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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1]
〔法〕让·饶勒斯
（1900年2月10日）
公民们！
我从来没有在你们面前讨论过一个比我今晚要谈的问题更为困难、更为重要的问题。我恐怕要谈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尽可能简短一些，我假定你们都了解马克思的一切重大的理论，关于价值的理论，唯物主和辩证的历史观。但是，即使是这样，我恐怕还不能把我所有的论据归纳起来。而且，我想马上就提出我的结论。在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的争论中，总的说来，我是站在考茨基这一边的。
这并不是说我想否认伯恩施坦对于我党所作的巨大贡献：他迫使我们大家重新检查我们的基本观念，而且至少使我们对这些观念加以调整，使之更确切地适应现实。他对于考茨基本人也有影响。这并不是说伯恩施坦曾促使考茨基提出任何一个他从未有过的看法，而是说如果没有伯恩施坦的影响，考茨基就不会这样着重谈到某些问题，例如关于工会和合作社的行动，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和他的主张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步，承认工会和合作社的行动似乎是近几年来以及今后若干年内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时期的特征。考茨基宣称，像现在欧洲那样，在政治上处于某种缓和，同时工业和资本主义活动非常活跃的时期，工人和雇佣劳动者不指望从比较缓慢的政治行动的运动中全面地改造社会，但他们可以指望从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得到一些眼前的利益，因此他们自然要以相当大一部分精力去追求这些眼前的利益。考茨基还宣称，如果说伯恩施坦的书引起了这样的轰动，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和在工人阶级中间引起了这样巨大的震动的话，那是因为他的书是欧洲政治、经济活动的一定时期的反映。考茨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指出伯恩施坦的这本书从理论上表达了政治和经济现实的整个发展，这就是对这本书予以最重要的评价。
因此，我有理由说，伯恩施坦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考茨基的思想发生影响；现在在考茨基身上就已经有了伯恩施坦的一些东西，当我完全赞同考茨基的时候，我也就部分地赞同伯恩施坦。但是，一般说来，不从某个具体问题来说，我想要说的，我所要断定的，就是在我看来，我们毫无疑问需要执行一种新的在某些方面更为积极的社会主义政策，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态度；但是我们可以在不背弃国际社会主义民主的一般传统的情况下这样做。我认为，而且我将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有对于马克思主义加以必要的补充和更新的手段，无论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看，都完全不需要打破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界限，因为这个界限，通过它本身的作用，现在可以扩大，可以有伸缩性。
马克思的理论
首先，若干年来在伯恩施坦的著作中，以及在大量的其他各种著作中，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所提出的原则上的所有反对意见，照我看来并没有带来什么东西。几年以前，我曾在这里阐述过马克思关于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基本理论。你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在社会机制中就成为交换价值，而不同产品的价值是根据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衡量的。决定这些产品的交换关系的是通常包含在这些产品中的劳动量。资本家所以有利润，这是因为他只是以工资的形式把产品中包含的劳动价值的一部分付给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保留了商品中包含的雇佣劳动者、工人的一部分劳动，这种剩余劳动就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
至于我，尽管我仔细研究分析了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然而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仍然是令人赞叹的。资本家总不可能不从某个方面取得他的利润，利润不是凭空产生的。很显然，利润只可能从体现在商品中的工人的无偿劳动中产生。
后来有些人按照自己的思想以及根据伯恩施坦的主张，企图用一些其他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例如，有一个意大利人格拉齐亚台认为资本家留下作为利润的东西并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工人的一定数量的劳动，而是这个产品本身的一定数量。格拉齐亚台说工人生产了相当100个单位数量的商品，资本家留下了25个单位，但是资本家所留下的，是一定数量的产品，不是体现于产品中的工人的一定数量的劳动。
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幼稚的理论，因为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作为可供消费和吸收的物品的产品，对于资本家说来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不是处于家庭经济或奴隶制经济的时期，在那个时候家长或奴隶主把家庭劳动或奴隶劳动的产品拿来供自己使用。只有能投入市场、同其他产品进行交换的产品才对资本家具有价值。对于资本家来说这些产品作为使用价值没有价值，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才有价值。因为资本家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时，只能根据产品中包含的工人劳动量的比例来交换，所以当我们分析格拉齐亚台的论断并深入加以探讨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论断中发现或者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或者是马克思的学说本身。
