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多伊彻 国际和国际主义 （1964年10月22日在伦敦大学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今天，我想谈谈三个国际所起的作用，以及曾经鼓舞它们的基本思想——国际主义思想。因此，我讲话的题目是国际的成败和国际主义的生命力。我想着重谈一个关键的问题：贯穿于现代整个工人运动史中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相互作用和冲突。 第一国际是由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者发起，在伦敦成立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英法工人之间建立某种合作和团结一致的关系，反对从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输入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也要防备国际资本破坏罢工的行动。确立了有组织的国际工人运动传统的国际工人协会，就这么平凡地诞生了。 国际的起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是出自工团主义的考虑。但是，1864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那次会议中有个占据中心地位的人物，是他的天才给整个事业留下他的印记。他把会议提高到一个大大超出原来设想的高度。那就是卡尔·马克思。他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开幕词和这一新组织的章程。 还发生了一个奇怪的情况：协会的建立原来是想要宣布国际主义思想，主张工人应有国际团结。但是，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当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就是为了要表示西方的工人阶级对波兰反沙皇俄国的武装起义的声援。这里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激起第一国际的热情的问题，竟是一个民族问题。在这新的国际组织诞生的时刻，我们就碰上了工人运动中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影响的问题。 第一国际实际上不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的初次尝试。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收尾的。几十年来，一些从事宣传的工人阶级社团和组织，就试图相互建立某种国际联系。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很多成果。1848年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有15年处于停滞，处于失败之后通常出现的那种情绪消沉低落的状态。但是，国际主义的思想，已经在社会主义者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了根。 欧洲革命失败之后，西欧的资本主义经过了一段发展特别迅速的时期。1863年，即第一国际成立的前一年，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说： “我们的全部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
人们一读到他的这篇演说，就会想起那些话可能出自1962、1963年间一位保守党或工党右翼政客之口： “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的繁荣幸福！我们的福利国家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一切有关阶级斗争的革命思想是多么不合时宜!”
如此等等。这就是1860年时遍及西欧的情绪，那时，工人运动还没有从1848一1849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但是，到1864年，英国、法国以及西欧其他国家在较小程度上，都突然感到了新的动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朋友的通信中，我们能感受到这种新的情绪的反响。但是，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信件中的评论和想法来判断国际成立时的形势，那么得到的结论是：一些流亡在伦敦的大陆人士，跟大陆的一些工人团体的代表保持着联系。建立国际是他们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桩有趣的事件，但并不是那么能够引起轰动的事件。 马克思是带有一定的保留参加这个运动的；他不愿跟当时在伦敦活动的某些小宗派和煽动家团体牵扯在一起。恩格斯于1851年写下的一段话，经过了十多年之后依然是适用的： “难道象我们这种逃避官职象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党’吗？”[1]
马克思当时宁愿集中力量写他的《资本论》，他正确地认为那是桩重要得多的事情。但是，1864年9月，有一批法国工人来到伦敦，跟他们的英国同志商讨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阵线。他们的毅力和决心使马克思深受感动，他参加了这一运动，并从思想方面给运动以有力的推动。马克思的国际主义比其他参加者的国际主义要深刻得多。 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人的实际经历，这使他们感到需要通过超越国界的相互合作，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工资和工作条件。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国际主义。但是，欧洲政治思想史给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提供了另一个源泉。这个源泉不妨说是出自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运动。 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和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历史上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并不排除而是事实上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冲突。据称存在于法国人个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博爱，不妨说波及到了欧洲，而成了各国之间的平等和博爱。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个人之间的平等只不过是形式和法律上的平等，而不是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平等。正如阿·法朗士谈到这种平等时说： “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不允许百万富翁罗特希尔德和巴黎流浪汉睡在塞纳河桥下。”
