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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的宗教

狄慈根

(1870-1875年)


  〔说明〕中译文载于《狄慈根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初版,译者:宁一。


(一)


  朋友们和公民兄弟们:社会主义学说包含新宗教这个内容,它与任何其他宗教都不同,它不仅诉诸灵魂和情感,而且同时诉诸头脑,诉诸知识的器官。社会主义以其宗教的形式,以其对人的灵魂和精神的炽烈的追求而区别于其它世俗知识。一般说来,宗教的目的在于从世俗生活的痛苦和哀愁中拯救受苦受难的灵魂。宗教这一如此远大的目的只是以一种非现实的、荒唐的方式,靠给我们指出一个不可见的上帝和一个诸神栖息的王国而实现的。今天的福音则保证以一种现实的、可感觉的方式把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上帝,即善、美、神圣,应当成为人,应当从天堂降临人间,但这是以理性和现实的方式,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以一种宗教热忱和神秘的符咒的方式。我们要使我们的救世主成为肉身,要使我们的圣经物质化,但这绝不仅仅是在个人的意义上。我们都希望,人民都要求成为上帝的儿子。

  在此之前,宗教一直是为被剥夺者设立的事物。而现在,被剥夺者的事物正在变成宗教,它是一种驾驭笃信者全部心灵和灵魂的东西。新信仰,即无产阶级的信仰,参照科学的方式改造了旧信仰,使一切都革命化了。与旧时代相反,我们宣布,太阳是静止的,而地球在运动和变化!在旧宗教中人服务于福音,在新宗教中福音为人服务。为要不仅笼统地而是清楚地现实地把人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就有必要通过剖析宗教,全面理解宗教从而克服它。新福音要求对我们思想的整个体系来一番彻底的重新审查。在古老的启示中,律法是基本的、至上的和永恒的东西,而人只是第二位的因素。

  按照新启示,人是基本的、至上的和永恒的东西,而律法是第二位的、暂时的、可变的因素。

  我们并非为律法而活,相反,律法为我们而存在,为我们服务,并按照我们的需要来修订。古老的福音需要我们的忍耐和屈服;新福音需要我们的生命力和积极性。它在蒙恩之处加上自觉的工作。旧圣经的称号是权威和信仰,新圣经则以革命的科学作为它的名称。

  我亲爱的朋友们,构成使新旧福音相分离的矛盾是信仰和科学。早期社会主义者曾经明确地把握了这一区别,尽管他们并未进一步理解由此产生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结论。科学与信仰之间的这一区别孕含着革命性发展的细胞。人类得救是二者追求的同一目标,但它们的道路却像两极一样对立。信仰要我们求助于幻想和想象,而科学要求我们诉诸理性和现实。

  我们的敌人、旧圣经的作者和伪君子们,唯其信仰的教条是从,他们是过去时代的赎罪者。而那些站在科学基地上的人则使他们的判断接受科学的严格检验;他们是新福音的信徒。信仰与科学之间的斗争,新旧福音的对立,并非始自社会主义时代。它可以上溯至古代世界,上溯至科学研究的发源处。尔后,它随文艺复兴而复活,愈接近现时代,这一斗争愈发展,它在我们科学思想的领导者中找到了自己的体现物。然而,只有在现代工人运动中它才得到了充分发展。

  以往所有伟大运动不过是普遍运动的预备阶段,不过是我们正目睹其诞生的正在来临的伟大革命的前导。希腊文明和基督教,宗教改革和法国1789年大革命,哲学和现代科学仅是它们的工具,只有工业才是建筑师,而社会主义是我们时代各个民族正在建立的高大建筑。

  以往的历史兢兢业业地积累了必需的材料。现在,我的朋友们,破土奠基的时代已经到来。

  以往的劳动尽管有价值,但与将来将从事的十分重要的工作相比较,只是一种空想的装饰品。

  “人是自由的,尽管他生来就在锁链中。”——席勒的这一格言需要更正。因为人是在锁链中降生的,他必须为自由而斗争。大自然给他带上了最沉重的锁链、最牢固的脚镣,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他就必须与它的专制斗争。它手中挥舞着生活必需品这根皮鞭监督他,他的生存取决于它任性的一举足一蹙眉之间。正是大自然的这种专制给予宗教对人的灵魂的决定性的影响。宗教许诺把人从大自然沉重压力下解脱出来。犹太教徒们多么长久地、焦虑不安地盼望着弥赛亚的王国呵!“想想渡鸟吧:它们既不耕种又不收割;它们既无仓库又无贮藏室,上帝喂养它们;你比禽鸟好多少?”基督教推荐祈祷和斋戒作为弥补人生而处于无人帮助的状况的手段。整个中世纪虔诚地遵循这一劝告行事,直至它的无用性充分暴露出来。宗教思想随路德崛起而发生了变化。他宣称,基督以神恩的方式为我们完成了我们宗教上的得救,从而把宗教礼仪贬黜为仅是礼拜日的事情,为严肃的工作争得了一周的其它时间。他对中世纪教会的挑战预示了工业活动时代的来临。尽管他以后的追随者歪曲了他的学说,尽管路德本人也是半途而废,从宗教改革时起,人们虽然没有断然放弃他关于天堂的理论,但开始了一种新的世俗的实践,通过劳动争取得救,这一点仍然是事实。人们从事劳动,积累财富,并随着财富的积累上升到一个新观念,达到了社会得救的福音。

  宗教不知从何时开始才一直受到爱护和尊敬,以至那些放弃了对人格化上帝,对人类至高无上保护者信仰的人仍然坚持某种宗教。由于这些保守分子的缘故,我们才用旧术语说明新事物。这不仅是一种为了更容易克服偏见而对它做出的让步,而且更为事情本身证明是必要的。确实,宗教彼此间的区别与所有宗教和反宗教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区别并无什么不同。所有宗教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他们都为拯救受苦受难的人类而奋斗,要把人们引导到善、美、正义和神圣。在社会民主主义为同一目的而奋斗这一意义上,它也是百分之百的宗教,但它不是以一种异想天开的方式,不是靠祈祷和戒斋、希望和叹息,而是以一种实证的、积极的、现实的、真实的方式,靠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社会组织。

  劳动是新救世主的名字。

  早在教会建立之前,基督就造就了一大批新皈依者。同样,在许多世纪中,劳动这个新救世主,在它能像现阶段一样想到要登上宝座手执权柄以前,也造就了新皈依者。现在,它被赋予上帝的属性,被赋予权力和知识。它并非是以一种纯洁的和奇迹的方式赢得崇拜的。它在痛苦中诞生,在斗争、忧伤和悲哀中成长。虽然正是它爱护人,使人文明,给人带来了彻底摆脱奴隶制束缚的指望,并实际上在遥远的地方向人展示了渴望已久的新大陆,然而它却棘冠在顶、轻蔑的十字架在肩。

  可是,我们还是丢掉寓言和比喻,抛开形而上学语言吧。此事相当重大,不需要神秘的帷幔。我们这里是在人类得救这个词最真实的意义上研究人类的得救。如果确实存在圣物的话,我们现在就面对着一切圣物中最神圣的东西。它既非偶像亦非藏纳刻有摩西十诫之石的约柜,既不是犹太神堂也不是圣龛。它是整个文明的人类的现实的、实证的得救。这一得救不是来自发明、不是来自启示,它是从历史积累下来的劳动中成长起来的。它存在于现今的财富中,这个拯救人类的财富从野蛮状态的黑暗中,从人民的痛苦、迷信和压迫中,从人的肉体和血液中脱颖而出,荣耀无比,在科学的光芒下熠熠生辉。这个财富以其全部可感觉的现实性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希望的牢固基础。

  现今的财富已不是社会特权阶层居住的高级公馆,也不是他们奢侈的服装或金银珠宝首饰,更不是大城市橱窗中随处可见的成堆商品。皮箱和保险柜里的金银和硬币和上述所有的东西一样只是一种附属物,或者可以说只是巨氅下的一簇流苏,这个财富隐藏在所有这些东西的背后,它是我们的希望得以建立的基石。

  从世世代代漫长的苦难生活中得救的人们,不仅笃信这一点,而且从中看到了希望,并为这一目的而奋斗。那使人们笃信力行的东西,人们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神奇的生产力,就是人类劳动惊人的生产能力。我要说,那个造就了任何救世主也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是存在于我们从大自然强行索取的秘密中,存在于我们迫使大自然顺从人的意愿奉献出慷慨的贡品而几乎无须我们付出惨痛代价的魔术般的行动方案中,存在于生产方式的永无止境的完善过程中。

  人类历史中所有拼搏和斗争,所有对科学的追求和研究,都在人的自由活动中,在大自然对人类精神的统治的服从中,找到了它们的共同的目标。

  自由是什么?德国诗人艾兴多尔夫吟唱道:“自由是什么,随我怎么想”,或者用严谨的方式说,它只是一个徒有形式的虚名;1848年的革命家像寄宿学校的小姐追求风流倜傥的骑士一样狂热地追求自由,可自由是一个诸如此类的怪影吗?毫无疑问,还有些人对自由的高尚性质只有一种市侩式的理解,他们仅仅把它理解为警察干涉的自由,或者竞争的自由,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自由的浮华外表。我们那些只为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奋斗的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早就从人民手中剥夺了所有现实的自由,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特权。我们所要求的、自由主义者过多享有的是摆脱奴隶劳动的自由,是摆脱贫穷、苦难和哀伤的自由,是摆脱饥饿和无知的自由,是不被“上层阶级”咒骂为负重的野兽的自由——这个人类劳苦大众的自由是现代社会凭借人类劳动的无限生产力所能达到的一个神圣目的。

  人当然一直依赖大自然,它的磨难至今并未结束。文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它的工作永无止境。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制服了天龙,我们成功地锻造了能够使它屈服的武器;我们现在已经对把野兽驯养为家畜的方式了如指掌。我们从祈祷和戒斋转向了思维和工作。这一方法上转变的结果在现代工业的征服中随处可见,现代工业的灵魂是我们劳动的生产性。

  考虑到从未有一种减轻人类困苦的力量存在过,可以说到现在为止人类困苦或许都是不可避免的。要使减轻人类困苦的力量产生出来,肯定需要千万年的发展。只要人们的劳动还不能带来丰硕的成果以满足大众的需要,就会有某些阶级强夺控制土地的权利。我们甚至倾向于再向前走一步,即承认,把我们的劳动发展到我们今天所见的巨大生产能力的程度,这一任务必然需要一个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和对人民群众的剥削才能完成。因此我准备默认过去的苦难,并且毫无怨言地承受它。但我也就愈发有理由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要求,人民正在为现实的得救而奋斗,因为实现这一点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以往的贫穷、饥饿和苦难总是生产不发达的结果。现在,或更确切地说,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情况完全不同了:正如工商业周期性萧条所表明的,妨碍生产的正是财富的过剩。尽管各种各样的产品塞满库房和谷仓,人民依然饥寒交迫,因为侵吞了财富的占有者阶级不再需要他们的劳动能力了。我们的教授和政治家说,世界人口过剩了。(听!听!)对的,世界是人口过剩了,因为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谋生的手段。人类历史始终负有组织生产、扩大劳动能力、发展经济、生产财富的使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文明无情地把人当作工具来使用。在这一使命能以压迫的手段来实现的范围内,它已经被实现了。文明至今一直是目的,而人则是历史的工具。现在,改变这一状况,以人作为最终目的、以文明作为手段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文明的高级阶段的基本必需品是人民参加消费的自由。我们亲眼看到,由于供应匮乏而造成的痛苦只是一种偶然的、例外的情况,苦难一般是由于大量产品没有消费者而造成的。竞争的存在,使得被称为国民财富的这种大量产品成为降低价格的手段,从而成为刺激人们引进节约消耗的机器设备和劳动以达到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手段。可是,相继而来的是那些不能竞争的人破产,社会购买力下降。这样,就出现了下述情形:曾经是进步的动力的财富现在转变成历史停滞的因素。

