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约翰·里德
革命的女儿
﹝美﹞约翰·里德
1915年2月
木易贺雄 译
那晚是巴黎下了雨，但是这场雨没有像其他的雨一样把人淋湿。我们坐在一个圆形广场的露天咖啡座上，桌旁坐着弗雷德，玛塞尔，和喝着杜博尼酒的我。那天晚上很温暖，尽管已经11月了。因为战争，所有咖啡馆八点准时关门，我们几乎每晚都在咖啡馆里待到八点，然后去吃晚饭。
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军官，他的头上缠着纱布，他的胳膊惬意地搭在了让娜穿着绿色大衣的肩膀上。比阿特丽斯和爱丽丝坐在更远的黄色灯光下。透过帘布中间的缝隙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身后有一个房顶被烟熏了的房子，一群上流社会男人被夹在了女孩们中间，他们一边拍着桌子一边唱歌。两个法国老人在静静地下着象棋，一个好学的学生在给家里写信，他女朋友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五个陌生人和一个服务员在认认真真地听着一个刚从前线回来的泥腿子士兵讲故事。
黄色的灯光洒向了我们，把黑色的地砖照耀成了金色。带着雨伞的人们在平滑的雨水中弯下了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在我们脚下畏畏缩缩地戳着烟头。在外边的道路上，行人们匆匆的脚步声进入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耳朵里，一道光从滴水流过的刺刀中间传到了蒙帕纳斯大道的对面。
今年，所有在圆形广场的女孩们都是一样的打扮。她们都戴着校园帽子，留着短发或者一直到脚的长披肩，穿着低腰裤和，肩上挂着西班牙风情的饰物。玛塞尔和其他人一样。除此之外，她的嘴唇是猩红色，脸色是惨白的，她也会说一些污言秽语，但她不会用这些话说她自己的事。她向我们俩讲述了她有钱且值得尊重的家族的历史，讲述了如何被公爵悲惨地诱惑，讲述了她与生俱来的美德，而且她还骄傲地说她不是普通的街头流浪者……
在这个特殊的适合，她用她粗哑的声音饶有趣味地开始评论起她眼里对金钱的诉求；我以为我们已经查到了玛塞尔的底细了。她对事物和人的评论是一针见血，充满活力且原创的——但是时间长了让人有些厌烦。她对鲁莽且不知羞耻的生活的热爱只持续了一段时间。玛塞尔因为已经经历了太多事情，有些灰头土脸了。
我们听到了粗暴的争吵，一个穿着亮橘黄色的高个子女孩从咖啡馆里走出来，后面还跟了一个服务员，一边比比画画一边说：
“你点的八杯茴香酒怎么办？我的天啊！”
“我告诉过你了，我会付钱的，”她喊道，“我现在要去圆顶屋里去拿些钱。”她穿过闪亮的街道。服务员站在那里看着她，忧郁地摆弄着口袋里的零钱。
“别等了，”玛塞尔喊道，“狄兰波大街上的圆顶屋里还有另一个门！”但是服务员没有在意；他后来给那些酒买了单。当然，那个女孩再也没出现过。
“这是个老把戏了，”玛塞尔和我们说，“你没钱的时候从服务员那里弄点酒来很容易，他们都不敢在你喝完之前管你要钱。在战争时期，男人既稀少又贫穷，所以知道这一点是件好事……”
“但是那个服务员，”弗雷德反驳道，“他也要生存啊。”
玛塞尔耸了耸肩，“我们也一样啊。”她说。
“这片地区以前有个美女，”过了一分钟后她接着说道，“她说她叫玛丽。她的头发很美丽，她还喜欢旅行……有一次她在地中海乘船打算去埃及，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她除了衣服以外就一无所有了。一位先生在她靠在围栏上时经过了她的身边，他说‘小姐，你的头发可真漂亮啊。’”
“‘一百法郎卖给你，’然后她就把她全部的秀发都剪了下来，后来她就去了开罗。在开罗她遇到了一个英国贵族……”
