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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十二卷，第十四章
俄国革命
[英] 伊萨克·多伊彻
1917年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爆发，俄国虽然属于最后获胜的那个强国联盟，却遭受了最惨重的失败。因此，革命看来仿佛只是军事崩溃造成的后果。然而，战争只不过加速了几十年来的一直侵蚀旧秩序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由于军事上的失败而不止一次地被加剧了。1861年，沙皇政权曾试图以解放农奴的措施来克服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带来的后果。俄国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遭受失败后，接踵而至的是革命的“奇异的一年”。经过1915至1916年军事上的惨败以后，这个革命运动从它在1905年陷于停顿的那个基点上重新开始。莫斯科工人的十二月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最后一幕，而圣彼得堡的武装起义则是1917年革命的开场锣鼓。1905年革命创建的最重要的制度是圣彼得堡的“工人代表会议”或苏维埃。经过十二年的间歇期后，在这次新的巨大动荡初期，上述这种制度立即复活，成为即将展开的这个戏剧性事件的主要中心。
当人们将1917年的事件和法国大革命或英国清教徒革命[1]对比一下，他们吃惊地发现，前两次革命中曾费了好多年才解决的冲突和争议，通统被压缩在俄国发生剧变的头一个星期内解决了。君主与某种议会机构之间的争执是其它革命的典型序曲，而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却没有这种现象。罗曼诺夫王朝旧专制主义的拥护者们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可以说革命的帷幕刚一拉开，他们就从舞台上消失了。那些希望保存君主制度但要把它置于一定程度的议会控制之下的立宪主义者们，几乎没有机会公开阐述他们的纲领。革命刚一开始，由于共和主义情绪的高涨，他们不得不收起旨在保存君主制的主张，作为单纯的立宪派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象法国的“三级会议”或英国的议会那样的机构是不存在的。1917年事件的主要内容是迄今一直构成秘密反对派的极端派别的两个集团——“俄国的吉伦特派”（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俄国的山岳党”（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斗争。
革命的立宪阶段实际上在1917年以前业已告终。沙皇1905在十月宣言中曾经许诺召集代议制议会。但是，尽管以往查理一世或路易十六在被废黜以前都曾向他们的议会机构一再让步，沙皇尼古拉二世却很快就从1905年的“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重新树立了自己作为全俄罗斯独裁者的地位。1906至1916年间，政治历史的特点是俄国的半议会——“国家杜马”不断地遭受屈辱。这种“国家杜马”仅仅是咨询机关，无权控制政府；沙皇可以随意命令它暂停召开或解散；其成员时常被捕下狱或遭到放逐。因此，在1917年3月，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议会机构可以作为各政党相互竞争的舞台，或是供他们进行辩论的场所。这样，苏维埃就注定要成为整个运动中引人注目而具有权威的中心了。
1905年的警告对沙皇政府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仅专制政府继续存在——存在于一种愈来愈腐败、愈来愈堕落乃至出现离奇的拉斯普廷丑闻的气氛之中；而且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仍然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变革。大约三万名地主仍然拥有将近七千万俄亩[2]土地。另一方面，一千零五十万名农民却只占有七千五百万俄亩土地。三分之一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农业技术水平惊人地低下：据1910年的调查统计，全国正在使用的有一千万木犁和“索哈”[3]以及二千五百万木耙，而铁犁只有四百二十万个，铁耙则不到五十万个。机械牵引几乎没有牲畜。因此，大战前几年，俄国谷物每英亩的平均产量仅仅达到德国农夫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和法国农夫收获量的二分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贫困是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这种负担由于他们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的价值约四亿至五亿金卢布的租赋而变得更难以忍受。抵押给贵族银行的地产半数以上租给农民，向农民的征收实物地租或其它封建形式的租税。地租往往是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在解放农奴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农奴制的残余还大量存在而且颇有势力，在某些地区，例如高加索，直到1912年还公开存在着“短期农奴制”。要求降低租税或减免“劳役”的呼声愈来愈强烈，一直发展到大声疾呼地要求完全没收地主的财产并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种情况使得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迟早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战争带来的动乱增加了农民的爆炸情绪。1914年至1916年连续的战争动员，使农业失去了将近一半的强壮劳动力；牲畜被大量屠宰以供军需；农具生产降至正常时期的百分之二十五，同时农具的输入完全停止，而在和平时期，俄国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这种输入的。生产的下降使农民无法忍受沉重的地租负担，而且也使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变得不可抗拒。1905至1917年间，只试行过一次重大的土地改革：1906年11月的斯托雷平改革方案曾试图助长一个富农阶层的增长，以便使这个阶层的保守性成为沙皇政权的支柱。但是，这个为时过晚的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不大显着，而且大都被战争的破坏所抵消了。
工业落后和农业上的贫困并存。大战前夕，按人口计算，俄国生铁产量是每年三十公斤，德国是二百零三公斤，英国是二百二十八公斤，美国是三百二十六公斤。煤产量俄国每人为零点二吨，德国是二点八吨，英国是六点三吨，美国是五点三吨，棉花消费量俄国是每人三点一公斤，英国是十九公斤，美国是十四公斤。俄国的电力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刚刚创立，而且根本没有机床工业、化工工厂和汽车制造工厂。在战争期间，军备生产勉强有所增长，基础工业的生产却下降了。1914至1917年间，为一千五百万应征入伍者仅仅制造了总数不超过三百三十万支步枪。工业落后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军事上的虚弱，纵然俄国的西方盟国向它提供枪支弹药，也无济于事。然而，看来一个十分离奇的矛盾现象是，俄国的工业有一个方面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它高度集中，其集中程度甚至超过当时的美国工业。超过半数的俄国工业无产者在雇用五百人以上的大工厂做工。这种情况势必会带来政治后果：这种前所未见的集中性使工业无产者高度组织化并具有巨大的政治攻击能力，而且正是由于（至少是部分地）具备这些特征，它才能够在革命中取得统治地位。但是，还没有等到这个革命的领导阶层显示出它的力量，旧政权的虚弱就由于财政上的破产而进一步恶化了。俄国的战费开支总计达四百七十亿卢布，其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数目可以由正常收入来支付——内外战争债务共达四百二十亿卢布。通货膨胀猛烈：1917年夏季的货币流通额是1914年的十倍。到革命开始的那一年，生活费用上涨到战前的百分之七百。1916年全年，在彼得格勒[4] 、莫斯科和其它工业中心经常爆发罢工和因粮荒而引起的暴乱。
“如果后代诅咒这场革命，他们将会责备我们没有及时地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来阻止它。”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马克拉诺夫这概括了宫廷、政府以及自由中产阶级在这次动乱前夕的态度。一点不假，在国家杜马中，自由主义和半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对于正在酝酿中的风暴是有预感的。1915年8月，由于军事上屡遭挫败而导致俄国损失了三百五十万人，并丧失了加里西亚和波兰以后，在国家杜马中形成了一个革新派。它包括以巴·尼·米留可夫和格·叶·李沃夫亲王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人；以亚·伊·古契柯夫为首的十月党人。十月党人是一些放弃了实现宪政的主张并与专制政权言归于好的保守分子；还有一个极右的国家主义者集团，它的发言人是瓦·信·叔尔根。这个革新派相当胆怯地要求沙皇成立一个“受全国信任的政府”。这个提法甚至没有暗示新政府应该对杜马负责——他们并不要求沙皇限制自己的专制权力，只是要他使这种权力比较容易接受一些而已。这个革新派主要关心的是战争的进行。它的领袖们对宫廷中的主降派势力感到惊恐。当时许多人相信，形形色色的宫廷奸佞都劝说沙皇设法同德国单独媾和。由于沙皇皇后神秘地宠信拉斯普廷那个一字不识和生活放荡的西伯利亚僧侣，他的集团势力很大，而这个集团却特别有主张投降的嫌疑。革新派的领袖们一致下定决心，要把战争进行下去，并受到驻在俄国首都的西方各国使节的鼓励。最高统帅部里也有反对派活动的迹象。总司令布鲁西洛夫将军对于文职政治家们的活动持有一种谨慎的、不介入的同情态度。一个反对沙皇的密谋后来被认为是另一位军官克雷莫夫将军策划的。然而，如果说任何这种计划曾经策划过的话，却没有一个真正地实现。沙皇的态度强硬，防止他起用一个内克式或杜尔果式的俄国人物，[5]从而使革命迅猛发展。1915折9月16日（俄历9月3日），沙皇发布了“临时解散”杜马的诏令。他改组了政府，但是改组的方式却是蓄意要侮辱革新派和整个反对派。每次改组都把愈来愈多的招致公愤的人物塞进了政府，从而使主降派阴谋的迷雾更加浓厚。在开战后的两年期间，俄国撤换过四个首相、六个内务大臣、三个外交大臣和三个国防大臣。“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登台……，”研究这场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历史学家米留可夫这样写道，“然后，又陆续地销声匿迹，让位给那些和他们自己一样唯宫廷佞臣之命是听的走卒。”1916年底，杜马重新召开，革新派的领袖们公开谴责沙皇皇后本人，一再向政府发问：“这到底是愚蠢还是背叛？”沙皇再次以他惯常的方式作了答复：取缔批评言论，杜马本身也被解散。闸门紧紧地关闭着，以阻挡革命的浪潮，结果是潮水更加高涨，直到猛然冲开缺口，把一切障碍统统席卷而去，其中也包括古老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宝座。
