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艾萨克·多伊彻的遗产》

艾萨克·多伊彻的遗产

佩里·安德森

　　17年前故去的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是本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他既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位历史学家，但是，其行文方式（他在著作中这两个行业密切相关）与他在学界的地位（他在这两个行业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却无人可以匹敌。多伊彻的声望当然是建立在他的两部反映俄国革命命运的代表作之上的，即《斯大林政治传记》与《托洛茨基传》。在这两部传记中，多伊彻所有的才能都集中在了他毕生研究的对象上；对他著作感到陌生的读者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对他的著述产生了兴趣。《马克思主义、战争与革命》一书则另有意图。该书所选取的散文与演说给我们描述了传记作者本人的一幅智性肖像──才智过人的多伊彻。对散文家来说，散文的风格特点决定了其言说要比历史学家更直接也更富个性化，其话题也更多样化、更出乎人们的意料。在这些篇章段落中，主观经验与确信不疑要比在对往昔主要的客观重建中得以更多地发挥和阐述。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多伊彻要比他毕生背负的名声复杂得多，他是个具有多维性的人物：不仅仅是个学者，更是位左派思想家；不仅仅是形形色色事件的评论员，还是个参与者。较之以前，该书是一个全面的描述，能使我们对艾萨克·多伊彻有更深入的认识：他是位战士、批评家、知识分子和富有战斗精神的人。
　　那么，多伊彻的著作展示了什么呢？首先，通过这个棱镜，培育多伊彻的环境展现在了我们面前。成熟作家的普遍特点就是隐藏自己成长的渊源；但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性的体验促成了后来的世界主义。同英语散文的另一个大师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一样，他在波兰的历史被部分地掩盖起来，因而很容易被误读。多伊彻1907年出生在克拉口（Krakow）省，生长在波兰传统的文学实践和政治解放的环境中。可是他的家庭并不属于爱国的贵族阶层，而是属于犹太中等阶层，他的父亲是印刷商；他年轻时期的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在他的祖辈中，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就生长在相邻的卢布林（Lublin）省，她的父亲是木材商。 [1] 同她一样，多伊彻在十几岁就参加了波兰革命运动，早在1927年初就加入了波兰共产党。当然，在这两者当中，波兰的独立彻底改变了多伊彻的世界观。然而，多伊彻在《波兰共产党的悲剧》中这样解释道，使他成为勇士的主要政治环境仍旧是卢森堡。削弱传统、妥协乃至最终消灭的方法，实际上形成了他不断呼吁的主题──既尖锐又敏感──即波兰战前共产主义的命运。可是，多伊彻自己思想的形成却是卢森堡遗产的延续。他从中学到了道德独立、自发的国际主义、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一个古典与历史唯物论并存的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是第一个批评《资本论》中再生产纲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它同工人运动的现实生活有密切联系。
　　这些历史遗产还有特殊的地域因素。波兰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自从拿破仑时期，两个大国已经决定性地形成了──或者错误地形成了──它的命运。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卢森堡的一生经历了三个国家：完成学业后，在波兰组织秘密劳工运动；在1905年至1907年的革命中，调停俄国运动的争端；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领导德国的左翼运动。这不是个孤立的例子。与他同时代来自布雷斯特的卡尔·雷德克（Karl Radek）从不莱梅到莫斯科同样往返自如。作为多伊彻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凡尔赛、波兰不再提供这种可能性了。可是国家的地理位置保证了以某种形式而不是永远形成对抗德国和俄国视野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十月革命产生了东方的俄国，而共产国际则寄最大希望于魏玛德国在西方的第二次突破。因而很自然，多伊彻为波兰共产党的服务行将结束，不是由于国家问题──如他所回忆的那样，尽管这些是在苏联压力下导致党的错误引导──而是由于相邻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的生长。1932年，他组织了小股的反对势力，攻击德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斯大林领导下趋向纳粹主义兴起的宗派消极状态，──还批评了“第三时期”路线的结果，以及波兰党内的官僚统治。这些立场与托洛茨基流放时期的立场（他警告说希特勒发起的运动对欧洲劳工的威胁已达到顶峰）一致，结果多伊彻被波兰共产党开除了。
