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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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与非暴力

《暴力与非暴力》是罗伊澈写给德林杰（D. Dellinger）为越南日抗议于1966年在（加州）伯克利（Berkeley）举办的一个讨论会的授稿的修订版。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它一开始并经历1848年到1966年之间的所有历史性蜕变，都隐含着一个完整的暴力与非暴力的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一向全都宣扬无产阶级专政和以武力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我们一向全都试图给各国工人阶级加深这么一个印象：他们必须准备战斗，甚至采取内战来反对压迫和统治阶级。过去，我们对那些怀疑我们是否有权利如此宣扬、质疑我们是否有必要如此宣扬的人，无不报以相当讽刺性的回答。但是，这里存在着辨证的矛盾；到底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如何呢？关于那个人人不再被别人剥削和控制的无产阶级社会与无国家社会的看法。左派当中有很多人认为，改造社会，从而使社会与个人之间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所永远必备的暴力规范永远消失的热望，乃是马克思主义当中的空想成分。

　　我坚持认为，就接受非暴力社会的远见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比任何主张非暴力和平主义布道家所曾做过的，来得深，来得远。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把我们这个社会的暴力根源揭露出来，而其他的人没有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拔除那些根源；不但从人们的思想中，不但从人们的感情方面，而且根本就从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上面，把暴力加以根绝。马克思主义已经看出，社会的阶级对立滋养了暴力——而评定马克思主义时，必须把基督教宣扬非暴力的二千年的、徒劳无功的记录拿来作对比。它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成果，也没有实际缩小暴力，在这种意义上，我说它徒劳无功。在两千年的宣讲“爱你的兄弟”之后，我们正处于这样的现况：那些上教堂的人们投掷燃烧弹，而另外一些也是在基督教传统中被带大的纳粹们，则把六百万基督同乡的后代，投入杀人的毒气层内。经过两千年的宣扬之后，非暴力的布道竟然还导致这种事情！诸多理由之一，是因为暴力的根源从来没有被捶击、被掘出。既然阶级社会仍然维持不坠，所有这些布道，即使当中多数是诚心诚意的，即使基督教的教师全心投入去做，它们当然注定要徒劳无功，因为他们攻击的，仅仅是暴力的表面。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已经出了毛病——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历史，充满着深刻而且悲剧性的矛盾。如果研读列宁论革命的著作，那些似乎以一种非常教条的形式写出来的，几乎像是解释圣经词句的教会教科书的著作，人们就会看出，俄国革命的根源深处，存在着对于非暴力的何等强烈的梦想。在这些多少类似教会的惯用的辞汇背后，经常涌现也无国家社会的梦想。根据所有不含善意的目击者（例如当时住在彼得格勒的西方大使们）的报道，十月起义发生时，所有各方的牺牲者，总共只有十个人。那就是伟大的十月起义的牺牲者总数。指导这次起义的人——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已经考虑过暴力和非暴力的问题，他们在组织这次异乎寻常的剧变时，对于敌人和己方人员的生命，有着深切但未明说出来的关怀。俄国革命从名称上看来，似乎充满着暴力，其实，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具有相同规模的变动当中，它乃是最不具有暴力的一次行动！

　　革命不是依靠枪杆取胜的，是依靠言辞、依靠争论和说服取胜的。言辩很暴烈，言辩极端强而有力，但是，这只不过是用来反叛暴力的现实，用来反叛牺牲百万人生命之世界大战的现实的一种感情上的暴力而已。近日来所有那些要向俄国革命的制造者们宣扬道德的人，当然都采取一种态度，他们假设一个美好的、天使一般的现状，一种天使一般的非暴力现状，被那些受到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i]所迷惑的恶魔革命者所搅乱，而这些人把随意处置人类生命的权利拨给他们自己。在布尔什维克进行这次牺牲十个人生命的伟大革命的同时，大约正有一千万人，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之中。

