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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蕴涵着战争，就像乌云蕴涵着暴风雨一样”[1]
〔法〕让·饶勒斯
（1895年3月7日）
先生们！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议会的好意，因为尽管经过一天非常重要的、但是时间很长的辩论后，大家都很疲劳，仍然盛情地同意听取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发言。此外，我要请求你们的不是宽容，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宽容，我请求的是公正，因为我们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与你们在这里讨论新的军事预算，我们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
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有关逐条讨论军事预算的方式，不仅是有关军队组织的某一个问题，而且是有关决定军队组织原则本身的社会基本构想。
先生们！这意味着，我们之间存在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为讨论问题造成巨大困难。
此外，我别无选择地不得不立即就谈到令人不安的、甚至令人痛苦的一些问题，两年来由于这些问题我们一直受到猛烈攻击：这是战争问题、军国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关于祖国和军队的思想观点、法国社会党人与社会主义国际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和我党关于领土问题的观点，我们的朋友瓦扬刚在这里谈到了这些问题；不管谈论这些问题是多么危险，我们不能够、也没有权利回避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摆在全国面前，它们也必须摆在议会面前。
先生们！假如你们仔细观察（当然你们是这样做的）其他国家议会中内容广泛的辩论，你们就会知道，在所有的地方——在伦敦、罗马、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所有的问题（其中包括俄国问题）的讨论是自由的。那里在讨论关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务活动家、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制度、法国对内政策的动向以及这一政策对欧洲整个局势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我觉得，在我们这里也应当保障对最重要问题发表意见的这种自由。（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
如果有人由于害怕损害法国的威望（请相信，法国的威望对我们来说是同样宝贵的），而提出异议，说什么对25年前发生的事件的痛苦回忆要求我们大家都非常谨慎，非常警惕，那么我要坚决地回答：我们的祖国在经受了这些考验后，虽然暂时失去了自己的部分领土，但是丝毫也没有丧失自己的实际威力、自己的尊严、对自由和生活的无限权利。（鼓掌）
先生们！你们希望和平，你们渴求和平！欧洲所有的统治阶级、所有的政府、所有的民族也完全明确地在同样的程度上真诚地希望和平。
左边席位上有人说：也许不是同样的程度？（大厅内活跃）
让·饶勒斯：尽管普遍地都非常渴望和平，军事预算到处在膨胀，一年比一年增长，大家所诅咒的、恐惧的和拒绝的战争随时随地可能爆发。
这是什么原因？也许你们会感到枯燥无味，我必须首先说，在我看来，什么是这种矛盾和经常的战争威胁的原因，尽管普遍渴望和平。（大厅内活跃）只要在每个国家里人数很少的阶级掌握大量的生产和交换资料，只要它有权支配其他人；只要这个阶级能够把自己的法则——没有节制地竞争、不停地为生存而斗争、不断地追逐财富和权利——强加给它所统治的社会；只要这个特权阶级依靠强大的军事王朝，或者依靠寡头共和国的职业军队，以便防范可能出现人民愤怒的爆发，只要凯撒主义能够玩弄深刻的阶级矛盾，以便欺骗这些阶级并嗾使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最左边席位上鼓掌声）借助愤怒的人民群众扼杀资产阶级的议会自由，并借助陷入困境的资产阶级扼杀人民群众中觉醒起来的共和意志；只要这一切继续存在，每个国家内部的各阶级之间、各种人之间的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战争总是会导致各国之间的战争。（不同席位上发出声音：对！对！）正是每个国家内部各阶级之间的深刻对抗和它们的利益冲突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