但是，为什么格拉齐亚台和他的学派中其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要用别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的理论呢？这是为了要适应伯恩施坦的总的偏执观点，伯恩施坦是要证明工人无须损害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就可以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如果资本家的利润是用从工人那里提取的无偿劳动造成的，例如从工人提供的10个或11个小时的劳动中提取二三小时的无偿劳动，看来工人要想保持原来的工资就不可能缩短劳动日，否则就要减少资本家的利润。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困难，为了证明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格拉齐亚台说道：“资本家所扣留的，不是劳动，而是产品，既然随着工业的进步，一定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在不断增加，资本家就可以缩短他对工人进行剥削的时间而保持不断增加的利润，因为在缩短了的这段时间内，资本家由于工业技术的进步，还可以得到更多数量的产品。”
因此，你们可以看到，格拉齐亚台使用了完全是虚构的无畏手法，用资本家提取产品代替资本家提取工人一定数量劳动的理论，这种手法的目的是要在价值理论的问题上证明伯恩施坦的论点是正确的。伯恩施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力量的发展可以同资本家的利益相调和。但是，即便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工人的一部分无偿劳动——这一点是肯定的——，即使工人在缩短劳动日的时候，也将减少资本家不正当地从他们身上提取的劳动量，而并不会因此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为了要证实伯恩施坦的论点，也并不一定需要修改马克思的论点。
事实上，资本家有许多其他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由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所受的损失。首先他可以在缩短了的劳动日时间内增加劳动强度，而增加劳动强度固然对资本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阶级也不一定总是有害的，因为在今天工业的运转中有一些时间上的浪费，这对于工人和资本家都是一种负担。此外，资本家可以将更大数量的人置于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统治之下。另外，最有见识的工业家为了要捞回由于限制劳动日所损失的一部分利润，就将改进他们的工具和生产的技术设备；他们要抢在竞争者之前改进这些工具和技术设备，这样由于在他们工厂中制造一定数量的产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要低于所有工厂或大部分工厂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的社会平均劳动量，有见识的工业家，受到削减劳动日的刺激，就通过在他的工厂中的必要劳动量与其他工厂必要劳动量之间的差别，实现了一种超额利润，一种补充利润，它可以弥补有组织的工人限制劳动日给他造成的损失。最后，正如资本家并不因为利率下降就停止放债谋取利息一样，资本家也不会因为他不能像过去那样扣除大部分的工人劳动就从此不再去从事生产和剥削工人。
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论点，他所提出的全部价值理论同工人为争取限制劳动日的强烈行动并不是不相容的。马克思在提出价值与剩余劳动理论的同时，非常强调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在各处争取限制劳动日、尽量提高工资，这并不是由于马克思自相矛盾，也不是由于马克思疏忽大意。都不是，伯恩施坦的思想，即认为工人现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应该行动起来争取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思想，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是不相容的，有人企图动摇经过科学论证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便使工人阶级能够采取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完全容许的直接行动，这完全是徒然的。
同样，伯恩施坦还徒劳地试图歪曲甚至动摇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思想。你们知道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思想是什么，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性的发现。照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体系是历史的基础本身。所有其他一切，如政治制度、法律、哲学、宗教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表现为观念、法律条文或宗教教义的经济力量体系的反映。根据人类社会中所有制采取这种或那种形式，根据人们处在这种或那种经济制度之下，根据日常的基本生活对人起着这种或那种影响，人们对于世界、正义、政府、法律、权利的观念也会随之改变。而人类历史的总的运动则是取决于经济制度的形式缓慢或急剧的变化。
有人指责这种伟大思想是枯燥无味的，是只看一方面忽视其他一切，不承认观念因素的作用，不承认法律观念、哲学观念、政治观念有任何地位。我认为这些人是错了。恩格斯本人在比较近的一篇文章中，在他去世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非常充分地阐明了马克思的思想。恩格斯说，在马克思和他表述他们的经济唯物主义思想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反对抽象的历史理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要根本否认其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的作用。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要断言经济形式单独地、直接地，不通过其他思想体系的反映，对人类社会的进程发生影响。我知道在法国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作了明显的修改而感到有些气愤。他们说，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完了！依我看来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而且如果我们想把我们的行动方法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弄清楚经济制度和政治、宗教等等观念的相互关系。
