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中译文载于狄慈根著《人脑活动的本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7月出版，译者：杨东莼。

　　“对我毕生的主要部分，你可能已略有所知，但是你是知道得不真切；原因是你太年轻，所以我就从来不曾提及；现在我很愿意与你谈谈。这样会使我们相互了解得更好。言归正传吧，从我的早年时代起，我就为了一个逻辑问题：‘一切的知识的最终的问题’，所长期困扰。它像石头一样压着我的头脑。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只有为供应生活所需而不得不去应付的时候，我才把这个问题暂时抛掉几年。但是，一当情况转为顺利，它又马上回来，并且是更强烈与更清晰，直到最后这几年，我才得出这就是我的毕生工作的结论。我的心里的慰籍与道义感要求我必须把我自己贡献给它，而且要完成它。假若在圣彼得堡的时候我已经像如今这样明确这一点的话，那我们现在还会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总不断地在找求一个伙伴，希望他可以帮我解决经济负担。在丹麦和索林根，我们既已有过经验（他曾经在索林根做过一次失败的皮革生意），为了这相同的原因，在这里我正由于缺少援助而不能再把生意做下去。我经常为这样一个目标而努力，以便使我的头脑从做生意当中得到解脱，从而可以集中精力于我的研究工作。最近这几年当中，我在度过一个难过的日子，因为这个问题既然与我成天地同起同卧，而生活问题却又不允许我用全力来对付它。现在让这一种情况过去吧！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在你长得更成熟些以前，我不能再多说什么。‘哲学丛书’出版人基尔赫曼提到过：研究哲学的第一个前提，是要有‘一个饱经事故的生活，一个见识过、体味过每一种苦辣酸甜和从事过与忍受过公平和悖谬的生活。’
　　“现在我使你知道那种要在各种环境里头受到真正教育的愿望，不是带引号的教育，不是‘教育’。特别在美国，不要忘记，一个人为了生活不能不做生意，可是不能是为着做生意而活着。不可以粗暴地评价别人，应该随时通达人情。为了做得和善，必须想得和善。道德与过错总是相辅而行的。流氓也可以是好人，而‘正直的人每天也可以犯罪七次’。享受生活和勇敢地工作吧！”

　　“……左尔格对于最近这三封关于经济问题的信，比起第一套关于哲学问题的信来，要更感兴趣。但在我自己来说，我对于逻辑问题比对经济问题要想得多一些，因为我不得不这样说，关于思维的艺术应当是我自己的劳动和发现；而关于经济方面的知识，我只是接受着马克思已经获得的成果。”

　　“当我在宜人的锡格堡询问狄慈根的家的时候，人们指给我一所覆盖着葡萄藤、位于一条小河畔的花园中心的小房子。浸在水里的皮革以及橡树皮的气味在说明一个制革作坊的所在。一位美丽的高个子女孩把我引向会客室，同时招呼她的父亲。这一个舒适的居室标志着它的主人的好学，琳琅满目的图书远比点缀用的饰品多的多。贝朗瑞的一张肖像，也挂在这里。
　　“狄慈根进来了，热情地迎接着我。他是一个魁梧的人，他的精力和青年的朝气掩饰了他的五十四岁的年龄，虽然他的满嘴的发鬓已经灰白。他的高贵的态度使我在一瞥之间，就感到这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他的大而黑的发光的眼睛，使人想起有名的歌德。他的美丽的前额，显示着古代哲人所有的肃穆的宁静。他的丈夫气概是爱和慈祥的融合物。他的热情的好客和亲切而和谐的语调，表现了莱茵人最优雅的风姿。他说话声若金石，夹着一些鼻音。狄慈根是一直从他的作坊来到这里的，他并没有因为便衣待客而稍感踌躇。正如他第一部著作的题目——《一个工人所述的人脑活动的本质》那样，他简直就是一个理想的体现。
　　“狄慈根准备和我散步。他毫不踌躇地撇下了他的工作。他之所以从事劳作，只是为了维持一定的家计。这位哲学家从来不愿意为了致富而成为劳动的奴隶。从他的最初的谈话中，我就发现他是完全习惯于更高尚的内心生活的。他作坊里的尘土丝毫不曾染及他的灵魂。任何一位教授从书桌边站起来，也比不过这位从手工劳动中站起来的制革匠那样精神动人。几分钟后，我们就已进入了关于哲学书籍和哲学问题的最生动的谈话。狄慈根的专门知识和一般教育使我惊奇；这一点足以使那些用鄙弃眼光注视这位没有受过本科教育的哲学家的自高自大的知识分子感到羞耻。这位工人哲学家虽然不懂希腊文，拉丁文也还是初学者；但他却知道古典文学，其成就远过于一般本科毕业生之所知。后来有一次，我和一位作为历史学家的学生去拜访他，狄慈根证明他自己具有可以完全熟练的讨论古代史里一个特殊问题的才能。这些有关知识和智力优点的事实表现得极为自然而朴素，一点也没有我们素常所看到的那些自学的人所习有的骄气。狄慈根表现得异常客观和聪慧。
