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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各族人民的权利宣言[2]
……今年6月，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曾宣布俄国境内各民族均享有自由的自决权。
今年10月，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更坚决而明确地肯定了俄国境内各民族享有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
为了执行这两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人民委员会决定以下列原则作为其处理俄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
（1）俄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各自享有主权。
（2）俄国境内各民族均享有自由的自决权，甚至可以分离出去，建立独立的国家。
（3）废除所有一切民族的和民族宗教上的特权和歧视。
（4）凡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和种族集团均得自由发展。
民族事务委员会一经成立，将立即制定关于贯彻上述原则的具体法令。
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杨诺夫〔列宁〕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约瑟夫·朱嘉施维里—斯大林
基辅的中央“拉达”立即宣布乌克兰为独立的共和国，而芬兰也通过设立在赫尔辛福斯的参议院，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独立的“政府”纷纷建立了起来。波兰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即把在俄国军队中的波兰部队抽调到一起，并且解散了他们的士兵委员会，建立起铁的纪律。……
所有那些“政府”和“独立运动”都具有两个共同的特征：第一，它们都是被有产阶级所操纵的；第二，它们都害怕并厌恶布尔什维主义。……
然而，在这令人惊骇的瞬息万变的混乱局势中，人民委员会却在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制度搭好架子。它颁布了《关于社会保险的法令》、《工人监督条例》、《关于土地归土地委员会支配的法令》、《关于废除社会等级和头衔的法令》、《关于废除旧的法院和建立人民法庭的法令》，等等。[3]
一个军接着一个军，一个舰队接着一个舰队，都派代表团来到彼得格勒，“欢欣鼓舞地向新的人民政府致敬”。
有一天，我在斯莫尔尼大厦前面看见一团刚刚从前线上开回来的、衣衫褴褛的士兵。那些面黄肌瘦的士兵排着队伍站在大门口，目不转睛地仰望着斯莫尔尼大厦，好象“上帝”就住在那里面似的。其中有些人笑着指出门上那双头鹰的帝国国徽。……赤卫队走出来站岗了。所有的士兵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好奇的眼光注视着，好象他们尽管听说过赤卫队但却从未见过面似的。他们天真地笑着，从队伍中涌出来拍拍那些赤卫队队员的肩膀，说些半开玩笑、半赞美的话。……
临时政府已经完蛋。从11月15日起，在彼得格勒所有的教堂里，神甫们都不再为临时政府做祷告了。但正如列宁亲自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所说的那样：这还“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开端”。那些反对派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但仍旧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他们施展出俄国人所特有的通力合作的一切本领，专心致志地组织破坏活动，来阻难并破坏苏维埃的工作，并且打击苏维埃在群众中的威信。
受到银行和商业机关的津贴，那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罢工运动组织得很周密。每当布尔什维克党人要来接收政府机关，总是遭到抗拒。
托洛茨基去接管外交部，那些工作人员关上门，不承认他；而当托洛茨基破门而入的时候，他们就纷纷辞职。托洛茨基叫他们把档案库的钥匙交出来，他们拒不从命；直到他带着一批工人要来砸锁时，他们才让步。后来发现，前任外交部次长涅拉托夫已经挟着那些秘密条约躲得无影无踪了。……
施略普尼柯夫试图接管劳动部。天气非常冷。然而部里却没有人生火。在那数百名工作人员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施略普尼柯夫哪儿是部长办公室。……
亚历山大娜·柯仑泰于11月13日被任命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管理慈善事业和公共慈善机关的部）。部里的人用罢工来迎接她，除了四十个人以外，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罢工了。立刻之间，大城市里的贫民以及被收容在慈善机关中的人都陷入无衣无食的惨境。于是，那些饥饿的残废者，那些面有菜色、骨瘦如柴的孤儿们都派出代表团，包围了社会福利部的大厦。柯仑泰泪流满面，把那些罢工的人逮捕起来，直到他们交出了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然而，当她拿到钥匙的时候，却发觉前任部长潘尼娜伯爵夫人已经带着所有的款项逃之夭夭了。潘尼娜伯爵夫人表示，除非有立宪会议的命令，她决不把那些款项交出来。[4]
在农业部、粮食部、财政部，也都发生过与此类似的事。而当那些职员接到命令叫他们回来工作、否则即将失去其职位和养老金时，他们之中有些人仍旧继续罢工，有些人则回来搞破坏活动……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反对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府没有地方招聘新的工作人员。……
那些私营银行仍旧顽固地关着大门，只留一个后门让那些投机倒把的人进进出出。每当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员进来的时候，那些办事员就藏起账簿，挪走现款，离开办公室。在国家银行里，除了管理库房和铸造货币的办事员以外，全体的职员都罢工了。他们对斯莫尔尼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一概拒绝，但却偷偷摸摸地用大宗款项去接济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和市杜马。
有一位特派员，领着一批赤卫队队员，前后两次正式地来到国家银行，坚决要求提取几笔巨款以供政府开支之用。第一次来的时候，有许多市杜马的议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都在场，他们人多势众，把提款所能发生的后果说得那样严重，以致连那位特派员都给吓唬住了。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位特派员带来一道命令，他公事公办地当众宣读了一遍；可是有人提醒他注意，那道命令上既没有注明日期，也没有盖印。于是，俄国人尊重“公文”的传统习惯，使他不得不又退了出来。……
信贷办公室的官员销毁了他们手中的账簿。以致俄国同其他国家金融往来的一切档案材料都荡然无存了。
