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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亢虎年谱简编
汪佩伟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
1883年出生
7月18日（光绪九年六月十五日），江亢虎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城西的陶湾江家村（祖籍安徽旌德）。在兄弟六人中，排行老大。原名江绍铨，字康瓠。后因1911年在杭州演讲《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被清廷视为“洪水猛兽”，故1913年江30岁生日时，在上海出版其文集《洪水集》时，署名江亢虎，自称：“江洪水也，虎猛兽也，不亦宜乎？”
祖父江澍畇（1830—1892），原名钟璜，字韵涛，1877年（光绪三年）进士。曾入翰林院任编修，后任职户部、顺天乡试同考官、甘肃壬午（1882年）科主考，1890年任山东登州知府，两年多后在此任上去世。
父亲江德宣（1854—1910），字孝涛（一为小涛），1886年（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工部主事，保升员外郎加四品衔，在京师供职二十年后外放到江苏，任江宁知府，亦病逝于任上。
外舅刘幹卿（1846—1910），字启翰，系河南南阳知府刘拱宸的二子。1876年（光绪二年）中举，嗣后在京城任户部员外郎，又外放为湖南候补道，总办湖南厘金局、官矿局。为官近四十年，一生敬业、清廉。将其二女刘云寿嫁与江亢虎为妻，故既是江的外舅，又是他后来的岳父。刘对江瞩望甚高。
1892年9岁
祖父在登州府去世。回到江西弋阳，继续就读于其启蒙学校叠山书院。
1894年11岁
从弋阳回到北京。常随父亲出入于上流社会。后在京亲历“百日维新”。跟从张元济（菊生）先生等研习西文与科学。
1900年17岁
年底，在北京发起创办“智学会”，拟吸收15岁至25岁的青年为会员，共同办学堂，设报馆，开讲座，翻译新书，印刷新书，建图书室，设议事处等。为此，写作《智学会序》，认为过去康、梁的“强学会”未曾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天下岂有不智而强，亦岂有智而不强”的？而大同社会的“智、强、富、寿”四大功能，“智”则首当其冲；且四者都取之于“学”，出之于“学”；“故智学者，实提纲挈领之端，即原始要终之道。大之固致世之全功，小之亦救时之急策”。同期撰写的策论还有《中国制造船舶如何方有成效策》、《抵制通商漏卮策》等。
1901年18岁
在北京创办“东文学社”，聘日本人中岛裁之为教员。不久，随中岛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兼修英文、法文。留学考察半年后回国。
听到慈禧太后将由西安回銮北京的消息后，私下写好状子，准备挡道拦驾上书，请求变法立宪。后因其舅父刘幹卿的反对和监控而未遂。
6月，在北通州教育研究所演讲，谈国籍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并针对当时的“外患”指出：“徒以武力胜我者，我尚可以文化靡之。今人且以文化傲我矣，我又安可狃于成见而妄自慰藉也哉！”
撰写《学目叙识》，自称：“束发就傅，于今十年。……而昕夕一编不暂释手者，亦不下八九年。”该文初步介绍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科目。在京创办《爱国报》（周刊），发表《<爱国报>叙目》，宣传爱国精神，提倡国人做国家的“主人翁”。
年底，山西巡抚岑西林（春煊）邀请江去山西为官，婉拒。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派人携重礼到京，邀其去保定任职，江接受了聘仪。嗣后就任北洋编译局总办，负责编写华北五省中小学教科书，并兼北洋官报局总撰，官位相当于司、道一级。在保定任职期间，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特别是次子袁克文多有往来，关系密切。
为感知遇，志图报效，在保定上书给袁世凯。书文中描述了“世界之大势”、“中国之急务”和“万世之长计”，认为当前中国“治本方策，则端在兴学”，并“望宫保不仅为中国之伟人，而为全球之伟人；不仅为一时之伟人，而为万世之伟人”。
由于年少气盛，不善于同老官僚们周旋，不能得袁世凯左右的欢心，办事常感掣肘之苦，在保定任职不到一年，便调头东去，再赴日本求学。
梁漱溟于20世纪40年代曾说：“江亦光绪庚子后北京社会上倡导维新运动之一人。
1902年19岁
第二次在日本留学。其间，除学习外，还同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交换意见，讨论过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
撰写《周云如<海军图说>序》，自称：“余幼读《礼运》，慕天下为公之义。”
是年，江亢虎同原配刘云寿的第一个孩子江兆蕃出生，男孩。刘云寿系江的外舅刘幹卿的二女儿。
1903年20岁
本年为江的弱冠之年，时留学日本。当时“标新立异”，提出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的基本思想。此说除张继外，“无应和者”，故回国后也“从不敢以示人”。
1904年21岁
因脑病，在日本辍学回国。嗣经礼部尚书张百熙（冶秋）奏请朝廷，奉调进入京师大学堂任日文教习。同时，还“荫生刑部主事，改法部保升员外郎，加四品衔”。
回国不久，即撰写《请立全国教育会议》给学部，提出应建立全国和地方各级教育会，希望“学部尚宜大提倡之”。同期写《请各省设视学官议》、《与荣华卿书》、《教科书由私家编纂由学部审定议》、《学堂毕业但发文凭不给出身不奖官职议》和《慎用外国教员议》等文，提出关于教育革新的诸多意见。
1905年22岁
在北京报子街库赀胡同创办第一所“京师女学传习所”（女子学校），是为北京外城女子传习所。翌年迁入租借的丞相胡同豫章公产处续办。
1906年23岁
2月，国内发生“南昌教案”，南昌知县江大令（召棠）拒不答应法国天主教主教王安之提出的无理要求，被王用餐刀、利剪刺死。消息传到北京后，江亢虎决定组织江大令追悼会，抗议法国传教士的暴行。为此，在报纸上刊发了广告。结果，遭到法国公使、清政府及京师警察总局等多方面的反复禁扰。江始终坚持不屈，说他们的最大本事，不过是使我成为“江大令第二”！
1907年24岁
本着“女学为教育根本，女子师范又为一切女学根本”的认识，在石驸马大街克邸废园办内城女学传习所，分别设立师范、术艺、高等、初等诸科，同时设立家政、音乐、裁缝、英语和日语等短训班。此外，还附设免费的半日班、佣学班，方便贫寒女子入学。报名者逾千人。内、外城两所女子传习所均系私立性质，除收取部分学费、社会捐助和江本人的筹措外，也部分地得到时任直隶总督的支持，饬令提学司拨给“北洋补助费”。由于生源众多，费用巨大，江深感经费拮据，故在1909年年初的《上京师督学局第一呈》中写道：“职一介书生，家仅中产，全恃彼此挹注，东西腾挪。虽校务勉可弥缝，而私债已深积累。”
是年，长女江兆菊出生。
是年，第三次留学日本，“博涉英、德、法文字，治社会学”。
1908年25岁
8月，因准备出国游学欧美，呈文给学部，请求学部接办由其私人创办的京师内、外城女学传习所，改为官办。
8月，向都察院提交《为创造通字请都察院代奏颁行呈》，认为：“预备立宪，莫要于普及教育。普及教育，莫急于统一国语。统一国语，莫善于拼音字。拼音字，莫便于通字。”所谓“通字”，即汉字的拼音化，“取罗马字母二十，十八母，三十五韵，四声，可以尽京音之变，而括国语之全”，“通字补助汉字，而附属于汉字，汉字固万万不废”。为此，《中外日报》开辟专栏，讨论通字，刊文对江提出的通字进行驳议。9月，江撰写《<中外日报>通字平议案》，针对反对派的观点，以按语的形式，逐条进行商榷。
10月，上学部第二呈，继续呈请学部接收女学传习所。
11月，租借东安门内蒲桃园的翔千学堂旧址，重加修葺，兴办中城女学传习所。分设初等科、高等科、选科等。学校的装修、设备和教员，到年底都已准备就绪，发广告招生，报名者踊跃，并于12月开学。几所女子学校（女学传习所），至后来江1910年赴欧洲游学，开办五年多，先后培养了约三千名学生。
12月，第三次呈文给学部，请求学部将中城女学传习所也予以接收，改为官办。
1909年26岁
1月，先后三次书呈京师督学局，并第四次呈文给学部，为三所女学传习所改由官方接办之事进行磋商。
2月，针对办学过程中出现的具体情况，撰写《教育新案分期教授法》，提出了加强教育教学管理的一些办法。
4月17日，在法国巴黎出版发行的中文无政府主义杂志《新世纪》第93号上，刊发江的《无家庭主义》。文章的署名为“某君来稿”，引语中假托此文为“亡友徐君安诚之遗墨”，此系“为之代传”。
5月15日，再次投稿的《自由营业管见》发表于《新世纪》第97号上。
4至5月间，作为发起人，举办京师内城女学传习所创办两周年纪念会暨京津女学第四次展览会。展品有京津地区16所女子学校报送的学生试卷成绩单和其他作品，出席大会的共有男女来宾1500多人。江在会上发表演讲，称此会“诧为京师女学空前之盛典”。
5月，以京师大学堂教习的身份，在北京发起成立“世界教育公会”，有十二国人士参加，均为外国使馆参赞和大学教师。该会6月份召开了成立大会，江亢虎和美国人丁家立被选为公会的书记。该会“以研究世界教育理法为主要宗旨，以提倡中国教育事业为附属宗旨”。公会的任务，主要是从事中外教育交流活动，讨论和演讲，编译并印行外国教育理论、制度、纪事和教科书，以及创办“游学预备学堂”、“高等专门学堂”等。
是年，还向学部呈文，倡议设立“理学会”，申请立案。撰写该会章程，提出其宗旨为“研究中国性理之学，旁及泰西哲学，以博学详说为下手，以身体力行为工夫，以经正民兴为效验”。章程还规定了该会的纪律条文（“会约”和“会戒”）。
1910年27岁
1月，在北京发起召集“庚子国耻十周年纪念会”筹备会，决定于夏季举行大会，以“追悼国殇，策励后进”。为此，呈文政府申请立案，并发布《发起国耻纪念会公启》。此举在京城影响甚大。
3月，北京发生“银锭桥事件”，警方大肆搜捕涉嫌谋刺摄政王的革命党人。江也无端涉嫌该事件，遭到侦探的监视、跟踪。
3月，在出游欧洲临行前，对前来送行的友人发表《环游离别词》。当时“因不能昌言社会主义，故恒以大同主义、世界观念等名词代用之”。
4月，从北京南下长沙，经上海出境，取道日本赴欧洲。在长沙时，同外舅（岳父）刘幹卿一起看戏。散场后，刘对江说：“人世如剧场，纷纷者皆备节目砌末之用，所谓正角者，全幕仅一二人而已。今海内多事，中国且为新剧场之中心，汝宜勉为正角，否则宁勿登台也。”当时，江“闻言汗下，期期不能作一语”。
7月，在游学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时，写成《无家庭主义意见书》，对自己1903年以来所形成的“三无主义”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建立了以“破除家庭”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此文当时曾译有英文、法文文本，受到各国社会党人的欢迎。该文提出的“无家庭主义”，包括自由恋爱、公共教养和废除遗产等三个要点。