　　“我在波恩的时候，访问锡格堡成为了我所最喜爱的事情之一。习以为常地，我总是从大学图书馆里带几本书给狄慈根。有时也和与我来往的学生一道去。我日益喜爱这位工人哲学家。他的机智的、有力的与富有朝气的天才，正如一株躯干与枝叶都很茂盛的橡树那样引人入胜。狄慈根的性格并不是片面的抽象和干燥乏味的。他那美好而敏锐地构成的心灵生活，融合着相当程度的诗人风格。当我们散步时，当他接触到大自然的美的时候，他的眼睛闪着光芒。他喜欢诗，特别是抒情诗，这正是为庸俗的心灵所一般忽视的。有一次，他给我朗诵了经他用完美的德文翻译过来的一首罗伯特·彭斯的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会经告诉我他意译过好几首彭斯和贝朗瑞的诗。他的年纪虽然大了，可是他的心是年轻的。他可以用欢乐的幽默，毫无拘束地和我们来往和交谈，和我们年轻的平常人一起喝啤酒和果汁。但他总是不大过问日常琐事而保持着一定内心生活的水平，引起人们甚至进步人士的尊敬。可是，作为一个锡格堡的公民而论，他过的却是一种相当寂寞而类似隐士的生活。他不喜欢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官吏们，对社会主义是不相信的。当我和他交往的期间，他很少和党内同志们接触，虽然科隆附近有大量的党员。他好像对党的生活不感什么兴趣。他告诉过我，他在党的大会上发表过几次演说；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曾经被提名为国会议员候选人，但他宣布他不是发言人或政治家。他用他最喜欢用的方式和当局畅谈他的经验。在赫德尔谋刺皇帝之后不久，他在科隆接受过一次党内同志们的邀请，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为题作了一次讲演。讲稿以原题印成了小册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吧：‘同时，当第二次诺布林的预谋发生以后，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像被蜘蛛蜇了似的跳了起来。他们没收了我的小册子，将我加上镣铐，在降灵节的前夕把我们两人一起投入了科隆的监狱。在那里拘留了两个月之后，我和《新自由报》的编辑以及我的朋友克勒格尔——他之所以犯罪是因为分发我的小册子而危害国家——一起出席法庭受审，罪名是用语言和文字鼓动阶级斗争、侮辱宗数以及危害了公共治安等，这一切都是我不知道的。当法庭对我们未予任何处理以后，我再度被送还监狱。检查官又重复起诉。当第二审再宣告我无罪之后，那位顽固的检查官又再度起诉，这一次是告到柏林的终审法院；在这里，我和我的著作才最后宣告无罪。但在几天以后，反社会主义法粗暴地结束了一切自由；当局给了我一个书面通知，声称《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已被禁止。薛西斯之所以要鞭打大海，不正是因为大海不肯宁静吗？现在是轮着普鲁士人挨鞭子，社会民主主义总会要找到它自己的未来的！’”

　　“当狄慈根第三次来美以后，他在新泽西州北部一个偏僻地区租了一所古老而差不多废弃了仅能容身的房子，虽然来访的客人们战战兢兢地踏上那座通向他的住室的摇摇欲坠的楼梯，可是他自己却泰然自若。1884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经济是基础（对个人也是如此的），知识的上层建筑就建立在它的上面。”他说道：“我们这个世界要生活，要在文明的姿态中吃着、喝着，尽管内心是野蛮的。但在我说来，只要我的私人经济能够安排得使我能够专心致志而不要担心上层建筑的话，那就是处于野蛮的环境中我还是心安理得的。’
　　“谈到要到德国去旅行的计划时，他在1887年11月27日一封信中写道：‘我要坐统舱去旅行，因为一个人所挣下的不多，在花出去的时候必须把他的钱多掂对几次。此外，我总觉得处于贫贱要比处于显贵舒适得多。’
　　“他的简朴的生活并不使他漠视外间世界的事物。他之欣赏生活和工作，可以从下面他写给他住在纽约的一个幼时朋友的信中明白看出来。