  我的朋友们,也许你们有些人会认为我看到的是一些无法以事实担保的东西。无论财富多么庞大,它绝不会丰足到使生产窒息、使劳动者失业的程度。

  确实,新工厂正在建设,老工厂依然繁荣;新铁路、新航路和运河正在开辟;土地也没有开发罄尽。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事物的现象,而不是真实情况,真理被表面上的矛盾掩饰着。尽管可以看到过剩和工业紧缩这一特殊矛盾,尽管存在烟囱继续冒烟这一事实,但普遍的趋向是有目共睹的。凡不能按其自然需要有节奏地运动的就是残废。谁能否认,把生产的现有规模扩大许多倍的需要和力量都存在?无论目前农业或机器的改善是大还是小,在整体上必须承认,生产的增长始终在消费问题上遇到障碍。人类的得救与这个问题有关。这一问题如此重大而严肃,以致其它一切时间可以在其皱褶中承受的问题都必须默默地退在一边等待。整个古老的欧洲都正在屏息等待正在来临的事物付诸实现。

  政治事件只是表层,只是在历史深处、在社会底部咆哮奔涌的东西的浪花。有目共睹,在过去十年间自由的每一次涨潮怎样被更加强大的退潮抛回去。在欧洲所有先进国家中每一政治进步都跟着一个强有力的反动。三色旗的自由与专制政治交替出现;共和国与帝国交替出现;朝气蓬勃的热情与死气沉沉的冷漠交替出现;每一个自由主义的新时代以后都跟着一个俾斯麦。英国议会取消了爱尔兰教会并且颁布了比德国战争法还严厉的犯罪法。法国以M.奥利维尔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态度。她单脚落地,另一条腿前后摆动,好像正在运转的纺车一样。无论在巴黎还是在伦敦,在马德里还是在那不勒斯,在柏林还是在维也纳,你们这些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之辈都没有放弃缓慢的生物进化的幻想。难道你们不知道,由于社会得救这一重大问题是时代的标志,你们所有自由主义的伟大激情已经沉沦为一种无聊的废话?难道你们看不出,斗争和破坏必须先于和平和建设,而材料之杂乱无序的积累正如暴风雨前的平静一样,是秩序井然的组织的必要条件,但只有暴风雨才能使天空一碧如洗。在工人阶级挣脱那把他们跟饥饿、哀伤和苦难绑在一起的镣铐之前,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学校改革和教育改革、削减常备军和削减税收——所有这些要求都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实现。历史停顿不前,因为它在为一个空前的大变动聚积力量。

  社会民主主义相信真理所向披靡的力量,寄希望于摆脱物质的和精神的奴役而得救,深切地渴望对一切人的公正。

  因此,那些只注重实际的人、功成名就的人、法利赛人和作家们、自私自利之徒和伪君子们都把我们看作毫无希望的幻想家。他们争辩说,幸运者和不幸者,阔佬和穷光蛋,主人和奴仆始终存在。并且毫无道理地总结说,事物的这种状况亘古不变。他们不能想象得救的现实可能性,因为他们不理解人民。人民不是一群只知寻欢作乐的二流子。他们对你们徒有华丽外观的伪文化嗤之以鼻。他们要求我们的经济生活有一个系统的组织,它将为所有人准备丰富的必需品,而使少数人贪得无厌、多数人横遭剥夺的状况不再出现。我们的王国与你们的王国有天壤之别。而且,你们的王国,即现今的社会秩序要求你们自觉地建设它,但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你们难道不是一直是本能地、单凭经验地组织它吗?考虑到我们人民节俭的需要,考虑到现代劳动的生产能力,你们扪心自问,要使我们知道怎样运用现存的生产手段准确地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一工作单靠本能是否胜任?而社会民主主义绝不仅仅依赖本能的感觉。与现在没有明确目的和措施的生产体系相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目标、趋势和范围的清醒理解,它试图按照这种理解自觉地重建人类社会。

  自觉的、系统的社会劳动组织是现时代的救世主。

(二)


  亲爱的朋友们,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简要地概括一下我们第一部分的实质内容。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新形式的宗教,它们二者都在为同一目的而奋斗:把人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在这个充满不幸的世界中,人一开始他那孤弱无助的生存竞争时就是贫困的。即便是最迷信的灵魂所要求于宗教的也不过是成功的精神得救。异教徒的上帝很少介入那个精神世界,虽然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上帝也只能把苦难说成美德从而减轻人民的精神苦难。我不会否认这一教义对特定时代颇有益处。只要人既无能力又无手段抛弃他的十字架,顺从就不仅是圣膏,而且是一种有效的纪律,它训练人,使人适应文明所需要的严酷的精神劳作。心智是由宗教开发的。但是如果这种文化不能使我们在心智的帮助下开发现实的世界、改善物质状况,这种开发又有什么目的呢?朋友们,我非常清楚,基督教认为它存在的这唯一的世俗理由与它无关;我非常清楚,基督教认为它的王国不属于此岸世界,它的唯一使命是我们不朽灵魂的得救。可我们知道,并不总是我们想做成什么就做成什么,而且实际上我们也并不总是在做我们自认为在做的事。我们把意图与现实区别开。不是根据人们思想的闪光,而是根据他们可感觉的行为来判断他们,唯物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以此作为自己的特殊职责。实际上,宗教的目标只能靠物质的文化、靠物质的开发才能达到。我们把劳动称作人类的救世主,科学和工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像圣父和圣子一样是同一存在的两种不同形式。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能被称为教会,合理的知识能被称为教条,我愿把这一真理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教会的主要教条。思维、领悟和学习需要外在客体和感觉印象,只要科学没有达到这一真理,它就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思辨。大脑能动性和感觉相结合把自然科学与所有古代的思辨科学区分开来。古代的科学绝大部分是思辨,就是说,它们相信,没有外在客体和经验的帮助,单靠精神的能动性就能够推进真理。但这样一来得到的结果是取消了科学。怪不得木制和革制封面的对开本文献的大部分内容现在只具有博物馆的价值。另一方面,以往的工匠们并没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割裂开,虽然他们手工劳动的产品大部分消耗掉或损坏了,然而这些实际研究者的科学却受到了传统的精心保护,并且几乎完好无损地一代一代传递下来。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他们不是把科学看作文明的婢女,而是用无穷无尽卑躬屈膝的赞颂把它偶像化,把它当作一种超自然的东西顶礼膜拜。野蛮人把自然和社会规律转变成神性,尔后从自己身上剥夺了控制这些规律、运用它服务于人类利益的权利,这些人和野蛮人一样。摧毁宗教的和科学的迷信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责任。人不应敬仰科学,而应把它拉下来服务于世俗的目的。精神将是体力劳动的工具。因此,我们绝不轻视科学正当的要求。思辨产物的显而易见的无用性,纯粹理性的众所周知的空洞性,对于有学问的教授们也许是个教训,让他们知道,脱离我们在物质客体基础上的感觉活动的科学根本不存在。相反,工匠们也来学习现代工业绝妙非凡的成果吧,劳动需要科学的合作。

  这两种形式的能动性经过几个世纪的相互渗透,有助于人类达到这样一个境界,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庙在这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就是我们物质生产的力量,就是现代工业的生产率。但我们应注意,不要把它仅仅与精神力量联结在一起!在世代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劳动不仅包括精神的或科学的成就,而且是指我们周围存在的达到相当高程度的物质财富,因为它构成现代劳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虽然这一财富或工具目前是在私有者个人控制之下,但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懂得,它并非私人努力的创造物。我们所有物质财富和科学文学的成就只能归功于各个国家和民族无数代人的集体劳动,因此尽管它目前在私有者控制下,它仍然是集体的产物。

  与某些名字有密切联系的伟大发明和发现仅在名义上是这些著名人物的财产,实际上,与物质上的成就一样,它们也是集体劳动的结果,是社会的产物。把历史上伟大的名字不仅看作杰出的领袖而且看作半神,这不过是野蛮时代的遗风,虽然这种观点在许多有学问的和无知的人中间依然颇为流行。毫无疑问,假如哥伦布没有利用积累下来的工具、观念和热情从事发现美洲的工作,其他水手们肯定也已这样做了;这种航行所必需的才干和勇气在一般水手中绝不罕见。或者正像托马斯·巴克尔在谈到蒸汽机发明者詹姆斯·瓦特时所说:“没有他的前辈,他肯定不能取得他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点既适用于普通人,也适用于所有取得伟大成就声名显赫的人。

  亲爱的朋友们,把那些在一般迷信看来是奇迹的东西还原为普通的、平常的、自然的或正常的东西,这正是科学至高无上的职责。要使唯一永恒真正神圣的东西——人类或人性能够存在,宗教的或世俗的圣者和圣殿都必须让位。要实现兄弟关系,要使蔑视他人的情况不能存在,就有必要杜绝谦卑地敬仰任何人的现象。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应像农民盯着牧师一样盯着团体中的首领;他不应把这种首领看作两足的上帝,看作预定的至上圣人。我们生来都是首领,而那被选定的首领不过是公众事务临时的管理者,在人民中这样的管理者何止成千上万。大卫的氏族应与梅尔基捷代的氏族溶为一体,组成一个具有平等权利的公民的氏族。

  现在我们回到社会民主主义宗教的原理上来,这个原理的基石是积累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它教导我们说,把这一沉重的基石开凿出来,呈现于大庭广众之前,既不是与某些杰出人物和高贵家族毫无关系,也不是全靠他们,而是靠整个社会极其繁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只有傻瓜和无赖才把这种状况叫做天然平衡的体系。可是,那些研究过我们的教父的人知道,我们社会的等级制度,伟大者和渺小者、道德家和恶棍、高贵者和凡人、有学问的人和未受教育者之间的差别,只是为了授给少数人以特权,使人民大众处于被奴役地位而建立的。公民兄弟们,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绝不是空想的平等,绝非如此!它不否认多样性。大自然赋予我们同样的愿望使我们要求食以果腹,衣以蔽体,并发展我们的能力。无论何时何地,人总有自我保存这一同样专横的本能和享受一种没有苦难和奴役的美好生活的同样愿望。这种愿望的平等与自然的多样性,与人皆有之的特殊才能和性情无关。事实上,同在自然界中一样,平等和多样性溶为一体,构成一个统一整体,未来的社会秩序也将使所有人在等级和价值上平等,给他们平等的权利去享受他们个人的生活,同时并不取消他们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天赋行事的要求。一缕新时代的曙光照亮了人类。它以新观念和新见解之光使我们领会它的消息。