　　如果说苏联是多伊彻同官方共产主义运动决裂的直接诱因的话，那么苏联则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后关注的对象。早在1931年，他就为波兰党的事宜前去苏联，亲眼目睹了集体化和饥荒带来的创伤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业绩。这时，由于斯大林无情地加强他在苏联的力量，第三世界的政策完全服从于苏联党迂回曲折的领导。随着1933年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胜利，苏联革命的方向开始对整个欧洲劳工运动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文集的第一篇文章是多伊彻于1936年10月完成的关于第一次莫斯科大审判的一个小册子。其内容展示了他的未来生活和研究范围。多伊彻对审判义愤填膺，他写作时──如塔玛拉·多伊彻（Tamara Deutscher）所说──“气得手直发抖” 。多伊彻作品中义正词严的抗议展现出他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显著特点。在审判中，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披露斯大林主义所谓“事实”的荒谬：他更具总结性地详细论述了所谓“恐怖主义”在它的谴责者面前谦卑心理的不可能性，冒险的“同谋”不可能颓然变成一种可怜的自责，并且据此推测出迫使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加米涅夫（Kamenev）及其余党认罪的途径──格伯乌（GPU） [2] 私下许诺，只要他们在受审过程中出于道德目的而自杀，审判后便给予原谅，还可以免除现在的体罚。多伊彻在这里所表现出的深刻的观察力──与他同时期人们过分的猜测相比──被后来得到的有关审判的事实所证实。对一位要重构历史的天才而言，这无疑是一曲美妙的颂歌。他用一句热烈的话语结束了这本小册子：“历史仍给社会主义留有时间拯救燃烧的大厦。我们不要失去理想的信念。”
　　3年后，多伊彻离开华沙到达伦敦。波兰小股共产主义反对势力已经孤立并瓦解；他反对成立由托洛茨基领导的新共产国际，认为在一个“强烈的反应和失望的时期”对冒险是“完全不利的”；随着第三帝国野心的扩张，一场新的欧洲战争一触即发。多伊彻开始学习英语，并到国外开始其新闻记者的生涯。 [3] 数月后，德国侵略波兰，战争爆发。纳粹在西方胜利之后，紧接着就是苏联占领波兰东部，相伴而来的是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这样的划分，使多伊彻的家乡再次从欧洲地图上销声匿迹。2年以后，希特勒派遣的德国军队直接进攻苏联，几个月之内就逼近了莫斯科的大门。多伊彻在苏格兰的波兰军队里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成为了伦敦《经济学家》报社的记者。该文集的第二篇文章是他对苏联艰苦斗争的记载，于1942年2月写成。当时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还渺然无期，多伊彻的文章──为流放中的波兰读者而做──用充满激情的雄辩语言表现了他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那戏剧效果的截然相反的反应：对臭名昭著的审判表示嘲讽和厌恶之后，多伊彻对“苏联工人、农民的英勇抵抗”表示了尊重和敬仰。正是他们的抵抗使历史剥去了它官僚主义的面具，展示了“革命的真正本色：流血却保持尊严，艰苦却坚韧不屈”。他严厉抨击了“苏、德两种极权主义完全一致、休戚相关”和“是斯大林的罪行导致了一切”这两种随意、荒诞的说法。接着，他强调指出了苏联和德国之间冲突的真正的历史意义──那是一场“为工人生存而战斗”的运动和一场为欧洲人民自由而战的运动──没有这种自由，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世界命运现在就悬在苏联宽广地域的均衡之上，”他这样写到。“在简明扼要的战争公报上，我们社会主义者不仅读到了‘正常’战争进程的报告，还在其字里行间读到了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殊死搏斗。”
　　上述这些文章早年用波兰文写成，作者用炽热的情感描述了苏联的大清洗和红军处于绝境的情景。《俄国革命的反思》发表在1944年初的《政治季刊》上，当时纳粹军队在苏联军队的挺进下全面溃败，德国进犯已近尾声，因此文章的语气也截然不同。这里，多伊彻放弃了一切有关时事的报导，用历史的观点通观俄国革命的发展，把它同以前的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加以比较。他是这样总结的，斯大林的独裁从它矛盾地继续十月革命暴动之起源中的压制和等级制制度这方面看，更类似克伦威尔的摄政政体，而非拿破仑帝国。可是仍看不到隐定的曙光。多伊彻写到，“潘多拉的革命魔盒依然开着”，释放出“它的魔鬼和恐怖”──和“在最底层的希望” ，只有这才可能在纳粹入侵的前几个月里“保存并统一一个已经尽尝失败的国家” 。斗争一旦结束，在斯大林领导下形成的（革命后的）官僚主义的未来难以预料。“历史学家对此问题只会划个问号，而无法作出确切回答。”这些总结性的文字说明多伊彻作为作家的体验将在和平后很快改变。1945年后，多伊彻没有考虑返回波兰， [4] 正像马克思从来没有考虑重新居住在德国一样；他放弃了对后来政治事件的评论，而开始撰写《斯大林政治传记》，该书出版于1949年。第四篇文章《两种革命》系为俄国而作，是他为法语版作的前言。它在上本书的权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对俄国和法国革命的比较，特别把各自超越自己本土的扩张与欧洲大肆制造卫星国家做一类比──后者是解放和压迫的混血儿。同盟国和卫星国内部的暴动加速了拿破仑的垮台，这应该成为一个在斯大林开始在东部欧洲建立苏维埃秩序时就应该给以“严重警告”的先例──早已开始反抗铁托（Tito）的暴乱了。他说，拿破仑的一个当事国曾经是波兰的公爵领地，在那里，他的传说一直流传到他失败后很久，到多伊彻上学时这故事还依然在流传。法国的体制没有因其重新恢复本来面貌而得以挽救。但是对斯大林对手方的历史裁决却不比拿破仑更严厉。
　　多伊彻的《斯大林政治传记》出版的时候，西方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从1946年冷战就开始了：全面反对共产主义主宰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文化和政治体制。在尊奉和恐惧双重心理的情形下，苏维埃的体验成为一场广泛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对象，通过对政府官员、政党、工会和知识分子团体的分析，表明俄国威胁着──不断地侵略和颠覆──自由世界。换句话说，很像我们现在这段时期。多伊彻对此的反应，构成了该书第二部分的主题。《前共产主义者的意识》是对《失败的上帝》所作的一篇冷酷而诋毁性的书评。该书是一部论文集，是忏悔者对在共产党过去的所作所为的专论文章。多伊彻把他们的转变──无论开明的还是保守的──同诸如华兹华斯（Wordsworth）、柯勒律治（Coleridge）这些幻想破灭了的法国革命的早期追随者作比较，这些人在同拿破仑的斗争中与保守党寡头组织和神圣同盟联合。他用这种降低身份的方式以三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为例来加以比较──杰斐逊（Jefferson）、歌德（Goethe）和雪莱（Shelley）──他们拒绝在自己生活时期的两种阵营中作出选择，因为他们认为“历史被证实高于他们时期的畏惧和憎恨” 。
