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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
约翰·里德
1917年
来源：《约翰·里德报告文学选》
这是一个潮湿闷热的夜晚，在夏季的华盛顿常常会遇上这样的天气。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来到书房，大家脱去外衣，这样更自在一点。男仆这时端上了冰块、苏打水、高脚玻璃杯，还有香烟雪茄等。
我们这一伙一共四、五个人，除了我是个生人外，其余的人都是刚大学毕业一年左右的机灵小伙子。他们正在军火委员会、胡佛的粮食署或是国防委员会里无数下属机构承担一些不取报酬的义务工作。
这些人因为家境优裕，所以能够在华盛顿从事为战争服务的工作。至于为生存而竞争的实际经验，他们是半点全无。他们想得更多的还不是政治权术，而是心理学研究或是文艺批评。他们相信一种政治理论，认为理性终将征服整个人类。他们把战争和征兵制看作是推行这种理论的一种步骤因而接受了下来。另外还要补充一点，这些年轻人个个都准备为此而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甚至不惜以身报国。有一个小伙子打算入伍参加航空兵，其他人则认为他们如果担任出谋划策或是组织工作比蹲在战壕里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有一个小伙子说道。
“有一天晚上，我、乔和乔治还有牛顿，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吃晚饭，另外还有国防部的人和几个在国防委员会的小组中工作的大老板。”
“我们总想找到某种‘话题’，按旅行推销员的行话，叫作去‘推销战争’。我们坐在那儿足有三个钟头，绞尽了脑汁，但是除了明显的谎话之外，找不出一条站得住的理由可以煽起大街上公众的爱国主义激情。当然，我们自己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但作为一种宣传运动，这些理由却都有点太那个，嗯‘唱高调’了。”
这位热心向往飞行的小伙子说完后便躺下身子，冲着天花板，喷出了一口昂贵的雪茄的烟雾。
“你们知道这需要什么吗？一条就够了——伤亡公告。这就是英国人成功的诀窍。一开始他们根本没办法使英国公众对战争发生兴趣：因为无法使英国人民觉得战争和他们自己有什么联系。不过要说起来，这还得感谢德国人的残暴，因为一旦阵亡名单以及伤残名单发布下来，对德国人的憎恨感情马上会通过这些伤残阵亡人员的家属散布到全体人民当中去的。到打仗的时候，这种社会公愤就是爱国主义。”
“假如让我去做战争鼓动工作，我就先让三、四千名美国士兵去送死。保证一下子就能唤起全国的激情。”
我相信，要是真能用牺牲他本人这种简单的办法就能使整个美国觉醒过来，那么这位年轻人会毫不犹豫地来扮演这样的角色，而且他这样做并非出于任何浪漫主义的幻想而不过是要利用一下公众的情绪去实现一种完全合乎情理的目的。但是他很清楚，美国人民是丝毫不会被打动的，对此他也是毫无办法的。唯一能打动他们情绪的只有那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损失所带来的痛苦和忧伤。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让几千名小伙子送死去吧。
现在人命不值钱，要用毁灭几千名年轻人的办法（这个数低于世界各个战场每天的死亡人数）作为获取人类自由的妙方，我知道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找人，而且不必用征兵的办法。然而，在不值一文的夸夸其谈的诱迫下，企图用推行过分复杂和令人难以捉摸的政治理论来激励人民的情绪，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同煽起欧洲战火的那种古老的不民主的、在幕后一手操纵的阴谋诡计没有什么两样。
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跑了许多国家和战争前线并访问了各个交战国的首都，另外还观察了五条前线的交战情况。我的一位挚友现在责怪我没有把握住这场战争的真实意义，对这场全球性的剧变所引起的人们迥然不同的态度和影响也无动于衷。他认为我在采访时是带着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成见：即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统治阶级不负责任地、恶毒地用欺骗手段将他们的人民推向了战争，并因而拒绝接受其他的解释和看法。
我不否认我这次出国是带着一种想法的，而实际上，我的想法也正是如前所述的那样。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至少有一套他自己的理论。但是我很快就清醒了：我发现就许多国家的民族而言，欺骗手段是多余的，因为他们本身缺乏足够的理智，就连那些社会主义者和反对军国主义的群众也是如此，他们看到大街上飘扬的旗帜，听到雄壮的战鼓声也很快就把自己的信念抛在脑后。