1916年12月30日至31日（俄历12月17日至18日）夜间，宫廷的“妖师”拉斯普廷被刺杀，这最后一次显示出，劝说沙后改变态度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圣僧”是被沙皇一个亲戚尤苏波夫亲王当着其它宫廷近臣的面刺杀的。这一事件向全国表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事实上，行刺者旨在消除宫廷内亲德派的势力。一时间，对统治方式会发生变革的希望增长了，但人们很快就大失所望。沙皇和皇后为他们的“圣友”被刺而感到愤恨，因而更加顽固地坚持一贯的作法。他们的行为是一个实际的教训，也是人民彻底记取的一个教训：清除某一个宫廷佞臣的集团并不会产生人们希望的变革；令人不满的事态是与沙皇本人密不可分的，或许更广泛地说，是与整个帝国秩序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国家陷入了日益严重的混乱：战场上的失利、饥荒、肆无忌惮的投机倒把以及无止境的战争动员都在继续着，人民的情绪愈来愈烦躁不安了。
那些老朽参谋部废物（托洛茨基写道）……希望用新的动员来堵住一切缺口，并且在需要一队队能打仗的战士的时候，却用纸上一行行的士兵数字来安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盟国。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已被动员，聚集在兵站、营房和转运点，他们拥挤着，互相践踏着，变得暴躁不安，咒骂着。如果说这群人在前线是一支虚假的巨大力量，他们在国内却真正是一个破坏的因素。死伤和被俘人数大约有五百五十万，而且逃兵的数字与日俱增。早在1915年7月，大臣们就哀叹道：“可怜的俄罗斯啊！连它那支在以往的岁月中曾威震世界的军队……现在也只剩下一些懦夫和逃兵了。”
然而，当革命终于到来的时候，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识别它，或者对它那翻天覆地的力量能够有所估计。象早先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最初，它被认为是一场骚乱。不仅沙皇、宫廷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就连革命派也都持有这种看法。所有的人们都被此后以排山倒海之势涌现出来的事件吓呆了。直到沙皇被迫退位的时刻，他还继续发布一道道恐吓性的诏令。当沙皇本人已经为全国人民所抛弃的时候，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还在迫切要求撤换沙皇的各部大臣。接着，当起义的人民已经抛弃整个王朝，而共和制度已经成为事实以后，这些领袖还在敦促沙皇退位，由他的儿子或兄弟继承。另一方面，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秘密集团的情况也相差无几。当粮荒引起的骚乱已经变成罢工和示威，并最后发展为总罢工的时候，这些集团还以为它们目睹的仅仅是连续发生的一次骚乱；当首都卫戍部队参加了叛乱后，它们仍然忧心忡忡地害怕罢工会被武力镇压下去；当它们突然醒悟过来，发现政权已落入它们手中时，它们对于整个斗争的结局仍感到迷惑不解。在这以后，它们在极度的惶恐不安中，又开始左顾右盼，审察应该把政权交给谁。在旧秩序已经土崩瓦解以后，革命派本身似乎仍然受到旧秩序威力的震慑。
概括地说，这就是事件的演变过程。3月8日（俄历2月23日），彼得格勒发生了广泛的罢工。这一天是国际妇女节，家庭主妇们上街举行示威游行。少数面包店遭到人群的袭击，但整个说来，这一天是和平地度过的。第二天，罢工继续进行，示威者冲破警察的封锁线，进入市中心，抗议饥饿，要求面包。在他们被驱散以前，队伍中传出了“打倒专制”的口号。
3月10日（俄历2月25日）首都的所有工厂和工业企业全部陷于停顿。在郊区，工人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几支军队被调出来镇压示威，双方发生了几起冲突，但士兵们多半不肯向工人开枪。哥萨克骑兵在镇压1905年革命时曾经十分卖力，现在甚至支持示威者反对警察。第二天，沙皇从他的军事大本营发布一项解散杜马的敕令。杜马的领袖们仍然害怕违抗沙皇的权威，他们决定不召开杜马，只是呼吁代表留在首都，成立一个杜马临时委员会，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同一天，沙皇命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立即把这次运动镇压下去。在几处地方，军队向群众开枪。到傍晚，整个卫戍部队都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士兵们在营房集会，考虑是否应该服从命令，向示威工人开枪。
3月12日（俄历2月27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又有一部分卫戍部队参加了革命。士兵们把武器弹药分给工人。警察从街头消失。运动取得了的确十分迅猛的进展，到下午，政府就完全陷于孤立——它的命令只能在冬宫和海军部里产生作用。大臣们仍然希望已由沙皇下令调回彼得格勒的前线部队能够帮助把革命镇压下去。傍晚，罢工委员会领袖、工厂选出的代表和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举行集会，成立了工人代表会议（苏维埃）。到次日早晨，事情已经很清楚，不会再有任何前线部队来挽救政府——这些部队的调运正被铁路工人截住了。首都卫戍部队完全倒向了革命。团队也选出代表，很快就被接纳为苏维埃（后改称“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的成员。这时，苏维埃已经使工人和士兵绝对听从它的指挥，成为唯一事实上存在的政权了。决定成立工人民兵，满足首都的粮食供应，并命令恢复民用铁路交通。群众攻占了俄罗斯的巴士底狱——施利塞尔堡要塞，释放了政治犯。沙皇的大臣都被逮捕。
面对着既成的革命事实和苏维埃的支配地位，一直不愿向沙皇权力挑战的杜马临时委员会终于决定组成一个政府。3月14日（俄历3月1日经过磋商，组成了一个以李沃夫亲王为首的临时政府，其中包括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但不包括社会主义者。（只有“劳动团分子”克伦斯基的名字列在部长名单上，但他是以个人的身分而不是以他自己的党的身分出任司法部长。）在临时政府成立的那一天，它派古契柯夫和叔尔根去劝说沙皇让位给皇储阿历克塞。沙皇没有抗拒，但他决定把皇位让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而不要皇储阿历克塞继位。3月15日（俄历3月2日），他签署了退位法令。与此同时，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还没有获悉详情以前，就公开宣布了沙皇退位的消息。他在一个军官集会上宣称，沙皇将由他的独生子继任，在新沙皇成年以前，米哈伊尔大公将担任摄政。参加集会的军官们提出抗议，表示如果不撤消关于摄政的公告，他们就不回部队。而在苏维埃里，克伦斯基则已经谈到建立共和国，并因此而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临时政府陷于分裂，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的部长们把他们的争议提交到米哈伊尔大公面前。米留可夫敦促大公即位，而杜马主席罗将柯和克伦斯基则劝他退位。大公决定引退。但临时政府却没有能力宣布它本身是拥护帝制还是拥护共和，因此，决定把这个问题留待召开一次制宪会议时解决。
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从它们彼此成立之日起，就互把对方视为实际的敌对者。苏维埃没有任何合法的资格来支持它所拥有的权力；它代表着实际上发动了革命的那些力量，即工人和士兵。临时政府拥有中上层阶级的支持。它的合法资格也颇成问题。诚然，沙皇在任命李沃夫亲王为首相的法令上签了字，但是，沙皇的签字究竟是在退位以前还是以后，历史学家们迄今仍有争议。在那风云变幻的日子里，新政府的领袖们在混乱之中多半是忘记了宪法程序的微妙细节。看来，沙皇批准李沃夫亲王组成的政府时，严格地按照法律来说，他的批准已经无效。然而，不论合法与否，革命毕竟已经抛弃了沙皇，不再把他当作合法权力的源泉。临时政府代表最后一届杜马，而我们知道，这届杜马已经被沙皇在退位前解散了，而且它是依据1907年7月16日（俄历7月3日）的一项选举法选举出来的，该选举法又是斯托雷平政变的一个产物，因此，它根本没有任何代表性。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为什么杜马在1917年不负众望，而以后又无声无息以至销声匿迹。但是，临时政府的主要弱点却在于它没有能力行使实权。它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当时惊慌失措，而且政治上分崩离析，结果，没有力量和那些已经叛乱的军队联合起来的武装工人相对抗。因此，只有在彼得格勒和外省的苏维埃愿意听命于它的情况下，临时政府才能够行使职权。但是，它的社会和政治目标与当时流行的激进情绪差距如此巨大，以致它只能通过迂回曲折的和模棱两可的方式去追求这些目标。几个最有势力的部长——李沃夫、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希望恢复君主立宪制；他们迫切地想对工人们重新施加工业纪律，并防止发生土地革命。最后，他们决心把战争继续下去，希望俄国在胜利后，能够根据1915年秘密的伦敦条约控制土耳其的海峡和巴尔干半岛各国。这些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泄露出去，都会使群情愤激，造成极其危险的局面。
另一方面，苏维埃不仅有工人阶级作为依靠（在彼得格勒还有驻防军的支持），而且由于它们的选举方法，它们能够同不断波动的群众情绪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并能够最有效地召集群众采取任何行动。任何一个苏维埃的代表都是在工厂由全体工人群众，在营房由全体士兵选出的。但是选出的代表任期不定。如果选民们不赞成代表的态度，可以随时加以罢免，并选出新的代表去替换。这是苏维埃最初的一个特点，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个特点虽然在教义上仍然存在，但在实践中却放弃了。作为代议机构，苏维埃的基础要比由普选产生的议会狭窄。它们是一种典型的阶级组织，它的选举方式排斥了上、中层阶级的一切代表。另一方面，1917年的苏维埃在代表它们的选民这一方面，要比任何通常的议会机构更加直接得多，同时也更加敏感得多。代表们始终处在选民经常的、警惕的监督之下，而且事实上也时常被撤换。通过几乎连续不断的补缺选举的更替，苏维埃的组成随着工厂、营房和农村中情绪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此外，由于选举不是按区域而是按生产单位或军事单位进行的，苏维埃采取革命行动的能力是十分巨大的。如同庞大的罢工委员会一样，它们向工厂、火车站、公共企业和其它地方的人们发布命令。代表们是立法者、执法者和人民委员，一身数任，自成一体。立法和行政职能的划分被取消了。到了3月（俄历2月）革命末期。彼得格勒苏维埃就成为起义的领导机构。经过八个月的间歇以后，它将再一次发挥这样的作用。
然而，经历过3月（俄历2月）的各种事变以后，苏维埃与其说驾驭了革命的浪潮，不如说是被革命的浪潮所推涌着。它的领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却又害怕行使这些权力。3月15日（俄历3月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布了著名的第一号命令，宣布接纳士兵代表加入苏维埃，号召士兵选举自己的委员会，接受苏维埃的政治指令，同时不要执行与苏维埃的命令相抵触的任何指示。这项命令特别提醒士兵们守卫军火仓库，抵制可能由军官作出的解除部队武装的任何企图。这是在苏维埃承认政府权力后，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之间的第一次争端。临时政府指责苏维埃败坏军纪，而在苏维埃方面，由于害怕军官团的反革命行动，认为只有依靠军队中普通士兵的忠诚，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因此，正是为了它本身的利益，苏维埃才警告革命部队防止任何解除他们武装的企图。第一号命令重新引起士兵反对军官，同时，也引起军官反对苏维埃。它提出了临时政府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或者一般的苏维埃之间的相到关系问题。从一开始，这种关系就带有双重政权的一切特征。从3月到11月（俄历2月到10月）的整个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充满了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一系列绝望的尝试。这两个机构在这一时期内互相重迭、互相倾轧，竭力想弥补它们之间的分歧和推卸各自的责任。这种双重权力由于其本身的性质而注定是过渡性的。最后，不是临时政府就是苏维埃势必要独揽大权和消灭对方。立宪民主党和军官团一心要消灭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则一心要消灭临时政府。唯有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希望巩固这个双重政权，也就是想把这种过渡性的结构变成某种永久性的东西。
