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狱之夜

1937年1月9日，“鲁特号”驶进石油大港坦皮科，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仍忐忑不安，担心朋友不来接。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就难以获准在墨西哥登岸。正当挪威警方威胁要用暴力驱赶他们时，一艘小艇驶近前来，一位墨西哥将军在一群官员簇拥下登上油轮，表达了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1]对他们的正式欢迎（总统特地派自己的专列到坦皮科迎接托洛茨基和娜塔

利娅）。在码头上，两位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与马克斯·沙什曼致词欢迎托洛茨基，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妻子弗里达·卡洛（Frida Kablo）则表达了东道主的拳拳盛意。刚遭受到挪威冷酷的驱逐，此刻又置身于墨西哥的热情欢迎中，对比是如此鲜明，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一登上总统专列，迎面碰到警察卫队，不禁急忙向后躲闪。她后来说：“我们真害怕把我们又送到什么地方关起来。”在墨西哥城外的一个小站上，迭戈·里维拉已热情地等候在那里，并将他们送到自己在首都郊区科约阿坎的“蓝屋”家里。随后的两年里他们就住在这儿。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来抚慰疲惫不堪的神经了。房子很大，充满了阳光，到处是图画、鲜花以及各种各样的墨西哥和印第安艺术品。客人在这里时时处处都能感到亲切周到的关怀。墨西哥和美国的朋友们为他们准备这个新的避难所时处处为他们的个人安全和工作方便着想。在墨西哥最初的这些日子，他们感到了梦想不到的轻松。这儿甚至能体味到一番田园诗般的情调。[1]

甚至这个国家的政治气候也十分宜人，墨西哥的革命正日益高涨。卡德纳斯总统不久前刚签署法令，宣布将部分大庄园分配给贫苦农民和着手将美国与英国的石油公司和铁路公司收归国有。外国资本家、本国地主和天主教会被打败了，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变得十分紧张。但是卡德纳斯却获得了农民和墨西哥劳动者联盟的支持，后者当时已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由于里维拉的请求和自己周围人的坚持，卡德纳斯本着革命团结的精神接纳了托洛茨基。他声明说，不但为托洛茨基提供避

难地，而且邀请他作为政府客人居留下来。从一开始他就尽一切努力保护客人，使其免遭迎头而来的仇恨的疾风暴雨的袭击。他始终不渝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是他本身的处境又十分微妙。一方面，他的政敌迅速开始散布诽谤，说托洛茨基是他的革命政策的鼓动者，这种无稽之谈随即出现在美国的报刊上。[1]另一方面，他所依赖的墨西哥劳动者联盟却是一座斯大林派的堡垒。它的领袖隆巴多·托莱达诺（Lombardo Toledano）和共产党对于准许托洛茨基来到这个国家而提出愤怒抗议，警告总统说，只要“反革命先锋队的领袖”没有被撵走，他们就不会安静下来。卡德纳斯极力驳斥说他剥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财产是受托洛茨基指使这种指控；同时尽量去抚慰墨西哥劳动者联盟。其实，卡德纳斯在政治上与各种形式的托洛茨基主义相距甚远，更遑论共产主义了。作为贫苦农民的儿子，支配其一生实践的是农业激进思想以及在反对外国资本统治的爱国斗争中的实际经验。因此他担心被卷入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任何冲突之中。他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下不失尊严地拒绝了斯大林派对接纳托洛茨基的抗议，但也审慎地与自己的“客人”保持着一定距离——两人从未会过面。他请求托洛茨基承诺不介入墨西哥内政。托洛茨基立即接受了，但汲取在挪威的痛苦教训，他要保留和捍卫自己“公开答复各种攻讦和诽谤”的道义权利。[2]卡德纳斯对此感到满意。他根本就没有要求托洛茨基放弃政治活动的念头。他本人支持托洛茨基反击斯大林派的攻击以进行自卫的权利。他坚持这种间接的但警惕的善意态度。托洛茨基

经常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并严守承诺，从不对墨西哥的政治生活发表意见，甚至在私下里也不说，尽管他对卡德纳斯的政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批判性的，认为它甚至还没有超过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

在墨西哥生活的第一年里，迭戈·里维拉是托洛茨基最忠诚的朋友和保护者。他是伟大的艺术家，是政治和艺术中的叛逆者。他是墨西哥共产党创建者之一，自1922年起任中央委员。1927年11月，他在莫斯科目睹了托洛茨基主义者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和反对派被驱逐的场面，受到强烈的震撼。随后，里维拉与党决裂，也与站在斯大林一边的另一位伟大的墨西哥艺术家、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政治同志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决裂了。托洛茨基戏剧性的命运激发了里维拉的想象力：多么了不起的人物，这是可以在他的史诗般的壁画里占据中心位置的英雄形象，他还确实曾把托洛茨基和列宁摆在了他的一幅著名壁画的中央。这幅装饰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墙的壁画由于其赞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而令所有高雅体面的美国人惊骇万分。对于里维拉来说，这真是一个最幸福的时刻，变幻莫测的命运将他的领袖和先知送到他在科约阿坎的住宅里。

托洛茨基对里维拉的创作早就十分赞赏。大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巴黎初次见到里维拉的画，1928年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写的信里提到了他的那些作品。[1]里维拉对新的艺术表现手段孜孜不倦的探索是对托洛茨基下述观点的最佳注脚：当代绘画的病根在于与建筑和社会生活的脱节，而这种脱节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将绘画、建筑和社会生活

统一起来的追求推动着里维拉的艺术创作，它把文艺复兴、戈雅（Goya）和埃尔·格列柯（El Creco）的传统与印第安、墨西哥的民间创作和立体主义融合在一起。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符合托洛茨基的趣味的。在里维拉的宏伟的巨幅绘画中，用以反映俄国与墨西哥革命主题的那种永远带有挑衅性的勇气、热情高涨的想象力深深打动了他。甚至里维拉粗犷质朴的气质、仿佛梦游症似的举止、“卡冈都亚似的块头和胃口”都不能不令他惊异和神往。这些气质将里维拉变成了一个叛逆的、喧嚷的怪物，就好像是他的画里的那些幻想的形象。与他相反，他的妻子弗里达却是一个偏于忧郁的象征派艺术家，一位娴雅的美人。她身上洋溢着异域风情，穿着装饰华美的绣花墨西哥式长连衣裙，遮盖住她那畸形的腿。经过可怕的数月羁押，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很庆幸能有这样的朋友做他们的避风港。

一个只要稍微长于援测人的性格的旁观者可能都会想知到，托洛茨基与里维拉怎么能融洽相处，他们之间是否会发生龃龉。里维拉并不满足于自己在艺术领域的声望，还自认为是一位政治领袖。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例外：艺术家与雕塑家在墨西哥的政治生活中起着不同寻常的巨大作用。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大多数都是艺术家。（对于没有文化但对农民艺术敏感的广大群众来说，借助画笔和雕刻刀所进行的政治宣传，其作用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宣传都更直接。）但是，里维拉作为政治家甚至都够不上业余爱好者的水平。他那桀骜不驯的脾气常常使他成为自己的受害者。但只要托洛茨基在场，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他在监督之下就会收敛起他的政治自负，谦逊地只满足于学生的角色。至于托洛茨基，他对艺术家们政治上的自命不凡总是抱着宽容、谅解的态度，即使对于那种与他毫无关系、不入流的艺术家的自命不凡也是如此。尤其是对里维拉这样的人，他总会说：“天才做的事总是对的。”

因此，托洛茨基应该庆幸自己能有一个新的安乐窝，倘若他没有立即投入到残酷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去的话。他每天都处于威胁之中，他是莫斯科和当地斯大林派的猎取目标。卡德纳斯总统命令在“蓝屋”附近建立一个警察岗。在蓝屋里面，来给他做秘书兼保镖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承担着警戒职务。在组织保卫工作以及反对莫斯科审判的斗争中，托洛茨基的美国追随者们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虽人少又穷，但他们竭尽全力帮助他恢复与全世界的朋友和拥护者的联络、重新开始工作。托洛茨基在1937年2月写给廖瓦的信中说：“我们真是幸运，赶在莫斯科开始新的审判之前来到了墨西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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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来到坦皮科不到两星期，新审判就开始了。拉狄克、皮达可夫、穆拉洛夫、索柯里尼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及其他12人站到了被告席上，而缺席的托洛茨基重新成为主要被告。现在罗织的罪名愈加荒谬绝伦。维辛斯基说，托洛斯基与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签订了正式协议。维辛斯基言之凿凿地说，作为他们帮助他反斯大林的交换，托洛斯基进行旨在使苏联遭到军事失败并使之分裂的活动，此外，他还竟将苏维埃乌克兰出卖给第三帝国；目前他正组织并领导在苏联工业中的破坏活动；矿井、企业和铁路上的各种惨祸，苏联劳动者的大规模中毒以及多次对斯大林及其他政治局成员的未遂谋杀——这一切都是他所干下的勾当。检察长的话得到了被告们的响应，他们对他的指控作了详细说明。曾任《消息报》派驻法国的记者罗姆（Poмм）承认说，他于1933年7月在巴

黎与托洛茨基会过面，后者给他下了恐怖活动的指示。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1935年12月在奥斯陆附近，他曾与托洛茨基接头，并在那儿接受了他的指示。[1]

娜塔利娅写道：“从收听到的广播，收看到的邮件和莫斯科的报纸中，我们感到疯狂、荒谬、卑鄙、交易和鲜血从四面八方涌来，淹没了我们。在墨西哥一如在挪威，……列夫·达维多维奇手里握着铅笔，尽管紧张过度、极度疲劳、经常发着热病，但仍然不知疲倦地标注出那些大量孳生的无法一一批驳的谎言。”[2]审判持续了一周后结束，除了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两人被判了10年徒刑以外，其他被告均被判处死刑。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批驳指控真如在梦魔中与妖怪搏斗。审判过程因其在梦魔中而愈显得荒诞，而因其荒诞也愈显得像一场梦魔。看来这些审判只是为了麻痹各种批评意见，它们竟然把每一种论点都变得荒诞贫乏。因此，甚至在托洛茨基还没有收集到并整理出他的事实和论据之前，不少罪名就不攻自破了。挪威外交部调查了所谓皮达可夫于1935年12月从柏林乘飞机到奥斯陆与托洛茨基会面的说法。奥斯陆机场当局就此发表声明，断言这一个月及前后数周内没有任何来自柏林的飞机曾在奥斯陆机场降落。托洛茨基发电报质问莫斯科法庭：到底是什么时候——哪一天、几点钟——皮达可夫飞抵奥斯陆？何时、何地并在何种情形下托洛茨基会见了他？关于他与罗姆莫须有的会面，他也提出了类似问题。[3]检察长与法官对这些问题不予理睬，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不管被告们怎么答复都将漏洞百出，这场戏就演砸了。1月29

日，即审判结束前夜，托洛茨基向斯大林提出了引渡要求。在诉诸国联的呼吁书中，托洛茨基声明，倘若国联根据苏联倡议成立一个有关政治恐怖活动的调查委员会，他愿意将自己的密件提交给这个委员会。他在挪威时已经发出过同样的呼吁了。但是国联保持沉默；斯大林依然漠视他的引渡要求。托洛茨基给纽约一次群众集会的信件是又一次与审判者搏斗的尝试，他声明说：

我愿意站在一个在文件、事实、证据各方面都公开的、公正的委员会面前坦陈事实真相，没有丝毫隐瞒。我声明：我此刻保证，如果这个委员会判定我在斯大林给我捏造的那些罪行中有哪怕丝毫的罪责，我将自动听凭格别乌刽子手的处置。……我对全世界作此声明。新闻界，请把我的话传遍这个星球最遥远的角落吧。但即使委员会判明了莫斯科审判是一场蓄意的、预谋的骗局，我也不会请求我的诬陷者自动接受处决。——你们听到我的话了吗？——不，几代人记忆中的诅咒就足够了！克里姆林宫的诬陷者听到了吗？我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这个挑战。我等待着他们的答复！”[1]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两个儿子的命运也最终与他紧紧绑在了一起，他们受尽了磨难。这使我们的叙述变成了拉奥孔传说的现代版。廖瓦感到格别乌正追逐着他，就在法国报纸上发表一份声明指出，如果他突然死去，那么全世界都应该知道他是被斯大林分子害死的。其他说法都不要相信，因为他健康状况良好，也没有自杀的念头。而谢尔盖，按苏联报刊上的报道，在西伯利亚

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并被指控按其父指示对企业工人进行大规模下毒活动。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企图逼迫我的亲儿子招供，让他反对我。格别乌会毫不手软地把谢尔盖逼得精神失常，再把他枪决。”娜塔利娅重又枉然地诉诸“世界的良知”。[1]娜塔利娅后来回忆道：“列·达·不止一次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了，并悲叹自己为什么还活着。”“有一次他对我说：‘也许，我死了谢尔盖就能得救吧？’”[2]这样的时刻唯有她知道。而世人眼里看到的只是一个坚强刚毅、天生精力旺盛的托洛茨基。他总是号召自己的拥护者去行动，总是去鼓舞疲倦的朋友们的斗志。比如，他在齐美尔瓦尔德时期的老朋友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因莫斯科审判而陷入了深深的悲观主义，他得知后写信去说：“激愤、憎恨、厌恶？噢，还有短暂的衰竭。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非常合乎人之常情’。只是我不相信你会陷入悲观主义……而这本身正是对历史的一种消极的和屈辱的愤慈。这怎么行？历史就是历史，应该这样去接受它。当它放肆地变得反常和过分丑恶时，那就用拳头揍它，使它恢复正常。”[3]他本人也正是这样坚持斗争的。

他埋头搜集自己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据，用它们证明斯大林分子的指控没有一项曾是或可能是真实的，揭露这场巨大骗局的政治意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必须重现自己流亡以来生活与活动的全部细节，从浩如烟海、枝蔓芜杂的档案和各种语言的报纸中寻找证据，从旧日的秘书和卫士那里搜集证词，而其中有些人早已变成了他的对头；同样，他还要从不同国家

的政府各部、领事馆、警察局、旅游局、地主、房东、旅店老板以及无数偶然相识的人那里搜集证明材料。但在一定意义上，这项投入极其巨大的工程注定是徒劳无益的。希望探究真相的人用不着如此繁琐的证据也能理解，而冷漠狭隘的人则受成见支配。后代人要形成自己的观点也未必须要这一大堆证明材料。托洛茨基这个好争辩的人可以像廖瓦、几位朋友、还有萧伯纳所劝戒的那样，满足于仅根据审判本身的材料来揭露它。[1]然而学究气极浓的托洛茨基仍然不能摆脱他的典型做法，他一旦开始工作，就决不肯放过任何偶然情况，决不允许哪怕一件事、一个事实没有书面证明或者一个证据未被备案。他这种做法仿佛是暗示，斯大林的诬陷会永世长存，而他为此则要准备多少代也不会磨灭的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明。

这项伤脑筋的工作耗费了托洛茨基好几个月的时间。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不管是秘书还是拥护者都被他无情地督催着，而首当其冲的是在巴黎为他完成基础工作的廖瓦。他不能容忍丝毫的拖延、反对或者道歉。稍有速度延缓的苗头，他就威胁“断绝一切关系”，先是对沙什曼，后是对纳维尔，“骂他们是在怠工，以及更严重的罪名”，尽管两人都全力以赴地帮助他。还在他从墨西哥写给廖瓦的第一封信里，他就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因为没有收到他在海上旅途中期待的那一批证明材料。过了两个星期，他愈加焦躁不安，给廖瓦的每一封信都充满了斥责。为什么没有搞到有关他去哥本哈根的文件？难道这不是“明显的罪过”吗？为什么某些证明没有按规定在公证处公证？为什么另一些证明上的签名辨认不清？为什么日期不准确？为什么某某地方不加标题以避免引起误

解？每过去一周，托洛茨基的语气就增加一分尖刻和粗暴。2月15日他给廖瓦写道：“今天我收到你的信，……老一套的道歉……老一套的许诺……但我早已听腻了道歉，早就不再相信道歉了！”他还指责廖瓦近似“出卖”的“懒惰”。“经过近几个月来的这一切，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黑暗的日子——当我拆开你的信时，我以为会在里面找到证据，然而我却只能找到道歉和许诺。”“很难说哪种打击更沉重——是来自莫斯科的还是来自巴黎的。”[1]他已规划好春天开始反审判，可担心卷宗不能及时准备好。在这些日子里，“蓝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催命的工场。秘书们、托洛茨基本人及娜塔利娅全都埋在无穷无尽的文件堆里，翻译，复制和打印。与此同时，他把自己的评论塞满了美国报刊的版面，力图使自己的观点更易于墨西哥报界理解，商议在各国建立“调查委员会”。出于对自己正在做的事具有重要性的意识、对任何耽搁的多疑、对格别乌破坏阻挠的恐惧，还可能出于对事情能否完成的绝望，因此，他没有丝毫内疚地督促、责骂着廖瓦，用后者及自己的生命与名誉孤注一掷。拉奥孔也正如此，他责骂自己的两个儿子，命令他们竭尽全力同巨蟒搏斗，而在巨蟒窒息的缠绕中，他们全都毁灭了——父亲和儿子们。

廖瓦感到他做儿子的忠诚受了伤害。当托洛茨基被羁押在挪威时，他勇敢地站到了战场上父亲遗留下的位置上。然而这场斗争对于他是太沉重了，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重量；他盼望着父亲获得自由并把斗争的重负接到自己宽阔的双肩的那一天。但现在他看到父亲精疲力竭、暴躁易怒，只感到绝望。他一直对此事的整个价值抱有怀疑，并写信给娜塔利娅说，托洛茨基在去墨西哥路上写的小册子《斯大林罪行录》将比“反审判”或其他任何调查委员会的

行动更有驳斥力。但是，既然父亲决定搞出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廖瓦就兢兢业业地承担起自己的那份工作。工作进展缓慢、产生误解并不是他的错。例如，托洛茨基从胡鲁姆责成他在瑞士组织反审判，但很快又决定在美国组织反审判。廖瓦不知道这事，仍继续瑞士的准备工作，结果招致了父亲的严厉指责，威胁要停止必需的汇款，并将下一步的工作转交给纳维尔（他对此人素来不大的信任）。[1]资料的搜集因托派集团的内讧而困难重重：廖瓦必须从莫利尼耶派那里得到许多资料，而托洛茨基已与之绝交，这使廖瓦不得不施展外交手腕。他被搞得焦头烂额、心情沮丧。他也参加了反审判的出版行动，其文章不时出现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廖瓦继续照料父亲的出版事务，收取稿费并定期汇往墨西哥，偿还父亲在挪威和法国的债务，出版《反对派通报》。被父亲责骂的委屈，被格别乌包围的惊恐，个人生话的极度不幸，使他在30岁就已患上失眠的顽症。他心力交瘁，厌倦不堪。

他通常只对母亲敞开心扉。（“亲爱的妈妈，我毫不怀疑，唯有你才不会为我的沉默或别的什么事骂我。”）而对父亲的申斥他则反唇相讥：“……我应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会成为你的累赘的那部分工作，而且是在缺乏你才有的威望和帮助的情况下去完成它。我常常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我以为能指望你的支持，但是你只把我当成一个箭靶，大谈我的‘犯罪的马虎’……即使我对哥本哈根文件的耽搁负有责任，这也不能成为……你对我的态度的理由。”[2]委屈和灰心的廖瓦愈加信赖埃蒂安，在诚实、工作勤奋和对事业的忠诚等方面，可以说没人比得上他。

托洛茨基起初指望反审判能以与挑衅相应的规模进行，指望它能触动国际工人运动的良知。他打算与第二国际和所谓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建立联系。于是廖瓦根据他的主意找到了第二国际的秘书长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后者主动谴责莫斯科的清洗是“中世纪的异端迫害”。阿德勒做了力所能及的事。然而他所做到的只是使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拖延很久之后发表声明谴责清洗，但却拒绝参与任何调查或反审判。工会国际的态度也一样。在它们的德国支部和奥地利支部被希特勒和陶尔斐斯（Dolfuss）镇压后，这两个组织已落入莱昂·布吕姆的掌握。他需要依赖斯大林的支持才当得成人民阵线政府的首脑。甚至第二国际反对清洗的空洞声明都使布吕姆感到为难；于是他利用自己的影响防止党本身和“兄弟支部”进一步行动。这样一来，西欧社会民主党一反通常热衷于反对共产主义以捍卫“个性的自由和权利”，这一次却宁肯保持外交沉默，甚至为斯大林辩护。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国际抵制了自己的秘书长。”这一点事先就削弱了各种反审判的效果：没有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任何运动都不可能吸引工人阶级的注意力。[1]。

于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试图获得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支持。这种做法不太对托洛茨基的口味，他经常嘲笑斯大林分子荟萃文学界和科学界的“明星”搞什么“和平委员会”、“和平大会”、“反法西斯游行”等等。托洛茨基瞧不起此类大杂烩似的表面文章，尤其是当共产国际用它们来取代工人运动的大规模联合行动时。托洛茨基批评他的美国追随者未能将工人吸收进“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然而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但知识界的反应也令人扫兴，因为在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斯大林派具有强大的影响，他们对知识界施加了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防止它对清洗提出哪怕最微弱的抗议。在莫斯科，俄国文学艺术之花备受摧残，只听得见高尔基、肖洛霍夫和爱伦堡的声音，他们也加入了合唱，“杀死疯狗！”的嚎叫声震耳欲聋。在西方，声名显赫的文学家，如特奥多尔·德莱塞、莱昂·福伊希特万格、巴比塞和阿拉贡，也都齐声应和。而像罗曼·罗兰这位甘地的崇拜者，暴力的反对者，当代“人文科学的良心”，则以自己福音书式委婉的语气为俄国的血腥屠杀辩护，颂扬主要的刽子手。罗曼·罗兰干得如此卖力，以至托洛茨基想以败坏名誉罪对他起诉。如果说高尔基和罗兰定下了调子，那么无数的小文人和道学家则心安理得地紧随其后。他们支持斯大林的声明和呼吁听起来很奇怪。例如在美国，他们宣布抵制在约翰·杜威主持下建立的调查委员会。他们警告“所有善良的人”不要支持委员会，说莫斯科审判的批评者是在干涉苏联内政、帮助法西斯“打击进步力量”。在宣言上签名的有特奥多尔·德莱塞、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马克斯·勒纳（Max Lemer）、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纳撒内尔·韦斯特（Nathaniel West）以及许多教授和艺术活动家，其中不少人在40——50年代时又站到了反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前线。[1]路易·费舍（Louis Fischer）和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是知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他们担保，斯大林是正直的，维辛斯基是可靠的，格别乌是用人道方法得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的口供的。甚至伯特伦·D·沃尔夫（Bertram D.Wolfe）这位早被开除出共产党的洛夫斯通反对派成员还一直颂

扬说斯大林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的阴谋中挽救了革命。[1]迄今为止一直自称是“托洛茨基的敬慕者”的美国犹太人报界同仁现在也开始反对托洛茨基了，因为他的声明指出在莫斯科审判中潜藏着反犹主义。一份报纸的编辑写道：“我们犹太出版界还是首次听到这种指控。在反犹的问题上，我们一贯将苏联看做是我们唯一的慰藉。……托洛茨基将这类毫无根据的的罪名加诸斯大林，这是不可原谅的。”[2]

这一切行为的动机并不仅仅是伪善、盲信以及那些唯恐批评斯大林会帮希特勒忙的好好先生的顾虑。知识界的某些代表人物认为托洛茨基所进行的反击是毫无意义的。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Beard）断言：“托洛茨基用不着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即正面证明自己的无辜。倒是他的审判者应该

提出比供认更多的东西，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1]萧伯纳也否定了反审判的想法，并写道：“但愿托洛茨基不要让自己站在更为狭小的各式法庭上，而是站在他的听众讲坛上，在那里，他的审判者将会处于他的掌握之中。……他的笔就是最厉害的武器。”一个月之后，他更不以为然地写道：“托洛茨基事业的力量在于对他提出的指控不真实，但他恰恰是因为对斯大林进行了同样的攻击而损害了整个事业。此刻，当我与斯大林在一起度过差不多3个钟头并以强烈的好奇心观察他之后，我很难相信他会是个粗野的强盗，正如我不相信托洛茨基是杀人凶手一样。”[2]萧伯纳显然偏离了根本问题，因为托洛茨基并没有“对斯大林进行同样的攻击”。但毕竟与罗曼·罗兰不同，萧伯纳还不至于因与斯大林的友情而为大清洗辩护。他在这整个事件中看到的不是真理与谎言之间的冲突，而是真理与真理之间的冲突，看到是如同他在《圣女贞德》中所描写的那种历史悲剧（此剧大约写于托洛茨基第一次被革出教门之时），是为了未来而斗争的革命同保卫合理的现实利益的现存政权之间的矛盾。安德烈·马尔罗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托洛茨基是世界上伟大的道德力量，但斯大林赋予人类以尊严；正如宗教裁判所无损于基督教的基本尊严一样，莫斯科审判也无损于（共产主义的）基本尊严。”[3]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hold Brecht）的反应也与此类似。他

多少有些同情托洛茨基主义并被清洗所震惊。但是他还未能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他像俄国的变节者一样怀着疑虑向它屈膝，并在《伽利略传》中用艺术形式表达了自己及那些人的困惑。他是通过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去看伽利略的：伽利略跪在宗教法庭上，其行为是出于被人民精神与政治上的幼稚所制约的历史必然性。他剧中的伽利略不过是穿着历史外衣的季诺维也夫，或是布哈林或是拉柯夫斯基而已。焦尔达诺·布鲁诺的“无益的”受难令他苦恼。这个可怕的榜样迫使他屈服于宗教法庭，正像托洛茨基的命运迫使许多共产主义者屈服于斯大林一样。“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国家。”——“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布莱希特剧中这句名言与其说体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伽利略苦恼的思索，还不如说体现了斯大林时期的俄国与托洛茨基的问题。[1]

在回答斯大林的辩护士及那些推卸责任的人时，托洛茨基所发泄出来的强烈怒火尽管是合理的，但却使他看起来像是民间故事里的歹人，这就给予了不很情愿的“真理捍卫者”保持沉默的口实。因此，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拒绝与抗议运动发生关系就不足为奇了。不但如此，他们还变成了斯大林的颂扬者。但甚至如安德烈·纪德、赫·乔·威尔斯那样的人，他们最初的冲动是支持反审判的，最终也决定袖手旁观。因此，这次行动局限在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内，而且五花八门的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主要是由誓死反斯大林主义者和一些长期持反共产主义立场者组成，这就在更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些委员会活动的影响。

1937年3月，美国、英国、法国和捷克等国的各委员会建立了一个旨在进行反审判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加入者有：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唯一同卡尔·李卜克内西共同投票反对1914一1915年战

争的德国国会议员奥托·吕尔（Otto Rulhle）、前国会议员共产党人文德林·托马斯（Wendelin Thomas）、以无政府工团主义而著名的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具有浓厚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美国激进女政论家苏珊·拉福利特（Suzanne La Follette）、新闻记者本杰明·斯托贝尔格（Benjamin Stolberg）与约翰·R·张伯伦（John R.Chamberlain）、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教授爱德华·A·罗斯（Edward A.Ross）、大学讲师卡尔顿·比尔斯（Carleton Beals）、右翼拉丁美洲作家弗兰西斯科·扎莫拉（Francisco Zamorra）。这些成员里除了罗斯默以外，没有任何人曾与托洛茨基有过关系——而且大多数都是托洛茨基政治上的反对派。委员会自身的权威主要应归功于其主席―约翰·杜威（John Dewey)，这位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众所周知他是苏联的朋友。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是约翰·F．芬蒂纳(John F.Finerty)，他在美国政治大审判中作为被告律师而闻名全国，特别是在汤姆·穆尼（Tom Mooney）、萨科（sacco）和万齐蒂案的审判中。

托洛茨基起初不相信这个委员会能胜任自身的任务。其大多数成员的姓名对他来说几乎说明不了什么，他甚至对它的主席都抱有怀疑。他想到许多问题：这位年近80高龄的杜威未免太老了点儿了吧？委员会面临的种种问题离他未免太远了点儿吧？在听证会上他不会睡着吗？他怎么能对付得了那么一大堆证据、文件呢？而他作为“苏联的朋友”难道不会为斯大林粉饰吗？委员会积极的组织者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消释了托洛茨基的疑虑，他写道：“杜威是老了，但他头脑仍然敏锐，他的正直的人格是毋庸置疑的。正是他对萨科和万齐蒂案件写出了最透彻的分析文章。此外，他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作为学者和逻辑学家去处理问题，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不会在听证会上打吨。……低估他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杜威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正直的人格和智力不能防止他在政治上骑墙。在这点上，我们当然不能完全相信他……。”[1]

杜威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差不多是一桩英雄主义的举动。在哲学思想上他是托洛茨基的对头。他们不久前还就辩证唯物主义问题公开发生了冲突。尽管总的来说杜威是个激进主义者，但他赞成“美国生活方式”和议会民主制。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倾向于“非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斯大林，而反对“教条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在耄耋之年背上了调查主席的重负，这使他不得不与自己的许多朋友断绝了来往。斯大林主义者竭尽全力劝阻他。当他们没有得逞时，便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诽谤——最轻的诽谤是，他之所以“成为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是由于老年痴呆症。连他创立并任其编委会成员达25年之久的杂志《新共和国》也起来反对他了。他不得不退出编委会。亲属们恳求他，不要使自己姓名上的光环因为令人置疑的脆弱的事业而遭到污损。然而阴谋与阻挠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在杜威看来，为了阻止他，压力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或明或暗，仅这件事本身就强调了调查行动的必要性。为了投入到对此特殊事件的实际调查，他甚至丢下了论文《逻辑：探究的理论》的写作，而这是他自认为最主要的工作。数周乃至数月之久，他埋头研究散发出血腥气的关于莫斯科审判的官方报告、托洛茨基大量的著作、通信及其堆积如山的文件。他做笔记、比较事实、数据和观点，直到完全掌握了此案各方面的情况。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着恐吓和威胁。什么也无法动摇他的冷静或削弱他的意志。委员会需要对作为主要证人的托洛茨基进行询问，由于美国政府不允许托洛茨基来纽约，于是杜威决定在墨西哥展开调查。人们警告他，墨西哥劳动者联盟不准进行反审判，他及其伙

伴将在边界遇到敌意的示威，甚至遭到暴力。但老哲学家不为所动，仍然继续他的事业。他对问题采取的是不偏不倚的态度。虽然他确信托洛茨基的罪行并没有被莫斯科证明，但也不肯轻信托洛茨基的清白。他决心不但要做到完全的不偏不倚，而且还要将这公正昭示世人，因此他从未在委员会会议之外与托洛茨基会面，尽管“很想私下同他非正式地谈谈。”[1]

4月10日，委员会开始了一系列的听证会。起初想在墨西哥城中心的一间宽敞的会堂里举行，后来为了避免干扰和省钱又放弃了这个主意。会议始终在“蓝屋”中的托洛茨基的书房里举行。“气氛是紧张的。外面站着警察·····一个带武器的托洛茨基的秘书对客人们进行搜身以免他们携带进武器，并对他们加以辨认。”临街的双扇大窗户“都关上了，在每一扇后面垒起了两米高的用砖砌就并用水泥加固的工事，还有沙袋……这些工事都是前一天晚上完成的。”出席者大约有50人左右，包括记者和摄影师。听证会是按照美国通行的司法程序进行的。杜威曾邀请苏联大使、美国共产党和墨西哥共产党派代表列席会议并参与讯问，但邀请如石沉大海。[2]

在简短的开幕词中，杜威声明说，委员会既不是法庭，也不是裁判官，仅仅是一个调查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听取托洛茨基先生向我们提供的一切证词，对他进行讯问，并提出我们所从属的整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美国保卫列夫·托洛茨基委员会”这个名称并不意味着委员会赞成托洛茨基。它遵循的是“美国传统”：“任何人在没有为自己辩护之前都不能被定罪。”委员会的目的是，当被

指控者是否得到公正审判引起怀疑时，它提供一次公正的审判。托洛茨基案件可以与穆尼案件、萨科和万齐蒂案件相比较。但是后者起码在最后定案之前还可以申诉，而托洛茨基和其儿子却被苏联最高法庭两次缺席判定有罪，他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自动有效的引渡要求，使他能出席挪威或墨西哥的法庭，但都遭到漠视。“他在不被听取申诉的情况下被定罪，这个事实令委员会以及整个世界良知十分不安。”在坦陈自己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动机时，杜威说，既然献身于社会教育事业，他就将今天的工作看做是一项伟大的社会任务和教育任务——“否则就意味着背叛我一生的的事业。”

听证会持续了整整一周并举行了13次长会。杜威、芬纳蒂、托洛茨基的律师艾·戈德曼及其他人就罪名及证据的所有细节对他进行了讯问。有时讯问几乎变成了政治辩论，某些讯问者坚持说托洛茨基和列宁应对斯大林主义负有道义责任，而托洛茨基否定这种断言。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拒绝回答或者回避。争论尽管激烈，但会议却进行得很平静缓和，在这当中只受到了所谓的比尔斯（Beals）插曲的干扰。

