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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与世界革命新的兴起
约瑟·韩生
译按：
简介：约瑟·韩生(Joseph Hansen)做过托洛茨基流亡墨西哥时期的秘书，现在是英文《洲际通讯》的编辑。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全国委员会成员，是世界托派的著名领袖。
社会主义工人党创立于一九三八年，早期领袖是1974年去世的占士·加农（James P．Cannon）。他在一九二八年已参加了共产党内的左派反对派（托派），反对共产党的右倾政策和官僚主义，最后被开除，就组织“社工党”，刊行《战士报》，（The Militant）成为国际托派中最有传统的政党。
与社工党联系密切的一个独立的青年托派组织——青年社会义者同盟（Young Socialist Alliance），是美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派组织。
一九七0年十二月，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韩生出席演说。这篇讲稿（即本文）刊于七一年二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首先，我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工党，向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祝贺，并向你们表达我们底最深切的愿望：在目前美国国内，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扩展具有极好机会的时候，你们列在议事日程内的任务，定能成功地完成。
我应该以私人名义说，我在今晚承蒙邀请来讲述“里昂•托洛茨基与世界革命新的兴起，”这个论题，是深感荣幸的事。
从女主席禾特活芙同志所说的话中，我得出一个印象，就是她认为我是属于“年老一辈的，”但无论如何，我不会以老一辈的身份来向你们说话，而是以革命青年底前卒的一位代表的身份来说话。
同时，我并不想先取得毕业离开校园后的种种特权；因此，我想从三十二年前纽约的一次集会开始。
那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的一次群众集会，它的作用是庆贺一个月前第四国际的成立，同时庆祝美国托派运动的十周年纪念。
那时托洛茨基在墨西哥。他被要求用录音方法在大会上致送祝词，他依照要求，以英语作了篇演说，送到纽约作为祝贺。
我今晚想作的，就是讨论三十二年前这个演讲，并以其后所发生的事情，来审断托洛茨基底观点的正确性。
当然，人们可以争辩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八年所说的话，事实上只属于过去历史了；或者至少属于“旧左派”的了。那么，又何用对那种东西花费如许时间呢？
就让我以一个类比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假设我们今晚不来这里，而选择留在家中收听一个比较好的超短波电台，而节目的主持人是一个对音乐很有修养的音乐家。我对音乐一无所知，虽然我一些至交好友对那方面，至少对爵士乐方面具有很多知识。
在那个超短波节目里，音乐家选取的可能是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萧邦的作品第十号，即“C小调第十二号”，是以一个更通俗的名称——“革命练习曲”——而出名的。他也可能会提到萧邦是在听到他所敬爱的华沙，在一八三О年遭受到俄国人的蹂躏之后而作此曲的。
在我看来，很少有音乐迷会说：“那又怎么样？一八三О年是太远了！”
我想，大部分的音乐爱好者的最初反应都会说：“让我们听听这节练习曲，一首乐曲的年龄不一定决定它的品质。”其次，大部分音乐爱好者，至少那些我熟识的音乐爱好者，在听了这首乐曲之后，都会想知道在那里可以买到萧邦的“革命练习曲”。
最后，一部分的音乐爱好者可能会问他们自己：“一八三О年时，萧邦究竟在那一方面，他就早已感染到波兰工人和群众在一九七О年十二月里的那种情绪？”
我就是抱着这种精神，去思索托洛茨基这篇一九三八年演讲的。但很不幸，我遇上一些困难。首先，是由于录音技术方面的。演讲是在声带录音机尚未发明之前作的。它的制成甚至比长寿唱片的面世更早。最坏的是，当录音原本运抵纽约时，负责的同志是如此热切，以至他竟不能抗拒地以私人的唱片机来试听，虽然他已小心使用一支新的钢制唱针，但那半磅重的唱臂已使原音片产生了很多嘈音。
再者，要翻印一份录音副本很困难。我可以很好的假想，有些团体会不理会这份演讲的技术上缺点而是由于演讲的内容，将它复制出来，并试图将它广泛地散播。那就是说，假如托洛茨基在这篇演讲内提出一些关于如何去组织游击队，或者提出一些关于怎样用一捆炸药、一个闹钟、三枝扣针以及一个手电筒去做个土制炸弹——我再说一次，假如托洛茨基会这样做，那么，我想你们就能够在某些刊物上轻易地翻到如何去购买那次演讲录音的广告，但是托洛茨基的演内没有只字提起这些东西。