那些粮食供应委员会，那些属于市政府的公用事业管理局，或者完全停止了工作，或者进行怠工破坏。当布尔什维克党人迫于市民们的紧急要求，设法来帮助或监督那些公用事业时，所有的职员就立即罢工，而市杜马还要向俄国各地发出雪片似电报，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侵犯市政府的自治权”。
在军事总部里，在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机关里，那些旧政府的官员已经同意留下来工作。然而，军队委员会和高级指挥官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苏维埃的工作，甚至根本不顾前线上士兵的死活。全俄铁总执委会满怀着敌意，拒绝运送苏维埃的部队；每一列离开彼得格勒的运兵列车都是用武力征调得来的，而且每一次都不得不把那些铁路上的负责人押起来。于是，全俄铁总执委会又威胁说，如果不把那些人释放出来，它就要立即举行总罢工。……
斯莫尔尼方面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报纸上都说，由于缺乏燃料，彼得格勒所有的工厂势必在三星期之内统统关闭；全俄铁总执委员会宣称，火车势必将于12月l日停止驶行；彼得格勒只剩下三天的粮食了，而且没有粮食运进来接济；前线上的士兵都在挨饿。……可是，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以及那些形形色色的中央委员会却通告全国，唆使人们不要理睬新政府的法令。协约国的大使馆或者是冷眼旁观，或者是公开地抱着敌意。……
反对派的报纸，今天刚刚被查封，第二天早上又用新的名称出版了，连篇累牍地对新政府进行恶毒的讽刺。[5]甚至连《新生活报》都把新政府描绘为“空头诺言和软弱无能的混合物”。
《新生活报》上说道：
人民委员会的政权机构日愈陷入繁琐事务的泥沼中。布尔什维克党人曾经轻易地取得了政权。……却不能运用这个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既无力指挥那现成的政府机构，同时又不能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俾可顺利而自由地遵照社会主义先行者的理论来进行工作。
在不久以前，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管理他们日益发展的党务（这首先是演说者和写作者的工作），而现在，他们又从哪里能找到有训练的人才来执行这千头万绪和纷纭复杂的政府工作呢？
新政府采取行动和进行威胁，它向全国发布了许多法令，一道比一道更激烈，一道比一道更“社会主义”。然而，在这洋洋大观的纸面上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它似乎更象故意用来麻醉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既看不出有解决当前紧要问题的愿望，也看不出有解决当前紧要问题的能力！
同时，由全俄铁总执委会发起的建立新政府的代表大会仍在日以继夜地开会。双方已经在原则上就建立新政府的基本问题达成了协议；正在商讨人民议会的组成问题；暂时选定了以切尔诺夫为内阁总理的内阁；允许布尔什维克党人占有较多数量的少数党席次，但列宁和托洛茨基均不得参加。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农民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都作出决定：尽管他们毫不动摇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罪恶政策”，但“为了停止骨肉相残的流血斗争”，他们将不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人参加人民议会。
然而，克伦斯基的逃亡以及全国各地苏维埃那种惊天动地的胜利。使局势大为改观。11月16日那一天，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坚决主张，布尔什维克必须同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否则的话，他们就要退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马尔金说道：“从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在那里，街垒战的双方都有我们的同志在死亡，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再度提出关于政权组织的问题。我们不仅有权利这样做，而且有责任这样做。……我们已经获得了权利，同布尔什维克党人并肩坐在斯莫尔尼学院内，并且可以站在这个讲台上发言。如果你们拒绝妥协的话，那末，在经过一场激烈的内部的党派斗争之后，我们将不得不转到外而去作公开的战斗了。……我们必须向各民主党派提出一项可以接受的折衷方案。……”
在休会讨论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最后通牒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带着一项决议回到会议厅里来，由加米涅夫宣读如下：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下列的办法是必需的：所有参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党派，只要它们承认11月7日革命所取得的那些成果，即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工人监督生产和武装工人阶级，均得派代表参加新政府。因此，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议参加苏维埃的各党各派进行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谈判，并坚持以下列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
新政府对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名额将扩大到一百五十人。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一百五十名代表之外，再加上各省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七十五人，前线陆海军组织的代表八十人，各种工会的代表四十人（其中各种全俄工会按照其重要性共派代表二十五人，全俄铁总执委会派代表十人，邮电工会派代表五人），彼得格勒市杜马中的各社会主义团体代表五十人。在内阁中，至少要把半数的部长职务留给布尔什维克党人担任。劳动部、内务部和外交部都必须交给布尔什维克党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卫戍部队的指挥权，都必须仍旧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代表掌握。
新政府应着手有计划地把全俄国的工人武装起来。
决定坚决维护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候选资格。