从沙皇退位至布尔什维克掌权这一时期的事态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3月15日至5月16日（俄历3月2日至5月3日），在这一阶段中，保守的和自由主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领袖们单独执掌政府权力，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和喜好去塑造当时已成事实的共和国。在这一阶段的开始，苏维埃[6]的领袖们承认了临时政府的权力。到这一阶段的末期，自由主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已经不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进行统治。第一届临时政府已经在革命过程中耗尽了力量。
第二个阶段从5月16日至7月15日（俄历5月3日至7月2日）。在这一阶段中，自由主义派和温和社会主义者的第一次联合政府竭力挽救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在这个仍然以李沃夫亲王为首的联合政府中，自由主义派（立宪民主党）是地位重要的参与者，但他们是依靠那些地位次要的参与者的支持才能执政的，因为后者当时在苏维埃里掌握着大多数群众。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的必要性表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又处在苏维埃的掌握之中。由于支持自由资产阶级，温和社会主义派的领袖们便被他们的追随者看成是放弃了原则。到这一阶段末期，他们也变得和他们的立宪民主党伙伴一样不得人心。他们本来可以通过立宪民主党决裂而单独掌权的方法来挽救自己，但他们不能使自己下定决心来采取这个步骤。
第三个阶段从7月16日至9月12日（俄历7月3日至8月30日），以一次夭折的革命开始。同时，以一次夭折的反革命告终。在这一阶段的中期，温和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由他们自己（至少在名义上）来掌握领导权，组成一个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政府的办法来挽救联合政府。但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虽然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让布尔什维克掌权，却已决心要结束联合政府。他们威胁地向温和派领袖们提出要求，指出他们要单独地（或者和布尔什维克一道）执政，并且以苏维埃的名义公开地行使权力。这就是7月间被温和社会主义派领袖们在军队的支持下所击败的“半起义”的实质。正是在这次危机中，李沃夫亲王的政府不复存在了。不仅是工人和士兵，还有它的许多中产阶级支持者都转而反对它。资产阶级这时陷于分裂：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影响日益下降，却仍然争取维持与温和社会主义派的联合；另一部分还较有力量，它已经把希望寄托在能够消灭苏维埃的反革命行动上。这一部分资产阶级支持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政变。克伦斯基击败了政变，但这是依靠布尔维克的协助才完成的。两次夭折的运动，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使两个阵营中不肯妥协的分子都削弱了，从而创造了一个暂时的社会平衡局面，在这种局面下，鼓励立宪民主党——社会主义派联合政府的尝试才得以进行。
到第四阶段（自9月12日至11月6日，俄历8月30日至10月24日）开始，联合的两派都退出了政府：自由资产阶级退出政府是因为它同情科尔尼洛夫，而温和社会主义派退出政府则是因为他们责备克伦斯基不应当容许科尔尼洛夫在他的政府的卵翼下酝酿阴谋。克伦斯基这时只能组成一个残余内阁——即所谓“执政内阁”。它处于如此的真空状态，仿佛成为克伦斯基个人的政府。但是，克伦斯基在布尔什维克的协助下击败科尔尼洛夫以后，发现布尔什维克这时已经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革命变得更深入了。由于布尔什维克行将控制苏维埃，温和社会主义派力图在苏维埃之外树立自己的权威，从而又一次发现与自由资产阶级有了某种共同点，于是组成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联合政府。这届政府只存在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布尔什维克为推翻二月共和国进行了极度紧张的准备工作。
早在革命爆发以前，互相对抗的各个政党就已经存在，并且围绕着预期的革命的目标展开了争论。它们一致同意这次剧变，就其目标来说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许多方面是法国大革命的重演。大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它们全都把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当作信条（只有托洛茨基早在1906年就对这个信条表示拒绝接受）。但是，尽管在对总的历史前景的估计上有这种一致的看法，各个政党之间始终存在着很深的裂痕。和1789年的法国不同，俄国在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时候，已经拥有一个人数尽管不多，却非常活跃而有政治头脑，同时深受社会主义熏陶的工业无产阶级。在1905年，这个无产阶级就已经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因此，不论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如何评述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上述这种情况也必然使资产阶级感到惊恐。自由资产阶级拒绝领导反沙皇的运动，团结起来捍卫君权。它重新接受沙皇制度是半心半意的：立宪民主党仍然希望把沙皇制度逐渐改变为君主立宪制，而十月党人则与王朝彻底和解，尽管这个王朝不能令人满意。
中间阶级的这种态度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引起了重大的争议。它的温和派——孟什维克认为，既然这次革命的性质只能是反对封建或反专制的，则它的领导权自然应属于资产阶级而不属于工人阶级。据说，尽管资产阶级态度暧昧，事态的发展最终将驱使它担负起建立起一个西欧式议会民主制度的指导任务。而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列宁则争辩说，由于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转入反革命阵营，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只有工业工人阶级才能够领导国家，至少是领导国家的大多数——农民。但是，布尔什维克还补充说，即使革命将由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愿望的阶级领导，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取得胜利以前，它的目标也不可能是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革命政府将把地主的地产分给农民，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实行政教分离；此外，还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进步的社会立法；但它不会建立工业公有制，也不废除一般的私有财产——仅仅是要以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去取代封建和半封建的所有制形式。只是在经历了一个资产阶级获得充分发展的时期以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刻才会到来；至于这个发展时期的长短，只能是一个猜测。而目前的重要问题是，工人阶级不应放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不能象孟什维克主张的那样，等待资产阶级采取主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参加1917年3月（俄历2月）的革命运动的时候，仍然持有这种观点。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另一个重大分歧是有关组织方式的问题。1903年，他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第一次分裂。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它有自己明确的理论，精心制订的策略和严格的内部纪律，这使得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在计划行动步骤的时候，确信自己的命令和指示能够被基层党员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这个政党有它自己公认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他把渊博的学识、热情的革命气质、策略天才以及巨大的行政才能这些不同的特质统统集中于一身。他宁可用他自己的说服力和道德品质的威信去左右他的党，而不依靠那种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特色的机械似的纪律。另一方面，孟什维克在组织上是相当松散的，在理论问题上是含含糊糊的。它的一翼接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另一翼接近布尔什维主义，两翼之间则是范围广大的中间派。孟什维克有许多天才的政治家、伟大的演说家和出色的作家，但是缺乏一个能够制定出明确政策的全国性的领导集团。在3月（俄历2月）革命中，这个党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两个格鲁吉亚人——采列捷利和齐赫泽是它在二月革命的全盛时期最有威信的发言人。采列捷利在沙皇时代曾经是一个被判处苦役的囚犯，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使他先后在苏维埃和联合政府里都有相当的影响。齐赫泽曾经是国家杜马中主要的社会主义派发言人。采列捷利领导党的右翼，齐赫泽则代表中间派。极右翼是普列汉诺夫，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列宁在青年时代曾把的他看作导师和领路人。左翼是孟什维克的创始者马尔托夫，他领导着孟什维克国际主义集团。“区联派”的成员是原先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都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组织。以托洛茨基为领袖的这个集团，后来于1917年7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条阵线之间的无人地带，有高尔基的《新生活》杂志，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在这里阐述他们的见解。