旅欧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幸德秋水、片山潜、堺利彦等日本社会主义先驱，以及当时在欧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张继、吴稚晖、褚民谊等人。是年，还以非正式代表的资格出席了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会议。此时，在思想上，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1911年28岁
春季，因父亲江德宣在南京江宁知府任上病逝，遂即从欧洲回国奔丧。这次的世界之旅，历时整整一年，先后游历了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俄国等，最后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国内。
4月，回国奔丧居忧南京期间，拟发起成立“个人会”，并撰写了“意见书”。但当时无人赞成，故未能建立。
同月，在南京撰写《忠告女同胞文》，积极鼓吹妇女解放，希望中国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走出来，从“淑女、良妻、贤母”和“社会的附属品、补助品”，变为“世界上一完全个人”。为此，提出四条“忠告”。
5月，还是居忧南京期间，因参观了多个育婴堂，“叹为人世间多一地狱”，拟自办模范育婴堂和保姆传习所，同时撰写《幼稚教育宜立公共机关说》，认为幼儿教育、养育是“人生最重要、最切近一根本问题”。
6月1日（端午节），应杭州“惠兴女学”主持人的邀请，在杭州女学联合会演讲《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此为国内第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一时官绅大哗”，浙江巡抚增韫派军警干涉禁止，将演讲的印刷文本悉数销毁，将江“驱逐出境”，并电奏朝廷，称此讲演“非圣无法，祸甚于洪水猛兽”，要求将江革职逮捕。
同月，回到南京后，冒险登台，在江南工商研究会发表演说，指出社会主义同工商界有极亲密的关系，且“社会主义，实工商发达之极则也”。演说中还特别提到：“小本商人、劳动工人，独愤慨于劳逸苦乐之悬绝，务欲彻底推翻现世生产制度，以期机会平等，利益均沾”。
7月5日，在上海，应“城东女学社”杨白民校长的邀请，在女学社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纵论家庭主义、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女子教育，声称自己主张的是世界主义的女子教育，并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谈及女子的义务和权利。
同月，创办杂志《社会星》。该刊第一、二号文章，均系江一个人的手笔，第三号则因病由其他人代理。杂志仅出三号后即被当局查禁。在杂志的发刊词中，江声称该刊为中国“社会主义最初惟一之言论机关”，并宣布杂志的任务有四：“输布全世界广义的社会主义之学说”，“详载内外国社会主义进行者或反对者及一切与有关系之事情”，“发挥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交通中国近日社会主义之言论”。
在《社会星》杂志出版的同一天，7月10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张家花园举行，近四百人出席，二十佘人演说，当场加入研究会的约五十人。作为发起人，江宣布了该会的宗旨，并在演讲中针对社会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怀疑”进行了解读。与此同时，研究会还发布了宣言。江在宣言中，称社会主义为“正大光明之主义、大同之主义、世界通行之主义、人类共有之主义”，宣告研究会的宗旨和任务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
同月，应邀在上海商界、学界的社会教育机构“惜阴公会”演讲，强调社会教育十分重要，称赞社会教育普及的效果，往往比按部就班的学校教育为大；宣称自己“以社会主义为唯一之信仰，以倡道社会主义为唯一之天职”，也希望采用社会主义为社会教育的宗旨。在这次演说会上，惜阴公会的主要干事邵廷玉和毕云程当即加入“社会主义研究会”。不久，中国社会党成立时，也将惜阴公会办公地作为党的事务所。
同月撰写的《释个人》，结合当时开始流行的“新个人主义”，谈论“个人”同世界、国家、民族、家庭、宗教等的关系。以个人主义为本位，成为江亢虎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特点。
同月，还写作了《介绍地税归公之学说》（刊发在《社会星》杂志第二号上）和《三无主义悬论（上篇）》。前者简单介绍了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并借其友人、英国人马林之口说：“乔氏之说深有合于我孟子之义”；当时，还同马林等英、美传教士在南京郊外的龙潭山丈量了土地，准备进行“地税归公”的实验。后者初稿起草于1903年留学日本之时，此次发文则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思想依据。
8月，在《民立报》（13、14日）上读到宋教仁的《社会主义商榷》一文，“为之狂喜”。但因“意偶有异同”，遂撰写《<社会主义商榷>案》，在《天铎报》上发表，并附有宋教仁文章的原文。江在同宋“商榷”时，分别从“学理”和“事实”两个方面，阐释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
9月，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杂志《社会星》被迫停刊后，该党由惜阴公会又推出《社会》杂志，江为其撰写了发刊词，其中的“祝词”为：“社会主义，纵贯永劫，横行寰宇，以覆载为量，与日月同寿，永不消磨，至人类灭绝时；《社会》杂志，亦纵贯永劫，横行寰宇，以覆载为量，与日月同寿，永不消磨，永不停止，至人类灭绝时。又更其词曰：《社会》杂志可以停止，社会主义不可以消磨。《社会》杂志出一册，社会主义得一册之鼓吹；《社会》杂志著一字，社会主义得一字之鼓吹。乃至不出一册，不著一字，而社会主义之精神，幻为无量数《社会》杂志之化身，永不消磨，永不停止，至人类灭绝时。”
本月，还在《社会》杂志上发表《<社会主义述古>绪言》，认为“社会主义乃我国往籍所固有”。
10月，武昌首义以后，湖北地区发生诸多“兴汉灭满”、屠戮满人事件。有鉴于此，江在避地上海时，撰写《致武昌革命军书论兴汉灭满事》，刊发在《天铎报》上，署名“社会主义家某君”。文章针对“兴汉灭满”论，提出十二个“大不可”，并设问道：“君主宜去也，为其为君主而去之，非为满人也。大吏宜逐也，官军宜击也，为其为君主之鹰犬而逐之击之，非为满人也。夫政治腐败至于斯极，岂汉人当国而遂可以不革命乎？”
11月5日，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的名义，召集特别会议，改“社会主义研究会”为“中国社会党”，并撰写、公布党纲八条和规章。会上被推举为中国社会党本部部长。8日，上海《民立报》报道了中国社会党成立的消息。10日，江任总编辑的《社会》杂志第2期发布了《中国社会党宣告》，称该党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初惟一之团体机关”。
11月15日，中国社会党的《发起共和建设会通告》在上海《申报》和《民立报》等大报上刊发。次日，召开共和建设会筹备会议，五百三十人到会，江被推举为会章的四位起草人之一。
11月17日，在上海本部召集谈话会，提议组织“实行团”，进行“遗产归公、教育平等”的试验，以贯彻党纲。此提议得到党内同人的一致赞成。
12月3日，共和建设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张园举行，有一千多人参加，包括二十多位女宾。在选举会长、副会长时，江得到较高的票数。该会当时为促进共和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2月17日，在上海召集中国社会党的谈话会，商议中国社会党南京支部的筹备问题。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江亢虎代表中国社会党也前往码头迎接，并在轮船舷梯旁同孙中山握手。对中山先生虽仰慕多年，但这是第一次才见到面。后曾专门撰写《中国社会党欢迎孙中山先生辞》，表示“本党之欢迎先生，尤有特别之感情”。
12月30日，孙中山在寓所接见江亢虎。从下午三点至四点多钟，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胡汉民、蔡元培参加了会见。
1912年29岁
1月7日，赴南京，亲自参加了当天南京支部的成立大会。14日，参加苏州支部成立大会，发表演讲四个小时。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等当即签名入党。
1月15日，中国社会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联合会。自成立三个月来，此时党员已有五千多人，支部三十多个。此次会议，江首先报告了会议的宗旨，主要是修订党的规章。与会者有各部代表三十多人，本部党员三百多人。会议决定，各部负责人称“主任干事”，本部的主任干事对外称“总代表”；每年的阴历九月十五日为建党纪念日，并召开一次联合会议。江在此次会议上，被推举为“总代表”，会后代表中国社会党发布了宣言。
2月1日，《社会日报》创刊，江撰写发刊词，以社论的名义刊发。文章声明，该报为中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办报宗旨是为“鼓吹社会主义”，内容包括：代表中国社会主义之思想，发布本党对于党员、非党员之意见，记载及评论国内、国外关系社会主义之事情。
同月，写《和议纠正会宣言》，强调“社会主义乃绝对平等主义，妄戮满人不平等也，优待皇室亦不平等也。不平等即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者，鄙人皆得而反对之”。2~5月，在《社会日报》上发表多篇短评，有《社会党与社会、社会主义与社会学》、《建都议》、《冒充社会党》、《自由婚姻与共和家庭》、《恋爱自由》、《遗产归公》等。这些小的评论，结合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和中国社会党的主张，对人们进行释疑解惑。