　　……我已经从彼得堡回到我们儿时生活过的西格河岸来了，在锡格堡修了几所茅屋，正在给人们制作皮革。我想起要说说我的愿望，你也许也强烈地为乡思所苦，以至于要离开哈德逊和美国人对金钱的追求，携着你的老伴和你劳动所得的物质财富回到家乡，以发掘与享受那些绝非无用之物也非被腐蚀了的财富——科学和人种历史演化的普遍真理。虽然照卡尔·福格特的说法，人是源于猿猴，然而，人毕竟是高等的动物。
　　人尽皆知的我的青春的胚芽、我长期在心中惨淡经营的婴儿终于已在奥图·梅思奈尔书店诞生了。它的命名是《一个工人所述的人脑活动的本质。纯粹与实践理性的再批判》，他的序言署名是约瑟夫·狄慈根，制革匠。让我把它推荐给你吧。
　　另一件很感动我也许会使你也感兴趣的事是：大约十四日之前，我们可尊敬的英雄，卡尔·马克思来访问了我。他携带着他美丽的女儿在锡格堡和我一起度了好几天。

　　约·狄慈根于锡格堡
　　1869年9月25日

　　“约瑟夫·狄慈根这个人生得长而美，和经常所描绘的歌德非常相似，体格匀称，举止诚朴，有着明快、开朗而充满着智慧与善良的眼睛。他的全貌使人油然起敬。特别在他和纽约的《社会主义者》的出版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在他代理编辑工作中和使他极为不愉快的社会劳动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上，他都处理得简直是太阔达和无私了。虽然他非常温文尔雅与举止谦虚，但他仍表现了丈夫气和真正的勇敢。在芝加哥的海马基特的炸弹事件之后，全国委员会想只有割断一切与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的时候，在由‘法律与秩序’的一些英雄们所造成的混乱状态中，狄慈根对当时许多受迫害者，当他们急需援助之时而予以援助。这在当时是非常需要性格上的真正勇气和力量才敢这样做的。对他来说，这确实是纯粹的人道和高尚的丈夫行为；对此，芝加哥的警察回报以搜查他的住宅和威胁他的子女。
　　“当时《芝加哥工人日报》的一位撰稿人描述狄慈根的行为时称：1886年的5月，工人运动的浪潮开始日趋高涨，海马基特的炸弹响了之后；接着就是和俄国的一样的警察反动统治；而当慎重而有头脑的人正想着要与被捕的《工人日报》编辑们割断联系的时候，一个老年绅士在五月六日向已经准备不再冒险的报纸出版人介绍了自己。他之所以要毛遂自荐，因为他觉得有义务要填补这个空缺，要继续那些从战斗岗位上被抓走的同志们所留下的工作，因为他觉得芝加哥的工人在那一考验的时刻里不能没有报纸。
　　“这位老年绅士，一个魁梧的巨人，一如我们从一些古老而美好的图画中所见到的那样具有慈祥的举止的人，他正是狄慈根；他这时刚到这个年青的城市来和他的儿女们一起，打算在他温暖敬爱的家庭圈子里度他的余年。也正是这一位狄慈根，他在这个芝加哥报纸工作中饱受斯派司及其同伙的诽谤与讥刺；这一恶意的争论始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他们却使之转而攻击‘狄慈根的不可知的人格和有时是陈旧与虚饰的作风’。
　　“狄慈根自愿来服务，不要薪俸，也不希望任何别的什么，这是勇敢和无私的；他的请求不仅为当事者所接受，就是当时及以后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对他称赞与欣赏。他的请求当经接受，两周以后，社会主义者出版社管理处开会，一致选举狄慈根主编这个出版社所办的三个报纸：《工人日报》、《火炬》、《先驱》。
　　“当这位新总编辑就任的时候，他对所属的人员们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恰如其人的演说：‘先生们！我被当选为你们的报纸的总编辑了。假如这个职务必须有管理事务和推动工作的义务的话，那我是不称职的。我只能限于文章的写作。我会听说这里有不协调的现象，好啦，假若你们能够相信我，就请把你们分歧的意见摆到我面前来吧。我将试行调处或建立和解。’
　　“然而分歧毕竟不是很不得了的。编辑人员习于相信他们的领导，把他当作父亲一样地尊敬起来。这种关系始终未变，虽然狄慈根在这个位置上工作并不很久；他辞去这个头衔而仍满足于为其撰稿，一直到1888年4月他逝世时为止。由于过分的矜持和避免在大庭广众中露面，他在芝加哥不很为人所知。但是凡是幸而认识到他的人，都爱他的为人，非常尊敬他的性格。”