  在这方面首先的、最重要的是颠倒我们现在对至上存在的见解和关于完善的观念。迄今为止,我们所学到的一直是把至高、至上、神圣和完善当作一个唯一的事物或存在去认识、去崇拜。野蛮人有时在一棵树中发现了它,有时又在金牛犊中找到了它,而后它又作为严厉的正义显现在雷鸣电闪中。最后,基督教神化了爱的精神。爱的精神为什么如此不完善呢?因为它缺少对立面,缺少骨和肉。当我们不是在唯一的事物中,不是在单一品质中,不是在一个特定的人格中,而是在所有人和事物的共性和内在联系中寻求完善、伟大和至上时,我们就会赋予它以现实性。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人把截然不同的东西当作至善加以偶像化。这里是强健的体魄和好战行为,那里则是乐善好施的怜悯和精神力量。但是这些唯一物没有一个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所有人和事物都是同样至上、同样完善、同样神圣这一真理为世人所通晓之前,这种种神化了的质就已经表明它像上帝本身一样,像那些长久以来始终不渝追求真正的上帝的人一样是暂时的。我似乎已经听到了异教徒们,即我们的福音的反对者们刺耳的叫喊声,指责我们是邪恶的渎神者。一种没有主人和仆人、没有高贵者和普通人、没有君子和小人的状况,是我们这些可敬的市民绝对不能理解的。说直线和曲线、驴子和磨坊主有同样的价值,他们对此莫名其妙。我明确告诉你们,磨坊主愈是通情达理,他愈能公平地评价驴子。他们互相服务,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他们都是一个统一整体的有价值的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平等的。只是这不再是社会民主主义平等学说的意义了。如果普遍的魔法应当断然抛弃,那么个人独有的神力也必须废除。任何东西都不应被当作下流的东西而抛弃,在犹太神堂中每一事物都有当之无愧的位置,这样,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它也许能够发挥最佳作用。懂得怎样在生活中相互服务,并用此岸世界的物品彼此补充的人,是至上存在和神圣完善在肉体凡身中的体现。因此,我的朋友们,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与空洞的政治平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自由党都想用政治平等的口号去欺骗人民。他们要求政治平等,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帮助他们造成各种条件,他们可以利用这种条件,毫无节制地驱使我们为他们保存并增加财富。而我们的平等的目的和目标则在于把这些财富归还给那些世世代代靠艰苦卓绝的劳动创造它们的人,即人民。现在的财富是未来劳动的工具。今天它服务于自私的目的,将来它会服务于社会的目的。把这一工具归还给人民将不采取分割的方式。不会按照现在的方式把它加以分割,现在一些人得到了超过其应得的份额,而另一些人一无所有,结果不得不受富人的奴役;它也不会被分割为平等的然而微乎其微的等份,这样一来每一个人又难免要独自承受困苦的生活,或者不得不冒其遗产被狡诈之徒拐骗一空的危险。不,这一工具不再属于任何一个局部,它将由合作的劳动者应用组织的技巧掌握起来;只有产品才被分配和消费。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

  在大自然凭借命运或上帝巨大无比的力量进行统治,并以贫困威胁人类的同时,它必定也将管理的力量赋予了某些个人或某些阶级,从而使他们可以作为人民的向导。古代的,封建的和当代资产阶级的奴隶制度是这种劳动组织到来的一个个步骤。可是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它号召我们进一步迈出自由党人和民主党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步骤。人民凭借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点,在此他们要求停止一切阶级统治。他们感觉到自己没有享有特权的领袖的帮助也完全能够继续发展经济。资产阶级用来鼓动人民投入反对土地利息或官僚制度斗争的自由,僧侣们意在用迷信的绳索把我们束缚于它而许诺的平等和博爱,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如果宗教就在于对超自然的存在和力量的信仰,就在于对上帝和灵魂的信仰,那么社会民主主义不包含宗教。我们用个人不完善的意识取代宗教,而个人要达到完善和完整就需要整体的合作,从而承认他对整体的依附。文明的人类社会就是我们所信仰的至上存在;我们把自己的希望置于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这样一种人性将使宗教虔诚者一直梦寐以求的爱成为现实。那些不能信仰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撒谎之徒和冥顽之辈也许会感到有必要把他们的希望从现世转向来世。为要分享信徒们在保护其子女的天父的观念中得来的安慰,我们正努力为创造一个使孤立无援的个人在他的所有需要中得到帮助的社会而奋斗。我们向社会提出要求——依据它所积累的财富我们有权利向社会提出要求:它应当赐给其每个成员的不仅是劳动,而且应是每餐的面包,它应当使饥者有食,寒者有衣,病者有医。简言之,它应当从事慈善和博爱的工作。我们要向社会呼吁,它不仅要号称人的社会,而且要确实成为人的社会。社会民主主义以人性取代宗教,这种人性不再以道德戒律为基础,它的基础是承认:只有在合作的、兄弟式的劳动中,即在经济共产主义中才能找到它的救世主。那使人类受尽万般苦难的原罪是自私,摩西和先知们,所有宗教的建立者和立法者们都无力根除原罪。“这个罪正像钉在墙上的钉子一样扎根在肉体中”。说教、劝戒和命令都不能彻底消除它,因为我们现时的整个社会制度都挂在这个钉子上。资产阶级社会依赖于“我的”和“你的”这种自私的划分,依赖于社会战争、竞争,依赖于为出人头地而精心算计。

  在结束时我们要转向道德的东西;它要求——它的全部存在都依据这种要求——我们要调和自私与爱之间的对立;在这种调和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社会;人们将携手并肩,用联合的力量和劳动迫使自然为我们生产出丰足的食物。

(三)


  朋友们:

  前面的论述引出了道德的东西,在我们开始研究道德的东西之前,我想提醒你们注意宗教的本质特征,以及它的重大的普遍的原则。我不涉及任何特殊的教派:既非基督、犹太、穆罕默德,亦非道教信仰,而是一般的偶像崇拜。

  我们已经看到,宗教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为得救而奋斗,在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然而在这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要先进得多,它不是在精神王国中,而是在物质现实的世界里寻求得救,而仅以人类精神作为其向导。原始人的苦难和得救的需要是宗教由之萌生的心理胚胎。世道险恶,而人困惑不解,孤立无援,这就使人在其他方面寻求一种全能和完善,诱导他崇拜动物、星辰、树木、闪电、风暴、某些英雄人物等等。但是经验最终一定会使他知道,这些东西本身也是软弱无力的。人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寻求一种不再伸手可触睁眼可见的至上存在,它处于遨游云端的精神中。由于新上帝远离经验,要想对它有所了解就更加困难了。但是,成功地解释了许多神秘事物的现代科学也深入到了宗教秘密的底蕴。

  仅在科学有助于他们积累财产、保留特权的范围内才关心科学的“富家子和文化人”,实际上是些庸俗唯物主义者,对他们来说,除了对身体自私的保养外不再有任何值得认真考虑的事。正是这些人乐意声称没必要研究宗教,因为我们对此只能一无所知。朋友们,与所有诸如此类的断言相反,我敢肯定,宗教尽管有其暧昧之处和玄虚的神秘性,但它仍然不能逃脱科学洞察一切的睿目,它可以达到最遥远最黑暗的角落。正像我们确切无疑地知道,无论在地球上、在天堂里或在任何其他地方,二加二都等于四。不存在彼此之间没有谷的两座山一样,我们也知道上帝是谁,宗教是什么,它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它来自何处,怎样消失。

  当宗教的简朴有碍于统治阶级及其自觉或不自觉的假绅士们世俗享乐时,他们愿意反对宗教。因为那些真正相信一种既不被虫蛀又不怕锈蚀的永恒财宝的人,早已对世俗转瞬即逝的享乐不感兴趣了。的确,宗教和政治自由主义都与财产和今日盛行的经商方式有密切的联系。过去的贵族家族是僧侣的朋友和信徒,因为他们的厨房和地窑都是靠地租和什一税来供应的。现在从他人劳动中获得利润、并且靠此“挣得”一种奢侈生活、而且这种生活是如此之自由、即如此之丰富的豪门大族,与宣传基督的戒律和节俭的正教传道士相去何止万里;他们以一种反感至极的态度对待这种传道士。但是承认自由主义的不信仰是严肃的,这肯定是一种错误。他们不可能是严肃的。他们享有特权的社会地位宣告了“富家子和文化人”那种令人作呕的半心半意、那种对宗教不冷不热的冷淡态度是无效的。他们的宗教的共济会纲领、他们对于迷信的抗议——顺便说一下,所有信仰都是迷信——不可能是严肃的,因为宗教戒律是阶级统治的主要靠山之一。尽管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上帝的一切信仰,但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记住上帝的圣训:“把属于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依附于天使和权利,服从地方长官,……祈祷和劳作,……以极大的忍耐和谦恭承受十字架……”虽然他们竭尽全力想要爬上财产和权势的阶梯,但他们欺骗我们,实际上可能也欺骗他们自己,要自己相信自己信仰上帝,而上帝认为卑贱是荣耀,他要褒奖卑贱。人们自然而然地把自由主义的笨伯们视为宗教的伪君子。工业巨头和他们那些冠以教授头衔,身着法官、律师制服的假绅士们,对经商和竞争的自由以及宗教的自由倾注了极大的热忱。每个人都将自由地按照他良心的指引去信仰。但是愿那些努力实行这一箴言并使自己从所有宗教中解脱出来的人受难!你可以属于非国教教派或非教派学派。但完全不信教或属于世俗学派——噢,这肯定是耻辱!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种事必须加以制止!假如人民不再信仰任何东西,谁还尊崇我们的财产,为亲爱的祖国提供炮灰呢?

  感到并意识到工业革命正在毁灭他的小工匠,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我们的“富家子和文化人”在宗教事务上也是这种情况。他们总是说:如果不存在对宗教真理肯定的证明的话,至少也不存在任何反对宗教的证明。他们拒不承认早在半个世纪之前费尔巴哈就作出了结论性的、不容反驳的证明——宗教只不过是人类无知的替代品,因为这一知识危及了他们的利益。

  人类种族有一种独具的特性,它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作为最高手段评价不同事物和性质——这与只能模仿显示给它们的东西的猿不同,人类使他的最高标准革命化。简言之,他造就历史。当然,这种历史不是我们学校中教的那种历史,后者不过是王子们诞生和死亡的蹩脚的索引,不过是无休止的战争、战役和条约。其实,这些东西只是些貌似庄严和伟大的历史形迹,在它们背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即世代延续的人们,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的、每一组成部分都服务于整体的有机体。这样一种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是使所有现存的事物和力量都屈从于人类的需要,是驯化自然,是在我们精神的帮助下在世界上建立体系。这一过程正在缓慢地、时断时续地进行着。那些依靠对自然的研究、依靠对它的无限可能性的深入理解而达到一种明智的谦虚的人,毫不犹豫地承认,历史的进步还远不是一个自觉的事物,虽然它的目标是使人的意识成为世界的君主。推动这一过程持续发展、经过各种地质年代到达生命形式、又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原始生命细胞发展到较高级的植物和动物的物质的自然,直到其最高级的产物、赋有理性的人出现之前,始终基本上是一种本能的事物。这一进化过程的目的和目标是理解自然和历史的多样现象从而使人能够把人类种族、它的人种的和政治的组织以及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能量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考虑、来使用。人在其发展过程中狂热地把碰巧最使他尊崇的任何东西偶像化,而不管它是动物、植物、星辰、人还是律法。这样,上帝——宗教的本质——表现为一种易变的、暂时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不变的、永恒的人物。神谕如此变化多端,以至它的消失成了科学精神的证据。因此科学制订了如下命题:宗教认为具有最高价值的东西在历史现实中不过具有暂时的、地域性的价值。

