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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游荡的犹太人
伊萨克·多伊彻
1958年9月
来源：原载于《大学与左派评论》1958年夏季刊第4期。中译文来自于《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5—248页，杨兴林译。
作者按：本文修改自1958年2月向《犹太周刊》（the Jeuish Baok Wet）的大量读者宣读的一篇论文。当时的题目叫《现代欧洲思想中的非犹太教的犹太人》（"The Nan-Jewish Jew in ModernEuropean Thought"）。它已经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争论，现在是第一次以完整的形式在这里出版。
记得小时候阅读《米德拉西》（Midrush）时，我偶然看到了一个故事，其中对一个场景的描述引起了我深深的想象。那就是拉比迈尔的故事。他是伟大的圣人、智者以及摩西正统的支柱和《密西拿》的合著者。他跟随绰号叫阿海尔（陌生者）的异教徒以利亚本阿乌亚学习神学。有一次，拉比迈尔与他的老师在安息日一起出去旅行。与往常一样，他们加入了激烈的讨论。异教徒骑在一头驴上，而由于拉比迈尔在安息日不能骑驴，所以就走在他的旁边并且心无旁骛地聆听着从这个异教徒的嘴唇里说出来的箴言。这使他未能注意到他与他的老师已经到达了犹太人在安息日中不能跨过的仪式边界。此时，那个伟大的异教徒转向他的学生并说道：“看，我们已经到达了边界了——我们现在必须分开；你不必再与我同行了——回去吧!”拉比迈尔回到了犹太人社区，而异教徒则在犹太人的边界之外继续骑行。
这个故事场景里面有足够多的问题引起一个传统的犹太孩童的疑惑。我在想，为什么拉比迈尔从异教徒那里学习他的神学？为什么他对这个老师表现出了这么多的喜爱？为什么他反对其他拉比来保护他？看起来，我是关心这个异教徒。他是谁？我自问道。他好像是在犹太人之中可是又在犹太人之外。在神圣的安息日那天，当他让拉比迈尔回到犹太人中去时，他对他的学生的传统表现出了出奇的尊敬；但是他自己却骑着驴越过了那些边界，没有考虑教规和仪式。当我十三或十四岁时，我开始写作一个关于阿海尔和拉比迈尔的剧本，并试图找出阿海尔的更多特征。是什么使他超越了犹太教？他是一个诺斯替教徒吗？他是古希腊或罗马哲学的某个其他学派的信徒吗？我没能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且我的剧本只写了第一幕。
这个超出了犹太人的边界的犹太教的异教徒与一种犹太人的传统有关。如果你愿意这么理解的话，你可以把阿海尔看做现代思想中的那些伟大的革命者的一个原型，今晚我要谈论的就是这些伟大的革命者——你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你必然地想在任何犹太教传统内部来评定他们。他们都超出了犹太人的边界，他们——斯宾诺莎、海涅、马克思、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与弗洛伊德——都发现犹太人太狭隘、太过时和太循规蹈矩了。他们都寻求超越它的理想及其实现，而且他们代表了现代思想中多数最伟大的思想的要义以及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剧变的精华。
他们之间有共同之处吗？难道是由于他们特殊的“犹太人的天赋”使他们如此巨大地影响了人类的思想？我不相信存在任何种族的独有天赋。不过我认为，他们在某些方面确实是非常具有犹太人特点的。他们身上拥有犹太人的生活和犹太人的智慧的某种精髓。作为犹太人，他们仔细地研究不同的文化、宗教与民族文化的界限，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先天优越的。他们在不同的时代的界限中出生和长大，他们的思想在最丰富的文化影响相互交结与哺育的地方成熟起来，他们生活在他们尊敬的民族的边缘或者每个角落。他们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但是又不在社会中，他们是社会中的人，但又不是社会中的人。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超出他们的社会、超出他们的国家、超过他们的时代与同代人而在思想上崛起，并从精神上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而且深深地影响到未来。
我认为，正像斯宾诺莎的一位英国新教传记作家所讲到的，只有一个犹太人才能够在他的时代的哲学中实现斯宾诺莎那样的剧变——他不会被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的教条所束缚，也不会被他所生于斯的信仰所限制。无论是笛卡儿还是莱布尼茨，他们都不能把自己从中世纪哲学的学院传统的束缚中如此大幅度地解放出来。
斯宾诺莎是在西班牙、荷兰、德国、英国以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影响下长大的——那个时候起作用的所有的人类思想潮流塑造了他的思想。他的祖国荷兰当时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阵痛之中。在来到荷兰以前，他的祖先们已经是西班牙—葡萄牙玛拉尼莫的成员了。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秘密的犹太教，但是他们表面上是基督教徒，因为许多西班牙的犹太人要被宗教法庭强迫施洗礼。当斯宾诺莎一家搬到荷兰以后，他们公开了自己的犹太教徒身份；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近亲后裔对基督教的思想氛围当然不会陌生。