下面我要谈谈我所认为的真理。是的，经济制度是基础。例如，在19世纪，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冲突确实是支配了、决定了一切的历史运动和整个的观念运动。但是100年来或四分之三世纪以来相互斗争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不是在一种抽象的环境和中立的空间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两个对抗的阶级出现之前，已经有历史，有人类。这个人类已经形成了持续延伸下去的观念、信仰和行动的体系。而我认为，这些观念、信仰和行动的体系有其本身的力量，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使其向某一个方向发展；这种行动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归根结蒂服从于经济条件，但是还有其本身的逻辑，有其内在的动力。
例如，在19世纪，有科学、教会、民主制这些力量，每一种力量都有它内在的逻辑、它本身的发展规律，如果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力量不阻挠、抑制或推进这些力量的发展，它们本身的逻辑与发展规律会把它们导向预先可以指出的结局。由此可见，科学有它的法则，这个法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依赖经济现象的；不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发生了什么偶然事故，今天科学归根到底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推论的基础之上，例如科学已经把进化的思想扩展到生物学现象上来了，它不考虑这种进化思想运用到生物学领域，然后再扩展到社会学领域中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啊！我知道得很清楚，即使是表面上最一般性的科学理论和经济运动之间也是有联系的。比如说，我知道拉马克关于器官进化的论断，即生物为适应新的需要，必须创造新的器官，从而出现了新的物种的论点；我知道拉马克关于自然为执行新的职能而创造新的器官的重要论断，可能受到18世纪末期的景象的启发，当时由于人类有新的需要，因而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了一些新的机关；我还知道，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物种更新的论断同样可能是受到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斗争和争取生存的竞争的启发。但是，不论使学者们受到启发的那些根源是什么，这些观念一旦提出以后，就会按本身的逻辑发展下去，产生它们的结果，而不考虑是否适合于经济运动。
同样，民主制也有自己的规律。显然，如果没有受到相反的经济力量的阻挠，民主制是趋向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最大限度的平等，不过这种平等要容许所有权这个根本特权继续存在下去。可见，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科学、民主制等等力量都在朝着一定的方向发生作用，但是它们的行动不能超越基本经济条件为它们规定的某些限度。可见，不管人们怎样促进民主趋向的发展，如果没有革命，没有在政治上的出现一个新阶级——无产阶级，民主的趋向总不可能实现所有制本身的根本的平等。因此，一个社会是由这些思想、力量和观念的体系组成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内在的逻辑，但是它们都要服从经济演变的根本的、决定性的逻辑。很难把它们分开，只有借助于人为的思想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很难把民主制这样的制度、把科学这样的力量的作用和经济力量的作用分开。但是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来论证经济力量的作用起支配性的作用。
如果暂时停止科学的发展，取消一切思辨活动的发展，停止宗教思想的运动和哲学的运动，如果所有其他力量普遍停止发展，而生产制度继续在演变，如果工业技术继续发生变化，如果资本主义的集中加剧而且达到一定的限度，如果工人阶级意识到这种高度的资本主义集中，意识到他们因此拥有对所有制进行革命的手段，而行动起来，那么单靠经济制度所产生的效果也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假定情况恰恰相反，你们促使科学充分发展，促使民主制充分发展，促使某一种宗教体系中所包含的人民性的和福音主义的倾向得到很好发展，但是，如果生产制度停滞不变，如果工业的技术条件没有变化，那么不管在这个人类社会中进行着怎样的科学、思想或宗教活动，都不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因此，经济制度确实是起支配作用的。
我知道得很清楚，除非通过抽象的办法，通过想象，否则根本不能把各种思想、各种制度的总和跟经济体系分开。两者之间经常不断发生作用和反作用；一定社会中的科学、宗教、民主制和一个不同的社会中的科学、宗教、民主制都不会是相同的，反过来也是这样，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阶级的条件和一个没有科学、没有民主制、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持续影响的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条件也不会是一样的。但是，总而言之，经济演变的总的发展引起主要的运动；经济运动对多种多样的法律、宗教、科学形式发生作用，正如一阵巨风吹动包括各种各样树木的整个森林一样。同一阵风吹到各个角落，它的强有力的节奏震动了各种不同的树木。但是每一种树木都以特殊的音调、特殊的震动或节奏作出反应。整个森林受到这阵巨风的震撼，好像是受巨风的指挥。森林反过来又对巨风发生影响，分散巨风的力量而且略为改变了巨风的方向。
经济制度的伟大潮流，生产、所有制和交换的巨大运动就是这样逐渐震动整个的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反过来又对经济制度发生作用和反作用！