服务员深深地叹了口气，伤心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了屋里。我们都不说话，都在想着晚上吃什么。然后雨下大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弗雷德一直心不在焉地用口哨吹《卡马尼奥拉》这首歌。要不是我听见一个声音，我都不会注意这一点；我环顾四周，看到了那名受伤的法国军官，他的胳膊从让娜的肩上悠闲地垂了下来，他茫然地看着地面，然后哼唱着《卡马尼奥拉》这首歌。他在看什么呢，这个长着敏感脸庞，穿着军服的法国军官居然在唱造反的歌曲。当我看到他时，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看起来有些慌乱，快速地瞄了我们一眼，然后就快速地起身带着让娜走了。
在同一时刻，玛塞尔也抓紧了弗雷德的胳膊。
“那是禁曲啊-你会把我们都害死的。”她喊道，她眼中有种比恐惧更强大的力量使我感兴趣。“而且除此之外，别唱那些不干不净的歌。那些都是革命的歌曲——那些歌曲都是给流氓和穷人唱的。”
“你自己不是革命派吗？”我问。
“我？我才不是呢，我发誓！”她激动地摇头，“只有坏人和恶棍才想打倒一切呢！”玛塞尔颤抖着说。
“看看吧，玛塞尔！你对世界的现状真的满意吗？这个体制除了让你沦落街头，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弗雷德热血沸腾地宣传着，“当红色的黎明到来之时，我就会知道我站在路障的哪一边！”
玛塞尔开始笑，但却是苦笑。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她这么不自觉。
“闭嘴吧，我的朋友。”她粗鲁地打断了他，“我知道这些话术！我早就听说这些话，我知道！”她停了下来，开始笑，然后她痛苦地说：“1870年巴黎公社的时候，我爷爷因为拿着一个红色的袋子就在拉雪兹公墓被打死了。”她开始说道，看起来有些羞愧，然后笑了笑，“看吧，我出身于一个毫无价值的家庭。”
“你的爷爷！”弗雷德喊道。“别提我爷爷了，”玛塞尔毫不在乎地说道，“让那个懒惰，受害不干净的老傻子安息在他的坟墓里吧。我之前从来没和他说过话，我也不想给他的灵魂点上蜡烛。”
弗雷德握住了她的手。他很激动，“上帝保佑你的爷爷啊！”
凭借职业习惯，她猜测出了一切。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她很高兴。为了回答，她开始低声唱起了《国际歌》的最后几句。
“这是最后的斗争——”她对着弗雷德卖弄了起来。
“跟我讲讲你的爷爷吧，”我问道。
“没什么好讲的了，”玛塞尔说道，她有些羞愧，有些不开心，看起来很讽刺，“不知为什么，他是个很野的人。他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他是个石匠，人们都说他手艺不错。但是他在读书上浪费了大量时间，而且还总是参加罢工。他就是个野蛮人，总是喊着‘打倒政府和孺人’！人们叫他‘勒法鲁’。我记得我爸爸告诉我，士兵们是怎样把他从家中带出来枪毙的。当时我爸爸十四岁，他把我爷爷藏在了床垫底下。但是士兵用刺刀刺了那个地，把他的肩膀扎穿了。然后他们看见了血。然后我爷爷就对着士兵演讲——他总是演讲，然后请求他们不要杀死父亲……但是士兵们只是嘲笑了他。”玛塞尔笑了，认为这很有意思。
“但是我父亲——”她接着说：“天哪！他更差劲。我记得在克勒索有一场大罢工——等等，那就是世博会的那一年。我父亲也参与了罢工。我哥哥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当时他八岁，但是他和其他穷孩子一样也开始工作了。在罢工者游行的队伍中，我父亲突然听见从别的排里传出了小孩子的声音-那是我哥哥的声音，他手里拿着红旗，和其他同志们一样！”
“‘你好啊！’我哥哥对我父亲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那次罢工中他们射死了很多工人。”玛塞尔充满敌意地摇了摇头，“唉！这群人渣！”
弗雷德和我活动了一下，我们发现我们在太长的时间里都保持一个姿势了。我们点了一杯白兰地。
“现在你们听够了我悲惨家庭的故事了吧？”玛塞尔试图放松地说道。
“接着讲，”弗雷德粗哑地说，他的双眼在盯着她看。“你要给我安排晚饭啊，对不对?”