在以独立的思想家和现代《圣经》批判的发起人的角色登上思想舞台时，斯宾诺莎立即把握了犹太教中的主要矛盾，那就是一神论和万能的上帝与上帝在犹太人的宗教中出现的背景之间的矛盾——因为一个上帝只隶属于一个人；以及万能的上帝与他的“上帝的选民”之间的矛盾。你们知道认识到这种矛盾给斯宾诺莎带来了什么：驱逐出犹太人社区并开除教籍。他不得不与受到宗教法庭的精神所影响而最近又成为宗教法庭的一个牺牲品的犹太教拉比进行斗争，接着他还得面对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加尔文教派神父的敌意。他的一生就是一场克服他的时代的宗教与文化局限性的斗争。
在所有处于不同的宗教与文化的协同放射影响下的伟大的犹太思想家中，有一些被矛盾性的影响和压力所分裂，因为他们不能找到精神上的平衡而垮掉。其中之一便是尤利尔·阿科斯塔，他是斯宾诺莎的长辈和先驱。他多次反抗犹太教，而且他多次公开认错。拉比再三地开除他的教籍，而且他屡次地在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堂的地板上拜倒在他们面前。斯宾诺莎拥有这样一种伟大的融于智慧的幸福，它能够使互相矛盾的影响协调起来，并从这些影响当中创造出世界上一种更高的境界和一种完整的哲学。
几乎在每一代人中，每当犹太知识分子处于多种文化的联结之处时，他就与他的时代的问题进行自我斗争。我们发现像尤利尔·阿科斯塔这样的人在重压之下崩溃了，而像斯宾诺莎这样的人则用那种负担造就了他的伟大的羽翼。在某个意义上，海涅是后世的尤利尔·阿科斯塔。他与斯宾诺莎思想的第三代传人即马克思的关系，类似于尤利尔·阿科斯塔与斯宾诺莎的关系。
海涅生于基督教与犹太人以及法国与德国之间。在他的家乡莱茵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影响与德国皇帝的旧的神圣罗马帝国发生了冲突。他在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共和主义的轨道之内长大；他把康德看做精神领域中的罗伯斯庇尔，把费希特看做精神领域中的拿破仑；因此他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最深刻、最优美的段落中评述了他们。他在晚年时接触了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他以阿科斯塔遇见斯宾诺莎时的那种忐忑不安的欣赏和共鸣会见了马克思。
普遍的人
马克思同样是在莱茵兰地区长大的。他的父母不再是犹太教徒，他没有像海涅那样与犹太人精神遗产进行斗争。他更加激烈地反对同时代的德国社会与精神上的落后。他的一生多数时间是被流放的，他的思想的形成受到了德国的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他吸收了上述各种思潮的精华，并且超越了每种思想的局限性。
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和弗洛伊德都形成于历史逆流之中。罗莎·卢森堡是德国人的、波兰人的和俄国人的特征与犹太人的气质的独特混合体；托洛茨基就读于没有地区偏见的敖德萨的一所路德教会的俄德高级中学，而这个地方毗邻有着希腊东正教传统的沙皇帝国；弗洛伊德的思想是在维也纳期间伴随着疏离犹太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的天主教教士的政治势力而成熟的。他们在下面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即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条件不允许他们自己与民族上或宗教上有局限性的观念相调和，进而招致他们谋求一种普遍的世界观。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不再是犹太人的伦理学，而是普遍的人（Man atlarge）的伦理学——正像他的上帝不再是犹太教的上帝一样：他的上帝与自然合为一体，散发出他的分散的和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同一性。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和伦理学仍然是犹太教的，只是他的上帝是犹太教的一神论的逻辑结论的推断，他把犹太教泛神论思想思考到了终点，而一旦思考到底，他便不再是犹太教的了。
海涅的整个一生都在与犹太教进行角力。显而易见，他对犹太教的态度是矛盾的，充满了又爱又恨或者又恨又爱的感情。在这个方面，他比不上被犹太教开除教籍但是并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斯宾诺莎。海涅没有斯宾诺莎那样的思想与性格的力量；他生活在一个即使是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仍然比17世纪的荷兰更加落后的社会里。他最初把希望寄托在犹太人的伪解放上，摩西·门德尔松用下面这句话表述了这个理想：“在你的家里成为一个犹太人，在外面做一个人。”[1]德国犹太人的理想的怯弱是不信犹太教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微不足道的自由主义的一个片断：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的家里是一个“自由人”，在外面就是最忠实的臣民。这不能使海涅满足多久，为了获得一张“通向欧洲文化的通行证”，他放弃了犹太教并且皈依基督教。在内心里，他从来没有甘心于这种放弃和转变。他对犹太教正统的拒绝贯穿于他的整个作品之中。堂·伊萨克对来自巴哈拉赫的拉比说：“比起你们的信仰，我更爱你们的菜肴；你们的信仰缺乏适当的调味品。我对你们本身从来没有真正的理解。即使在你们最辉煌的年代，在我的先祖、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国王大卫王的治理下，我恐怕也无法忍受在你们中间生活，我准定会离家出走前往亚述或巴比伦，那里的神庙也充盈着爱和生活的愉悦。”
