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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与生活[1]

〔法〕让·饶勒斯

（1901年9月7日）



　　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对人道的侵犯。社会主义将废除任何阶级的优先地位，消灭一切阶级，因此社会主义将恢复人道的权利。正因如此，所有的人都有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正当义务。
　　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提出反对意见说，提出正义作为依据，这是幼稚的、毫无意义的，正义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可以有各种伸缩性的概念，各种暴政都可以披上正义这件寻常的外衣。我希望人们不要同他们一样提出反对。不，在现代社会中，正义这个词越来越具有明确而巨大的意义。它意味着，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个人身上。人道都应该得到充分尊重，人道应该提到最高的地位。然而，只有在有独立的、积极的意志，个人自由地、愉快地适应于整体的地方，才能有真正的人道。凡是人依附于他人，受他人摆布，人不是出于自由的意志参加社会的事业，个人迫于强力和习惯服从整体的法律，而不是根据理性服从整体的法律的地方，人道处于低下的地位，人道就受到残害。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人道才能实现。
　　我知道得很清楚，革命的资产阶级已经悄悄地把寡头政治的意义、阶级的精神塞进了人权宣言。我知道得很清楚，它曾企图用人权宣言永远确立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甚至在政治方面，它一开始就拒绝给予千百万穷人选举权，使他们成为消极公民。但是我也知道，民主派从一开始就利用人权，利用一切人的权利，来要求使所有人得到选举权，而且也得到了这种权利。我知道无产者从一开始以人权宣言为依据，来支持他们在经济上的要求。我知道，尽管工人阶级在1789年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他们也毫不延迟地利用人权宣言，扩大它的范畴，使它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工人阶级早在1792年就宣称，生命是一切财产中首要的财产，关于这个至高无上的财产的法律应该支配所有其他法律。然而，扩大、加强生命这个词的意义，使它不仅包含有“生存”的意义，而且包含全部的生活，包括人的才能的发展，这样无产阶级就是把共产主义本身移植到人权宣言中去了。这样，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人权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比革命的资产阶级所赋予它的意义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意义。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由寡头享有的、狭窄的权利不足以包括人权的全部意义。河床大于河流，必须要有一股新的潮流，无产阶级和人道的伟大潮流，才能使正义的思想最后得到满足。
　　只有社会主义才会使人权宣言具备它的全部意义，才能实现全部的人权。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律使人类解除了许多束缚；但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律迫使新的世世代代为老的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资本支付年金，而且让少数人拥有收取这项年金的特权，这样它就是让全人类承担一种有利于过去、有利于一个阶级的抵押债务。
　　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积累的生产手段和财富，应该提供给人类从事各项活动，应该使所有人类的活动不受束缚。我们认为，所有的人从现在起对于人类创造的发展手段都有一份权利。因此，来到世界上的人，并不是完全虚弱、完全赤裸裸的、将会受到各种压迫和各种剥削的人。他是一个拥有一份权利的人，为了他的完全发展，他可以要求自由使用人类努力所积累起来的劳动手段。一切个人都有权得到完全的成长发展。因此，他有权要求人类给予他能够帮助他进行努力的一切条件。他有劳动、生产、创造的权利，任何阶层的人都不能从他的劳动中攫取暴利，都不能束缚奴役他的劳动。而且，因此社会要保证个人的权利就必须使他可以支配生产手段，所以社会本身必须对这些生产手段拥有最高的所有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出色地表明了对于生命的尊重，生命就是共产主义的本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2]