　　接下来的文章直接是对冷战时期畏惧文学的经典之作、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1984》的解读。多伊彻非常了解奥维尔这个同行记者，他出色地刻划出了自己的肖像，认为斯大林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残暴癫狂、滥用权力、制造痛苦，其初衷乃是因为：人类的恶是超乎历史或社会原因的。在当今对奥维尔天才预见的诸多称颂中，缺乏对《1984》的客观对象、经济状况和当时严重状态的足够认识，因此，《残暴的神秘主义》是对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功用的一个提示。可是如果说这本书产生了良好效果──用多伊彻的话说──乃是由于冷战的“社会需求”的话，那么作为一次国际冲突，冷战的真正特点是什么呢？这一部分的第三篇文章概括性地回顾了波茨坦后20年的历史。多伊彻还把这篇文章作为1965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讨论越南战争的国内宣讲会上的演讲稿──越战是西方（法国、英国和美国）1945年干涉印度支那冲突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不得不接受在资本主义政体、社会力量和反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力量之间的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在轴心国联合失败之后，多伊彻指出，在两大战胜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其地位和力量存在着极端的不平等──“这两大巨人，一个热血沸腾、精力充沛、意气昂扬，一个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当时有种荒谬的说法，宣称在经历了二战的磨难后，苏联决意对西方发动军事袭击，还说斯大林在寻求──而不是害怕──在国外大肆拓展革命。然而，尽管冲突初发时两国经济势力和各自的政治责任不均衡（冲突之初的责任主要在英美势力一边），“效果远远超出了原委”，而“危险近在眼前，此次冷战很可能以核战争的形式结束。”而且，多伊彻着写到，从另一决定性的方面看，“冷战已经给我们预示了全面核战争的后果；它的附带结果不可能仅限于敌人的领域；它玷污了道德本质，摧毁并歪曲了我们国家大众的思想进程，所涉及的这些国家都在忙于冷战”。反对冷战并不意味着摒弃阶级斗争，而是把它从已经变得孤立乖僻的“歇斯底里、疯狂无聊、神话传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使它──用马克思关于“公社”的一个词语来说──以最理智人性的方式走完艰苦历程， [5] 因此“分裂可能发生在国家内部，而不是在国家之间” 。
　　斯大林去世后，曾经有一段时期云开雾散，似乎真的有希望出现缓和东西方冲突的前景。多伊彻是第一个预言1953年后非斯大林化的苏联将会发生骚乱的观察家。当解冻最初迹象出现时，他的著作《斯大林后的俄国》便探讨了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在这些年里，看来人们允诺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恢复前斯大林主义的传统，那时他正准备为托洛茨基写作传记，其中的第一卷──《全副武装的预言家》──于1954年问世。该文集第三部分的那些文章，不仅反映了上述事件之间交错连接的关系，而且使人们认识到了多伊彻对波兰与东欧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德国与中欧社会主义的命运，以及对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局势的看法和态度。如我们所见，《波兰共产党的悲剧》重新营造了战前波兰的共产主义世界，正是这个世界形成了多伊彻的思想。但它受到了1956年波兰复苏的激励，当时在哥穆尔卡（Gomulka）领导下的改革浪潮，不顾苏联的威吓，在波兰解除了在政治与思想上的束缚，这种解放在当时极其引人注目。多伊彻以一种批评的同情眼光看待这些发展，希望波兰能返回到过去的优良传统中去。他的结论旗帜鲜明地证实了他的精神已经完全脱离了国家的斜面。他坚持认为“波兰与苏联革命之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纽带”──这种纽带于1918-1920年、1939年、1954年和1956年，从“正反两方面”被得以证实。想想看，历史是怎样经常“嘲弄、侮辱波兰的国家尊严，首先是波兰革命运动的尊严和独立”，因此波兰人民“在民族主义的传奇中寻找庇护”就不足为奇了。他辩论到，波兰人民终究会明白“把他们的命运同苏联和其他革命的命运联系的纽带是不会崩溃的”，只是要在“他们从过去危害他们的打击中解脱出来之后，那时他们认识到没有什么再能威胁他们的独立和国家的尊严了”。10年之后，多伊彻给哥穆尔卡写了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谴责了第一次审判（审判中的一些人在80年级成为了KOR组织的领导人），他警告说，这种迫害说明哥穆尔卡在“为社会主义的未来让步”。多伊彻对每件事情的判断后来都证明是准确无误的。哥穆尔卡政府最终沦落到1968年施行了卑鄙的镇压，这为放任他的国家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名誉扫地铺平了道路；然而如果没有苏联反对官僚制度的相应运动，接踵而至的团结协作则不可能改革波兰的国家和社会。波兰和苏联经验的“反面纽带”依然占主导地位。
