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萨克·多伊彻 -> 《未结束的革命，俄国，1917—1967》（1967）
VI．总结与展望
这次对半个世纪苏维埃历程的概览已接近尾声，现在我们应当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俄国革命是否满足了它所激起的期望？它对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这代人的意义是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可以明确而断然地回答“满足了”，并用一种得体的胜利口吻来结束自己的评论。不幸的是，这是我无法做到的。但悲观沮丧的总结也是没有道理的。在许多方面，这仍然是一场未结束的革命。它的记录绝不简单，而是一并包含着失败与成功、落空的希望和达成的期许——而谁能将这些希望和期许加以比较呢？哪里有天平可以称量如此伟大纪元的成果和挫折，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既成比例？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成功和失败不仅巨大而且始料未及，它们一面相互依赖一面又处于鲜明的对比之中。这令人想起了黑格尔尚未过时的格言：“历史不是幸福的领土；……各个幸福的时期是它的空白页”，因为“即便在历史当中不缺乏满足，但由实现伟大目的而来的满足超越了任何特殊利益，这和通常所谓的幸福是不一样的。”[1]当然，这五十年并非历史的空白页。
“俄罗斯是一艘注定要远航的巨轮。”[2]从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这句名言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暗含着的、强烈的国家自豪感。一位俄国人如果用民族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这半个世纪的记录、将革命视为单纯俄国的事件，那么他会有充分的理由甚至感到更加自豪。俄国如今是一艘更为巨大的轮船，行驶于遥远得多的航线中。单从国家实力的角度来看——世界上许多人仍然会从这一角度看待——苏联的资产负债表是绝对令人满意的。每念及此，我们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必然满怀嫉妒。但据我看来，在这一代俄国人当中，似乎很少有人会自始至终欢欣得意地看待它。许多人意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即1917年十月革命不是一起单纯俄国的事件；而即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也未必把国家实力视为历史的最终论据[3]。大部分俄国人似乎既注意到了这个时代的悲惨，也了解它的伟大。他们看到了本国经济异乎寻常的扩张动力、与日俱增的大量超现代巨型工厂、不断扩大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网络、苏维埃技术的伟业、太空航行、各种社会服务惊人的扩大以及等等；并且他们还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生机与活力。但他们也明白，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讲，日常生活仍然只是一种单调的苦差事，这一点嘲笑着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宏伟壮观。
例如，尽管已进行了大量住房建设，人均居住面积仍然只有6平方码[4]。鉴于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这就意味着许多人仅有5或4平方码，甚至更少。均值仍然停留于斯大林时代末期。如果回想到仅在最近十五年里，城镇居民人口的增量就相当于不列颠群岛人口总数，那么上述情况就不足为奇了。但这样的统计数据对于那些苦于极端过度拥挤的人来讲，并不能带来多少解脱或安慰；尽管情况一定会逐步改善，但改进过程仍然漫漫无期。住房状况所体现的努力与成果之间的比例失调，是苏联生活在许多方面的典型特征。在太多的领域里，仅只为了使自己留在原地，苏联就必须极速奔跑、与人激烈竞争。
西方旅客震惊于俄国人对物质品和生活舒适的强烈的、近乎迷恋般的专注，常常因此而谈论苏联心灵的“美国化”。但这种专注的背景显然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整个“生活方式”和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都在鼓励人们专注于物质财产，同时商品广告对此又不断地加以猛烈刺激，以诱导或维持人为的消费需求、防止生产过剩。苏联对物质商品的渴望所反映出的，是数十年的生产和消费不足、对短缺和贫困的厌倦，以及人们普遍觉得这些最终可以被克服。这一普遍的情绪迫使统治者较于以往更加关心人民的需求及其满足；就此来讲，它是一种促进了国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文明化的进步因素。但由于苏联的生活方式并不适于个人财富积累，因此“美国化”是表面的，很可能只是当前这一由短缺向丰裕缓慢过渡的阶段所特有的。