玛塞尔暗示着。我点了点头。“我接着讲！”她笑了笑继续讲，“我父亲不是这样吃饭的！我爷爷死后，我爸爸也找不到工作了。他饥寒交迫，然后挨家挨户讨饭吃。但是他们把门在他面前关上了，我爷爷认识的那几个女同志说‘别给他东西，这个混蛋，他是那个被枪毙的勒法鲁的儿子。’后来我爸爸就像条狗一样钻到咖啡厅里的桌子附近捡面包皮吃，这样就不至于饿得灵魂出窍。这些事情教会了我很多道理。”玛塞尔说，她摇了摇她的短头发，“要和那些喂你人的搞好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像那个女孩一样从服务员那里偷东西；我对所有人都说我的家族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也许会让我为了我父亲的过错而付出代价，就像我父亲为了我爷爷的过错而付出代价。”
光明照向了我，人类令人费解的卑鄙本性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正当性。玛塞尔是一个弱小又自卑的人。这并不是缺德，但这却是使她扭曲。地球的主子们让人类的灵魂发生了无法忍受的堕落，对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是十分可怕的惩罚。
“我还记得，”她说，“在克勒索罢工结束后，老板们都把那些爱找麻烦的员工都开除了。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只有一些我母亲在田里捡来的柴火让我们取暖，还有一点工会给我们的面包和咖啡。我当时不到四岁，我父亲决定去巴黎，然后我们就开始往巴黎走。我爸爸肩上扛着我，还拎着一小筐衣服。我妈妈拎着另一筐衣服，当时她已经得了肺结核，所以她每个小时都要歇一会儿。我的哥哥跟在后面……我们沿着洁白笔直的马路走，路上有一层薄薄的雪，路上还有高耸却又光秃秃的杨树。两天一晚后……我们蜷缩在一个废弃的修路工宿舍里，我妈妈一直咳嗽。太阳升起之前我们又开始赶路，我们在雪地里行走。我的父亲和哥哥在高喊革命口号和歌曲——
‘跳起卡马尼奥拉’
‘万岁，大炮声声’
‘跳起卡马尼奥拉’
‘万岁，炮声隆隆’
玛塞尔无意识地在唱禁曲时提高了她的声音；她的脸红了，眼睛里怒气冲冲，还着跺脚。突然她停下了，害怕地看着四周。不过没人注意到她。
“我哥哥的声音很高，像个女孩。当我父亲低头看着儿子在他身旁坚定地跺脚，像个老罢工者一样唱着充满仇恨的歌曲时，我父亲常常忍不住笑起来。”
“‘起来！小铁路工人。你这个小流浪汉！我打赌警察迟早会认识你的！’然后他就扇他的后背。这把我的母亲吓得脸色惨白，有时她会在晚上从床上爬下来，走到我哥哥睡觉的那个角落里，把他叫起来，然后哭着对他说长大一定要做个好人。有一次我父亲看到了这一幕……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在巴黎……他们唱——
‘起来！受苦的兄弟们！我们不想要更多的前线，我们只想掠夺布尔乔亚和打击暴君。我们必须有心和力量。’
我父亲会双眼有神地向前看，就像士兵一样往前走。每次我父亲的眼神像这样的时候，我的母亲就会颤抖，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和警察不要命地打上一架，或是一次血腥的罢工，我妈妈挺怕我爸爸的。我知道她的感受，她像我一样是个遵纪守法的人。我父亲就算了。”玛塞尔开始发抖，然后一口喝光了他的白兰地。
“我在来巴黎之前什么都不懂，”她接着说，“因为到了巴黎我就开始成长了。我最开始的记忆是我父亲在蒂里翁煤矿领导了一次大罢工，那个煤矿在曼恩大道上，他回家时胳膊被警察打折了。在那之后就是工作-罢工-工作-罢工，我们家里也没什么吃的，我妈妈也越来越弱，后来她死了。我父亲又和别人结了婚，一个虔诚的女人，后来一直去教堂，为了我父亲不死的灵魂而祈祷……”