　　多伊彻同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的对话和通信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文献，同样也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强烈爱好。布兰德勒是卢森堡、列宁时代和多伊彻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出生于1881年，后来作为一个年轻的撒克逊建筑工人加入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和追随者。1918年他参加组建了德国共产党，1921年成为它的领袖。第二年发生“德国十月革命”──这是在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敦促下、由莫斯科共产国际发出指示、在德国中部发起一场注定要倒霉的起义。布兰德勒生性谦虚谨慎，既不寄希望于德国1923年革命的胜利，也不认为自己有能事领导这样一场革命。可是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他接受了指示，然后因为革命的失败而受到指责。1929年他因反对“第三阶段”的路线而被开除出党，在纳粹期间，他被流放到法国和古巴。多伊彻是在他于1948年回欧洲时同他认识的。塔玛拉·多伊彻生动地描述了他们之间随后的友谊。在最初的接触中，多伊彻记录了他同布兰德勒讨论的谈话内容，后者回忆了20年代他做领导时一些重大事件的细节。多伊彻描述人物的能力──这次完全是间接的──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回到西德后，布兰德勒组织了一个小型马克思机构献身于革命的社会主义。两人继续保持书信联系。布兰德勒在20年代倾向于布哈林（Bukharin）的右翼反对党，而多伊彻则同情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党。这种区别反映在多伊彻在战后对斯大林主义所持的旗帜鲜明的敌对态度上。然而，1953年东德爆发了反抗乌布利希（Ulbricht）政府的工人阶级暴动时，是布兰德勒无条件地拥护、关注这场动乱，集中注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本身的社会学特点，与此同时，多伊彻提醒他注意国际背景，说这场动乱在意识形态领域受到了西方的控制，还提醒他注意东德政治改革事业时常遭受挫折的原因，说这场动乱反倒把乌布利希从政治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当时苏联领导人放弃了抛弃他的念头。两人就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展开了争论，并且就这场动乱在（自从太尔西特「Tilsit」时代以来）德国历史发展整体中的地位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这里的最后一篇，是布兰德勒对多伊彻在其《托洛茨基传》第二卷《手无寸铁的预言家》里对30年前”德国十月革命”问题论述的一个响应。 [6] 他欣赏此文稿的文风，试图理清自己在当年灾难中的角色。当时很多人相信革命的惟一机会已经丧失。多伊彻对布兰德勒反对观点的响应很有趣，正是在他的回应中──他是在同一位与列宁本人谈过话的人进行直接对话，双方都目睹了过去，现在又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他以自己充满革命同情的那些事件为例，对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实践做了令人难忘的解释。
　　多伊彻同挪威社会民主党特里格维·赖伊（Trygve Lie）的交往提供了一个颇具讽刺性的对比。赖伊曾是劳工政府的司法部长。劳工政府最初──勉强地──于1935年为托洛茨基提供了避难所，然后就孤立他进而骚扰他，最后在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双重压力下，于1937年驱逐了托洛茨基。在为《托洛茨基传》第三卷《被流放的预言家》所作的研究过程中，多伊彻于1956年就此事采访了赖伊。他的发现、他的记录都展示了某种西欧社会民主的卑鄙和虚伪之处，因为它面对的是挪威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伟大传统。当然，特里格维·赖伊体现了斯堪的纳维亚传统中最恶劣的质量，对多伊彻来说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易卜生笔下的凶残形象。在托洛茨基流放期间，赖伊大大超越了自己的角色，后来被美国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成为冷战中美国政策最忠实的官员。他把麦卡锡主义引入国际公民机构里，使它混乱了10年之久，甚至自由派都对他深恶痛绝。布兰德勒和赖伊之间的道德、政治鸿沟，使人深切感受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伊始，第三国际已经与第二国际分道扬镳了。
　　多伊彻著作的中心焦点在于俄国革命的命运、从中产生的苏维埃政府的变迁，以及对欧洲劳工运动的影响。对此，他都有直接的体验和第一手资料。作为波兰共产党中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学徒，多伊彻通晓德语和俄语，熟知拉丁文化，又是个英语写作的能手。古典马克思主义就生长于欧洲本土。然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拓展了这个古典马克思主义世界的边界，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延展到了亚洲的背景中。亚洲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它比欧洲任何地方的历史都更富连续性，其传统文化自给自足。多伊彻当时很快就意识到了推翻国民党的世界性历史意义。他在《两种革命》的最后已经对此作了着重强调。这篇文章是在毛的解放军进驻北平后几个月内写就的。他在文章中说，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命运的比较随着中国革命的到来自然而然地结束了。“我们在法国革命时期找不到同样的现象。法国革命到最终只能孤立无援。”多伊彻密切关注着共产党中国的最初几年，可是直到赫鲁晓夫的苏联在50年代后期的改革动力衰竭、60年代初中国挑战苏维埃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后，他才真正把注意力完全转移到毛主义的特定的历史角色上来。其研究结果就是他最出色、最有创意的文章《毛主义的起源和世界观》，它综观了中国依照苏联先驱模式进程中所出现的国内紧张局势和内外矛盾。他在文章中的评价公正合理、复杂多样，虽然没有借用专业语言或学术上的技巧，但后来的文章难有与之相媲美者。他以为，毛主义应该被看作是对马克思预言的补充。马克思说，19世纪末期的俄国通过一场以农民及其公有传统为基础的革命，能够直接从原始农民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假如西欧的先进工业国家中工人阶级掌握了权力，就能够对落后的俄国产生吸引力。