各国之间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平等也是形式主义的。任何国家的自由贸易分子、进口商与出口商、买主和卖主，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同样的权利。但是，在“世界的工场”和原始的殖民地国家之间，在罗特希尔德之流与世界流浪汉之间，在进行贸易总是有利于强者而有损于弱者的世界上，究竟有什么真正的平等呢？ 尽管如此，平等和博爱的号召将动员人们去作更深的思考，并从要求形式和法律上的平等发展到要求经济和社会平等。19世纪初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号召，还使得许多思想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引向合乎逻辑的结论——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引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背后，经常可以发现各国商人之间竞争的现实。在无产阶级的行列里，则一直存在着为争夺就业机会的竟争。马克斯和恩格斯完全知道，竞争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只有在消灭了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也就是消灭了资本主义之后才会消失。现代工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结束工人的竟争意识，控制使他们易于沦为资本主义剥削牺牲品的个人主义。工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向工人灌输有利于整个阶级的团结意识。这就是工会的起源。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个号召不只是要消除工人们在一国之内的有害竞争，还要消除国际范围内的这种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主义首先是工人自我毁灭的竞争意识，国际主义则是工人超越国界的团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主义是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发展而来的，它克服了世界主义的限制，并终于否定了世界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 我说马克思的国际主义植根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以确凿无疑的热情揭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一面。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市场，摧毁了各个分离的经济单位的地区的、封建的或民族国家的界限。资本主义在扩大资产阶级视野的同时，也扩大了无产阶级的视野。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行将进一步大大超越国界，走到远远超过资本主义所能走到的地方，创造出一种国际经济，一个按国际范围来规划并合理安排自己的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社会。马克思所宣布的，实际是民族国家的终结。他并没有认为这种终结就是他所处的世纪的政治现实，但是他目光远大，看到了一个新的国际社会正在出现，这个新社会自然会要打破国家所设的种种障碍和国界。 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开幕词中宣布这一国际社会即将来临，可是第一国际的召开就是为了要对波兰人争取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斗争表示声援。国际一方面宣称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另一方面又要求一个新国家的建立和获得独立。能够解释这一明显的自相矛盾的情况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那一代的社会主义者都确信，社会主义的国际共同体如果不按构成这一共同体的各国人民的自由意愿来建立，那是建立不起来的。只有能够自由建立自己的国家的人们，才能自由地而不是被迫地放弃自己的民族国家。 半个多世纪之后，列宁把这种态度比之于妇女的离婚权。他说，任何妇女都必须享有与其丈夫离婚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是说必须使所有妇女相信，她们都应该同她们的丈夫离婚。列宁说，同样也不该劝导每个民族去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得承认每个民族都享有建国的权利。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为促进社会主义国际共同体的到来而努力，可是，我们也应该支援任何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是，颂扬民族国家，致力于让它永存，那就简直是反动的了。 马克思看到了新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在怎样开始为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社会组织创造物质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写道：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
