中央政权的事实，并没有完成权力斗争，而只是标志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一个新的、更加确定的战争时期的开始。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打击和中央政权被无产阶级夺取之后，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动员它的力量，培养和组织后备力量。它通过反击打开了一个不加掩饰的战争时代，双方的武装力量发生冲突。
正是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的统治才具有了专政统治的严酷特征：如果无产阶级不希望不经过一场战斗就放弃它已经赢得的权力，那么红军、对剥削者及其盟友的恐怖主义镇压和政治自由的限制就不可避免。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最适合于对资产阶级进行战争，并能最迅速地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种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国家政府形式。
有什么理由认为，欧洲的这场战争将以不那么剧烈的形式进行吗?欧洲资产阶级会以较轻松的心情去接受无产阶级对其财富的剥夺吗?有理智的人，能不能假定欧洲资产阶级对已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表现出它所能表现出的一切抵抗，以此来制定他的策略呢?难道有人会认为，在与掌权的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时，欧洲资产阶级会证明自己比俄国、芬兰或匈牙利的资产阶级武装更少、战斗力更弱、更不团结、更不谨慎吗?可以想象它将以任何方式停止与第二国际阵营中背叛社会主义的人结成意义深远的联盟、对工人宿舍的轰炸和对敌人使用最新的战争技术吗？
在这种情况下，怀疑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不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拒绝为无产阶级准备在未来的斗争中使用专政的一切方法而日复一日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走向夺权，不希望掌权，也不去准备掌握权力的条件，这是蛮勇之举;承认无产阶级征服政权的必要性，怀疑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拒绝引导工人向这个方向走——意味着有意识地准备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实行最严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没有为无产阶级准备必要的条件，以便在获得中央政权机器时，立即使它去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不向无产阶级解释它胜利的必要条件是不可避免的武装斗争和对叛国、犹豫采取严厉措施，并且不用适当的武器来武装无产阶级——那么就是正在准备无产阶级的毁灭和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政权组织，这种政权组织最适合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各种思想流派的工团主义者通常向共产党人提出的问题了。他们在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不能摆脱对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旧偏见。这个问题就是:什么组织有能力解决专政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决定性的阶级战争时刻，支配和强制的权力必须掌握在一个明确的组织手中，能够承担所采取的每一步的责任，并保证这些步骤的逻辑顺序。
要无产阶级大军按照作战的秩序行动，就必须有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在领导兵团进攻时，必须能够考察斗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情况的总和。它必须对工人阶级支配的各种武器具有同等的权力。它必须能够通过工会、工人合作社、工厂委员会和青年工人联盟，通过书面宣传和武装工人的战斗民兵来执行它的决定。
当旧政权被推翻，政府机器被起义的无产阶级夺取时，总参谋部就有了新的任务要执行。无产阶级的胜利标志着旧社会制度的瓦解。组建新军队，供养这个国家，按照新的原则建立工业，建立法院，建立同农民的关系，建立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所有这些问题，立即成为获胜的无产阶级大军总参谋部的直接任务。任何对这些任务的迟延完成，任何决定的迟疑，都可能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胜利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
因此，这个总参谋部必须是一个有组织的、负责的、集中的机构，准备处理和决定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问题。一个能够满足所有这些条件并解决它所承担的所有问题的组织，当然可以用任何名称来称呼;但在现实中——如果我们不玩弄文字——这样的组织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革命分子的组织，由他们共同的政治纲领和铁的纪律联合起来。这样的组织不能在一天乃至一星期内形成;这是个长期的汇聚过程，筛选出通过日常工作证明自己有丰富经验，能够正确地估计劳动斗争的各个阶段以及工人阶级各个独立群体的利益的，从更高的角度，从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的领导者们。
无产阶级军队在夺取资本主义的要塞后可能遭受的最大不幸是，领导机构被证明掌握在以前只在工人运动范围内工作的人、团体或组织手中。
镇压剥削者的抵抗——这是专政的根本任务——不仅仅是一项军事任务，或者仅仅是一项政治任务，或者仅仅是一项经济任务;这些都是——军事、政治、经济。剥削者的抵抗只是在武装冲突中获得最激烈的形式;还有富农不愿意给饥饿的人民面包;破坏工业的工程师;那些通过隐瞒账目给工业企业的共同账户带来混乱的银行家——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同样重要的因素。压制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抵抗，对于一个在工会运动这个狭小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组织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一个工人合作组织。只有由全体工人组成一个总组织，才能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工人苏维埃代表着工人运动的所有形式，在一个政党的指导下，集中了工人阶级以前斗争的全部经验。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仍然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更需要共产党。这是胜利的必要条件。拒绝为创造和加强它而努力，就意味着放弃有效地进行阶级战争;也就是说，放弃专政统治，放弃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并可能造成对工人阶级事业最残酷的背叛，尽管这种背叛是无意识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必要阶段，谁怀疑其必然性，谁就为资产阶级胜利创造了条件;任何怀疑或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的人，都是在帮助削弱和瓦解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