委员会成员卡尔顿·比尔斯多次向托洛茨基提问，其中一些与主题没有太大关系，另一些问题可看成是展示其亲斯大林的偏见，而且在形式上咄咄逼人。托洛茨基克制地、扼要地回答了他的问题。4月16日的长会快结束时，比尔斯提出了几个问题并断言说，托洛茨基与苏联的那些主张“建设（苏联）经济”的人相反，他在极力鼓动世界革命。（托洛茨基指出，在莫斯科审判中他并没有被描绘成世界革命的鼓动者，而是被描绘成反革命的鼓动者、希特勒的同盟。）比尔斯又问他，他是否认识鲍罗廷（此人是苏联派驻中国的特使，斯大林主义者，蒋介石的顾问）。托洛茨基回答，他当然知道这个人，但从未与他谋面。比尔斯问，难道1919年或1920年不是托洛茨基派他到墨西哥建立共产党的吗？这个问题是暗示托洛茨基在欺骗委员会，尤其是暗示他曾企图在这个现在为他提供避难所的国家里煽动革命。争论尖锐起来。挪威的经历还记忆犹新，托洛茨基不禁怀疑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旨在唆使墨西哥人反对他和剥夺他的避难地并破坏反审判。他指出，他是将自己的希望与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但努力用政治上合法的手段去促进它，而不是在异国组织政变；关于他在1919——1920年派鲍罗廷去墨西哥这种断言纯属捏造。当时正值国内战争最紧张的关头，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装甲专列，他的目光只盯在军事地图上，“整个世界地理”差不多都忘光了。

然而比尔斯仍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补充说，是鲍罗廷自己宣称托洛茨基派他去墨西哥的，而且早在1919年，苏俄共产党就分裂为国务活动家与革命鼓动者。托洛茨基问：“我能得知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的来源吗？它是公开发表的吗？”比尔斯说：“不是。”托洛茨基反击道：“我只能向这位委员建议，去告诉他的那位报信者，他是个骗子。”“谢谢您，托洛茨基先生。鲍罗廷先生原来是个骗子。”托洛茨基简洁地回答：“很可能。”听证会快结束时，他表示对比尔斯的“亲斯大林腔调”的抗议。这件事更使他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鲍罗廷事件与莫斯科审判毫无关系，看来仅仅是要使他以及墨西哥政府为难。因此，在下一次会议开始时，他再次否定比尔斯的断言，并请委员会查明这些说法的来源。若是比尔斯是从鲍罗廷那里直接获知这些情况的，那么让他说明发生于何时何地。若是他是间接获知的，那么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人？搞清楚这些问题将揭示出旨在破坏反审判的意图。“如果比尔斯先生与这些阴谋没有蓄意的、直接的关系，那么我希望他能尽快作出一切必要的解释，以便委员会揭穿阴谋的真正源头。”因为比尔斯拒绝说出自己消息的来源，委员会在内部会议中对他进行了谴责，他则退出了委员会。这件事没有任何后果。[1]

托洛茨基在他本人4月17日的最后声明中对讯问的结果作了概述。[2]他已经精疲力竭，劳累不堪，请求准许他坐下宣读自己的声明。他首先指出，或者是他以及几乎所有列宁政治局的成员如莫斯科起诉人所宣称的那样是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叛徒，或者斯大林与他的政治局是一群骗子，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说，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干涉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的内政，那么这是一个不允许工人讨论其事务的“奇怪的祖国”。他本人及他的家庭被剥夺了苏联国籍，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栖身于“国际社会舆论的庇护下”。至于查尔斯·A·比尔德那些人断言说的：论证的责任在斯大林一边而不在他身上，“以正面论据驳斥反证”是根本不可能的，托洛茨基对此回答说，不在现场这一司法概念提供了反驳的可能性，而他可以提出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以展示“正面的事实”——斯大林作了“历史上最大的伪证”。

然而，这场司法审理只“涉及到伪证的形式而非它的本质”——与清洗、“被告、证人、法官、辩护人甚至检察官所遭受的极权压迫……”的政治背景不可分割的本质。在这种压力下，任何审判在司法上都不再是公正的，它已成为演戏。被告只是经过排练之后才登场，导演十分放心，早就知道他们不会超出自己角色的范围”。在起诉与辩护之间没有任何辩论的余地。主要演员在枪口下演完自己的角色。“剧可能演好，也可能演砸，但这是一个宗教裁判的技术问题而非公正问题。”

对指控进行估价，应该考虑被告的政治历史。罪行一般是罪犯性格的产物，最起码与之相符。因此讯问时必须考察他，托洛茨

基以及其他被告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工作以及在革命中的作用；而根据这些事实来看，强加于他们的罪行是与他们的性格根本不符的。正因为如此，斯大林需要伪造他们的履历。这里应该提一个基本问题：对谁有利？杀死基洛夫给反对派带来了或可能带来什么好处？要不然就是有利于斯大林，给他提供镇压反对派的口实？在煤矿、工厂和铁路进行破坏，反对派从中能捞到什么好处？要不然这就有利于政府？它坚持过快的工业化，但因其官僚的玩忽职守又在工业生产中造成了大量灾难，而现在它极力用这些灾难来指控反对派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反对派同希特勒或者日本天皇联盟能赢得什么？要不然就是斯大林用被告供认他们是希特勒的同盟来积累政治资本？

对于反对派来说，犯下这些罪行中的任何一桩都无异于愚蠢的自杀行为。指控的荒谬是起诉方无法提供确凿证据所致。维辛斯基所指的阴谋仿佛源远流长，遍布苏联国内外。其被臆想出来的多数领导人及参加者这些年来一直处于格别乌的掌握之中。然而格别乌不能提出有关这些巨大阴谋的任何实际材料，甚至连一个证据也拿不出来，只有供认、供认、没完没了的供认。“阴谋既没有肉体，也没有血液。”被告没有引证阴谋过程中任何具体的事件或行动，而只有本人关于它的谈论——法庭审理就是关于谈论的谈论。缺乏任何心理学的说服力和事实内容，说明这些戏是按照专门准备的“脚本”演的。但是，“如此巨大规模的伪证，连警察局都承受不了……太多的人物与情节、性格与事实资料、利益与文献，……都与准备好的脚本不相符！”“如果从艺术家的立场来看问题，那么，哪怕莎士比亚的肩膀也担不起使上百个人物及无数情节协调一致……的任务。然而并没有对格别乌唯命是从的莎士比亚。”当它炮制那些仿佛发生在苏联的事件时，它还能保持表面的说服力。宗教法庭似的暴虐可以强迫被告与证人和他们自己的某些荒诞故事保持一致。当阴谋的线索延伸至其他国家时，环境改变了，而格别乌仍是如法炮制地指控他这个“头号人民公敌”。但是在国外，对事实、数据和情节是可以检验的，而每一次都使关于阴谋的故事露了馅。编造出来的通向托洛茨基的那些“线索”没有一条是真的。已经查明，似乎接受了他的指示进行恐怖活动（在他儿子在场或不在场的情况下）的某些被告如达维德（Давид）、贝尔曼一尤林（Ђерман Юрин）、罗姆（Ромм）和皮达可夫没有也不可能在莫斯科所指出的地点和时间与他（和他的儿子）会面，因为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儿子，或是他们一起，当时都没有也不可能在那里。假若能证明不存在这类接触，那么一切罪名都将落空，因为捏造出来的他与拉狄克（通过罗姆）和皮达可夫的关系对“阴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皮达可夫和拉狄克供认，他们是托洛茨基的主要代理人，是阴谋的两大支柱。而其他所有罪状与证词都是基于或者出自这一点。拉狄克在审判中曾这样说：“其他被指控者的证词都是基于我们的证词”，然而他们自己关于在巴黎和奥斯陆同托洛茨基会面的证词却完全是空穴来风。托洛茨基指出：“假如支撑大厦的两根主要的柱子坍塌了的话，就无须一块砖一块砖地去拆它了。”不过他本人倒是在“一块砖一块砖地去拆它”。

他提请委员会注意：他本人的叙述充满了心理学的和历史的真实性，而这显然是莫斯科一面之词所缺乏的；提交给委员会的那些文件极其完整地反映了他多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倘若他犯下了这些罪行的任何一桩，他的书面材料肯定会在不定哪个问题上出卖他。那些小事拘谨大事糊涂的人肯定会说，他可以为了掩盖真实意图而炮制自己的档案和书信卷宗。但若是出于伪装，可以编造出5个、10个甚至上百个文件，却不可能编造出上百个人写的上千封书信、上百篇文章和数十打书籍，不，他“不会为了藏一只死老鼠而去盖一座摩天大楼”。比方说，如果有人声称迭戈·里维拉是天主教会的奸细，难道调查指控的陪审团就不去看里维拉的壁画了吗？谁敢说在那些壁画里显而易见的火热的反教权主义仅只是一种伪装？从事艺术、历史和革命政治的人，谁也不会仅仅为了蒙骗世界而去“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相比之下，维辛斯基的证明材料是何等贫乏——仅仅是几封托洛茨基的书信：给克拉奇科夫斯基的两封，给拉狄克的三封，给皮达可夫的一封，给穆拉洛夫的一封。而且全是伪造的！

那为什么被告们要供认呢？不能指望从他这里得到关于格别乌残忍手段的准确报告。“我们在这里不能审问亚戈达（此刻叶若夫（Еҗов）正在审问他），或叶若夫，或维辛斯基，或斯大林，或……他们的牺牲者——其中大部分已遭枪决。”但是在委员会面前摆着俄国和欧洲许多共产党人的见证，他们是格别乌以残忍手段折磨的对象。人们常常忘记，供认者们现今已不再是积极的反对派领导人，他们多年来一直匍匐在斯大林的脚下。他们的最后供认不过是长期投降过程的顶点，是不折不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诬告”的完成。13年来，斯大林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一座诽谤的“巴比伦之塔”。一个毫不手软地使用恐怖手段、“收购灵魂好似用麻袋装土豆”的独裁者是能够完成这样的业绩的。但是斯大林害怕自己的巴比伦塔，因为他清楚，只要在它身上打开第一个缺口，它就会坍塌，而缺口肯定会被打开！

托洛茨基的发言以颂扬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作为结束语。他说，尽管有斯大林，尽管有大清洗的恐怖，苏联社会仍然是人类社会组织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进步。布尔什维主义可悲的堕落，其罪过不在于革命，而在于革命未能传播到俄国之外。今天，苏联工人面临着在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选择。他们宁肯认为斯大林是对的：“斯大林比希特勒好”。当他们还不知道另一种两难选择时，他们甚至在可怕的斯大林统治下也会是麻木的。只有在国外出现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胜利的前景时，他们才会抖落身上的冷漠。“因此，我并不绝望……我有耐心，3次革命把我变成一个耐心的人。”

我的生活经历中既不乏成功，也不乏失败，这不仅没有毁掉我对光辉灿烂的人类未来的信念，反而使它更强烈了。这是对理性、真理、人类和谐的信念，我在18岁时就抱着这一信念进入了俄国外省的尼古拉那夫市的工人区。此后我一直完全、彻底地坚持这种信念。它更加成熟了，而热情却并没有消退。

托洛茨基在结束为自己辩护的发言时讲了上述这番话，并对委员会及其秘书表示感谢。

受到强烈震撼的委员们坐在那里，久久沉默。杜威原打算作个正式总结结束会议，结果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说什么都只能破坏气氛。”[1]

因为托洛茨基的克制，使讯问的结果更为引人注目。他经常有意识地不发挥自己的雄辩才能，以免使墨西哥政府为难。他在解释自己与斯大林的复杂关系时尽量不用习惯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怕听众难以理解，他用的是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的语言——这种术语转换之困难只有作过这种尝试的人才深谙其中滋味。为了便于与自己的听众交流，他在为自己辩护时不用母语，甚至也不用德语或法语，而是用英语。托洛茨基的词汇有限，语法知识和成语表达都不准确。他失去了原先的雄辩才华和即使蹩脚演说家依靠其母语都能得到的优势，还要即兴回答那些五花八门

的最复杂、最意外的问题。每一天，每一次会议，他都在苦苦寻找着合适的语句，克服着语言上的“抵梧”，常常陷入停顿，不由自主地讲出一些相当可笑的句子，有时甚至答非所问，或者听不懂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就像还没治好口吃的德摩斯梯尼，嘴里塞满石头，来到法庭上为自己的生命斗争。他讲述自己漫长经历中的各种事件，展示自己的信念，描绘苏联制度的大量嬗变，分析那些使他与斯大林和布哈林，还有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分裂的争议问题，描写当事人的性格并深入地探究了这场可怕斗争的每一阶段。

最后，没有一个问题未被回答，没有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未被澄清，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未被阐明。大部分生涯都在科学辩论中度过的杜威始终是托洛茨基世界观的反对者，但13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却热情赞美说“托洛茨基以其卓越的智力组织了大量的证据和论据，揭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与案件有关的每一事实的意义。”托洛茨基严谨的逻辑足以补偿他那笨拙的语句，他思想的清晰穿透了他所有的语言错误。为了驱散其话题的沉闷，他甚至还常开开玩笑。但首先是他正义的事业使他能够克服一切外在的局限和压制。他矗立在那儿，就像真理本身，不加任何渲染，不加任何遮掩，手无寸铁，毫不设防，但依然高大宏伟、不可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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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委员会为准备最后的裁决需要好几个月时间。这期间，托洛茨基应按它的要求补充证明材料，于是他督促全家都去工作。讯问以及与此相应的工作使托洛茨基疲劳不堪。短期移居乡间也未能恢复他的体力。晚春及整个夏天，托洛茨基重又苦于头痛症、恶心和高血压的折磨，并抱怨衰老“出其不意地攫住了他”。对反审判的最初反响极为可怜。[1]笼罩全家的紧张几乎没什么减弱。廖瓦在4月末写信说：“亲爱的爸爸，您仍然对我实行贝壳放逐法……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收到您的任何信件了。”托洛茨基照旧对廖瓦管理《反对派通报》的方式不满，重新建议将出版移至纽约。在回信中，廖瓦平静地指出，通报应该在欧洲出版，因为它的大多数读者在那里，并又苦恼地向妈妈抱怨父亲粗暴的责骂。托洛茨基于1937年5月写了一封似乎是辩解的长信，试图平息事端。[2]他向廖瓦解释，他在准备反审判之前在挪威已损失了几个月的时间，现在新的拖延使他十分焦虑，而且他还急于将完整的卷宗交给杜威的委员会。他确信耽搁是由廖瓦不愿与同志们合作而引起的。他劝廖瓦休息一下、松弛一下神经：“前面还有巨大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

劝告的确很及时。廖瓦也患上了头痛症和寒热病，但却不具有父亲那般抵抗力。“我从前的精力都到哪儿去了？”他在给妈妈的信中说，并暗示他现在需要“动一个小小的手术”。他生活在贫困之中，却还惦记着去打工或获取奖学金从经济上帮助父母。娜塔利娅劝他为报纸撰稿，他苦涩地回答：“写作……对我很困难，我需要读书、研究和思考，而这需要时间……但是自从流亡以来，我就苦于没完没了的技术上以及其他方面的沉重责任。我是一头驮着重负的牲口。我不能求学，不能指望做任何文字工作。我又没有可以作为知识的部分补偿的轻灵的笔和才能。”[1]在这绝望中又融会着热忱与忠诚。当父母将他从法国出版商那儿收到的支票又寄还给他后，那些钱他自己只拿了很少一点儿，剩下的全部分给需要的同志或者转为组织基金。他担心父亲操劳过度而伤害身体。他问娜塔利娅，他们在墨西哥为什么不买一辆汽车，为什么不去打猎或钓鱼？为什么列·达·不玩他很爱玩的槌球？收到她一封充满忧愁的信后，他回信写道：“最最亲爱的妈妈，请想一想，要是斯大林不犯‘错误’、不驱逐爸爸的话，那现在会怎么样？爸爸可能早就死了。……或者1929年允许我返回苏联，或者谢尔盖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或者爸爸此刻正在挪威，或者更糟，正在土耳其？基马尔也许已经把他出卖了……说不定事情还会坏得多。”[2]除了这样聊以自慰，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大约这时，在家庭私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在充满阴暗的事件和个人不幸的当儿，娜塔利娅却吃起醋来了。原因是什么不太清楚。在她给丈夫的那些信里对此讳莫如深，从中只能找到一个疑点：她一生中第一次感到有了嫉妒的理由。大概自信心较弱的女人更易嫉妒，因为托洛茨基偶尔与女人相处时表现得格外殷勤，不能摆脱男人的虚荣心和对女人注意自己的敏感。起码，有时女人在场会让他表现出更富有诱惑性的活力和机智。这类“调情”中包含着一种旧式的骑士风度与艺术家的雅致。但这与他极度的严肃和几乎禁欲主义的生活不大协调。因此娜塔利娅相信丈夫的爱情，对这类事情从不见怪。但是在科约阿坎，她开始强烈猜忌起丈夫与一位女人来，对这位女人，她在自己的信里仅以字母F相称。从各方面来看，这位女人可能是弗里达·卡洛。住在这

个家里的人很快就注意到两位女人之间的疏远，以及两位丈夫之间微妙的冷淡。我们不清楚，到底是弗里达那异乎寻常的纤雅的美和她那艺术气质招来了托洛茨基过分的殷勤呢，还是年届55岁的娜塔利娅成为人到中年易见的嫉妒的牺牲品。总之，“危机”降临了，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娜塔利娅都感到不幸，情绪恶劣。[1]

7月中旬，托洛茨基离开科约阿坎，偕同卫士到山上进行体力锻炼，在大庄园里工作、骑马和打猎。他每天都给娜塔利娅写信，有时一天两次。他答应她不在信中提及她的伤心事，但又“不能不违背诺言”：他劝她“不要再嫉妒”与他“没有太大关系的女人”，说她，娜塔利娅——才是一切。他充满了“对自己的羞耻与悔恨”，信末签名是“你忠实的老狗”。“我多么爱你，娜塔，我唯一的，我永恒的，我忠实的，我的爱，我的牺牲品……。”“噢，我真愿意仍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欢乐，哪怕是一点点儿。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每过两三行，我就要站起来在房间里走动，流下自责和感激你的泪水，我为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的衰老而哭泣。”自怜的调子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这些信里，这是无论局外人还是家里人都从未在他身上发现过的。“我仍然还生活在我们的昨天里，生活在我们的悲哀、回忆和痛苦里。”突然，他全部的生命活力乃至生命欢乐又重新回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娜塔，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是你应该恢复健康，变得更强壮些。”有一次，仿佛是在刺激她似的，他写信告诉她，他“倾倒了无数男人、女人和儿童”,“特别是到山上来拜访他的女人”。他的生命力达到了高潮，并且感到对娜塔利娅的性欲要求。他告诉她，他刚刚在重读托尔斯泰回忆录的一个地方：托尔斯泰描写他在70岁还能纵马，还有占有自己妻子的充分欲望。他，托洛

茨基，才58岁，在精疲力尽的骑马狂奔之后，也正处于这种状态中。对她的渴望，使他忍不住说出性的黑话，然后又感到“可耻，平生第一次在纸上写下这样的话”，“行为像个贵族士官生”。好像是要证明人的一切对他都不是外在的，他又重温他们夫妻生活的旧日芥蒂。他提到娜塔利娅那段大约是发生在1918年的隐情，并说，正如他从未责备过她并从未提起这个“事件”一样，她也不应当对他过于严厉，他并未给她任何嫉妒的理由。她在回信中解释1918年“事件”。此事发生在她刚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博物馆管理处主任之后，她不知道如何去开展工作，而她的一位助手、同志帮助了她，此人无疑“爱上了”她。她很感激他，对他很同情。但是并没有体验到任何温情，也并不想与他建立过分亲密的关系。经过35年的共同生活之后，丈夫和妻子找不到另一件“不忠”之事；又纠缠于这种喜剧式的温柔的互相责备，它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证明了他们爱情的力量。[1]

在自己的信里，娜塔利娅显得很克制，托洛茨基的亢奋令她为难，她希望使他回到正常状态。对他关于衰老的抱怨，她一如既往地回答：“只有没有前途的人才会衰老”，还有当你什么事都不想做的时候——而这当然与他不相干！“振奋起来，回到工作中去，这样就能使你开始痊愈。”她早已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即使在自己身体不好、十分劳累的情况下，也为他的病情、热症、失败而操透了心，帮助家庭里每一个成员，她总是比任何人都更安详、强壮有力。他了解她的坚毅，这是他的依靠。在托洛茨基给她的一封信里，人们看到这样生动的话：“你仍然在用自己的双肩驮着我，娜塔，正如你这一生都驮载着我一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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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苏联，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进行大屠杀。5月末，格别乌宣布揭露了一桩阴谋，其首脑是致力于红军现代化并任其总司令的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一些著名的将军如亚基尔（Якин）、乌博列维奇（Уборевич）、科尔克（Κорк）、普特纳（Путна）、普里马科夫（Примаков），以及包括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Гамарник）在内的其他人都被指控叛变。除了加马尔尼克自杀之外，所有其他人都被处决了。在签署死刑令的四位元帅：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Блюҳер）与叶戈罗夫（Егоров）中，后两位很快也被处决了。这些人都是托洛茨基任军事人民委员时被提升到指挥员岗位的。然而他们大部分人从来都不属于反对派，而且自从托洛茨基被驱逐以来，也无一人曾与他有过接触。但是他们全都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与希特勒的同伙、图谋导致苏联军事失败和国家分裂。他们的死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使红军丧失其指挥官的波及25000名军官的大清洗的前奏。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大多数将军在25年之后被正式平反，但这次大清冼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仍从未得到说明。根据各种反斯大林的消息来源说，图哈切夫斯基为破坏国家道德基础及其国防的恐怖手段而不安，策划政变以推翻斯大林和剥夺格别乌的权力。但是他的活动与托洛茨基毫无关系，更遑论希特勒以及任何外国列强。托洛茨基不相信有阴谋，但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陨落标志着斯大林与军官团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有可能使军事政变“列上日程”。[2]

在这期间，格别乌已排练好了“二十一人审判”，准备由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亚戈达出演主角（其中仅托姆斯基一人由于自杀而逃避了公开审判与供认的耻辱）。还在舞台大幕升起之前，恐怖就已袭击了斯大林派。鲁祖塔克（Руэутак）、梅日劳克、柯秀尔（Косиор）、丘巴尔（Чубар）、波斯特舍夫（Досгьппев）、叶努基泽（Енудидэе）、奥库贾瓦（Окудҗава）、埃利阿瓦（Элиава）、切尔维亚科夫（Червяков）及其他政治局成员，莫斯科、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等地党的书记，工会领袖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差不多全是不久前的斯大林派成员——都被打上叛徒、外国间谍的烙印而处决了。奥尔忠尼启则忠于斯大林长达30多年，出于良心谴责而开始反对他，因而死得不明不白，或者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被迫自杀。如果说托派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是公开蒙辱，那么斯大林分子却是未经公开审判就被秘密清算了。斯大林为何对他们发怒、使他们陷入灭顶之灾的原因一直不太为人所知。恐怖溢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范围，波及了许多德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及巴尔干的共产党人，他们当初都是逃出本国的监狱和集中营后作为避难者居留在苏联的。尔后，“向托洛茨基主义的进攻”转向了其他国家。在西班牙，格别乌早在该国内战期间就已扎下了根，并攻击波乌姆。[1]尽管波乌姆的领导安德列斯·尼恩与托洛茨基不和，由于参加加泰罗尼西亚的共和政府以及在革命中所持的“畏葸不前的小孟什维克”立场而遭到托洛茨基批判，但对于人民阵线时期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说，尼恩的政治路线仍然太过激、太独立了。因此他与他的党被扣上了佛朗哥“第五纵队”的恶名，他最终遭到绑架并被杀害。任何胆敢抗议的人均遭到格别乌的报复。政治迫

害，谋杀和犬儒主义，斯大林以此来利用西班牙革命破坏共和国阵营，并促成了它的失败。仿佛是一种嘲弄，斯大林没有派别人，却单单派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这位当年的托洛茨基主义者、1917年的英雄去领导对波乌姆的堡垒加泰罗尼西亚的清洗。然后，当安东诺夫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斯大林却给他加上了敌对分子和间谍的罪名，下令把他处死了。

在莫斯科，此刻人人自危，甚至连酷吏和刽子手也不例外。亚戈达被捕后，格别乌与整个秘密机构也都遭到清洗。它们在欧洲的间谍被召回苏联，而倾倒在他们头上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指控。通常这些间谍都知道或能猜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但还是仿佛接受了催眠术般地回来了，也有许多人宁愿选择自我清洗，到某个资本主义国家请求避难。因此，欧洲的苏联间谍网的领导人伊格纳茨·赖斯（НгнаПий Райсс）抛弃自己的工作以示对清洗的抗议就成了惊人事件。甚至还未接到回莫斯科的召回令，他就已下了决心。他被大清洗所震惊，于是去找荷兰国会议员，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内夫利特（并通过他找到廖瓦），他警告托洛茨基，斯大林决定在苏联境外“清除托洛茨基主义”，将采用在国内对付它的同样手段。赖斯谈到了令人发指的暴虐、讹诈、长时间的可怕拷问——格别乌以此获得莫斯科审判所需要的供认，并从精神上折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使他们在慌乱中走向死亡。但他也同样谈到了拒绝投降的年轻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塞满了监狱大墙内与死刑场上，高喊着“托洛茨基万岁！”从容就义。[1]

7月18日，赖斯从巴黎给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发了一封信，声明他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并“参加第四国际”。他写道：“国际社会主义对最近10年里的所有罪行进行大审判的那一天就要到了。什

么也不会遗漏，什么也不会宽恕。……‘天才的领袖，人民之父，社会主义的太阳’必将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负责。”"1928年，我被授予‘红星’勋章。如今我把这个勋章还给你。佩戴它……有损我的尊严。”[1]

6个星期以后，9月4日，在瑞士洛桑附近的一条公路上发现了赖斯的尸体，一具弹痕累累的尸体。其实早在他将自己的辞职声明转交给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位助手之前，格别乌就已得悉他的决定了。他深知大清冼甚至在他的间谍部门的旧同事中间也都引起了憎恶，因此他指望说服一些人跟他走。为此，他打算在洛桑与一位派驻意大利的苏联间谍格尔特鲁达·希尔德巴赫(Гертруда Шильдбаx）会面，她是他长达20年之久的密友。她假装同情他，在第一次谈话后又在洛桑郊区设下另一次会面的诱饵。在那儿，格别乌已为他准备好了陷阱。

瑞士警察局与法国警察局很快查明了真相。在对被抛弃并溅满鲜血的汽车以及留在旅馆里的行李进行取证后，警察局确定了谋杀者的身份。他们是在巴黎的受苏联大使馆保护的“俄国移民遣返团”成员。

警察局宣称，杀害赖斯的匪帮早就在追踪着廖瓦了。驾驶那辆溅满鲜血的汽车的女人负有追踪他的使命。（他记得，此事发生的前一年，他到法国南方休养，她也跟随而至，并住进他所在的公寓，有时莫名其妙地硬要拉他去洗海水浴。）进一步调查表明，1937年1月，正是这个匪帮在瑞士边境不远处的牟卢兹为廖瓦设下了圈套，当时他正打算到那里去与瑞士一位律师商议进行反瑞士斯大林分子的调查事宜。廖瓦逃过了厄运：疾病阻止了行程。然而

在整个上半年，匪帮始终在追踪着他，而他也感到了这一点。7——8月，他确信对他的追踪几乎停止了，不由得十分惊奇。显然，匪帮此时正忙着赖斯的事儿。现在可以预料他们将卷土重来。[1]

当廖瓦从警察局获悉格别乌的间谍非常迅速和准确地完全掌握了他的所有计划与转移时，他极为惊诧。到底是谁？谁向格别乌通报了赖斯的动向？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琢磨：是不是廖瓦最亲密的朋友中出了奸细？而埃蒂安最有嫌疑（他曾短期在“俄国移民遣返团”工作过）。斯内夫利特对埃蒂安极不信任，因此赖斯第一次来找他时，他不肯为赖斯与巴黎的托洛茨基中心取得联系，认为那太危险。但是，廖瓦却不愿怀疑“优秀的和最可靠的同志”。[2]

怀着绳圈在脖子上勒紧的神秘感觉，廖瓦为《反对派通报》撰写了赖斯的悼词。[3]“‘人民之父’和他的叶若夫们很清楚，还有很多潜在的赖斯。……斯大林的计划正在破产。……没有人能用手枪阻止历史前进。斯大林主义注定要灭亡。它就在我们眼前腐朽着，瓦解着。把它那腐烂的尸体扔进历史阴沟里的那一天就要来临了。”[4]但是，赖斯的命运却吓住了那些可能有意仿效他的人。在随后几周里，仅有两人走上了他的道路——机要处另一位重要间谍瓦尔特·克利维茨基（Вальтер КривиПкий）和苏联驻雅典临时代办亚历山大·巴尔明（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мин）。他们从来不是托洛

茨基的拥护者，但与自己的政府决裂后，他们也在寻求与他的接触，因为按克利维茨基的说法，即使在负有反托洛茨基主义任务的格别乌合作者眼中，托洛茨基身上也“围绕着光环”。[1]他们是奇怪的新入教者：克利维茨基担心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不信任他并因他为斯大林效忠多年而会歧视他。因此，他从与斯大林决裂的那一刻起就极力为自己的过去辩护。赖斯的未亡人指控他参与了旨在谋杀她丈夫的阴谋。他垂下头，承认自己并非无罪。[2]为尽量替自己赎罪，他讲述了大清洗的真实情况。但涉及到苏联的军事安全时，他也尽量不暴露他所知晓的许多秘密。廖瓦怀着某种厌恶听着他那折磨人的坦白。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父亲转达信息，而对于任何与斯大林决裂的苏联公民都应同样给予帮助、安慰和尽可能的保护。托洛茨基从自己那一方面请求克利维茨基和巴尔明为了自身的安全与政治上的明朗而应毫不含糊地和公开地发表声明反对斯大林。他为他们的看风使舵而感到不安，廖瓦对他们的姑息态度也让他生气。这导致了父与子之间的又一轮争吵。[3]

同时，在廖瓦周围奸细的存在也引起了更大的猜忌与惊慌。克利维茨基进一步证实了赖斯关于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谋杀已迫在眉睫的警告，说格别乌在巴黎的托派总部有“耳目”。但他拿不准谁是奸细，只是怀疑维克多·塞尔日。克利维茨基说，格别乌绝不会释放塞尔日，也绝不会允许他离开苏联，倘若不是确信他可以充当反托洛茨基派的间谍的话。当然啦，谁来当这个角色都比塞

尔日强。塞尔日曾是托洛茨基旧日的拥护者，一个才华横溢、宽宏大量、政治上笨拙的文学家。他最让人不齿的毛病就是喜欢说不着边际的废话——对于一个必须保守自己与格别乌的秘密的组织的成员来说，这是最严重的缺陷。不管怎样，当真正的间谍还继续得到和阅读托洛茨基的通信、得悉廖瓦的全部秘密并极尽狡诈之能事来保持自己的清白名声和诽谤他人时，嫌疑不能不落到每一个人身上，甚至是廖瓦本人身上。[1]

法国警察局在继续调查赖斯事件中发现，这个谋杀匪帮的一个成员已申请到了墨西哥签证，并准备了一套墨西哥城的详细地图。廖瓦立即向科约阿坎发出警告。警察局也认为廖瓦的生命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并给他指派了一个专门警卫。[2]廖瓦的一位同志，几乎可以肯定是克莱门特（阿道夫），对廖瓦的不幸忧心如焚，他写信给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恳求他们让廖瓦立即离开法国到墨西哥去。他警告说：廖瓦病了，憔悴不堪，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但他仍固执地认为他在法国是“不可代替的”，应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其实并非如此，同志们是可以代替他的，而若是他留在巴黎，则“完全无力”对抗格别乌。起码父母应该请他来墨西哥住一段时间，休息一下，治治病：‘他有才能、勇敢、精力充沛，我们应该救他。”[3]

这种催人泪下的关怀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托洛茨基当然清楚廖瓦的生命处于危险中。他时常请求廖瓦要格外谨慎，避免与一些“可能受格别乌支配”的人接触，特别是思乡心切的俄国侨

民。就在赖斯事件的前夜托洛茨基还写信说：“如果你我的生命被谋害了，人们当然会谴责斯大林，但对他来说什么也不会失去，起码在名誉上。”然而他却否定了让廖瓦到墨西哥来的想法。当廖瓦坚持他在巴黎是“不可代替的”，并保证出于安全考虑将隐姓埋名居住在那里时（正像托洛茨基本人住在巴比松时那样），托洛茨基回答说，廖瓦离开法国将一无所获：美国未必允许他入境，而他在墨西哥将会比在法国更不安全。他不愿让儿子关进科约阿坎的“准监狱”里。大概父与子之间的不睦使双方都不情愿面对共同生活的前景。托洛茨基关于此事的最后一封信是以干巴巴的寥寥数语结束的：“嗯，小伙子，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不多，但……是全部……你从出版商那儿得到的钱，现在你应该全部留给自己。你需要它们。拥抱你。你的老父。”[1]这封信看起来有点儿像是公函，寄给派遣出去站在注定要牺牲的最前线的战士，而他却不能给予支援（而数月以后托洛茨基却怀着深切的悲哀回忆起它）。不过，托洛茨基认为廖瓦在墨西哥并不比在法国更安全，这种看法确有一定道理。格别乌的许多特务装成来自西班牙的难民，刚刚在墨西哥安顿下来。于是要求驱逐托洛茨基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愈来越刺耳。就在年底，墨西哥城的墙上出现了许多招贴画，指责托洛茨基与反动将军们串通一气阴谋推翻卡德纳斯总统、在墨西哥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这种诬蔑运动很难说会导致什么结果。