4月15日，为中国社会党本部干事沙淦创刊的《社会世界》杂志写发刊词，再次强调在社会主义实行之前，当前的重点在于鼓吹社会主义。
4月24日，参加中国社会党在上海张家花园举行悼念秋瑾烈士的追悼会。江为“亡友”秋瑾题写了挽联，并发表了演讲。
4月，有人来信询问，孙中山卸总统职后是否会成为中国社会党首领？何不乘此机会电请就任？对此，写《复某君书论社会党首领事》加以说明。回信中高度赞扬孙中山：“中山研究社会主义最深，怀抱社会主义最早，其学说亦多与本党党纲相近，实本党最高尚之师友。私心窃信中山必不忘我社会党。”
同月，两次给上海《民立报》记者康率群写信，针对后者对中国社会党进行批评的不实之词，就教育平等、智识平等、能力平等等问题逐次进行驳议，指出：“本党初意，原自经济之不平等想入。累究其原，则经济不平等，由于能力不平等；能力不平等，由于教育不平等。故主张教育平等，正为主张经济平等也。”
同月，结合中国社会党此时已有两万党员、思想不尽一致的具体情况，在《社会党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中国社会党重大问题》，就党名、党纲、党规、党员、党魁等问题，逐条提出自己的见解，征求意见，以集思广益。在同期杂志上，又给出《中国社会党重大问题之答案》，明确回答了以上各个问题，指出：“社会党者，社会党也，非政党”；党的“（宗旨与精神）概括言之，即于不妨害国家之存在范围内，主张世界的社会主义”；根据党内思想分歧的实际，可在党内组织几个不同的团体，除折中派外，主张“纯粹社会主义”的可以组织“中国社会党之无治党”，主张成为“完全政党”的可以组织“中国社会党之民主党”。这两篇文章由各地各支部进行讨论，一直持续到十月份召开的第二次联合会为止。同月，为中国社会党党员沈达齐所著《社会鉴》一书作序。序言中认为：“社会主义者，世界人类共同之思想也，岂子[止]欧人独得之秘乎？”
5月，写信给大总统袁世凯，从十个方面，逐条宣讲社会主义的含义、中国社会党的性质和主张，最后表示中国社会党“其于民国前途，有百利而无一害”。此信刊载于《社会党日刊》第78号，随4月25日的《天铎报》发行。
6月2日下午，在上海参加例行的“星期演讲会”。与会者有男宾五千多人、女宾两百余人。这次演讲会历时三个多小时，孙中山因故未能到会，吴稚晖、戴季陶、刘艺舟、李怀霜及西人马林、史特孟、李立德等参加；“会场座为之满，道为之塞，来者颇形拥挤”。
6月19日，端午节，偕秘书陈翼龙从上海乘海轮赴津、京，发表《北上宣言》，拟进京谒见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国社会党北方支部的建立，以及中国社会党湖北、湖南支部的合法发展，同政府进行沟通、交涉。
同月到北京，时值同盟会行将改组为国民党之际，见同盟会、共和党两党及其报纸互相攻击，冲突激烈，遂发布《调和党争宣言》，以“第三人之资格”进行调停。
同月在北京，写信给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对其在武汉查禁、解散中国社会党之事，提出质疑。
7月，呈文内务部，声明中国社会党并无呈请立案之事。同时，此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各支部迭被干涉、查禁，皆以“社会党妨害国家”为借口，因此，江撰写《社会党有益国家说》，分别从十个方面大讲中国社会党有益于国家的地方。
7月，在北京，受到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在介绍了中国社会党的情况后，袁“颇为动容”。江婉拒了袁世凯希望其留在京城应聘为“顾问”的要求。在京期间，还会见了内务总长赵秉钧、步军统领江朝宗等军政要人。
8月18日，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参加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19日，参加中国社会党的欢送会。20日，应中国社会党武汉支都的函电邀约，乘京汉铁路快车南下，近百名中国社会党党员佩戴党的徽章到车站送行。21日到达汉口，初被警视厅拘捕、审讯，第二天（22日）上午才由民国副总统黎元洪派来的代表接出、释放，并到汉阳兵工厂出席午宴。23日早，参议员陈世贞代表黎元洪接见江，并表示热烈欢迎之意。江的“历险”俨然成为武汉的一个新闻热点，各报记者纷纷前来采访，江口述其历险的经过。八月底，上海惜阴公会出版《缚虎记》一书，江为之撰写《汉口遇险出险记书后》。
8月，在汉口，再次写信给副总统黎元洪，交涉中国社会党被查禁之事。信中指出，“二十世纪者，社会党之勃兴时代也”，“社会主义之如日月经天、江河纬地”，希望黎认清这一“世界之大势”。在汉期间，参加了中国社会党汉口支部召集的演讲会，并视察了孝感支部。此时，原被查禁的中国社会党湖北各支部均恢复了活动。随即南下湖南。
9月，在长沙会见湖南都督谭延闿，后者表示会禁止该省军警对中国社会党的干涉。不久，原被查禁的中国社会党湖南各支部亦均恢复活动。
同月，在长沙收到上海一无政府主义者的来信，信中对江推动建立的、以中国社会党上海支部女党员为主体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关于议会的言行表示不满，并归罪于中国社会党的宗旨和成立该会的始作俑者江亢虎。江遂写回信，论中国社会党、无政府主义与女子参政之间的关系。
9月25日，系中秋节，回到上海。随后发布《返沪宣言》，声称此次北上京、津，后南下两湖，东返宁、沪，为中国社会党南北支部事宜的对外交涉取得成功。宣言还特别告诫中国社会党党员，一定要按照党纲的要求来行动，要“惩前毖后，履薄临深”，以使“团体坚牢，前途远大”。
同月，中国社会党嘉兴支部的月刊《人道》杂志创刊，为其写发刊词，感叹道：“吾尝谓主张人道者，必以社会主义为依归。”
10月14日至16日，邀请孙中山到中国社会党本部作了三天的演讲，地点在上海中华大戏院。每天下午江都亲自到孙中山的寓所迎接，孙偕秘书宋霭龄与江同车来到会场，这时“全场欢呼，万头攒动”。每天的演讲都由江做主持，在孙演讲之前和讲完以后，都“申述其大义”。孙中山的演讲，中国社会党人记录、编辑后经孙中山增订审阅，由中国社会党出版单行本发行于世。江为孙中山演讲集撰写了弁言。文中指出：“本党之发达，先生与有力焉。”弁言还分析了江亢虎自己同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异同点。
同月下旬，为纪念中国社会党成立一周年，该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联合会，会期三天，各部代表到会者近二百人。江作为本部主任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在党的宗旨和主张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所谓纯粹“社会党”（党名无“中国”二字）分裂出来。
11月1日，中国社会党在中华大戏院召开纪念会，会上上千人观看了中国社会党人自编自演的十幕话剧《缚虎记》，并邀江亢虎走上舞台见面。话剧系根据惜阴公会出版的同名剧本改编，江在剧本的“后记”里赞道：“社会主义，人同此心。”
同月，代表中国社会党发布《中国社会党第二次联合会后宣言》，通报该党第二次联合会上不同派别、不同主张的分歧及其结果。同时，发表自己在中国社会党演讲会上的演说词《社会党党员之心得》。该演说系江对该党各部代表即将返回本地的临别赠言，其内容可视为对党员应尽义务的阐释。
11月底，因严重的眼疾住院一个多月。12月，在中国社会党本部干事造访时得知，北京中央政府命令各省都督禁止新起的纯粹社会党，遂口授《致中央政府书论禁止纯粹社会党事》，从学术上和法理上驳斥查禁的理由。此书信分别寄大总统府及国务院，并投递上海各报刊发。
12月出院后，写作《<社会主义学案>草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定义及流派。该文将马克思（文中译为“卡尔•马极[格]斯”）列为“国家社会主义，一曰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并称“卡氏之《资本论》，力翻经济学之旧案，主张土地、资本为社会共有之物，而分配之比例，当准劳力为报酬。拨云见天，其功至伟”。
1913年30岁
此前，外蒙古的库伦“独立”，国内关于处理满、蒙、回、藏的问题十分紧迫。江代表中国社会党发表《社会党筹边策》，先后两次呈递中央政府，并函寄各省都督，以寻求支持。该文提出了解决满、蒙、回、藏边疆问题的六个主要办法和六条具体措施，其核心是让各地中国社会党人用“社会主义”来解决问题。此文受到时在上海的各地中国社会党人的赞同，但遭到国内舆论的斥责。
2月2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成立，李大钊任支部干事。其传单说该党已有四百九十个支部，党员五十二万三千人。
同月，在上海为《社会》杂志题写刊名。
3月，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向众参两院提交江亢虎撰写的《中国社会党请愿国会书》。该书提出了实行普选、教育平等、专征地税、限制遗产继承、废止死刑肉刑、限制军备、奖励劳动、废止婢妾制度等八项主张。
4月14日，在上海南市新舞台剧场主持召开中国社会党特别大会，追悼宋教仁。党员一千多人参加会议，并发布江写的《中国社会党对于宋教仁暗杀案宣言》。宣言指出“宋案”的发生，“实中华民国之奇耻大辱”，并提出六条解决办法，以“法律解决”为先，如无效果时应以“政治解决”继之。同时，代表中国社会党为“宋案”事，写信给黄兴等人，认为“此案只宜按照通行法律，即以地方审判厅为第一级，公布证据，判决罪名，愈速愈妙”。
5月1日，中国社会党在上海南市新舞台剧场举行纪念五一节演讲会，有一千多人参加。江在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五一节的由来，宣传社会主义的主张。
2日，发布《中国社会党于宋案及借款反对兵力解决宣言》，认为“宋案”和“借款”“皆法律解决、政治解决范围内事，断无应用兵力解决之必要与理由”。同时，电告袁世凯，请求其“引罪辞职”。
6月15日，同旅沪的各国社会党人共同发起成立“万国社会党俱乐部”，宗旨为“讨论学理，协助进行，交流消息，联络感情”。同英国社会党人查克逊一起被推举为书记。
7月15日，在万国社会党俱乐部第一次大会上，发表《中国社会党对于南方事变宣言》。宣言对“湖口起义”后的国内动荡局面表示担忧。同时，江又“以个人乡谊，致书发难诸君”，认为南北战衅不可轻开。
7月18日，30岁生日，作《自寿四律》。后刊《洪水集》扉页。该书于本年度由上海演说报馆印行。
8月3日，在《新闻报》上看到浙江都督朱瑞关于解散该省社会党各支部的通告，遂以中国社会党总代表的名义写信进行交涉，希望朱瑞能收回成命。
8月7日，作《洪水集》自叙。该书凡十万余言，系江三十岁之前的作品。自叙中表示：此书付印发行，“非传文字也，传社会主义也”。自叙还解释本书取名的由来，源自三年前在杭州做了社会主义演讲之后的遭遇。
