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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in Paterson
帕特森之战
约翰·里德
1913
来源：《约翰·里德报告文学选》
在新泽西州的帕特森，一场战争正在进行。然而，这是一场奇特的战争∶战争中的所有暴力行为都是由战争的一方——丝厂老板们一手挑起的。他们的奴仆警察挥舞警棍殴打手无寸铁的男女、骑马肆意冲撞遵纪守法的群众。他们的雇佣兵，全副武装的侦探们，恣意枪杀无辜的民众。他们的报纸——帕特森《新闻报》和帕特森《呼声报》上，刊登的文章用种种煽动和教唆的言词，挑动暴徒去攻击罢工领袖。他们的驯服工具——地方民事法官卡罗尔，对警察逮捕的守法的工人纠察队员判以重刑。他们一手控制了警察部门、新闻界和法院。
同他们奋力抗争的是大约二万五千名罢工的丝绸工人，其中大约一万人是积极分子，而他们的武器就是罢工纠察线。现在，我来讲一讲我在帕特森的所见所闻；然后大家会做出公断∶在这场斗争中，究竟是谁在搞“无政府主义”，究竟是谁“违背了美国人的理想”。
清晨六时，细雨蒙蒙，天色灰暗，天气寒冷。帕特森的街道上冷冷清清，行人寥寥。但是，不一会儿，一帮警察路膊下挟着警棍晃晃悠悠地走来了，他们至少有二十来人。我们加快脚步赶在他们前头朝着丝厂区走去。这时，我们看到有些工人也开始向同一方向走去。他们竖起了大衣领子，双手插在口袋里。接着我们来到一条长长的街道上，街道的一边是成排的丝厂，另一边都是用木头盖的简易寓所。男男女女聚集在窗户和门口附近。
他们说说笑笑，那气氛就象假日里刚刚吃过早饭的样子。看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也没有恐惧或紧张的感觉。人行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只是工厂前面有人一对一对地顶着雨来回巡逻，但是至多也不过五十人。其中有一些是男人，偶尔也有一对男女或两个男孩子。白昼的光线使人感到有些暖意，人们稀稀拉拉地走出家门，开始走来走去，三五成群地聚集在街道拐角处。他们低声地交谈着，飞快地打着手势，不时向附近小巷的拐角望去。
突然一个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过来了。人们轻轻地发出“嘘”声。
一家酒馆的骑楼下，六个男人正在躲雨。“走开！给我滚！”警察走上去，吼道。那几个人一声不吭地照着做了。“滚出这条街！马上滚回家！甭呆在这里！”他们默不作声地从警察前面走开了。可是，警察一转身，他们又窜了回来。另一帮警察又气势汹汹、骂骂咧咧地蜂拥而来，可是，他们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没有起作用，谁也不理睬他们。这些警察一个个气急败坏、两眼无光、满脸胡子茬，在九个星期的罢工中他们连续值斑，已经精疲力竭了。
在厂房那边的街道上，工人纠察队员已经增加到了大约四百人。几个警察在他们中间横冲直撞，直想找岔子。一个工人拎着一只铁桶在两名侦探的保护下走过来。“呸！呸！”周围传来了几声叫喊。两个意大利小伙子斜靠着丝厂的栅栏，用爱尔兰腔喊着俏皮话∶“工贼！工贼！敢来吗！看我敲掉你的狗脑瓜！”一个警察一把揪住他俩的肩膀，吼道∶“见鬼去吧！”接着，连推带搡地把他们堵到墙角，对他们拳打脚踢。人群里既没人吭气。也没人有行动。
在街道的那一头，我看到一个打伞的青年妇女正在巡逻。突然，她被一个大块头的警察迎面截住。
“你在这儿干什么？该死的，滚回去！”他一边咆哮，一边把警棍往她嘴里戳。“我就是不回去！”她尖叫着，两眼闪射出愤怒的火花。“你这讨厌鬼！”
纠察线上的人慢慢地越来越多了。罢工工人三三两两地在人行道上巡逻。再也听不到说笑声。人们只是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望着。他们都是愤怒的意大利人。而警察则是些残酷无情的暴徒，九个星期来，就是这群暴徒一直在殴打他们、侮辱他们。我真不知他们还能忍受多久。
雨下大了。我征得一位房主的允许后，到他的门廊里去避雨。一个警察正好站在我前面，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麦考马克。我只好绕过他登上台阶。
突然，他转身朝房主喊道∶“这些家伙都住在这儿吗？”那个房主指指三名罢工工人和他自己，然后朝我摇摇头。“那你赶快给我滚！”警察用警棍指着我。
我说，“是这位先生允许我站在这儿的，他是这房子的主人。”
“甭废话！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滚开！马上滚开！”
“那我可办不到。”
他一听到这句话，马上跳上台阶，抓住我的胳膊，杀气腾腾地把我搡到人行道上。另一个警察也赶上来攥住我的胳膊，把我乱推一气。
“你给我马上离开这条大街！”麦考马克说。
“我哪儿也不去。要是我犯了法，你们把我抓起来好了！”警察麦考马克一下子被我的话噎住了。他还不想逮捕我，但破口大骂起来。