　　人权宣言同样也是对生命的肯定，对生命的号召。法国大革命宣布的是活人的权利。它不承认过去的人类有权束缚现在的人类。它不承认帝王贵族过去的功绩有权沉重地压在现在活着的人类头上，而限制他们的发展。反之，活着的人类掌握了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动力能使之供自己使用。王朝所准备的法国统一变成为进行反对王朝的革命的决定性工具。同样，资产阶级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也成为争取人类解放反对资本家特权的决定性工具。
　　生活决不取消过去，它使过去服从于它，法国大革命不是一个决裂，它是一个争得的成就。而当无产阶级争取到这个成就时，当共产主义建立起来时，多少世纪积累起来的人类的一切努力将形成为一个和谐富饶的自然世界，迎接所有新出生的人，保证使他们得到完全的发展。
　　因此，甚至在革命资产阶级的法律中，在人权宣言中，在生命的权利中，都有共产主义的根源。但是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外在的强有力的行动，那么权利和人道思想的这一内在逻辑就仍然是没有效力的、静止的。从法国大革命初期开始，无产阶级就采取了行动。它没有听从像马拉这样一些人对它提出的荒谬的阶级的劝告，他们说：“你在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拿下巴士底监狱呢？这座监狱里又从来没有关过无产者。”无产阶级向前进，它发动了进攻，它决定了那些伟大的日子里的胜利，它出发到国境上去，它在国外和国内拯救了革命，它成为一支必需的力量，它在中途得到了它不断采取行动的回报。它从1789年到1792年的3年内，把一个半民主半资产阶级的政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民主制，有时无产阶级的行动在这个民主制中起了支配作用。它施展了自己的力量，它对于自己有了信心，它终于同巴贝夫一样对自己说，既然已经建立了国家这个共同的力量，它就应该利用国家来建立共同的幸福。
　　这样，由于无产者的行动，共产主义就不再是哲学上的模糊推理，而成为一个政党，一支活生生的力量。这样，通过权利（droit）的思想力量与新生的无产阶级行动的力量，这两支力量的配合行动，从法国大革命中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就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想。它是从现代生活热流的源泉处于最沸腾、最激荡的时候涌现的。
　　但是经过许多考验、局部的胜利与失败以后，通过许多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国大革命所创立的新的资产阶级秩序正在发展。以无限制的竞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在拿破仑帝国时期、在复辟政府时期，开始产生了它的效果：财富毋庸置疑地增长、道德败坏、诈骗诡计、不断的战斗、混乱与压迫。傅立叶的天才特征就在于他设想到有可能改变无秩序状态，纯洁并整顿社会制度，却不妨碍财富的生产，反而增加财富的生产。他的理想不是苦行禁欲主义的理想，而是让一切能力、一切天性自由地飞跃发展。同一个团体既将消灭危机，又要把一切的努力安排好、互相配合，以増加财富。因此，法国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变得暗淡无光的苦行禁欲主义色彩就消失了。因此，法国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以巴贝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参与了全部的革命生活，在那以后，现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财富与现代生产的伟大潮流的一部分。通过傅立叶与圣西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支不但能够抑制资本主义而且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
　　在他们这些伟大的天才人物所预见的新秩序中，将不会牺牲生活的愉快去换取正义。恰恰相反，合理地组织人的力量将会增强人类生产的力量。光彩夺目的财富将表现出权利（droit）的胜利，而愉快欢乐将表明正义的光芒。巴贝夫主义并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否定，相反，它是大革命的脉搏最勇敢的跳动。傅立叶主义、圣西门主义不是否定、限制现代的生活，相反，它们是对现代生活的热情的扩展。因此，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总是顺着生活的方向，是生活的热流中的一支富有生命力的力量。
　　但是，路易-菲利浦时期的资产阶级却是以变本加厉的阶级剥削、加紧压榨工人、大规模推行国家租让、专营专卖、大量发放股息红利等方式来对抗傅立叶、圣西门的人人和谐相处共享财富的梦想和他们建设性的伟大设想。如果面对这种肆无忌惮的剥削，还要继续提出田园诗般的梦想来与之对抗，那至少也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蒲鲁东是以对所有权、年金、地租、利润的有力批判加以反击的。这一次又是在生活的指示下，在生活的冷酷启示下，说出了应该说的话。
　　但是怎样才能以组织的工作来补足批判的工作呢？怎样才能把受到银行势力、垄断势力、资本势力威胁或压迫的一切社会成分集合成为一个巨大的战斗集体呢？蒲鲁东很快就觉察到，社会民主的大军是不统一的，它中间包括数量和力量都不充足的工厂无产阶级，工业和商业小资产阶级，受到资本主义集中、并吞威胁但还没有被消灭的手工业者。因此，在蒲鲁东著作的实际部分就产生了动摇和矛盾。因此，他的思想就是反动与革命的奇特混合体，他既致力于通过虚假的信贷手段来挽救工业小资产阶级，他又预感到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力量将要取得政权。他恨不得停止事态的发展，推迟1848年的革命危机，以便使经济的演变有时间更明确地表现出自己的走向，以便更好地引导人的思想。但是，他的动摇、担心、甚至他的这些自相矛盾的努力，如果不是由于诚挚的社会主义思想同复杂而不确定的现实相接触而产生的，那又是从何而来呢？那个世纪的生活不断地在现实中产生反响。