这几个月来的阴霾到9月就很快烟消云散了，因为杜威的委员会结束了反审判调查，并公布了自己的裁决。委员会明确指出：“根据一切材料……我们认为，1936年8月及1937年1月的（莫斯科）审判纯属诬陷，我们确认列夫·托洛茨基与列夫·谢多夫无

第五青地斌之夜425

罪。”[1]托洛茨基高兴地迎接这个裁决。然而裁决的影响却很小，如果说不是无足重轻的话。杜威的声音在美国还能引起一定注意，但在欧洲却毫无反响，因为那里的舆论贯注于在慕尼黑协定前一年的各种危机事件、法国人民阵线与西班牙内战的成败之中了。托洛茨基又一次失望了，当刊有裁决报道的那期《通报》出版延期时，他极为光火，又为“这个罪过”与“政治上的盲目”训斥廖瓦。托洛茨基在1938年1月给廖瓦的信中说：“《通报》的状况完全不能让我满意，我要重新提出将它转移到纽约去的问题。”

而此时廖瓦的精力终于衰竭了。按塞尔日的说法，廖瓦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与对他的信念和自尊心的打击相比，他忍受贫困和个人失败要更容易些。我们再引用一次塞尔日的回忆：“我们不止一次在黎明前沿着蒙帕尔纳斯大街游荡，试图在莫斯科审判的错综复杂的迷宫里理清道路，我们时而停在这盏路灯下，时而停在另一盏下，感叹着：‘我们是在完全疯狂的迷宫里’。[2]工作上劳累过度，没有钱，为父亲担忧，这就是廖瓦所生活于其中的迷宫。他像回声一样重复着父亲的论据、他的揭发以及他的期望。而每一次审判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震动。他对童年和青年时代最好的回忆是与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些人联系在一起的：加米涅夫是他的姑夫，布哈林可以说是一个很合得来的玩伴儿，拉柯夫斯基、斯米尔诺夫、穆拉洛夫及其他人则是年长的朋友和同志。他们的革命功勋与英勇业绩曾使他激动。他深思着他们的败落，难以接受它。怎么可能把他们全都摧垮，强迫他们从泥泞与血泊中爬过呢？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能从法庭上站起来拒绝供认并对那些捏造的可怕的指控迎头

痛击呢？廖瓦徒然地期待着这种事的发生。当消息传来，列宁的遗婿也支持这些审判时，他震惊了，惊慌了。他再三说，希望成为新统治阶级的斯大林官僚集团最终将背叛革命。但即使这种诠释也无法说明所有的血腥与残暴。是的，这是一个完全疯狂的迷宫。即使像父亲那样高瞻远瞩的天才是否能从中找到出路呢？

心痛、绝望、热病、失眠。由于不愿抛下自己的“岗位”，他不管那一阵阵剧烈的发作，硬把阑尾炎手术搁到了一边。他吃得很少，心情烦躁，走路驼着背。但在2月初，他终于出版了那期刊有杜威委员会裁决报道的《反对派通报》，并高兴地通知了科约阿坎，同时附上了校样。他还讲了进一步的工作计划，但丝毫未提及自己的健康。这是父母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信。

2月8日他还在工作，但整天粒米未进，同埃蒂安在一块儿呆了很久。晚上，阑尾炎又一次发作，这是最凶猛的一次。他再也无法拖延手术了，就写了一封信，封好交给妻子，对她说，倘若他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就把信拆开来看。他又同埃蒂安谈话，不想见另外的人。两人一致同意，廖瓦不能去法国的医院，也不能用本名登记，否则格别乌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他必须住进有俄国移民医生工作的私人小诊所，自我介绍是马尔金先生，法国工程师，另外他只应讲法语。而且，不能让任何法国同志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不能去拜访他。商议好后，埃蒂安就叫了救护车。[1]

一眼就能看出，这办法真是蠢透了。廖瓦根本不能指望俄国移民把他当成法国人。他极有可能在热病中或麻醉中说出母语。最最荒谬的是，在整个巴黎为他找到的竟然只是这样一家诊所，在其中工作的那些人正是赖斯被杀以后他应该把他们当做瘟疫一样

躲避的人。然而他却立即同意去那里治病，尽管他的妻子和埃蒂安把他领到诊所时他还没有说吃语，神智也清醒。显然，他对事物判断理解的能力与自我保护的本能已经变得迟钝了。

当晚就对他施行了手术。随后的几天里，他看来恢复得又快又好。除了妻子，只有埃蒂安来探望他。这探望使廖瓦多少振作起来。他们谈论政治、组织工作，而他不断地恳求埃蒂安尽可能常来。有一些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想见他，埃蒂安故弄玄虚地告诉他们，这事不行，地址对他们保密，以防将廖瓦的行踪泄露给格别乌。当一位法国同志对这种过度警惕表示惊讶时，埃蒂安答应再同廖瓦谈谈，但任何人都不许接近病床。4天过去了。接着，病人健康突然间急剧恶化。他疼痛难忍，神志不清。2月13日夜，人们看见他身体半裸、满口吃语、摇摇晃晃地穿过走廊与病房。那里不知为什么没有值班人员，也没有保护者。他的吃语是用俄语说的。第二天早晨，他的外科医师对病人的健康状况十分惊讶，以致问让娜，她的丈夫是否企图自杀，过去他是否有过自杀的意图？让娜对此加以否认，痛哭着说，肯定是格别乌给他下毒了。很快又给他做了一次手术，但却没有什么改善。病人在濒危中痛苦挣扎，为了挽救他，医生又试图给他输血，全都是白费事。1938年2月16日，他死了，年仅32岁。

他是否如他的遗孀所说死于格别乌之手呢？许多间接证据表明，事情正是如此。在莫斯科审判中，他被认为是父亲最积极的助手，不仅如此，他还被认为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的头子。按赖斯与克利维茨基的说法，在莫斯科格别乌的总部里，人们常这样说：“小伙子干得不坏，要是没了他，老头子就难办了。”格别乌很想从托洛茨基身边夺去他的帮助，这特别符合斯大林的复仇心理。格别乌在他身边安插了最可靠的通风报信者和奸细，可以把廖瓦带到死亡等待他的地方。格别乌有一切理由相信，一旦廖瓦被消灭，它的奸细就可以在托洛茨基组织的俄国“分部”里占据一个位置，与托洛茨基本人直接接触。在这家诊所里，不仅医生和护士，甚至厨师和看门人都是俄国移民，有一些还是“遣返团”的人。‘格别乌要在他们中间物色一个给病人下毒的奸细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格别乌已经杀了那么多的人，难道还在乎多杀一个吗？

但也不能确凿无疑地说就是如此。按让娜要求进行的侦查未能证明任何罪行。警察局与医生们都特别否定了下毒或以其他方式对廖瓦生命的谋杀。他们将廖瓦的死因解释为术后并发症（肠梗阻）、心力衰竭和身体抵抗力的低下。一位著名的医生（托洛茨基的朋友）同意他们的诊断。但在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与他的儿媳也提出了一些很有道理的问题，它们始终没有得到解答。廖瓦真是偶然地落到这家诊所的吗？（托洛茨基不知道，埃蒂安在叫了救护车后就马上把一切通知了格别乌——这是他本人后来供认的。）诊所的头头断言，他们不知道病人的真实姓名和他的国籍。然而证人们肯定说他们曾听到廖瓦用俄语说胡话甚至谈论政治。廖瓦的外科医师为什么要把他的身体状况恶化说成是自杀企图，而不是出于自然原因？据廖瓦的遗孀说，事件发生后，这位医师惊慌失措，沉默不语，并以保护职业秘密的权利来塘塞。让娜要求侦查者注意这类暖昧情况，但白费力气。托洛茨基指出，例行调查没有涉及格别乌“精心策划及秘密的”谋杀手段。法国警察局是否真像托洛茨基所猜测的那样为掩盖自己的无能而敷衍了事呢？还是法国人民阵线对警察局施加了政治压力，阻止深入的调查？家属除了要求新一轮的调查之外，别无良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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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廖瓦的死讯传到墨西哥时，托洛茨基不在科约阿坎。在此之前的几天，里维拉发现一些陌生人围着“蓝屋”游荡，在附近的一处观察哨向那里的居民打探情况。他警觉起来，建议托洛茨基避开几天——在里维拉的朋友、老革命家安东尼奥·希达尔戈(Antonio Hidalgo）的沙皮尔塔贝克花园里住上一段时间。2月16日，托洛茨基正在那儿写一篇文章《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晚上，报纸就报道了廖瓦的死讯。里维拉一得知此事就给巴黎打电话，希望证实这只是谣言，尔后又赶往沙皮尔塔贝克花园去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不肯相信发生的事，勃然大怒地指着门口叫里维拉出去，但随后就跟他回到了科约阿坎，将实情告诉娜塔利娅。她写道：“我正在整理孩子们旧时的画册和相片，门铃响了。当我看见列夫·达维多维奇时，我很惊讶。我上前迎接他，他进来时低垂着头，那样子我从来没见过，脸色灰暗，显得一下子老了许多。‘出什么事儿了？’我担心地问，‘你病了？’他低声回答：‘廖瓦出事了，我们亲爱的廖瓦……’。”[1]

一连几天，他和娜塔利娅关在他的房间里，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中，他们不能接见秘书，不能会见朋友，不能答谢吊唁。“没有人跟他们说一句话，大家都明白他们的悲痛实在太深重了。”过了8天，托洛茨基才从房间里出来，他的两眼肿胀，胡子长长的，连声音都不像是他自己的。过了几个星期，他给让娜写信说：“娜塔利娅……还不能给你回信。她一遍遍读你的来信，痛哭不止。我放下

工作的时候也同她一起哭。”[1]在分担她的悲哀时，他为这最后的一年里他泼向廖瓦的尖刻责骂并让他留在巴黎而感到悔恨。他已是第三次哀悼自己的孩子了，而悔恨每一次都在增长。1928年尼娜死后，他责备自己不曾好好地安慰过她、甚至最后几周都没给她写信。季娜同父亲疏远并自杀了。而现在，廖瓦又因为父亲要求他坚守在岗位上而迎来了自己的厄运。没有一个孩子能像廖瓦那样分担他的生活与斗争。再没有别的损失能唤起他如此的痛惜了。

在哀悼的这些日子里，托洛茨基为廖瓦写下了悼文，这是世界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挽歌。“此刻，就在我写下这些句子，而列夫·谢多夫的母亲坐在我身旁时，表示同情的电报从各个国家飞来……我们仍不能相信这是事实。这不仅因为他是我们的儿子，可靠的、忠诚的、可爱的儿子。而首先是因为，这世上再没有别人能像他那样融进我们的生活里了，根连着根紧密结合在一起，他是我们的同志、同伴、卫士、顾问、朋友。”

那老一代人，上一世纪末我们就是站在他们的队列中走上革命道路的，而今他们都被从舞台上铲除净尽了。沙皇的苦役、监狱、严酷的流放、流亡岁月的贫困、国内战争与疾病这一切所做不到的，斯大林在这些年里都做到了，他是对付革命的最凶恶的一条鞭子。……第二代人，即被1917年所唤醒、由革命阵线的24个军哺育成长的一代人，其精华也被消灭了。年轻一代，即廖瓦的同龄人，……其精华也被无声无息地踏碎了。……在我们流亡的最近几年，我们结识了无数新朋友，有一些与我们的

家庭生活如此亲近，仿佛已成为它的成员。但他们全都是在最近几年才与我们相遇的，而我们已接近老年了。唯有廖瓦是我们还年轻时就了解我们的，并且从他懂事的时候就参与了我们的生活。他还年轻，却已像我们的同龄人……。[1]

托洛茨基扼要而温情地回忆了廖瓦短暂的一生，如他童年时怎样同父亲的狱卒打架，怎样到狱中送信件、食物和书籍，怎样与革命水兵交朋友，怎样藏在苏维埃政府会议大厅的板凳下，想看看“列宁是怎祥领导革命”的。他描绘了一位青年的肖像，在国内战争的“伟大的饥饿的年代”里，这位青年有时把新鲜面包放在破外衣的袖子里带回家，这是面包作坊里的工人给他的，他当时作为政治宣传员跟他们一块儿干活。他藐视官僚特权，拒绝坐父亲的汽车，并离开父母在克里姆林宫的家，住进无产阶级学生的普通宿舍，他还同志愿者一道在莫斯科大街上扫雪，到铁路上卸粮食与木材，修理机车和“扫除”文盲。托洛茨基回忆起这位年轻的反对派成员“毫不犹豫”地抛妻离子，跟随父母一道流放到阿拉木图。在那儿，他们生活在格别乌的包围之中。他担负起父亲同外界联络的任务，经常夜里冒着雨或暴风雪出去与革命同志接头，有时在城外树林里，有时在集市上，有时在图书馆里，有时甚至在公共澡堂里。“每一次他都是激动而喜悦地回来，眼睛里燃烧着英勇的火焰，外套下藏着无比珍贵的战利品。”“他很善于交际，——他认识的反对派人士比我多得多。……他的革命本能使他能丝毫不爽地辨别出冒牌货。他的母亲眼里闪烁着骄傲，她比我更了解他。”父亲的悔恨之情此刻得到了宣泄。他忆起自己对廖瓦的苛

求，歉疚地将它们解释为自己“书呆子式的工作嗜好”、对愈亲近者愈严格要求的习惯。对他来说，有谁能比廖瓦更为亲近呢？可以说，“我们的关系是显得有一些严肃与疏远。但在外部的硬壳下面……活跃的却是深深的、热烈的相互依赖，它源自某种远远超出血缘关系的东西，源自共同的观点、共同的爱憎、共同的喜悦与痛苦、共同怀着的伟大期望。”某些人将廖瓦仅仅看做是“伟大父亲的小儿子”。但他们错了，正像那些长期这样看待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人一样。只是环境使廖瓦没能充分成材。接下来，对廖瓦在父亲的文字工作中所占的地位，托洛茨基的评价也许是过于慷慨了：“为公平起见，几乎所有我在1929年以后写的书，在我的名字后面都应该出现他的名字。”在挪威被羁押的日子里，父母是怀着怎样的欣慰和喜悦收到廖瓦的一本“红皮书”啊，它“首次对克里姆林宫的诽谤给予了致命的回击”。格别乌的人真是说对了，“要是没了小伙子，老头子就难办了”——现在的确难办了！

他又历数了这个“多情善感的”人不得不承受的那些考验：汹涌如潮的谎言与诽谤，旧日朋友及同志一批批地脱逃与变节，季娜的自杀，最后，还有“深深震撼了他的精神机体的大审判”。不管廖瓦死因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是死于这些考验的摧残，还是格别乌对他下了毒，反正“他们（及他们的主子）要为他的死承担罪责”。这首悲切的挽歌在结束时又回到了开头的音调：

这个世界上与他最亲近的母亲，还有我，当我们忍受着这痛苦时刻的煎熬的时候，我们面前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我们不肯相信他已永远地走了，但又因不能不相信而哭泣，……他是我们的一部分，是我们年轻的那部分，……我们身上所剩的年轻部分，也随着我们的骨肉一起逝去了。……你的母亲和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也没有料到，命运竟会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必须为你写悼词。……而我们没能保护你。

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与此同时谢尔盖也毁灭了，尽管关于这事始终没有任何正式的报导，甚至在25年以后的今天仍是如此。不过有一位政治犯在1937年初与谢尔盖在莫斯科的布特尔斯基监狱同囚一室，从他那儿我们知道了下面的故事。[1]1936年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格别乌向谢尔盖施加压力，要他公开宣布与父亲及父亲所主张的一切脱离关系。谢尔盖拒绝了，于是被判关入集中营劳改5年，发配到沃尔库塔。到年底，许多集中营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集中到了这里。在铁蒺黎后面，谢尔盖首次与他们有了密切接触，尽管直到此时他仍然不肯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却怀着深深的敬意与感谢谈到父亲的追随者们，特别是那些拒绝投降、差不多已被关了10年之久的人。他参加了他们发起并坚持了3个多月的绝食，几乎饿死。

1937年初，他又被送回莫斯科接受新的审问（正是在这时，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那位政治犯遇到了他）。他不指望获释或者任何援助，他确信他与父亲所有的拥护者一样，都难逃灭顶之灾。但是他从自己精神与道德的源泉汲取力量，保持着坚忍不拔的冷静。“当我们议论格别乌的各种审问手段时，他认为任何受过教育的人……理应能抗得往它们；他指出，自从巴尔扎克精确描述了这一切阴谋与手段后，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们几乎没什么改变。……他平静地面对未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作任何对他本

人或者对其他人会招致最微小指控的声明。”他显然是至死不渝，因为，只要格别乌能从他那儿挖出任何供认，他们一定会向全世界散布的。他猜测他的父母会担心他们的“不问政治”的儿子可能缺乏必要的坚定信念与勇气来承受自己的命运，而“他最遗憾的是，永远没有人去告诉他们（特别是母亲）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因为他不相信他被捕后遇到的人能活下来并讲述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作者很快就与谢尔盖分手，不过却从别的囚犯那儿听到他被处决的消息。过了很久，1939年，通过一位美国记者转送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里肯定地说谢尔盖直到1938年底还活着，但这封信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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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后代中，那时唯有季娜的儿子谢瓦仍然活着，住在苏联境外，已经12岁了。而对托洛茨基其他孙（外孙）子女的情况则一无所知。谢瓦是由廖瓦和让娜抚养大的，让娜自己没有孩子，当了他的母亲后，对他爱得刻骨铭心。廖瓦死后，托洛茨基在他第一封信里请她带着孩子到墨西哥来。他写道：“我很爱你，让娜，而对于娜塔利娅来说，你不仅仅是……也是她亲爱的女儿，她是如此强烈地爱着你，也只有娜塔利娅才能这样去爱。你还是廖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生命中最宝贵最亲近的那部分。”他们最渴望的就是让她和谢瓦到墨西哥来跟他们住在一块儿。要是让娜不愿意，那么至少要带他来看望他们。“如果你觉得现在已很难与谢瓦分开，我们也理解你的感情。”[2]

然而，一个凄凉的故事在这里却变成了一场闹剧，与巴黎的托洛茨基宗派的勾心斗角纠缠在一起。廖瓦与让娜分属两个不同的派别。他属于“正统托洛茨基派”，而她则属于莫利尼耶派。廖瓦作为遗嘱留下的那封信很能说明他的分寸与尊严。廖瓦写道：尽管观点不同，还可以说，尽管家庭生活不幸福，他仍然十分尊重让娜，并无限信赖她。然而宗派之间的激烈斗争甚至都不肯放过死者；它围绕着幼小的孤儿展开。托洛茨基本人也被卷进了尴尬的漩涡里。[1]让娜正在为争取重新调查廖瓦案件作绝望的努力，因此委托一位属于莫利尼耶派的律师在法国法庭与警察局面前全权代表家属利益。“正统托洛茨基派”（以及托洛茨基的律师热拉尔·罗森塔尔）否定让娜有这样做的权利，声称只有廖瓦的父母才有权以家属的名义发言。主权之争只让警察局和法庭更乐得撒手不管重新调查的事。[2]

另外的纷争起于托洛茨基档案。廖瓦死后，它们在让娜手上，也间接落入莫利尼耶派之手。托洛茨基要求通过他的一位“正统派”法国拥护者把档案归还给他。让娜拒绝交出档案。她与廖瓦父母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了，甚至达到了敌对的地步。托洛茨基最终还是取得了档案，然而为此他不得不专程派自己的一位美国拥护者到法国去。尽管第二次请求让娜，她仍拒绝来墨西哥，也不肯把孩子送过来。她本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赶上此刻心绪不佳，连跟孩子分离一刻也不干。敌对双方为此而大闹了一场。托洛茨基倒是想与儿媳和解，然而这些小宗派使各种和解的意图都化为泡影。托洛茨基决定诉诸法律，可能是出于下述原因：在失去所有的孩子以后，托洛茨基千方百计想留住外孙，唯一能在自己身边的

外孙；也许是因为他不愿把孤儿留给——正像他自己所说——“神志不清的和喜怒无常的头脑”照管；或者是两种原因兼而有之。随之而来的是拖了一年的诉讼，使报纸和宗派小报有了耸人听闻的谈资。[1]在对失去孩子的恐惧中，让娜试图否定托洛茨基的法律效力，断言他的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婚姻都是不合法的。托洛茨基不得不去证明并非如此。在写给法庭的信中，即使是回敬这类攻讦，托洛茨基也仍然对让娜的激动情绪表示理解，承认她对孩子道义上而非法律上的权利，再次邀请她来墨西哥并表示愿意提供旅费。他甚至声明，他愿意考虑把谢瓦送回给让娜，然而得先见到孩子。[2]法庭两次作出有利于托洛茨基的判决，并指定了几位监护人，以担保孤儿回到姥爷身边。然而让娜拒绝履行法庭判决，带着孩子离开巴黎，把他藏了起来。经过长时间的寻找与在孚日省的“冬季探险”，玛格丽特·罗斯默才算找到了孩子的藏匿地点，把他从托洛茨基的儿媳手中夺了过来。但事情还没算完，让娜的朋友又千方百计地想把孩子偷回去。直到1939年10月，罗斯默夫妇才终于把谢瓦带到了科约阿坎。

托洛茨基在一封哀婉的信中向谢瓦解释为什么坚持要他来墨西哥。为了避免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伤及让娜，他不能向孩子透露真实原因。结果使解释显得牵强附会：

我的孩子谢瓦……廖瓦舅舅不在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应该在一起，我亲爱的孩子。我不知你爸爸在哪里、他是否还活着。大约在4年前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很关心地问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俄语。你爸爸是个很聪明、很有教养的人，但他却不会说外国话。倘若有一天他又见到了你，却不能跟你说话，那对他将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说到你姐姐也一样。你想，要是见面时你不能同自己的小姐姐说本国话，那该多糟糕。……你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因此我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告诉你对于你妈妈和爸爸、对于你舅舅廖瓦、对于我和娜塔利娅曾经并一直是共同的那些思想。我很想跟你解释这些思想与目标的巨大价值，为了它们，我们全家……曾受了那么多的苦难，现在还在受苦。我要为你，我的外孙，负全部责任。在自己面前，在你的父亲面前，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也在你的面前。

在这封给孩子的信里，最后作为结论的那些话听起来是那样不适宜和生硬：“因此，我的关于让你到这里来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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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格别乌仍在继续编织着阴谋。埃蒂安毫不费力就占据了廖瓦在巴黎托派组织中的地位。现在他负责出版《反对派通

报》，成了托洛茨基在欧洲最重要的代表并放手与那些从斯大林恐怖下逃出来、试图同托洛茨基建立联系的新人接触。该组织的“俄国支部”在巴黎统共只有3至4个成员，他们谁都不太了解俄国事务，也不像埃蒂安那样受过教育、勤奋工作。托洛茨基从廖瓦的信中知道，廖瓦认为他是最亲密、最可靠的朋友，而奸细也竭力促成这种印象。利用托洛茨基的悲哀和多疑，他千方百计煽动托洛茨基怀疑那些挡在他——埃蒂安——道路面前的人。廖瓦死后第一个星期，他以适宜的愤懑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斯内夫利特在散布“诽谤性流言”——廖瓦对赖斯之死有责任，又仿佛偶然地提醒托洛茨基记起廖瓦对他的充分信任，因为他始终拿着廖瓦信箱的钥匙，并领取廖瓦的全部信件。[1]托洛茨基本来就与斯内夫利特有政治歧见，于是在回信中向“诽谤者”发泄了勃然怒火。[2]当然啦，奸细是正统托洛茨基派中的榜样，从来不拂逆“老头子”的意见，但也从来不让人觉得像是下三滥的马屁精。他处处有分寸地证明自己的忠诚，他无微不至地探询“老头子”的健康起居，但又不向托洛茨基本人，而是向他的一个秘书提出这些问题。与托洛茨基会面时，他就讨论政治问题与《反对派通报》的内容，与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相比，现在《通报》的出版愈加正常了。他请托洛茨基写一篇纪念赖斯的文章，说等着在赖斯的去世纪念日时发表。他密切关注着这一期纪念廖瓦逝世周年的《通报》，要求充分说明廖瓦的功绩。他通知托洛茨基，在《通报》上将刊登一篇文章——《托洛茨基的生命在危险中》，其中将揭露格别乌间谍在墨西哥的活动。他从旧俄

报纸合订本上及其他出版物上搞来各种资料提供给托洛茨基，它们都是很难搞到，而又是托洛茨基写《斯大林》这本书需要的。总之一句话，他使自己几乎成为不可代替的人，正像廖瓦那样。同时，对各宗派之间的内讧以及托格茨基与让娜的龃龉，他又经常火上浇油，以至托洛茨基拒绝支持让娜对廖瓦之死重新进行正式调查的要求。埃蒂安自己也尽一切可能去阻挠调查：他向警察局自我标榜是“列夫·谢多夫最亲密的朋友”，同时却否定一切关于阴谋诡计的想法，宣称廖瓦的死因就是机体抵抗力的衰竭。[1]

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活动中，奸细也同样处于中心地位。在筹备活动最紧张忙碌的关头，1938年7月13日，曾是托洛茨基在巴比松的书记，拟议中的未来国际的秘书，德国移民鲁道夫·克莱门特从自己的巴黎寓所里神秘地失踪了。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托洛茨基收到一封信，好像是克莱门特写的，署的他的名字，但发信地点却是纽约。信中揭露托洛茨基与希特勒的联盟、与盖世太保的合作等等。信的作者重弹斯大林派惯常指控的滥调后，宣布与托洛茨基决裂（一些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收到了从佩皮尼昂寄来的此信复印件）。信中有如此大量的克莱门特绝不至于犯的谬误和错误，所以托洛茨基立即断定，此信显然是伪造的，或者克莱门特是在格别乌枪口下根据口授写下的。“倘若克莱门特还活着，但愿他能挺身出来，向法庭、警察局或任何公正的委员会公布他所知道的一切。不过可以预言，格别乌永远

也不会让他脱出自己的掌心。”[1]没多久，克莱门特的尸体就被塞纳河的浪头冲上岸来，但已被摧残得面目全非了。显然，杀害赖斯的匪帮又杀死了他，然后一个凶手冒用克莱门特的名字，作为“幻灭的追随者”与托洛茨基决裂。两年以后，杀害托洛茨基的凶手又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格别乌为什么要选中克莱门特？他的能力在托洛茨基主义者中间并不突出，但他却是一个谦逊的忘我的工作者，总是眼睛睁得大大地关注着组织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猜想，正是他促使托洛茨基与娜塔利娅叫廖瓦离开法国的。是不是他发现了格别乌的什么重要秘密？或者他嗅到了奸细的味道并打算揭露他？托洛茨基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解释格别乌为什么要杀死他，而且手段又如此残忍。

此时，斯内夫利特已经确信不疑埃蒂安就是奸细；而且他与塞尔日公开表示了这一点。厚颜无耻的奸细居然向托洛茨基请教，他该怎样对待这些指控。托洛茨基回答，他应该要求自己的指控者在权威的委员会面前陈述罪证：“埃蒂安同志应该走这一步，愈早、愈坚决、愈果断愈好。”托洛茨基不可能提出其他建议。在这类场合，作为惯例与义务，遭受怀疑的人应该要求进行调查，保全自己名誉的清白。但托洛茨基本人并不相信这个指控。[2]

还有一件更怪的事：就在当月，托洛茨基接到了另一个警告。它来自一位叛逃到美国去的原格别乌高层军官。警告人对格别鸟恐惧至极，不肯说出他是谁。他装成一位俄国出生的美国犹太老

头儿把自己的一个亲戚、逃到日本的前格别乌军官的一封信转交给托洛茨基。他告诫托洛茨基警惕在巴黎一个叫做“马克”的奸细。虽然不知道“马克”的姓，报信人却对埃蒂安作出了详细和准确的描绘，以及他的历史和他与廖瓦的关系，因此托洛茨基能清楚地知道他说的是谁。对巴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轻信与麻痹，报信人深感吃惊，因为甚至那样的事情都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即“马克”曾在臭名昭著的“俄国移民遣返团”里工作过（他说此事无人不晓）；报信人向托洛茨基担保，倘若对奸细进行跟踪，肯定能发现此人仍在与苏联大使馆的官方人士秘密接头。至于“马克”在廖瓦之死上是否有罪，报信人不知道，不过他担心，对托洛茨基的谋杀“现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或者由“马克”执行，或者由某个具有托洛茨基主义者身份的西班牙人执行。这个警告十分惊人。报信人告诫说：“列夫·达维多维奇，主要的是您一定要警惕，不要相信奸细派来的或介绍的任何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1]

托洛茨基对警告并非全不在意。他在托派的报纸上刊登启事，请报信人与他在纽约的拥护者联系。报信人害怕暴露身份，想在纽约与托洛茨基通过电话交谈，但未能与他联系上。不见报信人的反应，加上奇怪的警告方式，托洛茨基不禁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不过在科约阿坎还是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审理问题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发现对埃蒂安的指控没有根据。托洛茨基产生疑虑，这个指控是不是格别乌旨在清君侧的一个花招，目标针对他所

有助手中最有效率、最忠诚的人，他能用俄语交谈、写作，精通苏联事务，为他出版《反对派通报》。不管怎样，在巴黎的托派的小圈子里本来就已经散布着太多的指控，若对它们都认真对待，那对奸细的追查将会没完没了。托洛茨基很清楚在任何组织中出现囤鸽都是灾难；然而他也很清楚频仍的猜疑追踪会更糟。他决定，任何指控，只要不是明确提出来并证据确凿，均不予注意。他宁愿冒极大的风险，置自己于险恶的地位，也不肯让猜忌与恐惧涣散自己队伍的军心。因此，奸细在巴黎继续作为他信赖的人，一直活动到战争爆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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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瓦死后两个星期，布哈林、李可夫、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亚戈达也坐上了莫斯科的被告席。可以认为，在前两次审判中导演已将其惊人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点，但与此次的新幻术相比，以前的审判至多只是适度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而已。检察官与被告又一次将托洛茨基作为阴谋领导者加以猛烈攻击，但这次阴谋却包括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敌布哈林分子。与以前的起诉相比，廖瓦作为父亲同案犯所起的作用被强调得更突出了。克列斯廷斯

基起初企图否定对他的指控，但经过软弱的尝试之后，他到底供认说，他曾在柏林及其他欧洲疗养地不止一次与托洛茨基秘密谈话，与廖瓦私下会面；他为廖瓦与帝国首脑冯·塞克特（von Seeckt）将军牵线搭桥，建立联系，支付了200万金马克（约100万美元）及其他不同数额的货币作为阴谋的财政支持。托洛茨基与被告们现在不仅被描绘成希特勒和天皇的间谍，而且也被描绘成英国军事奸细，以及波兰“二局”的奸细。在人们早已熟悉的故事之上，如谋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制造铁路灾难，矿井爆炸，大规模工人中毒等等，又加上了杀害高尔基、明仁斯基、古比雪夫，甚至斯维尔德洛夫（死于1919年）的故事——这一切都归罪于托洛茨基。随着每一次的供认，阴谋不仅超出了合理的界限，而且在时间方面也回溯得愈远——达到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初期，甚至更早的年代。一度曾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领袖的卡姆科夫（Камков）与卡列林（Карелин）也仿佛鬼魅一般出现在审判大厅里。他们作证说，在1918年，他们举行反布尔什维克起义时，曾与布哈林达成秘密协议，意图杀害列宁。亚戈达曾领导对托派成员的调查达10年之久，把他们大批流放，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刑讯逼供，以及着手准备对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的审判，而现在他供认说，在整个这段期间，他仅仅是托洛茨基手中的工具而已。除了旧日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部长与大使之外，在被告席上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医生。其中一位是年过7旬的列文（Левин）大夫，革命后列宁与斯大林的私人医生。他的罪状是根据亚戈达的指示投毒谋害高尔基与古比雪夫。在数次开庭的漫长时间里，医生们叙述着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大墙内如何下毒，详细描绘着自己那令人发指的勾当。[1]

托洛茨基将此次审判比做拉斯普京（РасПутин）事件，因为在

这次审判中散发出“专制独裁特有的腐败与恶臭”。[1]大概没有比这句话更能清楚地表明这出闹剧是怎样激动他的思维的了。当然，与这些审判相比，拉斯普京事件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几乎不值一提。只是审判未必会加速斯大林的毁灭，尽管关于他的回忆将充满耻辱。但是托洛茨基无法找到更合适的先例与之对照了，因为它们不存在。斯大林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历史经验与各种想象力。他将恐怖提升到一个新的规模，并赋予它新的尺度。看看这些审判过程，对它们的任何理性反应都愈来愈无能为力了。托洛茨基进一步分析这些事件的荒谬性，精确地证明自己不在现场：无论是他，还是廖瓦，都不可能在审判中提到的地点与时间与被告中的任何一位搞阴谋活动，更遑论冯·塞克特将军了。