这半个世纪的伟大和悲惨也以不同方式影响到苏联的精神和政治生活。和十五年前苏联所处的恐惧和恐怖之国相比，如今几乎可算是自由的国土了。过去的集中营消失了。在这些营地里，囚徒们还没明白自己为何受罚，便像苍蝇一样死去了。普遍存在的恐惧消失了。这种恐惧曾造成国民的原子化，使人人害怕甚至与亲朋好友联络，并把苏联变成了对外国人来讲确实不可触及的国家。国家正在恢复它的头脑和言语。进程是缓慢的。人民并不容易摆脱几十年来由铁板一块的纪律而形成的习惯。变化依然惊人。如今各种激烈争议（虽然常常遭到掩盖）搅动着苏联的报刊；而且普通人也没有被严厉禁止向完全陌生的人甚至敌国游客（他们的好奇心未必一定没有害处）表达自己真实的政治思想和感受。但苏维埃公民还是经常因自己生活在相对温和的官僚监护之下而感到苦恼，仿佛自己从未烦闷于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他觉得，自己的精神自由也被限制在像他那可悲的6平方码一样的东西之中。人们不满于自己已取得的成就——尤其当后者颇为可疑或充满了半成品的时候——这是人性的崇高品格之一。这样的不满是进步的动力。但就像有时在苏联那样，它或许会导致灰心丧气甚至徒然无果的犬儒主义。
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俄国人也经常感到自己为了留在原地而极速奔跑。斯大林时代结束后，苏联赢得了半吊子的自由，而这确实可以比甚至彻底的、密不透风的暴君专制更令人痛苦。最近的苏联著述（其中一些在苏联出版，另一些则在国外出版）已经表达了由这种事态产生的羞辱感，它有时培育了阴郁的悲观主义甚至仿佛“等待戈多”式的情绪。但在这里，苏联和西方现象的相似性或许也是欺骗性的。近期相当多苏联文学作品中所充斥的绝望，很少源于“人的状况的荒谬性”这种形而上学感受。它往往或暗或明地表达出一种困惑于苏联政治生活种种极端不正常状况（尤其是官方去斯大林化的模糊性）的愤怒。和最近西方那些变着法子重弹一切皆空[5]老调的作品相比，这些著述的精神更加积极、更具有讽刺性和战斗性。
官方去斯大林化的失败是这种不安的核心之所在。自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罪行以来，已过了十余年。只有在此之后真正澄清它所引起的诸多问题，并对斯大林时代的遗产进行公开的全国性讨论，这一举措才会有意义。这并未发生。赫鲁晓夫和整个统治集团热衷于防范而非开展讨论。他们打算让去斯大林化的序幕也成为尾声。形势迫使他们开启了去斯大林化的进程；这对国民生活来讲已经具有了急迫的必要性。在所有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首脑以及甚至追随者被根除后，只剩下斯大林的随从开启去斯大林化。但这一任务并不适合他们；它违背了他们惯常的思维习惯和利益。他们对之只能半心半意地敷衍了事。他们揭开了覆盖着斯大林时代的幕布的一角，但却没能升起整块幕布。因此，由赫鲁晓夫的揭露所开启的道德危机仍然悬而未决。他的揭露造成了解脱和冲击、困惑和羞耻、混乱和犬儒主义。对于国家而言，它是一种解脱，使之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梦魇；但它也是一种冲击，让人们意识到这一梦魇曾经给整个政治体带来了多么沉重的压迫。当然对于这一点，许多曾饱尝斯大林主义恐怖统治之苦的家庭已然知之甚详；但直到现在，他们才首次被允许把它整个瞥了一眼、瞥见了它真正全国性的面貌。然而单单这短暂的一瞥就足以令人困惑。回忆起这个国家曾经如何无助地屈服于恐怖统治、如何温顺地忍受它，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羞耻。最后，这次令人沮丧的揭露是由斯大林的帮凶和助手进行的，他们暴露了自己橱柜里的巨大骷髅后，便立刻关上橱门，再也不说什么了。这样的事实只能造成混乱和犬儒主义。
问题之所以被这样对待，是因为它——尤其鉴于与当前政治密切相关——太过严峻、太过重大。官方去斯大林化加剧了旧裂痕，又造成了新分歧。“自由派”和“激进派”、“右翼”和“左翼”共产主义者只能敦促在全国范围内不受阻碍地清算斯大林时代的账目，并与之彻底决裂。扎根于官僚集团当中的隐秘的斯大林主义者则渴望尽可能地保留斯大林主义的治理方法和斯大林传奇。在官僚集团之外，尤其在工人当中，很多人相当反感官方去斯大林化的虚伪，以至或者几乎重新转向了斯大林崇拜，或者再也不愿听到这件事，而是希望看到整个问题被一了百了地埋葬掉。
在这些分歧的背后是这样的事实，苏联社会并不了解自己，并且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便对于苏维埃知识界来说，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也是一本合上的书。像一些常年患有健忘症、刚刚开始恢复过来的人那样，这个不了解自己最近过往的国家无法理解它的当下。数十年的斯大林主义歪曲已经造成了集体健忘症；而二十大用以开启恢复过程的半吊子真相正阻碍着进一步的恢复。可是，如果它的政治意识想在新的、积极的形式中发展成型，那么苏联迟早都必须对这半个世纪做出评估。