同日，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江召集本部紧急会议。根据会议决议，起草《呈袁大总统文论解散社会党事》，并于15日寄出。呈文同样强调中国社会党“宗旨正大，方法稳健”，要求袁世凯“收回成命”。本部机关因设在英租界，故暂时免遭捣毁的厄运。
31日，召集中国社会党特别联合大会，各地及本部党员代表百余人参加。根据会议五条决议之一，推举江“出洋，联络各国社会党”，并参加第二国际的维也纳大会。江发布《中国社会党特别联合大会去职宣言》。宣言指出：中国社会党建立两年以来，社会主义的名词概念已普及于大多数人的心目之中，“四百余地之机关可以取消，五十万人之信仰不可没灭”；而且，大总统的解散令和各地的文告，“皆传播社会主义之媒介”，“瞻望前途，乐观无量”。这次大会，给该党短暂的一年零十个月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9月，搭乘日本的邮船赴日，踏上了流亡海外的旅程。到日本后，专程去头山满宅邸，拜访住在那里的孙中山，受到热情款待。孙中山还为江专门写了一封给儿子孙科的信，嘱咐当时在美国加州留学的孙科夫妇接待江亢虎。此外，孙还为江给在美的友人黄芸苏写了一信。
是年秋冬间，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受到孙科夫妇的盛情接待，并帮助江在附近租了间住房。此后，江一直住在加州，任职加州大学（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文系，接替了该系退休的原英国在华传教士傅兰雅的职位，任讲师，成为当时在美国大学教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唯一中国人，直至1920年回国。
1914年31岁
“二次革命”爆发后，5月，在美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宪法、国会、政党者，立宪国成立之要素也。此三者存在而有效时，政府、人民之间，无论冲突至何等程度，不应有武力解决之事。迨不幸而三者破坏尽净，则人民对于政府之公意，已别无正式表示之机关，万不得已，乃诉诸武力，求最后解决，此所谓革命也。”但同时又认为，武力解决只是“治标之法”，“暂时之计”，不能“善其后而竟其功”；武力解决“流血相循，曷其有极？”
在旧金山，广泛接触和联系在此积极活动的各国社会党人，参加“社会主义同志会”的定期例会、演讲会和辩论会。把该地区社会党、工党的活动和集会的情况，写信向国内介绍。是年，在美国，可以说是江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反思、深化的时期，撰写了多篇文章：
撰写长文《社会主义学说》，比较详尽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的概念、流派、主张、方法，并反思了自己此前的社会主义思想。文中特别提到马克思，指出：“自一八四七年万国劳动同盟成立，马克斯始专用‘共产主义’之名词。自一八七二年万国劳动同盟分裂，马克斯派始专用‘社会主义’之名词。”还提到恩格斯（“恩格尔氏”）的“科学社会主义”。
广泛阅读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原著，积极参加美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团组织的活动，并广交社会党、无政府党各派人士为朋友。多次应邀用英语发表演讲，介绍“中国前后革命之因果”等。
认真回顾了他亲手创建的中国社会党的历史，并写作《中国社会党略史》，比较系统地描述了该党的缘起、主张、组织、事业以及解散的经过。
《中国无政府主义活动及余个人之意见》，则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有关思想，归结为无政府主义，并对近代以来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刘师复、沙淦等人的思想活动，简单做了介绍，并自称：“无政府主义之入中国，余亦为其介绍之一人，惟所主张则以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为度。”
在《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学说虽然是近代的思想，且由西方输入，但其实是“中国古来有之”的。
在《中国革命之概观》中，江把孙中山之前的“革命”，称之为“旧革命思想”，“而孙逸仙倡导民族、民权、民生之说，则以改革政体为主要之目的，是为世界历史上新革命思想”，而社会主义在中国可称为“第三新势力”。由于中国革命的原因“仍从经济问题而起”，“而所谓根本的救济方法，乃愈不能不重望于社会党人”。
《中国劳动家现状》对中国工人各个层面的介绍极其详尽，可惜缺乏其政治倾向等结论性的看法。
《中国女学古今谭》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妇女的地位及女子教育问题。
1915年32岁
继续在加州大学任教。除教汉语外，还开设“中国文化”讲座，听课者前后有二百多人。
撰写《中国氏族考》，介绍了中国古代姓氏的起源和演变。
是年暑假，受聘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现为东方部）主任。此后三年的暑期，都在这里工作，对库存的五六万册中国图书和大量典籍进行分类、编目。
1916年33岁
年初，加拿大博吟社来函索文，主题为论“大同”；继而友人谢应伯自纽约来信，询问中国社会党的前途问题。3月，撰写《将来之中国社会党》以回应，认为将来的中国社会党，“或径标明为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必为大同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社会主义都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
9月10日，参加美国华侨举行的追悼会，写《陈英士诔词》。
是年，在加州发起成立“弘道会”，有会员二百多名。每月两次的讲学活动，江均为主讲人，主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1917年34岁
撰写《中国古来公学制度》，分为科举以前公学制度、科举以后之公学制度、书院或地方公学制度等三部分。
7月，回国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中国地方史志两千多部，并促成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图书交换协议，使此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量不断扩大。
1918年35岁
1月，在美国，题写《外舅刘公墓志铭》。外舅刘公（刘幹卿）亦为江的岳父。墓志铭里称颂刘公为“先民之遗，末世之师”。
1919年36岁
6月，在陪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访问了旧金山中华会馆及华人社团之后，深感在美华人百年来的历史和现状，文献资料散佚，未有专书可资依据，遂写信给旧金山总领馆的朱鼎言领事，建议总领馆、中华会馆及中华商会，组建“修志局”，编写《美国华侨通志》，或《北美华侨通志》乃至《美洲华侨通志》。
是年暑假，再赴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为此前回国为该馆收集的两千多部中国地方史志等，进行分类、编目。
9月，在《改良留美学生监督处说帖》里，就在美学习的留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弊端，提出改进的意见。
1920年37岁
春，从报纸上看到徐树铮入蒙、促成外蒙撤治并回归祖国的消息，兴奋不已。3月，在美国写信给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请求徐能在外蒙给自己一个职位，在那里进行社会主义的试验，以报效国家。
8月，为原中国社会党党员陶乐勤所译《政治经济学》书籍写序。序言中高度赞扬马克思及其《资本论》。
9月，辞去了在美国的工作，偕其继室、美籍华人卢岫霙回国定居，住北京海北寺街33号。
归国后，至年底前，到全国八个省游历、讲学。
10月，在江西做多场演讲。1日，在江西教育会讲演《教育者之责任》，论及教育者对于学术、学校、学生和社会的责任。2日，继续讲《求学与救国》。同日，由夫人卢岫霙用英语演讲《蒙特梭利教育法》，江做口译。3日，在该会讲《社会改造说》，其基本内容为后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主张准备了腹稿。4日至5日，除在江西教育会先后演讲《中国文化在西洋之影响》和《西洋文化在中国之影响》之外，还在江西第一师范学校、江西女子师范、江西职业学校、江西心远中学、江西第一中学和江西义务女学发表演说，纵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社会改造等。6日至7日，先后到江西匡庐中学、江西第二中学和江西农业专门学校演讲。8日，除了在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江西农商公宴席上演说外，还专门到江西青年会演说《宗教进化》。
11月，在山西演讲。17日至20日共四天，在山西大学讲《社会主义之今昔》，包括社会主义的名词与通义、派别与纲领、主张之条目、实行之方法等四讲。其间，18日还在山西女师范演讲《女子在社会上之地位》，19日至20日在山西太原自省堂先后演讲《中国文化及于西方之影响》和《西方文化及于中国之影响》。20日，还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讲《教育之新趋势》。21日，除在太原文瀛湖公园演说《国民大会》外，还在山西法政学校讲《代议制之改良》。
12月，写信给国务总理靳云鹏，指出当时社会的乱象纷呈和政府的无计可施，并警告说：“窃恐大破产、大恐慌之来，即在若辈酣歌恒舞时也。”同时表示，自己对国内外政策有所见解，愿意贡献。
这个时期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加强了对社会舆论和集会活动的控制，以防止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传入，防止所谓“过激党”的活动。而回国后的江亢虎，四处游历讲学，包括在演讲中称颂苏维埃俄国、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这就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度注意和极其不满。警方一直没有放松对他的监控。12月10日、24日两次在湖广会馆的演说，都立马被侦探报告上峰，记录在案。