加米涅夫解释说：“代表大会提出要成立的那个所谓的‘人民议会’，大约将由四百二十名议员所组成，其中大约将有一百五十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除此以外，还会有反革命的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代表，由市杜马所选出来的一百名代表（他们全都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农民苏维埃的一百名代表、他们是由阿夫克森齐也夫指派的），以及旧军队委员会的八十名代表（他们早已不再代表士兵群众了）。
“我们拒绝接受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也拒绝接受市杜马的代表。农民苏维埃的代表，应当由我们所召集的农民代表大会来选举；同时，农民代表大会还要另行选举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至于有人建议要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在候选人的名单之外，那简直等于建议要砍掉本党的首脑，我们决不接受。归根到底，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成立‘人民议会’的必要；苏维埃的大门总是为各社会主义党派敞开着的，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就真实地反映着这些党派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对比。……”
卡列林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宣称该党将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议案，但却要求保留修正某些细节问题的权利，例如关于农民代表的问题，并且要求把农业部保留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个要求被接受了。……
接着不久，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答复关于成立新政府的问题时说：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回事。我没有参加谈判……不过，我并不认为那些谈判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当天晚上，代表大会扰攘不安。市杜马的代表们退出了会议。……
但就是在斯莫尔尼方面，在布尔什维克党本身的队伍中，有一个很难对付的反对列宁政策的反对派正在滋长起来。在11月17日的晚上，当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之际，那宏大的会议厅里挤满了人，充满着险恶的预兆。
布尔什维克党人拉林宣称，立宪会议选举的日期快到了，这是结束“政治恐怖主义”的时候了。
“那些用来限制出版自由的措施应该加以修正。在战斗方酣的期间，实行那些措施是有理由的；可是现在，就没有任何口实再那样做了。新闻出版必须自由，只有那些煽动骚乱和暴动的言论才除外。”
在本党同志们一阵暴风雨般的嘘叫和哄闹声中，拉林提出了下列的议案：
废止人民委员会关于出版的法令。
凡属政治上的镇压措施，都只能由按比例代表制组成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特别法庭来决定。同时，这个法庭也有权重新审查那些已经采取过的镇压措施。
这个提案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不仅来自那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也来自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党人。
阿瓦涅索夫代表列宁那一派的人，匆忙地提议把出版问题暂时搁起，等到各社会主义党派之间达成某种折衷办法以后再说。这个提议被绝大多数人否决掉了。
阿瓦涅索夫继续说道：“目前我们所正在完成的这个革命，一向总是毫不犹豫地打击私有财产制；我们必须象处理私有财产那样来考虑出版问题……”
于是，他宣读布尔什维克所正式提出的决议如下：
封闭资产阶级的报刊，不仅纯粹出于武装起义期间的军事必须，不仅是为了镇压反革命活动，而且也是过渡到建立新出版制度的一种必要措施。在新的出版制度之下，那些拥有印刷厂和纸张的资本家就不会成为万能的、独一无二的舆论制造者了。
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在首都和各省没收那些私营的印刷厂和纸张储备，使之成为苏维埃的财产，以便各政党和各团体都能按照它们实际上所代表的思想意识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按照它们的代表人数比例）来使用印刷设备。
如果要恢复所谓的“出版自由”，简单地把印刷厂和纸张退还给那些毒害人民思想意识的资本家，那就会是对资本的意志作不可饶恕的投降，放弃革命所达成的一项最重大的成果；换句话说，那就毫无疑问地是一种反革命性质的措施。
从上述的情况出发，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决反对一切旨在恢复旧出版制度的建议，并且坚定不移地拥护人民委员会在出版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反对那些出于小资产阶级偏见或出于向反革命资产阶级利益公开投降而提出的主张和最后通牒。
这个议案的宣读，屡次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冷嘲热讽所打断，布尔什维克党人中的那些反对派也是一片愤怒之声。卡列林站起来抗议道：“在三个星期以前，布尔什维克还是出版自由之最热烈的保卫者。……可是这个决议中的论调简直使人想起往日那些黑帮和沙皇政体下的审查官的观点——因为他们也是说什么‘毒害人民的思想意识’呀。”
托洛茨基作了长篇发言，赞成这个决议。他认为应当把内战期间的新闻出版和革命胜利以后的新闻出版区别开来。“在内战期间，只有被压迫者才有使用暴力的权利……”（这时会场上有人喊道：“目前究竟谁是被压迫者？你这吃人的生番！”）
“我们还没有彻底战胜我们的敌人，而报纸就是他们手中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之下，封闭报纸乃是一种合法的自卫措施。……”接着，托洛茨基就转过来谈革命胜利以后的出版问题，他继续说道：
“社会主义者在出版自由问题上所抱的态度，应当同他们对贸易自由所抱的态度一样。……目前正在俄国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要求消灭私有财产在新闻出版方面的支配地位，正如要求消灭私有财产在工业方面的支配地位一样。……苏维埃政权应当没收所有的印刷厂。”（这时会场上有人喊道：“把《真理报》的印刷厂没收过来吧！”）
“必须消灭资产阶级在新闻出版方面的垄断。不然的话，那末我们就不值得夺取政权了！每一个公民团体都应当有权使用印刷厂和纸张。……印刷厂和纸张的所有权，首先属于工人和农民，其次才轮到那些居于少数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权转移到苏维埃手中，势必在主要的现存条件方面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就必须在新闻出版方面反映出来。……如果我们要把银行收归国有，难道我们还能容忍金融巨头的报纸出版吗？旧制度一定要死亡；必须彻底地认识到这一点。……”会场上有人喝彩，但也有人发出愤怒的叫声。
卡列林宣称，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权利来决定这样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留给一个特别委员会去解决。他又一次激昂慷慨地提出新闻出版自由的要求。