我并不想指托洛茨基从来不写有关武装斗争的文章。事实上，他写了颇多关于武装暴动的论文，并且广泛地研究过很多军事课题，况且，他不是以一个坐在安乐椅上的理论家身份来讨论这些问题，而是作为负责指挥布尔雪维克党去夺取政权，和作为负责组织军事保卫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去抵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联合力量的人底资格来写这些文章的。
我能够回忆到，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就算敌对阵营的那一方，都承认托洛茨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但，让我重覆一遍，在他的一九三八年演说中，当他涉及面对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唯一任务时，托洛茨基甚至不提到武装斗争。
第三，我想，另外一点也足以用来反对将托洛茨基一九三八年的演讲，用电子技术将它整理好，用卡式音带复制出售，以供新式的手提录音机之用。事实上，这篇演讲稿存有两点错误的判断；或者可以说两项被证明错误的预测。
我想谈谈这两项错误的预测，因为它们牵涉到今天革命运动所面对的若干重要难题。但在我如此做之前，让我指出托洛茨基这次演讲的基本要点，我认为在这些要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
在一九三八年，我们运动正在以它的全部力量，向全人类提出另一次世界大战临近所带来危险：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第二次自相残杀。一九三八年，在纽约庆祝第四国际成立和美国托派运动的第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举行的。因此，托洛茨基是以强调指出这次战争的重要性来展开他的演讲，来抗衡“那些独裁领袖的好战姿态，外交手腕或和平会议”的。
然后，托洛茨基谈到一九二三年俄国左派反对派的根源，也谈到一九二八开始，左派反对派在国际范围内工作的开展。
托洛茨基说：“我们有权去说，这个年代的工作不单要坚定和耐心，而且还要诚恳。布尔雪维克——列宁主义派、国际的先锋、我们布满世界的同志，都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是以他们的感受和愿望，而是以对事变底客观进程的分析来寻找到革命的道路的。”
托洛茨基然后说到他的主要意思：党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党不像其它的党。我们的意愿不单是要有更多的成员、更多的刊物、财政上有更多金钱或者更多的国会代表，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的，但只是作为一种手段。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谋求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全面物质和精神的解放，除了我们自己以外，没有其它人能够准备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
在强调革命党的重要性时，托洛茨基不是说某一种宗教领袖或某一小教堂的主管。正如他所说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以他们自己的感受和愿望，而是以对事变底客观进程的分析来引领的。
在他的一九三八年演说里，托洛茨基跟着转向谈及个人和党的关系。
“我们的党，总体地和完全地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就让那些市侩在虚无飘渺中寻觅他们底个性吧。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将自己完全地献给党，表示出他已寻觅到自己。
是的，我们的党整个地将我们取去。但它回报给我们每一个人最高的幸福：参与建立一个更美好将来，背负起人类底命运的一份责任，以及使生命不致虚度的自觉意识。
对劳动者底解放的忠诚，要求我们对我们的国际党付以最大的奉献。自然，党也会犯错误，以共同的努力，我们就能改正它的错误。党的基层可能附有毫无作为的份子，通过党底共同努力，我们就能消除他们。千百万将会在将来加入基层的人，也许有很多没有受过必须的教育，但通过共同的努力，我们就能将他们提升至革命的层次。但我们要永远不要忘记说，我们的党现在是历史的最伟大杠杆。离开了这个杠杆，我们每一个人就只是无物，拿着这个杠杆在手，我们就是一切。”
托洛茨基以第四国际来与其它政党及组织对立起来，这些政党和组织当时称雄于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里。他说：“旧的国际（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译者）已彻底地腐化了。”
在一九三八年，对一个革命青年来说，这些话是与真理共鸣的。第二和第三国际，以及其它一些较小的组织都被证实没有能力推行有效的斗争，以反对来临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们让一个一个的革命机会溜走，有时甚至刻意地出卖干革命。因此，我们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怀疑托洛茨基如下的预测的正确性，让我引述：“在人类身上的大事变，将不会留给这些早已没有生命的组织一粒沙石。”