　　“在他给美国东部的一个朋友写的信中，他曾说过（1886年4月20日）：‘在我来说，对于一个人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并不重视这一区别，因为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是说得过多了。假若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有些是发疯而没有头脑的人，那么，在社会主义者中就有些儒夫。职是之故，我对双方的关怀是一样的。双方的绝大部分人都仍然需要教育，教育的本身就可导致和解。’
　　“1886年5月14日，他又写道：‘我也认为不应该夸大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当炸弹爆炸了和《工人日报》的编辑们被投入狱了，我立即自荐而且被接受了。’他只想做一个合作者，而不想做编辑。他以后又说：‘无政府主义也不会搅得我如此厉害，只有一味制造粗暴的攻击和人身报复的极端主义我才觉得讨厌。我不相信这个已经发生了的现象竟会像神经过敏患者的所作所为那样严重地损害着党。恰恰相反，对人民显示出我们应该如何战斗的例子，是已经有足够的说明的了。’
　　“当狄慈根到了芝加哥，社会主义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曾约请他给《社会主义者》撰写关于芝加哥现状的论文。但是，当他就海马基特事件写好一个报告寄去之后，被拒绝了，理由是‘它直接和委员会的观点相反’。此后，狄慈根在《纽约工人日报》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对《社会主义者》和全国执行委员会予以尖锐的抨击。1886年6月9日，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写道：在这篇论文里我自称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文章本身说明着我之所谓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意思。我对它下了一个比通常更为恰切的定义。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和一些好的和更好的朋友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没有严肃的斗争，我们就不能达到新的社会。我甚至设想，没有混乱的骚动，没有‘无政府’，我们就干不下去。我认为‘无致府’是一个过渡阶段。固执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妄称无政府主义是社会的最后阶段。在这种程度上，那些自以为是最激进的人是狂妄的。但是，只有为着超乎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秩序’而努力的我们，才是真正的激进者。最终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秩序，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假若芝加哥的同志们在那里现在正致力于使事情这样转变的话，那我可以大大地帮助他们。那时无政府主义者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可以和所有国家中最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们一起联合成为一支统一而积极的大军，在这个大军的前面，像斯提贝林、费边、佛格特、维勒克……等意志薄弱之辈，就一定要消散成为无用之物。职是之故，我想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些名词应当‘混合’为一，而使任何头脑不清的人都分不出究竟哪一个是哪一个。语言不只是为分辨事物而服务，它还要为团聚事物而服务——因为语言是‘辩证的’。文字以及首先使语言具有意义的人类的智慧，不过是为我们描绘事物的‘形相’而已。所以，人尽可以自由地使用它们，直至达到目的为止。