在细节上已经作了必要的修正，这样的结果已经出现在中国，只不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新兴工业化的俄国扮演了马克思给予西欧指派的角色。因此也产生了毛主义的矛盾。一方面，就其农村根源而言，中国革命得到了比布尔什维主义更多的群众认可，因为这是场大多数农民的运动：最初，同农民更有信心的关系也有益于后来国内战争之后（而不是之前）的掌权，这就容许毛的政府──同列宁政府不一样──能够直接进入经济复苏的建设任务。另一方面，同古典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中那气势磅礡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多元性相比，毛主义的农业背景同时也就意味着狭隘的文化传统和无人抵制的政治独裁主义。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在革命后建设中的这个阶段，中国政府比苏联更讲平均主义；可是它组织上的大一统极权统治原则，没有能够受到更民主的过去遗风的影响，因此它给人一个明白无误的印象：它更“近似斯大林主义”。在国际上，中国所鼓吹的水火不相容的阶级斗争的口号的和它积极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可能具有有效的号召力。但是多伊彻指出，与此不协调的音调则是对斯大林的崇拜，他似乎有先见之明地质问到，在美国对中国不断封锁下，“毛的革命国际主义教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大众的思想状态”，而“不仅仅是对西方挑衅的回应”？因此早在1964年毛主义者对西方帝国主义决不妥协的高潮时期，多伊彻就清醒地预言到，“如果西方势力要打中国牌以对抗苏联”──“北京会抵抗这种诱惑吗？”不到10年，答案就会不言自明。
　　多伊彻没有能够看到毛的晚年北京同华盛顿的拥抱。可他的确目睹了中国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并且认为这场大革命为北京与华盛顿的联姻打下了基础。“文化大革命”被誉为带巴黎公社的激进观点、宣称这是场对抗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的暴动，因此受到欧洲和北美左翼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热情支持，并且在西方形成了一代毛的拥护者。西方过于轻信中国政府的官方宣传，但随着在党内、国家直至整个民众中的一次次清洗一直到毛的去世，这种轻信也就到此为止。多伊彻丝毫没有受到这种流行的时事幻象的影响。从一开始他就指出，1966年由“伟大舵手”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知识界赤裸裸的虚无主义、没有头脑的畏惧和残酷迫害。这在他笔锋犀利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里表述得一清二楚。他警告说，除了明显的滑稽的方面外，“毛的‘文化大革命’是件极其严肃的事件。它对中国的精神生活和知识界的影响，十有八九和斯大林的政治迫害有着同样毁灭性的、持久的后果。两者的政治意义大致相同。正如苏联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岁月一样，中国也投入到自我为中心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之中”。其结果将是“对国家无法挽回的损失：文化意识产生鸿沟、生活水准降低、精神生活贫瘠。后斯大林苏联目前还在为此损失而懊恼不已，毛主义者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将如此”。多伊彻的洞察力还远不限于此。他继续作出预言（仍旧是惊人地准确）：中国政府会有意降低社会的经济标准──因为它没有像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那样成功地推进中国的工业化、无力解决农村的过剩人口、无力解决就业问题──而经济低下不可能为政治稳定提供保证。“他们会感受到要求加大经济发展的压力”，“很可能会出现对后毛主义的反拨”。他总结到：“毛就是中国的列宁和斯大林。而在他的晚年，他越来越像斯大林；最近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标志着这两人的相似之处。看起来好像他已经超越了自己，变成了过去的遗风，成为中国落后和孤立的标志。当人们在落后和孤立方面反对毛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他的接班人或者接班人们──无论是谁──都会扮演他的代言人和代理人的角色。” 在此，邓小平及其助手们的形象已经鲜明地刻画出来了。
　　该书收集的最后一组文章与其他相比风格迥异。在这些（包括最早写于60年代的）文章中，多伊彻提出了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四个最普遍、最基本的问题。怎样历史地看待迄今为止产生在落后国家每场革命之后的官僚主义体制？马克思主义的古典理论对分析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起什么效应？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某个社会中，暴力的位置在哪里？社会主义文明的构成形式是什么样？多伊彻曾在《官僚主义的根源》中探讨过第一个问题。人们常说，多伊彻在他的系列文章中对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发展、苏联的民主化前景和苏维埃政府过于乐观。通观苏联整个社会结构的全面改变，他认为60年代早期改革的失败不可能持久的观点是正确的。很遗憾他没有活到去分析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ism）延续的稳定过程。可是在他最深思熟虑的、对官僚主义的历史现象的理论反思上，他对苏联（更不用说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会有短期的替代物不抱任何信心。在他长篇大论的阐释中，他把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定位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上，这种分工随着阶级社会最初胚芽的出现，“被掩埋在原始社会部落和文明社会的边缘”。