10月，刚成立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欢迎江回国并表示希望同江合作，团结一致进行职工运动。但江在演说中表示，要在先去苏俄和欧洲考察后再定实际活动的方针。
是年，还有一些文字值得一提：
在为南通人李万里著《新银行论》所写的序言中，主张“银行当归公共经营，所有赢余当充公共事业之用”。
在《书古唐村》一文里，认为“新村运动者，理想社会主义之一术也”。
在写给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信里，指出自己在京停留期间，“时见戎装警士，便服侦探，暗地尾随，扣门盘诘，刺取家事，烦扰居停”，“此事实出政府之意”，抱怨“时局黑暗”。
在《社会主义与新村》一文中，明确表示：“不佞个人始终主张世界社会主义，其实地进行，必以一国一省为初轫。”
1921年38岁
4月，在《<贫民借本问题>序言》中感叹道：“中国号共和矣，共和政本在大多数人。环顾芸芸，十之八九皆贫民耳，官僚、政客漠然不以动其心，或反假民智太低为词，以专制而自肆。”
4月24日，偕夫人卢岫霙从北京出发，乘火车经东北赴俄国，拟实地考察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情况。行前，曾应孙中山的邀请，南下广州，小住十日，公开讲学五次。孙中山多次派车接江到府中会谈，每次达数小时。江婉拒了孙拟请他作联络苏俄代表的要求。
4月27日，到达哈尔滨。因俄国赤塔一带铁路线路的问题，火车停运，逗留至5月11日才从哈尔滨乘车去满洲里，再前行进入远东，17日到达赤塔。因铁路时时中断、机车燃料不足等问题，在远东共和国首都赤塔滞留十来天。6月1日火车从赤塔出发，同车的有远东共和国总统和陆军总司令等。直至6月21日早，终于抵达首都莫斯科。平时从赤塔至莫斯科，原本五六天的时间，竟然走了三个星期。
从6月至次年4月，在苏俄参观、访问、游历了十个月。
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江“以社会党人资格列席，亦蒙优待，认为代表并予以发言权”。其代表证号码是“244”，上面的俄文说明是：“给予中国代表江亢虎君参加第三国际大会，有发言权”。会议期间，三次聆听“新俄第一要人”列宁的演说，并两次同列宁举行“特别会晤”。列宁殷切地询问江亢虎的旅途行程和中国的近况，“并致慰劳企望之意”。
6月到苏后，在同列宁、托洛茨基、齐切林等党政军要人会见时，提出“征蒙计划”，拟组建数万人的华侨义勇军，在苏俄政府和红军的支持下，驱除白党，收复蒙疆，使外蒙“仍合并为中华民国之一部”。但8月中旬时因时局有变，苏俄独自派红军入蒙，让外蒙宣布独立。江的征蒙计划流产。这一事件，成为后来江认为新俄是“新帝国主义”的由来。
9月6日，在莫斯科参观俄国中央行政委员会会议。7日晚，乘火车快车去圣彼得堡，次日上午十一点多抵达。在圣彼得堡，参观、游览了街市、教堂、港口、科学院、人类博物馆、冬宫等，并同高尔基进行了会晤。会见中，江问高尔基，读他的作品应先读哪一本。高答：“先读《儿时》（Childhood）可也。”
9月23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大厅，旁听莫斯科共产党组织举办的演讲会。24日，观摩苏俄外交部共产党党员的“诘问会”。25日，莫斯科军官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在莫斯科红场，观看了由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主持的盛大阅兵式。
10月10日，在俄国发表《三十节国庆在俄感言》，指出：“俄则七月共和，即改共产，后望殊奢。我则十年共和，徒存虚名，前途黑暗。热心远识之士，深有鉴于政治革命之不彻底，而社会革命之不容已，亟思步俄后尘。”同时又表示：“吾敢断言，中国之社会革命，决不能如俄国之直上直下一了百了也。故中国当自有其标揭之名义与进行之道途。吾人不可徒为俄国之钞胥，吾人尤不可自蹈俄国之前车覆辄[辙]。”
10月中旬，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大剧场观看芭蕾舞剧，惊叹演员的精彩表演和观众身着服装之高贵华丽。中下旬，参观学校、母子养育院（产科医院和育婴堂合二为一）、幼儿园等，了解苏俄的教育制度和办学情况。
11月24日，夫人卢岫霙在莫斯科大学附设产科医院生下一子，取名江龙男。
12月23日至29日，在莫斯科参加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聆听了列宁所做的行政报告、托洛茨基所做的军事报告，以及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片山潜在会上的演说。
12月，给全国学生联合会写信，提醒该会“诸君子今日所能为、所当为者，莫要于监督选举之一事”。希望该会采取办法，对国会选举实行切实的监督，防止“政府操纵之弊”。同时，还推介了自己的宪政主张。
是年，在《石苍石<政论>序》中表示：“往余唱社会主义时，颇斟酌马克斯、恩格尔之著书，而附益以吾国诸哲学说，间参己见，以期折中。”
是年，《新闻报》创刊三十年，发专刊以纪念。江撰写《忽忽三十年》，叹曰：“回顾吾国此三十年间，不啻一卷痛心史”，“静言思之，不寒而栗”。
1922年39岁
1月16日，作为来宾应邀参加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大会。21日，以社会党人的身份，应邀列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秋白、日本代表团团长片山潜等均发表演讲。
2月，在莫斯科先后参观历史博物馆、农民工艺品展览会、油画院、儿童食堂、莫斯科第二军官学校等。
3月，在莫斯科申请赴西欧的签证。4月，离开莫斯科经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去德国。此次出境的经历颇为不顺，来回折腾，联想起1910年自欧洲回国奔丧时，从巴黎到北京一路顺畅，不禁感叹道：“此次欧洲大战，不啻抑全世界退步百年。以云大同，乃愈趋而愈远，痛哉痛哉！”
4月至5月，在德国游历考察。参观了许多博物馆、学校、工厂，包括著名的电气公司西门子，考察了市场和社会状况等。感觉较之以往，此时的德国，纲纪废弛，经济困难，外交困窘，社会矛盾突出。此外，还大量接触了国会议员和内阁阁员，考察德国的政治运行；广泛联系了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领袖人物，并出席了三个国际召开的联席会议
6月，自德国柏林出发赴荷兰，停留五天。在此，参观了博物馆、水族馆、王宫、市政厅、交易所等，旁听了上、下议院的会议，会晤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接触了旅居荷兰的华侨、华人，并应“中华会”的邀请向侨界发表了公开演说，连荷兰的政界、学界、商界名人也都来旁听，一时盛况空前。
本月，从荷兰抵达法国，在巴黎、马赛参观、游历。考察了中国人旅法勤工俭学人数及其生存状况，观察了法国社会生活情况，感叹“巴黎实全世界罪恶之渊薮”。在马赛，时逢法国博览会举行。参观了博览会的安南（越南）馆后，感觉其陈列犹如日本明治年间的大阪博览会之台湾馆，系殖民地的地位，令人感到没有脸面见人。
8月初，从欧洲回到国内。6日，在北京怀幼学校演说，详细介绍了自己在苏俄参观考察的经过。8日，发布《第二次欧游回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社会“乱象环呈”，国会政府“人格破产”；自己“夙昔主张未尝挠变”，“今后惟一希望”是实行自己提出的新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此不佞半生来学问思辨之结果”。14日，又在北京大学爱智学会发表演讲，简述在俄国的经历。16日，在山西太原自省堂，从赴俄的缘起、旅途、俄国的现状及对俄国的批评等方面，讲述游俄的心得。25日，发表《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说明书》，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6号。
10月10日，发表《双十节正告国人》，感叹民国成立“十一年来，神洲鼎沸，愈演愈乱”；教育、实业、道德、风俗、社会现状“日渐退步，日呈悲观”；国会、民意、社会事业、对外政策均不可信。出路何在？指出“当始终发扬正义，而同时扶植实力。二者并进，无事不成”。
10月30日，在东南大学讲演，题为《战后俄、德二国之现状》。
10月至12月，在东南大学作题为《社会问题》的讲演。演讲分为四个部分，包括资产问题（五个专题）、劳动问题（四个专题）、女权问题（四个专题）和家庭问题（三个专题）等。10月，还在东南大学演讲《中国古哲学家之社会思想》。
同月，被上海南方大学推举为该校校长。
是年，在《游湘留别书》里，公开申明：“不佞深信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大之可举世界而理想化，小之可假一省为试验场。凡旬日间所敷陈，悉廿年来之心得。”
在《对上海劳工各团体演说之大要》一文中，公开表示：“鄙人提倡社会主义，廿年来初志不变”；“任何主义可自由宣传，公同研究。鄙人敢预料宣传与研究之结果，社会主义必占优胜”。
1923年40岁
1月，发表《自救会旨趣书》，含“信条”十则、“规约”十则，强调“本会确信政治与经济之改造，当以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为旨归”。
2月，分别写信给政府内阁总理和北京各报馆，就社会所传自己被作为政府“专使”赴俄一事予以澄清。
同月，所著《新俄游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
3月至6月，在上海南方大学讲授《社会问题》，内容除绪论外，分为四章，即：1．资产问题（共10节）；2．劳动问题（共9节）；3．女权问题（共11节）；4．家庭问题（共9节）。
5月，为南方大学学生出版《国耻特刊》撰写弁言，指出：比之日本，“中国之败，不败于日人军武与强权之挟持，而败于自身无实力之树立”。
6月，在《精武内传序》中指出：“民主精义，固在人各有权，又在人各尽责。”