马克思在20岁更年轻一点的时候便超越了折磨着海涅的这个问题。他只有一次认真对待了这个问题，即在年轻时所写的著名文章《论犹太人问题》[2]中。这一次是他对犹太教毫无隐讳的拒绝，犹太教的正统性和犹太教的民族主义的辩护者把它作为尖锐攻击马克思是一名“反犹主义者”的证据。不过我认为，当马克思说“犹太精神不是违反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保持下来的”时，他是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核心。而且他把犹太精神的保持归结为犹太人扮演了在自然经济的环境中充当金钱经济的主体这种独特作用，犹太教本质上是商人的市场关系和信念的一种神学缩影；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基督教欧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犹太教的了。马克思把基督徒看做“理论化的犹太人”，把犹太人看作是“实践的基督徒”，所以，把“实践的”市民社会的基督徒看做一个“犹太人”。既然他把犹太教看做市民社会的思想方式的宗教反映，那么他就认为市民社会的欧洲被犹太教同化了。他的理想不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在一种“犹太教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平等，而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从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或者说，就像他用他那有些过于诡论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习语挑衅性地讲到的，“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他的思想与斯宾诺莎的思想一样普遍，却超出了时代200年之久—这就是社会主义以及无阶级的和无国家的社会的思想。
无限的憧憬
在马克思的众多弟子与追随者之中，很少有人像罗莎·卢森堡和列昂·托洛茨基那样，与马克思在精神和性格方面如此接近。他们与马克思的亲近性表现在他们关于世界和阶级斗争的辩证的鲜明的观点上，以及表现在为他们的语言和风格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明晰性、深刻性和丰富性的思想、激情和想象力的异常一致性上。（当萧伯纳说到马克思的“犹太人的文学天赋”时，他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些才能。）像马克思一样，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与他们的非犹太人战友们一起为与排他主义相对的普遍主义而奋斗，为与民族主义相对的国际主义而奋斗，用于解决其时代问题。罗莎·卢森堡试图超越德国的改良的社会主义与俄国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她设法为德国的社会主义注入俄国的和波兰的革命性的活力和理想主义的一些元素，这些“革命浪漫主义”的元素是列宁那样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毫不含糊地赞美的；有时她又希图把西欧的民主精神和传统移植到东欧的社会主义地下运动中去。她的主要目标失败了，她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不止是她为了这个目标而牺牲。霍亨索伦王朝下的德意志帝国在她的被暗杀中庆贺了它的最后一次胜利，而对于纳粹德国而言，则是它的第一次胜利。
作为《不断革命论》的作者，托洛茨基在此之前就认为人类会经历一场世界性的剧变的改造。托洛茨基与列宁同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当他帮助建立起来的国家和它的领导人竖起社会主义一国论的大旗时，他与那个国家陷入了冲突之中。对于他来说，社会主义愿景的局限性并不是对一个国家的边界的限制。
反犹主义的暗讽