“我已经看清你的警察号码了，”我好声好气地说道。“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好吗？”
“当然啦，”他吼道，“我也看清楚你了！我要逮捕你。”他抓住我的胳膊，拽着我沿街走去。
他抓了我有点后悔。他找不到可以抓我的罪名。我什么也没有干。他知道，非要让我说一些出格的话不可，这样才可以给我扣上违法的罪名。于是，他咒骂我，虐待我，侮辱我。他挥舞警棍吓唬我，“你这个大笨蛋，我恨不得用棍子把你打个灵魂出窍。”
对于他的虚声恫吓，我报之以揶揄。
这时，又有两个警察过来助威，把我臭骂一顿。这下子，我发现他们都是一路货色，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我这次到帕特森来，正想专门见识见识警察的！”我说。这下子可好了，他们总算找到了一条罪状！民事法庭传讯我时，我说的那句话竟然真的成了指控我的罪状！
我被带上巡逻车，穿过锣声铿锵的纠察线。一路上，“呸！呸！”的叫骂和冷潮热讽的哄笑夹杂着人们的热情挥手致意。在警察局里，我被审问一番之后，就被关进了拘留所。我住的房间大约有四英尺宽，七英尺长，比一般的男子至少要高一英尺。里面有一张用铁链子吊在墙上的铁床，角落里有一只脏得令人作呕的开盖恭桶。仅仅三天以前，这个拘留所里就塞进了一群纠察队员，每个房间里关八、九个人，而且一连二十二个小时没吃没喝！其中有位十七岁的年轻姑娘，她曾经率领一支游行队伍一直走到警长的鼻子尖下，问警长敢不敢逮捕他们。尽管这些囚徒们一个个又累、又渴，可是他们从早到晚都嘻嘻哈哈地不停欢笑歌唱。
一小时以后，外面的门被叮叮咣咣地打开了，大约四十名纠察队员在警察的监视下又说又笑地走进来。他们被赶进牢房，两人一间。这下子可热闹了！一架架沉重的铁床同时被掀起，撞在铁墙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简直象是万炮齐发。
“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万岁！”一个声音高喊起来。接着是异口同声的呼应，"万岁！"
“头头本姆森万岁！”（指警察局长本姆森）
“呸！呸！呸！”四十个人齐声吼叫，发出巨大的回声。这吼声充满着仇恨，我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巨大的吼声。
“让麦考布赖德市长见鬼去吧！”
“呸！呸！呸！”在那回声四起的铁牢里，这是一种令人肃穆、震撼人心的声音。
“海伍德[1]万岁！只要一个大工会！罢工万岁！让警察见鬼去吧！呸，呸，呸！呸，呸，呸！万岁！万岁！”
“奏乐！奏乐！”屋子里的意大利人喊起来。这时，有人发出了“砰砰！砰砰！”的声音，仿佛奏起了吉他，另一位雄浑的男高音唱起了一支意大利英语歌曲。这是由一位罢工者谱写的在罢工大会上演唱的歌曲。一人领唱引来了众人合∶
“你喜欢弗林小姐[2]吗？”
（众合）“喜欢！喜欢！喜欢！喜欢！”“你喜欢麦考布赖德市长吗？”
（众合）“讨厌！讨厌！讨厌！讨厌！”“I·W·W·[3]万岁！万岁！”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众人呼喊着，拍着手，上下敲打着铁床。一个警察走过来想制止这里的喧闹，但得到的是“呸呸”的唾骂声和嘲笑声。有人呼喊着要水。警察把一铁罐水送到了牢房门口。一只手迅速地伸出去，啪地一下把它打翻在地。“工贼！笨蛋！”他们叫骂着。警察走开了。喧闹还在继续。
民事法庭开庭的时间到了，但是县监狱里已经没有空房间了。突然，警察过来，打开一扇扇房门。于是，罢工者们狂热地欢呼着走了出去。我可以听到他们同久候在监狱门外的弟兄们一起走回纠察线的声音。
不久，我被带到了民事法官卡罗尔的法庭前。卡罗尔先生同所有的法官一样，有一副狡绘而又冷酷无情的面孔。但是他比其他法官更坏。乞丐在他手下一判就是监禁六个月，而不许申辩。他把小孩也投入监狱，让他们同瘾君子，流浪汉，还有身上长疮流脓的人混杂一起。至于说到县监狱，那里的空气恶臭难闻、令人窒息，食物里尽是蛆蛹，就是大人到了那里也会发疯。卡罗尔先生首先宣读了我的罪状。然后让我申辩。接着，警官麦考马克背诵了一番精心编造的谎言，我敢断定这一大篇谎言靠他自己是没有本领编出来的。最后，法官开始宣布。“约翰·里德，监禁二十天。”审判到此结束。