100年前，波兰农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最终导致与其他国家的战争。革命的法国向欧洲提出挑战，起初是为了回答享有特权者的暗中背叛，后来是为了在绝望的情况下尽快摆脱自己的贵族和国王；英国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和庞大的殖民地，把整个欧洲的君主制和封建制势力发动起来反对我们。拿破仑继续战争，越来越扩大军事行动，已经完全不是根据必要性和正义的考虑；他这样做出于本能，甚至出于习惯和为了解闷，但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在和平时期无疑会遭到削弱）并把革命时期狂热的、充满理想主义情绪的人民变成英雄主义的、听凭他随意摆布的民主。
后来，十二月冒险分子[2]用老迈的、颤抖的手把法国投入最后的赌博；霍亨索伦王朝领导的普鲁士容克战胜法国后，把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统治强加给德国，并按照封建军国主义精神实现了德国统一，而德国统一本来可能通过另一条道路实现。
此外，普遍的、残酷的殖民主义竞争成了各欧洲国家之间大规模战争的起因，因为只要在两个互相竞争的公司或两个贸易集团之间发生冲突，就足以给欧洲和平造成威胁。
在此之后，怎么能不担心每天都可能爆发各国之间的战争？在我们的社会里到处是竞争的无休止的混乱状态、阶级对抗和政治斗争（在其后面往往隐藏着社会斗争），人类的全部生活实际上只是一系列不断的战斗和战役。因此，怎么能不认为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
那些真诚地自以为是为和平事业服务的人，与我们相对立，为现今的社会辩护并赞扬它。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实际上他们是在为经常的战争根源以及军国主义本身进行辩护。
因为这个受尽折磨的社会企图摆脱惊恐不安，而其原因就在于社会本身，由此社会不得不经常地武装起来，以回应敌人的武装；在我们这个无限度的竞争和生产过剩时代，可以看到军队之间的竞争和军事部门的生产过剩。由于生产本身变成了战场，战争也就成为最重要、最活跃、最狂热地得到发展的生产部门。（最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
不仅如此，各国以这种方式消耗自己的资源来维持军队；各国享有特权的有产阶级（请大家允许我完全坦率地说）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军队与民主力量的自由生活隔绝开来，把他们关在兵营里，实施消极地服从的纪律。（最左边席位上鼓掌，而中间席位上有人反驳）
欧洲目前存在建立职业军队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这根本不是秘密已经有20年了。国民会议用热烈欢呼声和“在谈论军队的时候，就谈不上民主”的喊声来迎接关于军队的法案的著名报告人。[3]会议对贝尔弗尔的辩护人丹菲尔-罗什洛发出嘘声，他反对消极服从的思想。（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
正当德国皇帝[4]作为军队的统帅在国境线的那一边对他的士兵说，从今以后，在同内部敌人斗争时，他特别需要他们的忠诚，他们必须准备坚定地、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被传染上社会民主思想的父亲和兄弟开枪，而与此同时，也许几天后，在议会辩论中有人对我们说（我对保守党的发言人[5]表示感谢，我感谢他的真诚和坦率），军队是我们在国内外的最主要的支柱。我们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先生们！这样一来，你们遇到了这样的双重矛盾：一方面，尽管所有国家、所有政府都希望和平，尽管所有大谈博爱的国际代表大会，但是战争终究可能随时爆发，另一方面，正当民主和自由精神到处在发展，庞大的军事机构也在加强，在共和主义思想家——我们的学说的创始人看来，这些军事机构始终是对民主自由的威胁。你们的残酷无情、混乱不堪的社会，即使当它希望和平的时候，即使当它处于表面上稳定的时候，总是蕴涵着战争，就像天空中的乌云蕴涵着暴风雨一样。（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
先生们！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最终消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就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消除经济斗争和当代社会的混乱状态，结束为生存而进行的全面斗争（这种生存斗争会导致战场上的全面斗争），并建立社会和谐和团结的制度。
只要你们合乎逻辑地、仔细地考虑原则的有效性和结果的现实性，而不是考虑良好的愿望，你们就会相信，社会党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维护和平的政党。（最左边席位上有人鼓掌）