“因为她知道我父亲有多么讨厌上帝。他经常在工会的每周会议结束后才很晚回家，他的眼睛就像星星般闪亮，在街上怒吼着亵渎的话。他是个糟糕的人。他也总是个领导。我记得他还帮助在蒙马特的示威。那是在圣心大教堂前面，一个巨大的白色教堂，在这边的山顶上能看到它，也能看到整个巴黎。你知道下边的德拉巴雷骑士雕像吗？德拉巴雷骑士是一个古代的年轻人，他拒绝为宗教列队敬礼；一个教士用十字架把他的胳膊打折了，然后被宗教审判所烧死了。他站在那里，身上挂着铁链，他被打断的那条胳膊还摇摇晃晃的，他的头是抬起来的，自豪地抬起来。工人们在对教会或是别的东西示威，我不记得了。工人们还有演讲。我父亲站在教堂的台阶上，忽然教堂的牧师出现了。我父亲用雷声般的声音喊道‘打倒神棍！这帮虫豸把雕像上的那个人给烧死了。把他挂在路灯上！挂起来！’他们开始呐喊，然后冲上台阶。后来警察用左轮驱散了人群……我父亲那晚回家时满身是血的，他差点就死在街上回不来了。”
“我的继母打开了门，非常生气，她说‘你这个废物今天又去哪里了？’”
“‘我抗议去了，想怎样啊！’”他咆哮道。
“‘那好吧，’她说，‘我希望你现在就能好起来。’”
“‘好起来？’他的喊声从他没牙的嘴里发了出来，‘下次再说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确实是这样的，铁骑军以勒伯夫是社会主义者为由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后来他们把我父亲身首分离地送到了我家。”
玛塞尔从弗雷德那里借了点火，往自己嘴里塞了根烟。“他们管我父亲叫碎头博索特，他是一个硬气的人。他多么讨厌政府啊！有一次我从学校回来，我告诉他学校教了我唱《马赛曲》。”
“‘如果你唱那首该死的叛徒歌曲时让我逮到了，‘他向我吼道，还比画着拳头，‘我就把你的脸打烂。’”
在我看来，这是一幅粗糙、狭隘、健壮的老战士的映射，他身上留下了一百个与警察无用且卑鄙的搏斗的痕迹，这些搏斗都是在工会会议结束之后发生的，他步履蹒跚地回家，街上十分肮脏，但他的眼中却有着人性死而复生的景象。
“那么你哥哥呢？”弗雷德问。
“噢，他比我爸爸更糟糕，”玛塞尔边笑边说，“我爸的事情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但是我哥哥身上的事就有些难以描述了。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做了些很可怕的事情。他说‘放学之后咱们在教堂见面，我想去祷告。’我都是在台阶上见面，然后我们一起跪下。我在做祷告，然后他却突然跳起来，在教堂里一边跑一边嚷，把椅子踢翻，把祈祷室里燃着的蜡烛弄碎……每次他在大街上看到牧师，他都会跑到牧师的身后他喊‘打倒神棍！打倒神棍！’他被捕了二十次，还进过少管所。不过他总是能逃出来。他十五岁那年离家出走了，一年都没回来。后来有一天当我们都在吃早饭的时候，他走进了厨房。”
“‘早上好啊，’他的语气就想他从来没有离开这里一样，‘早上挺冷啊？’”
“我的继母惊声尖叫。”
“‘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接着说，‘我回来了是因为我没钱了，而且我还很饿。’我父亲没有骂他，只是让他留在了这里。我哥哥白天就去街角的咖啡厅溜达，直到半夜才回家。有一天早上他又消失了，他也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三个月之后他又饿得回来了。我的继母告诉我他应该去当童工，但这对我哥这样一个懒惰还爱打架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难的。但是我的父亲只是笑了笑。”
“‘别管他了’，我父亲说。‘他心里有数。他身体里有战斗的热血。’”
“我哥又一次像那样离家出走了，直到他十八岁的时候才回来。在后来他定居在巴黎之前，他几乎一直在为了有钱搬家而努力工作。后来他在这里找到了份工厂的工作，还结了婚。’”
“他唱歌的声音很不错，当他唱革命歌曲时大家都能认真聆听。在晚上收工后，他总是把一块大红手帕围在脖子上，然后去音乐厅或是夜总会。当别的歌手在舞台上唱歌时，他会突然放声高歌，要么唱《一切都会好起来》要么唱《国际歌》。在舞台上的歌手在这时就会被迫停下，然后所有观众都会看着我哥哥站在剧院最上面的长凳上。”
“当他唱完之后，他会大声问‘你们喜欢吗？’然后他们就会为他鼓掌呐喊。然后他就会喊‘大家和我一起说，打倒资本家！打倒警察！把他们挂路灯！’然后就会有一些喝彩声和口哨声。‘是不是有人对我吹口哨！’他喊道。‘我想在门外会一会敢对我吹口哨的人！’然后他在大街上和十个或十五个小混混打架，直到警察来了为止……”