所有这些伟大的革命家极易受到攻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作为犹太人是无根的；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又是那么的唯一，因为他们在思想传统和他们时代的最高贵的志向上又有着最深层的根源。然而，只要宗教的不宽容或民族主义情绪方兴未艾，只要教条主义的狭隘思想和狂热获胜时，他们就是第一批受害者。他们被犹太教的拉比逐出教会；他们被基督教神父残害；他们被独裁统治者的宪兵和兵痞穷追猛打；他们被虚假民主主义的市侩庸人所痛恨；他们被他们自己的政党所开除。几乎他们所有人都被他们的国家驱逐出境；他们的所有作品曾经都被烧毁在火刑柱上。斯宾诺莎的名字在他死后不能被提起达一个世纪之久——即使是大大得益于斯宾诺莎思想的莱布尼茨也不敢提起它。托洛茨基在今天的俄国仍然遭到强烈谴责。马克思、海涅、弗洛伊德和罗莎·卢森堡的名字最近在德国是被禁止提及的。但是他们的名字是最终的胜利者。在斯宾诺莎的名字被覆盖湮没了一个世纪以后，人们为他建立了纪念碑并承认他是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果实。赫尔德有一次谈到歌德时说：“除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以外，我希望歌德阅读一些拉丁语的书籍。”歌德确实精通斯宾诺莎的思想；海涅正确地把他描述为“脱掉了他的几何学—数学公式的外衣的斯宾诺莎以及站在我们面前的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海涅自己战胜了希特勒和戈培尔，这种线路上的其他革命者也将会经受得住考验，而且迟早会战胜努力抹掉关于他们的记忆的那些人。
我担心我对弗洛伊德谈论得太少了。但是，他为什么同属这一条思想线路也是非常明显的：无论他的著作中的优缺点是什么，他超越了早期心理学学派的局限性。他所分析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德国人或者一个英国人、一个俄国人或者一个犹太人——它是潜意识和意识在其身上搏斗的全面的人；一部分是自然而一部分是社会的人；无论他属于什么种族、宗教或民族，其欲望与渴求、顾虑与禁忌、焦虑与困境本质上是相同的人。依他们的观点，当纳粹主义者把弗洛伊德的名字与马克思的名字结合起来并焚毁了二者的著作时，他们是正常的。
所有这些思想家和革命者都有一些共同的哲学原则，尽管他们的哲学当然会因时代不同和世代不同而有所变化。从斯宾诺莎到弗洛伊德，他们都是决定论者。他们都认为宇宙被它所固有的规律所支配，被规律性所统治。他们没有把现实看成是一团混乱的偶发事件，或者把历史看成是统治者们的反复无常和心血来潮的集合体。所以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梦、愚行甚至是我们的口误中不存在任何偶然发生的事情。托洛茨基说，发展规律通过偶然的事件来“折射”自己；在这个说法上，他非常接近斯宾诺莎。
他们是决定论者，全因他们观察了许多社会并近距离地研究了许多“生活方式”，他们掌握了生活的基本规律。因为生活在众多国家和宗教的边界，他们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中看待社会，所以他们的思考方式是辩证的。他们认为现实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那些被封闭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宗教之内的人，易于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思考方式设想为有着绝对的和不能改变的正确性，所有与他们的标准相冲突的生活和思想都是有些“不正常的”、低级的或者是邪恶的。另一方面，那些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的边界的人更加清晰地理解了自然与社会的伟大的运动和伟大的矛盾性。
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同意道德标准的相对性，他们都不相信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他们都观察了附属于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不同的伦理价值观的共同体。统辖着斯宾诺莎的祖辈的罗马天主教宗教法庭认为是善的东西，对于犹太教来说却是邪恶的；对于阿姆斯特丹的拉比和犹太长老来说是善的东西，对于斯宾诺莎自己来说则是邪恶的。海涅和马克思在他们年轻时期在法国大革命的道德观和封建主义的德意志帝国的道德观之间，亲身经历了巨大的冲撞。
几乎所有这些思想家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伟大的哲学思想——真正的知识必须是起作用的思想。这个思想顺带地与他们关于伦理学的观点相关联，因为如果知识与按其本质来说是相对的和自相矛盾的行动或实践是不可分开的，那么作为何为善和何为恶的知识的道德同样与实践是不能脱离的，并且同样是相对的和自相矛盾的。正是斯宾诺莎说道“存在就是行动，知识就是行动”，这与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说法仅有一步之遥。
最后，从弗洛伊德到斯宾诺莎的所有这些人都相信人类最终会休戚与共；这一点暗含在他们关于犹太人的态度之中。现在我们正在通过我们时代的血雨腥风来回顾这些人性的信徒，通过任何风都不能够真正地从我们眼前驱散毒气室的烟雾来回顾他们。这些“非犹太教的犹太人”本质上是乐观主义者，而且他们的乐观主义达到了在我们的时代不易上升到的高度。他们万万没有想到，20世纪“文明化了的”欧洲会陷入到一种深度的野蛮之中，这种野蛮如果仅仅用“人类的休戚与共”这类话语，将会显得是对犹太人的听觉的一种乖张的嘲弄。在这些人之中，只有海涅对这一点有着诗人的直觉的预感，当他提醒欧洲要谨防即将到来的日耳曼诸神的攻击时，当他抱怨现代犹太人的命运是不能被表达和理解的悲剧时——如此具有悲剧性以至于“当你谈及它时，人们会嘲笑你，这是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