  信仰宗教的人们惯于断言说,所有种族,不论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都有某种宗教和对上帝的信仰。他们由此推论说,宗教是人所固有的,因而无需进一步证明。可是,这一论断只对那些因缺乏经验、或没有经验和文化而轻信的人来说才是真实的。现在,只有农民和妇女才是货真价实的信徒。有目共睹,并非只存在一种宗教、一个上帝,而是有许多宗教,许多上帝。在人民逐渐取得对世界的理解时,在他最后达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真理,即没有任何事物是神圣的,而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没有任何事物是极其宝贵的贡献,而一切事物都是极其宝贵的贡献这个真理之前,他总把许多东西偶像化,今天是太阳,明天是月亮,此时是狗,像波斯人所作的那样,彼时是猫,像埃及人所作的那样。异教徒赋予其精神的价值不同,巴克斯的价值是酒,维纳斯的价值是爱情,等等;以色列人赋予耶和华的价值是惩罚、责备和执法;基督徒崇拜于其上帝的是显现肉身、为他人而蒙难、献身、无限的爱和恩、蔑视世俗事物、节欲、独身,等等;我的朋友们,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暂时的、地域性的价值,不应被偶像化。应当受到严厉谴责的不是宗教的客体,而是宗教的本质,它在其崇拜中是过度的和无限的。

  宗教的本质在于,某些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中获得非同一般重要性的自然和历史现象被人格化了,并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它们独立于时间和空间而存在。

  宗教的真理其实不过是站在它头顶上的自然的真理。不是上帝创造人,相反,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人以其想象创造了上帝。假如有一些来自其他世界的人,他们有智慧,碰巧看到了我们教会的圣书,他们不会由此了解上帝和天堂,而会清楚地了解写出这些东西并尊崇它们的人的文明。我们的时代怎样接近于抛弃一切宗教,它就怎样明显地离开了现在环绕着上帝及其属性的模糊而且混乱的观念。因为人在已经知道其它一切事物是什么、怎样存在之前,已逐步得到了这些事物存在的知识。与此同时,他在具体地知道上帝的性质、它具有人的还是非人的形态、是大还是小、是蓝眼睛还是黑眼睛、是男还是女之前,就要相信上帝的存在。自己还陷在黑暗中的神学家们动辄就给这些问题贴上唯物的和不敬的标签。而更为先进的思想家们已经知道,当他的同事们赋予上帝公正、善良、智慧、全能等属性时,他们实际上对上帝所知甚少,所有这些属性不是宗教的,而是渎神的、世俗的,我们可以在地球上找到这些属性,而无需自找麻烦进入天堂。学者们把赋予属性这种行为称为“拟人化”,即是说,在人过分推崇正义的地方,他就把正义当作上帝的属性,而在他对肉体感兴趣的地方,他也这样来理解上帝。高明的神学家们已经很好地懂得了这一点,而且拒绝对其崇拜对象作任何描述。但是,断言某物存在,同时又承认对它的性质是什么、怎样存在、在何处存在一无所知,这种断言岂不是毫无意义?上帝的观念愈是原始,它就愈是可感知的;在古代人们对他的上帝一清二楚;宗教的形式愈是演变到现代,我们的宗教观念就愈是混乱不堪,含糊不清。真实的情况是,宗教的历史发展势必导致它的逐渐瓦解。

  刚才,我认为宗教的特征在于它是人类无知的替代物,即是说,它填补知识的缝隙。哪里这种缝隙大,宗教的领域就大。未开化氏族的工作、休息、社会习俗和规范,他们的整个生活都处于上帝的严格控制之下。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为极其琐碎的小事操心。他监督着他的人民的清洁,他规定了怎样把动物套到车上,简言之,对于真正的犹太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不曾为圣训规定过。可以说,亚细亚的所有宗教都概莫能外。另方面,今天开化了的民族留给上帝的仅仅是那尚未发现其规律的东西,诸如控制气候,医治绝症等。对摆脱了迷信的自由人而言,主的圣名实际上不过是A,不过是其世界观字母表的开端。一旦经过了这个开端,他就允许世界自行其是了。在这种反基督的基督徒看来,除了开端之外,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只有开端是神性的,非自然的。在他放弃对上帝存在的信念的过程中没有放弃的正是这样一种看法,能收到控制下层社会“文盲们”的效果的也正是这种看法。进步——自由主义这种伪宗教与教义问答的唯一联系是所谓的“道德世界”。但是既然他开始消极地意识到道德也有其世俗的基础,那么他的观念的联系就成为暧昧含糊的了。伦理的东西并非来源于神的意志,正相反,对社会理性来说,已成为伦理的东西尔后得到了神的批准,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事实,只要我们承认伦理先于“永恒”,教会就无立足之地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以往异教徒在山川树木都充斥着男女诸神时那种无所不包的宗教生活;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早期对具有形形色色的圣者和奇迹的基督教的狂热信仰,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一切同今天的状况、即宗教已被种种其他考虑推到幕后这一状况相比较,我想没有一个公正的观察者能否认我们的命题,即宗教的发展或进步就在于它的消亡。无疑,这也是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一般进程。新生儿在其生命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走向坟墓的朝圣。我不能用比这更强有力的词句来反驳宗教了。宗教不是永恒的或天堂的事物,它是世俗的、暂时的东西。

  自然或宇宙中存在着无可否认的合宜性,这是许多相当不带偏见的才智之士为宗教提出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论据。谁能否认宇宙那奇妙的秩序,否认宇宙的和谐、组织和体系呢?除去那些无止无休、被不厌其烦地拿来支持上述论据的说明外,除去那些混迹于鸟蛋之间、在颜色和大小上同这些鸟蛋极为相似的、绿的蓝的花斑的杜鹃蛋外,我们随处可以见到宇宙智慧的证据,这种智慧把一切现存的活生生的事物都当作整体的一部分,当作一个合适的有机的部分。承认不仅自然而且人类社会的进化或渐次的组织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专门任务。他们的认识之所以高明正在于他们把一切自然的和人类历史的现象都看作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整体的一部分,甚至连通常被尊崇为永恒之物的宗教、道德和财产都包括在内;对于这一规则不存在任何神圣的例外。而且他们怎能不承认在这种整体中有某种其它个别部分都必须依附的较高级的生命呢?但在承认这一点时,没有回到宗教和神秘主义的必要。如此丰富的经验磨砺了我们的智慧,使我们能够识别出人类理性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至今仍然常因之翻船的礁石。有学问的人用一个冗长的词来称呼它们: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这是一种如此难以抛弃但又并不怎么复杂的方式,即按照人们自己个人生活的规格去衡量和说明外在的世界。因为人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追求其目标的,于是他就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出一个存在物,赋予它思考的能力和自觉性,以它作为自然体系的建筑师。我们发现,甚至一些批判意识非常强烈、彻底动摇了对人格化上帝信仰的知识分子,也未能彻底摆脱哲学神秘主义。他们不是在把意志和概念赋予无意识事物的蒙味哲学中就是在招魂术和接神学中寻求避难所。

  在垂死的事物中存在着趋向更高组织形式的生机勃勃的动力,因此物质世界是不死的,生机勃勃的,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然而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仅能在相对的、比较而言的意义上讲到世界的意志和目的。因为宇宙智慧的显示是逐渐的。事物的组织程度愈高,这种智慧的显示愈清楚。在动物的本能中,我们在极有限的程度上看到了它,而它在人的大脑功能、即在我们的意识中得到了纯粹的表现。因此,赋予低级有机物以目的、意志和观念的特性,就像因黎明有那点儿微不足道的光亮就把它称为白昼一样荒谬。如果说我刚才冒险使用了这些术语,那这只是意在使它们信誉扫地,只是表明它们相对的意义。不错,在自然事物中有理性,但这只有在人类不依赖神的帮助而在历史舞台上出现时才是可能的。那些承认作为事物全部合宜性和所有体系之源泉的理性是自然之产物的人,不能不承认这种合宜性是自然界所固有的。然而,人的精神是唯一的精神。这一称呼不能给予我们在太阳系有规律的旋转中、或在杜鹃蛋中、在蜂巢结构中、在蚂蚁的工作中、在猿的头颅中所发现的那种理性,它只能属于这种理性的最高形态、属于意识、属于人脑的功能。

  我们的精神是最高的精神存在。但是,我的忠诚的即专心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置于宗教上帝的顶峰上。在我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中,高和低意味着有机程度的好或差。在一个事物中,其组成部分的自治性愈差,它们作为器官的功能就愈完善,它们就愈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它们的自然的交流和传送就愈大量、愈多样,这个事物在自然界等级中的位置就愈高。我们的意识是交往的普遍工具和普遍中心。但它并不是自在地存在,不像上帝那样在贵族政治的隔绝状态中孤立地存在,它以其良好的民主方式仅仅作为联结的一个点,是一种与其它所有事物的联系。早在自然科学掌握差别与统一的艺术之前,逻辑或精神的科学就已经发现,只存在一个类,即世俗事物,而其它的每一种事物只是一种变形。意识和非意识,植物和动物,好和坏,世界的所有差异、所有对立都必须被当作同一本质的多样化的形态,这些形态经过不断的生存竞争,通过自然选择而自我更新、自我完善,逐渐地彼此融为一体。宇宙出自混沌,尔后逐步发展出有理性的人。而使我们的世界不断前进,改善它的不完善之处,这正是人类令人称羡的职责。研究并组织人类的力量可以促进它的工作。无疑,人类始终不辍地致力于这一工作,但至今却是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当它的知识上的努力和建立文明的努力经过充分的积累而形成伟大的理论概括、构成新的社会阶段时,它就要休息一会儿;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例都是通过某种新的宗教观表现出来的,如东方民族的动物崇拜,以色列的律法,基督教的人性,等等。但是,哪里的人们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哪里的人把自己视为绝对的首创者,宗教观念的位置就在哪里被反宗教的社会民主主义取而代之了。

(四)—1


  在高耸的布道坛上向我们的同志演讲实在是件令人生厌的事,牧师才是干这种事的。教士、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总被用来为许多不正当的目的效劳,以至对一个正直的人来说,同它们接触已成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但为了把它们一举清除,我们还必须接近它们。你要把一个吵闹者从庙堂上哄出去,就必须先抱住他——这就是生活中一种屡见不鲜的矛盾。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事物被改造成另一种事物但又保留原有的名称,这种现象在历史中并不罕见。对一个初出茅庐者来说,演变而来的新事物很容易被当作他所熟悉的旧事物。就教士、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而言,也有这种情况。这是因循守旧心理在捣鬼,它在人们心中造成很大混乱。甚至我们有些同志也被如此这般地搞糊涂了。他们说:基督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可是,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区别正如白日与黑夜的区别一样。不错,它们之间有相似之处。但是哪里有一点相似之处也找不到的事物!总体的区别何在?白日和黑夜都是时间的片断,这就是它们的共同之处。虽然魔鬼和天使长的肤色不同,一个黑,一个白,但它们都是同样的自然物,因为它们都要求有某种皮肤。把千差万别的事物归于一个普遍的标题之下,这是我们心灵的一项基本能力。尽管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可能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把基督误认作社会主义者的人肯定是一个危险的糊涂虫,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上,当我们的知识仅以现象上的一致为基础时,它就是片面的。我们还必须找到它们的区别。我们研究的课题不是社会主义者与基督徒的共同点,而是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和差别。