　　在那被你们称为非暴力挑战的东西当中所固有的深刻而且广泛的人道主义，已经作为首要成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当中。我们有点不好意思谈论人道主义；我们之所以不好意思去谈论它，是因为历史上的哪一个恶棍不曾谈论它呢？——斯大林没有吗？希特勒没有吗？戈培尔（Goebbels）[ii]没有吗？我每次听到左派人士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建议用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我总是感到相当的震惊。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其实只是忠实于它自己！

　　那么，在俄国革命这个非常有希望的开端以后，在列宁写完那本用马克思主义辞汇来表达对于非暴力的伟大革命美梦的《国家与革命》以后，事实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其他宣扬非暴力的人，例如克伦斯基（Kerensky）[iii]，却以重新援用死刑来处罚拒绝作战之前线士兵的方式，来向被压迫者宣扬非暴力。或许，那些真正嫌恶暴力的人们，心中有一种天生的特性，极不好意思去提非暴力。我无法信任那些两唇之间讲出这么多高贵言辞的人们。我往往比较信任那些坦白、甚至卤莽地表示政治斗争之必要性的人，只要他们没有被自己的正义感冲昏了头。

　　接着来了干涉和内战。就好像当前的越共必须使用规模越来越大的暴力一样，那时的人们必须使用规模越来越大的暴力。他们无可奈何；他们或者选择屈服，要不然就只好使用暴力了。然而，即使在内战当中，布尔什维克又怎么做呢？他们又一次试图在争论、说服和暴力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在这种平衡当中，他们仍然把说服和争论看作远比暴力来得重要。纯粹从军备方面来看，他们绝对不如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这些人给俄国的白军输送军队和军火）。托洛茨基那时所带领的红军，可就差得太多了。后来如何呢？他们对于干涉国的军队里面的士兵和穿制服的工人的理智加以鼓动、加以吁求。被遣送来镇压革命的法国海军，在敖德萨（Odessa）起而叛变，拒绝攻击布尔什维克：这是非暴力的内战中的另一次胜利。水兵的这次叛变，是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结果，但是，这种“颠覆”防止了暴力。（1920年，英国在苏波战争（Russo-Polish war）的干涉中，伦敦的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拒绝运输军火对抗苏俄，使得伦敦的码头无法调动——这也是非暴力。）

　　接下去是孤立俄国革命的大悲剧；在并非由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干涉战争、内战和漫长而令人疲乏不堪的世界大战中，俄国革命屈从于难以置信、难以想像的破坏、贫困、饥饿和疾病的大悲剧。所有这些所导致的恐怖，在苏俄发生了。人们失去了平衡。甚至连领导者也失去了思维和心灵的清醒。他们在极度不人道的压力下行动。我不想审判他们、归罪他们或者替他们辩护。我只知道这个历史过程的深刻悲剧性质，其结果是对暴力的颂扬。

　　然而，使得一个杯子大小的暴力变成满满几桶，甚至汇聚成河流，又算是什么呢？这是俄国革命的悲剧。马克思主义中暴力与非暴力的辨证，竟然被翻倒，最后，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非暴力意义受制于大量压倒性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之含蓄地指责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有关国家逐渐消亡的想法，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正是这个想法，集中表现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非暴力性质。斯大林主义政权不能够容许、不能够忍受那个梦想的残存。它为了替自己的暴力作辩护，必须从人们的心目中把这个梦想捣碎。我这么说，无意把整个事情归罪于某个个人。事情复杂得多了。这是一个因为孤立而且受制于贫困的革命在孤立和贫困当中不能履行其诺言所造成的悲剧；承诺和履行诺言之间，梦想和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一个被这种悲剧境遇所攫获的革命，沈沦于非理性了。