对斯大林派的关系，托洛茨基更确切了，听他说：“为了要扼死布尔雪维克党和将第一个工人国家蜕变成一幅罪恶的漫画，克里姆林宫私党需要十年的时间。为了要将他们自己的纲领埋到污泥里去，以及为了将他们自己变成一具发臭的死尸，第三国际需要十年的时间。十年，只不过是十年！让我们用一个预言作结束：在未来十年，第四国际的纲领将成为千万人的指导，同时，这革命的千百万人将会懂得如何去取得地球和天堂。”
托洛茨基一九三八年短短的演说，道出了自从共产党宣言时代以来，科学的社会主义底升腾的智慧。托洛茨基所提及的纲领，其正确性是绝对无可怀疑的。他关于党的角色和党底需要性的观点底正确性也是丝毫无可怀疑的。他说到的关于男人或女人，将一切奉献给党，就能扮演一个改变社会的角色，从而没有虚渡一个人的生命；这一点的正确性也是无可怀疑的。
托洛茨基在对旧国际和它们的反革命角色的划分，也是同样地正确的。
革命的风起云涌
但是，在这同一演讲里，从托洛茨基的说话中，有两点预测是逻辑地随着的，而两点都证实是错误的了。第二和第三国际虽有二次大战带到人类面前的重大事变，却仍然继续存在。而第四国际的纲领却没有在十年内，成为革命的千百万人底指南。
更甚的是，托洛茨基所坚持的，认为保证一次巨大革命胜利所必需的革命党，在很多人看来，也似乎是错失了。东欧、中国、古巴又怎样了？这些事件中，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没有一次是站在前列的。
假如你研读一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文献，你会找到极多的思考和研究，是用于去找出我们一直满怀信心期望着会发生的事，与历史中真正发生的事之间的不调协底根源。我会尝试最精简地概括出来。
我们期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比起法西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高的经验，会深刻地、迅速地集结到千百万人的意识中，这转过来会引领到革命领导的追求，这种追求甚或超过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所看到的，事实上，这个希望落空了。
第二次大战结束时，只有奇迹的出现，才能挽救资本主义的死灭。及避免为社会主义所取代。例如，在意大利，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崩溃，千百万工人转向共产党。他们不单准备行动，而且发起行动，在很多城镇，他们占据了政府建筑物。他们是武装的，在那些日子，武装起来并非太困难的工作。他们站在政权的边缘。法国的形势与意大利相似。在希腊，事情还甚至更尖锐。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印支是在进行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起义，印尼人则反对荷兰帝国主义。在一九四七年，英帝国主义者，得出结论认为在广大的印度次大陆，根本无可能站稳来对抗兴起的群众，终于让它们那腐朽的帝国这个部分，获得正式独立。
甚至胜利的美国也遇到麻烦。被派驻海外的军队在瓦解。大兵们甚至为要求被遣送回国而举行示威，大战之后的一段时期，美国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发起规模庞大的罢工斗争。
而在拉丁美洲，包括巨大的巴西，群众正在动员。
这次大动员，在国际层面上拖延了几年，但却不是以巨大的方向转到第四国际方面来。这方面的原因很简单。苏联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胜利，暂时地加强了斯大林主义。这种发展底讽刺，事实上是够残酷的了。
从最初开始，左派反对派和第四国际底政纲主要点之一，就是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对它的进攻。而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对斯大林主义的主要指控，就是以其本身最合适的代表来领导的官僚阶层，事实上是在解除工人国家的保卫。
布尔雪维克党的消灭，三十年代的庞大清算，对数千名准备为保卫苏联而牺牲自己的人执行死刑，在二次大战前夕消灭整个红军的最高指挥、对其它国家内可能保卫苏联的革命力量底出卖、对那些以强大程度来吸取生命力的寄生主义、建立在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的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些作为都为国际资本主义对第一个工人国家的进攻铺平道路。
斯大林要在一九四О年谋杀托洛茨基的诸般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托洛次基底革命的保卫苏联，反对斯大林为希特拉铺路，德国纳粹在苏联内再也找不到比斯大林更好的盟友。
当斯大林这个列宁底党的掘墓人抛弃一切虚伪革命号召，并以此作为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时，苏联人民却不理会斯大林——实际上反对着斯大林，而在对德国帝国主义战争中取得胜利，斯大林抄袭了沙皇的口号，保卫神圣的俄罗斯母亲。他指称德国人民要为希特拉的罪恶负责，而不号召德国工人展开革命的社会主义斗争。