接着是列宁发言。他态度镇静，不动感情，当他字斟句酌、从容不迫地说着时，额上露出了皱纹；他的每一句话都象一记沉重的铁锤一样。他说道：“目前内战尚未结束；敌人还在同我们周旋；因此不可能废除那些取缔资产阶级报纸的措施。
“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向这样说，当我们掌握到政权的时候，就要封闭资产阶级的报纸。容忍资产阶级的报纸，就意味着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要搞革命，就不能踏步不前；必须永远前进，否则就要倒退。现在，那些侈谈‘出版自由’的人就是倒退，并且阻止了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进路程。
“正如第一次革命挣脱了沙皇专制政体的枷锁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挣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枷锁。既然第一次革命有权利封闭保皇党的报纸，那末现在我们就有权利封闭资产阶级的报纸。不可能把出版自由的问题同其他阶级斗争问题分割开来。我们曾经答应要封闭这些报纸，我们就将这样做。绝大多数的人民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目前武装起义已经结束了，我们决没有意思来封闭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报纸，只要它们不煽动武装暴动或拒不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命令。然而，我们却不允许它们利用社会主义报纸的出版自由做掩护，经过资产阶级的暗中支持，去获得对于印刷机、油墨和纸张的垄断权。……那些重要的物资必须成为苏维埃政府的财产，并且首先要严格地按照其表决力量的比例，分配给各社会主义的政党。……”
于是投票表决。结果以三十一票对二十二票否决了拉林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议案；以三十四票对二十四票通过了列宁的提案。在那少数票中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梁赞诺夫和罗佐夫斯基，他们都宣称他们不可能投票赞成任何对于出版自由的限制。
至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宣称他们不能再对当前所采取的措施负责，并且退出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以及一切其他的行政职务。
有五名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诺根、李可夫、米柳亭，泰奥多罗维奇和施略普尼柯夫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他们发表声明说：
我们赞成由所有参加苏维埃的各党派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我们认为：只有成立那样的一个政府，才可能保障工人阶级和革命军队英勇奋斗的成果。除此以外，那就只有一条道路了：这便是用政治恐怖主义的手段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而人民委员会所走的却正是这样的一条道路。我们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遵循这条路线。我们认为：这条路线势必把许多无产阶级组织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而建立起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使革命事业和国家遭到毁灭。我们不能对这样的一种政策负责，所以我们向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辞去我们的人民委员会委员职务。
还有几个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也在这篇声明上签了名，但却没有辞职。他们是梁赞诺夫、出版管理局的杰尔贝舍夫、国家印刷局的阿尔布佐夫、赤卫队的尤烈涅夫、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费多罗夫和法律编纂局的书记拉林。
同时，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季诺维也夫和诺根都退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公开宣布退出的理由如下：
……为了避免新的流血，为了防止正在到来的饥荒，为了防止卡列金分子摧毁革命事业，为了保证立宪会议能如期召开，为了有效地实施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纲领，都必须建立这样的一个政府（即所有参加苏维埃的各党派组成的政府）……
我们不能为中央委员会所奉行的那种灾难性的政策负责。那种政策是违反绝大多数无产者和士兵的愿望的。绝大多数无产者和士兵都渴望各民主政党之间迅即停止流血斗争。……我们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为的是可以公开地把我们的意见诉诸工人群众和士兵群众。……
我们是在革命胜利之际退出中央委员会的；我们不能坐视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的政策导致革命胜利果实的丧失，导致无产阶级的毁灭。……
工人群众和卫戍部队的士兵们都惶惶不安，纷纷派代表团到斯莫尔尼来，到各社会主义党派为讨论成立新政府而举行的代表大会来。在那个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发生分裂的消息，引起了十分欢快的情绪。
然而，列宁派的答复是迅速而坚决的。施略普尼柯夫和泰奥多罗维奇都服从党的纪律，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上了。加米涅夫被解除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斯维尔德洛夫当选来接替他的位置。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11月20日的早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由列宁写的义正辞严的告俄国人民书。这篇宣言印成几十万份，张贴在各处的墙壁上，并且散发到俄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府。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成立新政府和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新政府成员名单前数小时，曾邀请三位最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即卡姆柯夫、斯皮罗、卡列林等同志参加自己的会议，并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府。我们十分遗憾，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同志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认为他们这种做法，对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拥护者说来是不能容许的，我们随时都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然而我们声明，我们作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党，不仅有权利，而且在人民面前有义务组织政府。……