对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来讲，这种情况具有特别的趣味；它为历史、政治和社会意识相互之间的密切依赖提供了一种稀少的（或许独特的）事例。史学家们常常争论，对过去的意识究竟能否影响国务活动家的智慧和普通人的政治智识。一些人认为影响了；另一些人则秉持海涅的格言——历史什么也没有教给我们[6]。在阶级社会中，受阶级或集团利益主导的政治思考只有在利益所要求或允许的限度内才会从对过去的研究中获益。即便史学家的看法也受到社会背景和政治状况的规定。正常情况下，“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7]在一些时代，这些思想多多少少有助于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而政治思考也由此获益；在其他时代，它们则表现为强大的阻碍因素。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只要稍微超出了半开化水平的统治集团或社会，要能够正常运作，就必须具有某种令自己满意的历史意识形式，就必须具有一种意识，使统治集团或社会的大部分成员普遍坚信自己对过往（尤其是最近的过往）的看法不是一套单纯的谎话，而是合乎实际的事实和事件。没有哪个统治集团能够单靠犬儒主义过活。国务活动家、领袖和普通人都需要在主观上感到自己所代表的东西在道德上是正义的；而道德上正义的东西不能基于对历史的歪曲或伪造。尽管各国国民的思考都不免于渗透着歪曲甚至赤裸裸的伪造，但后者影响如何却取决于相应国民是否将其视为真相。
在苏联，国民在历史和政治意识方面深刻的不安构成了后斯大林时代的道德危机。自二十大以来，人民已经意识到他们曾信以为真的东西有多少是由伪造和神话构成的。他们希望了解真相，却不被允许触及它。统治者告诉他们，实际上革命的全部记录都被歪曲了；但他们却没有开放真实的记录。再例如，斯大林时代最后的重大丑闻，即所谓“医生阴谋”，已经因为阴谋是捏造的而遭到正式的谴责。但谁捏造了它？只有斯大林要为它负责吗？它服务于怎样的目的？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答复。赫鲁晓夫曾提出，如果不是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和失算，在最近的战争中，苏联或许不会承受这样大的损失。但那些“错误”并未得到公开的讨论。1939的纳粹-苏联条约仍然是官方的禁忌。人民被告知了集中营的恐怖以及为发动大清洗而进行的诬陷和强迫忏悔。但除了某些例外，清洗的受害者尚未得到平反。没人知道，多少人被驱逐到集中营里，多少人死去，多少人被屠杀，多少人幸存了下来。类似的缄默密约围绕着强制集体化。这些问题都被提起了，但都未得到回答。即便在这次周年庆典上，大部分一九一七的领袖仍然是“非人”；大部分指挥十月起义的中央委员的名字仍然不能被提及。人民被要求庆祝伟大的周年，但他们却无法读到有关他们正在庆祝的事件的可信记述。（他们也没法搞懂内战的历史。）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厦已经被炸；但随着它的地基被动摇、它的屋顶被刮走、它的墙面被烧焦而有垮塌的危险，结构依然屹立；人民则被要求在里面生活。
在开始这个系列的讲座时，我曾提到持续性给苏维埃政权带来祝福和诅咒。我们已经讲过了祝福，现在来看看诅咒。在持续性的庇护下，革命的非理性方面得以和理性方面一道幸存并持续下来。它们能相互分开吗？显然，克服非理性并从它们手中释放自己的创造力，这对苏联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如今不协调的合并培育了严重的幻灭；人民由此认为，革命的悲惨或许盖过了它的伟大。这在过往的革命那里导致了复辟。可是，尽管复辟对于屈服于它的国家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和真正的悲剧，但它也能够有所弥补：它向对革命幻灭的人民表明，反动选项是如何地不可接受。回归的波旁家族和斯图亚特家族，比起清教徒、雅各宾派或波拿巴主义者，更好地教导了人民：没有回头路；革命的基本成果是不可逆转的；为了未来，必须拯救它。因此，复辟无意中使革命或至少它的核心和理性成果得到了平反。
我们知道，在苏联，革命已历经所有可能的复辟动因而幸存了下来。但它似乎负担着累积起来的巨大幻灭甚至绝望，而后者在其他历史状况中或许会成为复辟的动力。苏联有时仿佛充满了没能变成政治现实的、复辟的道德-心理潜能。这五十年中的许多记录让人民觉得非常丢脸；而且没有回归的罗曼诺夫家族来给它平反。革命必须以自己的努力给自己平反。
苏维埃社会不能长期容忍自己保持为一种单纯的历史客体，并依赖于独裁者的突发奇想或寡头的任意决策。它需要重新感觉到做自己的主人。它需要控制自己政府，并将长久以来高耸于社会之上的国家转变为民主地体现国民意志和利益的工具。它首先需要恢复言论和结社自由。和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理想相比，这是一种极为温和的愿望；而悖谬的是，苏联人民如今将不得不为那些曾出现于一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纲领（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对之加以无情的批判）当中的基本自由而斗争。