但是苏联人民毕竟战斗着去保卫他们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果实所建立起来的架构。他们能够胜利，是由于那些架构所给与他们的力量。
苏联的胜利因此本身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一次重大的凯旋。但是，斯大林仍然安享在克里姆林宫里。
历史的进程以一种明确的综合性来表现世界。第一个工人国家从资本主义欧洲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底魔掌中避免了失败，但却不是以一个布尔雪维克——列宁主义政党来领导的。事实上，一个反革命的政党——由斯大林领导的私党——来组成负责的政权的。保证胜利的是计划经济、苏维埃军队的训练，苏维埃人民的愿望、以及除此之外追溯至十月革命时、群众里的活生生传统。这些已被证实为巨大的力量。当然，没有布尔雪维克——列宁主义的政党的存在，使胜利付出了过分的代价。这些都必须写在账簿另一面之上。
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政权底胜利，对战后时期的其它胜利产生巨大影响的模型。这些包括了资本主义在东欧、中国、北越、北韩和并不很直接的古巴的被推翻。
斯大林主义的暂时性加强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了这个事实，造成了那样一种环境，使得苏联人民不能令斯大林清偿他的罪恶，但却产生了如下严重的后果，二次大战时由于苏联的胜利所带给它的声音，在整个世界群众的眼中重新振兴了斯大林主义。因此在群众的动员中，意大利工人们走向斯大林党。同样的事发生于法国和希腊，以及其它的国家里。在那些国家，假如在一个革命党的领导之下，工人将会很轻易地夺取到政权。
再一次地，斯大林能够利用这些运动来作为他与帝国主义外交买卖的注码。他走去帮忙西欧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并且将它从它最急迫的时刻挽救出来，因而让美帝能争取到必需的时间，去重新稳定它们底国际利润体系的西欧部份。
无论如何，最后分析起来，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最后只能挖空斯大林主义。首先，苏联的疆界在现实上已向西扩展。就是东欧的资本主义体制已主要通过官僚的军事手段被打碎，并且以用苏联作模范的体制来代替。因而新的爆炸性因素已稳伏于斯大林主义自身的基础之上。这些爆炸性的因素就是像南斯拉夫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立陶宛人般的人民。苏联战胜了像德国般的帝国主义势力。也帮助了启发殖民地群众，以及给予他们底斗争以动力，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唤起了千百万的人民，卷起了一股革命的动力，最后迫使毛泽东所领导的党作一个选择：究竟是夺取政权还是被其它力量扫除。这结果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
但讽刺的是，由于北京和莫斯科的联盟，以及由于毛泽东领导层受斯大林主义学校的训练所薰染，却暂时强化了斯大林主义。再一次地最后分析起来，斯大林主义也只有同等程度的革命胜利才能加以埋葬。
苏联胜利的另外的一个结果，就是让斯大林更可以毫不顾忌地依照他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的政策行事，在斯大林路线下，使资本主义有可能在欧洲稳定下来，并且世界性地加强了资本主义。这在美国更做成有害的影响，让美帝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一个建立在核子武器基础上的全新军事装备，而没有遇上丝毫的国内反对。这种发展，在历史底规划上，显示出资本主义获得了能力，去进行一次真正结束所有战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斯大林主义的暂时强化的另一结果，就是那一直摆向国际革命方向的铅锤，改变了它一直在那种环境下惯常的工作，走向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反动势力加强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从四十年代末期开始，一直维持到五十年代，政府主持下的政治迫害，为这个国家从所未见。政治迫害，巧逢部份由于军费扩展所做成的经济繁荣，遂减低了工人的战斗士气，这种经济繁荣和政治迫害的结合，使美国的激进运动孤立和式微，尤其重重的压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之上。在政治迫害法例下面，我们的领袖是第一批牺牲的。
当然，那时也有一些相反的力量在产生。一九五0年开始的韩战，不久就变成十分不受欢迎的战争，从今天回顾当年，反对那次战争的运动，可说是最后使美国麦卡锡主义崩溃的诸因素之一。