同志们！我党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李可夫、米柳亭以及其他几个人在昨天（11月4日）退出了我党中央委员会，后面三人并退出了人民委员会。……
逃跑的同志象逃兵一样，不仅抛弃了托付给他们的岗位，而且还违反了我党中央要求他们至少等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后再退出的直接决议。我们坚决斥责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我们深信，一切身为我党党员或同情我党的觉悟工人、士兵和农民也都会坚决斥责这种逃兵行为。……
同志们总还记得，其中两个逃兵，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还在彼得格勒起义以前就有过逃兵行为和工贼行为，因为他们不仅在1917年10月10日那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中央会议上投票反对起义，而且竟在中央作出决定以后，鼓动党的工作人员反对起义。……群众的伟大热情，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在前线上，在战壕中和在农村里所表现的伟大英勇精神，好象火车抛弃木屑一样，轻而易举地抛弃了那些逃兵。
让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资产阶级直接间接的帮手的叫喊声吓倒的分子去惭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
对于那些没有群众拥护，实际上只有科尔尼洛夫分子、萨文柯夫分子、士官生等拥护的知识分子集团所提出的最后通牒，我们是决不会屈服的。……
全国各地的响应就象一阵疾风骤雨。那些反对派根本就不曾有机会“公开地把他们的意见诉诸工人群众和士兵群众”。人民群众以汹涌澎湃之势拥向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猛烈地谴责那些“逃兵”。有好几天，斯莫尔尼挤满了来自前线阵地、伏尔加河流域、彼得格勒各工厂的义愤填膺的代表团和委员会，他们表示道：“他们怎么胆敢退出政府？他们是不是受到资产阶级的收买来破坏革命事业？他们必须回到岗位上来并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只有在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中，情况还有点摸不透。11月24日那一天，士兵们举行了大会，各政党的代表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绝大多数的士兵都表示拥护列宁的政策，并且告诉那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必须参加政府。[6]
孟什维克党人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求释放所有被逮捕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和士官生，要求一切报纸均得享有完全的自由，要求解除赤卫队的武装并将卫戍部队交由市杜马指挥。斯莫尔尼方面的答复是：所有那些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和绝大部分的士官生都早己释放了，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士官生还在押，除了资产阶级的报纸以外，一切的报纸都是自由的；苏维埃将继续掌握武装部队的指挥权。……11月19日，各社会主义党派为讨论成立新政府而举行的代表大会不欢而散，那些反对派一个个地潜往莫吉廖夫城。在那里，他们在前线大本营的卵翼之下，继续接二连三地组织了好几个政府，直到最后灭亡为止。……
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在逐渐剥夺全俄铁总执委会的权力。彼得格勒苏维埃向全国的铁路员工发表了一篇宣言，号召他们迫使全俄铁总执委会交出权力。11月15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仿照其直接对农民呼吁的办法，决定于12月l日召开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而全俄铁总执委会也立即决定在两星期以后召开它自己的代表大会。11月16日，全俄铁总执委会的代表来出席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2月2日的晚上，当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开幕时，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邀请全俄铁总执委会担任交通人民委员的职务——这个邀请被接受了。……
在解决了政权问题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人立即集中注意力去解决那些实际的行政管理问题。首先是，城乡居民和军队都必须有饭吃。一队队的水兵和赤卫队去搜查各地的货仓、铁路终点站，甚至也搜查那些停泊在运河中的驳船，发现并且没收了那由投机商人私自囤积起来的成千上万普特的粮食，特派员分头驰往各省，他们在当地土地委员会的帮助下，没收了许多大粮食商人的仓库。水兵所组成的远征军，五千人为一批，配备着重武器，分头驰往南方各地和西伯利亚。他们的任务是流动的，即夺取那些仍被白卫军所盘据着的城市，建立革命秩序，并征调粮食。西伯利亚大铁道的客车运输暂停两星期，而在这期间，有十三列货车满载着由工厂委员会所收集得来的布匹和铁块，从彼得格勒驶向东方。每一列货车上都有一位特派员，负责用这些工业品去与西伯利亚的农民交换谷物和马铃薯。……
卡列金盘据着顿河流域的煤矿，燃料问题愈来愈严重了。斯莫尔尼下令停止供应剧院、商店和饭店的用电，减少电车行驶的次数，并且将燃料商人私自囤积起来的木柴予以没收。……而当彼得格勒的那些工厂因为缺乏燃料而势将被迫停工的时候，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就从军舰的煤仓里拨出二十万普特煤给工人们。……
在l1月末，彼得格勒发生了“抢酒骚动”[7]（即抢劫酒窖）。这次骚动是从掠夺冬宫的酒窖开始的。有好几天，满街都是些酗酒的士兵。……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反革命分子的魔掌在作祟，他们在部队中散发注明藏酒处的详图。起初，斯莫尔尼的特派员规劝、申诫那些士兵不要酗酒，但却制止不住那越来越厉害的骚乱。接着便发生了士兵和赤卫队队员之间的激烈的战斗。……最后，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出了几连带着机关枪的水兵。水兵们毫不留情地向那些骚动者开火，打死了许多人。委员会奉命袭击了那些酒窖，用铁锤把酒瓶打得粉碎，或者用炸药把酒窖炸掉。……