但是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言论和结社自由所表现出的职能，必须与它曾在资本主义当中表现出的截然不同。在此几乎不必强调，即便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进步，那种自由有多么关键。但在资产阶级社会，由于有产阶级几乎垄断了造就舆论的全部资料，因而普遍的财产关系使那种自由仅只是一种形式自由。工人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喉舌最好也不过设法控制了边缘性的社会和政治自我表达设施。本身受到财产控制的社会不能有效地控制国家。尤为大方的是，它被允许沉溺于幻想自己在有效地控制国家，除非维持这种幻想对资产阶级来说太过窘迫和靡费。在一个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中，言论和结社自由不会有这样的形式性和幻想性：它要么是实在的，要么根本不存在。财产的权力已被摧毁，只有国家（即官僚）支配社会；并且它的支配仅仅基于对人民自由地进行批评和反对的压制。资本主义能够承受给予工人阶级以选举权，因为它能通过自己的经济机制来制服他们；即便在没有行使政治权力的时候，资产阶级也能够维持自己的社会优势。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制服群众的不是自动的经济机制而是绝对的政治力量。确实，官僚的一部分力量源于它在经济当中占据的不受控制的指令地位；但它也是通过政治力量维持这一地位的。没有政治力量，它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社会至上地位；任何形式的民主控制都能够使它丧失力量。因此言论和结社自由有了新的意义和职能。换言之，资本主义已经能够从多条经济、政治和文化防线与自己的阶级敌人作战，这样便有充分的余地进行退却和机动。一种后资本主义官僚独裁制所拥有的余地却少得多：它的第一条防线，即政治防线，就是最后一条防线。难怪它要竭尽全力守住那条防线。
可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后资本主义关系远没有一些极为激进的批评家所想象得那样简单。在我看来，不存在任何所谓废除官僚的问题。官僚就像国家自身一样，不能简单地抹掉。专家和公务员、行政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职业集团的存在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劳动分工的一部分。这种分工反映出各种技能和教育水平之间、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以及更基本的脑力和体力之间广泛的差异和分化。这些差异和分化正在减小；它们的减小预示着这样一个时代，在那时这些差异和分化在社会层面或许会变得那样微不足道，以至国家和官僚真的消失了。但这仍然是一种相对遥远的景象。在不久的将来似乎可能的是，社会应当能够重新获得它的公民自由，并建立对国家的政治控制。在为此而进行的斗争中，苏联人民不是仅仅重新进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曾经对绝对主义进行的旧战斗；他们更是在追随自己1917年的伟大斗争。
当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世界的事件。中国那巨大且对我们来说仍然晦暗难明的激变必定也影响了苏联。由于它改善或打乱了一种革命后庞然一体的官僚结构，并且从社会深处释放出自发进行政治行动的人民力量，中国的事例或许会在苏联边境引发类似的进程。仅就她能够学习苏联的经验并避免后者的一些越轨[8]和差错来说，在一些方面，中国无疑比苏联更进步；并且官僚僵化对她的影响更小。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原始且落后的；而毛主义在它的仪式和崇拜中，承担着那种落后性的重负。结果，它试图向世界教授的经验对于更为高度发达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来讲，常常要么鲜有要么毫无关系；并且即便在毛主义提供了某些积极的东西的时候，其方式也常常那样严格正统，其形式也往往那样过时，以至这些积极的内容往往被人轻易忽视。并且当毛主义者试图激起斯大林主义崇拜时，他们仅仅引起苏联富有远见的人士的震惊和反感。但俄中冲突或许充分说明了一个重要教训，即不能期望无可救药地陷于狭隘国家意识和利己主义中的、自负的官僚寡头对这一或其他冲突做出任何理性的决策；他们仍然不能为一个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联合体奠定稳定的基础。
对于苏联内部的进一步演变，西方的事件将起到甚至更为决定性的（无论好坏）作用。我们在这里或许要撇开这个问题的老生常谈且更显而易见的外交和军事方面：足够显然的是，冷战和国际军备竞赛严重限制了苏联国内福利的增长和自由的扩大。更为基础和困难的是阶级斗争中的僵局问题，它的形成前面已经考察过了。这种僵局还会继续下去吗？或者它只是一种短暂的均势？西方政治理论家和史学家最近越来越认同它将继续下去；许多人倾向于将之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赛的最终结果。（这一观点无疑在苏联和东欧也有拥趸。）争论正在各社会-经济和历史层面展开。