只有到了今天，在经过了120多年之后，我们的政治家们才终于懂得了“各民族的互相依赖”的道理，试图按他们自己笨拙的方式来建立他们如此大肆宣扬的“欧洲共同市场”。尽管他们作出了努力，这一共同市场还是不能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流沙上扎下根来。资本主义国际扩张的动力依然存在，这种动力蜕化成了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 通往第一国际的各式各样不同的或平行的潮流是显而易见的：工人的国际团结的实际需要；法国革命中产生的思想，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导向国际经济、国际分工……以及社会主义的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说，这就是第一国际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内涵，以及它的理论背景。 按通常所说的“实际政治”的观点来看，国际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它因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沦而分裂，它并没有象巴黎警察署所指责的那样促成和组织了巴黎公社，相反，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导致了国际的最终解体。按我们的着法，按当时人们的看法，国际是一种非常小的运动；它甚至未掌握当时一些小党派已掌握了的简陋的宣传手段。尽管如此，它首次宣布了以后行将变成为一项富有生命力的原则的东西，即国际主义的原则。国际在年青时死去，可它留下了至今仍在世界工人阶级耳畔回响的强有力号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它留下的遗训锻造了世界左派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国际所宣布的这一原则，比国际本身要伟大得多，有力得多，而这就是它取得的唯一的实际成就。 第一国际解散之后的20年中，工人运动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里逐渐取得进展。当时并没有什么国际组织。建立第二国际的倡议，是1889年由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的神话里，恩格斯充当了那个组织的发起人。可是，当我们看到恩格斯同劳拉和保尔·拉法格的私人通信时，就会发现恩格斯对在巴黎有些狂热地准备着的这一社会主义进程的前景并不十分热情。他在召开代表大会不到三个星期之前写给劳拉的一封信里，顺便提到了“你们的这次代表大会”，他反对显然在酝酿着的“秘密召开组织会议”的任何计划。他说，德国人无疑“愿意自始至终都召开公开会议——除非有某些方面的人渴望以某种形式恢复国际，对于这件事，德国人将全力反对而且应该反对”。恩格斯接着说，“他们没有力量搞国际组织，在目前搞这些组织，既没有可能也没有用处”。[3] 尽管如此，国际仍然发展壮大。在从188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国际是个宏大的组织，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大。列宁在1919年评论说，如果说第一国际代表了社会主义向深度发展的时期，那么第二国际就促成了社会主义向广度扩展。_第二国际表面上仿佛是第一国际的继承者，宣传同样的革命思想和同样的革命纲领；就这一点来说，两个国际都是深深扎根在1848年的传统之中的。第二国际运用了关于无产阶级团结的所有口号，唱了赞美工人的兄弟情谊的所有颂歌，代表各国工人发言。但是，这终归只不过是遮掩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的一层薄薄油彩而已。 1914年大战一爆发，国际就崩溃了。正象罗莎·卢森堡指出的那样，所有参加国际的正式政党，除了俄国和波兰的党以外，都变成了社会爱国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党了。 第二国际虽然还苟延残喘，但已只剩下坏死的骨架了。摧毁第二国际的，除了民族主义的爆发之外；还有一个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这个因素。第二国际成立四年之后，恩格斯提醒拉法格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如果你们想把它变成只是法国人的事业，那你们就会使它成为做不到的事了。”[4]在第二国际崩溃之前，德国社会民主义党似乎想使无产阶级的解放成为“只是德国人的事业”。 民族主义在第二国际内得势并非偶然；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假繁荣和先进国家工人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对工人运动的影响。议会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平协商，使工人运动越来越紧密地同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就象今天把工人运动束缚在我们那所谓的福利国家上一样。但是，大战的突然爆发使这一工人运动受到严峻的考验，并因而失败了。列宁怎么也不相信，有着强大的群众力量与“完美的”组织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竟会完全背叛他们的国际主义，站出来保卫德意志帝国，劝导他们的无产者去进行一场反对俄国的圣战。列宁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他失望到有一段时间想脱离政治移居美国，象1848年之后有些失败了的革命者移居欧洲之外一样。但在列宁身上，这种失望情绪决不会存在多久。他拿起笔来进行战斗，揭露德国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怯儒，无情地斥责叛徒考茨基。 大战爆发后的几个月里，列宁已在考虑要建立一个新国际。老国际已经不光彩地死去。马克思主义的沙文主义篡改者们已经不可救药。他们已把整个组织拖进了民族爱国狂热的泥潭。摆在面前唯一的建设性任务就是聚集力量来建立第三国际。但是，在战争当中，社会党人却决心要全力保卫他们各自的祖国，只有在1915年9月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在老的国际外面才有人小心翼翼地重申了交战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 1917年大风暴过后，就不存在什么国际了，而国际主义还是存在的。这一次从欧洲的另一端，从落后的俄国，又一次传出了那有力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919年，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担负起了把欧洲的工人运动从社会爱国主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并且重新提高革命的国际主义意识的水平的任务。卢森堡反对这一事业。据她的估计，欧洲的工人运动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受这种思想并从而采取行动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国际也就会处于一个党即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党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深信，再一次重申国标主义的原则，对使工人运动重新具有活力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们有成立第三国际的强烈愿望。