在苏联集团内，东德一九五三年以及匈牙利和波兰一九五六年的反官僚斗争，证实了面对斯大林继承者的内部紧张的存在。另一面，法国的戴高乐终于在一九五八年，没有遭受任何来自人民群众的反对就夺取了权力，因为人民已被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这双孑生子缚起了手脚。
同样在地在殖民地世界，紧随着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几年，事变是颇为不平衡的。在阿尔及利亚，一九五四年展开的斗争，最终为这个国家争取到独立。在另外一方，卢林巴（Lumunba）被谋杀后，一九六0年的刚果起义最后被压下去了。所有这些事变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古巴七•二六运动在一九五九年新年的胜利。
古巴革命所显示出来的许多事物，我只想抽出两件与今晚底讨论有关的事项来谈谈：
首先，革命底领导并不是斯大林学校的产物，而是代表了一些新的东西，它代表了新一代革命份子的诞生，代表了一个并不自动地倾向克里姆林宫寻求革命斗争指导的新一代，也代表了倾向于自己思索，批判地阅读和作出自己底断判的新的一代。
其次，无论古巴可能犯了些什么错，他们明确地掌握到，在面对封锁和美帝的敌对之下，他们革命底成果的继续存在，有赖多年来自苏联的物质援助， 和依赖于在拉丁美洲其它地方推行社会主义革命。戚•瓦格拉就是最认同于这种政策的。
古巴革命的道路，它底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给了托洛茨基底不断革命论仍然有效性的一个无价的肯定。我们的运动尽力利用这一点，以抗衡因古巴革命胜利的特殊性所产生的结果：对于理论的忽视。
政治上，古巴革命是具有巨大重要性的，他给予每一处新一代革命者以冲击，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而不信赖莫斯科和北京的教主。
当前的激进化运动将掩埋斯大林主义的基石
现在，学会了托洛茨基底方法的我们，已获得一种满足，能够看到我们的诊断是如何正确地指出苏联在第二次大战时的胜利。第一次的负账是铁托的拒绝向斯大林独裁低头，让苏联与南斯拉夫分家。
然后是一九五六年苏联共党二十次大会上的大爆内幕，当时赫鲁晓夫感到被迫要承认斯大林一些罪行。赫鲁晓夫的揭露震动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基础，其结果就是很多共产党，尤其是美国共产党的衰败；中苏共产党的决裂，在整个世界范围上粉碎了斯大林主义的基石。
所有这些事变，从斯大林主义世界性危机，到古巴革命的胜利，使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能够开始打破长年的孤立。这个过程又为其它的发展所加速。
在一九六五年，詹森总统作出了干涉越南人民内部事务的致命性决定。詹森的决定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不久就带动千百万计的人，甚至后来百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从此急速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气候。
我看这一点现在已被高等法院所认识到，现在十八岁的青年人已被准许参与联邦政府方面——像总统选举——的投票，却不准参与决定性的职位——像地方性的看守狗般的职位——的选举。
已经发展起来的黑人解放斗争，也开始将美国的大学激进化起来。反战斗争加速和深化了这个过程。今天，我们可以见到这种激进化已发展到其它层份——波多黎各人、黑西哥族人和美洲土人。如今，它已进军到妇女解放运动范围里，并且已赢得不少重大胜利。
所有这些都吹向美国托洛茨基主义所扬起来的帆上，而我们已全国性地以一个最令人鼓舞的速度扩展着。
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里面，一项最有启示意义和重要的发展就是一九六八年法国学生青年的战斗激进化；警察对这种激进化是试图用习发为常的野蛮方式去镇压的。学生的战斗精神引起了法国大部分先进工人的同情，在几天之内，整个国家就被前所未闻的最大一次罢工所瘫痪。从这个事变出来，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力量，并且反转给予一些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以新的力量。
在苏联集团内，无产阶级民主的要求——这是托洛茨基主义政纲主要点之一——曾经多次的达到爆炸的程度。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回忆到捷克一九六八年时的戏剧性事件，当时一次人民起义，就是围绕着这些要求，成功地推翻了克里姆林宫的最无耻臣仆。在莫斯科，斯大林的继承者最后决定，除了靠坦克带头，二十万军队的进侵力量外，他们没有任何其它方法去满足人民的愿望。
以这种方法打低举起来的拳头，并不表示已经解决了东欧国家的困境。波兰人民也动员起来，就在这次大会的前夕，革命工人底示威迫使戈慕卡下台。
下面发生在波兰的——虽然在斯大林主义底检查下，它们仍然泄露了出来——很多有趣事件引起了我的注意。
特别是其中一个报告，是解释为什么戈慕卡要辞职的，显示给我知道，“恰恰”解释了真理，根据登在十二月二十一纽约时报华沙发出来的电讯；“由卫生部长高士齐沙斯基签署的一份医疗公布称，戈慕卡先生患上上血液循环方面的疾病，以致视觉方面暂时失明，已于昨日入院留医。”
