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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与救国——在江西教育会讲演
江亢虎
（1920年10月2日）
今天到会的人，多数是学生，所以就讲这“求学与救国”的题目。我在美国已七八年，本国新文化运动的状态，未尝亲见，不过就报纸所载的，知其一二，说来不免有隔靴搔痒的地方，还要请大家原谅。
我看一般国人，对于学生救国运动的意见，不外两派：一派是反对以罢课为救国方法的。他说学生当求学时代，应当研究学问，造成完全高尚的国民，以为将来救国的地步。若在求学时代，借口救国，抛弃光阴，恐怕是国还没有救，自己的光阴和学业已受了莫大的损失，到了将来实行出来替国家做事的时候，反没有真实的学问，那时候悔也迟了。这派人的议论，也有道理，我不敢说他的不是。一派是赞成以罢课为救国方法的。他说学生求学，原是求救国的学问，现在国事日非，我们学生不从事救国运动，倘若国已亡了，即有高深学术，亦无处可用了，所以不惜牺牲一切，抛弃暂时的功课，挽救永久的国家。这派议论，颇受社会的欢迎。
我以为这两派议论，各有理由，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岂可加以武断的批评呢！但是凡事有经有权，有缓有急，晓得经权缓急的分别，自然不会做错了。哲学家说“是非真假优劣，都是相对的，比较的，并非绝对的”。农人不能因救国而辍耕，工人不能因救国而罢工，商人不能因救国而罢市，因为农、工、商各有职业，舍职业而为救国运动，是不明白轻重缓急的道理。农、工、商三界如此，学界也是如此，因为求学就是学生的职业，尽力自己的职业为一问题，服务社会公益又一问题，不能因从事职业而忘却社会，也不能因奔走公益而抛荒职业。学生以求学为救国，效果虽缓，却是经；以罢课为救国，效果虽急，却是权。经可永久用的，权只可暂时用的；经是救本的，权却是救标的。诸君明白这层道理，就得了求学与救国的精义了！
还有一层：人尝把求学与救国分为两截事，划分出两个时期出来，以为学生未毕业前，是求学时期，不必救国；毕业后是救国时期，不必求学。所以我国学生，往往以得了毕业证书，为求学终止时代，这种谬想，是很危险的！学问本无止境，“毕业”两字，不过表明在某校修业期满，并非说我们的学问已经告终。若认真讲起来，不但几十年不能毕业，就是今天把现在的学问都学毕了，到了明天，又有新学术发明出求，那里有毕业期限呢！所以一方面说求学时代，就是根本的救国；一方面说毕业出来，为国家做事，还是实验的求学。两件事本是一件事，我国那种两截的谬想，都是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因为自有科举以来，古代学校，变成了教育的辅助机关，主要还在考试；后来仿照著外国人办新学堂，也就把那科举的思想比附他，什么小学毕业奖秀才！中学业奖五贡！大学毕业奖举人、进士！外国毕业回来的，还要奖翰林！（俗语叫做洋翰林。）这种思想，根本错误，煞是好笑。现在学校奖励办法，虽然停止，然而大学校还有学士、硕士、博士各种头衔，一般人仍拿科举时代的眼光看他，这种妄见不刬掉，教育的真精神，何能实现呢？大家要知到[道]，自小学到大学，是学校内求学的时代，有老师指导，好比儿童要学行路，时时要大人扶持。到了大学毕业的日子，才算脱离学校内求学的第一日，即为学校外求学的第一日，到这时候方才算得有自己求学的能力，好比儿童自己会行路，不要大人扶持的样子，所以英文名词“毕业”，实在是始业的意思，就是这个道理，可惜被中国翻译错了，误尽青年。我看中国留学生，由外洋毕业回国，就自以为满腹经纶，登峰造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于是把学问完全丢开，专工去求升官，想发财，对于新学术，新思潮，那里再有工夫研究？中国学术界不进步，这实是一个大原因。所以我想办一个大大的图书馆，不但是为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补助机关，也是因为一般毕业留学生，可以增进新知，更求深诣，随时进去看看最近出版的新书新报，庶几乎不至于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可见图书馆，实是大学以上一个研究院呢！
去年五四运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绩甚好，德约拒签字啊！保留山东问题啊！曹、章、陆免职啊！霎时间罢学，罢工，罢市，全国震动，社会上都以学生为救国的主要分子，那晓得罢课又罢课，弄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起初农、工、商各界，还肯做学生的后援，各省长官也有打电响应的，中央政府鉴于众怒难犯，居然事事俯就舆情。到第二次罢课，那农、工、商就不罢工、罢市了。到第三次罢课，官厅且有实行干涉的。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学生以权为经，以缓为急，不善藏锋，轻于尝试，所以就“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了！大凡做第一步的时候，就要想到第二步、第三步，以至最后一步。譬如引火，第一步用火柴发火，火已着了，但是这区区磷寸，霎时即灭，不预备第二步的燃料，究有何用！去年学生以罢课为救国的方法，毕竟没得好完全效果，就是只有第一步的办法，没预备第二、第三步的，好像只有一枝火柴，没有别的燃料接济他。诸君试想：如果罢课就可救国，那救国的事业也就太容易了，一罢课就救得了国，世界上只要有学生，只要会罢课，那里还有亡国之惨呢！所以我常说罢课是消极的，求学是积极的，积极的是经，消极的是权，经可常用，权是不可常用的，常用就越用越不灵了。
五四运动，不是要求诛戮曹、章、陆吗？大家晓得曹、章、陆从前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日本正与他们同时，那时候中国留日学生，一共只有三十九人，平日谈论祖国的事，他三人痛恨政府腐败，外交懦弱，要想如何整理内政，如何恢复主权，一种爱国的志气，救国的热心，也不让现在五四运动的学生。不料一做了官，就渐渐变了宗旨，前后迥若两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说：这是地位的关系。当日留学的时代，立于学生的地位，环境干净，空气新鲜，所以就讲救国；后来从政的时代，立于官僚的地位，种种引诱，种种牵掣，身家的观念太重，周围的关系太深，所以竟不惜卖国求荣，甘心做一个国贼。但是仔细想想，他们起初何尝不想做个好人呢！无奈受了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就为社会所软化了。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说：“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可见我们若不能有特立独行的精神，执锐披坚的力气去战胜环境，就会被环境战胜了！地位问题，影响极大，比方外国资本家，是社会党和劳动家所深恶痛绝的，往往有由劳动家出身变为资本家，到这时候，他虐待劳动家，反比从前资本家虐待他的时候更厉害，好像忘记自己从前的苦处，这也是地位的关系。立于劳动家地位，就与劳动家表同情；立于资本家地位，就与资本家同鼻孔。还有一个最浅近的比例，我们江西人不是欢喜蓄童养媳么？做婆婆的不是大都虐待童养媳么？有好多做童养媳的人，受了婆婆的虐待，说我将来有做婆婆的日子，要如何如何优待媳妇，那晓得到了果然做婆婆的日子，不但不优待媳妇，他虐待的手段，反比他婆婆待他更加厉害，这也是地位的关系，因媳妇和婆婆的地位不同，环境不同，所以思想和行为也就不同。愿大家立定志愿改造环境，不可叫环境把自己的志愿改变，那么诸君将来虽做了官，也就不至忘了学生的本来面目，但是环境要怎么改造呢？这个就应该研究社会主义了，因为社会主义，正是以社会为一切改造本位的。
感谢 刘彦游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