因此，要想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动力，以一种同各种倾向和力量相隔离的范畴来直接地、单独地、抽象地解释某一个历史现象和人类现象，那简直是极端幼稚的行为。社会不是像一只表那样只靠一个中心的发条一步一步地决定指针的转动，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动力在相互推动，如果我们只研究其中一个动力的作用，即使这是中心的、居主导地位的动力，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因此，这个历史哲学告诉我们的策略和行动方法，首先是直接对在一个社会中发展的所有力量体系施加影响，其次是把我们最大限度的行动用来改造、指导基本的力量，即经济力量。
有些社会主义者说，直接进行反对教会的斗争是无益的，反对教权主义的最好办法是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资本主义是教权主义的根源。有些社会主义者说，直接宣传科学知识是无益的，真正的科学将和共产主义秩序同时在世界上出现。有些社会主义者说，直接发展民主制，企图直接贯彻人民立法的全民投票制是无益的，因为只有在人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制……
然而，我为这是一种不完备的方法。我认为正是因为民主制、教会、科学有它们自己的逻辑、它们内在的动力、它们特殊的发展力量，我们应当直接对这些力量施加影响，如果这些力量朝着我们要求的经济运动的方向起作用，我们就发展这些力量。如果它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我们就抑制这些力量。
但是，当我们参与涉及整个思想体系的斗争，当我们力图克服宗教迷信的时候，当我们力图直接推进这个伟大科学的发展的时候（这个科学通过逐步在各种现象之间建立统一，使人们的思想能够接受所有的人之间的统一），当我们直接致力于保卫维护有其自身的发展力量和逻辑的共和制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根本的事业在于号召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认识这种经济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展将使无产阶级由资本主义的混乱状态过渡到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秩序。这样我们就能不脱离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而又具有一个复杂、全面、同现实一样广泛、同现实一样分成等级的行动方法；我们不采取毫无意义的折衷主义，我们对于运用于某一个次要的、派生的思想体系的行动和运用于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基本体系的行动，并不予以同等的重视；我们要根据每一个体系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分别釆取不同程度的行动，但是我们要对社会领域的一切方面都采取社会主义的行动，无产阶级的行动，为的是要使各方面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威力的震动。
我们同样也可以很容易证明，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并应用于人类进化的辩证法理论可以完全保留下来，它同伯恩施坦建议我们釆取的实际行动丝毫没有矛盾。
你们知道辩证法是什么，我再讲一下，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是说社会本身是一种连续的进程，是不同社会形式的不断进化，这些不同的社会形式由于人类社会不断需要调和内部互相矛盾的体系而相继产生。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中，各种力量的相互矛盾、相互冲突才是运动的原动力。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所有一切力量都是一样的，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的，都致力于同样的目的，那就永远不会有伟大的变革或社会革命。
只有当一个社会本身包含有除非这个社会转到另一种社会形式便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个社会中才会发生革命。今天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注定要灭亡，正是因为它本身具有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消灭就无法解决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生产方式与所有制方式之间的矛盾，生产方式越来越成为集体的社会的方式，这就是大工厂、大工场、大股份有限公司的大生产。越来越清楚，生产既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情，生产具有社会的性质。然而，在生产日益具有社会性的时候，所有制仍然保持私人占有的性质，工人逐渐看到，既然他们是共同生产，他们也完全可以共同占有。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就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手段，而资本主义除非本身消灭，否则就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因此，马克思正确地指出，有历史的辩证法，有人类的辩证法。
我很了解伯恩施坦提出的反对意见和他表示的疑虑。他说：“这个理论是对的，可是提出这样一套公式是把现象过分简单化了，你们说资本家首先剥夺小生产者，然后剥夺者本身也将被剥夺，因为你们用一个简略的辩证法公式概括人类社会的运动，你们会使无产阶级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事物的实际发展就是像辩证法公式在脑子中的发展一样的迅速，一样的容易。”
我不否认有这种危险，但是危险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辩证法的本质；这是人类思想的一个主要危险，人只有通过概括才能了解宇宙，然而要概括宇宙，就势必加快节奏，使人们对于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的天然速度得出错误的印象。但是我们应当通过对现实的经常观察来克服辩证的方法可能会产生的这种危险。马克思已经作出了范例，他详细地研究了工业制度和劳动立法所经历的无数次细微的、缓慢的变化。但是，辩证法并不包含这样的意思：最后的和解可以通过一个概念一下子实现。可能要经过许多中间性的概念、中间性的社会形式，逐步达到完全解决使一个社会消灭的根本矛盾。因此，我们可以保持辩证的方法，保持辩证地解释历史的力量，而不放弃积极的、逐步的、直接的、有效的行动，这种行动今天是、而且将日益成为战斗社会主义的法则。