我们没有在斯宾诺莎或马克思的身上发现这种预感。在纳粹主义的打击下弗洛伊德晚年在精神上退缩了。斯大林居然用排犹主义的影射来反对托洛茨基，这令托洛茨基感到震惊。托洛茨基青年时期就义正词严地否认了犹太人的“文化自治”要求——由犹太人的社会主义政党崩得在1903年提出，他是以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休戚与共的名义来拒绝这一要求的。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当他忙着与斯大林进行不公平的斗争并前往莫斯科的党组织详细说明他的观点时，他在那里赢来的却是他的犹太性的恶意影射，甚至是简单粗暴的反犹主义侮辱。这些影射和侮辱来自于他和列宁一起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领导过的那些党内成员。在托洛茨基的档案里面，我发现有一封他在1926年写给布哈林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书信。他描述了莫斯科党组织当时的场景并诘问道：“这可能吗……”——你能从这句话和他的强调里感受到一个人的痛苦、惊愕和恐惧——“在我们的党内，在工人的组织内，在莫斯科这里，人们使用反犹主义的侮辱却应该逍遥法外吗？这可能吗？”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带着同样的惊愕和痛苦再次质问了这个问题，而他的同僚们则对他不予理睬并漠视了这个问题。又一个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而且是在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和贝尔森纳粹集中营以后，托洛茨基的问题不得不再次被提起，而这一次是以更加公开和威胁性的方式再次被提起的，斯大林诉诸反犹主义的暗讽和侮辱。
无可否认的是，欧洲六百万犹太人被纳粹政权屠杀并没有给欧洲的非犹太民族（the nations）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它并没有真正地冲击他们的良知，他们对这个事实几乎已经冷漠了。那么，这是对那些伟大的犹太革命者所宣称的对人性的乐观主义信念的确证吗？我们还能够分享他们对文明的未来的信仰吗？我承认，如果我们试图仅从一种犹太民族的观点出发来回答这些问题，给出一种积极的答案将是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不能仅仅从一种犹太民族的观点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我的答案是：是的，他们的信仰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由于人类的最终的休戚与共的信仰本身是保存人性、净化现在还出现在我们的文明中并对其加以毒害的野蛮的残渣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信仰的正当性已经得到了证明。
那么，为什么欧洲的非犹太民族或者一般地说是异教徒对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几乎已经麻木不仁？不幸的是，关于犹太人在欧洲社会中的地位的问题，马克思要比我们先前能够认识到的正确得多。犹太人的悲剧的主要部分在于下面这一点，即由于一种长期的历史发展，欧洲的民众已经习惯于把犹太人主要地等同于贸易与临时工、借贷与赚钱。在一般人的思想中，犹太人已经成为这些特性的同义词和象征。让我们查阅一下《牛津英语词典》吧，看看它如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犹太人”的解释：首先，它是指一个“希伯来民族的人”；其次——这是口语的用法——“敲诈性的高利贷者、拼命讨价还价的人。”有句谚语说RichasaJew（极富有的，拥有大量财产）。口语中这个单词也被用做及物动词：《牛津英语词典》告诉我们，to jew意思是“欺骗、诈骗”（to cheat, overreach）。这是犹太人的庸俗形象以及对他的粗鄙的偏见，这已经在许多语言中固定下来了，不仅是在英语中；在很多艺术作品中固定下来了，不仅仅是在《威尼斯商人》中。
傻瓜的社会主义
然而，这不仅仅是庸俗的形象。想一想麦考莱辩护时的理由是什么，以及他为犹太人和异教徒政治上的平等、为犹太人列席下议院的权利辩护的方式。理由是允许罗斯柴尔德进入议会，他是第一个列席众议院并被推选为伦敦金融城议员的犹太人。而且麦考莱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容许犹太人为我们管理金融事务，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允许他在议会中坐在我们中间，并在所有我们的公共事务管理中拥有发言权呢？这是对夏洛克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看法并称颂他为兄弟的资产阶级基督徒的呼声。
照我看，使犹太人能够作为一个单独的共同体而保存下来的事实，即他们代表了生活在一种自然经济里面的人们中的市场经济——这个事实和对它的通俗记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欧洲大众在亲眼目睹犹太人大屠杀时的幸灾乐祸或者是态度冷漠的原因。无论如何，当欧洲的非犹太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以这种方式在表面上非常肤浅地反对资本主义时，犹太人的灾难已经成为事实。他们攻击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不是它的生产关系，不是它的财产和劳动的组织系统，而是它的外表以及很大程度上是它的表象，而这些外表和表象常常确实是具有犹太人特点的。