7月下旬至8月上旬，应邀从湖北抵湘，在湖南暑期学校授课，分别演讲了《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之今昔》等。夫人卢岫霙也第一次用汉语做了《孟特梭利教育》的讲演。特别是自8月1日至8日，江为暑期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概论》的专题讲授，其内容丰富而又系统，除“绪论”外，包括十节：1．社会改造之动机（事实与理想；保守与进步）；2．社会本位思想（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分立）；3．经济制度之改革（社会主义与宗教、教育、政治分立）；4．私有财产之废除（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学说及社会政策分立）；5．卡尔•马克斯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与理想社会主义分立）；6．第一国际（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分立）；7．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分立）；8．变相的社会主义（修正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帝国社会主义）；9．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革命、政党、女权、劳工）；10．最近社会主义之新意。在湖南暑期讲学期间，当地的张效敏、李达分别撰文，对江的观点，提出商榷和质疑。
8月13日，在江西教育会讲《社会改造与教育家之责任》。随后，回到原籍江西弋阳，给家乡父老兄弟讲《余三十年来之经过》。10月，在浙江教育会，先后演讲《社会主义进化史》和《俄、德二国革命后之状况》。在后一演讲中，提道：“回想二十三年前在日本，即心向社会主义，嗣后又在社会主义大学旁听，后来在欧洲时与同党人游，互相讨论研究之结果，益信社会主义确为救时之良策。溯自卡尔•马克斯出世后，社会主义已由理想而进于事实，由非科学的而入于科学范围。但马克斯虽立基础，终未有人见之施行，故仍不免托之空言。及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完全见之事实。当时兄弟适在美国，闻之‘喜而不寐’，即决定归国至俄一考察其究竟。”
同月，写成《南大一年来之教训与感想》。在谈及“理想”时，说道：“共产主义虽未能实行，而俄国革命精神终不可侮也。”又说：“社会主义不实行，教育将永无普及之望。”“大学教育犹是贵族、富豪之专利品，而常保有其优先权。吾敢断言，非至吾所主张之新社会主义实行，高等教育将永不能普及，一切大学特资本制度下之装饰品耳。”关于高等教育的原则，认为“自由评论，共同研究，不存歧视之心，亦不施强聒之教。尊重人格，养成自动，高等教育之原则，固应如是也”。
11月13日，乘船离上海，去东南亚诸国游历、访问，直至次年2月24日回国。先后访问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槟榔屿、缅甸的仰光、泰国的曼谷、越南的河内和菲律宾的马尼拉等处。其间：
在新加坡华侨教育界举行的欢迎会上，演讲时专论华侨教育；
在菲律宾马尼拉青年会上，讲述宗教的进化；
在菲律宾华侨联合欢迎会上，大谈当前“中国政治无进步”，但“社会转有进步现象”；
在菲律宾中央女子大学简短的演讲中，希望该国提倡文化独立，图谋政治独立；
在马尼拉华侨教育界的欢迎会上，演讲时针对教育者的权和利问题，提出“责任之所在，即权之所在”，教育者要有责任心，提高自己的品格地位；
在菲律宾华侨工党召集的演讲会上，就“普及知识于劳动界”和“普及劳动于知识界”的话题，畅谈劳动运动、工党运动发展的历史，以及今后实行的方法；
在菲律宾惠侨联合会演讲，谈论中国国内政治；
在菲律宾华侨中学演讲中谈及教育观念需要更新，认为中学教育是“中坚教育”，是中学生“认定宗旨的时候”，并希望做到三个“合一”，即学生和人民合一、学校课程和生活合一、学校和社会合一；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平民学校的演说中，谈论教育普及和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在新加坡行余励志社（工读夜校）的欢迎会上，结合该校和上海南方大学的办学条件，谈论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指出两校都是“精神足，物质差”，而“尽力服务社会，造福社会，则没有不同的”。
是年，还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演讲，主要有：
《解决工潮之三策》。针对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事件，提出解决问题的上、中、下三策。指出，“惟有实行新社会主义”才是上策。
《学生运动与公民运动》。文章强调五四运动中的学生，既是学生，也是公民，故五四运动“乃公民运动”。
《<西洋近今文化史大纲>序》。此序言系为东南大学高维昌所著《西洋近今文化史》一书而写。序言的中心思想是强调：19世纪以来的“人类思想趋势”，是分别以“个人本位”思想或“社会本位”思想而来的。
《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此文系应《申报》之邀而作，载《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江借此机会，将其“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主张，“郑重介绍于国人”，并预言：“今后五十年，殆将为此两新主义磅礴弥纶之世界。”
《为临城案通电》。针对山东发生的“临城劫车案”，表示“既愤当局之无能为，尤痛舆论之不注意”，希望国人在“周旋外宾之余闲，兼筹援助同胞之办法，使此数百人生命之无恙”。
《复李绎之书论<太平天国志>事》。此文系收到李绎之的来信和《太平天国志》一书后的回信。对太平天国性质的看法，此文的观点比较新奇：“惟念洪氏崛起，论者止只知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而不知其实为社会革命”，“中山亦云，洪氏实中国社会革命之先锋”。但文章继而又指斥太平天国“十四年间，倒行逆施，诛戮之惨，剧于闯、献”。
是年，所著《社会问题演讲集》由南京东南大学出版部印行，所著《山西演讲集》由太原山西日报社印行。
1924年41岁
2月下旬，从马尼拉乘船经香港回到上海。
3月中旬，取道天津来到北京。3月19日，致函金梁，请求觐见清废帝溥仪。信中对溥仪有不少溢美之词。此函后来引发了次年其涉嫌“甲子阴谋复辟案”的风波。
春季，在北京筹办上海南方大学北京分校，于秋季开学，设专科和本科，并更名为北京南方大学。
3月，写信给孙中山，表示对国民党改组“尤深钦佩”，但又提醒道：“革命事业，当以人民自觉、自动、自决为原则，以民党自身养成之根本势力为先锋。若在我本无可恃，而利用国内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乱，其利用国外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亡。”
3月，应约为友人创刊的《新新日报》写发刊词，宣称“吾人自信非至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充分施行，更无他主义能起而相代”；“此两新主义必将代表一时代之精神，独占全世界之舞幕”。该文在简要叙述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时说道：“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斯、恩格尔集其大成”。
4月，发出《善后会议紧急提案》，联署者有王士珍、熊希龄、屈映光、刘炳南、言敦源、马福祥、陆兴祺、朱绣、朱清华和田步蟾。
5月，写《<亚东新闻>国耻纪念特刊题词》，感叹道：“乌呼！国之不国，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皆国耻纪念日也。”
6月15日，启动重建中国社会党的行动。代表“中国社会党同人”发布《为重立中国社会党公启》、《中国社会党复活宣言》以及该党的主张、态度、临时政略、组织大纲等文告。
7月，所著《南游回想记》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是年秋，在湖南讲学，时逢湖南省开会修改省宪。应友人之约，“本夙昔主张”，代行撰写省宪法草案计二十章一百一十八条，交荆思佑等人署名提交。
10月，回信给吴佩孚，再次推销自己的主张，指出：“中国社会制度习惯特殊，当然须别求根本解决之方策，此正鄙人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所以成立也。”信里还声称自己“既甚慨社会不平，谋改造之进行，又深知俄患日棘，愧挽救之无术”。
11月11日，针对十月份发生的“北京政变”，发表《代表中国社会党对于时局之宣言》，提出“解散现在国会、召集宪法会议、建设非常政府、确立经济政策、规定职业代议、组织义务民兵”等六点“希望”，“至于本党之主张，仍确守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各原则”。
本年度，为推行“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的主张，曾写信给各省当局，包括东北张作霖、云南唐继尧、湖南赵恒惕、湖北萧耀南、山西阎锡山、广东陈炯明、浙江夏超等，希望各省能“一试”其两主义之“政见”。随信还附上其《请愿十条》，并表示拟带学生二三人，愿往各省演讲，且“晋谒而谈”。
是年，陈独秀于六、七月份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短评（署名“实庵”），讥讽中国社会党请“军民长官”来提倡社会主义。为此，江曾撰写《社会党与军民长官》的短文，作出回应和辩驳。
1925年42岁
元旦，代表中国社会党再次发表对时局宣言，对北京执政府提出的“善后会议”和南方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就两者的关系如何协调发表了看法。
1月28日，又一次发表宣言，宣告中国社会党，“本原来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之主张，更名中国新社会民主党”。该党设本部于北京，实行首领集权制，由江亢虎任总理。
1月，还为《新星》杂志写了发刊词。文章在回顾了1912年中国社会党的《社会星》杂志创刊以来国内外的状况之后，指出：“世界无论如何扰攘，而社会主义进步实有一泻千里之概”；“无论中国如何分裂，而一般人对于社会主义已均有甚深之印象”；“无论党势如何散漫，然党中固已有少数彻底了解、绝对信仰、自动服从之人”；“无论思想言论如何凌乱，然国内出版物固已风起泉涌”。
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江以“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的社会名流的身份与会，并担任会议的制宪委员会委员。针对北京《京报》所载评论中涉及江参加善后会议的“非难之词”，两次写信给《京报》的编辑，进行解释和辩驳，申明：自己确曾先后列席过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会议，但并未“加盟”，北京政府内阁确曾希望本人作为代表“使俄”，但被“辞绝之”；“各省当局所有往还，均为讲学宣传之事，并顾问、谘议之名而不肯受”，等等。