但是，伯恩施坦要求无产阶级放弃这种对历史的辩证解释给予无产阶级的力量，他肯定是错了。如果我们也这样要求，我们也就错了。劳动者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中备受折磨，他们可能完全绝望，不相信他们手中掌握着为了改造现实所必需的力量，必须使他们感觉到，历史的逻辑本身、历史的辩证法本身是有利于他们的。必须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可以说是受到现实中正在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支持，感觉到他们自己不过是使人类辩证法得以贯彻的辅助力量。
伯恩施坦指责马克思有一个所谓的方法上的矛盾，这个责难也是不正确的。他指责马克思一方面宣称所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所有伟大的社会革命都应该通过经济条件的缓慢进化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又不排除伯恩施坦所谓的“像布朗基主义者那样诉诸暴力”。
但是，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一切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产生，肯定都先要经过缓慢的准备。或者经济的进化，同时也要有被压迫阶级在经济进化达到很高的程度可以允许进行有效的革命行动的时候进行决定性的干预。这里并没有任何矛盾。伯恩施坦对我们说，如果采取暴力进行干预，那总是可能弄错进化和经济的准备程度的。他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严格意义上的改良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同样也可能错过已经成熟的、有可能进行的单纯改良的时机，而浪费精力进行这方面的鼓动。诚然人们很难知道在什么时候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社会，这不像庄稼或果实那样，有可靠的标志可以判断是否已经成熟。由于人的庄稼的成熟往往是根据收割者内心的热情而决定的，因此就更难于知道一个新社会是否已经成熟。因此实际上没有可靠的标志来判断采取决定性的革命干预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但是，不能以此为理由反对这样一个论点：从来只有在达到很高程度的经济进化与被压迫阶级的决定性干预相汇合的时候才会产生伟大的历史运动。
因此，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们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所提出的批评丝毫没有损害或动摇马克思的任何一个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不仅继续存在——我的目的正是要证明这一点——而且已经表明，就价值理论、经济唯物主义、辩证法、进化和革命的双重行动而言，马克思的任何理论、原则、任何重要的方法，都不排斥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直接的、当前的、日常的、持续的，改良性的行动和干预。
我了解有些人力图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它会使无产阶级放弃一切行动，而只幻想未来社会的到来，似乎无产阶级会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得出结论，认为单靠辩证法的进程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但是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这样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总是预先考虑到发展，以便使必然的力量为无产阶级服务，同时又经常促使无产阶级运用它的行动的全部力量来加以补充，并实现这种内在的必然的力量。
社会主义者的行动
但是，所有这些讨论和解释难道不会是徒劳的吗？难道我们一点不担心，根据伯恩施坦的一些看法和反对意见，实际的因素根本不容许我们指望社会主义的胜利吗？伯恩施坦认为，无论是工业或交换的积聚都没有达到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强烈程度与速度，如果确实像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积聚的速度缓慢到令人不再相信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如果确实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自然的作用可以在不破坏资本主义的平衡情况下做到对资本的利润实行公平得多的分配，那么社会主义的前途就真的可能受到危害。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并没有犯方向上的主要错误，他只是在估计速度上犯了一个错误。
几个月以前，我在伦敦听到李卜克内西说：“我们只在一点上弄错了，我们过分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如果说马克思过分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持续下去的可能性的话，这是因为他所相信的资本主义的和商业的积聚速度高于实际发生的速度。事实上，积聚是在进行，而这种运动的方向也是肯定的，即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工厂中雇佣的工人，无产者的人数是在不断增长，不过同小工场、小商店中雇佣的无产者的人数相比，这种增长速度还是较慢的。而且必须看到，这种积聚现象主要是表现在占主要地位的、中心的工业部门，在支配其他一切部门的部门，在冶金业、采矿业、大织布厂，在运输业中，而工业的分散和不集中现象只是在次要的附属的或派生的部门中存在。
例如，环绕着铁路的发展，就产生了相当多的各种地方性的小运输企业；又如像巴黎和伦敦这样一些大城市的资本主义和工业的大量活动不断迫使工人、雇佣劳动者到距离他们住处很远的工地、工厂去劳动，从而建立了大批的小零售酒店、很小的饭店，很小的旅店，因此，大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积聚的结果就在这些集中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大工业周围产生了大量的分散的小生产形式。
但是，你们当然了解，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次要的、附属性的工业中的分散现象同占统治地位的大工业中的积聚现象是根本不能进行比较的。当所有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者意识到生产的法则的时候，社会就非常接近于进行改造的时刻了，因为从现在起集中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已经通过相互交往一直传播到仍然存在着古老的生产形式的分散的小工业中。