（他评论道：）在这种罪恶活动中，首相、部长、元帅与大使都毫无例外地服从一个人。不是服从他们的正式领袖，而是服从一个流放犯。托洛茨基只要使使眼色，革命老战士就变成了希特勒和天皇的间谋。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并经过塔斯社的资深记者传达，工业、运输与农业经济的领导就去破坏国家生产力及其文化。根据“人民公敌”从挪威或墨西哥下达的命令，远东铁路工人就去使军用列车出轨，德高望重的医生们就去毒杀自己的克里姆林宫里的患者。这是维辛斯基画出的……，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但这样一来就很难自圆其说了。集权制度是机关的专政（即党与国家机关）。若是机关的每一个枢纽都由我的下属所占据着，那么为什么此刻斯大林

坐在克里姆林宫里，而我却被驱逐了呢？

托洛茨基同样将审判后果与国际形势联系了起来：希特勒军队刚刚胜利地开进奥地利，并且准备进一步的征服。

难道斯大林还能躲在幕后窃笑吗？难道这个出乎意料的事变没有震动他吗？不错，他被一堵不学无术和奴颜碑骨的厚墙与世界隔绝开了。不错，他习惯于不把国际舆论放在眼里，而格别乌对于他才是一切。但是他却应该看到各种威胁的迫近与日益增长的征兆。全世界工人群众都忧心仲忡。……法西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并在斯大林主义这儿……找到了主要帮助。致命的战争威胁已在敲着苏联的大门了，而斯大林却选了这个时刻糟蹋军队、蹂蹄国家。……但甚至这个第比利斯的借主……也很难笑得出来了。巨大的仇恨正滋生在他周围，可怕的怒火已凝聚在他头顶。

完全可能，这种灭绝……国家优秀人材的制度，最终会激起真正的恐怖反对派。倘若（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就违背了一切历史规律，……然而，基于绝望的恐怖主义与复仇是与第四国际的拥护者不相容的。……个人报复……对于我们来说是太渺小了。杀死一个该隐一朱加施维里，国际工人阶级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任何一个新官僚主义‘天才’就能轻而易举地取代他。如果说我们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命运多少有点儿兴趣，那也只是希望他能活着看见自己的独裁完蛋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托洛茨基预言“另一次真正的审判”，届时工人阶级将审判斯大林及其同伙。“在人类语言中找不到任何词汇在末日审判的时刻能帮助历史上最邪恶的该隐。他为自己树立的纪念碑必将倾塌，或者被陈列在恐怖集权主义者博物馆里。而胜利的工人阶级将重新审理这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审判，并将在解放了的苏联的广场上为卑劣无耻的斯大林制度所造成的不幸牺牲者们树立丰碑。”[1]

应该说：这个预言也应验了，只是拖了许多年。不过，按其幅度及张力来说，大清洗类似于人类无力对抗的巨大的自然灾变。恐怖摧毁了理智，压垮了意志，粉碎了各种反抗。而托洛茨基所说的仇恨与愤怒虽然存在，却被驱向内部，蓄积以待未来。在当时及斯大林时代的余年它们还无法找到出路。在所有那些人——首先是托洛茨基派成员——身上，类似的情感是与政治上的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有思想并能够提出行动的纲领，但都被有步骤地、无情地消灭了。

斯大林将托洛茨基派成员在监狱的铁栅栏和铁丝网后面已关了10多年了，使他们遭受着非人的刑讯逼供，摧垮了其中不少人的士气，分裂他们并几乎成功地把他们与社会隔绝开来。看起来，从1934年起，托洛茨基主义差不多完全被肃清了。然而，过了2至3年，斯大林却从未这样强烈地害怕它。随着基洛夫被害而来的反常的大清洗与大规模流放赋予了托洛茨基主义以新的生命。当在他们周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新流放犯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就再也不是孤立的了。大批变节者重又与他们结合在一起，这些人悲伤地想，要是他们一直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站在一起，也许就不至于有今天了。年轻一代反对派——在托洛茨基主义被摧毁很久后

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共青团员、各种色彩与倾向的“异端分子”、由于破坏劳动纪律的琐故而遭流放的普通工人、心怀不满与发牢骚者，他们仅仅是在铁丝网后面才开始其政治思考的，所有这些人为托派老战士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新讲坛。[1]集中营里的管理愈来愈严酷了。囚犯们像奴隶一样必须每天劳动10——12小时。他们死于饥饿、疾病以及难以形容的肮脏。但是集中营仍然成为反对派的学校，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则是其中的教师。几乎在所有罢工和绝食行动中，都是他们在领导流放犯向当局提出各种改善集中营条件的要求，并常常以自己英勇的挑战行为鼓舞其他人的反抗。他们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政治成熟，是一批被投入铁丝网中的真正的民族精英。

斯大林明白，进一步镇压再也捞不到什么了。拷打与迫害早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而它们只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加上一道殉难者的光环。只要他们活着，对他就是威胁。随着战争的危险愈益迫近，这种潜在的威胁也愈益现实了。我们已经看到，自从斯大林攫取政权的那一刻起，他就要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获得它。现在，他决定摆脱这种必要性。他开始一劳永逸地巩固他的权力。唯一的手段就是彻底消灭反对派，首先是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莫斯科审判不过是为这个计划铺路，而计划的主要部分从此以后不会是在审判大厅里而是将在东方与北极的刑讯室和集中营里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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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是沃尔库塔大集中营的囚犯的目击者本人并不是托洛茨基派成员，但他在描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最后活动与毁灭[1]时这样说，仅他所在的这个集中营里就关押着近千名托洛茨基派成员，他们自称是“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者”。其中大约500名在沃尔库塔的矿井里干活儿。在伯朝拉的所有集中营里有好几千“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是“1927年被流放至此的”，“始终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领袖”。作者也许把旧日的变节者也算进“正统托洛茨基派成员”中了，否则对他们人数的估计就太夸张了。他继续写道：“在沃尔库塔各集中营里，除了这些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外，同时还有10多万囚犯，他们在党内或在团内的时候曾加入过托洛茨基反对派，后来在不同的时间，因为不同的原因，被迫‘悔悟并承认自己的错误’，离开了反对派队伍。”不少从未入过党的流放犯也认为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如目击者本人所指出的，在上述人数里，还得算进各种倾向的反对派，甚至包括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拥护者以及年轻的及最年轻的一群新手。

他指出：“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列·达·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是人数最多的一派。”在他们的领导者中，他记得有斯·维·柯秀尔、波兹南斯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及其他久经考验的真正的托洛茨基派成员。“他们在1936年来到煤矿，并被安置在……两个大棚子里。他们断然拒绝下矿井干活，只在地面干，而且一天不超过8

小时，而不像制度规定和同一集中营的其他囚犯那样须每天劳动10或12小时。他们挑战性地、有组织地蔑视内部规章制度。他们大多数被隔离了差不多10年之久，先是在监狱里，然后是在索洛维茨基群岛集中营，最后是在沃尔库塔。在政治犯中，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唯一敢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总路线’并公开而有组织地反抗狱方的群体。”正如托洛茨基在国外所做的那样，他们一如既往地声明：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将无条件地捍卫苏联，同时努力推翻斯大林的统治。甚至“极左派”，比如萨普龙诺夫的拥护者，也采取了这种立场，尽管有所保留。

1936年秋，在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被审判之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在集中营里举行了集会和示威，以纪念被处决的同志和领袖。很快，10月27日他们开始了绝食。据我们上面所讲的故事，这正是托洛茨基的小儿子谢尔盖所参加的那次绝食。伯朝拉所有集中营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参加了这次持续了132天的绝食。他们抗议把他们迁出以前的囚禁地以及未经公开审判的处罚。他们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所有的囚犯领取同等食品（不管他们是否完成生产定额），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离，将残疾人、妇女、老人从极地转移至气候较温暖的地区。绝食的决定在公开集会上被采纳了。有病的及年老的囚犯可以不参加，但是“后者坚决不肯被排除在外”。几乎每个工棚里的非托洛茨基主义者都起来响应号召，但“只有在清一色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工棚里，罢工才是全体一致的”。

当局害怕这次行动扩散，就将托洛茨基派成员转移到离营地40公里之外的半倾塌的废弃工棚里。1000名囚犯中死了几个人，然而只有两个人投降。这两个人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1937年，根据莫斯科的命令，当局在所有条件上让了步，绝食停止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直到叶若夫的恐怖达到其顶点之前，托洛茨基派成员们享受着他们争取到的权利，这极大地振奋了其他囚犯的精神，以至他们的许多人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十月革命20周年大庆的部分大赦。然而恐怖统治很快就以新的力量发作了。食物每天只限400克面包。格别乌用粗棒子武装起刑事犯，唆使他们去对付反对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射杀开始了。所有政治犯又在集中营内被隔离起来，把他们围在带刺的铁丝网里，由100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昼夜不停地看守着。

1938年3月末一天的清晨，25个人被叫了出来，他们都是最主要的托洛茨基派成员；发给他们每人一公斤面包，并吩咐他们收拾东西，准备转移。“他们与难友们依依告别后，跨出了工棚。重新点了一遍数，他们走了。过了15——20分钟，大约离工棚才半公里的地方，在一条名叫上沃尔库塔的小河陡峭的岸边，突然响起了一阵齐射声。然后听见一些零散的射击声，接着一片沉寂。不久，押送兵回来了，从工棚旁边经过。每个人都明白那25个人被打发到什么地方去了。”

第二天，又有不少于40个人被叫了出来，发给他们面包并吩咐准备上路。“有些人已衰弱得走不动路了，允许他们乘马车。工棚里的人屏着呼吸，倾听着被带走者脚下积雪的咯吱声。此时，人们都紧张地谛听着。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冻土带响起了射击声。”工棚里的人们终于明白了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但是，经过去年长期的绝食与数月的饥寒交迫，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反抗了。“整个4月与5月的部分时间里，冻土带都在执行处决。每天或每隔一天，就会有30至40个人被叫走。扬声器里不断响起通报：‘由于反革命宣传、怠工、抢劫、拒绝出工、企图逃跑，下列人员已被处决……。’有一次被叫出来一大帮人，约有100来个，大部分是托洛茨基派成员……当他们被带走时，他们唱起了国际歌，而几百个嗓音在工棚里应和着他们。”目击者讲述了许多反对派成员全家被处决时的情景。一位托洛茨基派成员的妻子是拄着拐杖走向刑场的。只有不满12周岁的孩子才能活下来。血腥的大屠杀在伯朝拉地区所有的集中营里一直持续到5月。在沃尔库塔，“工棚里活下来的人已不足100人了。两个星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然后他们又被派回矿井，在那儿人家告诉他们，叶若夫被免职了，现在领导格别乌的是贝利亚（Берия）。”

此时真正的托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几乎一个也不剩了。两年之后，又有几十万流放者出现在集中营里，他们是：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他们在老囚犯中发现了许多失宠的斯大林派成员，甚至少数布哈林派成员，但却没有一个托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老囚犯们在讲述他们的死刑故事时，都压低了嗓音，或只是隐晦地暗示，因为对于不幸的囚犯来说，再没有比招致同情或怜悯托派成员的嫌疑更危险的了。[1]

叶若夫时期的大恐怖可以比做政治上的种族灭绝。整整一代布尔什维克反斯大林主义者被消灭了。在以后斯大林统治的15年中，苏联社会里已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向他提出挑战的派别了，甚至在监狱与集中营里。没有一个独立的政治思想中心被允许存留下来。民族意识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它的集体记忆是一片空白，革命传统中断了，形成各种创新思想并使之具体化的能力被摧毁了。总之，在苏联，不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甚至在潜在的思维进程中都没剩下任何能与斯大林主义抗衡的东西。（人民的意识是如此混乱，以至在斯大林死后，任何反斯大林运动也不能从下层和苏联社会深处产生出来；而对斯大林制度的最落后于时代的方面的改革也只能由旧日斯大林的爪牙与同伙自上而下地进行。）

如果说莫斯科审判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并震惊了全世界，那么集中营里的大屠杀则几乎被忽略了。它潜行得如此之深，以至唯有时间才能让真相暴露出来。托洛茨基比谁都清楚，在审判中暴露出来的只是恐怖统治微不足道的一角。他只能去猜测幕后所发生的情况。但甚至连他也不能把握整体真实。就算能，那他在所剩无几的余年里也未必能明了它的发生过程、认清它的影响。他依旧认为，有能力表达自己的目标、在政治上生机勃勃的反斯大林力量将登上前台，特别是他们能在战争时期推翻斯大林，将战争进行到胜利和革命完成。他仍旧寄希望于老布尔什维主义的复兴，斯大林对它无穷无尽的十字军远征从反面推动了它的力量与影响。但他不知道，所有这些反斯大林力量已被消灭，托洛茨基主义、季诺维也夫主义和布哈林主义全都倒在了血泊里，就像那个阿特兰提斯洲一样从政治地平线上消失了。他是阿特兰提斯洲的唯一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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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整个夏天，托洛茨基都忙着准备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所需的纲领草案和决议草案。1938年9月3日，大会在别列尼亚——巴黎的一个小地方——阿尔弗雷德·罗斯默的家中举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型的托洛茨基派成员会议。有21位代表出席，宣称代表11个国家。[1]不久前谋杀与劫持的阴影笼罩着大

会。3位年轻的殉难者被选入大会的名誉主席团：廖瓦、克莱门特与埃尔温·沃尔夫（Erwin Wolf）。[1]由于大会组织书记克莱门特失踪，关于各国托洛茨基派成员工作情况的文件和第四国际章程草案以及其文件也都一同丢失了。为了防备来自格别乌的打击，代表大会只举行了一次全会，持续一整天没有休息，并且拒绝加泰罗尼亚的波乌姆和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的观察员参加。[2]为了保守“绝对机密”，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只说是“代表大会在洛桑举行”。在大会上，国际的“俄国支部”是由埃蒂安代表的。出席大会的还有两位“客人”：某位来自纽约的托洛茨基派成员西尔维娅·阿奇洛芙（Sylvia Agelof)，作为翻译旁听；她在大会开幕前不久从美国来，在巴黎碰到一个自称雅克·莫纳德（Jacques Momard）的人，遂成了他的情人。此人在会议厅外徘徊，对这个极其秘密的聚会装出一付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只专心等待西尔维娅出来。

马克斯·沙什曼主持大会。在会期仅仅一天的代表会议上，对委员会报告主要是由托洛茨基所写的决议进行了表决。这一天的正式日程十分紧凑，要按通常的大会则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纳维尔作了“进展形势的报告”，证明组织者们决定建立第四国际是正确的。然而，他无意中却证明了国际差不多形同虚设。它的所谓的各执行委员会与国际局在最近几年没有一个曾工作过。国际每一个“支部”只由几十个成员组成，最多几百个成员。即使人数最多、号称拥有2500名成员的美国支部也是如此。[3]但是根据托洛

茨基的建议，代表大会仍然决定称其为“成立代表大会”。只有两位波兰代表提出异议，指出“波兰支部基本上反对建立第四国际”。他们说，企图建立新国际是不可取的，当前整个工人运动正处于“特别反动与政治萧条”的低潮阶段，以往每一国际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之于如下事实：即它们产生于革命高涨时期。“以往每一国际的建立都是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某种威胁。……而第四国际的情况不同。没有一支重要的工人阶级队伍会响应我们的宣言。需要等待……。”波兰人同意托洛茨基关于第二、第三国际已“在道义上死亡”的说法，但他们警告代表大会说，低估这些国际对许多国家工人阶级的影响则是轻率的。尽管波兰人赞成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但他们反复呼吁自己的同志避免“空做姿态与愚蠢。”[1]

这一重要的反对意见是苏联境外唯一具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及源于罗莎·卢森堡的牢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提出的。反驳波兰人占去了大会的大部分工作，但他们的论点并没有真正被驳倒。纳维尔宣称，现在是建立新国际“最合适的时机”。“结束当前不明确的状态，提出明确的纲领，明确建立国际领导，以及明确建立各国际支部是极其重要的。”沙什曼反驳波兰人，说他们的历史论点为“不符合当前形势的、不正确的”，并将波兰人说成是“我们中间的孟什维克”，因为只有孟什维克才会这样不理解建立组织的重要性，不相信国际的前途。大会以19票对3票决定立即宣布建立第四国际。

在匆忙地、几乎全体一致地通过所有决议后，代表们开始选举执行委员会。这时，“俄国问题”的主要报告人埃蒂安提出抗议，说“俄国支部”没有席位。大会纠正了疏漏，指定托洛茨基作为执委会“秘密的”和名誉的成员。因为托洛茨基不能参加执委会的工作，于是奸细就继续代表着“俄国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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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欲“建立”新的国际时，波兰人就警告他此事难以产生预期的影响。他在苏联的追随者（“最强大的俄国支部”）被摧毁了。在欧洲与亚洲，他的拥护者人数也在锐减。莱茵河以东，阿尔卑斯山以南，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在德国、奥地利以及近来在捷克，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能在希特勒统治下进行有组织的地下斗争。在法国，人民阵线陷入绝望与冷漠。在西班牙，国内战争即将结束，左派力量在它的军事失败之前就遭到了精神失败。整个欧洲大陆在政治上已被征服，只等着希特勒的武装力量从它身上碾过了。还要好几年，纳粹的占领、无法忍受的压迫与屈辱才能使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恢复政治上的活跃或展开抵抗运动。但到那时，起码在法国与意大利，工人转而依靠的是各斯大林主义政党，因为它们背后站着的是苏联——最强大的、1941年后最有效的抵抗力量。看来，无论环境怎样改变，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都注定是微不足道的。

亚洲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尽管整个亚洲都被革命风云所激荡着。托洛茨基花了很多时间密切注意着中国、日本、印度、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事态。在所有这些国家，他都对一小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产生了影响。但除了锡兰，他的拥护者在哪儿也未能建立起像样的政党。在中国，即使他反对斯大林1925——1927年间的政策曾产生过最强烈的印象，但第四国际在那里也没有能当得起“支部”这个称号的组织。一些活动于地下、困于极度的贫穷并受到国民党政府与斯大林主义者围剿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成立了一些小组，在上海有二十几人，在香港有几十人，还有分散在中部和东部各省的少数人。[1]甚至在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之后，他们也未能摆脱孤立。陈独秀在监狱里被关押了6年。出狱后，他被放逐到重庆附近一个偏僻的乡村，被禁止参加政治生活，也不能出版自己的著作。他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生活于恐惧之中，为1927年的失败承担的罪责压弯了他的腰。甚至托洛茨基派成员也不信任他了。毛主义者对他大加指责。他被奸细包围着，蒋介石的警察又以谋杀威胁着他，于1943年把他重又投入监狱，并暗杀了他。[2]1938——1939年，托洛茨基进行了一次徒劳的尝试，想把他从中国救出来，指望“他能在第四国际起到与片山潜在第三国际同样的作用，……能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大利益。”但陈独秀认输了，陷入了极端的悲观主义。然而他仍不时地分析中国形势，十分透彻地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在什么地方和为什么受挫。在第四国际宣布成立两个月后所写的一份声明里，他直截了当地解释说，中国革命运动为什么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像早先托洛茨基与他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依靠城市工人。日本人破坏了中国一些最先进地区的工业；因而，“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物质上与精神上都被削弱了，倒退到30——40年前的条件下”。因此，将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理解将来的政治形势会向何处发展，不承认中国无产阶级十分弱小以及其政党所处的地位，那么我们就等于是坐井观天，由于自满自大

而痛失良机。”他继续写道，托洛茨基派成员常因其宗派傲慢、对毛主义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以及无视抗日战争的需要，使自己脱离了现实政治生活。他担心，第四国际的建立只会加强他们的“傲慢与孤立”，而这场冒险将以破产告终。他本人倾向于时而同国民党、时而同毛主义妥协，但既不能也不愿同前者或后者结盟。在余下的悲剧性的岁月里，他一直是个垮掉了的人。他的警告以及他的沉重的命运仿佛聚焦般在他身上集中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世界这一角落的困境。[1]

美国是托洛茨基主义能唤起某种兴趣的唯一国家。1938年1月，经过多次分裂与联合，社会主义工人党形成了，并很快获得了第四国际“最强有力的支部”的美誉。它的长处是在工会与工业部门有一定的战斗力。它定期出版两份期刊：《新国际》（理论月刊）与《战斗》。党的领导集团中有相当多的一批人，以美国人眼光看来都是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其中最著名的是詹姆斯·P·坎农(James P.Cannon)，马克斯·沙什曼与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2]托洛茨基常乐于应该党的请求提出建议、进行批评、给予褒奖、协调解决争论与冲突。在纽约与墨西哥之间有密使来往，而“蓝屋”的秘书与卫士差不多全由美国人担任，这更使联络变得轻而易举。纽约很快就取代巴黎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心。但

即使如此，美国党还是一株长得过于孱弱的庄稼，因为它从自己扎根的土地上只能汲取很可怜的一点儿养料。

那么，尽管有这种种不祥的预兆，托洛茨基为什么还要建立第四国际呢？

自从他决定再不能“与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之流同处于一个国际中”之后已过了5年多。在这几年里，第三国际已经衰落与瓦解到这般地步，以至托洛茨基不得不大张旗鼓地毅然斩断自己及其拥护者与它的关系。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时，有一次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人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件破旧“肮脏的衬衣”，称自己为共产党人。托洛茨基则谈到“斯大林主义的梅毒”或者“应该用烧红的烙铁从工人运动中烫掉的毒瘤”，并相信他正赋予一个组织以生命，使它在即将来临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1]

不太清楚的是，他这样做是对不久的将来有成功的把握呢，还只是“为了历史”而不计成败。他个人的一些声明是相互矛盾的。他就自己的追随者稀少这一事实而写道：“一切伟大的运动都是以从老运动中‘分离出来的小派别’开始的，基督教起初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新教是从天主教即堕落的基督教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派是从黑格尔左派中‘分离出来’的。共产国际是由那些从社会党国际中‘分离出来’的人在最近那次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这些运动的创始人之所以能够获得群众拥护，仅仅是因为他们从不怕孤立。”类似这样的说法尽管充满了历史乐观主义，但也表明托洛茨基并没有指望能很快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为国际写的纲领草案与其说是一种原则声明，不如说是一种策略说明书，以供忙于工会斗争与日常政治、力图取得实际的领袖地位的党使用。他在给“成立代表大

会”的信中写道：“群众运动的任务今天已摆在了第四国际的面前。……现在它是唯一这样的组织，不仅清楚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动力，也同样有一整套能将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日常规章。”往下是：“我们今天的力量与我们将来的任务是不成比例的，这一点我们比我们的批评者更清楚。但是当前时代的严峻的悲剧性的辩证法站在我们一边。对于被战争驱向极端绝望与愤怒的群众来说，除了第四国际给他们提供的领导外，再也找不到别的领导了。”在给美国拥护者的信中，他用几近神秘主义的、但更为坚决的语句颂扬了第四国际的使命：“在最近10年里，第四国际的纲领就能获得千百万人的拥护，而这千百万革命者就能改天换地。”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他再次声明，尽管第四国际在未来战争的初期可能是弱小的，但“每新的一天都有利于我们。甚至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劳动群众就将疾风暴雨般地横扫沙文主义的狂热。第二、第三国际的政党连同法西斯主义都将一起被它所埋葬。它们的崩溃将是……由第四国际……领导的公开的革命运动的必要条件。”1937年，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来拜访他，谈话中托洛茨基大声说：“我告诉你，从现在算起，三五年内，第四国际就将成为世界上的一种强大的力量。”[1]

托洛茨基的希望是建立在双重前提下的：当前战争将导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相类似的革命结果，但具有更大的规模与力

量；斯大林主义的党将像社会民主党一样竭尽全力压制革命潮流。他比以往更坚信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将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战场，拯救革命的首创精神将来自它们的工人阶级，唯有这种首创精神才能砸碎那个怪圈：一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与官僚独裁——俄国革命正是被禁锢在这种独裁之下。若说被30年代的大危机与大萧条震撼的西方资本主义能躲过即将来临的这场浩劫，这在托洛茨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毫不怀疑希特勒意欲将欧洲纳入日耳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并必将遭到失败。欧洲的确需要联合，但唯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它联合，这场革命将为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奠定基础。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德国，还有具有其革命传统的法国与意大利，甚至北美洲，都将被卷进这场社会巨变之中。在写于1939年的《马克思活的思想》一书的前言中，托洛茨基驳斥了罗斯福的“新政”及一切复活和改良资本主义的企图，称之为“反动的和不可救药的公谊会教派”。他欢呼美国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的曙光，指出《资本论》仍适用于分析美国的经济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同样，“美国几次跃进就能赶上欧洲并超过它。先进技术与先进社会结构将以此学说为指南开辟自己的道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出现在美国大地上。马克思是先进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导师。”[1]

托洛茨基并不轻视不发达国家中巨大的革命潜能，特别是中国。关于这个问题，他比30年代任何一位政论家写的都要多。但是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前途要取决于欧洲革命：“只有当社会主义革命以现在法西斯的传播无法比拟的巨大力量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时，这种革命前途才会出现。以先进国家为榜样，在先进国家的帮助下，落后国家也将被带进社会主义的主流中。”经典马

克思主义认为“先进技术与先进社会结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托洛茨基将这种逻辑推向了极端，却没有料到他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矛盾。倘若先进的工业国家会起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赋予它的那种作用，那么就会没有一个国家能比美国更快地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在最近几十年，一些落后国家正成为“社会主义主流”,“先进的西方”将极力遏止这种潮流或将它拉向倒退，而美国不但没有发展出最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为它最强大的障碍。[1]

他期待着西方工人阶级起义，正如它在1848、1871、1905和1917——1918年的起义一样。他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运用于中国，因而不相信毛泽东的“农民军队”，担心它会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军队一样变成反动的工具而去反对工人阶级，倘若后者未能将革命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话。尽管有陈独秀的警告，托洛茨基仍然相信，中国工人阶级能在政治上重新崛起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一条公理：现代一切阶级斗争，主导权都属于城市。革命运动可以在农村发生并领导城市的概念在他看来是不现实的和落后的。托洛茨基坚持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革命或者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或者什么都不是。他丝毫没有预见到另一种情况，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在东方和西方，阶级斗争的进程先是被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与西方之间的联盟、尔后是被它们之间在全球范围的对抗所支配，因而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歪曲了。

根据这些前提，托洛茨基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什么样的党将领导即将来临的革命斗争？他回答说：第二国际是旧制度

的正在腐朽的支柱；第三国际则是斯大林手中的工具，斯大林在用不着的时候就把它扔到一边，而在与资本主义列强做交易时就用它做筹码。斯大林及其政治局生活在对国外革命的恐惧中，因为这种革命能唤起苏联工人阶级并威胁着独裁统治与特权。所以，当工人阶级步入新的社会震荡时期时，将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自己。缺乏领导正是他们在20一30年代遭受到一连串挫折的根本原因；而缺乏革命领导甚至还会使他们遭到更为悲惨的新失败。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虚假的教条，如果工人阶级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承担者，并且列宁主义关于工人没有先锋队的领导就不可能胜利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严重的“领导危机”就只能靠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国际来解决。在成为布尔什维主义者之前的那些年，托洛茨基跟罗莎·卢森堡及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相信工人阶级的自发作用，却忽视党的领导功能与组织功能，而这点正是列宁注意的中心。自此，托洛茨基就将此视为自己漫长政治生涯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他再也不想把希望寄托在“自发的”革命高潮上了。当他的整个思想要求他给自己提出相应的任务时，他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哪怕看不到什么希望。“第二和第三国际死了！第四国际万岁！”在他的想象中，他的责任就是宣布这个口号；至于其余的事，那就让将来去关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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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在美国激进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文学界，托洛茨基主义在当时获得了进展。受世界经济危机、纳粹抬头、西班牙内战的影响，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站到了共产党一边。而最有批判思想的人对人民阵线的机会主义望而却步，它使党追随罗斯福并赞扬“新政”。莫斯科审判、斯大林主义那种暖昧手腕与怪异仪式强烈震撼了他们，引起他们的憎恶。托洛茨基主义对他们就像一股清新的风，吹散了左派阵营中沉闷的空气，展示了新的地平线。托洛茨基斗争中的那种悲怆色彩、他的雄辩及文学才能打动了作家们。托洛茨基成为一种时髦，在美国文学里留下了许多痕迹。在受其影响的作家中，特别在批评家中，有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詹姆斯·T．法雷尔（Janes T.Farren）、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查尔斯·马拉穆德（Charles Malamuth）、菲利普·拉夫（Phinlip Rahv）、詹姆斯·罗蒂（James Rorty）、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s）、玛丽·麦卡锡（Mart McCarthy)，等等。[1]

《党派评论》成了这个“文学托洛茨基派”的中心。这家杂志原由菲利普·拉夫与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uips）主编，由约翰·里德俱乐部、也间接由共产党赞助出版。然而，编辑部被党对文学事务的干涉所激怒，党在政治上的见风使舵又令他们难堪，加之震惊于莫斯科审判，于是杂志停刊了。1937年末杂志复刊，但改变了方针：《党派评论》支持革命的社会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编辑部邀请托洛茨基为他们撰稿。起初他拒绝了，对此事态度冷淡。他在给德怀特·麦克唐纳的信中说：“我的印象是，《党派评论》的主编们有能力、有教养、有学识，然而我对他们却无话可说。”[2]社会

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们不喜欢看到托洛茨基的威望与这家杂志联系在一起，而他本人则搞不清楚《党派评论》宣称热衷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认真到什么程度。它的多数撰稿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了解仅仅来自斯大林主义的歪曲。难道他们不会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失望而反对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吗？另一方面，他又指责编辑部对莫斯科审判过于消极的反应以及试图保持与《新大众》、《民族》、《新共和国》的友好关系，这三家杂志或者支持审判，或者对审判态度暖昧。托洛茨基在给拉夫的信中说：“有一些手段对于反对错误理论的斗争是必要的，而另一类则对同霍乱流行斗争是必要的。斯大林无疑属于霍乱一类，而非错误理论一类。斗争应该是紧张的、凶猛的与无情的。‘狂热’的成分……有益于健康。”[1]那年晚些时候，当《党派评论》变得更加率直地反对斯大林时，坚冰开始打破了。与托洛茨基最紧密联盟的时刻已经来临，勃勒东（Breton）和里维拉受托洛茨基鼓舞，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自由“宣言”，号召建立革命作家与艺术家的国际联盟，同集权制度对文学与艺术的控制作斗争。[2]

1938年2月，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勃勒东（Breton）来到了科约阿坎。他早就是托洛茨基的热烈的仰慕者。在返回法国的轮船上，他倚着船舷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再没有比这封信更能表达他对托洛茨基的感情了：“最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现在给您写信时，我缺乏自信的痛苦远远比不上在您身边的痛苦。我感到有一种以这种方式接近您的不断的渴望。我跟您说这番话

是为了让您明白，在您面前，我迈步走近您时是多么困难。”这个困难，其原因就在于“无限的赞美”。这是每一次与托洛茨基相会时都要控制住他的“考狄莉娅综合症”。每当他不得不接近最伟大的人时，才会屈从这种压抑：“您是他们中间……唯一健在的人。……我要费好大力气才能使自己相信，您不是不可接近的。”托洛茨基的回信也并不更少客气：“阁下，您对我如此谬奖，使我不由得担心我们未来的关系。”[1]

逗留科约阿坎期间，勃勒东、托洛茨基与里维拉作了一次长途散步和郊游，他们畅谈政治与艺术问题，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在法国，超现实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是前超现实主义者纳维尔）是对立的。不过，托洛茨基对超现实主义，正如他对待艺术领域里一切新事物一样，是抱着友好态度的，尽管也不乏批评。他接受了超现实主义者专注于梦境与潜意识经验这种准弗洛伊德主义观念，却对勃勒东及其朋友们的创作中那种“神秘主义的调子”责备地摇头。尽管这些问题跟当时托洛茨基心中所关注的事情过于遥远（勃勒东的访问正值廖瓦之死和对布哈林的审判），但他仍然不厌其烦地跟勃勒东与里维拉辩论着共产主义与艺术、马克思主义与美学。这场争论孕育出了一个想法，即发表告作家与艺术家的宣言书并建立国际联盟。托洛茨基是“宣言”的合作者，但“宣言”是以勃勒东与里维拉的名义在《党派评论》上公开发表的。[2]托洛茨基在给勃勒东的信中及在《党派评论》上这样评价这件事：

对您跟里维拉倡导真正的革命家与真正的艺术家的国际联盟，我衷心欢迎，为什么不能加上真正的艺术家呢？我们的星球正变成一个肮脏的、邪恶的帝国主义病房。民主英雄们……在拼命效法法西斯英雄……而独裁者愈是不学无术，愈是愚笨透顶，就愈是觉得自己注定是科学、哲学与艺术发展的领袖。知识界的盲从本性及其卑躬屈膝是另一种并非不突出的象征，标志着当代社会的堕落。

宣言的思想基本上还是托洛茨基15年前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当时他正企图防止形成斯大林主义对文学艺术的监控。现在他攻击斯大林主义的献媚者——“阿拉贡分子、爱伦堡分子和其他小滑头”，“这些（巴比塞式的）先生，他们以同样的热情撰写着耶稣·基督的传记和约瑟夫·斯大林的传记”，还有马尔罗，他最近对德国和西班牙事件的描写中的“谎言”“尤其令人作呕，因为他竟想给它穿上艺术的外衣”。他评价马尔罗的行为“在整个悲剧中，在几乎一代作家中都是典型的：他们中许多人出于对十月革命的‘友情’而撒谎，仿佛革命需要谎言”。因此，为艺术真实与艺术家自身的真正信念而斗争，就成了为革命理想而斗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人们用艺术表达……自己对和谐与健康生存的渴望……这是阶级社会无法满足他们的。（引文据托洛茨基发表在《党派评论》上的信。）因此，在真正的艺术中，……总是存在着对现实生活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乐观的或悲观的抗议。……对于不同程度上适应当前时代需要的那些艺术趋势的发展，垂死的资本主义不能保证哪怕最起码的必要条件。它迷信地恐惧任何新世界。被压迫群众过着自己的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则锁闭于自身的狭隘之中。……近几十年的艺术流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彼此更替，却没有一个成熟起来。……仅靠艺术手段是不可能走出这个死胡同的。这是整个文明的危机……倘若现代社会不能改造自己，那么艺术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正如希腊艺术在奴隶制文明崩溃下毁灭一样。……在这里，艺术对我们社会的作用是由它与革命的关系所决定的。