在各区苏维埃总部的门口，整天整夜都有三五成群的赤卫队队员在值勤。他们纪律严明，待遇也很好，代替了旧日的民兵。在市内各居民区里，工人和士兵都用选举的方法建立起小型的革命法庭，处理那些情节较轻的罪案。……
在一些大饭店里，投机商人的生意仍旧很兴旺。赤卫队包围了各大饭店，把投机商人拘捕下狱。[8]
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他们组织了一个广泛的侦察网，通过那些仆役侦察到资产阶级住宅中的动态，把一切情报都汇报给军事革命委员会。而军事革命委员会则不断地进行严厉的镇压。就是用这种方法。破获了由前任市杜马议员普里什克维奇同一批贵族和军官所领导的保皇党阴谋案，他们曾经策划由一批军官起来暴动，并且曾经写信请卡列金向彼得格勒进军。[9]……也就是用这种方法，才破获了彼得格勒立宪民主党人的阴谋，他们正在用金钱和兵员接济卡列金。……
涅拉托夫慑于因其逃亡而激起的人民群众义愤，又跑了回来，把那些秘密条约交给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开始把那些秘密条约在《真理报》上公布出来。全世界都为之惊骇不已。……
对报纸的限制又增加了一道法令[10]，规定只有政府官方所办的报纸才可以刊登广告。于是，所有其他报纸或者就是以停刊来表示抗议，或者就是因触犯法令而被查封。……一直等到三星期以后，它们才最后屈服。
政府各部门继续罢工，旧政府所遗留下来的官员仍在怠工破坏，日常的经济生活也仍在停顿着。支持斯莫尔尼的只有那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而人民委员会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指导革命的群众运动去同敌人作斗争的[11]。在几篇散发到俄国各地去的文告中[12]，列宁言简意赅地对革命进行了阐述，号召人民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用武力去摧毁有产阶级的顽抗，用武力去接管政府机关。建立革命秩序！保持革命纪律！建立严格的会计制度和监督制度！禁止罢工！禁止游手好闲！[13]
11月20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出了下列的警告：
富人阶级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政府）。而他们的支持者在阻止政府和市政机关的职员进行工作，煽动银行罢工，并且处心积虑地想截断铁路、邮电的交通。
我们严正地警告他们：玩火者必自焚。目前全国人民和军队都受到饥馑的威胁。为了战胜饥谨，一切服务部门都必须正常地进行工作。工农政府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供应全国人民和军队的生活必需品。反对这些措施，那就是反人民的罪恶行为。我们警告那些富人阶级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如果他们不停止他们的破坏活动和挑衅行为，致使粮食运输停顿，那末，首先尝到苦头的将是他们自己。他们将被剥夺掉领取食物的权利。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粮食储备将被征用，而那些主要罪犯的财产将被没收。
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警告过那些玩火者了。
我们深信：如果我们有必要采取断然处置，全体的工人、士兵和农民都会坚决拥护我们的。
11月22日，彼得格勒市内各处墙上都张贴着下列的《紧急通告》：
人民委员会接到北方前线司令部的急电，内称：“不能再拖延了，不能让军队活活地饿死；目前北方前线的部队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得到一点面包，而再过两三天，就连面包干也要吃光了（这是从储备中少量地拨给他们的，以前从未动用过）。……来自前线各地的代表已经在纷纷谈论，说有必要把一部分军队撤往后方。他们并且预料士兵在几天之内将要相率逃亡。这些士兵濒于饿死，被一年之久的战争在战壕中折磨得疲惫不堪，身患重病，衣衫单薄，赤着双脚，被那远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艰难困苦逼得快要发疯。”
军事革命委员会请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和彼得格勒的工人们注意这份急电。前线上的情况，要求我们立即采取紧急而果断的措施。……可是，政府机关、银行、铁路和邮电部门的高级职员却在罢工，阻碍着政府调运物资供应前线的工作。……每一点钟的拖延，都会使成千上万的士兵丧失生命。对于前线上饥寒交迫、濒于死亡的兄弟们说来，那些反革命的公务员实为最可耻的罪犯。……
军事革命委员会向那些罪犯提出最后警告：如果他们继续稍有阻难或抗拒的行为，那末，我们将按照其所犯罪行的严重性予以严厉制裁。……
全国各地的工人群众和士兵群众都义愤填膺，纷纷响应。然而在首都方面，那些政府机关和银行的职员们却印发了成百成千的公告和呼吁书[14]，表示抗议，并且为他们自己辩解。下面就是一份那样的公告：
请全体公民们注意：
国家银行停业了！
为什么呢？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国家银行采用暴力。已经使我们不可能进行工作了。人民委员会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求提款一干万卢布。而在11月27日，他们又要求提款两干五百万卢布，却根本没有说明要这些钱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国家银行的职员不能参与这种掠夺人民财产的勾当。我们停止了工作。
公民们！国家银行里的钱是属于你们的，是人民的钱，是你们用劳动和血汗挣得的。公民们！起来拯救人民的财产，使之不横遭掠夺，并且把我们从暴力压迫下拯救出来，那末我们马上就会复工的。
国家银行职员司启
粮食部、财政部、特别物资供应委员会的公务员都纷纷声明说，军事革命委员会使职员们无法进行工作；他们并且呼吁居民们来支持他们反对斯莫尔尼。……可是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士兵都不相信他们的话；人民坚定地认为那些公务员是在怠工破坏，是在使军队挨饿，使人民挨饿。……那等着买面包的长队还和从前一样站在冬日严寒的街道上，但这时他们已不象过去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期那样责骂政府了，而是责骂那些怠工破坏的公务员。因为他们都懂得：现在的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是他们自己的苏维埃，而前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
市杜马及其好斗的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为一切反对苏维埃政权活动的中心，它们抗议人民委员会的每一项法令，一次又一次地投票决定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并且公开地同在莫吉廖夫城建立起来的一些反革命“新政府”合作。……例如，在11月17日，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就曾经向“全国各地的市政机关、地方自治局、一切农民、工人、士兵以及其他公民的民一和革命的团体”
发出呼吁，其中说：
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并且和它进行斗争。