“他也一样，总是领导罢工，但是他这个人比较爱笑很轻松，所以所有同志都很喜欢他。如果我爸爸从小没有教他无法无天，他也许会成为一名议员。”
“他现在在哪里？”弗雷德问。
“某个战壕里。”玛塞尔向东边挥了挥胳膊，“战争爆发后，他和其他人要去参战。尽管他很讨厌军队。他服役的时候简直太糟糕了。他永远不听话。然后在监狱里关了大概一年。但是他后来决定混个官职，一个月之后他就当上了班长，他实在是太聪明了。但是从第一天起他就拒绝指挥他班里的士兵。‘我为什么要指挥这些同志呢？’他说道。‘有人命令我去给我的兵下达命令，让他们去挖战壕。看吧，他们是奴隶吗？’因此他又被贬职了。后来他又组织叛乱，建议他们枪杀自己的长官。这些士兵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他们把他扔到了墙上。因此他十分讨厌战争！当《三年兵役法案》在议会中通过时，是他带人去波旁宫里组织暴乱……现在他必须要和其他人一样，去杀德国佬。也许我哥哥现在已经死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听说什么消息。”玛塞尔又提了一嘴，“他有个五岁的小儿子。”
“那你呢，玛塞尔？”我问。
“我？”她笑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告诉你我被公爵诱惑了？”她苦笑着，“这样的话你们就不尊重我了——因为我注意到你的朋友们都觉得这种苟且之事很浪漫。是的。不过那并不浪漫。我的生活十分不幸，所以我渴望快乐和幸福。我希望我们欢笑，快乐，就像我还是个孩子一样。我以前想象过喝着香槟，然后去剧院，我想要珠宝、好看的长裙和汽车。我父亲注意到了我的这些爱好，他说‘我看你是想推翻一切，然后卖身求荣。我现在告诉你，你要是敢这样的话，我就把你踢出门外，不认你这个女儿。’”
“我在家待不下去了。我父亲不会原谅有婚外情的女人。他一直说我是在罪恶的道路上。我长大之后，我父亲都不让我在没有继母的陪伴的情况下离开家门。当我到了年纪之后，我父亲很着急地就为我自己找了个丈夫，让他救救我。有一天他回家说他找到了一个好男人。这个男人他脸色苍白，还有点瘸，他是和我们在同一条街上的饭店老板的儿子。我认识他；他不是坏人，但是我受不了和这种人结婚。我十分渴望自由。”我和弗雷德互相看了一眼，“自由，不就是我父亲一生为之而战的东西吗？”
“所以那天晚上，”她说，“我下了床，穿上了长裙，那是我每天都会穿的长裙。然后我就离家出走了。我在街上走了一整晚，第二天我又走了一整天。到了傍晚，我直哆嗦。我就去了我哥以前工作的工厂，等他出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我送到我父亲那里。过了一会儿他就出来了，对着他的同志一边喊一边唱。他突然看见了我。”
“‘老妹你来这里干什么？他喊道，拉着我的胳膊，‘遇到麻烦了？’我告诉他我离家出走了。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你还没吃饭吧，’他说。‘和我回家，我带你见见我老婆。你会喜欢她的。咱们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了顿饭。他老婆真不错。她见到我时就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还给我看了看他们只有一个月大的孩子……那孩子可胖了！他们家里充满了温馨与欢乐。我记得她一个人做饭，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晚饭！我在吃饭之前他们也没问我任何事情，然后我哥点了一根烟，还给了我一根。我不敢抽烟，他继母告诉我抽烟的女人都会下地狱。但是他老婆笑了笑，给她自己点了根烟。”
“‘现在，’我哥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我没计划啊，’我回答道，‘我就是想要自由，想要快乐的生活，想要好看的衣服。我想去剧院，我想喝香槟。’”
“他老婆伤心地摇了摇头。”
“‘我从来没听说什么工作能够满足你的这些要求，’他说。”