如果欧洲的民族与资本主义相连接，他们就不会把自己的失望和愤怒撒在作为一般而言是金钱经济的传统和原始的主体的犹太人身上。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严肃地起来反抗资本主义，他们就会推翻它并且就不会在犹太的商人和小贩那里找到替罪羊了。这是因为欧洲的民族只是以他们反对犹太人的那种半心半意和愚蠢至极的方式反对资本主义。倍倍尔（Bebel）有一次说道：“反犹主义是傻瓜的社会主义。”欧洲的民众在接受傻瓜的社会主义方面足够“社会主义”，但是在领悟社会主义方面却不够明智。
这就是犹太人的悲剧的症结。马克思和罗莎·卢森堡认为，在资本主义由于处于摇摆与符咒之下维持太久从而导致文化上的堕落以前，人类将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人类将会以一种友善的和文明化了的形式退出资本主义。这并没有发生，腐朽的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得太久并已经在道德上拖垮了人类；而我们犹太人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并且可能还要为此付出代价。
所有这些都驱使犹太人把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看成是出路。我正在讨论的这种传统的伟大的革命者中的大多数人把最终的解决方案看成是他们的和我们的时代的问题，不是在民族—国家而是在国际社会中寻求答案。作为犹太人，他们是这种思想的天然的先驱者，难道也是因为他们有资格鼓吹平等的国际社会以及犹太人从所有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传统和民族主义之下解放出来吗？不过，资产阶级的欧洲的腐朽已经迫使犹太人理解民族—国家了。这是犹太人的悲剧的悖论似的完成，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正快速成为一种过时的事物的时代——不仅是以色列的民族—国家，而且包括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的民族—国家，它们都是过时的事物。你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吗？你没有看到吗，原子能每天削减地球的尺寸，人们外出开始星际旅行，一颗人造卫星在一分钟或数秒之内飞越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的领地，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技术使民族—国家成为一种荒谬的现象，而且就像是蒸汽机时代的中世纪的小诸侯国那样经久存在。
在我看来，即使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为了解放而发动的一场必要、进步的斗争而形成的那些年轻的民族—国家——印度、缅甸、加纳和其他国家——也不能长久地保存它们的进步因素。它们是一些民族的历史中的一个必要阶段；但是它也是那些民族为了寻找他们的更宽广的生存框架而将不得不克服的一个阶段。在我们的时代，任何新的民族—国家在它建立不久之后便开始被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总体衰落所影响；而且这已经在印度、加纳和以色列的短暂经验中表现出来了。世界已经迫使犹太人接受和重视民族—国家，犹太人的自尊和希望只有当他在民族—国家中抱有很少或不抱有任何希望的时刻才会实现。你不能把这归咎于犹太人；你应该责备世界。但是犹太人至少应当意识到这个悖论并认识到他们对于“国家主权”的极大热忱从历史上来说已经过时。当民族—国家在历史中充当人类进步的媒介以及一种巨大的革命性的和统一性的因素时，犹太人在那些世纪中并没有从民族—国家的优点中受益。只是在它已经成为一种不统一和社会解体的因素以后，他们才占有了它。
因此，我希望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一道都将最终意识到——或者说是重新获得这种意识——民族—国家的不足之处，希望他们重新回到犹太人中的天才已经超越了犹太民族遗留给我们的道德的和政治的遗产——全人类解放的预言。
[1] 《海涅选集》，第7卷，章国锋、胡其禁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0页。一译者注
[2] 以下对《论犹太人问题》的引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98页。“实践的基悟徒”（practical Christian）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译为“实际的基督徒”，此处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另译，一是与“理论化的”相对虚；二是马克思此时把犹太人的借贷、做生意等商业活动称为“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实践），—译者注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