在刻画了变异的官僚主义专制的肖像、剖析了从法老和波旁家族以来的绵延不断的生产模式之后，多伊彻接着论述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官僚主义的政治力量一直与构成一个设定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自治政府的成熟、活力、能力成反比。另一方面，当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到了僵局的时候、当对立的阶级在经过一系列使人精疲力竭的社会和政治斗争溃败不堪的时候，政治领导地位便几乎是自动地落入官僚主义者手中”。这就是为什么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杰克逊时代的美国（领导着充满自信的资产阶级），成为19世纪重要资本主义势力中最不具官僚性质的国度；在1848年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衰竭”促成了法国第二帝国的兴起，而德国的年轻贵族、工业主义者和工人的“多方面的僵局”促成了卑斯麦（Bismarck）的官僚统治。
　　现在进入到资产阶级本身已经被消灭、工人阶级仍然支离破碎、柔弱不堪的社会，正是这种逻辑解释了，革命后官僚主义势力在周围资本主义冷酷的敌对背景下是如何增长和长命不衰的。然而，尽管他们专横、傲慢、富有特权，这些后资本主义的官僚并没有组成新阶级。多伊彻观察到，直到今天，“苏联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形成那种使我们称为新阶级的阶层，也不具备社会、经济和心理的特征。这有点像自己掩盖革命后社会的一个变形虫。它是个变形虫，因为它缺少自己的脊骨，不是完整的整体，不是一股以某种方式（比如像法国革命后老资产阶级那样）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力量”。它被自身的矛盾所摧毁，终将不复生存。在一个全面自动化的社会里，工作时间更短，有着休闲的文明和独立的文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抗将会消亡，组织者和被组织者之间的对抗也将消亡”。然后（也只是然后），他预言说：“人们将会看到，如果官僚主义是阶级社会一个微弱的前奏，那么官僚主义必将成为阶级社会强有力的后记──只能是后记。”
　　这一组的其他三篇文章都是多伊彻在现实政治中干涉左翼活动后的产物。在他的晚年，随着反对美国对越南发动战争的情绪日益高涨和校园内外的暴动日渐增多，西方年轻一代中兴起了半革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三篇文章中的言论证明当时他在试图解决当时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问题，同时也说明：仅仅把多伊彻看作历史学家是多么错误，尽管他富有本世纪主要的革命经验。他从没有停止过历史地看待问题，同时还为原来的政治和道理立场进行辩护。《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论》出版后的一个世纪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种社会解放的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展示了“上升和衰落并存”的情形。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这个问题，多伊彻回答道：“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只存在一个基本要素。它非常简单明了，但却集中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全面的分析。这个基本要素就是：生产过程中日益增长的社会因素和资本主义财产中反社会因素之间的尖锐矛盾。古老的独立生产者不能再像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制度下那样，一代又一代地独立生产，就这个意义来讲，我们的生存模式，也即整个生产方式，正在逐渐变得社会化。我们社会中的每个因素、每个细节、每个细小的环节都相互依赖。整个生产过程变成了我们社会的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生产过程。同时，你又拥有某种反社会的财产，即私有财产。这种反社会的财产和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是所有资本主义暴政和不理性的根源。”这种矛盾不可能时间一长就此被化解──“冲突势必要发生”。但冲突的性质无法详细预料：可是它的基本形式毋庸置疑。一方面，多伊彻──在肯尼迪—约翰逊的繁荣昌盛时期──表示他不相信任何“西方资本主义会进一步顺利、循序渐进的发展”的说法：经过20年的繁荣，衰败必将再现──过去就是如此。另一方面，西方的阶级斗争应当被看作一种“持续了几代人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它看到了“全世界反革命的总动员，其形式各异，从法西斯主义到最出色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但所有的动员都声称是在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接着，他用一令人触目惊心的段落继续写道：“除了巴黎公社那场特殊的运动外，还没有工人阶级把自己完全调动到这样的强度和深度，以至于统治阶级不得不时刻把他们的动员保持到几乎永恒的地位。甚至在巴黎公社时期，起义也从来没有真正动员要为一场生死之战而斗争──我们有太多的描述证明他们是多么轻率、性情是多么温和、脾气是多么和蔼可亲的乐观主义者。”