在各地成立地方性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它们应当把所有的民主力量都团结起来，以便协助全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完成它所负担的住务。……
这时，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选举的结果[15]，使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议席。于是，甚至连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都指出：市杜马应当改选，因为它早已不能再反映彼得格勒居民中政治力量的对比了。……与此同时，工人团体、军事单位、甚至连附近乡区的农民都纷纷把雪片般的决议案送往市杜马，称市杜马为“反革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组织，并且要求它辞职。在市杜马存在的最后那几天，它特别显得动荡不安。那些市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愤起要求享有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待遇，并且威胁着要举行罢工。……
11月23日，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式下令解散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11月29日，人民委员会明令解散彼得格勒市杜马，另行改选。命令说：
鉴于9月2日选举出来的彼得格勒市中央杜马……显然已经丧失了代表彼得格勒居民的权利，而完全同彼得格勒居民的心情和愿望背道而驰……并且鉴于市市杜马中大部分的人员，尽管已经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群众的拥护，但却继续滥用其所享有的特权进行反革命活动，抗拒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破坏并阻挠政府各部门的正常工作：因此，人民委员会认为它自己有责号召首都居民来对市自治机关的施政方针作出判断。
为此，人民委员会决定：
（1）解散彼得格勒市杜马；解散令自1917年11月30日起生效。
（2）在新杜马的代表接任以前，所有那些由旧杜马选出或任命的人员必须继续留在他们原来的岗位上，并执行其份内的职责。
（3）所有市政机关的职员都必须继续执行其份内的职责。凡有擅自离职者，即以解雇论。
（4）新的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定于1917年12月9日举行。……
（5）新选举出来的彼得格勒市杜马将于1917年12月11日下午二时举行会议。
（6）凡有拒不服从此项法令者，以及故意损害或破坏市政机关的财产者，立即予以逮捕，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市杜马不顾人民委员会的命令，仍然举行了会议，并通过了一些决议，说什么它要“坚守它自己的阵地，直到流尽最后的一滴血”，并且拼命呼吁居民们来拯救他们“自己所选举出来的市政府”。然而，居民们或者无动于衷，或者怀着敌意。11月30日，市长斯莱德和几名市杜马的议员被逮捕，但经过审讯后就被释放了。在当天和第二天，市杜马还是继续开会。在开会期问，不时有赤卫队队员和水兵闯进来，客气地要求会议散会。在12月2日的会议上，当一位议员正在大发宏论的时候，有一名军官带着一些水兵走进尼古拉大厅，命令那些议员们离开，否则就要动武。他们果真采取了强迫手段，那些议员们虽然直到最后还在抗议，但终于“向暴力屈服了”。
新的彼得格勒市杜马是在十天以后才选举出来的。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拒绝在这次选举中投票，结果当选的议员几乎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党人[16]……
然而还剩下几个充满危险性的敌对势力中心，诸如乌克兰“共和国”和芬兰“共和国”，都明显地表露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倾向。在赫尔辛福斯，在基辅，当地的政府把它们认为靠得住的军队集中起来，开始进行扑灭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并且要解除俄罗斯军队的武装，将之驱逐出境。乌克兰的“拉达”已经把整个南俄置于它的管辖之下，并且正在向卡列金接济兵员和补给。芬兰和乌克兰正在开始同德国人进行秘密谈判，而且立即得到协约国政府的承认。协约国政府以大宗的金钱贷给芬兰和乌克兰，同当地的有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建立反革命的中心，进攻苏维埃俄罗斯。而最后，当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在这两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的时候，那些被打败了的资产阶级就邀请德国人来帮他们恢复政权。
不过，对苏维埃政府来说，最可怕的威胁还在俄国内部，而且有两股力量；一是卡列金的骚动，一是设立在莫吉廖夫城的前线大本营，杜鹤宁将军已经在那里掌握了指挥权。
那个无所不在的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为对哥萨克兵作战的司令员，同时动员工厂工人参加红军。成百成千的宣传员被派往顿河流域去工作。人民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告哥萨克劳动人民书[17]，
阐明苏维埃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那些有产阶级（官僚、地主、银行家及其同伙、哥萨克的贵族、地主和将军）如何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革命，并阻止人民来没收他们的财产。
11月27日，有一个哥萨克人的代表团到斯莫尔尼会见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要求弄清楚苏维埃政府是否真地不打算把哥萨克人的土地交给大俄罗斯的农民进行分配。托洛茨基答道：“是真的，我们不打算那样做。”那些哥萨克人商议了一会儿，接着又问道：“那末，苏维埃政府是不是打算没收我们哥萨克大地主的庄园而分配给哥萨克劳动人民呢？”列宁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说道：“这件事要由你们去做。我们将支持哥萨克劳动人民的一切行动。……一开头最好是成立哥萨克人的苏维埃；你们可以派代表参加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然后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政府了。……”
那些哥萨克人严肃地思索着，离开了斯莫尔尼。过了两星期，卡列金将军接见了他的部队的一个代表团。代表们问道：“您是否允许把哥萨克地主的大庄园分配给哥萨克的劳动人民？”
卡列金回答道：“除非踏过我的尸体，才可以那样做。”过了一个月，卡列金眼看着他部下的军队纷纷离散，化为鸟有，他开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于是哥萨克人的骚动就平熄了。……