对于这场战争中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和光荣业绩，我恐怕从来就不甚了了。在我最初来到法国的头几个星期里，我几乎认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用鲜花装饰起来的，满载着欢唱的小伙子的军用列车。这些1914年毕业班的学生如此快乐而又不加思索地奔赴了战场。在这之后我到了巴黎。当时的巴黎，完全不象许多记者所描述的那样充满严肃、坚定和英勇的气概，而是充满了恐惧症。老百姓惊恐万状，人们踩倒了妇女和儿童，极为粗野地争先挤上南逃的列车。
我目睹了这许许多多丑恶的行径——有钱人把他们漂亮的别墅置于红十字会的保护之下，然而一旦德军撤退到埃纳之后，他们就又把自己的房子收了回去。一些做小买卖的人也乘机从士兵们身上赚钱。战地医疗队与红十字会之间还经常发生一些小摩擦，因而造成几千张病床空在那里，可是很多伤病员却躺在特维里的卵石路上，被雨水浇淋而悲惨地死去。
产生这些现象的背景又是什么呢？一个民族全体奋起去反击侵略，但是又不太愿意去进行一场大屠杀。我想，大多数人认为这场屠杀是非常愚蠢的和毫无用处的。这里四处空空荡荡，除了各种旗帜，就是一阵阵搜捕间谍的狂暴行动，许多妇女眼里充满了愤怒的神情，而德国人的飞机常常闷声闷气地从脑袋顶上往下扔炸弹。战争带来了冲击，正常的生活秩序慢慢地但又是不可避免地被打乱了，整个城市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在这以后，缺胳膊少腿的人，和在爆炸声中受了刺激而神经失常的人多起来了，在小巷里，衣衫褴褛、排队等候免费公共食堂开饭的队伍也愈来愈长。
马恩河的战役多少提高了人们一点情绪。但是留在巴黎可以庆祝一番的人却寥寥无几了。全城竖起的无数面彩旗，在明媚的阳光下毫无生气，好象是在苦笑。街道上没有行人，到夜晚更是一片漆黑。这里没有一点凯旋式的热潮，没有英雄主义，没有钟声，也没有公众的欢庆集会。当全国的男人都蹲在战壕里的时候，这一类活动便无声无息了。而当几百万人面临着最可怕的死亡的威胁时，这三年来欧洲各国军队勇敢对峙的那种英雄气概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英雄好汉有几百万之多！这就使得军人的勇气成为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了。
为什么我看到的竟会是这样一种情景？我希望看到动人的景致、戏剧性的情节和活生生的人；但是看到的都是些单调无味的东西，而那几百万人也变成了一部机器上的毫无感觉、毫无意义的零部件。战场上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我亲眼观察了马恩河战役中的多次战斗，在堑壕战刚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我和亚眠北部的法国人在一起。战斗几乎全是一些同样机械而呆板的行动。最初我们还是很好奇，总想了解采用了哪些新的作战方法，但是，就象战壕里那些士兵一样，那种新鲜劲儿没过多久就所剩无几了。
在马恩河的战斗中，有一天晚上，我在克雷西的一个小村子里碰到了几个英国运输部队的士兵，我们一道竖起耳朵听着北方撕破夜空的大炮的怒吼声。我真搞不懂为什么这些英国小伙子要来打仗。当然，他们本人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他们只知道有人去参军了，所以他们也鬼迷心窍，想离开家乡出去见见世面，更何况，钱还挣得不少呢。
大约是在1914年10月1日，当天我不得不在加来过夜。完全出于一种形单影只百无聊赖的心情，我终于找到了当地的一处（也是唯一的一处）能够享乐一番的场所，那儿有酒、有歌声，还有女人。整个酒馆里挤满了士兵和水手，很多人是从前线下来的。我很快同一位法国士兵聊了起来。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是一名国际主义者呢。另外他还愈来愈起劲地告诉我，他曾经看守过德军俘虏，他们都是好样的，而且也都是社会主义者。
“那么我问你，”我说，“你既然是国际的成员，为什么你要参加战争呢？”
“那当然，”他一面回答，一面用两只明亮的眼睛看着我；“那是因为法国受到了侵略。”
“但是德国人也宣称你们侵略了德国。”
“是的，”他回答得很肯定。“我知道他们是这么说的。那些俘虏就对我这么说过。嗯，也许他们说的是真的。我们很可能都受到了侵略……”
在伦敦，到处张贴着象“国王需要你们！”“国家需要你们！”“参军打仗去吧！”这类巨大的标语口号。所有的露天广场上，一群群的年轻人在接受军训。由于那时工人们及伦敦东区的市民[1]对战争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参加军训的人主要是一些银行职员，证券经纪人，大学及公学的学生[2]，甚至还有中产阶级和比较富裕的人。第一支英国远征军从蒙斯[3]南下途中已经被歼灭了；整个英国为此气疯了，他们的愤怒达到了顶点，紧接着，就组织起了“基钦纳[4]的那些暴民军队”。