我们从最近巴黎马蹄铁匠的罢工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再没有比马蹄铁匠业更少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了。一般说来，这是一些只有10个或15个工人的很小的工场，工人是从农村的铁匠铺转来的，在那里除了老板之外只有一两个工人。这是一种古老的生产形式，然而大工业传播给无产者的组织起来的思想今天具有莫大的威力，所以连这些小工场中的马蹄铁工人在巴黎也有办法成立自己的工会并进有统一的罢工；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思想就是这样从资本主义积聚已经完成的工业传播到资本与劳动的分散现象仍然存在的工业部门去。
但是伯恩施坦有一点是说对了，我们确实不能希望资本主义积聚会吞并社会活动的一切因素。在集中的大生产的周围，总是会有无数的分散的劳动形式，这是洪流四周的浪花；如果在这方面工人的行动和组织不能比资本主义积聚的运动进行得更快更充分，我们就永远不会看到工人阶级的总动员。而在这一点上，当伯恩施坦向工人宣传组织工会，釆取不严格服从事物发展进程的个人行动的时候，他再度占了优势。是的，凡是资本主义积聚自然地使工人具有组织起来的思想的工业中、工人必须建立工会，但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分散的部门，工人也必须懂得建立工会，组织起来；工人的行动必须比资本主义的行动更迅速更充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的工会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工具！
现在我已经简略地叙述了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和伯恩施坦的全部解释，我们面前还有最后几个问题。
首先，社会主义是不是一支革命的力量呢？照我看来，这个问题甚至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主义必然是革命的：它是革命的，因为它要以一种所有制代替另一种所有制；因为它只有依靠被压迫阶级才能实现这种变革；因为在一个以个人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一个政党不得不诉诸那些实质上没有所有权的人，它们求助于这个社会中所包含的主要的否定力量，革命力量。可以说，实质上社会主义就是革命的。它是革命的，所以一旦未能预料到的事态发展，一次类似1871年的历史性的震动使得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掌握了政权时，他们将不得不通过改造所有制实行一次社会革命，至少是会试图这样做。尽管他们也许会觉得，可能整个农民阶级还没有准备好，甚至在工人阶级中可能还有过多的消极的或是没有觉悟的力量，但这都是徒然的。由于社会主义的逻辑本身，他们不能不朝着革命的方向，也就是彻底改造所有制的方向来使用历史赋予他们的权力。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我们互相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认为社会革命可能在近期内进行或是在遥远的将来进行？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它将不得不通过彻底改造所有制本身，实行一个具有深刻革命性的行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同一些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同我们的一些大师讨论这些问题，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
有些人对我说：“可是，你这样向无产阶级宣传进行直接的行动、工会的行动、合作社的行动，从事日常的努力，进行可以逐步把无产阶级提高到能实际进行革命的强有力的地位的改良，你这样宣传，似乎是要让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好些时候，你给予它的期限是太长了。应该注意，即使你建议无产阶级进行这种组织，采取这种改良的方法，结果还是会导致革命行动，你似乎是把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秩序看成是人们梦想的遥远的天堂，在等待天堂来临以前你却建议无产阶级定居在资本主义的土地上。”
我不明白这个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日期的问题怎么会使我们发生分歧。我们双方都用不着冒险去作预言。伯恩施坦把社会变革的时间推迟到一个捉摸不定、模糊不清的不确定的时期。考茨基宣称，他认为可以不很冒昧地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今后30年内取得同过去的30年内同样的发展，社会革命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得到实现。
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些关于社会革命的日期的估计都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推迟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日期，说我们把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一种天堂，那么我要说，如果人们相信这个天堂，天堂就离他们不远了。我说，如果他们真正相信这个天堂，天堂就将是他们短暂生存的直接延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感觉他们的一切行为、一切思想、一切言论都符合、适应这个天堂，而且无论在人间或者天上都在改变将来的事态发展，天堂也就会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好吧，我要求社会主义者不要明确指定这个无法确定的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日期，我对他们说要永远生活在社会主义恩惠的状态中……这就是说，要永远努力，每时每刻努力，促使社会主义来临，为社会主义贡献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行动，贡献他们思想和生命的全部力量。而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可以做到，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我可以说是胜利的把握，我们肯定有这种把握，不论胜利在哪一天到来，人类所期待的这一天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知道，事物发展是沿着这样一条轨道，经济的进化和无产阶级的进展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进行的，所以将来世界上发生的除了我们的革命以外，不会有其他政治的、宗教的或社会的革命！