像孟什维克一样，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一个缺乏坚强领导的松散的联盟，其中包括若干集团和个人。这个党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民粹派运动，继承了其同情俄国农民的态度、鼓吹农民社会主义的主张以及对沙皇制度作斗争时采取的恐怖手段。社会革命党的右翼是诸如克伦斯基之流的人物，这些人，譬如说，如果参加法国激进党，那倒更加合适，然而，他们却徒劳地企图用激昂慷慨的议会雄辩来迷惑革命群众。在克伦斯基周围，有萨文柯夫，他本是一个冷酷而浪漫的恐怖主义者，如今却变成一位杰出的爱国者，拥护“法律与秩序”。在党的核心，则有它最富于才华的发言人切尔诺夫，他是第二届联合政府的农业部长，前不久，刚和列宁一起参加了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召开的社会主义者反军国主义会议。以老练的革命家斯皮里多诺娃和纳坦松为代表的党的左翼是民粹派运动老革命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他们在11月（俄历10月）间与布尔什维克携手合作。追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人们主要是城市居民，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虽然属于知识分子，却是农民的喉舌。右翼按照富农的保守语调发表言论，左翼则笃信那种独特的农民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在巴枯宁的国家中已经深深地扎根了。但整个说来，社会革命党人倾向于寻求孟什维克的指导，特别是在革命的头几个月中。
2、3月间，人们普遍相信这次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袖们为什么会有那种令人迷惑的态度，以及为什么会愿意承认李沃夫亲王政府。这种行为看来完全符合孟什维克的观点，即在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应该由资产阶级组织临时政府。按照这个观点，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参加这样一个政府；他们只能从外部给予支持以反对反革命阴谋，同时，也必须从外部去保卫工人的应得权利不受资产阶级侵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和立宪民主党一同参加联合政府以前，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中，一直是忠于这些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起初是惶惑的。他们过去一向习惯于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支反革命势力，如今看到它的领袖们成为第一个事实上的共和政府的首脑。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该是什么呢？列宁的信徒们是按照一种不与上层阶级妥协的精神培养起来的，他们无法同李沃夫亲王、米留可夫这样一些地主和工业家的领导人物和解。但另一方面，由于相信革命应该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而不是企图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似乎又需要实行某种和解。这是一个难题，而列宁在流亡瑞士的时候，自己已经加以解决。他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俄国工人阶级应该在农民的支持下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自己的专政。这和他自己原先的预言有重大的差别，而他在俄国的信徒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由于没有列宁的指导，他们举棋不定，不知道是应该无保留地反对临时政府呢，还是应该有条件的支持它。在3月（俄历2月）革命期间，他们的领袖是几个激进的青年，其中只有莫洛托夫后来享有国际声誉。3月25日（俄历12日），他们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领袖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发现莫洛托夫及其友人鼓吹的观点充满了对临时政府的鲁莽的敌视。特别是加米涅夫，他劝告布尔什维克采取一种比较妥协的态度。列宁在他从瑞士寄回国的几封信中，已经阐明后来成为11月（俄历10月）革命的基础的那些观点，但是由于他远在国外，无法说服党予以接受。因此，在彼得格勒二月共和国的和谐期间，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传统和观点，却一致同意这次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于是，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呈现出一派田园诗式的团结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甚至认真地考虑要合并为一个党。
有关革命任务的一些基本问题，由于各个政党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而变得复杂化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希望不要妨碍政府进行战争和保持俄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我们知道，1915年签订的秘密的伦敦条约曾许诺俄国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在巴尔干岛获得领土。米留可夫作为第一届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试图重新确定这些目标是革命俄国的战争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些目的，军队就必须作战；而为了使军队能够作战，就必须在士兵中重建纪律，同时军官团的权威地位也必须恢复。于是，这位自由主义的外交部长成为“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始终不渝的鼓吹者。然而，只有苏维埃愿意在这方面给予合作，才可能恢复纪律。可是，即使处于最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之下，如果想要苏维埃去祛除军队中的革命精神，它们最多也只能是勉强敷衍而已。这是因为，首先，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集团和政党都曾含糊地承担了反军国主义的义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把这场战争斥为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冒险，只要它是“为了沙皇和祖国”而进行的战争，那就只能是这种性质。沙皇政权被推翻，使情况与前迥然不同。如今有可能宣告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而俄国的革命民主政府正在和英法两国的议会民主制联合起来，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反革命君主制政权进行着一场生死搏斗。这就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某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在2、3月间所宣扬的观点——就此而论，他们成了爱国者或“社会爱国者”。但正因为他们出于上述理由才接受战争，所以，他们不能公开地接受旧政权的战争目标。当时的流行口号是“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平。”战壕里几百万饥饿的、缺乏武装的士兵由衷地相信这个口号，以及关于很快就要结束战争的诺言。所以，当米留可夫5月1日（俄历4月18日）在一份致西方盟国的照会中，明白表示他的政府信守沙皇政府的外交和军事义务并追求其战争目标时，单单这一行动就足以在整个俄国掀起一阵抗议的风暴。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第一届联合政府在米留可夫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古契柯夫辞去陆军部长职务以后，宣告垮台。由于任命克伦斯基为陆军部长，战壕里的士兵和城市里的工人的猜疑情绪暂时缓和下来了。然而，由于当时在革命时期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和谐，因此，即使在战争问题上，它们也没有产生非常严重的分歧；它们的言论和行动仍然本着一种富有感情的和平主义态度，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战争努力采取半支持的态度。真正的裂痕尚未发生。
革命自始至终以彼得格勒为中心，而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包括莫斯科和其它工业城市。城市是政治上首先发难之地。但革命绝不仅仅是城市的事情。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无产阶级的独唱得到了全国各地起义农民大合唱的有力陪衬。农民们最初是一个月接一个月地，而后则是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大声疾呼，要求在农村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到该年中期，急躁的农民开始向地主进攻，焚毁他们的邸宅，并分配他们的土地，直到整个运动具有一场名副其实的农民战争的迅猛声势。军队的瓦解正好可以看成是这场土地革命的一个方面。士兵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期待着新政权满足他们的土地需求，在政府一再采取拖延态度以后，他们就把这种情况归咎于政府内部有代表地主的强大势力。事实上，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人也确实希望避免农业结构发生急剧的变化。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就鼓吹土地革命；然而，现在他们却犹豫不决了：这场革命应该在战争中期进行吗？废除地主所有制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难道不是只有国民议会才能解决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召开国民议会看来本来应该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然而，历届政府都以政治激情会由于选举而一发不可收拾，从而会损害战争努力为理由，一再地拖延召开议会。但实际情况是，“政治激情”毕竟已经发作了，而每一次拖延召开议会，更无异火上加油。资产阶级部长们坚持拖延，他们害怕在革命高潮中召开议会会变得过于激进；社会主义派部长们则牺牲了议会以挽救联合政府。由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立宪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者都违背自己的意愿，助长了苏维埃取得最终的优势，因为苏维埃是除了市议会以外唯一存在的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如果在尽早的时候召开国民议会，本来可以使苏维埃相形见绌，在人们眼中沦为一种企图篡权的宗派机构。可是，在1917年宪法处于真空状态时期，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况：诸如苏维埃立宪主义之类的东西吸引了群众，而面对苏维埃的，则是一个接一个的临时政府，它没有任何民选代表的支持，反倒愈来愈象是篡权者了。布尔什维克最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国民议会。他们还没有清楚地设想出这个议会和苏维埃彼此之间将处于什么关系，同时也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布尔什维克自己召开国民议会，仅仅是为了几个月后就把它直截了当地加以解散。然而，特别自相矛盾的是，在3月至11月（俄历2月至10月）期间，在鼓吹议会权利方面，布尔什维克这个极端主义的革命党，也似乎比其它政党更热衷于宪法形式。对于土地改革这个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布尔什维克最初没有明确的看法。早先，列宁在许多场合曾谈到赞成土地国有化，这是和他那个党的集体主义观点相一致的。虽然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后把大地产分给了农民，但这种做法原来却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而是社会革命党纲领的重要内容；同时，这个纲领的制订者切尔诺夫是第二届联合政府的农业部长。在革命前的十年中，布尔什维克内部只有一个派别（斯大林属于此派）提倡过“分配”土地。