然而正是在这里，历史为艺术挖下了一个陷阱。整整一代“左翼”知识分子……将自己的视野投向东方……并将自己的命运与其说是同革命的工人阶级、不如说是同胜利的革命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一码事。而在那个胜利的革命中，不仅是革命，还有新的特权阶层……它用专制独裁的手扼杀着艺术。……即使在君主专制政体时代，宫廷艺术也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像苏联的官方艺术——那里没有别的艺术——与官方司法制度共命运那样，以造假为基础，其目的就在于颂扬“领袖”，一本正经地制造英雄神话。……

苏联官方绘画的风格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类标签唯有作为艺术部门头头的官僚才琢磨得出来。现实主义就是模仿19世纪第三个25年间粗陋的照相底版，而“社会主义”风格就是利用摄像聚焦再现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件。人们不能不怀着厌恶与悚惧去读那些诗和小说、去看那些绘画和雕塑，那都是由手里拿着笔、毛刷和雕刻刀的官员在手里拿着左轮手枪的官员监督下颂扬着“天才的伟大领袖”，而那些领袖身上既没有丝毫的天才，也没有丝毫的伟大。斯大林时代的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极度衰落的最鲜明的表现。

托洛茨基指出，这一问题并不只限于苏联：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借口承认十月革命太晚而跪倒在苏联官僚集团的脚下……。五花八门的中心与团体，……及其必不可少的罗曼·罗兰那些信函，接受资助的出版物、酒宴和代表大会（其中很难将艺术同格别乌区分开来）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然而，这些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运动尽管声势煊赫，却从未产生过一部能够比作者及其克里姆林宫主子活得更长久的艺术作品。

艺术、文化和政治必须有一个新前途。否则人类就无法前进……但是，真正的革命政党却无意于“领导”艺术，更不用说“指挥”它了。……只有沉醉于无限权力、不学无术和厚颜无耻的官僚集团才会有这样的野心。……艺术唯有忠实于自己，才能成为革命的最伟大的同盟军。[1]

尽管这号召是如此鼓舞人心，但作家与艺术家国际联盟却从未成为现实。在欧洲，它号召捍卫艺术创作自由的呼声很快就湮没在隆隆逼近的战争喧嚣中了，在美国，“文学托洛茨基派”的蜜月也十分短暂。托洛茨基的担忧成了事实，知识界对斯大林主义的厌恶转变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个怪圈，即托洛茨基在他的精神拥护者身上唤起的那种情感所经历的怪圈。他们大都对他抱着一种过分的敬畏，他在他们大多数人身上引起了勃勒东所说的那种“考狄莉娅综合症”。然而他们逐渐发现，他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充满了难以承受的精神紧张。他们突然看清楚了，他的确是“不可企及的”。他们得出结论说，他们的李尔王依然是一个最虔诚的革命者。他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打算把自己的拥护者派去反对大地上的一切权力：反对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制与斯大林主义，反对各种类型的帝国主义、社会护国主义、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反对宗教、神秘主义甚至世俗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他要求他的拥护者，尽管存在斯大林的暴政，他们也要“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而同时要以不亚于他的那种愤怒去攻击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是从来不会从自己的原则上后退一寸的，他也不能容忍别人后退。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他们手足无措了，他们对他极度的敬仰让位于动摇、困惑和疲倦，但仍然还夹杂着尊敬，慢慢地，他们先是转向反对派，尔后则产生了隐蔽的或公开的敌意。知识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先是羞怯地，然后是恶狠狠地放弃自己早先的热情，大谈特谈托洛茨基的错误和缺点。既然没有比失败本身更大的失败，于是他们就开始指责托洛茨基的各种错误与挫折，既有真的也有假的，直至痛骂他是一个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一个轻浮的空想家，直至认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不断的失望与友谊的破裂这类常例背后的是激进的西方知识分子对整个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日益增长的愤怒。这是一种不断重复的政治变换过程，其结果是某个时代的激进派和革命派变成下一时代的中间派、保守派或反动派。30年代文学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到了40年代或50年代时很少人没率领过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十字军东征。他们注进这个十字军东征中的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亵渎，是对它薄弱环节的偏激而片面的理解以及对它的强烈厌恶，而这种厌恶却是托洛茨基教给他们的，原指望他们发泄到斯大林主义头上而非马克思主义头上。（当然，从未受过托洛茨基任何影响的旧日的斯大林主义者在反共产主义进军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主要是作为庸俗的知情人而不是作为理论家。）

在一些次要争论的纷乱中，这个变换过程半公开地开始了。1937——1938年冬季，伊斯特曼、塞尔日、苏瓦林、西利加等人提出了托洛茨基在1921年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中的责任问题。他们提出这些问题为的是搞清何时何地布尔什维主义中出现了致命罪孽并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产生。他们的答案是，它就出现在1921年对喀琅施塔得暴动的镇压中。那是决定性的转折点，镇压是导致布尔什维主义衰落的头等罪孽！难道托洛茨基不应对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负责吗？难道在这次行动中他不正是斯大林恐怖的先行者吗？批评者们如此轻率地谴责他，以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喀琅施塔得暴动理想化了，颂扬它是对“叛变革命”的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抗议。托洛茨基回答说，他们关于喀琅施塔得暴动的看法是错误的，如果布尔什维克不镇压暴动，就会打开反革命的闸门。他将他所赞同的政治局决定的全部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仅仅否认他亲自领导了镇压喀琅施塔得的行动。[1]

在这场争论中夹进了莫名其妙的不必要的激动。用不着站在托洛茨基的观点上也能看出，他的批评者将喀琅施塔得起义从历史环境及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割裂出来，过分夸大了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斯大林主义的前奏曲，该事件在他们的眼中远比那些有助于斯大林主义的基本因素更重要，如共产主义在西方的失败，苏联的贫困与孤立，劳动群众的弱小，城乡对立，一党体制的“逻辑”，等等。关于这件已很久远并且意义模糊的事件的争论有时竟如此凶猛激烈，因此托洛茨基评论说：“你可以认为，喀琅施塔得暴动不是发生在17年前，而是昨天刚刚发生的。”托洛茨基很恼火，他的所谓同情者偏偏在他的反莫斯科审判行动正值最紧张的关头用喀琅施塔得事件来难为他。尤其是当他正在谴责对反斯大林主义者的妻子儿女进行屠杀时，塞尔日和苏瓦林却指控他在国内战争期间杀害人质。难道这些“哭喊和哀号”不是在帮斯大林的忙吗？难道他们看不到国内战争时期他使用暴力与今日斯大林恐怖之间在道德上与政治上的区别吗？或者他们

想否定1918年至1921年布尔什维克政府自卫和要求纪律的权利吗？

我不知道……（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是否有无辜的栖牲者……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此刻我无法断定，到底谁应该受到惩罚，以什么方式……特别是手头没有资料。我愿意承认，国内战争不是人道行为的范例。理想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永远都在为“过火行为”而指责革命。事情的本质在于“过火行为”来自革命的根本特点，而革命本身就是历史的“过火行为”。谁愿意，谁就（用他们那些蹩脚的政论文章）以这个理由去否定革命吧。我决不否定它。

批评者指责他的“伪善”或者“列宁式的不讲道德”，即指他坚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原则。他撰写《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一文作答，这是关于共产主义伦理学的一份咄咄逼人的雄辩的声明。[1]文章以打击“从左边”来的那些民主派与无政府派开始，说他们在反动派胜利时期“分泌的道德排泄物要比平时多一倍，就像别人恐惧时加倍出汗一样”，但他们不是对强大的迫害者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对被迫害的革命者进行道德说教。当然，托洛茨基不承认任何抽象的道德原则。在宗教之外这类抽象无任何意义。起码教皇们是从神的启示中抽象出这些道德原则的；而他的批评者们，这些“世俗的小神甫”，能从哪儿获得他们那些永恒的道德真理

呢？从“人类良心”、“道德本性”及类似的概念中找不到别的东西，只能找到神启的形而上学替代物。

道德植根于历史与阶级斗争中，并不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它反映了社会生活与需要，因此永远应该将手段与目的联系起来。他以雄辩犀利的一大段话为耶稣会士“辩护”，[1]反对批评他们的道学先生。“耶稣会僧团从未教导人说……任何手段，甚至犯罪，……只要能达到目的都是允许的。……这一类的……说法是反对派新教徒、有时是天主教徒恶意强加于耶稣会的。他们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呢，而且从未感到丝毫的良心谴责。”耶稣会理论家宣传的不过是老生常谈：对于各种本身在道德上可能是中性的手段的运用，应根据所要达到的目的的性质来辩护或谴责。枪杀，一般来说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但是，枪杀一只威胁孩子的疯狗却是一桩善行，而以谋杀为目的的枪杀则是犯罪。“在其道德实践上，耶稣会士并不比其他各类祭司和僧侣更坏……相反，他们超过了后者，起码他们更言行一致，更勇敢，更彻底。他们是一种战斗的、隐蔽的、旧集权制的和侵略性的组织，不但对敌人是危险的，而且对自己的朋友也是危险的。”与布尔什维主义者类似，他们也曾有过自己的英雄时代与衰落时期，那时，教会的军人变成了官僚，“像一切好官僚一样地变成了好骗子。”不过，耶稣会士在其英雄时代是不同于通常的祭司的，正像教会中的战士不同于教会中的商人一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前者或后者理想化，但若是用愚笨懒惰的小店主的眼光去看狂热的军人，那也是不礼貌的。201D

托洛茨基指出，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其实潜藏在各种道德观念中，在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功利主义中并不更少，对耶稣会士与布尔什维主义“不道德”的攻击大部分都是出于这种观点。既然“为了最大多数人类的最大幸福”这一理想在自身中包含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做什么都可以，那么在道德上，这个理想是符合“耶稣会士”对目的与手段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的。一切政府，甚至最“人道的”政府都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在战争期间用军队消灭最大量的敌人，难道它们不正是在运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原则吗？但是目的也应该是合理的，目的与手段可以相互交换位置，因为现在被当做目的的东西在以后则可能成为新目的的手段。马克思主义者要提高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并要消灭人对人的统治。对于他来说，这个目的是合理的，因此能够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也是合理的，这个目的就是社会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德观服从革命的需要。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符合革命利益，一切手段，甚至撒谎、叛变和谋杀都可以使用呢？托洛茨基回答：“凡真正能实现人类解放的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然而，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某些手段不可能达到目的。“唯有这一类的手段才是允许的和必要的，即它能保证革命工人的团结统一，使他们充满对压迫制度不可调和的仇恨，……巩固他们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意识，加强他们的勇气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因而，并不是所有的手段都是允许的。”他宣称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其实等于在宣称，目的“否定”与它不一致的那些手段。“要长出小麦就要播种小麦。”社会主义是不能通过谎言、欺骗或对把群众踩在脚下的领袖的崇拜来推进。同样，也不能违反工人阶级的意志将社会主义强加给它。正如拉萨尔所说的：

要说道路，别只说目的。

目的和道路交织在一起，

一个总把另一个来替换；

另一条道路通向另一个目的。

真诚对待劳动群众，对于革命道德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因为任何另一条道路只能通向另一个目的，但不是社会主义。在自己的英雄时代，布尔什维克党是“整个历史上最诚实的政党”。当然，他们欺骗了自己的敌人，特别是在国内战争时期，但是他们正确地对待工人阶级，获得了它的空前信赖，这是任何别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获得过的。列宁否定一切伦理学上的抽象，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被压迫者。他在思想上是极其慎重的，在行动上是大无畏的，而他从来都没有对普通工人、无依无靠的妇女和儿童流露出一点儿傲慢。至于说到托洛茨基本人怎样不道德，那么，他的确曾发布过命令将白卫军军官的家属拘押作为人质，他是应该为这个基于内战需要的措施承担全部责任的，尽管就他所知，从来没有一个人质被处决。“倘若革命从一开始就少一点儿多余的宽宏大量，就会有上万条生命获得拯救。”他相信后人评判他的政治业绩会像评判美国内战时期林肯的无情一样：“历史以不同的尺度衡量北方人的残酷和南方人的残酷。奴隶主用尽一切心机和暴力去束缚奴隶，奴隶用尽一切心机和暴力去打碎锁链——只有卑鄙的宦官才会说，两者在道德审判面前是平等的！”

由于斯大林的暴行而指控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不道德”，这意味着歪曲历史。斯大林主义既不是革命的产物也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物，而是旧社会的余毒，这就是斯大林进行反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无情斗争的原因，俄罗斯古老野蛮的制度通过这一斗争向1917年获胜的进步力量与愿望进行报复。不仅如此，斯大林主义还是一切“谎言、兽行与卑鄙”的同义词，它们构成了各类阶级统治与国家机器的根基。因此，阶级社会与国家的辩护士，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捍卫者，未必有理由感到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斯大林主义就是他们自身的一面镜子，尽管是一面有点儿失真的镜子。

在《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这本著作引起的许多反驳中，应该提到杜威的评论。[1]杜威赞同托洛茨基关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及道德评价具有历史相对性的观点。他也赞同“手段的合理性只能由其目的决定……那样的目的是合理的，如果它旨在提高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并消灭人对人的统治”。但与托洛茨基不同，他不懂这个目的为什么主要或只能由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实现。在他看来，如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托洛茨基把阶级斗争当做了目的本身。他在托洛茨基身上看到了“哲学上的矛盾”：一方面，目的的性质（即社会主义）决定了手段的性质，而另一方面，却又从“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中引申出这些手段，或者，借用这样的“规律”说明它们的合理性。在杜威看来，臆想出一种所谓支配社会发展的“固定规律”，这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坚信历史规律决定了一条具体道路，比如应该进行斗争，那无疑会在生活中导致盲目的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热衷于使用阶级斗争的具体手段，并排除一切其他的手段。……如同正统的宗教和……传统的理想主义一样，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信人们的目的被编织进存在本身的经纬结构中——这显然是起源于黑格尔派的观念。”

杜威的结论成为几乎所有新近对托洛茨基攻击的基础，这些攻击来自他昔日的学生与朋友，矛头所向是“唯物主义中的黑格尔遗产”、辩证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宗教狂热”。例如，马克斯·伊斯特曼就谈到了“社会主义梦想的”最终破产：“我认为，我们

应当同这些乌托邦式的纯粹的理想决裂。”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古代的宗教”或“德国式的浪漫理想”，而且还是法西斯主义的始祖，正如它是斯大林主义的始祖一样。“请不要忘记，斯大林是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是社会主义者，希特勒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也都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西德尼·胡克也谴责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倒向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紧随其后的还是埃德蒙·威尔逊、本杰明·施托尔贝格、詹姆斯·罗蒂等等。[1]

托洛茨基经历了40年“意识形态”论战，他在这些论据中看不到多少独创见解。也许这让他想起了季霍米罗夫（Тихомиров）的《我为什么不再是革命者》一文，这几乎是一个典型的老民粹派放弃信仰的声明，他抛弃了革命运动而与现存秩序妥协。从那以后，每一代、每10年都有一些逃离火线或跑进另一阵营的疲倦失望的人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一次，新鲜的只是绝望的深度，它与斯大林主义对信仰与幻想打击的力量之凶猛成正比。还从来没有人脱离革命斗争时怀着如此痛切的感觉、如此坦率的愤怒，在抛弃他的那些教授、作家、文学批评家眼里，也从来没有任何事情能像托洛茨基的事业这样看起来毫无希望。他们愈益感到，一旦选择了托洛茨基主义，就被无谓地卷进了俄国革命中一场大规模的、遥远的、模糊的和危险的事件里了，而这种关系则使他们不得不与自己的大学、编辑部与文学团体里流行的生活方式、精神氛围发生冲突。将自己的名字列入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抗议大清洗是一码事，而在第四国际的宣言上签名、响应托洛茨基的号召把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变成全世界各国的国内战争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了。连伊斯特曼和塞尔日这样的老朋友和拥护者也背弃了他，这使他十分生气。他极为轻蔑地对待他们以及“他们的同类”，并且跟其他不挑剔牺牲者的大雄辩家一样，在自己的文章里让一小撮鳖脚的文人得以扬名，就跟让昆虫在琥珀里不朽一样，要不然这些人老早就被人忘记了。下面是他以苏瓦林为靶子的雄辩例子：

前和平主义者、前共产主义者、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前民主一共产主义者、前马克思主义者……总之，前苏瓦林愈是厚颜无耻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与革命者，他愈是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此人爱好……搜集并装订……引文、文献、逗号与引号；此外，他还有一支锐利的笔。起初他以为这点儿行头就够一辈子用的了。但后来才晓得还得会思考。……他那本谈斯大林的书里尽管有趣的引文和事实很丰富，然而却是他智力贫乏的自我证明。苏瓦林既不懂什么是革命，也不懂什么是反革命。他用喋喋不休的二流说教者的标准衡量历史过程。……他的批判态度与其创作无能之间的比例失调好似硫酸在腐蚀着他。因此他在评价思想、人物和事件时，干巴巴的道德说教掩盖下的是他那一贯的冷酷无情与缺乏起码的善意。苏瓦林正像一切厌世者和犬儒派一样，本性上就倾向于反动。但是他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决裂了吗？我们从未听说过。他更喜欢模棱两可，这是他天生的素质。他在对我的小册子《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的评论中写道：“托洛茨基……重又骑上他那匹阶级斗争的木马了。”对于这位昨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斗争已经成了……“托洛茨基的木马”。看来苏瓦林本人更喜欢骑在永恒道德的死狗身上。[1]

他的两位学生詹姆斯·伯纳姆和马克斯·沙什曼自愿伴随托洛茨基踏上这些论战征程。他们凶猛地攻击那些“逃跑的知识分子”，为后者的“恐斯大林症”和“背叛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而要将其撕成碎块。然而这两位学生很快也从自己的主人那儿开了小差，加入到“逃跑的知识分子”中去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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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跟里维拉的友谊持续了两年，终于破裂了。争吵发生得很突然，刚好是在《党派评论》发表了艺术自由的宣言之后。夏天，托洛茨基希望里维拉能参加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写信告诉巴黎的组织者：“你们应该邀请他……个人……并要强调他将使第四国际非常自豪自己的队伍里能有这样一位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不屈的革命斗士。我们起码要像马克思器重弗莱里格拉特(Freiligrath）、列宁器重高尔基那样器重迭戈·里维拉。作为艺术家，他要远远超过弗莱里格拉特和高尔基，他……还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而弗莱里格拉特却只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同情者，高尔基则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同路人。”[3]因此，当年底里维拉就像“斯大林分子的帮凶”那样猛烈攻击卡德纳斯总统，并在总统选举中支持卡德纳斯的竞争对手——那个许诺要抑制工会和镇压左派的右翼将军阿尔马扎恩（Almazan）时，对他是致命的一击。里维拉也感染

了“恐斯大林症病毒”。（不过，他的政治行为是如此怪异，几年后他竟又悔悟地回到了斯大林信徒的行列中。）托洛茨基担心卷入墨西哥的政治，无论如何他与眼下里维拉所支持的反斯大林运动与反卡德纳斯总统的行为没有任何瓜葛。他试图说服里维拉，但失败了。在社会舆论中，他与这位艺术家的关系非同寻常地亲密，除非公开决裂，否则托洛茨基是绝没有办法与艺术家那种政治怪癖摆脱干系的。托洛茨基为此专门发表了一份声明，对里维拉在总统选举中的立场表示遗憾。他声明，今后他不再与后者保持“道义上的一致”，也不再接受他的殷勤款待。[1]然而，当斯大林主义者攻击里维拉“卖身投靠反动派”时，托洛茨基却为他洗刷见利忘义的罪名，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这位“天才”的赞赏：“无论他的艺术，还是他的人格，都不会由于他的政治失误而染上丝毫污点。”[2]与里维拉的决裂以及离开“蓝屋”使托洛茨基一下子陷入了经济困境。他的生活来源急剧减少，只要他不必为头上的屋顶付费，这本来是无所谓的。而现在他不得不绞尽脑汁自谋生路了。眼下他就得跟朋友借钱。[3]他着手写斯大林的传记。但是工作常常中

断，进展很慢。他的出版商们由于没有得到他的《列宁传》的书稿而感到失望，不肯轻易预支稿费。[1]托洛茨基曾想写点儿通俗性的小书，若能畅销，他就能从报刊杂志的苦役中解脱出来，然而他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商议出售他的档案。他十分希望将自己的文件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因此要价几乎低得可笑。然而未来的买主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商谈拖了一年多。[2]甚至在报刊杂志上，他的行情也大幅度看跌；著作代理人常常发现很难安插他的文章，尽管他写到了许多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如慕尼黑、苏联军事力量现状、美国外交、日本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的作用等等。[3]

经济困境使他与《生活》杂志发生了一场稀里糊涂的争吵。[4]1939年1月末，杂志的一位编辑根据伯纳姆的建议来到科约阿坎，请托洛茨基写一篇有关斯大林的特写以及列宁之死的文章。（托洛茨基刚好完成了《斯大林》一书的一章，他在其中推测斯大林毒害了列宁，并打算把这种看法交由《生活》杂志发表。）他的第一

篇文章10月2日在杂志上登了出来。尽管这只是一篇未加褒贬的回忆录，但是文章还是招致了彻头彻尾斯大林主义化的“自由派”的愤怒，他们激烈的抗议淹没了编辑部。《生活》杂志登出了其中一部分抗议，这令托洛茨基很恼火。他肯定说，是纽约的“格别乌策划了”这些抗议来诽谤他。虽然如此，托洛茨基还是送去了自己的第二篇文章，但《生活》杂志却拒绝发表。具有讽刺性的是，编辑部的反驳却是十分合理的。他们感到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毒害列宁的推测缺乏说服力，于是请他“少点儿推测，多点儿事实”。托洛茨基威胁要以违约起诉《生活》杂志，在愤怒驱使下，他将文章转交给了《星期六晚报》和《矿工报》，但在那里也吃了闭门羹。这篇文章最后是《解放》杂志登出来的。令人惋惜的是，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折磨人的和无益的通信耗去了托洛茨基生命最后一年中的大量时间。《生活》杂志最终还是为这篇拒载文章支付了稿酬。托洛茨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这些钱及其他一些不多的收入，在经济上能“保障”他“好几个月”，使他能够把出售档案的交易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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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或3月，在科约阿坎远郊区的阿文尼达一维纳的一条偏僻、尘土飞扬的石铺长街旁，托洛茨基租了一幢房子，两边只有很少几间农舍。房子很旧，盖得很粗糙，但很坚固也很宽绰；而且房宅本身带有庭院，有厚墙隔开马路与近邻。托洛茨基刚搬入不久，就有了“格别乌想把这块地产买到手”的传言。为了防止这一点，托洛茨基自己买下了房子，尽管为了“生平第一次置办不动产”他不得不去筹钱。考虑到斯大林分子欲采取人身暴力的不断威胁，加固房子是十分必要的，或者说看起来是必要的。过了不久，大门旁边就建起了一座隙望塔，同时各个屋门也都立刻加固，墙边堆起了沙袋并装上了报警器。5名警察在街上昼夜值勤，8到10个托洛茨基派成员守卫在房子里面。这些托洛茨基派成员生活在院内，他们在大门边站岗后再做秘书工作，还参加家庭活动，特别是晚间定期的辩论——除非拜访者的到来把白天都变成辩论的时间。

拜访者经常是一些来自欧洲的政治避难者，但更多的是美国人，他们大都是些激进的教育活动家、自由主义的教授、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偶尔会有几个众院或参院的议员，当然，还有托洛茨基派成员。讨论涉及到极其广泛的问题，从辩证法和超现实主义到美国的黑人状况，从军事战略到印度的农业或者巴西、秘鲁的社会问题。每一位拜访者对托洛茨基都是新知识的一个来源。他听着，问着，做着笔记，争论着，又重新提问。他的好奇心与吞噬事实的能力似乎是无限的。他的卫士们为他随随便便会见陌生人而捏着一把汗，但又无法可想。只有当他将好奇心转向近在咫尺的周围环境和望着马路对面的简陋农舍想搞清楚那儿的人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他们对土地改革是怎么想的”时，卫士们才制止他。他们觉得，托洛茨基在他们护卫下去乡间远足都比跨出大门在房子附近游逛要更安全些。

每次去乡间远足都是突然进行的，并且极其秘密。他通常都是乘坐汽车，由娜塔利娅、朋友与卫士陪伴着。当他们穿过墨西哥城时，他必须坐在汽车最里面，蒙着脸，否则会让街上的群众认出来，不是受到欢迎就是遭到嘘声。如同在阿拉木图、王子群岛时一样，这类旅行都是“军事远征”，长途跋涉、攀登和劳作。既然在墨西哥不太可能去钓鱼和打猎，他就培养了一种新的嗜好―在岩石重叠的锥形山上收集罕见的巨大的仙人掌。虽然托洛茨基的头发已经灰白，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显得早衰，但只要不生病，他就依然具有强健的体力。他还保持着军人的风度。在攀登峭岩时，尽管托洛茨基背着“像剑一般锐利的”仙人掌的重负，最强壮的卫士仍然不容易跟得上他。一位秘书说：“有一次我们陪几位朋友到距科约阿坎大约380公里的塔马曾查尔去，指望能找到一些形状特别的仙人掌。但我们失败了。然而在回来的路上，在靠近墨西哥城的一处地方，列·达·发现了几株‘维兹纳加斯’。尽管我们到达那儿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但他仍决定停下来收集仙人掌。夜色十分迷人。列·达·情绪高涨，……他飞快地走在这一小群人中间，借着汽车的前灯刨挖仙人掌。”[1]朋友们经常不得不冒着似火的骄阳跟着托洛茨基到处跑。当他在岩石间攀登时，他穿着法国农民蓝色上衣的身影在岩石背景上被衬得十分鲜明，一头浓密的白发则随风飘荡。娜塔利娅开玩笑地称这些远足是“做苦役的日子”。她回忆道：“他真是疯了，总是第一个跑出去，最后一个离开……就像被催眠了似的，开了头的事情不干完决不肯放手。”[2]渐渐地，由于日益增长的斯大林的严重威胁，甚至这类远足也是十分冒险的了，托洛茨基的生活愈益局限于这堵半庭院半牢狱的大墙之内。他的体力活动方式和爱好也受到这种影响。他开始在自己的花园里栽种最奇形怪状的仙人掌，养鸡和兔子。连这类最悠闲的事情，他做起来也是井井有条、一丝不苟：每天早上他在院子里能呆老半天，按“严格科学的”公式去喂兔子和鸡，照料它们，清扫鸡窝和兔笼。娜塔利娅说：“有时他感到身体不适，喂兔子对他都成了重活，然而对小动物的怜爱使他不肯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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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震撼世界的疾风暴雨般的往事如今已是那么遥远了，无限地遥远了；他跟娜塔利娅的孤寂又是多么难耐。只是偶尔出现一个来自过去的人物，响起一个来自过去的声音。而这只能又一次让人意识到，往事如烟、不堪回首。1939年10月，阿尔弗雷德·罗斯默与玛格丽特·罗斯默夫妇终于来到科约阿坎。他们是托洛茨基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的朋友中的唯一健在者。直到1940年3月末，他们在阿文尼达一维纳他的家住了将近8个月。他们在温馨的谈话与回忆中共同度过了许多时光。托洛茨基跟罗斯默一起披阅档案，给它分类，对旧文件反复掂量。有时老战士奥托·吕尔(Otto Rühl）也加入进来，他也是住在墨西哥的流亡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吕尔是德帝国国会中投票反对战争的两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另一位是卡尔·李卜克内西）。他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最早脱党的异教徒之一。在流亡生涯中，他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不参与政治活动，尽管也曾同意参加杜威的调查委员会。反审判过后，他开始经常拜访“蓝屋”，尔后又到阿文尼达一维纳来。托洛茨基很尊重他的科研成就，一直保持着与他的友谊，尽量帮助他。他们共同发表了《马克思活的思想》。[1]

在战争的最初几星期，他们3人的思绪自然又飞回到他们站在革命反对派立场上反对战争的那些日子，飞回到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那些日子。托洛茨基（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作者）建议他们

发表一个新的宣言，以此象征两次世界大战中一以贯之的革命立场。虽然罗斯默同意，但因为吕尔既不同意也不想参与政治，因此“新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想法就放弃了。过去已经太遥远了，不仅没有回答，连回声也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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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瓦跟随罗斯默一家来到了科约阿坎。托洛茨基与娜塔利娅对找回来的外孙百般疼爱。自从他们在王子群岛失散以来，已经过去了7年。这些年来，小男孩在德国、奥地利和法国生活，监护人、学校和语言多次变换，以至都快把俄语忘光了。外祖父的巨大悲剧仿佛也在他那狭窄的童年范围内反映出来。失去父亲时，他差不多还在襁褓中，他刚到柏林和妈妈团聚，她又自杀了。后来，当了他父亲的廖瓦又突然神秘地死去，孩子成了家庭纷争的对象。他被偷走、藏起来，又被找到，最后被送到他只是依稀记得并被教诲应该热爱的外祖父身边。此刻，给搞糊涂的孤儿不安地望着他被领进来的这个奇怪的挤满人的家，这个家仿佛像个城堡，但已经散发出死亡的气味了。

跟随最尊贵的客人罗斯默一家，拉蒙·梅尔卡德尔一“雅克松”的邪恶阴影也爬进来了。这就是那位出席过在罗斯默家里举行的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西尔维娅·阿奇洛芙的“朋友”。有人说这位“雅克松”就是在那时或稍晚介绍给罗斯默夫妇的，从那以后他就想方设法悄悄地跻身于他们的团体，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帮了他们许多小忙。罗斯默断然否定这一点，肯定地说只是在墨西哥才遇到他的，而罗斯默的说法得到了“雅克松”本人的证实。[1]“雅克松”的表现十足是一个不问政治的生意人、运动员、花花公子。他自称是石油公司的代理人，说他来墨西哥时恰值罗斯默夫妇也在这里。他躲在暗中，在好几个月里并没有去打探进入阿文尼达一维纳这座坚如城堡的房子的途径，然而早已准备好去完成自己的邪恶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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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托洛茨基在这些年里最后撰写的唯一大部头著作。这本他辞世后才问世的书由已完成的七章及大量不同的片断组成。这些片断是由编辑收集、补充并拼凑在一起的，并不总是符合托洛茨基的构思。因此，这本书缺乏托洛茨基其他著作所有的成熟与均衡，那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就算托洛茨基能活着完成这部著作，并消除掉初稿中的许多含糊的陈述与明显的夸张之处，《斯大林》仍然是他最差的一部著作。

托洛茨基丝毫未意识到，他为自己的对头与敌人充当肖像画家这一角色是在贬低自己。他从来不认为自觉去完成的各种文字或杂志的工作会贬低自己的尊严。有人说，出版商跟他催要斯大林传记，而经济困难使他不得不让步。这不完全符合事实。对于他允诺完成的有关列宁生平的著作，出版商们即使不是十分感兴趣，起码也是相当感兴趣的。[2]假如对金钱的需要在促使他优先完成《斯大林》一事上起了一些作用，推动他的主要还是学术与艺术方面的动机。他想趁着对邪恶的大清洗还记忆犹新时重新认识

斯大林的性格；虽然他的自尊心和自负本来可以防止他成为斯大林的传记作者，但他对这一任务的迷恋超过了这二者。这个超级该隐的主要特点如今已被揭露，但在某种程度上，托洛茨基自己对它也不甚了解。托洛茨基重新研究斯大林的特点，挖掘档案，在自己的回忆里搜寻着此刻看来又展示了新的意义和角度的那些场面、事件、印象。他极其多疑地审视着斯大林生平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处处揭露或重新揭露同一个恶棍。托洛茨基总结说，是的，搞大清洗的该隐还是那同一个该隐，他隐藏在那个政治局委员身上，隐藏在1917年前那个布尔什维克身上，隐藏在1905年前那个宣传鼓动员身上，甚至隐藏在那个梯弗里斯教会学校的学生和小男孩索索身上。他描绘了一个偷偷摸摸爬向权力顶峰的阴险的、凶恶的、几乎坏到猴子地步的形象。这个形象是粗糙的、片面的，甚至是不现实的，但由于鼓舞作者的热情力量使然，它还是具有某种艺术性。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可怕怪物的残缺塑像。