你们很了解我的意思，将来不会发生使我们脱离社会主义人类的人类伟大变革。我设想，如果一个法国无产者在1780年时感觉到巨大风暴的来临，能在崇高的预见的启示下，不但预感到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还能预感到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那他将具有怎样一种觉悟状态啊！当他预见到在20世纪和他一样劳动、一样受苦难的兄弟们可以得到解放时，他将会多么欢喜激动啊！可是，与此同时，当他想到在实现无产阶级本身的革命之前，还必须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深渊，他又会感到多么痛苦，多么不安啊。然而，我们却没有这种痛苦，我们知道未来革命将是我们的革命，我们一切的行动都直接导向这个革命，我们的一切言论都朝着这个方向传播，就像声波在广阔的平原上毫无障碍地传播一样。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遇见我们正在感受痛苦的或是欢乐的兄弟们时，我们知道当他们的痛苦将消灭的时候，那将是由我们来消除，当他们的欢乐将提到更高的境界时，那将是由我们来提高！
既然这样，为什么有人说工会运动、合作社运动和准备性的改良可能会使革命推迟呢？如果这些运动脱离了社会主义的中心思想，那它们是可能推迟革命发展的。但是如果工会既是职业组织又是社会主义组织，如果它把自己看成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进行组织、准备和教育的手段，如果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如果由小商场和相互缺乏联系的、分散的小商店组成的销售和交换领域内，合作社能成为典型的民众的大货栈，如果我们要求的改良，如限制劳动日、工人监察制能被无产阶级理解为为了实现最终的社会而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新手段，那么就有无数的线把我们今天的行动和即将来临的革命联系起来，正在斗争和受苦难的无产阶级的一切运动可以说都会对革命本身发生影响。因此，不论革命将在哪一天发生，它是在明天发生，还是在今天发生，不会在这个革命以前发生任何其他的革命，而我们的一切努力都会使革命更加接近。
关于这种准备工作，组织工会及合作社的工作，考茨基说道：“这种组织适应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时期，适应于资本主义的现阶段。”我在开始讲话时已经向你们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只是在政治上处于低潮而资本主义很活跃的时期，工会和合作社才能而且应该发挥有益的作用，使工人取得眼前的利益。而我们说，这是对的，但是还不仅于此，还有其他的。我们认为，工会和合作社从现在起就应该靠拢社会主义的中心，应该同社会主义运动协调一致。我们还认为，工会本身经过充分扩大，几乎把工人阶级的全部活动分子都包括进去，就可以成为革命的工具，而且具有革命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哪怕仅仅是以工会的形式把所有无产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也不会不受到制裁。
我在这里从来没有谈到总罢工的理论，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总罢工。当我1895年参加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2]时，我反对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派而维护总罢工的原则，其条件是，应该把它看成是达到一个明确目的的确定的工具，例如，用它来强迫政府实行像八小时工作日这样的可能关系到全体劳动者的改良措施。因此，考茨基只把工会和合作社看成是取得当前的、暂时的成果的次要工具，这是错误的；工会不仅是取得当前成果的工具，而且也是工人阶级普遍的革命的组织的第一种形式。
现在，在结束之前，我还需要谈最后一个问题，最近这个问题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之间似乎引起最大的分歧。这个问题是，社会党和无产阶级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形式同其他政党合作或达成协议？伯恩施坦的倾向不仅仅是主张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社会党同其他政党进行偶然的或甚至是经常的合作。他甚至是要通过一种觉察不到的、因而是更危险的退化使无产阶级逐渐融合到其他阶级之中，使社会党逐渐融合到其他政党之中。他用什么办法来证明应该进行这样的融合呢？他说，不能认为有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同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相对峙；他说在资产阶级内部有不同的成分，不同的阶层。而这是确实的。毋庸置疑，地主阶层和狭义的资本家阶层是不同的。他补充说，在工人阶级中，也有英国人所谓的非熟练工人，即从事于一种不需要任何技术训练的工人；另外还有熟练工人，他们工资高一些，一般生活条件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甚至接近中等资产阶级的下层。而伯恩施坦由于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分解为许多小支派，终于巧妙地使这些支派混在一起，就像人们把两种原先坚固的物质的碎块混合在一起一样。