因此，在革命性质、战争以及土地等所有重大的问题上，对立的各个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分歧最初似乎并不鲜明，也不深刻。只是在1917年4月列宁从瑞士回国后，他才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同其它一切政党相区别的明确界限。列宁假道德国和瑞士回国是在英国政府拒绝批准革命流亡者途经英国返国以后，由瑞士社会主义者安排的。德国政府知道列宁的反战活动，希望他的宣传会削弱俄国的军事力量，但它不曾料到，列宁在短短几个月以后，就会以俄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和它谈判；它也不曾料到列宁的宣传反过来会对德国军队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1918年德国军事力量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献证据表明，列宁本人并没有同德国当局谈判，也没有承担义务，仅仅通过瑞士中间人表示：作为回报，他答应利用自己在俄国的影响帮助某些德国人离开俄国。他的不同寻常的旅行表明，他急于尽快地到达革命中心，以便对他的党实行领导。他回到俄国时，对布尔什维克应当如何指导革命航程，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以及许多演说中，列宁预言，革命很快就将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并最终将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圆满结束。这种专政应当采取由苏维埃执政的形式，这是一种最适合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国家”。但如果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工人就应该对李沃夫亲王的政府采取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这是一个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只是由于温和社会主义者的狼狈为奸，才掩盖了它的实质。布尔什维克应该澄清自己原来的暧昧态度，坦率地向工人、士兵和农民阐明自己的立场，直到他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从而有资格向资产阶级夺权。在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上采取暧昧态度，同样是不能容许的，党决不要支持战争，因为尽管政权发生变化了，战争仍然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性质”。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大地主的土地必须分给农民，这是革命在“资产阶级”阶段的首要任务。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转变将因西欧革命的爆发而加速，而列宁相信这种爆发已经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工人监督”工业，或者不如说，由工人与资本家联合监督工业，将是通往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新的国家将使人民获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多得无可比拟的自由。
革命一经开始，就应当把它巩固和继续下去。（列宁回国后不久，在一次士兵集会上发表演讲时说）全国自下而上，从最偏僻的乡村到彼得堡各市区的一切政权，都应当归工人、士兵、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管理国家的不应当是警察，不应当是对人民毫不负责的、站在人民头上的官吏，不应当是脱离人民的常备军，而应当是苏维埃所联合起来的普遍武装的人民自己。……只有这个的政权，只有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才能够……解决重大的土地问题。土地不应当属于地主。……要自己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只有这样，俄国才能以坚定的、整齐的、正确的步伐，把我国和全人类从战争的灾难和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7]
一个没有警察、官吏和常备军的国家，这样一幅无产阶级专政的美景，有着无比的号召力。现在我们回顾起来，这本来可能是一种纯粹蛊惑性的宣传，旨在把当时临时政府仅有的任何一点权力全部摧毁。然而，对列宁的态度所作的这种解释，却被他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证明不能成立。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以一种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方式发挥了上述思想，这种学术性论文不可能是为了哗众取宠，它是列宁本人深刻信念的反映。鉴于苏维埃政权后来的演变，记住1917年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图景和后来的现实有多么巨大的差别，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列宁回国后不久提出的另一个有关俄国以全世界劳工运动前途的论点，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列宁提出建立第三共产国际的想法，他认为，由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放弃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新的国际。
列宁自己的许多信徒，或者说，大多数信徒在最初接受这套想法的时候，都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列宁使用了他的全部雄辩才能，加上党内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很快就使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信服他的观点。4月27日（俄历4月14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四月提纲》，此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这一提纲。从许多方面看来，这是沙皇退位以后一个最重大的事件：第一次革命的和谐时期连同它那“革命民主队伍中的团结”的假象已告结束，而下一次革命的纲领已经被即将完成这次革命的党所接受。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各项动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一百三十三名代表，他们代表了七万六千名党员。在2月间，党员总数还不到三万人。但布尔什维克的强大力量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的质量。每个布尔什维克通常都是工厂或车间一个有影响的领袖和组织者，他们愈来愈能影响不属于任何政党、乃至原先参加孟什维克党的广大工人群众。
第一届联合政府倒台以后，在5、6月间，日前增多的迹象表明民众对二月政权的失望。首都举行的市选举暴露了在政府中占优势的立宪民主党的虚弱：半数选票归孟什维克，而一些激进的工人阶级聚居的郊区则坚决支持列宁的党。作为少数派，布尔什维克表现了巨大的策略上的机敏和灵活。列宁使它的党利用一切机会，在群众面前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他们并不号召立即举行革命。这时，只要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还控制着苏维埃，列宁就拒绝考虑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任何打算。他极力主张苏维埃里的多数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立宪民主党抛开，由他们自己单独组成政府，以表明他们没有辜负工人阶级的信任。列宁于6月16日（俄历6月3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推行这种政策，博得曾经追随温和社会主义者的工人和士兵们的很大信赖。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刚刚加入由十名资产阶级部长和六名社会主义派部长组成的第二届联合政府。布尔什维克鼓动家这时提出“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一口号不仅煽起了布尔什维克，也煽起孟什维克一般党员对资产阶级部长的猜疑。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愈是靠拢联合政府，他们与自己的信徒之间的鸿沟就愈加扩大。就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期间，由孟什维克控制的执行委员会号召7月1日（俄历6月18日）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指望工人阶级会在这次示威游行中表示拥护联合政府。但是。出乎温和派领袖们的意外 并使他们惊慌的是：大约五十万工人和士兵们竟然举着“打倒战争”、“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帜和标语从他们面前通过。列宁的策略显然赢得了首都无产阶级的支持。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革命达到一个奇异的转折点。布尔什维克已经获得首都工人和很大一部分驻军的支持，但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外地各省仍然拥有更大的势力。列宁和托洛茨基希望首都和外省之间的这种“差距”很快消除。与此同时，他们极力避免任何决定性的实力较量；他们希望拖延下去，等到有理由确信自己能有取胜的把握，而且将在首都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会被外省调来的军队所粉碎的时刻，再来摊牌。但是，由于他们在彼得格勒的信徒们的急躁情绪，7月间的起义终于流产了。