　　多伊彻在最尖刻、最令人不安的文章《暴力和非暴力的辩证法》中对此作了评述，这既是乐观主义者的力量所在，也是其弱点所在。在文章中，他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的古典世界观范畴内大力强调传统的冲突：一方面，政治暴动被视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无阶级社会的目标就是要在历史上首次真正摆脱暴力。然而，那个基本的、防御性的辩证法却在俄国革命的悲剧变迁中被压倒了，当时“在势不可当、惨无人道的压力下”恐怖似脱缰的野马，“本应只是小小的暴力冲突酿成了大的暴力冲突，直到血流成河”，以至于“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非暴力意义完全被斯大林主义大规模的千钧重压所压倒”。但是这两者又不可分割。因为，多伊彻辩论说，“马克思主义缺乏一种道德勇气与之一刀两断，说我们对斯大林主义不负责任，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我们不能把斯大林主义从我们的记录中抹去，尽管我们对斯大林的罪行不负责任。”为什么会这样？多伊彻以极其罕见的坦率态度继续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我作为一个个体，在他们身手找到了相同的道德观。我指的是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欧洲早期的共产党领袖）都为这种暴力唱过赞歌，把它美化成一种自我防御的机制。罗莎·卢森堡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它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她就持批评态度。”然而，这仅只是自我批评，而不是彻底否定。革命的暴力，既令人遗憾又令人羞愧，对从来不怕走极端的敌人来说是必要的，就像发生在越南的那场凶残的战争一样。可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里，与落后、孤立的苏联相比，阶级力量的潜在平衡力对没有被歪曲的革命斗争的结果更有利。在那里，即便是绝大多数被压迫者准备使用暴力来粉碎压迫者的力量，那这样的暴力也只能是“充满理智、小打小闹” ，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在《论社会主义的人》最后一篇文章当中，多伊彻没有沉醉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他展望未来，问到：无阶级的社会一旦实现，我们该怎样评说人们的潜力及其局限性。（《论社会主义的人》中的“人”不能理解错，多伊彻明确指的是“女人的依赖和孩子对父亲的依靠”：这应该是个中性词，可以用俄语的cbelovek和德语的Menscb表示。）他对此的回答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是他推测时的冷静态度：社会主义无法“解决人类所有的困境”──特别是托洛茨基所说的三位一体“饥饿、性、死亡”的问题。它只能缓解第一个问题。超越了阶级之后，人类仍将──对不起，雪莱──忍受罪恶和痛苦、感受文明对本性动力束缚的不愉快。而这些动力本身──这是他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既无法给予历史的稳定性，也无法给予佛洛伊德的理论所赋予它们的社会重要性。在他表达了对精神分析“在一定的、有限范畴内具有合理性”的尊重后，多伊彻对精神分析对历史（且不说它充斥了政治学领域）解读的过份断言予以斥责。在谈论佛洛伊德有关侵略理论的时候，多伊彻冷冷地指出，“综观历史，男人们组成军队，掠夺彼此的财产和财产权；可是迄今为止他们并没有（除非在神话里）因为‘性别关系领域的特权’而战斗” 。当马克思主义试图“从正确的一端解决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任务” ，而且在解决的过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无论在胜利中还是在失败中，与此相比，精神分析的实际社会效果则是收效甚微。像在目前这样的阶段里，当人们从任何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推出、不加批判地接受精神分析时（哪怕它是以炫耀的理想主义的形式出现），多伊彻冷静地提醒人们注意“真理”与“力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他认为，社会主义既不会把人类从劳役中完全解放出来，也不会让人类本性的想象力就此止步。
　　多伊彻1967年8月去世，当时年仅60岁。他的去世对此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所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产生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历史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此后的几代人而言，同列宁或卢森堡世界的联系、一个旧有的中东欧的世界主义，都已是明日黄花。然而，多伊彻的著作因其独特的包容性品格，继续传承着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政治。
　　在众多的品质当中，最突出的要数多伊彻坚毅的政治立场了。他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偶然发现了它──从此忠实于他青年时期的政治理想，即便经历了诸多的灾难、左翼大厦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或者不得不加以重建，他都始终矢志不移。这种矢志不移是他在思想上完全独立的结果：他在左派知识分子左右摇摆的时候、在流派分呈令人眼花缭乱之时──先是斯大林主义或者毛主义，又是结构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接着又鼓吹新工人阶级或者新社会运动，然后又是欧洲共产主义或者欧洲社会主义──始终保持了个性和世界观的独立不羁。但这种独立决不是宗派性或是伪善者的孤立所能同日而语的。恰恰相反，与同时代使用英语的其他社会主义作者相比，多伊彻与读者的交流更多、更广泛。他的著作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翻译，他的文章被人们广泛阅读。这样的广泛性源于它作品强有力的文学魅力。但他的天分绝不仅仅表现在艺术上：他的作品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真真正正把握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文化及其启蒙这样大背景下的根源，它无需特殊的词汇──根本不需要技术性的词汇──来寻找自己的言辞。采用传记文学的方式写作历史与此有类似的意义──这种类型在抒写过去的不同文学种类中最具有广泛的感染力。就多伊彻而言，传记形式有特殊的、深层含义。在传主的个人生活中，他可以把道德话语和必然性话语加入进去，而马克思主义总是很难做到这一点。他笔下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他们表达过的或是拒绝过的）决定论这样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的前提条件下，都可以称得上是卓越的历史人物：可是他们同时又是道德代理人，为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承担责任。伦理传统上指个人；因果动力指集体。多伊彻特殊的心理把握是个媒介，两者──因果关系和责任──可以在他作品中起到综合作用。今天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们需要用同样的尺度看待双方。换一种说法就是，回忆一下所作的真实的比较，就可以明白多伊彻的意义。多伊彻挑选了拿破仑时期反抗尊奉的三个人：歌德、雪莱、杰斐逊来加以比较──一个是平静的奥林匹亚人、一个是空幻的反崇拜偶像者、一个是世故的政客。多伊彻的性格中包含了上述每一个人的一点成分。他们对左翼文化来说都需要。