英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缺乏了解而且对战争也不感兴趣。但是打仗主要还得靠他们，不论是志愿参军或是应征入伍。工商企业开始解雇那些适龄当兵的雇员。有一份所谓爱国黑名单，在名单上的人是不会找到其他工作的，要么当兵，要么挨饿。我记得曾经看到一队卡车驶过特拉法加尔广场，卡车上载满了年轻人，卡车四周都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哈罗德’献给大英帝围的礼物。”卡车上的年轻人都是“哈罗德百货公司”的雇员，他们是被送往征兵站去登记入伍的。
当时在伦敦还有另外一些事情使人感到不舒服。在早上，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大轿车在城里不停地转来转去，车子的挡风玻璃上贴着号召参军入伍的标语，轿车里面坐着一些悠闲自在，吃得脑满肠肥，穿得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商店里货架上的“德国制造”的标签已被撕去，换上了“英国制造”的字样，大饭店里仍在供应莱茵和摩泽尔的葡萄酒，但是商标也被涂掉。红十字会在这里举行各种盛大而庸俗不堪的音乐歌舞义演，于是1914年秋季便成为“伦敦最欢乐的季节”。
当人们一旦弄清英国的统治者实际上并不相信他们自己宣传的那一套陈腐说教时，所有关于“德国的军国主义”，“小国的权利”以及“凯撒主义快滚开”这一类的陈词滥调听起来是多么令人作呕。但是，为了“比利时受到侵略”，一纸空文似的条约被撕毁，而要去卖命打仗的还不是普通老百姓。正象在我们美国，当威尔逊总统大谈美国的“民主”，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为“民主而战”等等的论调时，一切有识之士总不免要感到啼笑皆非一样。
人们一般认为柏林当局在这方面的虚伪程度似乎要稍低一些，因为德国人这些年来一直在为战争做准备。在德国也不必象在英国或是法国那样为此大肆宣传，另外在德国对战争持不同看法的人也少得多。然而人们必须看到，那残酷的战争机器把几十万士兵牢牢抓住，使他们身不由己，变成了一群穿着灰制服的机器人，把他们送到比利时，犹如一条宽阔无尽的激流汹涌无情地吞噬着一切；整营整营排成了方阵的士兵在被死神笼罩的碉堡周围倒下去。那种可怕的景象远远超过了我在其他国家之所见。现在有谁敢站出来说德国人民是了解战争的真情呢！不！他们是连一点真情都不知道的。整个民族正被送进战壕。人民没有机会去了解真情，发表反对战争的意见。这种做法除了俄国之外，比起别的国家似乎更残忍一些。
我到过德军前线，士兵们的大腿都泡在水里，身上长满了虱子。八十码开外的泥泞壕沟里，只要有任何一点动静，他们就开枪。这些士兵一个个看上去象个泥人，他们冻得不断发抖，每天晚上，都有人变得精神失常。战壕之间的空地上，大约有四十码宽，有一堆尸体是法国军队在上一次进攻之后留下的，那些伤员也在那儿慢慢地死去了，没有任何人设法去营救他们；而现在，这些尸体正慢慢地在烂泥中陷下去，把他们自己埋葬在那儿。在这个鬼地方，士兵们要在战壕里呆三天，然后再回到比利时的科明休息六天并享受政府提供的啤酒、女人，那里还有一个流动图书馆。
这些士兵满身泥土，冒雨紧靠着潮湿泥泞的战壕，躲在小小的钢盾后面，听到有动静便开枪。我问他们究竟谁是他们的敌人？看到这些人一个个迷惑不解地瞪着我，我便解释说，我想知道在八十码开外的战壕里跟他们作战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说不清楚，说不准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比利时人，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但他们对此并不在乎，只要有点动静，有了射击目标，这就足够了。
沿着千里漫长的俄军战线，我看到几千名年轻的壮小伙子，他们没有武器，没有装备，甚至经常要俄肚子。尽管如此，他们却奉命开赴前线，用棍棒以至赤手空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止德国人的前进。如果有人觉得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愿意打这场战争，那他只要竖起耳朵仔细地听一听，就会明白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开始打破他们多少年来沉默，要求和平的呼声正不断高涨。