即便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仍然能以自己通常对待历史的严谨态度对待事实、资料和数据，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能将已判明的事实、结论、推测、传闻等等明确区分开来，因此读者能够从大量的事实材料中过滤出自己的看法。托洛茨基的书呆子气使他的调查与分析方法过于繁琐，以至令人厌倦。他用无数文件把自己武装起来，竭尽全力批驳着斯大林的谄媚者与廷臣这一庞大军团，却不懂得这给了他们本来不配的声誉。但是，在刻画肖像时，他却大量地、甚至过于经常地利用猜测、假定与传闻了。他抓住每一件传闻或流言，只要它们能够证明或者推论出青年朱加施维里的残忍或背叛。他轻信斯大林昔日同窗、后来的敌人说的话。事隔30年或更长，他们在流放中所写的童年回忆录里说，“对于同志们的喜悦或悲伤，索索只知道讥笑嘲讽”，“对人或动物的同情心都跟他无缘”，或诸如他从年轻时起努力去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以密谋复仇为目的。他引证斯大林对头们的证词，这些证词刻划的差不多是一个少年和成年的奸细。尽管托洛茨基不尽同意这类指控，但他却赋予它“意义”，表明斯大林昔日的同志们认为这种事他是能做得出来的。[1]

不必在这方面举太多的例子了。当然，最惊人的是托洛茨基早先已提到过的关于斯大林毒害列宁的推测。托洛茨基说，在1923年，瘫痪在床丧失语言能力的列宁想自杀，请斯大林给他毒药。斯大林将此事通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回忆起当时斯大林脸上那种奇怪的表情，并在下列基础上推导出自己的指控：一年后列宁死得十分“突然”，斯大林恰恰就在这段时间与列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可能他已决心加速列宁的死亡”。“斯大林是否给了列宁毒药并暗示医生对他的康复不再抱有希望，或者斯大林是否采取了更直接的手段，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我坚信，斯大林是不会消极等待的，因为当时他的命运千钧一发，而结果只取决于他的手稍微一动。”因此，现在托洛茨基将他以前多次讲过的一段故事又以惊人的新方式讲述了一遍。斯大林在列宁葬礼期间将他支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他也许是担心，我会把列宁的死同前一年关于毒药的谈话联系起来，会去问医生有没有下毒的事并要求进行特别检测。”他回忆道，等葬礼后他回到莫斯科才知道，医生们“无法解释”列宁的死，甚至两三年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回避任何关于此事的谈话，在回答托洛茨基的问题时“目光游离不定，躲避着我的眼睛”。但他本人并没有指出，他是在1924年就已怀疑或确信斯大林的罪行了，还是在大清洗期间、在亚戈达与克林姆宫的医生们被指控在其杀人阴谋中使用毒药之后他才得出这个结论的。倘若他早在1924年就已产生了这

种想法或怀疑的话，那为什么在1939年以前他一直没有讲出来呢？为什么他甚至在列宁死后还形容斯大林是“勇敢的和真诚的革命者”，而且不是对别人，而是对马克斯·伊斯特曼说的呢？甚至在这部指控性的传记里托洛茨基仍持那种意见：倘若斯大林预料到党内斗争会以这样血腥的痉挛而结束，他也许永远不会挑起这场斗争。[1]这样一来，他仍然是把1924年的斯大林当做一个虽然目光短浅但基本正直的人来看待的，这个人未必会毒害列宁。诸如此类的矛盾都说明，以这种具体罪行指控斯大林时，托洛茨基是将大清冼的经验反射到了1923一1924年。他总结说，即使是对列宁，斯大林这个列宁所有学生的刽子手当然也敢杀，并真的杀害了他。但是不难想到，列宁死亡之“谜”、投毒嫌疑、斯大林竭力逃避检验的伎俩——故事里所有这些地方都可能是廖瓦之死的移位。[2]

斯大林的个性是任何传记作者都面临着的一个难题。斯大林的性格无疑是大清洗最重要的因素，而传记作者的任务就是追踪这种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并揭示这种性格的各种特点在什么时候、什么阶段及什么范围内表现出来。一般来说，这类任务跟研究罪犯生活的学生所要解决的任务并无区别。犯罪倾向可能早就潜伏在该性格中了。然而在罪行实现之前却不能将之视为现实。当然，早在斯大林升上顶峰之前很久，猜忌多疑、爱搞密谋、对权力的肮脏欲望就已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了，但是多年里它们只是他的次要特征。在对待这些特点时，传记作者理应有一种敏锐的分寸感，注意他的个性的发展和环境与性格之间重要的相互作用。托洛茨基描写的斯大林在这方面还缺少说服力：他的性格在

1936——1938年与在1924年甚至1904年时似乎都没什么两样。这个怪物没有经过形成、成长、表现的过程——它几乎从一开始就是羽翼丰满的。各种优秀品质与激情几乎让人完全看不到，比如理性的抱负和对被压迫者的某种同情，一个年轻人缺乏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加入先进的革命政党的。斯大林在党内地位的上升既不是由于品德也不是由于成就，因此他的一生就很难解释了。斯大林被选入列宁的政治局、参加只有少数成员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些都好像是偶然的。托洛茨基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升迁的过程是在难以窥测的政治幕后完成的。在一定的时刻，他那灰色身影突然从克林姆林宫的宫墙后显露出来——于是世界首次认识了一个大权已经在握的独裁者斯大林。”[1]不过，即使是托洛茨基的分析也清楚表明，斯大林并不是这样登上前台的，起码从1918年起，在党的内部委员会里，他就是仅次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列宁在自己的遗嘱里评价斯大林是“中央两位杰出领袖”之一，这并非偶然。

无论是作为反对派领袖还是作为一个传记作者，托洛茨基都同样低估了斯大林以及有利于他的环境。他严正地指出：“当今官方拿斯大林跟列宁相提并论，这简直是下流无耻。”然后又补充道：“若就个性能力来说，斯大林甚至都不能跟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相比。不管法西斯‘思想’如何贫乏，这两人都是意大利和德国反动派的常胜将军，他们重整乾坤，表现出首创精神，鼓舞群众行动起来，在政治莽林中开辟出一条新路。而斯大林却根本谈不到这一点。”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正值苏联进人计划经济的第二个10年，这些话即使在当时听起来也不实际。而数年之后，斯大林的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背景上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这些话就更是不着边际了。“倘若我们想找出一些能跟斯大林相媲美的历史人物，那么我们要找的不是克伦威尔，不是罗伯斯庇尔，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列宁，甚至也不是墨索里尼或希特勒，而只能拉出墨西哥暴君波尔菲里奥·迪亚斯（Porfio Diaz。）或土耳其暴君穆斯塔法·基马尔·帕沙。”[1]这里历史尺度和透视的缺乏令人感到惊诧与不安。

在这一类篇章中，到底是什么在牵动着托洛茨基的笔呢？很清楚，当然就是他对荒谬的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极端愤怒与厌恶。他将斯大林贬低到实际情况以下的水平_这是一个独裁者，自吹为超人的僭越的暴君。托洛茨基这种做法为后人铺好了道路。多年以后，人们毁掉了斯大林纪念碑，把他的尸体扔出了红场的陵墓，从广场和街道上擦去他的名字，甚至把斯大林格勒更名为伏尔加格勒。托洛茨基深知这一切都会发生，因此他想起了尼禄。尼禄也同样被吹捧为神，但是，“他死亡之后，人们毁掉了他的塑像，他那镌刻在各处的名字也被抹掉了。历史的报复将比最强大的总书记的报复更有力。我认为，这是令人欣慰的。”由于斯大林最后的叛卖行为，托洛茨基正站在毁灭的边缘上，然而他却为即将来临的历史报复、自己死后的胜利而欣慰。他用沉甸甸的语言准备下这种报复，当做后人的神圣经文。他将斯大林看做是巨大真空的象征，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里，旧的道德已经崩溃了，而新的还没有诞生。

“朕即国家”，与斯大林集权制度的现实相比，这句名言几乎可以算得上一条自由主义的公式了。路易十四将

自己俨然视为世俗政权时代的国家本身与教会本身。集权制度却比君主专制和教皇权力走得更远……斯大林有理由说，他与“太阳王”不同，“朕即社会”。

托洛茨基仅用了一条警句就概括了斯大林同布尔什维克之间悲剧性的紧张关系：

基督的12个使徒中只有犹大是叛徒，然而他一旦攫取了权力，就会把其他11个使徒以及路加福音书作者所列举的70个小使徒统统都打成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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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关于引发战争的各种事件、战争与革命的前途的评论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专题。在他这些著作里，他对国际形势中的各种战略因素及外交因素作了清晰而又几乎无可挑剔的分析，这跟他对革命前途的含混概念形成了比以往更让人惊诧的矛盾。他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看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对世界的继续瓜分。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他看到“希特勒的力量（与弱点）在于……善于利用讹诈与恫吓，不惮拿战争来冒险”，而老牌殖民帝国却害怕武装冲突，因为它们除了大大赔本外，可能什么也赢不到。“张伯伦为了1/10个印度就将世界上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全部民主出卖了。”在他看来，慕尼黑协议加速了战争的到来，佛朗哥在西班牙的成功也是如此，因为它消除了各资产阶级政府对欧洲革命的恐惧。斯大林的政策也具有同样效果：工人运动“就像石油或锰矿一样”被出卖了。斯大林也帮助资本主义获得了自信。[1]但是，美国的立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当张伯伦和斯大林害怕与希特勒对抗时，美国的双手却没有被捆住。然而，现在美国已继承了大英帝国的地位，正上升为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它不可能保持其孤立主义状态。扼制德意志帝国与日本帝国的扩张对它来说性命攸关，因此它将被迫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早得多”。美国注定要在调停中起到大得多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倘若和平不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话，那么获胜的美国就将全面操纵和平”。不难想象，托洛茨基为什么向1939年8月的德苏协定倾泄了自己雷鸣般的抨击：大清洗的头子现在自我暴露是希特勒的同伙了。早在1933年托洛茨基就一再指出，再没有比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更令斯大林心满意足的了。现在，在红军群龙无首之后，对自身虚弱的恐惧将斯大林投入到希特勒的怀抱。托洛茨基在战争初期就指出：“当希特勒进行军事行动时，斯大林就给他当军需官。”[2]托洛茨基补充说：然而，斯大林的目的并不在于帮助第三帝国去取得胜利，而在于使苏联尽可能地置身于战争之外，争取时间在波罗的海国家与巴尔干半岛方面腾出手来。当斯大林跟希特勒在共产国际的掌声中瓜分了波兰的时候，托洛茨基评论说：“波兰将会复兴，而共产国际则万劫不复。”但即使在最猛烈地攻击斯大林的无

原则性与厚颜无耻时，托洛茨基也没有把整个罪过归咎于斯大林。他再次说：“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关键在华盛顿”，为使斯大林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式，美国应该竭尽全力反对希特勒。在1939——1940年冬天的“骗子战争”期间他又重复了那种看法：法国和英国为了避免跟德国发生真正的军事对抗而正在对美国搞“军事怠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纵容希特勒去占领欧洲。波兰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流亡到法国。1939年12月4日，在法国陷落的数月之前托洛茨基就写到：“谁知道法国政府会不会落到跟比利时、荷兰、波兰和捷克等国政府一道去英国避难的地步呢？”他不能容忍纳粹分子取得“哪怕一分钟”的胜利的可能性；“然而，在希特勒的丧钟敲响之前，欧洲许多人将死于非命，斯大林不想列身其中，因此他害怕与希特勒过早地翻脸。”[1]

法国投降和几乎整个欧洲都屈服于希特勒的武装力量时，托洛茨基痛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制造这场灾难上应负的罪责。“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欺骗了工人阶级并败坏了它的士气。斯大林突然转向希特勒阵营，这使法国工人阶级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争导致了方向的极度迷乱，引起了消极失败的情绪。”现在苏联正站在一个深渊的边缘上。斯大林政权在东欧攫取的领土与希特勒拥有并用来反对苏联的那些资源和能量相比，真是太微不足道了。[2]表达这番意见后，托洛茨基又毫不退让地坚持这一点：苏联仍是一个工人国家，应该无条件地保卫它和反对它的那些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敌人。他甚至不否定斯大林有权跟希特勒做交易，尽管认为德苏协定并未给苏联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他宁愿苏联跟西方结盟。但是托洛茨基断言，苏联同谁结盟的问

题只能在有利性的基础上解决，任何政治的和道德的原则都不应该左右它的选择，因为西方毫不逊色于第三帝国，它也是紧紧抓住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不放的。对于斯大林的政策，托洛茨基否定的不仅是对同盟者或伙伴所作的选择，而且还在于：斯大林错把这种选择当成一桩善行并宣称与该时的伙伴在意识形态上一致，却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吹捧苏一德“用鲜血浇灌的”友谊。他们的走狗对希特勒的兽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宣称波兰再也站不起来了，而他们的乌布利希（Ulbrieht）之流的宣传家将自己全部“反帝”炮火指向西方列强。托洛茨基总结说，“斯大林主义”正是这样“对国际舞台施加了自己的反革命影响”，这就是苏联工人阶级要全力打倒它的另一个原因。但是他又强调说，即使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工人国家仍然是事实，因此要保卫这个国家和反对各种外国敌人，对此要始终不渝。[1]

托洛茨基十分清楚他的思想又会让人觉得荒谬——然而现实生活本身难道不也同样很荒谬吗？斯大林根据与希特勒的协议吞并了波兰东部以后，就开始剥夺大地主的财产分配给农民，将工业与银行收归国有。为了保证对被占领土的军事监督，他把这个新的“防护甲板”装修得在各方面都适合于苏联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在斯大林跟世界上最反革命的一个强国的合作与竞争中，革命就这样派生出来了。斯大林一下子就实现了波兰与乌克兰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所有纲领中提出来的主要要求，那是他们自己所不能实现的。当然，占领地区的社会改革是苏联占领军一手炮制的，而不是出自波兰与乌克兰的劳动者——这是斯大林强加于东欧的一系列自上而下的革命中的第一站。他从经济上剥夺有产阶级的同时，又从政治上剥夺工人和农民，剥夺了他们言论

与结社的自由。[1]

托洛茨基蔑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方法”和他“与希特勒讨价还价的交易”，但承认了在波兰东部地区社会变化“基本进步的”性质。他争辩说，斯大林之所以要在那里推翻旧制度，仅仅是因为在苏联存在着一个工人政府。正是这一事实阻止他与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做交易。换句话说，斯大林主义国家的革命动力现在已越过了苏联国境线。然而，托洛茨基做出这一论断就陷入了矛盾之中。难道他没有说过，斯大林主义所起到的进步与反动的“双重的”作用仅仅限于苏联国内，而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却是“特别反动”的，也就是说试图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吗？难道这不是托洛茨基建立第四国际的主要根据吗？他依旧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国际影响在广义上是反革命的，而波兰东部领土上的社会变革仅仅是一种局部现象。托洛茨基指出，与斯大林主义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败坏、对西班牙革命的叛卖以及他为希特勒的效劳相比，在西乌克兰（以及后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夺真是太微不足道了。托洛茨基不断谈到斯大林主义的内外两方面的差别。他试图用下述事实来解释这一点，即在苏联内部，工人国家的因素（国家公有制、计划经济与革命传统）甚至可以穿透斯大林的官僚专制，限制斯大林的行动自由，而在“国际舞台”上，斯大林主义的行为却缺乏这类刹车装置，仅仅受自身狭隘利益所驱使，无所顾忌地遵从着自己的机会主义意愿。[2]

这个论断尽管有一定道理，却未能解决，或者说甚至掩盖了当时托洛茨基主义在理论上与政治上碰到的困难，而由于最近10年里的各种事件，这些困难更是层出不穷。在实际生活中，托洛茨基

对斯大林主义的内部作用（局部还是进步的）与外部作用（整体上是反动的）所作的区别能有多少现实性呢？任何政府或统治集团能在同一时期内在国内具有一种特点，而在国外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特点吗？假如苏联的政治体制具有工人国家的性质，那为什么不能影响到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呢？工人国家的政府为什么会始终是反革命因素呢？

托洛茨基及其学生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者择其一：或者声称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而这就是斯大林的政策无论在国内国外都具有反革命倾向的原因，因而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捍卫苏联”；或者假定，斯大林主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继续起着双重（进步的与反动的）作用，而这与苏联体制的矛盾性相一致，与官僚专制下工人国家的存在相一致，因而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这类矛盾时只能反对斯大林主义，但应该捍卫苏联。托洛茨基的许多学生试图从这种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他们认为，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因为它的官僚集团形成了一个剥削和压迫工人农民的新阶级。我们知道，这种思想在1921年曾流行一时，当时“工人反对派”首次在莫斯科表达过这种思想，尽管托洛茨基始终否定它，但它还是照旧吸引着他的一些追随者。1929年，拉柯夫斯基大大震动了他们，他指出，苏联已由一个被官僚畸形化的工人国家蜕化为一个官僚国家，仅剩下一点儿无产阶级因素的残余。[1]托洛茨基详细引证了这个论点（作为《被叛卖的革命》部分论点的根据），但没有从中引出任何结论。托洛茨基的某些学生在深思，经过10年——这是怎样的10年——“无产阶级因素的残余”还剩下什么呢？他们问，现在再谈什么工人国家难道不愚蠢吗？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们就从托洛茨基的某些推测与暗示中

寻找根据。在《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证实说，苏联经济部门的许多领导集团准备对工业实行非国有化并成为它的股票持有人，也就是说，斯大林的官僚们已蜕变为新的资本家阶级。几年过去了，仍没有这类演变的迹象。那么，托洛茨基关于苏联社会的观念会不会是错的呢？他将斯大林官僚集团看做是形成新资产阶级和新资本主义的一股力量，这个官僚集团会不会是十月革命所产生而现在得到充分发展的新阶级呢？

就在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意大利的前托洛茨基派成员布鲁诺·里齐（Bruno Rizzi）在巴黎出版了一本书《世界官僚制度》，这本书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但却很有分量。他在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正面回答。里齐是“管理者革命”思想的始作俑者，这个思想后来被伯纳姆、沙什曼、吉拉斯（Djilas）以及许多人以更为粗糙的形式发展了。他以托洛茨基《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的论据作为自己部分观点的基础，但仅仅是为了彻底否定后者的论据。里齐断言，苏联革命正像法国革命一样，其最初的目的是要消灭不平等，但实际上只是以一种形式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代替了另一种。托洛茨基惑于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幽灵，未能认识到“官僚集体主义”已经作为新的阶级统治形式确立起来了。他拒绝将官僚集团看做是“新的阶级”，因为它不拥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积累利润。里齐的反驳是，但官僚集团确实拥有生产资料和积累利润，不过它是作为集体，而不是像昔日的有产阶级那样作为个人实现这一点的。“在苏联社会里，剥削者并非像资本家占有自己企业股息那样直接获得剩余价值。他们是通过国家间接地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先是汇聚了整个国民生产的剩余产品，然后再在自己的官员群中分配。”[1]对生产资料的事实上的拥有取

代了资本主义的法律拥有，这种拥有是通过国家拥有并拥有国家本身实现的。这种新情况并非如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官僚主义过渡时期或者暂时的反动时期，而是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要阶段。正如随封建主义而来的并不是平等、自由与博爱而是资本主义一样，随资本主义而来的也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集体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正如雅各宾党人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一样。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受其鼓舞的工人阶级将失去自己的革命果实。

里齐继续说，既然官僚集体主义能比资本主义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及其经济，那么它的专制就意味着进步。因此它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不仅在斯大林体制中，而且在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罗斯福的手中，国家控制和国家计划都同样会起到首要的作用。斯大林主义者、纳粹分子和“新政”的追随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注定蔓延全世界的新剥削制度的承载者。里齐的结论是，只要官僚集体主义还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是无可非议的。工人阶级所能做的仅仅是他们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所能做的事——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从新剥削者那里争取让步和改革。只有当新制度开始衰退、社会增长将要放慢并窒息时，他们才能重新开展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这是比较遥远的前途，但并非是不现实的：官僚集体主义是人统治人的最后形式，而它距离无阶级社会又是这样近，因此，官僚集团作为最后的剥削阶级，是不肯承认自己是有产阶级的。[1]

当托洛茨基得知里齐表达的观点在托洛茨基派成员中间相当流行时，遂于1939年9月中旬写了《战争中的苏联》一文分析他的

论点。[1]托洛茨基首先说：“当我们在政治任务上还是一致的时候，若与那些在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认识上与我们有分歧的同志决裂，那是一种荒谬愚蠢的举动。”至于对苏联是不是工人国家的论证，常常只是一种语言游戏——里齐起码有一个长处，即“将论证提升到历史普遍性的高度”。他认为，官僚集体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斯大林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新政”虽然面目不同，在实质上却是一回事。他在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划了等号（托洛茨基回答），在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条约的日子里，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不少人认为这个协定只不过表明了两种制度在统治方式上的极其明显的血缘关系；而且在里齐看来，以后纳粹与法西斯的政府（以及罗斯福政府）将合乎逻辑地完成自己对经济的监督，并将工业收归国有，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却断言，不管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在统治方式上怎样相似，两国在经济与社会上的区别都是本质上的而不是数量上的。这是横亘在两种制度之间的鸿沟。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罗斯福，都不会也不可能比“部分国有化”走得更远，他们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附加一定的国家干涉而已。唯有斯大林对真正的后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了控制。当然，不同的国家与制度都会有官僚集团产生。然而官僚集体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如果说它存在的话，也只局限于个别国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基础上产生的。

托洛茨基指出，因此，说有什么“普遍趋势”——官僚集体主义将成为资本主义的真正继承者，这是很荒唐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甚至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或者某些这类国家）的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类似于斯大林体制的后果。里齐就是这样

认为的。对此，托洛茨基举出许多实际例子证明，主要是俄罗斯的落后、贫困与闭塞助长了斯大林主义的抬头。俄国革命在环境的压力下走向了低谷，但没有任何理由推测，不论环境如何，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都必然走向低谷。斯大林主义并非像里齐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而只是历史中的畸形现象，不是革命的必然产物，而是对革命进程的偏离。苏联的官僚集团眼下是寄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赘疵，赘疵有多么危险，这个官僚集团就有多么危险，但赘统毕竟不是独立的器官。与里齐的观点相反，官僚集体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进步。苏联的进步要用集体主义来解释，但不是官僚集团。当苏联还仅仅是借用、模仿和吸收优越的西方技术时，斯大林主义就可能存在。但只要越过这一阶段，社会生活需求就会愈益复杂，社会的首创精神就会复兴。官僚集团与社会首创精神之间的冲突将会日趋深化，因为与大革命之后的法国资本主义不同，官僚集团“不会成为”没有它就不能运行的“新经济制度的承载者”。相反，新经济制度为了充分发挥其功能，就必须摆脱官僚集团的束缚。

作为官僚集体主义全部理论基础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工人阶级没有如马克思主义期待的那样表现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力。然而，资本主义也没有表现出履行职责并长久生存的能力。因此某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形式必将替代它。但是，既然工人阶级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官僚集团能完成它，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而是官僚集体主义将取代旧制度。托洛茨基同意这就是矛盾的焦点。[1]苏联是不是一个工人国家，或者它的体制是否是官僚集体主义的体制，这只是次要问题。当他谈到“工人国家”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想表明，它的潜力及各种因素就包含在苏联的社

会结构中。他从来就没有想到，就工人国家这个术语的通常的政治意义上，斯大林体制是工人国家。另一方面，也可以谈到“苏维埃的”官僚集体主义，并断定工人国家就潜在于其中。但更重要的是搞清楚，既然工人阶级根本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官僚集体主义是不是就真能站住脚。

工人运动的道路充满挫折与失望，这是不争的事实。工人阶级未能切断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佛朗哥通向权力的道路。他们让人民阵线把他们领向失败，他们未能防止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应该怎样评价这些挫折？领导上的失误能够纠正吗？能否说工人阶级已经遭到历史的破产、已被证明没有能力去管理社会和改造社会？若是领导的错，那么只有一条途径——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新的国际领导。若是工人阶级本身的错，那么只好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宣称，社会主义要么是无产阶级实践的结果，要么什么也不是。那么马克思主义会不会只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或另一种形式的错误观念：它使被压迫阶级和政党确信，他们在为自己的目标奋斗时实际上捍卫的却是新的甚至老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这个观点来看，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失败当然与雅各宾党人的失败是同一类型的，是乌托邦与新社会秩序交锋的结果，而斯大林的胜利就是现实主义对幻想的胜利，历史进步的必然行动。

在自己的暮年，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苦苦反省着自己的一生与奋斗的目标和意义，当然也是几代战士、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奋斗的意义。整整100年的革命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吗？他一次又一次回到那个事实：无论在俄罗斯境外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未能推翻资本主义。他一次又一次地分析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革命失败的那苦涩长链的每一环节。他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这份清单上又增添新的重大失败，那么，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整个历史前途就的确有问题了。为此，他作了一次极其夸张的声明，这种情形经常出现在大雄辩家与实干家身上，而他们的这类声明总是立即引起不尽的轰动。他声明，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最后的考验。这个考验将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战争没有在西方引起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取代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就的确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的官僚式与独裁式的剥削制度。如果西方工人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但又不能保持它，而是像俄国工人那样把它拱手让给特权官僚集团，那么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马克思主义寄予无产阶级的希望是错误的。那时就应以新的眼光看待斯大林主义在俄国的崛起：“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根源不在于国家的落后，也不在于帝国主义的包围，而在于无产阶级在本质上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那时就必须抛弃怀旧的观念，承认今日的苏联是普遍的新剥削制度的先驱。……如果国际无产阶级真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么这种前景……不管怎样令人沉重，……也应毫无保留地公开承认，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纲领已成为一种乌托邦。”[1]

恐怕唯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充分理解托洛茨基这些话里的悲壮。当然，他是在激烈的辩论中说这番话的，但即使在激烈的辩论中，他也从未如此认真地考虑过社会主义全面崩溃的可能性。他以痛苦的精确性指出这种考验的条件，坚持认为最后的“考验”在近几年里到来。他继续说：“毫无疑问，（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被证明是不可实现的）那就需要新的最低纲领——捍卫处于独裁官僚制度下奴隶的利益。”这种声明对于托洛茨基是十分典型的：倘若未来为人类准备的依旧是官僚奴隶制度，那么他和他的学生们将站在奴隶一边，而不站在新的剥削者一边，不管新的剥削制度怎

样是“历史的必然”。托洛茨基终其一生都坚信社会主义的到来已被科学判定是不可避免的，坚信历史将站在为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战的战斗者的一边，如今他又号召自己的学生们继续站在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一边，哪怕历史和所有的科学结论都反对他们。不管怎样，他要站在斯巴达克斯们一边，而不是站在庞培们和凯撒们一边。

但是，在探讨这种阴暗的前景时，托洛茨基并没有与它妥协。他问道，关于工人阶级不能推翻资本主义并改造社会的观点，有充分的证据吗？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他的某些学生，从未见过革命中的工人阶级。他们只见过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或者只认识处于衰退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更不用说他们全部的政治经验只局限于失败与沮丧了。他们怀疑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力，这丝毫也不足为奇。但他已经见识过1917年的俄国工人，而且还领导过他们，他怎能怀疑他们的政治能力呢？“在世界普遍反动的这些年里，我们应该把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所显示出来的可能性作为出发点。”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智慧与革命能力无疑也隐藏在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身上。因此，十月革命对于未来仍然是“巨大的财富”和不可估量的保障。“最近一连串的失败不应归咎于工人阶级，而应归咎于他们的保守而又相当资产阶级化的领导人。”“历史进程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俄国这个最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推出了最有远见的、最英勇的领袖，同时，在大不列颠这个最古老的资本主义文明国度，无产阶级甚至今日也只有思想贫乏的、奴颜蟀膝的领袖。”但是，领袖来了又去了，而社会阶级却留存下来。马克思主义者依然应该努力去重新获得领导权，并依靠“劳动群众要从血腥的资本主义混沌中摆脱出来的有机的、深刻的、不可遏止的意愿……”。他重申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是出于早年朝气蓬勃的乐观主义，而是出于久经考验后更加坚定的忠诚：

……我们时代的基本任务并不因为还未实现而改变。……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丝毫权利（倘若不把绝望与颓唐也认为是权利的话）下结论说，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潜能，应该放弃一切希望。……当谈到经济与文化制度中最深刻的变革时，历史长河中的25年并不比人一

生中的1小时更长。一个人怎么能因为在1个钟头或1天里碰到了一点儿挂折就放弃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呢？

如果这场战争唤起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对此坚信不疑——那么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官僚集团的垮台、苏维埃民主在远远高于1918年的经济文化基础上的复兴。到那时，关于斯大林官僚集团是“新阶级”还是工人国家身上的毒瘤的问题就会解决了……每个人都会明白，在国际革命的广阔进程上，苏联官僚集团的出现仅仅是偶然的倒退。

由于“偶然的倒退”就给苏联“打叉”并因此迷失整个历史前途，这是不可饶恕的。苏联，暂时只有它在自身中包含了复兴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一经济基础，因此就要保卫它。“我们保卫苏联什么呢？不是那些令人想起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而是使它与之区别开来的那些东西”，不是特权与压迫，而是社会主义因素。这个立场“绝不意味着与克里姆林宫的官僚集团有什么接近、赞同它的政策、或者与斯大林的政治同盟者的政策和解。……我们不是执政党，我们是不屈的反对党。……我们要实现我们的目标……只能通过教育工人……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到底要捍卫什么和推翻什么。”

托洛茨基又回头谈到斯大林在波兰东部的行动。他指出，假如斯大林在那里维持了私有制的不可侵犯性，那么，就必须全面反思苏联国家的性质了。但是斯大林正像拿破仑一样行事，当他在国内驯服了革命以后，却又用刺刀把它输送到国外。（托洛茨基在这里默默地修正了关于斯大林国际政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性质的论点。）当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我们曾经并仍然反对克里姆林宫进行新的领上扩张。我们主张苏维埃乌克兰与……苏维埃白俄罗斯的……独立。同时，在被苏联红军占领的波兰国土上，第四国际的追随者们应该积极剥夺地主与资本家、分配土地给农民、建立苏维埃和工人议会，等等。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应该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他们应该为通过选举保证苏维埃及工厂委员会对官僚集团的完全独立性而斗争，应该本着不信任克里姆林宫及其当地代理人的精神去进行自己的革命宣传。”

托洛茨基无法给自己在波兰与乌克兰的追随者们提出任何其他建议并同时保持忠于自己。不过，他们也毫无实现他的建议的任何机会。他们太弱了，丧失了阵地，同时格别乌在一刻不停地镇压着他们。他们也跟托洛茨基一样，被困在行动的必要性与不可能性这种怪圈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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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940年5月底，也就是对托洛茨基住宅进行武装偷袭之前。詹姆斯·伯纳姆、马克斯·沙什曼等美国托洛茨基派成员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也持与里齐相似的观点，但表述得不如他透彻。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斯大林一希特勒协议的签订，这些观点很快成熟了。1939年9月初，伯纳姆向社会主义工人党民族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声明，指出：“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再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了。”[1]月末，沙什曼提出一项议案，谴责苏联对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帝国主义式”占领，否认占领具有任何托洛茨基所谓的进步后果，并要求党拒绝承担自己那一份保卫苏联的义务。伯纳姆是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沙什曼则是党内很受大众欢迎的发言人，他们对托派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此之前，他们是从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去反对战争的，因为战争是资产阶级政府——就算它们是民主的政府——发起的；而且他们保证捍卫苏联，不管它与哪个帝国主义阵营结盟。对于伯纳姆和沙什曼这样的人，战前从理论上宣传这类观点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相信苏联将会成为西方民主派的同盟。但在斯大林一希特勒协议签订和战事开始之后，许多事情就变了。即使在美国中立的那几年，美国的情绪也是倾向于对英国与法国审慎的同情和对德一苏协定的强烈厌恶。甚至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很难同这种情绪对抗。伯纳姆和沙什曼不能不察觉到，倘若他们继续“捍卫苏联”，就会引火烧身。然而，要放弃“捍卫苏联”，他们就必须沿用马克思主义的习惯方式宣称：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而不过是另一个拼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反革命列强。倘若说里齐还论证了官僚集体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并在一定程度上是进步的话，那么伯纳姆和沙什曼则否定了任何此类优越性。论证的逻辑将他们推得更远，苏联经济中任何进步的东西都被否定了。他们公开地或半公开地反对工业全民所有制，反对国家计划经济，宣称这一切都是官僚集体

主义和独裁奴隶制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个基本纲领一个接一个地受到了指责，包括辩证法与伦理学。伯纳姆和沙什曼，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人开始一点一点地抛弃了纲领。这是不折不扣的“知识界逃跑”的继续，而他们不久前还以此为理由在《新国际》上撰文攻击过伊斯特曼、胡克等人。区别仅在于攻击者现在加入到逃跑者的行列里去了。

在批判里齐时，托洛茨基已说完了在这场争论中所能说的一切。与伯纳姆和沙什曼的争论是在相当低的政治思维与风格的水平上展开的。这场争论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在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身上压抑已久的沮丧与悲观终于爆发出来，而托洛茨基对他们的反击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论战。[1]

未到1939年年末，当斯大林命令自己的军队进攻芬兰时，所有争论的问题一下子尖锐起来。在自己的评论中，托洛茨基抨击斯大林对芬兰进行的“愚蠢的外行”战争，说它不但使红军遭到了屈辱的失败，还招致了全世界的愤怒。[2]然而托洛茨基却坚持一点，即斯大林在芬兰加强苏联薄弱的侧翼以抵御希特勒可能的进攻这种意图是合情合理的；任何苏联政府，只要处于斯大林当时的境况下都不得不靠芬兰来保卫自己的边境（但是这种境况在一定程度上是斯大林咎由自取的）。工人国家的战略利益理应超过芬兰的自决权。[3]既然斯大林对芬兰的入侵导致了同盟国进行的“战争转换”和援助芬兰的武装干涉，因而托洛茨基更坚决地号召“捍卫苏联”。这在他昔日的学生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难道托洛茨基成了斯大林的辩护士？难道他想让我们也成为斯大林的代理人？”伯纳姆回答：“不，托洛茨基同志，我们不想同格别乌共同战斗去拯救克里姆林宫的反革命。”[1]