附　录

　　历史学家多伊彻的妻子塔玛拉比他多活了20年。在多伊彻生前，塔玛拉是他的智性伴侣和助手。他去世后，她成为他著作的编辑和他的道德卫士。她对多伊彻深沉的爱给了她勇气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尽管开始时她很胆怯。可是她的背景──她来自波兰东部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家庭──和她的不妥协的性情最终使她成为了这样的战士。20多年来，她以自己的热情和美丽使多伊彻表述过的文化极富个性化。多伊彻最后出版的关于苏联的评论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府（最近仍然在调配中）看作赫鲁晓夫领导下的非斯大林化失败的乏味的后记。它寿命短暂，而且将无果而终。后来的事件证明结果相反，她也开始感受到在捷克斯洛伐克入侵之后、在无情专政外壳下的俄国所带来的日渐增多的压抑感。她密切注视着俄国知识界和政治上的每一步觉醒，以多伊彻所可能运用的方式，带着警醒与希望，迅速对国内那些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命运急转直下的各种反对派别作出反应。当改革最终到来的时候，尽管对所有官僚主义的首创精神都持怀疑态度，但她还是表示欢迎。苏联民主化进步带来的道德复苏使她对未来充满信心。彻底同布尔什维主义的衣钵决裂没有取得成功，但这并没有使她感到幻灭。她怀着喜悦和悲伤的复杂心情关注着戈尔巴乔夫（Gorbachev）领导下的俄国事态的发展。她拒绝前往苏联，多伊彻的著作还不能在那里出版，但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参加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一个会议，参加者是苏联的流亡领导人和国内的新派人物，他们对俄国出现的舆论发表了意见。她在表达其异议时所表现出来的个性谦虚、尊严和独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去世的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一部记载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生活的档案影片中，纳塔利亚（Natalya）带着面纱，她只说了句：“尼俄伯。” [7]
　　1年后苏联宣告终结。其他的历史学家更多地把苏联的历史保存在自己的政治记忆里，与他们相比，多伊彻则客观地评价它，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既想到它最初的宏伟，也预料到它后来的腐败。他从来就没有失去信心，认为1917年的革命动力终将从驾驭它的命运中恢复过来，并以自由而告终。他希望有一天他的著作对这种解放能够有所贡献，相信他最广泛的读者最终将是俄国人。1991年8月前，莫斯科出现了他的第一本书──那是他的《托洛茨基传》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没有经过正规出版渠道的缩印版，由当地一个贬低托洛茨基的人为此作了注释。他真是个历史反讽的鉴赏家。多伊彻通常被公正地看作是革命的、保守的乐观主义者。可是他的眼光也很独特，他也直接、冷静地思考过重建的历史前景。他想，苏联人民也许不得不经历他们曾经失去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这50年的绝大多数历史，在人们的眼中都完全丧失了信誉”，他在1967年写到，以至于“有时苏联看起来充满了道德和精神重建的潜力，但却总是无法变成政治现实”。 [8] 如果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它将──如其他国家的重建一样──在通往人类自由的、复杂而长期的道路上占据自己值得令人尊重的一席之地。对此，多伊彻确信无疑。

（郭英剑　郝素玲　译）

注释：

[1] 两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语言的使用上：卢森堡使用的是波兰语，多伊彻则说依地绪语。
[2]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译者注
[3] 多伊彻的这一段历史以及他的整个青年时期，可参见丹尼尔·辛格有巨大价值的传记性文章《以笔为武》，见大卫·霍罗威茨编《艾萨克·多伊彻其人其作》，伦敦1971年。该书是理解多伊彻的基础读物。
[4]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1956年波兰十月革命以后──当时官方向他发出了非正式的提议要他返回波兰。他的回答是：如果允许他作一系列关于波兰共产主义历史的演讲，随后成书，他就回去。从此再也听不到官方的任何消息了。
[5] “公社并没有抛弃阶级斗争，正是通过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努力要废除所有的阶级，并因此废除所有的阶级纲领，但公社同时还提供了理性的手段，使得阶级斗争可以以最理性和最人道的方式在其不同的阶段依旧存在着。”见卡尔·马克思：《第一国际及其以后》，大卫·费恩巴赫（David Fernbach）编，伦敦1974年，第253页。
[6] 有关多伊彻与布兰德勒通讯的详细情况，见《新左派评论》105期，1977年9-10月号。赫曼·韦伯（Hermann Weber）编辑了两人的全部书信集，柏林1981年。
[7] 意为“丧失亲人而终身哀痛的妇人”。──译者注
[8] 见《未完成的革命》，牛津1967年，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