7月16日（俄历7月3日），第一机枪团在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以及工人群众的会合下，举行了一次武装示威，围攻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在地，并威胁温和社会主义派把政权交给他们这一派在其中占多数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竭力抑制这次运动，防止它变成一次真正的起义。政府把前线的部队调来首都，镇压了这次示威。就在这样的动乱之中，消息传到彼得格勒，据称俄国自7月1日（俄历6月18日）以来在西南前线发起的攻势遭到溃败。这次导致军队最终瓦解的溃败，引起了对政府的猛烈抨击。布尔什维克站出来支持武器装备恶劣和缺衣少食的士兵们，指责政府无力制止那些克扣部队衣粮以牟取暴利的投机活动；他们还谴责陆军部长克伦斯基不应该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承担这次进攻任务，并且利用前线的不利形势，作为鼓吹和平的一个理由。政府反过来把战争的挫败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者对战壕中的士兵们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当7月间的示威运动遭到镇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被指控为替德国总参谋部效力。这种指控由一家民众报纸发动并附有伪造的文件作为依据，从而掀起了一阵愤怒的风暴。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轻而易举地给予列宁的党以沉重的打击。军官联合会和其它右翼组织袭击了布尔什维克总部、捣毁《真理报》编辑部，并对布尔什维克控制的郊区进行惩罚性的讨伐。7月19日（俄历7月6日）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柯伦泰和其它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躲藏了起来，直到11月（俄历10月）革命时才又露面。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其它人被逮捕。7月25日（俄历7月12日），政府重申在前线触犯军纪者将处以死刑。7月31日（俄历7月18日），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被任命为总司令以接替布鲁西洛夫将军。
上述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一种“向右转”的趋势，但这种趋势的力量在当时却被夸大了。列宁认为苏维埃已经完成了它的革命使命，当他的信徒们举行半秘密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时，指示他们不再鼓吹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军官联合会及其它右翼组织的领袖们认为，这时是最后的消灭苏维埃及其一切主张的大好时机。但是，事实上，苏维埃的力量仍然很强大，而来自右翼的威胁又激起温和社会主义者采取行动。8月6日（俄历7月24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李沃夫亲王提交一项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解散国家杜马，禁止土地买卖以待国民议会通过土地改革方案。李沃夫亲王拒绝接受这些要求，他的政府也就垮台了。第二届联合政府宣告组成，由克伦斯基担任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它和它的前届一样，依旧是内部分崩离析，政策上优柔寡断。参加政府的两个政党都感到不满。但现在却轮到右翼来发动攻势了。
8月25日（俄历8月12日），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有各个政党、各个社会和经济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国务会议”。召集这次国务会议的目的是想要提高政府的威信；会址特地选在莫斯科，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当地的影响似乎不如在彼得格勒那么强大。然而，会议一开幕，就遇到莫斯科发生总罢工，这件事意味深长地暗示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在俄国的第二首都也不断增长。会议本身表明，左右翼之间，即以温和社会主义者为一方，以立宪民主党和军事团体为另一方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会议同时暴露出克伦斯基和新任总司令科尔尼洛夫之间刚出现的对抗。会上的辩论一再被暴风雨般的喝采和喝倒采声所打断，这种喧叫声时而由左翼发出，时而由右翼发出，时而是拥护克伦斯基反对科尔尼洛夫，时而又是拥护科尔尼洛夫反对克伦斯基。右翼欢呼总司令是俄国的救星，是注定要为这个分崩离析的国家重建纪律的人。左翼则宣称内阁总理是革命的卫护人，能够保护革命免受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损害。在会议厅外，内阁总理和总司令检阅着彼此对立的军事示威游行。这种带有个人倾轧成分的对抗涉及到重大的政治分歧。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都主张要有一个被赋予全权的强有力的政府。但科尔尼洛夫认为军官团是这个政府的主要支柱，他自己是独裁者候选人。克伦斯基希望他的政府不遭受苏维埃的压力，但不论愿意与否，他却不得不依靠苏维埃的支持——他自己当时仍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克伦斯基曾命令重新在前线实行死刑；科尔尼洛夫却希望在全国重新实行对破坏“法律与秩序”的罪犯判处极刑。克伦斯基希望用军队作为一支平衡力量来遏制苏维埃的要求，而科尔尼洛夫的目标则是要全部解散苏维埃。
9月3日（俄历8月21日），俄国遭受了另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里加被德国占领了。这次军事挫败的详情不明。左派谴责最高统帅部故意把“红色里加”让给敌人。科尔尼洛夫则利用里加的失陷作为反对的借口。9月7日（俄历8月25日），他命令强大的哥萨克支队进入彼得格勒，并公开收回他忠于政府的誓言。克伦斯基指斥总司令为叛逆，并决定借助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平定兵变。他将赤卫队武装起来，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发出呼吁，并鼓励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家出来和科尔尼洛夫的部队接触。布尔什维克在科尔尼洛夫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如此卓有成效，结果科尔尼洛夫的士兵拒绝服从命令，不肯攻打红色彼得格勒。9月12日（俄历8月30日），科尔尼洛夫被撤职并被逮捕，克伦斯基接替他担任总司令。
7月间夭折的革命造成的和表面的向右转，而科尔尼洛夫夭折的反革命则导致猛烈的向左转。这首先间接地表现为第二届联合政府的垮台。科尔尼洛夫刚一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就退出政府。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同情科尔尼洛夫兵变，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愿为克伦斯基的行动分担责任。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部长们也宣布辞职。他们的党倾向于责备克伦斯基本人，指摘他在科尔尼洛夫阴谋叛乱的早期阶段，与之有某种程度的勾结或疏忽大意。因此，将近一个月，无法组成正规的政府。到了9月14日（俄历9月1日），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由五名部长组成的执政内阁，在这五人当中，只有他自己具有公认的政治地位。他的个人统治，或者毋宁说，他个人在统治上的无能（这被布尔什维克夸张地批评为波罗拿巴主义），弥合了各对立政治阵营之间的裂痕。
当9月13日（俄历8月31日）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获得明显多数的时候，向左转的趋势就更直接地被觉察出来了。托洛茨基从狱中被保释出来，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这是他在1905年曾经担任过的职务。五天以后，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苏维埃，嗣后很快地又在大多数外省苏维埃中相继获得多数。
根据民意的这种变化，列宁断定他的党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早在9月间，列宁就从他在芬兰的隐匿地敦促党的中央委员会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这是从4月以来布尔什维克政策发展的自然结果。列宁认为：3月（俄历2月）政权之所以可能出现，是由于苏维埃把权力让给了临时政府，而这种让权行为之所以能够成功，则是由于温和社会主义者控制了苏维埃。现在，布尔什维克已占有优势，因此，苏维埃必须夺回全部权力。既然政府不大可能屈从苏维埃的意志，所以，必须用武装起义的手段把它推翻。政府及其支持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感到这种局面势在必然，但他们拒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采取这种行动。此外，完全撇开这一切因素不谈，面对着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感到孤立无援。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要公然反抗苏维埃的权威，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曾经在许多场合下拥护过这种权威，现在不能仅仅由于苏维埃为布尔什维克所控制这一点就改变态度。直到此时，克伦斯基仍然拒绝召开国民议会，相反地，却于9月27日至10月5日（俄历9月14日至9月22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一个所谓“民主会议”作为代替。会议的主要成果是成立了所谓的“预备议会”，这是一个咨询机构，由于根本没有得到选民授权，并无权控制政府，其权力极其微弱。而当布尔什维克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抵制预备议会时，它的权力进一步遭到削弱。民主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各种办法来重建正规政府，以取代残缺不全的执政内阁。但甚至在布尔什维克退出会议后，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代表仍然投票反对重建立宪民主党—社会主义者联合内阁。克伦斯基本人曾将这次会议吹嘘为唯一具有代表性的议会，然而，会议结束后三天，他就违反会议决议，以第三届也是最后一届联合政府取代他的执政内阁。这届政府比前两届更没有权威。从理论上讲，如果它再次向支持过科尔尼洛夫的力量求援，这届政府可能重新站住脚跟。列宁果断地决定，不给它足够的时间来达到这个目的。