  最近,基督教被看作一种奴性的宗教。在我看来,这种看法非常准确。

  的确,所有宗教都是奴性的,但基督教是所有宗教中奴性最甚的一个。以道路旁看到的基督徒一则格言为例。在我回家的路上,我见过一个十字架,上面铭刻着:“仁慈宽厚的基督!圣母玛利亚,为我们祈祷吧。”这里真是集卑贱之大成,我们从中领略到基督教过度的歉恭。显然,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托付于仁慈耶稣的人确实是卑微下贱的生物。那些带着对全能上帝的信仰踏上人生之路,在自然的威力和命运前顶礼膜拜,在一种可怜的软弱无力的情感中哀求仁慈的人,什么都是,唯独不是现代社会够格的成员。当我们看到现代基督徒们不是这样行事,而是顶风冒雨勇气十足地面对危险,积极奋争改变自己的不幸时,这只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基督教品格。虽然他们继续保留教徒的名称,保留他们的唱诗在和他们的忧虑,但他们在行事时已变成十足的反基督者了。我们非宗教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这种状况必须保持高度自觉。我们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自觉地、深思熟虑地作一个坚决反对在上帝面前毕恭毕敬、俯首帖耳的斗士。

  同人类的犯罪本能一样,人类那种偏要把仅适用于某些条件的事物永恒化的不幸倾向也扎根于肉体之中。自私和惯性被结合在一起,以便平息、否认或调和以下二者间的矛盾:基督徒对世俗生活的蔑视与作为当代人特征的欢乐而勤勉的活动。基督教要求听天由命,现代生活则要求全力工作以满足物质需求。信任上帝是基督徒最高的美德,而其直接对立面——自信则为取得成功所必需。有人借基督教的口说出这样一句格言:“相信上帝,但也不应埋没你的才能”,他们意在表明,劳动不是一种反基督的事情,相反却是基督的律令,那些敢于借基督之口说出这种话的人是一些自相矛盾的诡辩家。在基督教中,劳动的意义与现代和现实劳动的意义风马牛不相及。基督徒为天国而劳动,把他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制服他的情欲。而当他为每日的面包劳作时,这种劳作也不过是由于这种失节而延长他在泪谷中的苦难,这样他才能配得上真正永恒的生活。“凡爱其生活者必丧失之,凡憎恶现世生活者必将在永恒的生活中保有它。”(圣约翰)天堂的永恒是基督徒的目标,世俗的世界是有常识的人追求的目标。

  基督教的本质是否定这个世界。但这一论断使海德尔堡的神学博士赫尔·丹尼尔·申克尔大为恼火,他喊叫说:“基督教真的认为这个世界毫无价值,甚至都不配做个宗教场所吗?福音在谈到这个世界时说:上帝对他的世界如此眷恋,甚至令其唯一的亲子降临于此。早期的基督徒否认了这个世界吗?难道他们不是期待基督再一次出现在尘世,并以一种崭新的秩序去取代旧事物吗?”说出这番话的是一个对内在一致的推理不感兴趣而只想在其虚情假意的理性主义和基督徒的宗教之间妥协的诡辩家,他是不是也感到欺骗他人——如果不包括他本人的话——的必要?难道他不知道基督教像普鲁士人一样有两个世界:一个白色、一个黑色?基督徒曾把美丽的现实世界涂成黑色。它的繁荣只是魔鬼的诱惑,它的劳动只是诅咒;它的情爱只是罪恶的色欲;肉体是令精神厌倦的东西;身躯是可鄙的僵尸。基督徒想象中的白色世界,生存在黑色的现实之中,正像受到诱惑的王子居住在野兽中一样。为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上帝派他的儿子引导我们上升到基督教的天堂世界中。它是由精神的事物组成的,这正像铁的木块一样可能。它的男人和女人是无性别的;它的物体没有重量;它的劳作毫无痛苦。可以肯定,早期基督徒确实有抛弃这个世界的愿望。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耶稣显现,他们期望着世界的毁灭和厄运的破碎。“我的天国不在此世。”

  但是,不靠奋发工作而靠信仰和期望去解除现世苦役的基督教空想的得救不可能永远压制对物质生活享乐的感情渴望。异教徒、宗教改革派、新教徒、旧天主教徒、一神论者和各种严厉的批判家们,对于被涂黑被诽谤的真理战胜被宗教想象洗白了的谎言都有贡献。在此范围内我们与进步主义分子一致。但是,我们谴责在坚持旧名称、在尽力纠正他们对保留基督真理的信念这一错误中所表现出的懦弱。为了废除事物本身而使名称声誉扫地是必要的。

  资本家的宗教像他们的政治经济、自由、平等和博爱一样模棱两可、自相矛盾。曾由肥头大耳的僧侣演出的弃世遁俗的滑稽戏正由脑满肠肥的资本家继续演下去。其中最引人发笑的部分是,进步主义者落在僧侣后面望尘莫及,僧侣们至少还意识到宗教的节制的名声。而现代骗子乏味枯燥的基督教所要求的只是纯粹的商品。基督教的元老们,历法的圣徒们,对世界及其赏心悦目之事表现出一种真正的轻蔑:他们爱过隐士生活,留短发,戕害自己的身体,以树皮草根充饥。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教义提供了证据:“上帝是精神。”我们现代的十字军翻到了另一页,上面写着:“他是肉体,与我等同在”。无疑,一开始基督徒的教义中就埋下了模棱两可和无谓矛盾的胚芽。使徒和教父时而也对公众作出让步。他们教导人们怎样以婚姻驱除色欲,以魔鬼驱除撒旦。在一些段落中可以看到祈祷和斋戒是基督徒最高的职责,而从另一些段落中可以引申出相反的结论:主发现牺牲亦非乐事。基督教并未超出自然界,它不能一概清除生活的乐趣,而且必然以妥协和两面讨好而告终。目光敏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基督教的本质是现世的节制和天堂的甜豌豆。

  一个许多世纪来统治着许多民族和大陆的教义肯定有其历史意义,但即便承认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拒绝它永久统治下去的要求。社会民主主义乐意接受基督教所包含的优点,例如,以克制肉体为手段反对婚外色欲,或者是以人的兄弟关系反对民族间的猜忌。可是,我们谴责所有的沙文主义,而基督教会则总是助长它。我们并不把这种真理当作神谕和圣物。

  宗教真理和世俗真理的区别,使我们能够把握在本质上把社会主义者和基督徒区别开的东西。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请你们再注意听我讲一会儿。

  毫无疑问,真理就是真理!但在其宗教形式中,真理是片面的、混乱的、不能容忍的。我们以人的兄弟关系的原则为例,人们将共同生活,这是一个永恒真理,就是说,这是人类的需要。社会性在人们的本性中,他们必须彼此相爱。哪里的人不承认这一点,哪里的人的健康和幸福就会受到损害。可是,在宗教信仰者接受这一原则的地方,在基督徒劝戒说爱邻如爱己的地方,他总是如此狂热地扑向这一原则,以至使它变得一无是处。他被人打了右脸之后,把左脸也转过来让人打。他宣扬爱时,就把恨排除在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仅宣扬人类之爱,而且以此作为基础。反宗教的、合理的人类之爱清楚地知道怎样限制它自己;它并不过甚其词或排除它的对立面——恨,反之,由于恨是时而有用的必需手段而把恨也作为神圣的东西包括在内。我们也愿意爱敌人,对恨我者行善,——但这在我们迫使他无条件投降之前不行。同时我们与赫维一同唱道:

  爱不能救人,爱不能赎罪,
  仇恨之神挣脱锁链升腾吧,
  在你手软之前我们绝不放下剑,
  我们爱得太久了,现在要仇恨。

(四)—2


  我们讨论的问题涉及到宗教真理和世俗真理之间的差别。由于犹太人不接触未洗净的东西,所以摩西把清洁规定为律法。清洁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需要,这是自明之理。但在其宗教形式中,清洁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神圣事物,在时间、地点和数量上都有了僵死的规定。它规定了人们必须在什么时间洗,以什么方式洗,间隔多长时间洗一次。宗教真理是一种束缚性的训条,世俗的科学和水的免费使用能够比这种训条使人洗得更彻底。在科学中原子是与灿烂晴空同样有价值的对象。在科学中,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对象之间不存在不可改变的鸿沟,同样,在科学的伦理学中,善和恶之间也不存在这个鸿沟。所有事物和性质都是有用的、合宜的:洁净与不洁、爱与恨、享乐与节制,都依据不同的时间和条件或多或少地相互联系着。使所有事物和性质都服从于人的目的的科学的自由是彻底反宗教的。宗教的真理仅仅在于,它使自然的性质凌驾于自然之上,把它们从人类进步的生机勃勃的溪流中分离出来,把它们封闭在死水潭中。

  在把平凡的渎神的真理视为“科学的”真理时,我愿意提醒同志们和朋友们,科学的真理也被称为平凡的读神的真理。我们看到,正在出现一种唆使并资助宗教的教士权术的科学教士,我们必须时刻注意这一点。如果二元论的混乱不是在寻找科学的缝隙下它们的蛋,破除露骨的迷信本是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但是,尤其是在认识论和认识方法论领域中,这种缝隙还是可以找到的。正像强有力的自然现象使拉普兰人或费厄兰人惊恐万状一样,人类头脑的奇异功能也使教授们疑惧不已。开明的思想家们轻而易举地抛弃了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但只要他们尚未明确地区分宗教真理和世俗真理,只要他们对真理的器官或知识的能力还不明了,他们就仍陷于迷信的罗网和圈套里。虽然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早已被物质化了,但对教授们来说,除了把他们的职业——科学——精神化以外,依然是什么都不存在。他们假定学术知识与农民的、染匠的、铁匠的知识有不同的材料。可是,科学的农业之优于农业劳动,只是在它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概括这一意义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不是本质上的,这正如一夸脱豌豆和一夸脱荚豆的区别一样。如果我们想要驳倒知识贵族的要求,就根本没必要在黑暗中摸索高贵的科学与平凡的知识之间的僵硬区别。民主的平等主义者甚至否认知识的区别,我们的反对者尽可能愤慨地驳斥他们这种粗糙的见解。然而,正如过去反对贵族的斗争并不意味着贬低他们荣耀的祖先一样,我们的矛头也不是针对知识分子的知识。我们反对的只是骑士式的拦路大盗和学术界那些粗制滥造者所要求的物质的特权。既然不能再野蛮地强制人民去生产财富了,统治阶级有学问的仆从们就用智力劳动的奇迹去欺骗他们。在智力劳动极大地优于体力劳动且其生产能力比体力劳动高十倍这种虚伪谎言的伪装下,雇主们的利润和教授们的既有利可图又声名显赫的地位得到了保护。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极其蔑视地对待这种幻想,便得到了“科学和艺术的亵渎者”的绰号。受过训练的假绅士们像异教牧师一样具有初级的自然知识,他们利用虚伪的唯心主义使人民处于愚昧状态中。对这种假绅士们的谈吐,对“文化和科学”矫揉造作的自吹自擂,我们怀着最深刻的轻蔑。人们认为,科学和伦理精神的世界高于普通的世界,因而主宰着普通的世界。现代对科学和伦理精神世界的信仰充其量不过是关于世俗生活和天堂生活的花样翻新的迷信。需要上帝支持的教授们,把上帝之国改造成了科学精神之国。正像我主上帝在魔鬼那里发现了自己的对立面一样,孝顺的教授们也在唯物主义者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克星。