2月，在写给费保彦的信中表示，个人及其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对国民党“当视为友党”。
2月24日，提出《善后会议自动起草宪法提案》，表明“本席对于宪法向有特殊之主张，曾代拟省宪草案一书，于不违反中国礼教习俗范围内，容纳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各要则，足供宪法起草者之参考”。该提案还附有其拟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办法大纲”。
2月底3月初，在《演说善后会议、国民会议前途之大意》中指出：“今善后会议已开会半月以上，而政府提案、会议议事，再再不能令人满意”，“善后会议之罪恶，将与十四年来之国会等”。
参加善后会议期间，曾专程到铁狮子胡同孙中山的住处，探视病危中的革命元勋孙中山。在孙逝世以后，参加了中央公园悼念孙中山的仪式并献挽联。
4月19日，代表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发表《关于国民代表会议宣言》。宣言认为“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并未容纳本党修正案各意见”，“希望国民代表会议制定宪法时，能采用本党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之主张”。
5月1日，发表《新社会主义与劳动纪念节》。文章通报了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为纪念劳动节的四件大事，并盛赞“此诚空前之举”。接着，就该党党纲的“新社会主义三要则”，即“资产公有、劳动报酬、教养普及”，及其与工界有密切关系的地方，进行了阐释。最后，文章以“劳动同胞万岁”的口号结尾。
6月3日，代表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对“五卅惨案”发布宣言，称此案为“民族与国家共同之大耻，且为国际和平与人道、正义前途一大不幸事”。宣言主张“专持不合作主义。对于外人，尤其英人所设立之学校、公司、银行、工厂，一律停止交通，租界各捐一律停止缴付”；提出“惩凶、赔款、道歉及取消租界苛税、苛例”等“最低限度之要求”。此后再组织机构，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销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等事项。
6月13日，代表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对惨案再次发表宣言，就社会上“道路传闻”此案与共产党人的关系问题发表了看法。
8月，涉嫌金梁、康有为等人的“甲子阴谋复辟案”。上海南方大学师生发动了“驱江”运动。11日的《新申报》登载了讨伐江亢虎的讽刺画，画面上江氏身着清官服、头戴博士帽伏地称臣，口中念念有词“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同月6日、11日，由于涉嫌“请觐溥仪案”，为洗刷自己，先后发布启事和说明书进行辩白，称：“请觐溥仪确有此函，复辟阴谋不知所谓。谓余不信，请平心静气再读原文。”与此同时，以校长的名义，发出《致南方大学同人公函》，自称“此次横被冤诬，早经公函声辨，当然自负责任，不与学校相干”。
10月，南方大学创办已三周年。此时除初始的上海本部外，在北京也设立了分部；学生已过千人，教师已有百人。江发表三周年纪念感言。
11月，代表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发表《对国民党宣言》。宣言指称“新旧帝国主义同为我国家、民族之公敌”；“继今以往，在本党主张相同或相似轨度内，谨认非共产派之国民党为先辈及友党，竭诚联络，一致进行”。
11月20日，发表《警告国民》，声称：“以推倒国际帝国主义、国际资本主义、国际共产主义为国是，务使三害一律荡平，根株断绝。”
12月，写信给吴佩孚，就“读书”和“会客”两事建言，建议多读现代书，多读政治书，多见学者，多见游历出洋之人。
是年，所著《江亢虎博士演讲录》（1—4集）由上海南方大学出版部印行，所著《三大主义与中国》由北京南方大学出版部印行。
1926年43岁
2月22日，发出《正告反对赤化者》，提醒反对赤化者“当得群众之后援，但不可利用暴民”；“当有武力之准备，但不可利用军阀”；“当征国际之同情，但不可利用外力”。
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执政府发出通缉令，被通缉的五人名单中，江也“赫然在册”。从报纸上看到此通缉令后，发出“启事”予以表白和澄清。
4月，撰写《新修金鳌江氏宗谱序》，强调“吾国家族制度最古，谱牒之学亦最详”。同时，为上海南方大学年鉴撰写序言。本月，还分别写信给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北京给张作霖写信，是由于近期到京后，只会晤了张学良，未见到张作霖，遂以书信的方式建言：在军事方面，可“统一号令，整饬军纪，恢复交通，接济粮食”；在政治方面，对外“设法收复外蒙”，“对内则主张建设军政府”。给吴佩孚写信，系对吴在来函中“痛论三一八案”的一个回复，提出善后和应对之术。
5月，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发表《五月特刊感言》，就五一劳动节、五四运动、五七与五九之国耻、五卅租界之惨案等事件，分别发表感想，最后归结为“新社会主义不实行，劳资两阶级利害冲突终不可免”；出路在于“新社会主义取资本主义而代之，新民主主义取帝国主义而代之”。
6月，就“江南书院”的创办事，给孙传芳写信，同时推销自己“新社会主义”的主张。
9月，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写信，缘于湖南的朋友来信谈及，蒋两次同该朋友会见时，均询问江的现状，并说对江“极佩仰，但以无缘晤见为憾”。在给蒋的信中，首先简要描述了自己同国民党和孙中山二十年来的关系，自称是与国民党“最接近”的人，对孙中山“最崇拜”的人；继而介绍了自己多年来力主社会改革的思想和经历；最后表示自己主张的“政党政治”，“一惟总司令与其余诸伟人是赖”。
10月，代表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发表宣言。宣言认为，中国当前“国本未定，内战迭起”，“宪法、国会、责任内阁，均不存在”，已无从事政党政治的条件。故党的目前任务“惟有专从宣传与准备着手”；政治上主张“反对一党专政、阶级独裁”，但当前“采取超然态度，对于各派各系，概不合作，亦不讥评”。
1927年44岁
1月，发起成立“国际智识大同盟”，用以研究世界和中国的各种问题、各个主义，成为“全世界各阶级中智识分子之联合，新时代和平改造具体方案之研究”。发布同盟“大纲”和“要则”。
2月，写作《北京南方大学筹募校舍基金捐款缘起》。
6月，为《北京南方大学丁卯毕业同学录》作序。
夏季，前往美国，任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1928年45岁
9月，在美国给进入北京的阎锡山写信，自诩“以提倡社会主义最早之人，为非难共产主义最早之人”；建议联军在占领京城以后，应延揽和容纳各方、各类人才，“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并希望阎将此意见转告蒋介石和冯玉祥。
10月，致书蒋介石，称颂蒋的“清共”之有魄力、有手段，蒋的下野出洋为“何等心胸，何等气象”，不仅是“枭雄”，而且是“俊杰”。信中提醒蒋介石：要防止“共祸”之“后患方长”；要警惕“历来军阀，向背无常”。因此，“公能从容杯酒尽释兵权乎？”
1929年46岁
1月，在给友人程伯嘉的回信里，表白自己以往在政治上自有的宗旨，即“非康（有为）”、“非孙（中山）”、“非孔子”，但“夙主张政党政治，而极反对一党专制”。1月，发表《政党政治卑论》，系统阐释自己关于政党政治的思想，并表示：“我希望中华民国宪法早日颁行，人们自由选举之立法代议国会，与对人民或国会负责、依舆论为进退、以和平相更迭之政府，早日成立。”文章最后指出，连晚清都还有“预备立宪”之举，国民党“党固神圣尊严，然党外尚有国有民。即专为党计，至少亦应仿君主立宪之意”。
1930年47岁
是年，辞去在美国的工作，前往加拿大，应聘担任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和汉学系主任教授，直至1934年夏回国。
1月，发布《宪治促成会宣言》。宣言揭示了“宪治”的基本含义和实行宪治的必要性，呼吁“尊重宪法，实行宪治，尤贵政府当局能以诚意率先倡道之”。
2月，撰写《<作新篇>序》，推出自己关于社会制度改造方面“新个人主义”和“新国际主义”主张。新个人主义包括“个性解放”、“家制废除”和“群治训练”三项内容；新国际主义则有“民籍大同”、“内政自决”和“外交公断”三个要点。此前，关于“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已多有说明。
7月，时值“蒋冯阎大战”之际，再次在美洲写信给蒋介石，认为当时中国“根本大计，惟在速立民宪而已”；希望蒋“乘此千载一时，恪遵总理遗嘱，立开国民会议，制定民国宪法，召集正式国会，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政党政治”。
10月，应旧金山《孔教》月刊纪念孔子诞辰之稿约，撰写《大哉孔子》。文章颂扬孔子“实为圣师，坊表人伦”。指出“孔子不专立一宗教，所以能兼容各宗教”；“孔子视他教主无非常可喜之言行”；“孔子不遇于当时，乃后世儒道之幸事”；“孔子不因历代当道之褒贬而加损”，“孔子乃中国文化理想之结晶”；“孔子增进吾人世界上之地位与历史上之光荣”。
1931年48岁
是年，继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任教。
6月，应古巴中华总商会会长陈伯清来信之邀，为《古巴中华总商会年刊》写序。文章历数华工、华商一百年来在美洲的艰辛和做出的贡献，痛斥所谓“文明国家、资本制度”“欺凌蹂躏我贫弱无告之华工、华商”，实为一种“自杀政策”。
9月，书写《励志社特刊题词》。此文是此前不久假期回国时，在南京，李公朴陪同访问励志社时该社的特刊约稿。
10月，针对九一八事变，在加拿大，以“加拿大大学汉学主任教授”个人的身份，写作《敬告日本政府与国民书》，交予日本驻加公使德川转达。书信痛斥日本军阀“更借口莫须有之事，占领满蒙，屠戮良懦，倒行逆施，于斯而极”；指责日本“即使侥幸一时全胜”，也是“不义之战，无名之师”，“不仁不智之甚”；希望日本“亦有主持公理转移舆论之人，出而倡道正义和平运动……悬崖勒马，放下屠刀，抛弃武力政策，实行亲善主义”；警告日本应“迅撤驻兵，立返侵地”，否则“积不善者必有余殃”。