可是，他还是错误的，因为尽管这两个阶级内部有多种多样的成分，可是在整个无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之间的总的分界线仍然是存在的。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资本家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仅仅指出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有许多中间性的阶层，这还不足以把这两个阶级混合起来。在自然界，对立面总是通过中间性的差别而相互接近的。从黑到白从紫到红，从白昼到黑夜，从黑夜到白昼，都是经过了一些感觉不到的过渡阶段的。因此赫拉克利特[3]可以说，黑夜中有白昼，白昼中有黑夜。但是一件事物有可能通过细微的差别过渡到它的反面，这并不排除对立面的对立，而对立面的特点正是在于它们可以通过中间性的差别而相互接近；对立面规定一个领域的两个极端之间的界限，在两个极端之间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中间地带。因此，尽管增加能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互接近的程度，也是徒然的，它们仍然是两个有明确区别、互相对立的阶级，因为其中一个阶级的中心是拥有财产，而另一个阶级的中心是没有财产。如果工人们像伯恩施坦所希望的那样有足够的机灵，能够把各种力量组成集团，使两个对抗阶级中差异较小的分子相互接近起来，那么工人也能有足够广闹、足够明确的观念，能够不顾这两个阶级内部的种种差别，不顾现社会中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把社会分成两个根本对抗的阶级。
既然无产阶级有这样的明确定义，不同于其他阶级，并且以自己的共产主义原则和自己的组织而同社会上其他阶级相对立，那么这是不是说，无产阶级就不应当介入其他阶级的运动和干涉其他阶级的生活呢？
考茨基承认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某些分子之间可以有暂时的合作和协作，但是他警告无产阶级要尽可能保持这样一种态度，我把这种态度称之为完整的孤立。
在这一点上，我既不同意考茨基的看法，也不同意伯恩施坦的看法。同伯恩施坦相反，我认为，不论采取什么行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现在是、今后仍然是根本不同、根本对抗的阶级；但是，同考茨基相反，我认为不应该害怕扩大完全掌握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接触和联系。这是因为一个阶级要进行活动，不可能不扩大它同人类社会中其他阶级的接触面。采取超然的态度，这必然就是不采取行动，而釆取行动，必然要参与普遍的运动。我敢说，没有人能够举出一种行动方式、一种行动的可能性，使无产阶级在行动中不同其他阶级分子光荣地进行协作与合作。
难道我们可以在德雷福斯案件中采取行动而不同其他的分子进行合作吗？难道我们应该借口说无产阶级不应单独地为人道和正义进行斗争而不过问这件事吗？难道我们应该不采取行动吗？同样，如果我们要保卫受到凯撒主义威胁的共和国，不论我们是否寻求其他阶级其他分子的合作和协作，我们总不可能不同他们合作。我还认为，工会要组织起来，加以扩展并形成一个系统，就不能不立即直接干预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本身。我希望有一天工会也许能迫使政府接受由工会指定的工人监察员来监督工厂中的劳动条件。但是监督卫生和安全状况又怎么能不迫使资本家采用某一种技术设备，采用某一种机器、在矿井中开凿某一种坑道、对于地下的某一部分或车间的某一部分加以调整呢？……而当工人的工会即使是为了进行检查和监督，从卫生和安全的利益出发干涉机器设备的时候，当工会建议，迫使资本家采取某一种机器、某一种技术设备的时候，那么不论它们是否愿意，它们都是在同资本家合作，共同管理资本主义的机器。当然我并不因为进行这种合作而为无产阶级感到遗憾，这种合作是掌握所有权的开始。
我们还要増加合作社。我们将向合作社建议像在比利时那样确定一个伟大的目标，以共同的资金建立巨大的“人民之家”，这些“人民之家”是会议斤，是礼堂，又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宫殿。当无产阶级想在巴黎的高处建筑一座“人民之家”，像从布鲁塞尔的高处俯视比利时资本主义社会全景的“人民之家”那样的大厦时，这时就必须要找建筑师、画家、雕刻家、音乐家，至少要找那些能了解新的理想的人。当无产阶级由于它自己的合作杜的发展同艺术家或今天社会的艺术界巨头发生接触的时候，难道你会责备它沉醉于一种什么对艺术的浅薄涉猎之中吗？不，不会的。无产阶级的头脑将受到艺术的光芒、艺术和思想的光辉的照耀，它将为共产主义社会作好准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思想和科学的成果！……
因此，要么无产阶级不采取任何行动，要么它经常参与其他阶级的行动，而主要是无产阶级在同其他阶级的分子混杂在一起时，应该永远以自己的阶级觉悟，以它特殊的、组织起来的力量来采取行动。如果无产阶级作为特殊的派别逐渐扩大它同其他阶级的接触面，我是不会为此感到不满的。我们要革命，但是我们不要永恒的仇恨。如果为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不论是工会的事情还是合作社的事情，不论是艺术、司法或甚至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迫使一些资产者同我们一道前进，我们将以这样的气魄对他们说：互相敌视、互相憎恨的人在这暂时的会合、一时的合作中重新聚集在一起，这是多么令人喜悦啊！……因此，有朝一日当所有的人最后会合在一起时，这将是何等崇高、普遍、永恒的欢乐啊！
只有通过公有制才能实现这种会合，因为公有制是和解的标志。至于我，我是不会因为社会党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运动和发展中遇到各种重大的事件而感到不高兴的。……我希望，我们希望社会党是所有伟大事物、伟大思想的几何轨迹，这样的愿望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争取社会革命的斗争，恰恰相反，它会使我们有力量、尊严和自豪感来加速这个革命时刻的到来。
现在同志们，请允许我向你们说，要做到这一切必须有一个条件。为了要在各种事件、各种人物混杂交错的情况下釆取正确的行动，社会党就必须要有自信。为了要有自信，社会党就必须是有组织的统一的党，以便在事态发展中以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照亮道路。因此，我认为，目前最有效的阶级行动、革命行动，就是我们党的统一。因此，你们这些青年社会主义者，你们向往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党，你们朝着这样的党前进，而不赞同各派别之间的争吵，分裂和壁垒森严，你们有责任以你们的宽宏大量的诚挚愿望影响我们，帮助我们大家实现这种统一，使我们可以以社会主义的兄弟友爱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相互不和！
（译自《饶勒斯全集》第6卷，1933年巴黎法文版第119—140页。
摘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3辑第223—245页，何崇善译，李兴耕校）
[1] 这是饶勒斯1900年2月10日在巴黎学会大楼的报告，这次报告会是由巴黎集体主义大学生协会发起组织的，担任主席的是让·阿列曼。——编者注
[2] 法国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是在1894年举行的。——编者注
[3] 古希腊哲学家（纪元前540—480年）。——编者注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