人们指出，起初对立的苏美社会结构，相互间变得如此接近，以至它们的差异越来越无关紧要，相似点倒是决定性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教授[9]在他的里思讲座[10]中详细阐述了这一并非其独具的看法。他强调指出了“有着先进工业组织的国家在结构上的交汇”，并概述了美国社会的主要交汇点：管理人员的至上地位，管理与所有权的分离，产业力量的不断集中及其活动范围的扩大，自由放任[11]和市场的消逝，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作用，以及最后，对于不仅防范衰退和萧条而且维持正常的社会效率，计划都具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性。“我们已经看到，”加尔布雷思教授说道，“工业技术有着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急迫要求。”加尔布雷思教授刺破了当前西方对“市场经济在苏联复兴”的一些错误想法：“由于苏联体制回归市场而使得苏联和西方体制交汇，这种趋势是不存在的。它们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超出了市场的容纳范围。存在着一种可感的、非常重要的融合趋势，即在工商企业日益增长的权威之下同样的计划形式。”在这里，两种制度似乎不是“交汇于”二者之间，而是刚好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并且这里的景象不是一种僵局，而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压力平行四边形造成的对角线。[12]
对此，史学家们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斗争中找到了先例。作为这种类比的早期提倡者之一，巴特菲尔德教授曾指出，新教和天主教在其冲突之初，都渴望获得全面胜利；但达到僵局之后，他们被迫寻求相互和解、“和平共处”，并且满足于他们在西方基督教当中各自的“势力范围”。[13]同时在经历一个相互同化的过程之后，他们起初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削弱了：罗马教会通过吸收一些新教因素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新教则变得越来越具有教条性和宗派性，失去了许多吸引力，变得类似于自己的对手。僵局因此是不可打破的最终结果；我们时代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僵局也是如此——我们的史学家以及政治或经济理论家都持这种论点。
这样的历史类比尽管在某些方面令人信服，但也有它的错误和缺陷。它像许多相似的类比一样，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差别。在宗教改革时代，西方社会分裂为诸多封建的、半封建的、后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和早期资本主义的诸侯国。新教意识在民族国家的形成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民族国家为它的一体化趋势设定了外在的界限。西方基督教重新统一于单一教会之下是一种历史的不可能性。对比于此，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它的结构和冲突，在性质上是国际甚至普世的；它们趋向于国际或普世的解决方案。并且还有前所未有的危险威胁着我们的生理存在。这些尤其需要人类的一体化，而后者如果没有一种整合性的社会组织原则，则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对立首先是意识形态的；但其背景却是崛起的资本主义和衰落的封建主义之间的大冲突。意识形态-宗教的僵局完全不能使这一冲突停歇下来。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范围划分非常广泛地对应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划分以及它们之间暂时的均势。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相互间的竞争继续进行着，并有了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十八世纪更为成熟的资产阶级意识不是通过宗教意识形态而是通过世俗主义的、哲学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来表达自身的。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僵局似乎在历史的边缘固定下来了；对于所有实际历史目标而言，它在当前社会和政治行动中都被超越了。不仅社会冲突没有停留于宗教的势力划分，而且还被进行到底。资本主义广泛采用了各种方式方法，通过来自下层和来自上层的革命，并经历了许多暂时的僵局和部分的失败，终究在欧洲取得了全面胜利。因此即便就这一类比来说，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仓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对抗会终结于目前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僵局。对立的形式和意识形态表现或许也必须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的动力被耗尽或减弱了。另外，对于意识形态僵局，宗教改革的故事多次警告人们不要仓促下结论。当听说《共产党宣言》出版120年以来西方还没有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取胜，人们总会想起宗教改革造成的许多“不成熟”的起点，以及它的意识形态和运动经年日久才得以成型。路德距离胡斯有一个多世纪；而在路德和清教革命之间还隔着另一个世纪。