11月，就九一八事变中国应取的对策，写信给蒋介石献计：“当下治标之策，则以为两言可以定之：一曰绝交而不宣战，一曰死守而不进攻”。并表示应积极备战，包括：试行征兵制，征收青年，练习兵操，服务兵役；大力培养航空人才，赶紧制造并购买军用飞机；抓紧整顿海、陆军；尺寸之地，誓不再拱手让人。
1932年49岁
是年，继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任教。
1933年50岁
是年，继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任教。
1934年51岁
9月25日，发表重新修订过的《中国文化复兴大义十六则》。此文初稿写于1933年10月11日，于本年6月26日发表。此文的十六个要点，提供了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纲要。
是年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任教约五年后回国。约五年里，带了五名中国学硕士研究生，给数千名美、加学生讲授中国文化课。江在北美传播中国文化是作出了贡献的。
1935年52岁
2月，印行自己于1928年2月写的《善生十箴》。此文讲述了十条养生之道。
4月15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外文化协会”，公布《中外文化协会章程》。该章程分六章共二十条，规定了协会的宗旨是“沟通中外文化。对外则宣扬中国文化，对内则介绍有益中国之各国文化”。
同月20日，在上海公布《存文会发起旨趣书》，旨在推动“存文运动”，以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
8月，在上海发布《亢庐讲学征收弟子通启》，拟征收门徒，讲学著书。
9月1日，重新修订《社会制度改造发凡三纲九目》，刊载在20日出版的《江亢虎思想一斑》一书中。此文初稿形成于1921年7月10日，1923年1月28日发表，1925年1月28日曾再发。文章系统地阐释了江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包括“新社会主义（一名社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一名限制民主主义）”以及20年代未公之于众的“新国家主义（一名世界联邦主义）”。
9月，所著《台游追记》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所著《江亢虎思想一斑》由北平北京出版社印行。
1936年53岁
10月，所著《中国文化叙论》由上海东方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系江分期授课的讲演稿，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与地理，原载《讲坛月刊》，此书为结集出版。
1937年54岁
7月，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已从上海迁居北京。平、津陷落以后，转赴西南，先是在四川、西康游历、讲学。后从成都飞往云南。
11月1日，在云南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时，发表了《抗战广义》的谈话，指出：此次抗战，人人知道是为了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但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更为广泛的意义，那就是：“为世界和平而抗战”，“为人类公理而抗战”，“为反帝国主义而抗战”，“为东方文化而抗战”，“为同情国民而抗战”。
1939年56岁
3月，匿居香港的汪精卫接见了当时也住在香港的江亢虎，“坚约参加和平运动”。
9月初，汪自上海电邀在香港的江亢虎赴沪，参加汪伪阵营。江响应汪的邀请，同月自香港抵达上海。
10月10日，江发布时局宣言，将日本军国主义奉为“东亚集团”的“领袖”，公开宣布了自己投敌卖国的立场。
1940年57岁
3月，汪精卫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江任伪考试院副院长兼铨叙部部长。
3月24日，汪伪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江为“列席委员”。
6月1日，提出《新经济政策建议》。13日，经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经济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审查通过，由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厅发财政、工商、农矿三部参考。
7月4日，代理伪考试院院长职务（因院长王揖唐兼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到伪考试院就职）。
10月，组织高等文官考试，受命为典试委员长，所有命题、阅卷，大小事必躬亲。
11月30日，汪伪同日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和《中日满共同宣言》。随后江即发表《庆祝中日国交调整完成》的演讲，为该条约进行鼓吹。
是年，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11月19日，以伪考试院副院长兼铨叙部部长的身份，参加汪的宣誓就职仪式。
1941年58岁
继续担任伪考试院副院长兼铨叙部部长。
2月，发表《饿死事大》、《呜呼统制》等文章。
3月，推出《和运文选》，提出“回向东方”的汉奸“理论”。
4月5日，以伪考试院副院长的资格，列名汪伪第二届中央政治委员会，仍为“列席委员”。
4月，所著《回向东方》一书由汪伪民意社在南京出版。
1942年59岁
3月11日，正式接替王揖唐任伪考试院院长。
3月26日，汪伪第三届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江升任“当然委员”。在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当然委员”一般只五六人，除汪精卫外，其余均由五院院长担任。江成为汪伪政权的巨奸之一。
1943年60岁
继续担任伪考试院院长。
1月9日，参加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讨论对英、美的“宣战”，赞同并签名副署了《宣战布告》。
4月1日，汪伪第四届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江继续担任“当然委员”。
1944年 61岁
3月29日，汪伪第五届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江继续担任“当然委员”。
10月，向病入膏肓的汪精卫辞职，辞去伪考试院院长职务，随即自行离职。
10月13日，由上海飞抵日本，筹组孔子二千五百年祭典事宜。16日，其《国际的孔子与孔子的国际》一文在国内发表。
11月3日，经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41次会议，选江为伪国民政府委员，同时仍保留其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当然委员”一职。
11月20日，从日本回到国内，潜至南京清凉寺当和尚。在日的一个多月期间，五次与日本首相小矶、三次与外相重光会谈。还在日本东亚同文院、外交协会、兴亚本部和广播电台发表多次演讲，鼓吹“以孔子学说为中心，借以发扬东方文化”。
1945年 62岁
4月5日，汪伪第六届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列名江继续担任“当然委员”。
4月，从南方潜至北京隐居，“不闻外事”。
10月，在北京，被国民党军统局逮捕，关押于北平监狱。5日，被宣布正式逮捕。江在狱中写自白书为自己辩护。
1946年 63岁
年初，军统局将江亢虎从北京移押到国民党南京首都监狱。
6月19日，国民党南京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正式对江亢虎予以起诉。该法院刑事庭组织对江的汉奸罪的审判。
11月2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对江处以无期徒刑。江对此判决不能接受，上书法院申请复判。
1947年 64岁
3月20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经复审，发布特种刑事判决书，维持首都高等法院的原判。
4月30日，在接到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后，江向一首都高等法院申请再审。
5月8日，首都高等法院再次对江亢虎汉奸案进行了审理，驳回江的申请。
5月14日，江向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呈递抗告书，要求“撤销原裁定，准予再审，期得平反”。
6月16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认为江亢虎的抗告“殊无理由”，予以驳回。
10月22日开始，被执行无期徒刑，关押在国民党南京首都监狱。
1949年 66岁
1月16日，被从南京移押到上海，在国民党提篮桥监狱服刑。服刑期间，毫不知罪、认罪。5月，上海解放。解放军军管组接管提篮桥监狱，对狱中的汉奸罪犯实行改造。
考虑到江年老体弱，监狱调江到“感化院少年教育组”服刑，给少年罪犯讲文化课。江主动提出建立“新文化服务社”，并申请给予公房做教室、图书室和研究室，举办简易班、专修班授课，等等。
1950年 67岁
8月31日，江向法院递交申请书，请求对其进行“重审或改判”。
1953年 70岁
通过监狱里的教育、改造，江的立场和思想认识有了比较大的转变和提高。坦白自己的经历、财产和罪行几十次；检举所知道的汉奸分子百余人；撰写了《十大罪状自白书》，承认自己的十大罪行。
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在中国福利会任医务科科长的其大女儿江兆菊时常前往探监。
1954年 71岁
12月初在狱中病情恶化。3日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呈文最高法院华东分院，告知江的疾病是“开放性肺炎，右肺萎缩，年老营养不良等病”。7日上午5时在提篮桥监狱死亡，终年71岁。
感谢 刘彦游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