这一类的言论好似回声在重复着托洛茨基以前的声明，那时他谴责大清洗，号召“每一个诚实的人”揭露格别乌的歹毒阴谋并“用烧红的烙铁烫掉斯大林主义的毒瘤”，他痛斥苏联的那些“朋友”借口工人国家的神圣利益而对斯大林的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即使在最激烈的辩论高潮中托洛茨基也一贯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他本人及其拥护者们都无条件地捍卫苏联，反对它的外部敌人。然而他的不少拥护者起初只把这类声明看做是虚张声势，而当他们发现他是当真的时候，不禁大为气馁。他们谴责托洛茨基自相矛盾、耍两面派，甚至指责他是在叛卖。他们搜遍他的所有论据，寻找最薄弱的环节，从中引申出自己的理论。斯大林主义在“国际关系”上仅仅是反动和反革命的因素，这难道不是托洛茨基说的吗？怎么他现在又大谈什么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扩张具有“进步的、革命的后果”？他曾谈到过苏联的“新阶级”和官僚集体主义，指责他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声称，若认为在任何一个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国家里会有任何新形式的剥削，那是荒谬的。然而难道不正是他自己声明说，倘若即将到来的几年里社会主义在西方遭到失败的话，官僚集体主义就将作为一种普遍的新剥削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吗？如果官僚集体主义可以作为普遍的新剥削制度，那么为什么它就不能作为苏联的公有制度呢？当他声明说，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工人阶级还未能推翻资本主义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就将破产，难道他这不是对自己的所有拥护者最沉重的打击吗？[1]他们曾亲自目睹托洛茨基的许多预言得到了证实，因此他们对他这个预言也不会等闲视之。在随后的那些年里，托洛茨基一些忠实的、天真的学生一直梦想着革命，搜寻着西方发生革命的迹象。而怀疑论者与犬儒主义者（当时或稍晚）却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的话应验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官僚集体主义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伯纳姆最先说出了这个结论。当他觉得自己驾驭着历史潮流的时候，他曾是“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者”，甚至是“美帝国主义最凶猛的敌人”。然而，托洛茨基无意中使他确信，管理者阶层将升上这个浪尖，于是他匆匆忙忙地抛掉马克思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压舱物，预言“管理者革命的到来”。[3]沙什曼同意伯纳姆的这个预言，但由于更依恋马克思主义，他看待这种前途时与其说带着喜悦，毋宁说是悲哀，并试图将旧日信念的一点儿残余与之调和起来。[3]

伯纳姆和沙什曼用借自《被叛卖的革命》中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术语提出了相当坚决的论点；两人都宣称要捍卫托洛茨基主义而反对托洛茨基本人。老师套用马克思的话回答说：“那么，我就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4]但是，为了反驳他们的论据，他必须至少含蓄地拒绝为他论战中的夸张和过火负责。托洛茨基

在一封信里写道：“同志们对斯大林一希特勒协定感到愤怒，这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想报复斯大林，这很好。但是今天我们很弱小，我们还不能马上推翻克里姆林宫。于是有些同志就想在语言上得到发泄：他们要剥夺苏联的工人国家的称号，就像斯大林剥夺失宠官员的列宁勋章一样。亲爱的朋友，我认为这多少有点儿像儿戏。马克思主义与歇斯底里是水火不相容的。”[1]尽管他本人深受斯大林的迫害，但没有什么比他看到自己的学生的评价也感染了憎斯大林症更让他痛心的了，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都在说服他们不要“陷入歇斯底里”，要坚持“客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美国托洛茨基派成员分裂成了两派：由詹姆斯·P·坎农领导的接受托洛茨基观点的“多数派”和追随伯纳姆与沙什曼的“少数派”。托洛茨基劝他们大家都要克制、要宽宏大量。他一方面鼓励坎农派积极与伯纳姆与沙什曼论战，但一方面他又警告说，斯大林的奸细将会在他们当中拼命煽风点火。他建议，可允许少数派自由地发表他们的观点，甚至可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一个组织派别进行活动。他警告说：“倘若有谁建议开除伯纳姆同志……我坚决反对。”[2]即使少数派举行了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托洛茨基仍然劝多数派不要把此事当做把他们开除出党的理由。

但是少数派仍然自行决定成立了新党，并掌握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月刊《新国际》。然而新党也几乎刚一成立就陷于分裂，因为伯纳姆与党决裂并发表声明说：“凡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相关联的一切重要思想流派——如改良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

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等等的变种，没有一个是我能在其传统形式上同意的。我认为这些流派或者是虚假的，或者是过时的，或者是无意义的。”这真是近几年里出自托洛茨基派一位重要人物之口的惊人坦白。才不过几星期之前，伯纳姆及其朋友还为托洛茨基对他们作出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方式的评价而感到委屈。而此刻伯纳姆却声称：“如果考虑到我的信念与利益，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内已经好几年没有我的合适位置了。”[1]不管这是真是假，也不管未来的《管理者革命》的作者这种做法是为了使自己思想上180度的转变不要显得太突然，或是这些年来他事实上仅仅是一个伪装的积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之，在托洛茨基驳斥伯纳姆的话里找不出任何有损他声誉之处，倒是他画的自画像糟踏了他自己。在此事之后，托洛茨基并没有为失去这样一位不光彩的“学生”而伤心。托洛茨基在私人通信里用了一些绰号来形容他，最温和的一个是——“智力上的势利眼”。[2]托洛茨基等待着别人也步伯纳姆的后尘：“德怀特·麦克唐纳——不是势利眼，只是有点儿傻……他像伯纳姆一样抛弃了党，只是因为他有点儿懒，才落到了后面。”但是与沙什曼的决裂却深深刺伤了他的心，托洛茨基对他很有好感，尽管常常为他的“矫揉造作”、“肤浅”等等生气。他们的关系早在1929年初沙什曼访问王子群岛时就开始了。经过多次接触、信件往来以及沙什曼表现出来的热忱，他们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在当时的派别斗争中，托洛茨基当然是支持坎农的，但在私交上他感到自己与沙什曼更密切。在争论达到白热化的时候，他给后者写信说：“倘若可以，我会即刻坐上飞机到纽约去，跟您谈上48小时或72小时。我很

遗憾，您没有感到这种必要……到这儿来跟我讨论这些问题。您会这样做吗？那我将十分高兴。”[1]

可以说，这场分裂葬送了第四国际，如果说这样一个虚幻的组织还能够被葬送掉的话。托洛茨基相信，“小资产阶级和名利之徒”离去后，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可以把根扎得更深。事实上并非如此；社会主义工人党只剩下一个小工会，其成员虔信托洛茨基学说的每一个字，而后来则是对他的回忆，然而他们在政治上却从未能产生什么影响；而它的对头沙什曼派甚至连这些能使最弱小的派别维持几十年的优点都没有，遂愈益远离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直至其瓦解与消失。[2]其他各国的托洛茨基派也受到影响，因为不管在哪儿，特别是在法国，都有大批成员同意伯纳姆与沙什曼的观点。

这样，托洛茨基在晚年最后一次目睹了他滚上险峻高山的巨石重新滚回了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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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27日，托洛茨基开始写自己的遗嘱。他原先已经拟过几个提纲，但只是为了从法律上确认娜塔利娅和廖瓦继承他的著作版权。现在起草的文件则是托洛茨基最后的真正意愿和遗嘱；文件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末日感。他写遗嘱的时候设想自己或者自然死亡，或者死于自杀——却没有想到会死于刺客之

手。“我的血压高（而且还在上升）蒙蔽了周围的人对我实际状况的了解。我现在精力充沛，还能工作。但末日显然已经临近了。”在他注定还能活的6个月里，他的健康虽然像往常一样时好时坏，但还不至于坏到让他说出这种不样的预言来。在注明日期为3月3日的信里，托洛茨基再次说：“此刻我感到由于血压高而精力旺盛。但这维持不了多久。”他怀疑他的动脉粥样硬化已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了，怀疑医生对他隐瞒了真相。列宁临终前的病状及其长期瘫痪的情景显然不时地浮现在他眼前，因此他声明，为了免除濒死之前的痛苦，他将要自杀，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儿，“缩短……过于缓慢的死亡过程”。但他又希望，死亡会借助脑溢血突然降临到他身上，“这是我能期待的最好结局”。[1]托洛茨基无意中使自己的遗嘱与列宁的遗嘱有些相像。二者都是由正文和几天后增补的附录组成。但是在内容上，两份遗嘱却反映出环境与性格的鲜明对比。列宁的意愿绝对是非私人性质的。他将自己的意愿以信件的形式提交给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而且，他只字未提甚至也没有暗示他是由于想到行将来临的死亡才动笔的。尽管他为严重的困难而焦虑，却无意将自己的遗嘱写成一份教义，因为他知道，他的原则与信仰将会不言而喻地被接受。列宁最忧虑的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危机（他知道这将由他的死而引起）以及对之采取什么预防手段和方式。他把自己对党的每位高层领导人的优缺点的想法都告诉了党。他向党提出了改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建议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岗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列宁都是伟大运动的领袖。而托洛茨基的遗嘱却完全是私人性质的。他扼要指出，他不需要反驳斯大林“愚蠢的恶意”诽谤，因为他的革命声誉“没有丝毫的污点”，新的“革

命一代”将为他和千百个其他牺牲者“恢复政治名誉”。他用一句话来感谢那些在他最困难的时刻仍然信任他的朋友们和拥护者们，但没有给他们任何建议——遗嘱里丝毫没有提到第四国际。文本几乎有一半是写给娜塔利娅的：

在作为社会主义斗士的幸福之上，命运又额外给予我作为她丈夫的幸福。在我们差不多40年的共同生活中，她是爱、宽宏与温柔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我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她毕竟看到了幸福的日子。

他中断了对她的颂辞，开始表白信念：

在我43年的自觉生命中，我始终是一个革命者；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战斗了整整42年。倘若我能够从头开始，我……会尽量避免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的基本生活目标却不会改变。我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不妥协的无神论者而死去。与我的青年时代相比，我对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同样炽烈，而且更加坚定。

写完这几行后，他向窗外望去。娜塔利娅正朝房间走来，她的身影触动了他的灵感，于是他用充满诗意的段落作为结束：

娜塔莎刚刚从院子里走到窗户跟前，她把窗户开得更大，以便空气能更自由地流入我的房间。我能看到墙边青草的那一抹翠绿，墙上方湛蓝的天空，洒向各处的阳光。生活是美好的。让后来的人们把它里面的邪恶、压迫和暴力清除干净，尽情地享受它吧。

他在附录里把自己的著作版权遗赠给娜塔利娅，并用这样的话开始了另外一段：“如果我们两个都死了……”；然而这一句没有写完，留下了一处空白。在3月3日的补充里，他又重新谈起自己的病情，叙述了他跟娜塔利娅不止一次同意的事：他们宁肯自杀，也不愿让衰老把他们变成一具活尸。“我保留自己决定死亡时间的权利……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对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至死也不会动摇。对人类及其前途的这种信念，即使是现在也给了我坚强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都无法给予我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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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斯大林决定再也不能让托洛茨基活下去了。这可真是怪事。人们要问，他到底还怕什么？他不是已经消灭了托洛茨基所有的后代甚至他们的家庭，以至再不会有复仇者了吗？茕茕孑立的托洛茨基从地球的另一端能把他怎么样呢？早几年斯大林还可能担心托洛茨基在国外领导一场新的共产主义运动；而现在，难道他还不知道第四国际已经消亡了吗？

问题就在于斯大林还不能放心。他无法使自己相信他用暴力与恐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所有欲望，老布尔什维克的阿特兰提斯洲的确消失了。他审视着那些向他欢呼的群众的面孔，猜测他们的谄媚中是否隐藏着刻骨的仇恨。毁灭了或摧残了这样多的生命，处于这样多的不满与绝望的包围之中，谁能说出会有什么样

的不可预见的战争火山在等待着他？阿特兰提斯洲会不会又带着新的居民，然而又带着旧日的挑战重新冒出来呢？即使第四国际现在已经无足轻重了，但谁又能说战争的大洪水不会改变政治的地平线呢？什么样的山峰它不能削为平地，什么样的小丘它不能造成巍峨的峻岭？所有那些前景，在托洛茨基的愿望中是多么现实，在斯大林的恐惧中就多么现实；而活着的托洛茨基就是它们从不安分的最高代表。他还是阿特兰提斯洲的喉舌，仍然在喷发着它不息的全部激情与全部战斗的呐喊。当芬兰战事结束时，正值希特勒占领了挪威和丹麦、法国投降，他的声音越过大洋，谴责着这些灾难的后果，谴责着斯大林造成这些灾难的罪愆，谴责着威胁苏联的道德堕落。不错，他的控诉、谴责与警告，苏联人民是听不到的；然而它们却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刊上传播着；当战争向东方蔓延时，它们也必然能趁着军事上的失败和撤退的骚动与混乱而渗透到那儿去。

1940年4月底，托洛茨基发表了致“苏联工人、农民、士兵和水手”的一封信，标题为《你们受骗了》。据说印有这封信的一份传单被一位同情者水手夹带进了苏联；但此信到没到达目的地却很难说。[1]信中句句都是炸弹。他告诉苏联的工人和水手：“出于该隐一斯大林和他的委员、书记及格别乌伙计们的利益，你们的报刊一直在向你们撒谎。”“你们的官僚在家里是嗜血的、残忍的，而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却是怯儒的。”斯大林的丑行使苏联在国外正日益失去同情，使它陷于孤立，加强了它的敌

人；这些丑行就是“苏联最主要的危险根源”。他号召工人和士兵们“永远不要向资产阶级投降，永远不要放弃国有工业和集体农业经济，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才能建设起一个更幸福的新社会”。“革命者的责任就是誓死捍卫工人阶级争得的每一个阵地……民主权利、工资等级以及生产资料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这样巨大的成果。”但若要使十月革命的这些成果有利于人民，他们唯有证明自己能像当年对付沙皇官僚一样去对付斯大林的官僚才行。不，斯大林绝不允许托洛茨基号召叛乱的声音继续这样响下去了。

几位前格别乌官员和外国共产党人后来讲述了对托洛茨基的最后一次偷袭的准备情况。[1]在西班牙内战末期，格别乌的一些专门负责“消灭托洛茨基主义”的机构转移到了墨西哥。墨西哥的斯大林派不遗余力地煽动群众对“龟缩在科约阿坎的卖国贼”的歇斯底里情绪。他们一天到晚除了攻击他阴谋反对斯大林，还攻击他为了美国石油大王的利益阴谋反对卡德纳斯、在墨西哥策划总罢工和法西斯武装政变。尽管如此，莫斯科还是指斥墨西哥共产党的领导们“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姑息态度”，并把他们都降了级。于是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行动进一步升温；而托洛茨基本人所犯的一件小过失也帮了敌人的忙。就在1939年末，他同意去美国到众议院一个所谓戴斯委员会作证。这是一个开展“非美活动调查”的组织（它的行事方式正是后来麦卡锡参议员在50年代大肆“迫害异端”的先声）。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戴斯要求取缔美国共产党，理由是它是外国势力的代表。托洛茨基本想利用委员会作为一个讲坛，揭露格别乌针对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的谋杀行动。但他在此之前明确表示，他将大声疾呼反对取缔美国共

产党，并号召全世界的工人们起来把世界大战转变为世界革命。但此事未能实现，部分原因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表示坚决反对，特别是伯纳姆；部分原因是戴斯委员会预见到托洛茨基会这样做，因此不想听他讲话；美国政府也拒绝给他入境签证。但不管他在委员会面前想干什么，仅仅他愿意站在委员会面前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让斯大林派指控他“勾结戴斯与美国石油大王反对墨西哥人民”。1940年5月1日，两万名穿制服的共产党人在墨西哥城举行游行示威，他们的旗帜上写着“把托洛茨基赶出去”的口号。托洛茨基否认指控，发表了与戴斯委员会有关的信件，并请求墨西哥总统对事件进行调查。[1]卡德纳斯总统驳回了斯大林派的指控；但是它们毕竟已经造成了效果；托洛茨基的同情者开始嘀咕，他会不会失去庇护，尤其是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中卡德纳斯的党一旦失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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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杀手已经站到了阿文尼达一维纳房子的大门口了。这就是1938年夏天对出席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的美国托洛茨基派成员西尔维娅·阿奇洛芙（Syhva Agelof）自称是雅克斯·莫尔纳德、比利时外交家之子的那个人。他的真实姓名从未公开过，尽管可以相当肯定他叫做拉蒙·梅尔卡德尔（Ramon Mereader）。他的母亲是西班牙共产党人卡里达·梅尔卡德尔（Caridad Mercader)，在国内战争时期，她在本国相当出名，尤其是因为她与格别乌的密切关系。莫尔纳德在巴黎与西尔维娅·阿奇洛芙的

相遇并不是巧合，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格别乌的间谍已经盯了西尔维娅和她的妹妹好长时间的梢了。她们两个都是托洛茨基派成员；西尔维娅的妹妹作为信使不定期地前往科约阿坎，并为托洛茨基做过秘书工作。至于西尔维娅，她曾师从西德尼·胡克研究哲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过心理学；她懂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这对“老头子”特别有用，因为他老是抱怨由于没有俄语秘书而使“工作瘫痪”。她是一个毫无姿色的独身老姑娘，突然发现相貌英俊、衣冠楚楚的莫尔纳德殷勤追求着自己，便陷入了情网，和他在法国一同度过了神魂颠倒、如痴如醉的数月时光。他的行为不时使她感到惊诧：他表现得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就仿佛是一种精神的懒惰，这在一个受过教育的“外交家之子”身上是很奇怪的。他跟商界和报界有让人猜不透的神秘关系；甚至他的家庭背景也是一个谜。他跟她讲的有关自己的故事令人费解，甚至支离破碎；而且在饮宴与娱乐上他挥金如土，就像拿了一只丰饶角似的。[1]

1939年2月，西尔维娅回到美国。9月，他来纽约与她相聚。他的行为又一次让她感到难堪。他告诉她，他将作为比利时一家报纸驻美国记者到纽约来，然而他却拿着伪造的加拿大护照来到这里，姓名填的是弗兰克·雅克松，并说这样做是为了逃避比利时兵役。他宣称他从未来过纽约，然而他在市里行动起来却不啻是很熟悉它的人。对所有疑问的回答他都像是强词夺理；同时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一个花花公子与大少爷的派头，在政治上没有引起丝毫怀疑。使她能够责备他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他举止轻浮、喜欢吹牛。她企图去改造他，引导他对托洛茨基主义产生兴

趣。但他对这一类努力一概报之以漠然与苦脸。因此，当他到纽约后不久告诉她，他要作为一家进出口公司的推销商或经理去墨西哥时，她对此没有感到什么反常。当他恳求她与他在墨西哥相会时，她求之不得地答应了。

他在10月中旬之前到了墨西哥；她是1月到的。刚一抵达，她马上就去阿文尼达一维纳朝圣——无疑，她是去转交美国托洛茨基派成员的信件。她很快又重新担负起秘书工作。“雅克松”总是驾着他那辆豪华汽车送她去阿文尼达一维纳，然后在门外一直等到她工作结束。卫士们逐渐认识了他，还常常跟他聊天。但长达数月之久，他从未冒险进入过院子。（他一直假装对西尔维娅的政治活动只报以矜持的微笑，而且假装只是为了讨她的欢心才对它们多少流露出一点儿好奇。）他在大门口碰到了阿尔弗雷德和玛格丽特·罗斯默夫妇，他们是最近刚与这位“热心的年青人”，“西尔维娅的丈夫”混熟了的。他邀请他们到墨西哥城里吃饭，并带着他们去郊外兜风。

人们以为他在做推销商工作的时间，他却在与格别乌间谍联络，从他们那儿接受指示，大概也会见他的母亲，从各方面来看，她当时也来到了墨西哥。西尔维娅对他的这些关系一无所知；他从不让他的“妻子”跟他的母亲见面。他偶尔也有疏忽，只有这时才会引起西尔维娅短暂的警觉。他给西尔维娅他的办事处地址是假的。他为这个“错误”辩解，又给了她另外一个地址。西尔维娅记得在巴黎时他也曾犯过类似“错误”，不禁担心起来，她请聪明机警的玛格丽特·罗斯默帮她去调查这件事。但新地址看来是真的。罗斯默夫妇甚至十分肯定，即使在莫尔纳德一“雅克松”的事务中有点儿什么疵漏，那也无关政治，因此谁也没想到要去探究一下他的“商务”的性质。（只是很晚以后才发现，那个办公地点，当地斯大林派的各个大人物都使用过。）

西尔维娅十分小心，从不带“雅克松”到托洛茨基家里去——她甚至告诉托洛茨基，她丈夫到墨西哥来用的是假护照，没有必要让他的拜访打扰托洛茨基。3月她去纽约时还让“雅克松”郑重答应不在她不在的时候进入阿文尼达一维纳的房子。

然而距此没多久他还是进去了。罗斯默病了，于是“雅克松”受托送他去墨西哥城的一家法国医院，再带他回来，给他买药，等等。尽管这对于他的勾当是一次天赐良机，但他仍然十分谨慎，他写信给西尔维娅，歉意地解释他为什么“违背了他的诺言”。虽然那时他已与住在托洛茨基家里人越来越熟，但是又过了3个月他才见到托洛茨基本人。

看来，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给“雅克松”指派暗杀的任务。他的任务更像是对住宅进行侦察、摸清内部结构与防卫、查清楚托洛茨基每天的日程以及刺探对于一次将由别人去完成的大规模武装偷袭有用处的所有其他情况。

领导这次偷袭的是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他是里维拉以前的朋友，一位著名的画家，共产党员，墨西哥矿工的领导。他从西班牙回来刚一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指挥过几个旅，离开战场时只带出来几十个幸存者。一位如此优秀，甚至英雄一般的艺术家同意或自愿充当谋杀托洛茨基的凶手，这件事很能说明斯大林主义这些年来的道义状况；但是手里拿着枪去清算政治账也是墨西哥的民族习惯。在西凯罗斯的艺术里，革命跟强盗行径是密不可分的——他自身就具有很多拉丁美洲海盗的习气。他在西班牙时跟格别乌关系密切，有些人说他跟梅尔卡德尔一家的关系也同样密切。但是，尽管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久前共产党还是因为他滥用党的基金的劣迹遣责了他。他感到很屈辱并一心想通过轰动的冒险行动表明忠诚以重新得宠。他制定了武装偷袭托洛茨基住宅的计划，然后召唤他在西班牙时靡下的伙伴以及墨西哥矿工来执行它。[1]

阿文尼达一维纳的每一个人都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迎接这类偷袭。读着当地斯大林分子的报纸对他的咒骂，托洛茨基评论说：“只有当人们打算把笔换成机关枪时才能写得出这种东西。”的确，在他的美国追随者的坚持下，已对整幢房子进行了加固：重重上闩的门，电网和自动报警装置，还在每一条可能的偷袭路线上架设起了机关枪。警卫人数也增加了。10个墨西哥警察在外面及房子周围值勤。在里面，哨兵不分昼夜在大门口站岗，又有4至5个人在警卫室里待命。毫无疑问，有一些担任警卫的美国青年难以胜任他们的任务，他们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刚从学校毕业。但对此无法可想。托洛茨基派组织里的工人成员很少能做到放弃职业、抛家离子到科约阿坎来。人员经常变动——过不了几个月就有一次，这种单调的例行公事很容易使警卫人员厌倦懈怠，那时就必须换人。因此，入口处的哨兵难免常是一些没有经验的新手。在西凯罗斯偷袭之夜，值班的罗伯特·谢尔顿就是4月7日才从纽约来的。他在阿文尼达一维纳的6个月里，他的同志们和托洛茨基发现，他很热心，也很听话，但却是个缺心眼儿、不中用的家伙。[2]很久以后他的同志回忆起，他与莫尔纳德一“雅克松”很快就打得火热，他们经常看见他俩一块出去。很显然，托洛茨基现在的安全真是千钧一发。但这并非完全是偶然的，它们反映了他总的处境：悬殊的强弱对比，少得可怜的追随者。

5月23日，托洛茨基辛苦工作了一整天，上床很晚。他久久无法入睡，直到服下安眠药。大约凌晨4点钟，一种好像机枪的嗒嗒声把他惊醒了。他又乏又困，起初他还以为是墨西哥人庆祝自己某个喧闹的宗教节日或民族节日而正在外面放焰火。但是，“那爆炸声近在咫尺，好像就在屋里，就在我身边和头顶上。火药味愈来愈呛人，四处弥漫……我们遭到了偷袭。”[1]娜塔利娅已经跳下床，用自己的身体遮住他。片刻之后，在雨点般的子弹中，她把他拖到地板上，推进床与墙之间的角落里，她也被他拖着弯下身子，她又一次用自己身体挡住他。他们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地趴在黑暗里，这时整个房间已处于看不见的偷袭者从窗户和门口打进来密集的交叉火力下。大约发射了200发子弹，100发落在了床上及周围―后来在墙上和门上数到了70多个弹孔。娜塔利娅稍稍欠起身，他又把她拉下来；他们又重新一动不动地趴着，呼吸着火药味，一边在想外边那些警卫和警察怎么样了。

突然，从墙或门的后边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喊：“姥爷！”偷袭者冲进了谢瓦的房间。托洛茨基后来说：“孩子的声音是那天晚上最揪心的记忆。”娜塔利娅回忆说：“那声叫喊让我们毛骨谏然。”然后是一片沉寂。“他们绑架了他。”托洛茨基喃喃说。仿佛在梦中一样，娜塔利娅看见孩子房间里炸弹爆炸的火光映衬着一个男人侧影，“钢盔的曲线，反光的纽扣，长长的脸”。那个男人在托洛茨基的卧室与孩子的卧室之间的门槛前站住了，好像在查看是否还有生命的迹象。尽管一无所见，他还是向两边的床上

又倾泄了一阵子弹，然后消失了。射击声又一次响彻院子，而孩子的房间被火焰吞没了。谢瓦不在里面_在火光中能看见一条细细的血痕通向天井。娜塔利娅回忆道：“然后一切都沉寂下来……难以忍受的沉寂。‘我把你藏到哪儿才保险呢》？’（她在想——作者注）由于紧张和绝望，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结果他。”全家成员都在哪儿，罗斯默夫妇、秘书们、卫士们、警察们都在哪儿？他们都被杀死了吗？“在坟墓一般的夜的寂静中，我们感到了死亡本身的气息。……突然，又响起了同一个声音，我们外孙的声音；而这次它是从天井传来的，声调完全不同，就像是断断续续的音乐段落勇敢地、快乐地回旋着：‘阿尔一弗雷德！玛一格一丽特！’它把我们唤醒了！”谢瓦藏在自己的床下，自己救了自己。射击停止之前他还以为外祖父母都死了，拖着受伤的脚出来找罗斯默夫妇。”[1]

几分钟内，院里的人都聚集在天井里。没有一个人被杀或受重伤。警卫们仍处在茫然中，甚至都没有去看看外边的警察们怎么样了。托洛茨基冲到街上，发现哨兵们都被解除了武装并被捆了起来。他们简短、急促而又激动地叙述道：约凌晨4点之前，有20多个穿着警察制服和士兵军服的人偷袭了他们，未发一弹就制服了他们。然后偷袭者们在一个“少校”带领下逼近了大门；其中一个跟当时正值勤的罗伯特·谢尔顿·哈特说话，后者立刻打开了大门。偷袭者们冲进院子，其他的警卫措手不及，只能乖乖就范。偷袭者们在正对托洛茨基卧室的各个方向的树后架起了机关枪，占据了其他有利位置，然后开火。他们显然只想杀死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对其他任何人未开一枪。袭击持续了20分钟。确信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他的妻子和外孙都难逃命后，

偷袭者们向屋子里扔了几个燃烧弹，向天井里扔了一个重磅炸弹（没有爆炸），然后撤走了。有几个人是乘着两辆汽车走的，车都是托洛茨基的，通常停放在院子里以备随时启动，点火钥匙就插在锁上。谢尔顿随同袭击者一道走了。看见他的警察们说，他未作任何反抗，但是有两个袭击者一边一个紧紧抓住他的两条胳膊。

最初的心情是“死里逃生”的庆幸与快乐；托洛茨基的幽默感又上来了。他目睹这一切，感到十分有趣：袭击如此猛烈，策划如此周密，却这样滑稽地失败了——仅仅是因为他、娜塔利娅和孩子在万般无奈之下做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滚到自己的床下！现在斯大林和他的间谍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尽揶榆！执行偷袭对谁有利、由谁挑唆、接受谁的命令，这些问题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兴奋与尽情嘲弄之中却又夹杂着几丝困惑。偷袭者对这个小城堡的结构和防卫怎么会这么熟悉——他们甚至都知道他们可以乘受害者的汽车逃跑！谢尔顿怎么会毫不犹豫地放他们进来？他的确是个缺心眼儿、不中用的家伙，但他在开门之前肯定碰到了一个他信任的并熟悉其声音的人。这个人是谁呢？难道偷袭者能翻过高墙和电网爬进院子吗？他们后来为什么要劫走谢尔顿（他们肯定会杀了他）？

不到半小时，墨西哥秘密警察的首脑萨拉扎尔上校赶到了现场。他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1]“我求见托洛茨基，他很快在妻子的陪伴下来了……（他）穿着睡衣，外面又随便披了一件晨衣。他们和善地向我致意……但是保持着惊人的沉着，使人误以为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托洛茨基微笑着，他那在玳瑁色镜片后的眼睛明朗清澈，目光犀利、敏锐，他那一瞥更是锐利、洞察

秋毫，带着诙谐与讽刺，颇有几分梅菲斯特的风度。他的头发……几乎已灰白……多少有点儿凌乱，从前额向后梳去，一缕缕分向两边……。”托洛茨基与娜塔利娅的“对比十分鲜明”:“他精力旺盛，神态威严，面部特征仍然显得年轻、坚毅，而她却是温柔、恬静、几近顺从。”不过两人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镇定和“充分的自制力”却让这位警察首脑觉得很反常。当时他的心头掠过一丝疑问：“是当真存在谋害他们生命的企图，抑或仅仅是一场骗局？”当萨拉扎尔在书房里倾听着托洛茨基“不带任何情绪”、源源本本地向他讲述着刚刚经历的一切时，他再次暗忖：“这么多的袭击者，这么强的火力，还有炸弹，而他们却一点儿事儿也没有！真是咄咄怪事！”他们来到花园，花园里长着精心侍弄的仙人掌，看起来跟以前一样安静。长官问托洛茨基是否怀疑到谁是“策划者”。

“当然啦！”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过来他将右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领着我慢慢地向兔笼走去。……他站住，环顾四周，（仿佛）要确定只有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然后他把右手放到嘴边，好像要吐露什么最深的秘密一样。他深信不疑地低声说：

“偷袭的策划者是约瑟夫·斯大林，是格别乌执行的。”

此刻，长官断定托洛茨基是在愚弄他。“我茫然地望着他。……我起初的怀疑变成了确信。我再次对自己说：‘这是一场骗局！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建议他去调查当地某些“最可疑的”斯大林分子，他一定可以从他们身上获知不少这次偷袭的有关情况。萨拉扎尔断定“这位老革命家试图把我引入歧途”。他首先命令逮捕了3个佣人：一个厨师，一个起居室女佣，一个杂役；第二次又命令逮捕了托洛茨基的两位秘书：奥托·舒斯勒（Otto Schussler）与查尔斯·康奈尔（Charles Cornell）。现在侦察的转向导致了许多最惊人的流言。一些流言说，迭戈·里维拉组织了这场偷袭，偷袭者高喊着“阿尔马扎尔万岁”冲进房子。（阿尔马扎尔是一位反动将军的名字，里维拉反对卡德纳斯而支待这个将军做总统竞选候选人。）另一些流言则说，是托洛茨基或是他的追随者导演了这场偷袭，目的在于将怀疑引向斯大林派成员、败坏他们的名誉。[1]

有意思的是，秘密警察首脑对托洛茨基既无敌意也别无用心。然而，对这位职业士兵与警察来说，由于他不熟悉全部问题、人物个性以及这场企图以偷袭结束的可怕斗争的环境，因此对整个事件就感到格外困惑。他只要数数托洛茨基床头墙上的73个弹孔，就会觉得“死里逃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望着镇定自若的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本能地想道：他这个墨西哥多次内战的老兵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刚刚经历了这种危险之后还能如此镇定。[2]托洛茨基谈话时的严谨与幽默因其不合时宜而愈显得可疑。（只是在以后的数月中，他的职责使他与托洛茨基经常接触时，他才意识到，这位男人的“反常的”沉着、勇敢和幽默正是他的本性。）而在另一方面，偷袭规模之巨大，即使在墨西哥也是罕见的，以至萨拉扎尔很难相信是斯大林派成员——卡德纳