至今尚无人描绘过旧时代俄国军队内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野蛮制度，而正是这种野蛮的专制制度驱使俄国的年轻人去送死。我曾经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亲眼见到一个军官狠打一名士兵耳光，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士兵在行军礼时态度不够尊重。士兵被当作畜性一样来对待，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对俄国的农民来说，那些日本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奥地利人以及普鲁士人究竟和他们有什么仇呢？为什么非要他们抛下自己美好的家园，去挨对方的炮火，把自己埋葬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假如说塞尔维亚被奥地利人侵略了，或者是比利时受到了德国人的侵略，那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俄国农民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反对吞并、反对赔款！”“各国人民都有权利决定自己政府的形式！”而这些朴素的要求竟会如此触怒西方民主国家。在塞尔维亚，我首先为这场战争造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破坏而感到震惊，同时我也看到，尽管战争破坏、瘟疫蔓延，人民却始终未被征服；其次，大量证据充分说明，一些大国玩弄一系列阴谋诡计，出卖了塞尔维亚的统治者，直接挑起了战争。一位年轻的塞尔维亚人告诉我关于暗杀奥地利大公的阴谋是如何策划的，而塞尔维亚政府又是如何容忍了这种安排以及由俄国的部长付钱的各种详情……。
十分有幸的是，当保加利亚的国王和德国外交迫使保加利亚参战时，我正好在该国，这使我得到一次机会能够研究一个现代国家欺骗本国人民的行径。由于保加利亚十三个政党中有七个——代表了人民的多数——是反对战争的，并且通过他们正式任命的代表向国王转达了他们的立场，要求召开议会进行讨论。但是，国王、大臣们以及军方首脑的回答却是突然地发布了战时动员令。决策人物的大笔一挥就把一个国家变成了一支巨大的军队。从此，公民之间的一切正常联系立刻停止了，所有的抗议活动也都销声匿迹了，或者说是淹没在血泊中了。
我本来还可以接着谈谈意大利、罗马尼亚以及在德国人统治下的比利时。在我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一个主要的而且是不断反复出现的事实，那就是：这绝非是一场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各个国家的人民大众过去没有，现在也还是没有要继续打仗的动机，除非出于自卫或是复仇；即使在目前，只要上面有一道命令，所有在前线的几百万军人也会马上停止战斗，放下手中的武器回家去的……
我在欧洲所见到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恐怕是尽管到处都有战争，但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还是处处顽强地显示着力量。特别是处在交战国之间的那些中立国家里，情况更是这样。在那里，各敌对国家的公民相遇时，都很友好坦率地交流思想感情。我感到，由于国与国之间那种盲目的战争，人民之间的联系似乎更紧密了。无数令人鼓舞的迹象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主义精神是人类的一种本性。我在荷兰甚至还见到英国人和被拘留的德国士兵友好交往，尽管彼此互不通晓对方的语言，而无论是在瑞士还是在罗马尼亚的边远地区，德国人和法国人凑到一块儿谈生意并保证要进一步加深相互间的友好关系。
在美国，我们很快会对有些问题感到难以理解，比方说，过去我们竟然同德国人交过朋友而今后也还会同他们交朋友这一类的事情。一批批被征召士兵的伤亡名单不久就会公布，我在华盛顿的那一位年轻朋友所预言的那种情况也会出现；我们将开始憎恨德国人——“这种社会公愤就是爱国主义。”过去，反战主义者已受到过士兵和水兵们的殴打，因此我们已经尝到了一点这种“爱国主义”的滋味。今后这种势头还会更加猛烈干百倍，而且还会有蛮横的逮捕和镇压。但是我们要象保卫自己的自由权利那样勇敢地站出来说，这是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这是在用一种违反民主的方式去实现所谓的“民主世界的安宁。”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对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也包括德国，这场战争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的表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胆敢向那些拿着武器作战的人们，公开地问他们想不想打仗，或者是在战争已打响之后，问他们是否愿意继续打下去。