但是，先生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表示对战争的仇恨，似乎就意味着我们准备接受对我国施加的残酷暴力。（最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对！对！在左边席位上有人说：很好！）
让·饶勒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会忘记！（最左边席位上有人鼓掌）也许有人会忘记，但不是我们！卡普里维首相[6]在讨论军事法案时（最近在这里多次引用过他的话，我想再一次引用他的话），为了证明自己抱有真诚的和平愿望，用德国国务活动家直截了当的话语说：“德意志民族吃饱了。”
先生们！而我们则不得不悲痛地说：“法兰西民族受到了伤害。”（有人说：对！对！大厅内活跃）
我们没有忘记祖国受到的严重伤害，因为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我们的祖国，而且是所有国家的权利。（许多席位上鼓掌）
尽管我们认为不应该忘记这一切，但是我们同时认为，无论我们或其他任何人没有仇恨的权利，因为即使我们的国家是多么高尚和多么宽宏大量，它过去在长时期内对你们熟悉的国家表现出残忍和专横——为了我们的荣誉，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从其他国家的错误中认识到自己的许多错误，使我们的爱国主义不至于带有极端危险的敌意。不要仇恨，不要抛弃，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我们不仅是作为法国人，而且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反对侵犯我们的权利，请你们理解这一点，我国人民遭受的痛苦，是我们每个人的痛苦。当社会主义力图解放全人类的意志的时候，一部分法国人却被强制地违背自己的意志与他们希望属于的那个历史群体隔绝开来。（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我们之所以进行斗争，我们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实行人对人的统治；我们之所以反对那些力图保持统治和占领的旧精神的资本势力，不是为了容忍这种暴力、统治和占领的最粗暴形式，在那种形式下，人民的自我意识遭到公开压制，渴望互不分离的人们被粗暴地隔断了联系对！对！）
我们之所以反对军国主义，并不是为了把它最后的猎获物留给它。我们感到愤怒的是，在我们的国内冲突、罢工和经济斗争时，法国士兵被迫向自己的兄弟们开枪。但是，在法国边界那一边被招募到帝国军国主义的军队中去的那些人，除了到时候向自己的兄弟们开火，又该怎么办呢？
因此我认为必须从这个崇高的讲坛上声明：对于世界无产阶级中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来说，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每一项抗议活动，由于必然的逻辑，同时也是对于那些对不愿意承认别国军事占领的人民采取暴力兼并行动的谴责。（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但是，复仇战争并不是出路。（再次鼓掌）
马塞尔·阿贝尔[7]：假如这样的话，那是柏拉图式的抗议。
让·饶勒斯：复仇战争只会把争论地区变成新的杀戮、流血和破坏的场所；在不断恢复战斗的情况下，它不会有别的后果，只会煽起狂热，导致双方无休止的动荡不安；由于经常遭到威胁，它只会使两国人民遭受经常的军事专政；即使祖国没有因失败而遭到毁灭，在获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它的自由也可能被毁灭。（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先生们！这不是出路所在。出路——不仅对于那些从我们这里分割出去的人民，而且对于可能成为侵略者牺牲品的所有其他国家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来说——出路在于在整个欧洲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
在阿尔萨斯—洛林、爱尔兰和被分裂的波兰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阿尔萨斯—洛林感觉到，在它旁边，一颗国家的巨大心脏在永不休止地跳动，它是被强行从这个国家分割出去的。爱尔兰在国外没有任何民族依靠力量。对于波兰来说，假如国家的内部生活需要一个明显的组织才能默默地存在下去，它早就不存在了。
尽管如此，对于这些遭到侵略、分裂和并吞的国家来说，准备和实现复兴的时候到来了，而且只有借助于普遍自由的发展才能做到。
戈蒂埃·德·克拉凡伊[8]：这对我们来说时间太长了，我们不想等得太久！
让·饶勒斯：随着各国政府不得不越来越考虑社会舆论，特别是随着在欧洲实行普选制（它已经在比利时实行，今后将在奥地利—匈牙利实行，也许可能采取另一种形式），有着不同利益的人们、互相同情的人们、各国人民的所有思想、所有力量都负有参加社会生活和立法活动的使命；甚至战败者也可能成为一种力量，胜利者有时也不得不向他投降，始终必须尊重他，——这样一来，他就不完全是战败者了。