　　对于这种后果，马克思主义本身要负什么程度的责任呢？把斯大林主义等同马克思主义，并从而把斯大林主义所已经做过的事情，来归罪马克思主义，是不对的。相反地，和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并说我们对斯大林主义无需负责，说那不是我们的目标，这样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种缺乏道德勇气的表现。如同基督教须对波吉亚家族（Borgias）[iv]负责，马克思主义也须对斯大林负类似的责任。波吉亚们并不是基督徒，但是，基督教不能够把波吉亚们从它的记录当中抹杀掉。我们也不能从我们的记录中把斯大林主义取消掉，虽然我们无需对斯大林主义者的罪行负责。我们（当我说“我们”时，我是指我个人精神上所认同的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我是指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以及早期欧洲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这个对于暴力的颂扬，因为我们把它当作自卫的技巧。罗莎·卢森堡在批评这种态度的最早的怯懦迹象时，她已了解这一点。

　　然而，问题远比单纯的人类意念来得更大、更深。暴力并非根植于人类的意念。我们应该说，人类的意念乃是物质因素（material factors）和物质需要（material necessities）所借以传递它们之压力的机构——心理和观念的机构（psychological and ideal mechanism）。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估计到，会有人基于简单的理由，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做出如此极端的暴力成长以及如此极端的暴力滥用。马克思主义设想，革命永远是以暴力形式发生的社会变迁行动，但是却有需要得到广大人民大众的支持。它设想革命发生在工业化的西方，籍着追求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全心支持革命，并对抗实际上属于极少数的剥削者敌人而达成。在这种革命的多数人与反革命的少数人的对抗之中，使用暴力的需要实在有限，而非暴力的美梦，也有很大的希望达成。

　　人们说，马克思主义适用于未开发国家，不适用于先进的工业西方。我仍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来的梦想和马克思主义原来的真正启示与希望，仍然适用于工业的西方，而且远比不发达国家来得适用，即使在革命的某些阶段，革命必须是大多数人的工作，正如1917年的俄国、1949年的中国以及今日的越南所显示的那样。在未开发的国家当中，革命后会再一段时间，存在着诺言和履行诺言之间的缺口。因此便会有挫败感、爆炸性的不和协以及革命后领导者依照自己的理解和能力去保障革命安全的意愿。国家越不发达，在革命之后越注定会有一段时间的痛苦现实和暴力。

　　然而，我认为发生在中国的暴力已经远小于发生在苏俄的暴力。我认为，中国革命尽管还有不知多少的非理性，它的非理性已比俄国革命远为轻微。但是，中国革命不是第一个先锋，不是孤立的革命：它已经得到斯大林主义苏联的帮助，正是这一点减少了非理性的程度，我认为，随着革命的扩散，随着革命社会在工业和科技的进展，随着它们财富的成长，随着它们生活标准的提高，以及随着人民大众的相对满足，非理性因素自会减少。当社会主义进阶到先进国家时，马克思主义的非暴力美梦，就可以得到最后的证实。那是我的信仰，它不是如意算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把我引导到这个结论。我认为，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尽管是不完全的、自我矛盾的、不足够的以及虚伪的，它已经减低了暴力，并给马克思主义的非暴力成分以更多发展的机会，从而使得俄国革命中互相矛盾的成分，重建起某种程度的平衡。

　　你们曾经问我，当我提到越战对共产主义世界的负面影响时，我指的是什么。越南的战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暴力潮流一次新冲突的前奏曲；这个暴力潮流正从西方世界涌回来，而且将再度淹没世界。对于这个极大暴力的恐惧，在苏联和中国，正促成独裁主义和暴力倾向的再发作。我把越战对共产世界的效应，和斯大林时代最后几年发生的韩战的影响，当作相似的东西。韩战所释放出来的恐惧和痛苦，在苏联，以斯大林最后几年统治的愚行表现了它们自己，以三十年代一再发生的“恶魔的晚宴”（witches' sabbath）表现了它们自己。我无法预见，也不害怕苏联为了回应美国入侵越南所做出的令人恐怖的事情，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独裁主义倾向的重燃。第二十三届共产党大会证实这一点。对于丹尼尔和辛雅夫斯基之审[v]，（the trials of Daniel and Sinyavsky）已经显示独裁主义倾向部分复显的征兆。