  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对宗教的怀疑一样古老。在十九世纪,它们都摆脱了自己的粗陋形态,获得了科学的严谨性。但是我们博学的学者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感到唯物主义固有的民主倾向危及他们的社会地位。费尔巴哈说:“哲学教授的基本特征恰恰在于他不是个哲学家,而哲学家的基本特征恰恰在于他不是个哲学教授。”今天,我们又向前迈了一步。不仅哲学、而且一般的科学已经把它的官方喉舌远远地抛在身后了。凡是在教授席上有唯物主义教授的地方,总有一些非科学的、宗教的讨厌东西以唯心主义残余的形式粘在他们身上,就像碎蛋壳粘在没长羽毛的小鸟身上一样。更何况一燕不成夏,某个教授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不能掩盖住玷污其整个阶级的污点。只要中产阶级及其领袖人物还不得不完成建立文明的任务,他们的学术界就还是知识的苗圃。但是历史已经从那个时代继续前进了,为实现更高级的文明而进行的斗争,已经落到工人阶级这个人类社会最底层的阶级肩上了。过时的、衰败的统治者不顾这一历史性的变化,竭尽全力企图保住他们的权利,并到学术贵族那里寻求支持,这就把“自由的科学家”转变成为一个奄奄一息的事业辩护的薪俸丰厚的律师。

  社会主义者要求对经济利益进行更为平等、更为大众化的分配,这种要求只有靠民主制、靠人民的政府才能实现。人民不能容忍小集团统治,这些小集团在知识分子优越的幌子下妄图攫取最大份额的社会财富。要想使肆无忌惮的自私心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就有必要弄清事物与精神的关系。哲学因此而成为工人阶级密切关注的学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劳动者都应努力弄懂哲学,研究物质与观念的关系。从人人都吃面包这一事实中并不会得出人人都要懂得磨面粉和烤面包的结论。但正如我们需要磨面师和面包师一样,工人阶级肯定需要热情的学者,他们能够沿着虚伪的牧师走的曲折小路穷追不舍,将其种种伎俩的空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体力劳动者没有充分估价脑力劳动的真正价值。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社会中头面学术骗子正当的厌恶之情往往使他们矫枉过正。他们看到在脑力劳动的外衣之下干着如此之多的荒唐事,从而倾向于贬低脑力劳动,抬高体力劳动的价值。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应当受到抵制。身体、体力的优势始终是劳动阶级的特长。但由于他们缺乏精神方面的训练,长久以来他们一直在智力上受人压迫。劳动阶级的解放事业要求他们掌握现代科学。对那使我们受尽苦难的不公正状况仅义愤填膺还不足以迎来工人阶级的自由,也不能使他们像在数量上和体力上一样占优势。他们必须依赖知识的武库,而在所有武器中,认识的理论或科学的理论,即对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是反对宗教信仰,把它从最后避难处驱逐出去的普遍性武器。

  对诸神和半神的信仰,对摩西和先知、对主教和圣经的信仰,对凯撒、俾斯麦及其政府的信仰,简言之,所有对权威的信仰,都在脑的科学中发现了其确切的、最终的答案。只要我们还没有发现智慧在何处、以何种方式产生,我们就无法逃脱被欺骗的危境。关于思想如何形成的明确知识,使我们处于一种有利地位,使我们不再依附上帝、书本和别人。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消灭心物二元论的同时,也就摧毁了支撑着被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社会的最后的柱石。

  我想,要对脑的理论展开广泛的讨论,这里并非合适的场合。统治阶级借为脑力劳动辩护的机会,尽力掩饰他们剥削人民的罪恶。为能批驳统治阶级的谬论,我只限于论述这一理论最明显、最不容辩驳的命题。社会主义者对统治阶级的经济或阶级地位的抨击,常使他们满怀无名之火。因此,他们不可能以必要的公正态度去对待那种有可能导致社会变革的研究课题。精神科学和社会科学很少能博得这样一种听众的同情:他们由于处于享有特权拥有财产的地位而只对阻挡文明的车轮感兴趣。于是,这种科学愈加要求助于一无所有者、被压迫者和无遗产继承者的贤明态度。

  精神既非精灵亦非上帝的呼吸。太中肯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认为,精神属于“世俗事物”的范畴,它居于人脑中,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表达,是表述思想的集合名词,思想既以同时的方式也以继时的方式存在于一种有机的秩序中。精神不过是我们思维能力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如果这样理解精神,那末谁还能否认脑力劳动是机体工作的结果这样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然而却是经验的命题呢?我用这一命题把诸位引入一个相当困难的矛盾中。正如点和线只是数学中的观念一样,矛盾也不是现存的事物,而只是逻辑上的美妙之物,它只具有相对的、比较而言的价值。大相对而言是小,小相对而言是大。既然所有对立面都只是以一种比较的方式才存在,那末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像所有的对立一样,心和物的对立不是现实的,只是逻辑上的。我们的身躯同我们的精神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没有精神的配合,体力劳动绝不可能实现。即使是非熟练工人最简单的工作也需要智力的合作。反之,对形而上学的脱离肉体的脑力劳动的信仰肯定是一种悖理。哪怕是最纯粹的精神活动也需要肉体的作用。人类的所有劳动都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我前面的演讲至少可以表明,思想不仅源于大脑,从而就主体而言也要从物质开始,而且无论何时何地它总要有可感知的事物作为它的对象。脑物质是思想的主体,世界无限的物质是思想的客体。

  大脑和身体都渴望生产出、创造出成果。因此,脑力劳动应当物质化,同时体力劳动也应精神化。对于劳动产品的分析绝不可能指出大脑做了些什么,身体做了些什么,因为它们是作为亲密伙伴共同发挥作用的,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孤立存在。某种工作可具有精神的或体力的特征,但产品是由大脑和身体共同完成的。它们对整体的贡献是不可割裂的。谁能明确指出菜园中哪种植物应归功于铁锹、园工的手臂、土地、雨水和肥料?在我看来,绞尽脑汁按照在产品中起作用的因素来分割产品似乎是一种可怜的毫无意义的事情。这是一种无法实现而且在实践中导致相反结果的邪恶的资产阶级观念。这种观念显然是红衣主教们歪曲宣传的产物。他们想使人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生产者,使他摆脱一切社会约束,与他的同伴竞争,以此来实现个人自由的虚幻理想。但是我的朋友们,你们很清楚,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劳动实际上是共同完成的。记者的智慧为制造商服务,制造商为记者、警官、擦皮鞋的人生产亚麻布。一人为大家。没有人在他自己的产品中寻求最终目标,每个人都指望由世界市场供给的其他人的产品,并在金钱的形式中实现自己。假如我们按照得到的金钱去判断我们社会中每个成员的功绩,那么股票持有者一定付出了大量社会劳动。

  个人劳动和家庭劳动、工厂的劳动和整个社会的劳动都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每一组成部分都对整体有所贡献。不可能以机械的方式衡量每个器官对机体的贡献。社会主义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工人是劳动过程的器官。他完全放弃了瓜分共同的产品、使之个人化、按个人应得份额付给个人的乏味思想。现在的社会带着它那被误解的个人顾个人的原则和那种奇特的公正原则,像一个过分关心其眼睛从而完全忽视其腿脚的人一样不合情理地行事。正像工程师更谨慎地对待最小的螺丝钉而不是大轮子一样,我们希望能按照社会需要来分配社会产品,这样,强者和弱者、机灵的人和笨拙的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他们都是人的意义上,将会在人类共同体内工作和享受。

  我的同志们,宗教是反对这一目标的。

  它不仅受到正式的普通教士宗教的反对,而且受到比较纯洁和高尚的唯心主义的暧昧教授宗教的反对。自从我的布道词的第一部分出版以来,一直有人指责说我的批判走得太远了。我们法兰克福的朋友肖弗尔认为我一直是在因耶稣信徒们的误解而责备耶稣本人;信徒们使主的教导成了一种他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东西,因此我们应当对理想的真正基督教与堕落的基督教做出区分;我批判基督教过分谦恭缺乏可靠的根据,因为主本身就有足够的勇气把放债者从庙堂中驱逐出去。

  我愿对此作如下答复:基督教奋斗的目标是以神谕控制世界。多么枉费心机!基督教本身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而接受事物本性的控制。“因此,到处是妥协”;因此,全心全意渴求独身的使徒也不得不允许婚姻;因此,要求在右脸被打后转过左脸让人打的基督教不抵抗精神也被挨打的怒火烧得荡然无存。你们可以看到,这不是一致,而是货真价实的基督教式的不一致,因为它特别强调的正是绝对弃世的必要性,正是要像被拖向屠宰场的绵羊一样顺从。这种谦恭确有其界限,但是要说革命动乱是神圣使命的一部分,肯定与基督精神背道而驰,尽管我们偶尔也会遇到表明相反情况的并不重要的个别例子。基督就意味着这种谦恭呢,还是基督要求有这种谦恭,这我说不清。这类问题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世俗的和真正的真理并不以人格为基础。它的基础是外在的客体,是在它的物质之中,它是客观真理。它并不认为确实性属于自己,因为它出于一个伟大的主。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因为它有确实的根据,主才掌握它。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朋友肖弗尔犯了误会和迷信之罪,而正是这种使人们满怀对英雄的崇拜、不能抛弃对权威的信仰和对伟大精神的偶像崇拜的误会和迷信,使我在这个讲台上愤怒不已。率先点燃知识之火的伟人应当得到一切荣誉,但只是在他们的教诲建立在现实基础上时,他们才能对此当之无愧。

(五)


  对教师的职业、对讲坛的崇高以及对友好而宽容的听众的赞扬的热爱,诱使我把我的布道继续下去。但是,我要提一下,你们中许多人责备我“书生气”十足、不够“通俗”是不公正的。我对此的答复是:只有陈辞滥调和自明之理才容易理解。那些所谓通俗的东西不外乎是些陈规陋习,而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崭新的学说,它基于一些被普遍误解的原理,它要求彻底改造我们的思维方法,因此,不经一番艰苦的精神劳动就不能理解它。