因此我们现在知道了波兰的困难最初是由于戈慕卡先生患了血循环病，以致失明，而他的健康状况之严重，竟使他不能不留医。
毫无疑问，戈慕卡那些官僚层内的至交好友，将会为这位不幸的同志致最深切的同情，他们将会以最不情愿的心情去接管他的职位。
但是有一件事情，与资本主义的刊物底偏见无关的，是在所有关于波兰事变的新闻电讯中，我并未找到任何一段，甚至乎一句，是关于戈慕卡底官僚至友会发给他一张“出院证。”
波兰的新鲜起义绝对可以肯定会在其它东欧国家发生反响。
在苏联，我们可以想像，关于波兰的新闻，如何在地下的政治反对分子之间流传着，这些反对分子的主要要求，是在苏联重建无产阶级民主。那就是说，这是反斯大林主义而亲列宁主义的；运动的方向明确地是走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纲。
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我只能够，就今晚有关的题目——对自一九三八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作出一些精简的说明。虽然这次报告具有无可避免的抽象性，但我想，那是无论如何足以让我们能够——在一九七一开始的时候——看到托洛茨基两个错误预测都并非带有基本性质的。它们都是时间上的错误。托洛茨基并不可能在一九三八年预见到，那使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和纲领走向胜利的历史底真实道路，如何成为推延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走向崩溃，以及推延第四国际作为社会主义世界党（第四国际的名称就是社会主义世界党——译者）底扩展的历史道路。
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以及托洛茨基那时脑子中设想，未来十年的可能发展所依据的条件，在今天当然不再存有了，许多重大的改变已经发生，而为了避免因我们本身的感受和愿望所影响而产生迷惑，我们因此必须寻求出今天现实底客观分析，去决定今天面对我们全球运动的前瞻。让我从首先指出在一些大问题上的形势来开始吧。
（一）苏联集团国家与一九三八年的形势是完全不同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被摧毁，并且再不能重新建立起来。群众是不安的。参与着零星的行动甚或暴动，同时形成了一种气候，有助于政治反对的情绪，这种情绪除了主要地接近托洛茨基主义外，再没有其它适当的名称。
当然，在中国，对毛泽东惊人的个人崇拜一直被中共政权所鼓励。但“文化革命”的风暴，以其本身底方式，来显示出它是比毛泽东所师承的斯大林崇拜更不稳定。
（二）殖民地世界自从古巴革命成功之后，重大的挫败曾经发生，主要的失败在印尼；那里的共产党，追随着一条北京和莫斯科共同实行的政策，遭受到自从德国产党栽在希特勒手里以后，从未有过的失败，它的党员及领袖被屠杀，虽然如此，殖民地世界里革命底压力是如此的紧张，以至能缩短了一次失败后所常有的消沉时期。
因而，整个殖民地世界仍然是造反运动的温床，正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中东，故此，它是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底发展的一个最有利的地区。
（三）帝国主义的中心这个地区的群众现今正经历着一个三十年以来迄未见过的激进化过程，在一些杰出的革命者底观念里，美国当前的激进化运动已超过了三十年代，这在校园里，黑人区里，以及在像波多黎各人、墨西哥族人，和美洲工人和妇女里，是肯定地正确的。
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在美国是空前的。只要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白宫坚持仍保留驻军在印支的政策，反战运动就会发展得更深，更广，和更激烈。
相对于当前美国的激进化过程，美国工人仍没有广泛的动员。他们只是个别地参与行动，而且还是在颇小的范围内。当美国工人真正开始广泛地行动时——这会不可预估地突然发生——那时你就会看到一股超过这个地球上从未曾有的力量在行动。
除了指出世界上这三个部份的形势外，我还想加入第四项与一九三八年时不同的。
那就是世界性的青年激进化。这个现象只有几年，它最显著地地方就是它生长地速度，它全球性扩展的迅速、以及它的广阔面。它使本身在那些距离极远的国家如玻利维亚、桑比亚和纽西兰都同样感应得到。它在西半球——从魁北克到英属哥伦比亚到智利到阿根廷——扩展。它天生是富于国际性的，美国反战运动的首次呼声，曾在其它国家内号召起团结性行动，甚至连行动时刻也互相统筹——这些号召有时获得广泛的回应。
全球性的青年激进化给予我们开始运动以来，比任何一次发展更为肯定的出路。
第五点应当留意的是，托洛茨基主义是与革命党胜利一起扩大和发展的，它是真正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这是我尝试去强调指出的。虽然如此，我们被迫要留意，在历史的直实道路上，一次革命的胜利——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却使到斯大林主义暂时加强。