斯的支持者（他本人并不是他们的朋友）所操纵的。托洛茨基卫士们的行为也令他生疑：为什么他们这样消极？为什么他们没有人挨过一颗子弹？萨拉扎尔断定，谢尔顿是偷袭者的同谋，他是自愿随他们离去的。托洛茨基激烈地声明，谢尔顿是他们的受害者而非他们的同伙。然而他却提不出什么证据。萨拉扎尔的推理也有一些道理：若没有托洛茨基某位近侍或起码是与他的家人有密切接触的什么人的合作，偷袭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人是谁？这个问题现在成为他们注意的焦点，引起了他们大家的警觉。偷袭过去一星期后，托洛茨基因被指向他本人和里维拉的怀疑所激怒而就他的两位秘书被逮捕一事向卡德纳斯总统提出抗议。[1]他引用自己所知道的格别乌在其他许多国家的活动情况（尤其是赖斯和克利维茨基事件），要求治安长官或警察局传讯墨西哥共产党的现任及前任总书记，加上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与隆巴尔多·托莱达诺。总统命令立即释放托洛茨基的两位秘书。但是侦察走了一段弯路；而同时，托洛茨基忙于驳斥对他的诬蔑、为他的同事辩护、证实罗伯特·谢尔顿·哈特的清白。他说：“如果哈特真是格别乌的间谍，他可以悄悄地干掉我，”用不着兴师动众、满城风雨地来偷袭。同时，警察也抓到了几个偷袭者，他们供认西凯罗斯是他们的头儿；而西凯罗斯本人则在逃。[2]终于，6月25日，萨拉扎尔的手下在墨西哥郊外的一家小农场的地里挖出了谢尔顿·哈特的尸体——农场的房子曾被两位著名画家租用，他们都是斯大林派成员。

在偷袭发生一个月之后的同一天同一时刻，凌晨4时，萨拉扎尔带着这个消息来到托洛茨基家。警卫不肯叫醒托洛茨基，因此他只好领着一个警卫去到那个农场认尸。

我们在黎明时分到达料坡脚下。泥泞的地面使攀登格外吃力。那具尸体还躺在我留在原地的担架上，在房子外边……奥托……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同志。

我们到达桑一昂热已经是白天。尸体停放在院子里。努涅斯将军随后也到了，下令把尸体洗干净。然后他加强了警卫，因为消．息已传遮了全镇，新闻记者蜂拥而至。例行公事结束后，治安长官就离开了。

突然，人群起了一阵骚动。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

的确是他。时钟正敲10点。这位俄国老流亡者走近尸体。他显得很悲哀萧索。他久久伫立，凝视着自己的前秘书：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这个男人曾领导过伟大的革命，在残酷的战争中出生入死，目睹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一个个地离开了人世，那场几乎不仅要夺去他的生命，甚至还要夺去他的妻子和外孙生命的偷袭也没能撼动他，此刻他却清然泪下了。[1]

但是哈特的身份之谜依然没有解开。萨拉扎尔仍然认为，哈特是格别乌间谍，格别乌杀死他是因为害怕他落入警察之手会说出太多。这个猜测部分地被目击者所证实。他们说，他们曾看见哈特在农舍周围随意走动，外出散步，没有任何卫兵或押送者。

但托洛茨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坚持说，这是他的第八个遇害的秘书，而他和他的美国同志对哈特所了解的一切都与萨拉扎尔的说法不同。[1]托洛茨基给受害者的父母写去一封动人的吊唁信，并做了一块匾纪念“鲍勃”——然而这块匾很快就要放在托洛茨基本人的墓碑上了。

5月24日之后，命运的阴云仍然笼罩窒息着阿文尼达一维纳的“小城堡”。每一周以至每一天，人们都为下一次偷袭提心吊胆。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他还能活着真是命运的乖戾。早上起来他会对娜塔利娅说：“你瞧，昨天晚上他们又没有杀死我们；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有一两次他又忧郁地补充说：“是的，娜塔利娅，我们是缓期执行的死囚。”[2]但他仍像以往一样充满活力，精力旺盛，参与警察局各阶段的调查工作，出庭作证，回击无穷无尽的诽谤，对诸如法国投降与莫洛托夫宣布支持第三帝国等事件进行评论，并继续辩论美国黑人的地位问题、革命失败主义的策略问题，等等。有一群美国朋友于6月中旬拜访他，恳求他“进入地下”、采取化装，并允诺帮他潜入美国、保证给他找到一处安全秘密的避难所。他对他们的恳求连听都不要听。他说，他不能为保命而躲藏起来偷偷摸摸地进行工作。他必须公开面对他的仇敌与朋友，要用他赤裸的头顶承接“地狱之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3]只是在一件事上他对朋友们及墨西哥当局的催促作了勉强的让步：用更高的水泥墙、新的隙望塔、装甲门

与钢栅窗来加强住宅的防卫。一开始，他还很负责地检查“城防工事”，提出这样那样的改进建议，但他很快就厌烦了。“它让我想起我进的第一所监狱，”他对自己的秘书约瑟夫·汉森评论说，“这些门都发出一样的噪音。……这哪是家，这是中世纪的监狱。”（汉森说：)“有一天，他碰到我正盯着那些新隙望塔看。他眨着眼睛，脸上浮出他那温暖亲切的微笑……‘高度发达的文明，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不停地建造这些玩艺儿。’”[1]他就像一个人在死刑囚室里等待着那命定一天的到来——只是他决心合理地利用每一小时，而且他固有的讽刺与幽默感从未离弃过他。他最后一次乘车奔驰在乡间那泥泞颠簸的道路上，而他的思绪则又飞回到俄国内战年代的道路上。在这最后一次的远足中，“他睡得比平常多得多，仿佛精力已经耗尽，而这是他最后一次好好休息的机会了。他松弛地坐在我后面的座位上，从库埃纳瓦卡差不多一直睡到阿梅卡梅卡，那儿坐落着睡美人般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和伊克塔西豪特火山，在它们白色的峰顶上戴着如絮的云朵。……我们停在一座古代大庄园旁边，它有塔楼与坚固支撑的墙。老人饶有兴趣地望着墙：‘多好的墙，可惜是中世纪的。就跟我们的监狱一样。”，[2]这个常常挂在他嘴边的词“中世纪”，表达的不仅是他对自己被封闭的厌恶，还有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它本应是人类进步与胜利的时代，现在却倒退回野蛮残酷的“黑暗时代”；甚至他自己，被塔楼与加固墙所包围着，也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普遍的倒退中了。那次偷袭过后，朋友们送给他一件防弹衣。但即使在感谢他们时，他也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把它扔到一边，建议最好是让了望塔上的哨兵穿上。秘书们多次主张

对来访者进行搜查以防带进暗藏武器，并且反对他单独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陌生人。“他不能容忍他的朋友遭受搜查，”汉森说，“他无疑觉得根本没用，反而会让我们产生虚假的安全感……随便哪个格别乌的间谍……都能想出办法躲过我们的搜查。”当他跟访问者谈话时，若是哪个警卫在场，他就会皱起眉头，因为有些访问者可能有“个人问题，警卫在场就不能畅所欲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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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发生偷袭的几天之后，杀手第一次与托洛茨基会面了。这次会面再偶然不过了。罗斯默夫妇要离开墨西哥，打算去韦拉克鲁斯乘船，而“雅克松”自告奋勇用自己的汽车送他们去那儿，假装着他反正要去韦拉克鲁斯作一次例行的商务旅行。他一大早就来接他们，他们在作准备的功夫请他在院子里等候。他一进来就碰上了正在兔笼边喂兔子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只向来访者招手示意。“雅克松”表现出典型的规矩与可爱：他并没有盯着这位大人物看或试图跟他说话，也没有逡巡徘徊；他径直来到谢瓦的房间，送给他一架玩具滑翔机，并教给他怎样玩。尔后，在托洛茨基示意下，娜塔利娅邀请他与全家及罗斯默夫妇共进早餐。[2]

从韦拉克鲁斯回来后，“雅克松”有两个星期没在阿文尼达一维纳露面。6月12日他重新出现在那儿，用了几分钟时间说他要去纽约，当他不在的时候，汽车就留给卫士们用。一个月后，他回到墨西哥，足有3个星期没给阿文尼达一维纳打电话，

直到托洛茨基邀请他和西尔维娅来跟他们一起喝茶。这是他最长的一次访问——有一个多小时之久。根据卫士们的详细记录，从5月28日到8月20日，他跨过大门只有10次，他见到托洛茨基只有2次或3次。但这已足够让他去摸清环境，估量受害人，给自己的计划添上最后一笔。他表现得再不能更谦逊、更热心、更清白了。他来时总是带给娜塔利娅不大不小的一束花或一盒糖果——“西尔维娅的礼物”。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运动员，他愿意陪托洛茨基爬山；但他从不固执自己的建议。在跟卫士们聊天时，他会张口吐出一串串人们很熟悉的各国著名托洛茨基派成员的名字，给人的印象是他与这场运动关系很密切；其中不忘提到他对党的基金的捐赠。当着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的面，他则表现出一付羞涩模样，与一个刚转变为“同情者”的局外人十分适宜。当时正值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分裂时期。西尔维娅站在伯纳姆和沙什曼一边，但她在阿文尼达一维纳仍像以前一样受到欢迎——只是当她跟“雅克松”被邀来喝茶时，茶桌就会发生热烈的争论。“雅克松”没有参与，但他让人明显感到他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他同意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必须“无条件地”保卫它。跟秘书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则更少保留，把他跟西尔维娅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讲给他们听。但他很小心地不表现得过分热心——托洛茨基不是警告过自己的追随者，他们中间的奸细会表现得过分热心并千方百计挑拨离间吗？好吧，“雅克松”不干这种事；他只是谨慎地试着使西尔维娅回到正确的观点上来。

但甚至这个高级伪君子（他在坐牢的20年里仍然尽力去迷惑所有试图搞清他的真正动机与其背景的侦探、法官、医生与心理学家）在接近死亡线时也开始失去勇气了。他从纽约回来时意气十分消沉，大概他在那里接受了最后的行刺指令。素来强健快活的他此刻却变得神经质、阴郁；他脸色灰白，面孔抽搐，双手痉挛，一天大半都是躺在床上沉默不语，闭门不出，也不跟西尔维娅说话。有时他又突然变得亢奋与饶舌起来，让托洛茨基的秘书们大吃一惊。他夸耀自己的登山伟绩与巨大的力气，他“用一把冰镐只一下子就劈碎了一个大冰块”。吃饭时他表演自己那双手的“外科手术般的技巧”，以非同寻常的熟练割开了一只鸡。（数月以后那些见识过这个“表演”的人想起来，他还曾说过他与克莱门特很熟，而克莱门特被发现的尸体就是以这种“外科手术般的技巧”给肢解过的。）他谈到他商业上“老板”的“经商天才”，提议利用“老板”对证券交易所的某些影响从财政上帮助第四国际。有一天他跟随托洛茨基和汉森视察阿文尼达一维纳的“城防工事”时指出，这些东西都毫无用处，因为“下一次格别乌的偷袭将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问他可能会是什么方法，他却只耸耸肩。

只是在三四个月后家庭成员回忆起这一切及与之类似的细节时，他们才意识到它们是多么不祥。而当时他们从中看到的只是“雅克松”的乖张脾气而已。唯有托洛茨基一人对他有所警觉，尽管对他知之甚少。的确，当有人愤愤指出“雅克松”去纽约期间甚至都不给当地托洛茨基派成员的总部打个电话时，他甚至有些违心地为“雅克松”辩护过，回答说：是的，是的，西尔维娅的丈夫的确是个轻浮的小伙子，若作为一个同志，他可能没有什么用，但他还可以进步——建立一个党需要各种人才。然而“雅克松”——谈到他的“老板”——那位“经商天才”以及他愿意为了“运动”去搞证券投机，却使托洛茨基怒不可遏。娜塔利娅说：“这些零零星星的谈话使我很不高兴；列夫·达维多维奇也很震惊。他对我说：‘这个很有钱的“老板”是谁？应该搞清楚。归根结底，他可能只是一个法西斯暴发户——我们最好别再接待西尔维娅的丈夫了……。’”托洛茨基曾与也有其“财政计划”的莫利尼耶断绝了关系，但对莫利尼耶的政治忠诚却没有丝毫怀疑，而现在很愿意原谅他的过失。但在“雅克松”身上，托洛茨基却感到了一种凶险——说不定此人跟法西斯有联系？但尽管有这种朦胧的直觉，但在怀疑没有得到证实之前，托洛茨基不愿去冒犯他。[1]

8月17日，“雅克松”回来了，说他写了一篇反驳伯纳姆与沙什曼的文章（也涉及到被德军占领的法国的一些情况），他问托洛茨基能否浏览一遍手稿并提出修改建议。他狡猾地触动了自己的受害者身上那根敏感的弦——渴望去指导和提高同志们与追随者们。托洛茨基尽管有些勉强，还是客气地请“雅克松”随他来到书房。他们单独呆在里面讨论文章。刚过了10分钟，托洛茨基就出来了，心神不宁，忧虑重重。他的疑心突然加重了。他告诉娜塔利娅，他再也不想见“雅克松”了。惊骇他的倒不是那个男人所写的东西——有些笨拙和混乱的陈词滥调，而是他的行为。当他们在写字台边、托洛茨基读文稿时，“雅克松”坐到了写字台上，俯身在主人的头顶上方，并且将这种姿势一直保持到会见终了！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始终戴着他的帽子，紧紧抓着他的外套！托洛茨基不仅被客人的无礼所激怒，而且又一次觉察到了某种欺诈。他有一种感觉，这个人是个骗子。他谈到“雅克松”的举止时对娜塔利娅说，“雅克松”自称是在法国长大的比利时人——但他“根本不像一个法国人”。他到底是谁？他们必须搞清楚。娜塔利娅大吃一惊。她觉得托洛茨基“已经觉察到关于‘雅克松’的什么新情况，但还没有或还不急于得出任何结论”。然而他所说的那番话的含义却敲起了警钟：如果“雅克松”在自己的国籍上欺骗他们，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在别的事

上是否也欺骗了他们？在什么事上？这些问题大概一直萦绕在托洛茨基的心头，因为两天以后他又向汉森谈了他的印象，或许想弄清他身边其他人是否也有类似疑惑。但是刺客的行动比受害者的直觉和自卫本能更快：就在托洛茨基刚向汉森吐露自己的朦胧怀疑的第二天，对他的谋杀就发生了。[1]

8月17日的会见是“雅克松”的一次彩排。他将托洛茨基诱入了书房―一个对一个，他使后者读了自己的手稿，并俯身在后者的头顶上。他是带着冰镐、匕首和手枪来彩排的，这些东西就藏在他紧紧抓在手里的衣服下面。他的口袋里预先放着一封解释其动机的信——那是早就打印好了的，只要在谋杀那一天签上日期并署上名字就可以了。他在信中谎称自己是托洛茨基的一位“幻灭的追随者”，曾准备为其献出“最后一滴血”，根据第四国际的指示来到墨西哥，托洛茨基的接见对于他将是“梦想的实现”。但是在墨西哥，“巨大的幻灭在等待着他”，他想象为国际工人阶级领袖的人暴露出了狰狞的反革命真面目，命令他“到俄国去组织对许多人的一系列的谋害，首当其冲的是斯大林”。他发现托洛茨基“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首脑”有勾结——“某个大国的领事经常拜访他”，而且他既阴谋反对苏联，也阴谋反对墨西哥。[2]这封信的目的就在于，甚至连托洛茨基的死都会证明斯大林派对他的指控，只除了一点：站在斯大林一希特勒协定的角度，他是希特勒的帮凶这种罪名被替换成了他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暗示。这位托洛茨基“幻灭的追随者”为能证明斯大林派的指控所运用的骗术甚至都不是新货色：正是这只手，不仅杀

害了克莱门特，而且以克莱门特的名义写下了一模一样的“幻灭的托洛茨基派成员”的“揭发”。更为卑鄙的是，“雅克松”又捏造说，托洛茨基逼他“离弃他的妻子”，因为她参加了沙什曼派；但是他，“雅克松”，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去俄国都不能没有西尔维娅。谎言编得很低劣，但还没有低劣到轻信者不会上当的地步；再说，在无数人的生存与这么多国家的根基都被剧烈摇撼着的当时，在法国投降与英国大空战的空隙，谁还有时间与耐心去细细琢磨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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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一天，星期二，8月20日，就这样来临了。不管什么人，当他回忆起这一天时，都会记得在命定时刻到来之时笼罩全家的那一片格外的宁静与安详。老人浑身充满了平静、自信与活力。早上7点起床后，迎接妻子的不是那个已成为习惯的残酷玩笑——“你瞧，昨天晚上他们没有杀死我们”，而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的表示。“我已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振奋了，”他对她说；又说他服下的安眠药对他很有效。她回答说：“并不是药让你觉得振奋，而是踏实的睡眠和充分的休息。”“不错，”他满意地赞同说。他盼望“真正好好地工作一天”，于是赶紧起床，“步履轻快地走向天井去喂他的兔子”。他已有点儿怠慢它们了，因为星期天他是遵照医嘱躺在床上度过的，所以现在他花了整整两个钟头去细心照料它们。早餐时他再次向娜塔利娅显示他良好的健康与心情。他急着回书房去写“我那可怜的书”——《斯大林》，自从5月偷袭事件后，为了拿出时间应付警察局的调查与当时的论战，他就把它撂在一边了。现在他已经说完了关于偷袭的一切，调查也已经正在走上正路，他希望这件事再也不要来打扰他了。但在重新开始写《斯大林》之前，他还想写一篇“重要的文章”,不是给庞大的资产阶级报界，而是给托洛茨基派的小小的期刊。他颇为兴奋地谈着他这篇最后的文章走进了书房。

这天早上的邮件也令他惊喜。他终于给自己的档案找到了一个保险的地方。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通知收到的电报刚刚到达。但由于格别乌或联邦调查局的原因，这些档案在路上碰到了一些麻烦；就在两天以前，托洛茨基还指示他在美国的律师与同志艾伯特·戈德曼说，倘若联邦调查局试图染指他的文件，那就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写道：“我本人没有丝毫可隐瞒的，但在我的信里提到了许多第三者。”他将档案委托给哈佛大学时附带的条件是，其中一部分在1980年以前不得公开。[1]不过途中麻烦显然不大，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妥善解决了。他用他特有的英语给美国的托洛茨基派成员写了几封简短、温暖又幽默的信。[2]他先问候一位在科约阿坎呆过但因病回家休假的秘书，感谢这位同志及其妻子送给他一本美国俚语辞典，并答应要刻苦学习以便在饭桌上能与他的卫士们聊天。他又向两位因罢工行动而坐牢、现在就要获释的同志表示祝贺。然后，他安心地用录音机开始录他的最后一篇文章。[3]

这篇文章的尝试探索反映出托洛茨基内心正经历着一种骚动。他想试着改变某种旧思想，或者说产生一种新思想。直到不久前，他还像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主张“革命的失败主义”，告诉工人阶级，他们的目标不是保卫他们的帝国主义祖国

——不管它是民主的还是法西斯的，而是将战争转变为革命。但是现在，纳粹实际上已经占领了整个欧洲，而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阶级以战斗的反法西斯主义作出反应，因此他感到简单地重复旧公式是没有用的。“当前的战争，正如我们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的那样，是上一次战争的继续。但继续并非是重复，（而）是发展，是深化。”同样，继续实行列宁在1914一1917年的政策，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发展，是深化”。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使布尔什维克具有了抵抗资产阶级护国主义狂热的免疫力；然而，与普遍相信的相反，“它并没有赢得不要外国占领者的群众”。布尔什维克“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远不如他们进行正面的革命鼓动与革命行动更能获得普遍拥护。他总结说，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在这次战争中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他反对沙什曼派与托派中的和平主义者抗议美国的战时征兵制。在几天前写的一封信里他就民意测验显示70％的美国工人赞同征兵制一事指出：“我们要和70％的工人站在一边。（我们要说）你们，工人们，希望保卫……民主，而我们……则要走得更远。但是，我们仍然准备跟你们一道保卫民主，只有一个条件，它必须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贝当式的叛卖。”在这篇文章里，他的思绪在由于“奸诈而衰朽的波拿巴主义”而蒙羞受辱的法国与跟它截然不同的美国之间徘徊。但是，他来不及去发展这些不成熟的思想了；他留在录音机里的声音注定只是他在新方向上最后一次无结果地摸索的足迹而已。

1点钟的时候，他的墨西哥律师里戈来见他，劝他立即对托莱达诺的《人民报》的攻击作出回答，该报纸指控他诽谤墨西哥商会。托洛茨基担心这又会将他拉回到与当地斯大林分子的无聊争吵中，但他还是同意马上回击《人民报》，把论革命失败主义的文章先放“几天”。他对娜塔利娅说：“我将自卫，并控告他们厚颜无耻的诽谤。”他无所畏惧而且心情振奋。他又一次告诉她自己的情况非常良好。娜塔利娅说：“他看上去很好，而且情绪总是很稳定。”刚才她看见他没戴帽子站在天井的烈日下，就催促他去拿他的白帽子戴上以保护自己的头部。她偶尔轻轻打开他书房的门，“害怕打扰他”，看见他“一切正常，正俯身在桌上，手里拿着笔”。这位现代的尼俄柏，踞着脚尖，从门背后将她最后痴爱的目光投向留给她的唯一所爱的人。

下午刚过5点，他来到兔笼边喂兔子。娜塔利娅站在阳台上，注意到他身后不远站着一个“陌生的身影”。身影走近了，脱下帽子，她认出是“雅克松”。“‘他又来了，’这个念头从我心头一掠而过。‘他为什么来得这么勤？’我问自己。”他的出现加深了她的恐惧。他脸色青灰，动作慌乱急促，神经质地将外套紧紧裹在身上。她突然想起，他曾经向她夸耀他即使在冬天也从不戴帽子、不穿外套；于是她问他，怎么这么热的天还戴着帽子、穿着外套？他的回答是“怕要下雨”；又说他“渴极了”，想喝一杯水。她给他倒了茶。“不，不。我吃饭太晚，觉得食物都顶到这儿了，”他指着自己的喉咙说，“噎死我了。”他心神恍惚，答非所问。她又问他，文章修改完了吗？他用一只手抓住外套，腾出另一只手给她看几页打印稿。他想请她的丈夫对这篇涂鸦之作费神过一下目，于是她同“雅克松”一起向兔笼走去。当他们走近时，托洛茨基转向娜塔利娅，用俄语说：“雅克松”在等西尔维娅来，因为他俩明天要到纽约去，娜塔利娅应该为他们饯行。娜塔利娅回答说：“雅克松”刚刚还拒绝喝茶，感到不舒服。“列夫·达维多维奇注意地望着他，用稍带责备的口吻说：‘您的健康又糟糕了，您看起来病了。那可不妙，’”[1]然后是刹那间一阵难堪的静默。刺客手里拿着打印稿站在那儿等着，而托洛茨基呢，尽管建议他重写一遍，但仍感到有责任看看他最新努力的结果。“列夫·达维多维奇很不情愿地丢下兔子，他对文章根本不感兴趣，”娜塔利娅叙述说，“但是他还是说：‘噢，您说什么，我们去看看您的文章？”他慢腾腾地锁好笼门，脱下套袖。……掸掸他的蓝色夹克，慢慢地、默默地跟我和‘雅克松’向屋里走去。我陪着他们一直走到列·达·的书房门口；门关了，我进了隔壁的屋子。”当他们走进书房后，“这个男人会杀了我”的念头从托洛茨基脑海里一闪而过——至少，几分钟后他躺在地板的血泊里对娜塔利娅就是这样说的。不过，当单个或数个陌生人拜访他的时候，类似念头肯定不止一次在他心里闪过——只是没有引起重视。他决心不让自己的生存被封闭在恐惧与厌世中，因此现在他抑制住了这种自卫本能的最后微弱的反射。他走向他的书桌，坐下，低下头来看打印稿。

他就要浏览完第一页的时候，头上挨了可怕的一击。“雅克松”在供述里说：“我把雨衣……放在一件家具上，掏出冰镐，闭上眼睛，用尽全身力气打在他的头上。”他本指望这一下沉重的打击能让受害者连哼都不哼一声就死去，而他本人则可以在凶杀被发现之前从从容容地溜掉。然而，受害者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尖锐的叫喊”——“我一生都能听见这声叫喊，”刺客回忆说。[2]托洛茨基的头盖骨被打破了，他满脸是血，但他跳起来用能抓到手的一切东西―书、墨水瓶、甚至录音机掷向凶手，然后向他扑去。这一切都发生在三四分钟之内。那声尖锐的、悲惨

的叫喊惊得娜塔利娅和卫士们跳了起来，但他们过了片刻才意识到它来自什么地方，并向那个方向跑去。而这时，书房里继续着激烈的搏斗，托洛茨基的最后搏斗。他像一只老虎一样在拼命。他抓住凶手，咬他的手，抢夺他的冰镐。凶手惊呆了，以至忘了打第二下，也没有使用手枪或匕首。后来，托洛茨基再也站不住了，他仍调动自己的全部意志力使自己不至扑倒在敌人脚下，他慢慢摇晃着向后退去。娜塔利娅冲进来时看见，他站在卧室与阳台之间的过道里，倚着门框，脸上全是血；透过鲜血，那双没戴眼镜的蓝色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严峻地看着她；他的胳膊无力地垂着。“‘出什么事儿了？’我问道。‘出什么事儿了？’我用胳膊搂着他……他没有马上回答。瞬间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砸着了他―当时书房里正在装修——但他为什么站在这儿？没有愤怒，也没有沮丧或悲哀，他静静地说：‘雅克松。’他这样说的样子仿佛是在说：‘现在终于发生了。’我们向前走了几步，在我的帮助下，他慢慢滑到地板的垫子上。”[1]

"‘娜塔莎，我爱你。’他吐出这几个字时是那样突然、那样悲哀、那样吃力，内心的重创使我浑身无力，我倾倒在他身上。”她嗫嚅地对他说：“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未经搜查都绝对不许见你。”然后，她拿来一个枕头小心放在他被打破的头下，又用一个冰块敷在他的伤口上，并擦掉他前额与面颊上的血迹。他说：“一定不要让谢瓦看到这一切。”他说话十分困难，含糊不清，自己却好像意识不到。“你知道，在那儿”——他将眼睛转向书房的门——“我感到了……我明白他想要干什么……他想……再一次……我……但是我没有让他得逞。”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平静温和地”说了这番话，又以一种仿佛满意的口气重复

说：“但是我没有让他得逞。”娜塔利娅和汉森一边一个跪在他身边；他转向汉森，说起英语，而她则“绷紧全部注意力去捕捉他话里的意思，但是白费劲”。

“这就是终点，”他用英语对秘书说；他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深信“雅克松”向他开了枪，当汉森告诉他是用冰镐打的、伤并不重时，他不相信。“不，不，不，”他指着心口回答，“我能觉出这次他们得手了。”当再次向他肯定伤势并不危险后，他的眼睛里浮现出微弱的笑意，仿佛是看到别人这样极力安慰并对他隐瞒真相而感到有趣。多数时间里他都是把娜塔利娅的手压在自己的唇上。他继续用英语说：“照顾好娜塔利娅，她跟了我很多，很多年。”“您放心吧，”汉森答应说，“老人痉挛地抓住我们的手，泪水突然涌上他的眼睛。娜塔利娅俯在他身上，吻着他的伤口号陶大哭。”[1]

同一时间，在书房里，卫士们扑向凶手，用左轮枪柄痛打他；他的嚎叫与呻吟响彻了房间内外。“告诉孩子们不要杀了他，”托洛茨基挣扎着说，尽力把字吐得清楚，“不，不，绝不能杀死他——必须让他招供。”卫士们叙述了“雅克松”挨打时所说的话：“他们威胁我，他们把我母亲抓了起来……西尔维娅跟此事没有关系……”；当要他说出是谁抓了他的母亲时，他否定是格别乌，说他“跟格别乌没有关系”。

医生赶到时，托洛茨基左边的胳膊和腿已经麻痹了。当担架手进来后——警察也和他们一块儿进来，娜塔利娅很害怕：她想起廖瓦就是死在医院里，因此不让人动她的丈夫。他也不想被送走。当汉森向他保证卫士们也将陪同他一道前去时，他才说“那么由你决定吧”，仿佛意识到“由他决定一切的日子已一去不复

返了”。他被抬上担架时又喃喃地说：“我所有的一切都给娜塔利娅……你们要照顾好她。”[1]

在大门口，卫士们以迟到的警惕阻止住了担架。因为担心另一次袭击，他们不许把托洛茨基抬走，除非警察首脑努涅斯将军亲自负责护送。（一位救护人员叙述说）“我看到伤者的妻子用一块白色披肩盖住她的丈夫。这位夫人嚷泣着，用双手捧着他血迹模糊的头。托洛茨基先生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呻吟。我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但是……他还有呼吸。”[2]他们将他抬上了由两排警察团团围着的救护车上，当这辆车发动时，另一辆救护车又赶来运载凶手。

“紧急救护车穿过拥挤的车流，风驰电掣般行驶于灯红酒绿、喧闹的城市中，穿行在它那无谓的忙碌与噪音里；警笛声声哀鸣，警察的护送队也发出凄厉的警报。护送这位伤者，我们心中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惊恐一分钟一分钟地增长。他的神智是清醒的。”他的右手在空中画着圆圈，仿佛找不到停放的地方；然后它在毛毯上方游移着，碰到了放在头旁边的水盆，最后找到娜塔利娅。她向他俯下身子，问他感觉怎么样。“现在好些了。”然后他示意汉森过来，用喃喃的低语指示他如何进行调查。“他是个政治杀手……格别乌间谍……或一个法西斯分子。更可能是格别乌。……但是也可能受盖世太保指使。”（几乎同时，在另一辆救护车上，凶手交给押送者一封信，信中解释了他的“动机”并澄清盖世太保与此罪行无关。）

托洛茨基被抬出救护车时，医院外面已聚集起了一大群人。娜塔利娅十分担心：“说不定里面有敌人。我们的朋友在哪儿？

他们应该围住担架。”几分钟后，他已躺在医院里一张狭窄的病床上，由医生给他检查伤势。一名护士开始剪他的头发；而他则向立在床头的娜塔利娅莞尔一笑，想起就在一天前他们还曾想找理发师来给他理发：“你看，”他眨眨眼，“连理发师也来了。”然后，他的眼睛差不多全合上了，他向汉森提出了那个他曾提过许多次的问题：“乔，你……带……笔记本了吗？”他记起汉森不懂俄语，于是以最大的努力用英语口授内容。他的声音勉强听得见，他的话含糊不清。以下就是汉森声称记下的内容：“由于一个政治杀手的重击，我就要死了……他在我的书房里袭击了我。我同他搏斗……我们……走进……谈论有关法国统计资料……他袭击了我……请告诉我们的朋友……我坚信……第四国际……必胜……前进。”他刚开始口授时显然是想尽可能详细地叙述对他的谋杀，还要口述一封政治文件。但他突然意识到生命正在逝去，于是缩短了叙述，急忙给予他的追随者最后的鼓励。为了施行手术，护士们开始给他脱衣服，用手术剪剪开他的夹克、衬衫和内衣，并从他的手腕上褪下手表。就在她们要脱掉他最后一件内衣时，他“清晰但又悲伤、庄重地”对娜塔利娅说：“我不要她们给我脱衣服……我要你给我脱。”这是她听到的他最后的话。她给他脱完衣服，弯下腰把嘴唇贴在他的嘴唇上。“他回了吻。我再次吻他，他又一次回吻。然后又重复一次。这是我们最后的告别。”[1]

当晚7点半左右，他陷入了昏迷。5位外科医生对他施行了开颅手术。伤口有2/4或3/4英寸那么深。右颅骨打碎了，碎片嵌入了大脑；脑膜已经受损，部分脑体破裂并毁坏了。他“以惊人的顽强承受了手术”，但却再没有恢复清醒；而他同死亡的搏

斗持续了22个多小时。娜塔利娅“哭干了眼睛，绞着双手”，日夜守着他，指望他还能清醒过来。下面是她对他最后的回忆：

他们将他抬起来。他的头垂在肩膀上。双臂下落的样子恰像提香的《御下圣体》里的双臂一样。只是这垂死的人不是戴着荆冠，而是缠着绷带。他的面部特征仍保留着原有的纯洁与骄傲。仿佛他随时都能站起来重新成为自己的主人。[1]

死神于1940年8月21日晚7时25分降临。遗体解剖显示出大脑“巨大的体积”——有两磅零十三盎司重；而且“心脏也非常大”。[2]

****************

8月22日，按照墨西哥的习惯，一个巨大的送葬行列缓慢地跟在装着托洛茨基遗体的灵枢后面，穿过城市的主要大街，也穿过工人阶层居住的郊区——在那里，衣衫槛褛、赤脚、沉默的人群塞满了道路。美国托洛茨基派成员想将托洛茨基的遗体送往美国；但是就连死人国务院也不肯发签证。遗体停放了5天供人们瞻仰；前来的人约有30万，同时大街上不断响起无名诗人创作的民谣《列夫·托洛茨基大斗牛》。[3]

托洛茨基在夜里被杀死了，

有人要向他报仇。

不管黑夜白天，

悲剧注定要结束，

整个国家和首都都在发抖。

《真理报》只用了寥寥数行报道这个事件说托洛茨基被一个“幻灭的追随者”杀死了。

8月27日，遗体火化了；骨灰就埋在科约阿坎那座“小城堡”的地下。一块白色长方形石碑竖立在墓前，一面红旗在上面飘扬。

娜塔利娅在这座房子里又住了20年；每天早晨一起床，她的目光就投向院子里的那方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