　　1848年以后，伟大的有决定性意义和有实在内容的力量已经表现出来了，组织起来了。现在大工业的发展促使产生了一个人数日益增加、团结日益加强、觉悟日益提高的工业无产阶级。有些人同马克思一样为这一支决定性力量的壮大而欢呼，他们了解这一支力量将要改造世界，他们可能过分夸大经济运动的速度。他们不像蒲鲁东那样小心翼翼，不像他那样熟悉反抗的力量和改造小工业的动力，他们可能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化，夸大了集中起来的资本兼并能力。
　　对于经常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现实所进行的研究使我们抱有一些保留和限制，尽管有这一切保留和限制，但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人数在增多，它代表人类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一个部分，它聚集在越来越大的生产中心，这都是事实；无产阶级已经完全准备好设想通过大生产实行大所有制，而最大限度的所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这也是事实。
　　因此，巴贝夫的社会主义仿佛是民主革命最激烈的震动，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是把资本主义许诺给予世界的大量财富和实力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大，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是对于正被资产阶级寡头吞噬的社会提出的最尖锐的警告。现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它在不断壮大，最后将改变社会的均衡，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也就是有利于人道，因为社会主义现在是人道的最高表现。
　　不，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任意设想的、空想的概念，它是在完全的现实中运动和发展的，它是生活的伟大力量，参与各方面的生活，不久即将取得对各方面生活的指导权。资产阶级所实施的正义与人权是不完备的，社会主义则相反，它对人权宣言的解释是完全的，总结性的解释。资本主义对财富企图进行的组织是不完全的、狭隘的和混乱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提出了宏伟的和谐的财富观念，每个人进行的努力都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而得到加强。资产阶级冷酷无情的骄傲与自私，集中地表现于特权性和垄断性剥削，社会主义以革命的辛辣讽刺、挑战和报复性的嘲弄、揭露谎言的锋利分析来与之对抗。最后，社会主义是以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阶级组织来反对资本在社会中的无上权力。
　　当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人数、团结和觉悟都在增长，当这个阶级已经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计划，要结束阶级所有制的时候，阶级的制度如何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呢？
　　社会主义真正的、实在的力量在壮大，与此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的技术手段也在逐渐明确起来。这种技术手段就是日益统一、日益具有自己的主权的国家，国家不得不担负越来越多的经济职能，这是社会所有制的粗陋的序幕。这种技术手段就是大工业城市的市政机构，在这些城市中由于卫生、住房、照明、教育、食物供应等问题，民主越来越成为所有权的中心问题，对于集体的财产越来越多地实行民主管理。这种技术手段就是不断增长的形形色色的合作社，包括消费合作社与生产合作社。这种技术手段就是正在扩展、正在放宽、种类正在增多的工会组织与职业团体，包括工会、工会联合会、劳动介绍所、职业联合会、工业部门联合会。
　　因此，从现在起就可以确定，将来取代资本家特权的，决不是一个笨拙单调的中央管理机构。而拥有社会最高所有权的国家将有无数机构——市政机构、合作社、职业团体，它们将使社会所有制具有最灵活、最自由的运动形式，它们将使社会所有制和个人力量无限的变动性、多样性相协调。因此，对于社会主义，不但在精神上、社会上有准备，在技术上也有准备。那些被已经取得的成就冲昏头脑，认为现在只要无产阶级下一道命令，说一声“要有光”[3]，就足以马上产生社会主义世界的人，不过是一些小孩。但是，那些看不到不可抗拒的演变力量已经注定了资产阶级至高无上权力和阶级制度命运的人，却是一些傻瓜。
　　激进党对于我们所有的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只能提出一个暧昧的竞选口号来回答：“维护个人所有制”，这是他们精神上的耻辱。当然，这个口号可以暂时有助于挑起无知、恐惧和自私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它将会毁掉那个不得不运用这个口号的政党。
　　这个口号要么就是毫无意义，要么就是表达最狭隘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想。无论在科学面前或者在民主面前，它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法文版第353—360页，佚名译）




[1] 载于1901年9月7日《小共和国报》。——编者注

[2] 我引用《共产党宣言》时，使用的是沙尔·安德列尔的很好的新译本，出版者是图书出版新公司，固甲路17号，定价50生丁。——饶勒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编者注）

[3] 《圣经》创世纪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编者注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