同时，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党派的领导人（从阿夫克森齐也夫一直到切尔诺夫之流）、旧军队委员会的活动分子，以及那些反动军官，全都集中在莫吉廖夫城。前线大本营坚决不承认人民委员会。它把那些敢死队、圣乔治勋章获得者以及前线上的哥萨克兵都纠集在它的周围，并且暗中与各协约国的武官、卡列金以及乌克兰的“拉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各协约国政府对于11月8日的《和平法令》都避不作复。在《和平法令》中，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曾建议各交战国一律停战。
11月20日，托洛茨基向各协约国驻在彼得格勒的大使们提出下列的照会[18]：
大使阁下，我很荣幸地通知您：在11月8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人民委员会的形式，建立了俄罗斯共和国的新政府。这个政府的主席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而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受命主管外交工作。
请您注意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文件。在这项文件中，我国政府建议停战，并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缔结一项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性和约。同时，我很荣幸地请您把这项文件当做立即在一切战线上停战、并立即举行和平谈判的正式建议而加以考虑。这个建议由俄罗斯共和国的全权政府同时向各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提出来的。
大使阁下，请接受苏维埃政府对于贵国人民所表示的崇高敬意。贵国人民也和其他一切国家的人民一样，被这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弄得虚耗殆尽，渴望着和平。……
就在同一天的晚上，人民委员会打电报给杜鹤宁将军说：
……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毫不拖延地向各国（不论是敌国还是盟国）正式提出停战的建议。外交人民委员已把根据此项决策拟定的照会达达各协约国驻彼得格勒的代表。
最高总司令公民，人民委员会命令你……向敌方军事当局提议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进行和平谈判。为了责成你进行上述的初步谈判，人民委员会特命令你：
（1）必须随时把同敌军代表进行初步谈判的每一步骤用直通电报报告给人民委员会。
（2）在未经人民委员会批准以前，切勿在停战条例上签字。……
各协约国的大使们在收到托洛茨基的照会后都傲慢地拒不作复，但却向报界发表匿名谈话，通篇都是咒骂和讥嘲。人民委员会给杜鹤宁的那一道命令，也被公开指责为叛国行为。
至于杜鹤宁本人，他根本不表态。11月22日，人民委员会用直通电报找他谈话，问他是否打算服从命令。杜鹤宁答道，如果不是“为全国人民和军队所拥护的政府”发出的命令，他概不服从。
人民委员会立即用电报解除杜鹤宁最高总司令的职务，并任命克雷连柯接替他的位置。列宁遵循他向群众呼吁的策略，用无线电向各团、师、军的委员会。向陆军和海军的全体士兵和水兵们广播。使他们明悉杜鹤宁违抗命令的事实，并且命令说：“前线上的各个团都必须选派代表，同对面阵地中的敌军部队开始进行谈判……。”
11月23日，各协约国的武官均遵照其本国政府的训令，向杜鹤宁提出一项照会，严重地警告他不得“违背协约国之间所签订的各项条约的条件”。照会中还说道，如果竟同德国单独停战，这一行动势必将使俄国“遭到极其严重的后果”。杜鹤宁马上就把这项照会分发给所有的士兵委员会。……
第二天早上，托洛茨基又向部队发表了一篇呼吁书，说各协约国代表的照会是公然干涉俄国的内政，并且是露骨地企图“用威胁的手段强迫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继续进行战争，以执行沙皇所签订的那些条约”。……
斯莫尔尼发出一道又一道的文告[19]，谴责杜鹤宁及其周围的那些反动军官，谴责那些聚集在莫吉廖夫城的反动政客。这些文告激动了那些分布在长达一千英里前线阵地上的数百万义愤填膺、疑虑重重的士兵。而在同时，克雷连柯率领着三队具有高度革命热忱的水兵驰往前线大本营，并透露出将施行报复[20]。克雷连柯到处都受到士兵群众热情洋溢的欢迎，一路凯歌行进。中央军队委员会发表了一篇赞同杜鹤宁的宣言；于是立刻有一万人的部队出动，直捣莫吉廖夫城。……
12月2日，莫吉廖夫城的卫戍部队起义了。他们控制了全城，逮捕了杜鹤宁和军队委员会的人员，并且高举着胜利的红旗，出城来欢迎新任的最高总司令。第二天早上，克雷连柯进驻莫吉廖夫城，只见一大群怒吼着的士兵围住一辆火车车厢，杜鹤宁就被囚禁在那里面。克雷连柯发表演说，劝士兵们不要伤害杜鹤宁，因为要把他解往彼得格勒由革命法庭予以审判。当克雷连柯讲完话的时候，杜鹤宁本人突然在车厢的窗口出现，好象要对那一大群人说话似的。于是，激怒的人群一声呼啸，冲进车厢，向那个旧军队的将军猛扑过去，把他拖了出来，打死在车站的月台上。……
就是这样，前线大本营的叛变结束了。……
由于摧毁了俄罗斯境内敌对军事力量的最后一个重要堡垒，苏维埃政府的力量就大大地加强了。它满怀着信心，开始从事于国家的组织工作。这时有许多旧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投奔到它的旗帜下面来，而许多其他党派的成员也都来参加政府工作了。不过，那些只想得到优厚待遇的人却大失所望，因为政府颁布了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工资的法令，规定人民委员的工资（也就是最高的工资）为每月五百卢布（约合美金五十元）。……由协会联合会领导的政府机关职员的罢工运动垮台了，原先支持过这次罢工运动的金融集团和商业集团都不再支持它。银行职员们又都回到他们原来的职务上来。……
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成立了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在农村中实行《土地法令》，在军队中进行民主改革，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进行彻底的改变——所有这一切，都是只有依靠工、兵、农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才得以实现的。尽管一开始还比较慢，犯了不少错误，遇到了许多障碍，但一个无产阶级的俄罗斯却正在建立起来。
布尔什维克之取得政权，不是通过同有产阶级或其他政党的领导人进行妥协，也不是通过同旧政府机器进行调和。这个革命，也不是通过一个小集团用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来达成的。如果广大的俄国人民群众不乐意进行武装起义，它是一定会失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其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实现了人民群众最下层的那种普遍而又单纯的愿望，号召他们来参加推翻并粉碎旧制度的工作，然后再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同他们一道，建立起新世界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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