“‘你觉得我想工作吗？’我激动地说，‘你觉得我想在工厂里为了一个星期十法郎而当一辈子奴隶吗，还是在和平大街的裁缝店里给别的女人做一辈子衣服？你觉得我会接受那些命令吗？不，我要自由！’”
“我哥哥低沉地看了我很长时间。他说‘我们血浓于水啊，我也不想和你争论，或是逼迫你。每个人都必须工作才能生存。你可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当你饿了的时候，或是灰心的时候，或是没钱了的时候，我的家永远欢迎你——你永远都可以来这里，想待多久都可以。’”
玛塞尔用手背使劲地擦了擦她的眼泪。
“我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就去城里和咖啡馆的女孩们谈了谈——就像现在这样。她们说，如果我想要一个稳定的情人，那么就应该去工作；所以我就在一个大商场里工作了一个月。然后我就有了一个情人，一个阿根廷人。他给我买了漂亮的衣服，还带着我去了剧院。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幸福过！”
“一天晚上我们去剧院。让我们经过我哥家的时候，我想进去看看，让他看看我现在有多幸福。我穿着一件漂亮的蓝色礼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太漂亮了！还穿着鞋跟特别高的高跟鞋，鞋上有闪亮的袋子。我还戴着副白手套，戴着一顶上面有一个黑色鸵鸟毛的大帽子，蒙着面纱。幸运的是面纱把我的脸蒙上了。当我到我哥家的时候，我就看见父亲站在台阶上！他看着我，我就停下了。我害怕极了。但是我可以看出来，他没有认出我。”
“‘走开，’”他喊道，‘你在一个工人的家门口瞎转悠什么呢？你带着你的丝绸和羽毛来对着我们这群工厂里连老婆孩子都养活不起的苦命人炫富是吗？走开，臭婊子！’”
“我当时特别害怕他认出我来。”
“这次事情之后，我就见过我的情人一次。然后他就离我而去，后来我又找了许多情人……我哥哥和他老婆搬到了我父亲身边，在圣丹尼斯。我有时晚上和他们一起待一会儿，和孩子玩一玩；他长得可快了。那是美好的时光啊。为了避开我父亲，我通常早上之前就要离开。一天早上，我离开了我哥哥家，在街上我看见了我父亲；我父亲在黎明时分拎着饭盒去上班！他没看到我的脸。我除了在街上避开他以外别无选择。那是大概是五点。街上没什么人。他在后面跟着我，我注意到她跟得越来越紧。然后他低声地说‘小姐，等等我。’我们往同一个方向走。我越走越快。‘小姐你很漂亮，我也不老。我们能一起逛一逛吗？’我害怕极了。我当时满是恐惧，害怕他看见我的脸。我也不敢往边上走，要是那样那就认出我来了。所以我就一直往前走，一直走了好几个小时，走了好几里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了下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死了没有……我哥告诉我我父亲从来没提起过我。”
她不说了，我们又听见街上传来了声音，这种声音震耳欲聋。弗雷德很激动。
“太好了，天啊！”他喊道，砰砰地敲着桌子。“真是一奶同胞！我感觉革命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广阔，革命真实一代接着一代啊！你父亲只是盲目地追求自由，而你哥哥的觉悟比你父亲要高！”
玛塞尔吃惊地看了他一眼。“你是什么意思呢？”她问。
“你父亲一辈子为了自由而战，但他却把你拒之门外了，因为他想要剥夺你的自由。”
“噢，但是你不懂，”玛塞尔说，“我错了，我也不是个好人。如果我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儿，如果她也有轻浮的性格，我也会做同样的事。”
“你还不理解吗？”弗雷德喊道，“你父亲想为男人争取自由，却不愿为女人争取自由！”
“那当然，”她耸了耸肩，“男女有别，我父亲是对的。女人就要毕恭毕敬。”
“我们需要新一代的女人。”弗雷德悲伤地叹了口气。
我拉起来玛塞尔的手。“你后悔吗？”我问她。
“后悔我的人生？”她高傲地仰起头，“我才不呢，我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