如此这般之后，我就被押解到县监狱。在监狱外面的办公室里，我又被审问了一番，全身被搜个遍看有没有私藏的武器，我随身带的钱钞和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接着紧锁的大门被打开了，我走下几级台阶以后，来到一个有三排牢房的大房间。大约有八十名囚犯在里面蹭鞑、聊天、抽烟，吃着外面送进来的食品。在这八十人中，近一半都是罢工者。他们都穿着便服。他们可以交五百美元的保释金出去，或者在这里等着大陪审团的起诉。大个子比尔·海伍德顶天立地般地站在房间中央，一群矮个子、黑面孔的男子紧紧地围着他。他用大手打着简单的手势，正在向他们解释什么事情。他那粗犷的脸庞疤痕累累，显现出刚毅的神情。这些罢工者都是劳工战线上英勇奋斗的先锋。他们亲切、深情地仰望着他，深深为比尔·海伍德的面庞和声音所感染、所鼓舞。那一张张在暗无天日的丝绸厂内被折磨得暗淡无光、阴郁呆滞的面孔，开始放射出希望与智慧的光芒。那一张张被警棍打得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的面孔，因渴望返回罢工纠察线而咧嘴大笑。当然，也还有一些面孔，因为九个礼拜的慢性饥饿和困苦显得皱纹满面、两颊下陷。这正好显现出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之巨大，或者显示出警察的残酷无情。但是没有一个人灰心丧气，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动摇和恐惧。一位小个子的意大利人目光炯炯地对我说∶“我们都是一个大工会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这个名字巳经深入人心！”
“是的！是的！对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一个大工会。”他们在旁边用一种亲切、热烈的嗓音呼应着。
我走上去同海伍德握手。
“伙计们，”海伍德指着我对大家说，“这位想了解情况。你们就把事情都告诉他吧——”
他们一下子把我团团围住，同我握手，向我微笑，表示欢迎。“太不象话了，你也进了监狱，”他们深表同情地说道。“我们把经过都告诉你。你问。我们讲。就这样，就这样。好兄弟。”
接着他们开始讲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还很虚弱，被关进拘留所的前一个夜晚，他们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了。当时，他们只不过在丝绸厂前来回走动，有的人就被赶到墙跟前排成一排，他们被赶进监狱的罪名竟然是“非法集会”！还有的人被警棍赶进了巡逻车，其罪名是“扰乱治安”，因为他们从纠察线上被人换下来回家的时候，站在铁轨旁等一列火车通过！是起诉海伍德和格雷·弗林的大陪审团下令拘留他们的。在那些大陪审团的成员中，四人是丝绸制造商，另一人是当地爱迪生分公司的老板——海伍德正准备在该公司组织一次罢工——而没有一个工人！
“我们不要保释，”另一位摇摇头说。“我们要呆在这儿。把这该死的监狱填满。很快这儿就没地方了。不久他们就不能再逮捕纠察队员了！”
这天正好是探监的日子。我走到牢房门口去同一位朋友谈话。外面的接待室里挤满了妇女和儿童，还有大大小小的包裹、纸箱、精心准备的成桶食品和日用品。为了让男人在监狱里呆得舒坦一点，妻子和幼儿在外面就要忍饥受冻。这里到处是抽泣声，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庞上泪水纵横；孩子们隔着铁栏杆仰望着父亲满是胡子茬的脸，伸过小手去想摸摸父亲的脸。……
看守命令我到“判刑者的监房”去，在那里我被逼着洗了个澡，穿上了正规的囚服。我不想去一一描写我在那间房子里看到的种种恐怖情景。只要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在一个长长的走廊里，四十多个男子汉懒洋洋地躺在牢房的这一边；唯一的通风和通光孔，就是小天窗上的漏斗形通风井；一个双腿患有梅毒的男子被狱医当“神经紧张”来医治，给了他几粒糖衣裹着的药丸；一位至今未被宣判的十七岁的小伙子，一直被关在这个走廊里，九个月来从未见过天日；一位瘾君子在监狱里定期得到“毒品”。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男子发出的单调沉闷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男子在地狱里已经失去了理智，他就在我们中间不断地走来走去。
在这个关禁判刑者的牢房里，大约有十四名罢工者，其中有意大利人，立陶宛人，波兰人，犹太人，还有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生来就爱自由的”英国人！那个英国人颇受欢迎。在监狱里，除了领导人以外他是罢工者中唯一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人，他也许还是唯一正在执行纠察任务而当场被抓的人。他的罪名是侮辱了一位丝绸厂老板，这位老板当时从丝绸厂里出来，要他从人行道上滚开去。“等我出了狱再说”，他告诉我。“如果那些该死的说英语的工人还不参加纠察，我就要象克伦威尔那样地诅咒他们！”
还有一位波兰人，他是一个有贵族气派的敏感家伙，是当地罢工委员会的成员，是个天生的勇于斗争的人。他一面朗读、一面为其他人翻译英格索尔[4]的讲演。他放下书本缓缓地笑道。“现在，即使我在这里呆一年，我也不在乎…”