10月23日（俄历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列宁的起义计划。列宁从他隐匿的地方前来出席会议，他强调说：“时机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过了。……起义问题还是十分尖锐，决定性的关头就要到了。……现在大多数人都拥护我们。……转移政权的问题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了。”[8]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成员，列宁的亲密追随者和朋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举行起义。中央委员会开会后一天，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警告：“面对历史，面对国际无产阶级，面对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我们无权把整个前途押在举行武装暴动这一着上。”他们极力主张中央委员会等待政府已答应召集并将由激进派多数控制的国民议会；他们把新的国家设想为苏维埃共和国与某种议会民主制的结合体，认为列宁的政策将导致一次大崩溃。他们断言：列宁过高地估计了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同时也低估了临时政府的力量；列宁相信欧洲的一次社会主义剧变将挽救俄国革命，而他们的两人则否认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针对这些议论，列宁重申，等待召开国民议会毫无益处，因为政府曾经多次加以拖延，这次也会重演故技；与此同时，军官联合会则会得到充分时间来准备一次反革命行动并建立他们的专政。列宁满怀信心地预言，如果起义赶快举行，敌人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进行抵抗，“而整个无产阶级的欧洲”将会起来响应。列宁的意见得到中央委员会内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十个委员的赞同，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票反对他的动议。激烈的争论几乎一直进行到起义的当天，但是，到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被多数票所否定，大多数党员接受了列宁的指导。
列宁是这次起义的幕后策划者，并从他的隐匿地指导他的信徒们作好举行起义的准备，而托洛茨基则是起义的实际领袖和现场组织者。列宁极力主张他的党直接以本党的名义发动起义，不必考虑任何宪法细节问题，并且一开始就把它作为对政府的公开进攻。然而，托洛茨基则审慎地把起义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基础上，以苏维埃的名义，而不仅是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动起义，并且使起义表面显得处于守势，其目的在于保护革命不受到一次反革命政变的袭击。他的巧妙策略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起义只是以一个党的名义发动，许多人就一定会对是否给予支持感到犹豫，但是，当起义以彼得格勒苏维埃或各地苏维埃的名义发动时，他们则给予赞助；同时，许多人对于公开的进攻性行动，一定会畏缩不前，但为了防御而有充分理由来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就会给予支持。事实上，这次起义也确有一些防御的性质：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毕竟相信，如果他们自己迟迟不采取行动，对方就会先发制人地发动另一次科尔尼洛夫式的反革命政变，而这一次的反革命政变将会获得成功。
但是，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把“政权移交”给苏维埃呢？6月间，曾经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按计划，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在9月间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即使在准备采取行动的各地苏维埃已经为布尔什维克控制以后，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仍然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优势。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一再拖延，不肯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他们明白，布尔什维克党肯定会在这次大会上获得稳固的多数。最后，他们迫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决定在新历10月底或11月初召开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把起义的日期和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结合起来。经过最后一次的拖延，大会定于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开幕。起义准备在开会的前一天举行。以便代表大会能够立即批准它所期望的结果，即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成立。起义本身由彼得格勒苏维埃选出的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来代表它负责指挥。设立这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不是由苏维埃里的布尔什维克委员提议的，这确是一个历史的嘲弄。10月上半月，彼得格勒谣言蜂起（这些谣言似乎可以从官方的公告中找到一些依据），盛传德国人在向前推进，彼得格勒将实行撤离，政府将迁往莫斯科。后来，官方进行了辟谣，但与此同时，在由于谣言而引起的一片恐慌和愤怒中之中，孟什维克提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应承担保卫首都的责任。布尔什维克对此欣然表示同意。革命军事委员会将与首都卫戍部队保持接触，以便熟悉驻军布防情况并估量其实力。这些活动表面上是为了防御德国人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但同时也是为举行起义所采取的预备措施。隔不多久，克伦斯基命令重新调配部队，同样，这在表面上看，也只是为了加强前线，实际上却有意把最革命的团队遣往前线，以加强政府在首都的地位。革命军事委员会否决了这个调防。在托洛茨基的指导下，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它的委员们分头前往驻扎在彼得格勒及其周围地区的所有部队，以便控制部队的调动。这是对政府以及正常指挥的一种挑衅，克伦斯基不能置之不理。11月5日（俄历10月23日），他下令查禁布尔什维克报纸并逮捕已经释放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第二天，他在预备议会内指控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下令调查它的活动。
正当克伦斯基在预备议会内发表演说和恣意地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种种已嫌过晚的威胁时，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他的威胁只是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一个借口，使它把起义说成是为了进行防御。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发布著名的“第一号命令”作为这次起义的开端。命令说：“彼得格勒苏维埃处在万分危急之中。昨天晚上，反革命阴谋分子企图把士官生和突击营召进彼得格勒。因此，特命令你们要使自己的团队作好战斗准备并等候下一步命令。一切拖延和犹豫不决的行为都将被看作对革命的背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托洛茨基、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奥伏森科和拉舍维奇精心地拟定了军事行动计划。11月6日至7日（俄历10月24日至25日）那一夜，赤卫队和正规军团队以闪电般的行动，占领了预备议会所在地塔里德宫、邮局、火车站、国家银行、电话局、发电站和其它战略地点。3月（俄历2月）间推翻沙皇专制的运动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而推翻克伦斯基的最后一届政府只用了几个小时。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早晨，克伦斯基已逃出首都，想召集前线的部队参加战斗。到了中午，他的政府被围困在冬宫，恰如3月（俄历2月）革命最后阶段沙皇政府的情形一样。一夜之间，几乎没有流血，布尔什维克就成为首都的主人。人民群众清早醒来，惊讶地读到这样的布告：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已有了保证。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9]
傍晚，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占多数（六百四十九名中占三百九十名）。从7月以来，列宁第一次公开露面，在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并提出有关和平和土地的两项重要提案。列宁提出的和平法令呼吁“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立即就公正的民主和约进行谈判。……不割地，……不侵占别国领土，不赔款。”
土地法令直截了当地宣布：“立刻毫无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10]11月8日（俄历10月26日），当代表大会为临时政府成员全部被捕的消息欢呼的时候，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宣布成立，由托洛茨基任外交人民委员、斯大林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李可夫任内政人民委员、米柳亭任农业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任劳动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任教育人民委员、安东尼诺夫-奥伏森科、克雷连科和季宾科共同主管陆、海军人民委员会。这个新政府的纲领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很模糊的。但它的领袖们决心要建立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此争取占俄国民众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支持。他们准备把本来属于大地主的一亿五千万亩土地分给农民，借此来取得这种支持。他们第二个迫切的目标是缔结和约。在革命爆发的时刻，他们坚信其它欧洲国家会很快仿效俄国，因而和约将在各主要交战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府之间缔结。至于在实行工业社会主义化方面应该达到多大程度的问题，新政权的领袖们的主张则比较含糊：他们宣布将银行和交通运输事业收归国有，但是把大多数工业留给企业家和工人们共同管理。最后，他们着手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把苏维埃建成一个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和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新型国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经写道：“那些夸耀自己进行了一场革命的人们，往往在第二天就发现他们当初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而革命的结果与他们当初的设想一点也不相同。”恩格斯主要是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作出了这个总结。但这个结论的真实性在每一点上也都为俄国革命的命运所证实，并反映在俄国革命执行者的行为、信念和幻想之中。1917年4月，李沃夫亲王曾得意洋洋地夸耀说：“我们可以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人民。我们这一代有幸生活在俄国历史上最幸福的时期。”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后，在同一个人眼中，这个“幸福的时期”就变成俄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克伦斯基在他最得意的时期曾经在一次士兵集会上问道：“俄罗斯自由国家是一个由叛变的奴隶组成的国家吗？……我后悔没有在两个月以前死去。假如那样，我就会怀着一个伟大的梦想而死去；梦想着一种新的生活已经在俄国开始，并将永远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在没有皮鞭、木棍抽打的情况下生活着，人们互相尊重，并且以不同于往日专制君主的新方式来管理我们的国家。”革命在充分利用李沃夫和克伦斯基之类的人物以后又把他们抛弃，因而使他们的幻想不断地破灭。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缔造革命；对革命的发展也从来没有清楚的概念，因此在他们身上，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是绝对的。