  我的同志们,宗教是一种原始的哲学。另方面,社会民主主义是以往全部历史的至今还在不断成长着的产物。因此,我们取代历史地发展着的、世俗的宗教哲学是完全正当的,何况我们还是在作礼拜的时间内讨论世俗的、非宗教的事物,我们并未脱离我们的主题。我们把宗教称为哲学,因为它主张的不仅是靠祈祷和哭泣在上帝的帮助下把我们从尘世的苦难中解救出去,而且是要给我们的思维提供一个系统化的结构。宗教对于未开化氏族的普遍意义是以对世界的系统化知识的普遍需要为基础的。正如我们一般都有一种想要统治世界万物的实践需求一样,我们一般也有一种对系统的人生观的理论需求。我们要求弄懂每一种事物的开始与终结。宗教关于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的空洞乏味的喧嚣并非全无道理。谁浮皮潦草地否定它,谁就像刚被“国际”开除的虚无主义者。我们的否定与愚昧的否定有天壤之别。我们嘲笑罗马天主教和德国政府之间就教育和教职任命权所进行的文化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为真正的文化而战斗。我们深知,对系统世界观的需要是为思想和行为总要求有一定之规的人类所固有的。对引起他注意的东西,如精神和肉体、瞬时的东西和持久的东西、时间与永恒、现实与现象、伦理、国家和社会等,他总是希望能以某种逻辑顺序和秩序去理解它们。人们要求他们的各种观念有一种合理性的联系,这样他们才可能把一套合理的体系导入实践生活。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革命运动的捍卫者也感到了同样的需要。或许正因为如此,那些两面讨好的人和拙劣的文人才把我们看成教徒。我们拒绝这个头衔。但这不是因为我们拒不承认在宗教哲学和社会民主主义哲学之间有共同之处,而是因为我们要强调二者间的差别,并且要使我们的哲学不仅外在地而且要内在地,不仅在名称上而且在行动上,简言之,完全彻底地同一切沾染宗教气味的东西划清界限。

  然而,仅抛弃幻觉的、宗教的生活体系还不够,还必须用一个新的、理性的体系去代替它。而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者才能做到。假如哲学博士们觉得这种说法太傲慢,我可以用另一种说法,不过意思完全一样: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严肃的非宗教的思维方式的必然成果。它是哲学科学的成果。哲学家们与僧侣们角逐,为的是以一种文明的思维方式取代不文明的思维方式,以科学来取代信仰。目标已达到,胜利已在握。原始时代吃人的宗教被基督教软化了,哲学继承了它的文明使命,并且在许多转瞬即逝的体系后生产出一种不朽的科学体系,一种民主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体系。

  普鲁士的教授特雷茨特克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自信是一种为了达到欺骗人民的目的而玩弄的聪明的花招。当然,他是在他自己藏身的篱笆后面找我们。职业马屁精和笔墨娼妓们早就出卖了他们的荣誉,因而根本不可能信仰真理的力量,也不可能产生由系统一贯的世界观所唤起的自信。我们正在讨论的社会主义哲学,是一个网络细密结构严谨的体系。只有在专门讨论这个体系的讲台上才可能对它作出透彻的阐述。我的任务不在于此。首先,我要使你们对这个新哲学感兴趣,促使你们自己作进一步的独立研究和思考。今天,我主要是个讲故事的人,我既不从开端开始,也不以结尾结束,而是以一种漫谈的方式激起听众的好奇心。我只给你们轮廓和要点,你们要凭自己的努力去充实它、进一步发展它。

  我们自称为唯物主义者。正如宗教是各种信仰的类名一样,唯物主义是各种科学观念的一般称呼。从宗教天堂居高临下的角度观察世界,任何事物——甚至最纯粹的“以太”——都显现为平凡的东西、垃圾和尘土。在宗教那歪曲一切的眼中看来,所有哲学、甚至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所有科学研究和实证知识,都不过是对物的狂热追求。的确,一切哲学家都是戴着各种假面具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都在寻求关于现实、关于现实真理的知识。唯物主义者,在这个词的贬义上,是指一种在吃喝,在肉体需要的满足中发现了生活之全部目标的人。在科学中没有这种浅薄无知的市侩的立足之地,他们不构成任何特定的学派,也不从事任何理论工作。哲学唯物主义者与他们根本不同。哲学唯物主义者是把真实世界置于其研究的开端和首位、而把观念或精神当作结果、成果、产物的这样一类思想家。他们的敌人采用正相反的方法:他们效仿宗教宣称,现实产生于“逻各斯”(它是上帝的另一种说法),物质世界产生于观念。无疑,直到目前为止,唯物主义始终由于缺少健全的逻辑证明而受害不浅。但现在,我们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这个我们的敌人想借其对我们施以辱骂的称呼,因为我们知道,“建筑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块已变成了墙基石”。我们同样有理由自称为唯心主义者,因为我们的体系以哲学的最终成果为基础,以对观念的科学研究、以对人脑本质的透彻洞察为基础。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地不能理解我们,这可以通过他们给我们这两种彼此矛盾的称呼上看出来。有时,我们被称为粗俗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唯一的愿望是把富人的财产搞到手。有时,在谈到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时,我们又被称为冥顽不化的唯心主义者。事实上我们既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唯心主义者。可感知的、真正的现实是我们的理想,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是物质的。

  最近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思维基础知识》把归纳方法叫做“所有建立在事实上的科学的牢固基础”。在关于世界的各种问题上使用这种方法,也就是系统地运用归纳,使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形成为体系。它的范畴规则如下:“你不应在没有物质的情况下就开始进行推论;你的推论、你的规则和公理只能以事实、以可感知的现实为基础。没有材料不能开始思维”。我们开始进行推理,但我们不推论开端。我们断然知道,一切思维都开始于真实现象的一些片段,开始于既定的开端;因此,考察开端的开端是毫无意义的,是与逻辑的一般规律相矛盾的。那些谈论世界开端的人是想说时间先于世界。“无物存在”是两个相互排斥的词。存在某些不存在的东西,只有那些把圆画成方的聪明的白痴才能说出这种话来。“无物”仅指非此亦非彼。开端和终结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人类大脑的主观方式或范畴。我们的哲学体系是以这种知识为起点的。

  我们的结果同开端一样是合逻辑的。康德概括为上帝、自由意志和不朽性问题的整个形而上学,在我们的体系中,通过我们关于理解力和理性是一种绝对的归纳能力的知识而得到了最终的解决。这就是说,当我们按照经验事物的普遍性质把它们排列并划归为不同的类、种、概念等等的时候,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是完善的。除了那些不厌其烦闲扯什么演绎的理论家和迷信者之外,这对所有人都是个不值得讨论的自明之理。这些理论家和迷信者们断言,虽然简单的、可感知的真理是归纳的,但我们的智力在探索真理时还有第二种方法。例如,他们认为在数学中演绎方法就优于经验、独立于经验。在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以后,我们还知道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天堂或在人间,我们总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知道人类从未用眼看到过、从未用耳听到过的时间和空间。骆驼有两个驼峰是一种简单的经验,但二加二等于四,部分小于整体却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学的真理,是一种理性的纯粹演绎。可以这样说,他们信仰一种内在之光,它为他们揭示数学的和伦理学的秘密、揭示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朽、意志的自由和其他种种超越的空想。由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研究,我们得以前进到我们的唯物主义哲学,能够揭露超越主义者们的演绎精灵。杰出的哲学家们前赴后继,极大地促进和巩固了真理的事业,站在他们的肩上,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能够彻底地理解宗教的、思辨的和数学的所有知识的机械论性质。考虑到科学的成果是人类的事业,说那种知识应归结于我们党的观点听来有点奇怪。可是,我们觉得很容易理解,因为社会民主主义并不代表某一个党,而代表全人类。由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组成的党,是大公无私者的党,是正义和真理的党。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最容易把握哲学,因为我们的头脑没有被偏狭的自私搞糊涂。

  在二加二等于四这个命题中可以找到的超越的必然性和演绎,同任何其他的演绎一样,仅仅是一种遁辞。四和二乘二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法而已。每一事物都有个确定的实体。整体的实体是由较小的部分构成的。刀柄和刀锋构成刀的实体,两山之间有溪谷,四这个数包含在二二相乘之中。因为在一个事物中实体是机械地给定的,所以我们可以以超越的方式确信,二乘二等于四,部分小于整体。刀不能没有柄和锋,两山之间不能没有谷。在只有湿才被说成水的地方,我们无需任何特殊的超越的能力就能合逻辑地知道水必定是湿的。要知道,演绎像其他任何世俗知识一样,归根结底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这并不需要一种特别的灵光。可是,在考察了所有事实之后,在搞清了它们的各个成分之后,事物的神秘性丝毫没有减少。例如,我们知道葡萄汁几乎一夜之间就能变成一种使人酩酊大醉的液体。这是怎样一个过程?化学家会告诉你:这是发酵。葡萄糖因与热和空气接触,变成了乙醇。这样,不理解的东西被说明了,酒的生产是一种属于一般发酵类的化学过程。在某种体系内把事实加以分类和排列,而不是把它们消溶在逻辑的酒精里,它就被理解了。哲学神秘主义是神学时代的使人难以容忍的遗迹。要用一种彻底的方式把它们一股脑清除掉,就必须无保留地接受这样一种知识:事实并不依赖于逻辑的基础,反之,一切逻辑的最终基础是事实,是存在,是外在的现实。

  我的朋友们,我必须请求你们原谅,我用这种琐碎的分析烦扰了你们。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关心这种讨论,只有少数人有能力讨论这个问题。完全有必要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有能力迎接官方的挑战。我们必须阐明我们理论的基础,这样,它那花岗岩一样的雄姿就会以一种不言而喻的方式向公正的观察者表明,现存秩序的吹牛家们在其上构筑种种矛盾的沙滩是多么不牢靠。他们进行推论时没有任何体系,没有任何逻辑和一贯性。他们曾经提出过任何事物必有其原因、开端和终结的命题。但他们是怎样阐明这一命题的呢?他们用信仰,用对没有开端的上帝、对一种永无止境的生命的信仰来阐明这一命题。在关于现存秩序的政治学中,同样可以找到这种缺乏一贯性的例子。这种政治学的一条基本法则是许诺有集会和言论自由。但是人民在什么地方运用这种自由,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想法,警察就在什么地方向他们进攻。这是系统的、逻辑的、一贯的吗?噢,是的!这是一种丑恶行径的体系。我们的统治者的所有思想和行为都融汇在这样一种逻辑观念中:我们凌驾于万物之上,我们要永远占据这个位置。

(六)


  在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将分析“人需要宗教”这一传统格言。我不揣冒昧提出“人需要体系”,试图把上述格言翻译成合理的言论。获得一个可靠的、由之可以观察整个世界的立足点,这是人类智力的要求。为了不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迷失方向,人们把天空划分为星座,把宇宙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同样也把我们的地球划分为不同的纲、种、科、个体。简言之,她给予多样性的事物以多样化的名称。有了体系,就意味着具有了给事物进行分类、找出其活动方式的能力。说动物是动物学的研究课题,植物是植物学的研究课题,这很容易理解。但是,要想说出自由、真理、正义这类概念属于什么知识门类就绝非易事了。除非一种体系为每一种现象都找到了位置,为每一种事物都作好了准备,并对每一种事物都做出了分类,否则就不能说这种体系是完美无缺的。宗教和哲学的奠基者们都曾企图创造这样一种体系,但没有一个经住了考验。时间之流曾经而且今后始终还将使人们发现许多出乎意料、使他们措手不及的新现象、新事物、新经验。它们使流行一时的体系无法适应,从而需要一个新的体系,直到社会民主主义聪明到能够构造一个充分理解所有现在和将来的现象的思想体系为止。

  这显然是个自负的宣言。要使它有根有据,我们必须追溯一下我们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步骤。正如神学家寻找一个在其人格中统摄了世界的无限力量的上帝一样,哲学家同样也在始终不渝地探求一种在一个单一网结上集中了所有知识从而可以囊括所有科学的体系。可是我们知道,一种颜色不可能同时既是绿的,又是蓝的、黄的和黑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把全人类归结为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科学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更不用说集中在一个概念上了。可是,我斗胆宣布,这样一种集中是存在的。物质概念难道没有囊括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吗?