这些罢工者们嘲笑地向我谈起，帕特森市的教士们如何利用布道坛，想用宗教的教义规劝罢工者回到工作岗位上去。这实际上是要工人回到拿工资的奴隶的地位上去，等待丝绸厂老板的良心发现，大发慈悲！他们给我讲到教士同罢工委员会之间举行的一次不光彩的、可笑的会议，教士们在其中扮演了犹大的角色。直到我在报纸上看到，牧师威廉·A·里泰尔在前一天长老会上的布道词以前，我还不敢相信这一点。他竟然厚颜无耻地指责罢工领袖，规劝工人们要尊敬和遵从他们的雇主。他向工人们宣称酒馆是他们的不幸之源，他宣称不遵守安息日的工人们正在可怕地堕落，并散布诸如此类的废话。然而，就在此时，工人们却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高唱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歌曲！……
牢房里还有一个罢工破坏者。他是一个胖子，两颊的肉都松弛地耷拉着。不知民事法官怎么阴错阳差，把他投入了监狱。罢工者们根本不理他。只要他一坐到身边，他们就马上起身走开，一句也不搭理他，甚至根本无视他的存在——他可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我可学了乖，”他叹息道。“我再也不当工贼了！”
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拿着一张报纸走到我跟前，指着三条新闻给我看。一条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希望下周结束罢工”，另一条是，“维克特·伯格声称‘我是美国劳联的会员，我不喜欢帕特森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第三条是，“纽瓦克的社会主义者拒绝帮助帕特森的罢工者。”
“我不理解，”他一边说，一边悬切地望着我。“你给我说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参加了工会——我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社会主义者一起罢工，他们说，‘全世界劳工联合起来！’美国劳联呢，他说，‘全体劳工团结起来。’这两个组织都说，‘我们为工人阶级服务。’我说，那好，我是工人阶级。我们联合起来了，我参加了罢工。可是他却说，‘不行！你们不能罢工。’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理解。你给我讲讲。”
但是，我没法解释。我只能说，有相当多的社会党人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人早就把阶级斗争抛到了脑后。他们似乎正在玩弄资本主义惯用的那套把戏，“传纽扣，传纽扣，看看谁有投票权！”[5]
到了我出狱的时候，我同这些善良、机警、勇敢的人们依依道别。他们身上特有的那些比他们本身更伟大的气质，使他们显得更崇高。他们是罢工者，不是比尔·海伍德，不是格雷·弗林，也不是任何别人。如果他们失去了现有的全部领袖，那么另一批领袖就会从中产生，就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罢工也会照样继续！想想吧！他们的罢工已经失败了十二年——整整十二年的悲观失望和无穷困苦。他们决不能再失败了！他们也绝不会再失败！
当我走过前面的牢房时，他们再次把我团团围住，轻抚着我的衣袖和手掌，显得那么友好、热情、情深意长。海伍德已经保释出狱了。
“你要出去了，”他们轻声地说。“这很好。你出去了，我们很高兴。不久我们也会出去的。然后我们就回到纠察线去。”
[1] 威廉·D·海伍德是美国西部矿工联合会的领导人，也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劳工运动的领袖。后来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原注
[2] 伊莉莎白·格雷·弗林，当时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领导成 员。后来积极从事为劳工辩护的活动，是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原注
[3] I·W·W·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英文缩写。——译注
[4] 罗伯格·格林·英格索尔（133—1899），美国律师和不可知论者。他以雄辩的语言宣传不可知论，反对永受惩罚的说法，否定上帝的确实存在。——译注
[5] 传纽扣是西方的一种儿童游戏，此处比喻资本主义的竞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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