布尔什维克的情况则不同，在1917年，他们是唯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能为此而采取行动的政党。他们对这次大动乱的各种因素有深刻的理解，并且代表了俄罗斯人民深刻的历史要求。然而，他们也同样会发现革命的结果与自己本来的愿望并不相同。同样地，他们也需要经受一系列残酷的教训才会了解到，他们采取行动时所依据的那些设想，仍然不免在很大的程度上属于幻想，甚至可悲的幻想。
十月起义的前夕，在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生争论的时候，列宁曾经阐述了他的两个主要设想。他相信从国家的观点来说，这次革命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它将得到绝大多数俄国人民的支持。同时，他还相信从国际的观点来看，这次革命也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它是行将来临的国际革命的序曲。他的第一个设想——即布尔什维主义能在整个俄国范围内确立下来，很快就在他自己也没有梦想到的程度上被证实了。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反对白军和外国干涉军的残酷的内战。如果说他们经受住这种严酷的考验而终于取得的胜利，归根结底，这必定是因为他们当时深得民心。实际上，这次内战的一个方面就是布尔什维克和旧政权的各种势力为争取农民的支持而展开的紧张竞争。这场竞争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俄国农民根据苏维埃政府发布的第一道法令所获得的一亿五千万俄亩土地，为新政权奠定了一个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俄国农民保卫布尔什维克抗击白军将领和外国干涉，实际上也就是保卫自己，不让跟在白军后面的地主们卷土重来。人们也许会说列宁的和托洛茨基“收买”了农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实的。但这种说法改变不了以下事实：对于大多数俄国人民来说，旧土地所有制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腐朽制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必须满足；没有一个旧的政党愿意或者能够毫不拖延地满足农民的这个要求；1917年的土地革命使苏维埃制度获得了稳固的基础。布尔什维克从这项措施中获得的初步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使他们不仅能够经受住内战的考验，而且能够在约十年后的土地集体化运动中，与农民中的广大阶层冒险发生了一场危险的冲突，并且在这场冲突中也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主义在它本国的土壤中已经扎下了牢固的、不可摧毁的根基。
列宁和托洛茨基用以鼓动他们的信徒发动革命的第二个设想，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这一点，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信念和希望中半幻想的成分。说它只是一半幻想而不是全部幻想，这是因为在若干欧洲国家中确实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成现实。当1918年11月德国和奥匈帝国确实爆发了革命以后，这些革命只限于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代替旧的君主专制，而不曾发生所预期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并且，这些革命发生的时间比布尔什维克预料的要晚；而在这期间，由于处境的孤立和厌战情绪，苏维埃已经被迫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1918到1920年间，欧洲工人阶级对苏维埃俄国的同情异常强烈，足以阻碍并最终制止外国的干涉。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寄希望于“无产阶级欧洲”是没有错误的。但列宁所希望的比这更进一步——他曾经展望“无产阶级欧洲”革命的胜利。他一直敏锐地觉察到俄国文明“落后的、亚洲的”特性，因而很难设想社会主义怎样能够单独在俄国建成。正因为如此，在1905至1906年以及其后的若干年内，他始终只期望在俄国进行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年，他说服他的党应当相信革命可以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他也相信，上述情况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革命不会停止在俄国国境之内。他一再说明：一旦革命在高度工业化和文明的西方各国中取得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就会具有一种国际的性质，而先进的欧洲就将在机器、技术指导、管理经验以及教育等方面援助俄国。同时，俄国则具有革命的政治首创精神；为了加速欧洲革命的进程，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建立了共产国际。但是到内战结束时，或者最晚到1921年，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已经抵挡住共产主义的冲击，至少暂时是如此。苏维埃俄国孤立地存在着，疮痍满目，一片贫困。对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进行一次调整，这已就得不可避免，而随后发生的，不是某一种调整。首先根据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部分地重新容纳了资本主义。其次，在1924年，斯大林宣布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的理论，其实质是断言俄国革命能够自力更生。暂时说来，许多国家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显得黯淡了，或者说，变得更加遥远了。而代替或者掩盖这种前景的，则是另一幅远景；通过由国家控制的工业革命和强制的农业集体化这一系列严酷的考验。俄国孤军奋战，走向遥远的社会主义目标（参见第十五章）。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革命的结果也和革命缔造者当初的愿望大相径庭。1920年10月，季诺维也夫在哈雷举行的德国独立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竟然在内战中必须采取这么多的恐怖手段，而且也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双手会沾满血迹。”在内战极其残酷的环境中，革命国家的性质整个改变了。1917年，列宁曾把苏维埃制度说成是更高一级的民主，是没有“警察、官吏和常备军”的新型国家。诚然，有产阶级被剥夺了参政权，新的国家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项非常时期所必需的临时性措施；而且，无产阶级专政归根到底将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获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自由。然而，到内战结束时，工人和农民也被剥夺了政治自由，从而为一党专政制度打下了基础。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来，人们往往认为列宁的党从一开始就蓄意要做成这样的结果，但这种看法却没有事实予以证明。事实上，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时常不能区分敌友，这才在各种事变的推动之下逐步地摸索着，终于实际上采取了镇压一切反对党的做法，并建立自己的政治垄断。在以后的年代中，由于意识到俄国孤立于一个敌对的世界之中，加上政府长期采取镇压手段养成的惰性；这就促使“无产阶级民主”终于被废止，而苏维埃政权终于变成为一个实行恐怖政策的警察国家。历史辛辣地嘲弄了那些本来想建立一个“没有警察、官吏和常备军”的国家的人们。然而，尽管布尔什维克的某些幻想被时间和事态发展逐渐地或者以极其猛烈的方式粉碎了，但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革命与在它之前的法国大革命一样，仍然开辟了一个不仅局限于俄国历史的新纪元。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这一天像一个巨大的、不可摧毁的里程碑，永远屹立在人类历史前进的道路上。而且，尽管到了本世纪中期，当初发生的这场剧变的全部涵义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但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十月革命已经开始大大地提高了俄国的地位，将使它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并且已经使中国革命成为它的伟大的续篇。
（徐式谷 译）
[1] 指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是以清教徒反对专制王权和国教开始的。——译者。
[2] 一俄亩等于二点七英亩。
[3] 一种极简陋的犁。——译者
[4] 圣彼得堡在战争期间改名为彼得格勒。
[5]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曾相继起用重农学派杜尔果和瑞士银行家内克进行财政改革，企图以此来摆脱财政困难。——译者
[6] “苏维埃”（单数）在本章中均指彼得格勒苏维埃。
[7] 《列宁全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24卷，83——84页。——译者
[8] 《列宁全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26卷，169——170页。——译者
[9] 《列宁全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26卷，216页。——译者
[10] 同上书，227，237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