历史底进程，可能现在就能好好地补偿这些损失。如果托洛茨基主义曾在理论方面，自一九二三年以来就占卓越的地位，那它就是从原来应该胜利的失败中获得教训，托洛茨基对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德国革命、西班牙革命，以及其它革命形势底失败所作出的分析，是可以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古典著作的分析相比美的。
自从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目前世界仍未有看到一次具有重大历史作用的新革命底胜利。反而留下了一连串挫败和失败的记录，这对拉丁美洲的游击战斗争，尤为真实。
在目前时刻，参与这些游击战争的人正在讨论失败的因由。这些参与者的初步结论是指出一个革命社会主义党的缺如。
历史底车轮似乎又转回重新肯定托洛茨基一九三八年底演讲的中心主题以及肯定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所通过的纲领的中心观点——需要一个革命党。
依我看来，历史底判断会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假如过去十年底失败，重新认识到列宁主义党的理论有效性，便会让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有着巨大的新机会。
最后，换希望指出一些十分重要的、与一九三八年不同的新事项——或者是一些例子——为今天底迅速生长开启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举个例：环境污染。这件事在公众意识里的向前生长的迅速性，引起了一些大财团的头痛。其中一部份甚而吩咐它们的广告代理，要以洗清它们破坏生态的恶劣印象为首要任务。
十二月二十八日那一期的《新闻周刊》，刊登了新泽西洲标准石油公司的两页报告——印着富有吸引力的海底彩色“照片”，这两版广告的标题是：「过去当我们探油时，鱼儿是惊慌的。如今它们少担忧了。」
好！但这里仍有一条鱼是担忧的。
我就特别介意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所喂给我那些在这个星球上的鱼儿朋友的额外食料，例如DDT和水银。
而且，坦白说当有一日我见到美国资本主义所供应的罐头空气，并且用我的肺来尝一下时，我承认我感到惧怕。
大概，是由于我缺乏自由贸易的精神，以及我对任何新的产品都厌恶。尤其关于上面所举的例子方面，我是属于 喜欢那种古旧空气的份子那个阵营的。
资本主义正在破坏我们这个小星球底生态平衡，揭露这个事实，那么下列要求就明确：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一群向人民负责，而不是向资本家和战争贩子负责的科学家底监察，建立全球性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
当然，比环境污染更悲惨是就是核子毁灭的威胁，资本主义企业能在一两小时内，用核子武器毁灭一切。其效力足与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完成的水银，杀虫剂、深海油污，汽车内燃机和火炉所发出的废气，以及注入我们食水来源的河道的“排泄物”底散播工作相比。
在核武器战线上的最新消息是尼克松政权放出来的实验气球，关于从积存“阻吓用”核武器的旧政策，转到储存一种新的叫作“坚硬目标杀手”核武器的新政策。这些武器可以用来对付空军司令雷安将军所称的“紧急时期目标”。
十二月二十三日的纽约时报社论指出：这构成对苏作出“第一击”的政策。
在一九七一年的开头，在五角大楼底实验之下，人类全面毁灭的危险更高了。
就这件事而言，事情变得比一九三八年急迫了，今天有任何一个会思想的人类，面对着资本主义所带给我们的深渊，能够想像出任何比参与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更重大的任务吗？
没有其它的辈代面临如此重大的历史责任，我想，现在刚进入政治领域的激进一代将会承担这项历史责任。我想，千千万万的现代青年已认识到，领导人类进入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将是他们了。没有其它一代能完成这责任。而他们将会愿意这样做，因为在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再延迟的危机实在太大了。同时另一方面，担起这项任务的力量已经团聚起来了。
目前所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具有群众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组织。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基本纲领已由第四国际拟定了。
在一九三八年，托洛茨基以两句口号来结束他的演说，我想重复他的两句口号，并且加上适合时宜的第三句，来结束今晚的说话。
托洛茨基说：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万岁！”
“第四国际万岁！”
我想加上：
“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