由于事物的本质，被压迫民族的策略现在发生了变化，就像无产阶级本身的策略在改变一样。同样，无产阶级放弃了现在变得没有效果的街头斗争，取而代之的是组织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朝着夺取政权前进；同样，被打败的、受压迫的、受侮辱的民族放弃了过去的武装起义，力图利用政治自由的发展来达到民族独立。（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爱尔兰曾经密切注视战争在欧洲引起的最细微的反应，盼望外国军队登陆，希望他们会把自己从侵略者那里解放出来。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密茨凯维支在自己的《波兰人民和波兰朝圣者书》的结尾中写下了可怕的祈祷：“上帝啊！为了解放祖国，请赐予我们全球战争！”[9]不！甚至在伦敦的议会里多数派获得政权或失去政权都取决于爱尔兰，瓜分波兰的三个大国为了保持对舆论的影响或为了实现其在议会中的计谋，不得不诉诸波兰人的民族感情，采取一项既是被迫的又是奇怪的步骤，恢复他们使之分裂的国家表面上的统一。在这样的时候，我有权说，现在有不同于战争的其他手段和其他道路，以便在欧洲达到最起码的正义。（最左边席位上热烈鼓掌）
战胜国要扩大和巩固自己的自由，只有自由也给予战败者和被征服者。由于这些战败者和被征服者具有共同的观点、感情、传统和希望，以及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并与他们被迫从那里分裂出来的历史群体联结在一起的精神共同性，他们是统一的国家。因此，你们经常看到，在议会斗争的背景下显示出各国的形象，各国状况将发生出乎意料的深刻的组织变化，这些变化在地图上来不及得到反映。
先生们！政治自由的发展，但主要是社会正义的提高，不仅将消除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不法行为，而且将消除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法行为。仅仅诉诸两个人的兄弟情谊是无法使他们和解的，只有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共同的高尚事业中来，使他们忘记自己的委屈，才能使他们和解。同样，要使各个国家放弃从前的嫉妒、争吵和统治野心，放弃充满傲慢和仇恨、荣誉和流血的光辉而又可悲的过去，只有使它们共同提出统一的高尚目标，只有使它们懂得，历史赋予它们怎样的使命，夏多勃利昂在100年前就指出了这样的使命——彻底解放人类，人类在摆脱了奴隶制和农奴依附关系后，希望并且一定会摆脱雇佣劳动。（最左边席位上鼓掌）
在实现或仅仅准备实现这一伟大事业——到那时不再存在人对人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到那时不再需要政府，后者的支柱是为保护侵略者阶级的垄断地位而建立的武装力量；到那时形形色色的旗帜只不过是为了使大家娱乐，而不是为了破坏他们的团结，——我要问，在这样的兴奋和欢乐时刻，有谁会企图阻碍有的群体与那个与之有着很多世纪友谊的历史群体建立更为亲近的、更为家庭式的、更为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中呢？（最左边席位上再次鼓掌）
马塞尔·阿贝尔：我们等不及那个时候！
让·饶勒斯：雇佣劳动者、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最渴望新秩序，因为他们在现今的制度下遭受的苦难最深，他们现在比其他人更积极地通过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促进各国人民的国际联合。正因如此，我们与他们在一起，并像他们那样成为国际主义者，准备消灭作为战争根源的社会不平等，并准备消灭战争，战争是维持军队的借口。
（译自《饶勒斯文选》1959年巴黎法文版
第82—95页，李兴耕译）
[1] 这是饶勒斯1895年3月7日在法国众议院的演讲。标题是《饶勒斯文选》法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2] 指1851年12月2—4日参加路易·波拿巴政变的人。——编者注
[3] 指1872年5月在法国国民会议提出关于军队的法案的报告人尚济将军。该法案于1872年7月27日被通过。——原编者注
[4] 指威廉二世。—原编者注
[5] 指茹尔·德拉福斯3月4日的发言。他说：军队是“我们的安全在国内外的最好支柱。”——原编者注
[6] 卡普里维在俾斯麦辞职后于1890—1894年任德国首相。——原编者注
[7] 马塞尔·阿贝尔（Marcel Habert）是法国律师，布朗热主义者，1893年当选议员。——原编者注
[8] 戈蒂埃·德·克拉尼伊（Gauthier de Clagny）是法国右翼政治活动家，反对议会制，凡尔赛的议员。——原编者注
[9] 密茨凯维支的这本书1834年于巴黎出版，当时他流放在那里。——原编者注
感谢 秋越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