  一切科学也同样如此,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般形式,这就是归纳方法。归纳是科学的唯一一个一般形式,归纳可以应用于一切问题、一切客体。这一信念把一种令我们的敌人惊恐万状的精神优势和系统稳定性提供给社会民主主义。我们并不是无事不知,但我们知道了科学的一般形式,用它来做试金石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统治者的侍从们玩弄的一切反人民的阴谋诡计。在自然科学中,归纳方法人人皆知,但是,在归纳方法中存在着一种系统的哲学,它的目标是使一切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奇谈怪论寿终正寝,这一点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收获和创新。

  我们的敌人,统治者和富翁们、进步派分子、自由派分子和自由共济会的成员们,也拥护归纳,但只是在归纳符合他们的意图的范围内。他们划分一切:把人们分为主人和奴仆,把生活分为天堂的和世俗的,把人分为肉体和灵魂,科学分为归纳的和演绎的,等等。

  倘若存在体系,倘若被分割的部分仍然隶属于一个总标题下,倘若差异只是渐次的,就不能否定划分和分类。把生活划分为精神的和世俗的并非毫无道理,但我们在这样做时必须意识到,它们都是同一生活的不同形态,都具有同等价值。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有身体和灵魂。我们的身体是各种肉体特质的统称,我们的灵魂是各种精神特质的统称。然而我们必须牢记,经验现象包括一切物质,它是身体和灵魂、实体和精神的共名。在我们看来,灵魂或精神是世界的属性,而不是像牧师们所断言的那样,世界是精神的属性或产物。达尔文教导我们,人类是从动物演化而来。他也区分人类和动物,但认为它们只是同一物质的两种产物,只是同一种的两个属,只是同一体系的两个系列。这种系统的和一致的分类,以及宇宙的统一,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在这方面,良好的古老宗教生活应当受到赞许。它至少有某种条理。世俗生活和天堂生活、主人和奴仆、信仰和知识,所有这一切都统一于、集中于这样一个人的统治下,他说:“我是主,你们的上帝。”

  我们一清二楚,信徒们也有二元论,也有相对缺乏系统性的弱点。我更知道,他们在天堂和地球之间左右摇摆。但是,当宗教还是桩较为严肃的事情时,在自由主义的怀疑之刺扎入宗教的肉体之前,它的二元论尚未登峰造极。魔鬼不过是一种手段,世俗生活也只是一种短期的考验,要享受永恒的生活必须经过这种考验。世俗生活依附于永恒生活。存在着一个重心和一个体系。与现代共济会会员和半心半意的敷衍者相比较,那时的宗教以一种一元论的方式包含了整体。

  我的朋友们,始终一致地包含整体,这是一个难题。人类大脑从它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遇到这个问题,十九世纪解决了这个问题,并给哲学以体系。假如不算我们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中的佼佼者,那末广大人民始终还在黑暗中摸索,这肯定是由于政治原因。反动的病态意志已经觉察到这种归纳方法的革命后果,黑格尔本人也谨小慎微、不露锋芒。在保守主义的卑鄙笼罩上层社会的时代,比黑格尔较有勇气的后继者们并没能有所前进。直至今日,特权阶层还在竭力要把冒烟的余烬掩埋到死灰下去。同志们,让我们来煽风点火吧,使这余烬燃烧起来吧。当它发出亮光时,黑暗的产物就会消失。

  没有食物和饮料,胃就不能工作。同样,没有一个体系,就是说没有一个对生活的内在联系的观点,没有一个万物由其开始的“最终原因”,头脑也不能开始工作。这个最终原因是个极难对付的东西。

  按照宗教的体系,上帝是最终原因。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相信,可以以理性作为万物的基础。褊狭的唯物主义者们在隐而不见的原子中找到了宇宙的最终原因,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则靠归纳说明万物。我们以归纳作为原则,这就是说我们知道,不能从演绎中,不能从纯粹理性中导引出知识来,只有通过理性的工具才能从经验中获得知识。

  其他人也已知晓这种逻辑方法,但对它缺乏系统的知识,他们缺少一贯性。反社会主义者的哲学不是单一的,它们是归纳和演绎的混杂。他们知道怎样进行归纳,但他们不知道归纳的体系。他们相当熟悉细节,但在涉及世界的普遍方面时就无能为力了,他们能够轻易地发现某些事物的开端和终结,他们能够具体地说出哪种情况是事实,哪种是假象。但是在遇到真理、正义、能量、物质、同一和多样、原因和结果的一般关系或一般开端的问题时,他们就智穷计竭,巴贝尔塔的建造也就开始了。一些人引证启示录,一些人以康德或其他声望极高的经典为避难所,还有些人干脆抛开神学和哲学,使他们自己接受科学试验的成果,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自然科学。

  面对如此不可救药的混乱,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因其知道万物依据的“最终原因”,因其具有万物的科学基础和一个系统的哲学而引为自豪。我们的愿望和要求的高度一致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原则的决定性优势,而我们的敌人在所有宗教和政治问题上都四分五裂了。我们的队伍中肯定还存在不同意见,但反社会主义者们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嘲笑社会民主主义者之中的争论。我们争论的是细节,是组织形式,是实践的和策略的问题,而在一般原则和一般理论上,我们却像一个团结统一的战斗方阵那样并肩前进,因为我们拥有新旧天主教、新教以及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一直渴望得到的东西:我们有体系。对我们来说,所有哲学的开端和终结都是一清二楚的。

  当然,同志们,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对体系有充分的知识。并非我们队伍的每一个人都受到过系统的训练,否则我的讲演就大可不必了。我贸然断言,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雄心壮志是从系统科学中产生的。我敢肯定地说,以归纳的方式证明一个事物是一种唯一真实的证明,始终不渝地运用归纳方法,将产生非常显著的反宗教的和革命的结果。我很愿意对这一论断作详尽的阐述,但目前我还不能进行这种阐述,我们应当首先巩固我们哲学的基础。我再次重申——作为一个急于使自己的学说得到充分说明的讲演者,我有权再一次重申: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用系统的宇宙观来取代宗教的位置。

  这种哲学在真实的条件中找到了它的最终原因。而自由主义的哲学仅仅是在自然科学和生意经的范围内诉诸于真实的条件,在人类社会方面,它则从理性的启示中寻找取代宗教的终极原因。他们忽使自己那些关于正义、真理、自由的观念成为一个公正、真实、自由的社会的模式。封建的、自由主义的和牧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理想、以及他们的政治真理和智慧,都脱胎于这种种党派各自的物质利益,这一事实不能不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理想并不是从头脑中蹦出来的,而是由头脑从经验的物质中形成的。

  因此,我们也可以按照我们的物质需要来自觉地运用系统的一致性浇铸我们自己关于正义和自由的观念,而我们所谓的物质需要,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需要。产生社会民主主义所要求的那种正义、真理和理性的“终极原因”,是真正的肉体需要和“一种值得去过的生活”的现实可能性。在归纳的体系中,肉体先于精神,事实先于观念。

  频繁使用同一个词容易使头脑疲倦。为有所变化,我将把我们的体系称为“经验真理的体系”。资产阶级政党中那些饱食终日的人大谈什么神圣的、道德的、逻辑的真理。我们不知道什么神圣的真理,我们只知道经验的真理。我们可以把这种真理划分为各个部分,并给每个部分以特殊的名称,但其普遍特征依然存在。无论我们把真理叫做什么,它都以生理的、肉体的、物质的经验为基础。就这点而论,它们不过是经验体系的组成部分或属。我们只是在分割一、分割一个整体。我们以经验地、现实地方式证实了我们的命题,我们的程序是系统的、逻辑的,我的朋友们,难道还有比这更明白的东西吗?

  在阐明了基础之后,我们居高临下看一看我们的宇宙体系的结构。我们认为无限多样性的事物是由同一的、经验的物质组成的。所有的多样性事物具有一个普遍的本质。世界万物之间无论有多大差异,无论它们是大还是小、有重量还是无重量、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它们都是我们智力的经验客体,它们正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从归纳体系的观点看,世界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仅仅是组成一个同质的客体。它的所有细节不过是绝对同一的种种样态而已。物理现象或经验物质是普遍的种,相对于它,所有其他种类仅仅是更进一步的划分。它是唯一的本质和真理,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种特质,一种相对的表现。固体和液体、木头和金属,在“物质”这个概念下得到了非常正确的概括。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合理地把所有事物都概括在“经验真理”或“经验现象”这一术语内呢?在此之后,任何东西也不能阻止我们把它划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划分为物理的和道德的,划分为善的和恶的,等等。由于共性,一切矛盾调和着、融合着,共处在整体中。多样性只是形式,万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万物的终极原因是经验现象,经验物质是普遍的基质。它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所不在的。它在什么地方消失了,所有的理性认识也就不复存在了。

  归纳体系也可称为辩证或进化体系。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自然科学正在日益证明的东西,即看起来好像有本质区别的事物实际上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我们在确定区别有机体和无机体、或区别动物和植物的特征时多么严格,大自然总是表明:界线消失了,差异、对立面彼此沟通了。原因是结果,结果是原因。真理在显现,显现者是真理。正如热与冷的区别只在于度一样,善与恶也是如此——它们都是同一本质的相对表现,是物理经验的不同种类或不同形式。我看到听众中有些新客人。我所讲的一元论对他们是如此奇特、前所未闻,以至于他们迫不及待地向我提出最乏味的反对意见。他们总是问,怎样才能证明经验物质是所有科学对象的基本组成部分呢?不存在诸如上帝、纯粹理性和道德世界这种东西吗?

  我的朋友们,通过这种问题你们可以发现非理性在人们身上多么根深蒂固。上帝、纯粹理性、道德世界和其他许多东西不是由经验物质所构成;它们不是不同形式的物理现象,因此我们否认它们的存在。不过,这种推论借以发挥作用的观念却是以自然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且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可以成为我们归纳考察的对象。对物理的、经验的这类术语,一般是在狭义上理解的。因此我们以“经验上的”这个形容词来补充它们。

  各种宗教教派体系和自由思想家们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不同的主张。社会民主主义坚持的经验真理的体系只能以归纳为基础;它只承认那些自觉地从经验物质中产生的概念、原则和理论。从这一体系的高度,我们发现了统一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这座桥梁建筑在一块岩石上,这块集所有智慧之大成的岩石是由一种知识构成的,这种知识就是:人类智力是一种归纳的工具。一切特殊学科都只是这个一般真理和科学的应用。智力是所有知识的总司令。科学的各门学科都是它的部下。天文学或化学、植物学或光学的体系都是这种一般体系的组成部分。

  那些尽管认真听了我的讲演但仍然没有把握社会主义哲学全部内容的听众们,我要请求你们想一想,要在一个半小时内讨论如此重大的课题是多么难以办到。而且假如我更全面地阐述它,恐怕就会使我们的听众太疲倦了。

  当然,在我们的讲演过程中还会有很多机会一再谈到这个题目,但就目前而言,首先必须要做到的是把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上来,以此来阐明我们的基本理论,增强并巩固我们的党派意识。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