他们希望在国际的概念中加上另一个特点，不只是把国际看成是团结各国无产者的工具，而且把它当成欧洲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政治参谋部。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只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总的斗争中即将演出的下一幕的序幕，因此需要有一个政治参谋部，来和谐地计划和指导各国革命劳动群众的整个斗争行动，协调全部口号，建立一定的国际纪律，使离心的民族利益和地域的愿望服从全局。有一段时间里，这种希望似乎是可以真正实现的。在紧接着俄国革命而来的那个阶段里，国际主义意识蓬勃高涨，甚至象欧内斯特·贝文那样的保守的右派，1920年竟领导英国的码头工人罢工，反对运送军火去打布尔什维克。由此可以看到，第一个工人国家在西方劳动者中有多大的影响了。 第三国际也许有助于团结各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团体，但它并没有取得更多成就便消失了。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呢？ 根本的原因就是卢森堡所预见到并且担心过的事：一个党的至高无上。胜利了的苏共开始控制整个国际，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步扼杀了苏联国外乃至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立发展。 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后资本主义和后革命的民族主义，从那种强调俄国革命自给自足的思想意识里表现出来。第一个工人国家为“防疫线”所包围，受到世界所有反革命势力的孤立，不得不采取自给自足的办法。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这种情况的最高表现。一国社会主义的许诺，还引起了民族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促使苏联把外国共产党当成跟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办外交的工具和走卒。 第三国际于1943年被斯大林当成同邱吉尔和罗斯福在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被解散和埋葬了。这是形势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局：民族主义在一个国际中越来越得逞，就势必压垮和埋葬那个国际，或者肆无忌惮地践踏它。这就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命运，这也是第三国际的命运。 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托洛茨基认为第三国际同第二国际一样破产了。德国的无产者并不象共产国际的论述所希望的那样“处于伟大斗争的前夜”，已经遭受了可怕的失败。他认为，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因为老的国际已经在废墟中奄奄待毙。他宣称，1914年第二国际有意识地背叛了它的所有崇高理想，而1933年共产国际则纯粹由于愚蠢、疏忽和盲目而造成了法西斯的胜利。 建立一个新国际的计划在托洛茨基的心里慢慢成熟。经过四年的宣传和基层工作之后，他才感到准备就绪，可以召开成立大会了。但是，第四国际是个死胎，这主要是由于并不存在它可以赋予生命力的国际革命运动。 现在，我们得思考一下几个国际历史上一个最显著的自相矛盾之处了。俄国革命是在不存在任何国际的时刻发生的；同样，中国革命又是在不存在任何国际革命组织的时刻产生的。本世纪所经历的两次伟大社会革命，影响了8亿多人，但都发生在没有任何“参谋部”来提示、指导和调配力量的时期，都发生在一国范围之内，而在这个范围里，革命壮大并超越了民族意识的界限，再一次成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因素新的冲突的目标。 在中国、苏联和东欧，民族主义在风起云涌地上升。但是与此同时，国际主义也在重新涌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冲突，民族利已主义和国际团结之间的不断斗争，越来越变得明显了。 民族主义的浪潮，显然是斯大林主义引起的后果之一。列宁在同民族主义病症作斗争时，谴责了象杰尔席莫尔达（果戈里小说中的一个残暴警官——译者注）那样“伟大”的“伟大”民族的国际主义。[5]它充满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傲慢，凌辱弱小民族，而弱小民族则报之以强烈的民族主义。东欧所有民族受了凌辱，于是不信任俄罗斯人。不管表面上怎样表现团结，这种反应在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身上一样强烈。这能解释1956年波兰哥穆尔卡的重新掌权和匈牙利内战这些事件。列宁所谴责的大俄罗斯主义在赫鲁晓夫身上也还是存在，是他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在宣称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者的义务和道德的时候，第一指出了工人运动应具有怎样的气氛，第二指出了向新社会发展的最后结束。社会主义者应该是国际主义者，尽管工人阶级并不是这样，社会主义者还应该理解群众的民族主义，但是要象医生理解病人的弱点或疾病那样。 当前我们看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和对由一党控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叛。一个不存在的国际的解体，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步现象，如果工人运动能相继在国际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的话。 从对几个国际一个世纪的历史述评中，我们能吸取的唯一教训是：国际主义思想比几个相继成立、兴旺但随即衰落并死亡的国际要更重要、更符合需要、更富有生命力。几个国际过去了，而国际主义则依然是新世界的活生生的原则。在国际的废墟上，我依然深信国际主义的思想会象一株在废墟中生长和欣欣向荣的植物那样，将成长和壮大起来。
[1]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10页、第37卷第232页、第39卷第8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5]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