　　“这一争论延续了一个时期，当最后留居东部的那位朋友也反对他的时候，狄慈根在他逝世前几天，1888年4月9日写道：‘对于我之接近无政府主义者，我仍然感到满意；同时我相信，由于这种接近我已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狄慈根充满着幽默感，喜欢和他的朋友与亲戚寻开心，但却谑而不虐。当一个熟人提醒到他的一个诺言的时候，他答道：‘绝不要把我说的话当一回事，把一切事情理解像水银一样好了。’
　　“他在给我家里一个女性朋友的信中说到：‘假如孩子们或者他们中间有人抱怨说我所许下的诺言没有都兑现，我希望你不要怪罪我。那倒是这些轻于相信别人的孩子们的过错，对于他们，我从他们幼小时就教他们不要相信我所允诺的每一件事，可惜他们在这一方面是不可救药的。’
　　“另一回，他宣称他在德国还有一项每天两个马克的收入，他接着说：‘明年夏天，我将试着靠这一点钱住在德国的一个乡村里，像落魄的骑士一样；我预期这样做会带给我很大的快乐！’
　　“在1887年7月18日的一封信里，他用诙谐的调子说：‘我曾读过邓采尔的近作《歌德传》。这位高贵的诗人是一个伟大的唐·朱安！他是如何地善于爱慕和厌弃呵！他的一再恋爱，激起我极想去模仿他，只是我害怕会因不真诚而惹出更多的麻烦。整个说来，这个人是一个大可赞扬的角色。’
　　“在1887年的11月，他宣称他收到过一笔文学工作的酬金，他说：‘我现在是一个有钱的人了，一旦我和这里的报纸所订的合约期满，我就将回到德国去，在我的故乡过我所喜爱的隐居生活。这是我的理想。还有，假如在那里，我还能碰上我幼年时代的老恋侣——那是完全可能的——那我真的要向我这个时代挑战了。’
　　“1888年的2月2日，他写道：‘……还有一件事占据着我一大部分精力，我只能十分机密的告诉你一个人。我正在使我幼年时代的一件友谊深化为爱情。假若我知道你非常愿意听的话，我将要多告诉你一些老年人们的蠢事；但现在我要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
　　“狄慈根完成了哲学方面的辉煌成绩，特别是在辩证法上，同时他也精通政治经济学，精研社会工业的发展。由于他的敏锐的洞察，他很快就把握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趋势及其对各国政治情况的反应。
　　“早在1881年，他从德国写信来说：‘在我看来，美利坚合众国在资产阶级社会内有其发展的未来。由于“新世界”的竞争，欧洲的压迫气氛将一扫无余。在德国，农业显然在没落。土地日益变为城市的附庸，转为狩猎场、公园和避暑离宫。假如我们的国家不立即振作而推翻它的剥削者，那末整个的欧洲不久就将变成为美国人的消遣地。从这里，劳动者移往美国，从那里，肥硕的资产阶级移居到这里。这样，他们在美国有工厂，而他们的别墅却在欧洲。’
　　“几年以后，在他给他的儿子写的关于逻辑的第一封信里，他说明民主的与无产者的利益是如此交织在一起地成长着，他继续说：‘在美国，还不曾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一事实证明其是得力于这个国家所处的位置，远过于对它的民主政治的科学知识。广大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那些别无长物的人具有极大的安家立业的优利，这就掩饰了资本与劳动、资本家的与无产者的民主——带括号与不带括号的民主——之间的矛盾。但是，你现在还缺少无产者的经济学的知识，这种知识无疑地会使你认识到：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大踏步前进的美国的共和国土地上，清晰地呈现着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先奴役人民，后来再解放他们。’
　　“这里不宜于详细探讨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和《哲学的成果》这两部主要著作。但是我们可以说，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除狄慈根而外，对于一元论和一切存在的统一性的原理再也找不出谁比狄慈根更善于表达、更坚决而具有说服力。对于作为他的哲学作品的‘助产士’的辩证法，他掌握得如此惊人地生动而富有创造性。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富有兴味的著作里，恩格斯阐释了辩证法的本质，他说：‘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