在所有这些交战国家里，那些领袖们的头上现在都炫耀地贴上了“民主”的字样，而就在这些国家里，一小撮大富豪控制了整个国家，而广大的劳工群众则十分贫困。比利时，这个惨遭各国劫掠的受害者，在和平时期实行的是欧洲最残酷的工业资本家寡头统治，比利时的人民受苦最深、受剥削最重。然而正是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被驱使与德意志帝国的强权作战来保卫他们那些资本家主子们。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现在几百万美国青年在“民主”的口号下很快就要开赴欧洲战场去杀德国人或是被德国人所杀。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是工人，但不知他们是否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他们的雇主们绝对不会因为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而不去榨干在他们工厂中做工的工人们的最后一滴血汗。他们或许认识到，也可能认识不到，政治力量如果没有经济力量的保证，所谓“民主”就是一句空话。也许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决定是否要打仗的最好的民主方法是去征求那些要被送去打仗的人的意见。
有人会说，光是抱怨我们政府的一些不民主的作法是很容易的，但是究竟应当怎样做才好呢？我认为威尔逊总统应该走上大街，拦住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并征求对方的意见，人们会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做。
我所了解到的普通老百姓对战争的态度是这样的，在战争最初爆发时，普通老百姓觉得自己在两个交战国集团之间是完全中立的。后来他们的同情心逐渐转向了协约国，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从来没有坚定到甘愿为之流血牺牲。不论你是否高兴，威尔逊之所以能够当选为总统，毫无疑问，正是因为他“使我们避免参与战争”。
普通老百姓的态度说来不过如此。但是当一船船的军火被运往欧洲时，他们多少觉得于心有愧。至少使他们感到这是不公平的。他们本来也会很高兴地禁止军火出口。他们认为美国人大老远的跑到那些战争地区纯属多管闲事，这简直就象一个小孩子跑到传染病隔离医院去玩捉迷藏的游戏，而他们是赞成去警告那些美国人并使其撤出欧洲，或者无论如何也要使那些船只不要靠近交战国。至少，他们认为强制性的军事服役显然是不符合美国国情的。
我并不认为，普通人的上述想法一直维持了三年之久。在整个新闻界、宗教界、大学、银行以及商业界都不断齐声高唱着同一个腔调——恐惧和憎恨。在这方面，美国表现了空前的一致。不！他们并没有坚持到底。没过多久，他们便不加思索地举起双手，开始认为协约国是正确的而德国则完全是独裁统治。不过说来说去，我在上面所讲的那些单纯的思想都是普通老百姓对于这场战争产生过的反应，而我认为我们的决策人物如果在事先与那些普通老百姓商量研究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做，那么，毫无疑问，美国的历史进程将会改变。无论怎么说，这些普通老百姓对于战争的想法在我看来始终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明智的、敏锐的见解。
恰好在总统向国会宣读他的战争咨文的前一天，我正在我所属的俱乐部，当时还有几个普拉茨堡人坐在那里喝酒。报纸上都在说德国人的鱼雷又击沉了我们一艘船只，船上的美国公民都淹死了。
“这是真事，”一位青年慢吞吞地说着，“那些德国人一直在打沉我们的船只，杀害我国公民。不过我得坦率地承认，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被害者当中有一个是黑人的时候，我那股子激愤劲儿立刻就凉了半截……”
[1] 伦敦东区当时是贫民居住区。——译注
[2] 英国的公学是有钱人上的私立学校。——译注
[3] Mons——蒙斯是比利时西南部埃诺省首府，靠近法国边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多次战役，曾在这里进行。——原注
[4] Kitchener，s Mob Kitchener是指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1850—1916），此人为英国陆军元帅、政治家。他当时坚信战争将会持续很多年。他组织并率领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这支军队在1914年有20个师，到1916年达到70个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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