　　相反地，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说韩战只有一种效应，就是苏联和中国鼓励国内暴力的效应。与它对我们这边的世界所已经产生的效用相同地，它也有正面的效应。它给人们一种和小国团结的意识，这种小国正遭到世界上最强、最大、最富的国家如此粗暴地加以攻击、如此粗暴地加以征服。韩战使人们抛弃了赫鲁雪夫主义所散布的一些幻想；那就是，在诸如意大利和法国之类的国家，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幻想。不妨现在就去见见法国和意大利工人，试着告诉他们吧：在小如韩国和越南的国家里面，都要引来资本主义列强如此的阻挠了，而他们却有可能完成这种奇迹呢！

　　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被驱策而不得不使用暴力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必须知道，并且通告那些我们将要呼唤出来行动的人民：暴力乃是必要的恶。必须同时强调形容词和名词：既强调“必要的”，也强调“恶”。向那些永远是暴力所施加之对象的人们宣扬非暴力尤其不对。我认为，从苏联的历史应该得到的教训是：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必要的恶。但是，如果我是越南人，而且身列越共当中，我会告诉我的武装同志，我们不应该把痛苦、可怖而却非做不可的暴力引以为荣。但是，我们身处西方——在这里，这种说法有更大的可能性会被人了解，并加以接受。

　　在西方的左派当中，我们必须鼓吹一种不逃避现实的思维方式。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共享无国家社会的美梦，但是，我们质问：你们如何达成这个美梦呢？而，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及纯粹和平主义者分手。你们接受这样的看法：越战不是历史的偶然；它表现你们社会的结构，表现你们与外在世界之关系的帝国主义特性。如果你们接受这一点，你们就暗示了社会秩序必须加以改变。如果加以改变呢？那些人既然已经拒绝把任一寸的越南土地抛给他们的阶级敌人，他们有没有可能不保持现状而把美国的领土拱手让渡给社会主义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用非暴力的方法来加以改变呢？你们能够想像这种可能性吗？我能够想像出这种可能性，但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他们情愿使用武力——只有到了那时，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不使用暴力而征服美国。革命的本钱在于它的道德至高性。你们看得出来，相对于俄国革命来说，如果你们在美国社会取得社会主义的道德至高性，那么你们就有可能只要行使极小量的暴力。但是——在这里又有着辨证——只有在不以暴力为荣时，我们才能准备去使用它。

（1987.5.9译；1982.6.2校）

[i] 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yevsky，1821—1881）：俄国小说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译注）

[ii] 戈培尔（Joseph Paul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战犯。1928年起掌管国社党的宣传机构。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一贯鼓吹战争，宣传种族主义。苏军占领柏林时自杀。——（译注）

[iii] 克伦斯基（Alexander Feodorovich Kerensky，1881—1970）：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1917年），苏维埃政府的死敌。俄国社会革命当人。执政期间，代表资产阶级、地主利益，对内镇压革命运动，对外继续推行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后进行武装叛变，后逃巴黎，并转到英国。——（译注）

[iv] 波吉亚家族（Borgias）：指罗德里戈·波吉亚（Rodrigo Borgia）和他私通女人所生的女子。罗德里戈于1492年贿选上教皇。他提拔儿子塞扎（Cesave，1475—1507）为枢机主教，后者过着放荡生活。为了政治上的利益，他把女儿卢克丽霞（Lucerzia，1480—1519）在二十二岁以前两度订（婚）给西班牙贵族，三度嫁给意大利王子。波吉亚家族是文艺复兴最狡猾无耻败德的男女代表。——（译注）

[v] 丹尼尔和辛雅夫斯基之审（the of Daniel and Sinyavsky）:丹尼尔（Yuli Daniel）和辛雅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著名小说家，曾试探“幻影的现实主义”(phantasmagoricrealism)散文体。因涉嫌毁谤苏联而受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