可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俄国革命的普世抱负难道没有因为对立社会制度的相互同化而失效吗？不可否认存在一定程度的同化；这一方面由于现代技术超国家的均质化作用，另一方面则出乎一切使争斗各方采取相同或类似行动方法的重大对抗的逻辑。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确实惊人。但细加观察，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管理越来越深入地与财产相分离，管理人员的重要性，资本的集中，所有大集团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更加细致的劳动分工，市场和自由放任的日渐消失，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得到了提高，以及计划的技术和经济必要性——所有这些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际上都是在资本主义当中得到发展的生产进程社会化的表现。社会化如今确已急剧加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这一进程时，明确预测过这些在西方分析家看来似乎那么新奇且革命性的发展和趋势。加尔布雷思教授向我们描述的难道不是我们熟知或应当熟知的“资本主义子宫中的社会主义胚胎”的迅速成长吗？胚胎显然变得越来越大。难道因此我们就应当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必要进行分娩吗？马克思主义者将反思这样的悖论：虽然在俄国，革命的助产士在胚胎还有待成熟时便进行了干预，但在西方，胚胎或许已经发育得过于成熟（其结果或许对社会有机体极为有害）。
实际上，即便进行了各种凯恩斯式的创新，我们在许多方面已极为社会化的生产进程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控制。无论在多大程度上与管理相分离，财产仍然控制着经济。股东的利润仍然是经济运行的主导性动力，仅仅服从于军国主义和世界反共斗争的需要。无论如何，我们的经济以及社会存在仍然是过时且非理性的。无政府状态或许不会表现为周期性的大衰退和大萧条。但从长远来看，即便这一点也不是确定的。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范围更狭隘的欧洲资本主义见识了一次类似甚至更为持久的、没有被大衰退打断的繁荣。爱德华·伯恩施坦和他的修正主义同道们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事件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预测是错误的。但此后很快，空前剧烈的动乱摇撼着经济，人类被引向了世界大战与革命的纪元。
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已经变得如此无关紧要，以至它们根本不会阻碍前者理性地组织自己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人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乐见此事的。但它却面临着这样的考验：我们的社会是否能够根据创造性的目标、它自身的公益来控制和安排自己的资源，并且它是否能够对它们予以国际和国家规模的组织和计划。我们的社会迄今尚未通过这一考验。我们的政府为了破坏和死亡而非生命和福利而进行计划，从而抢在衰退和萧条发生之前先行一步。如果例如美国政府一年不在军备上耗费将近800亿美元，那么我们的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股票经纪人便会沮丧地推测西方经济的前景，这一点不是毫无缘由的。对于衰退中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曾描绘过诸多黑暗图景，其中没有哪一幅能像现实正在造就的图景那样黑暗、那样富有末世色彩。大概六十年前，罗莎·卢森堡曾预测，有一天军国主义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动力；但在事实面前，即便她的预测也是苍白的。
这就是为什么1917年的讯息对整个世界仍然有效。在当前意识形态死胡同和社会现状的基础上，我们时代的问题几乎不能得到解决，人类生存也无所获益。当然，如果核超级大国把社会现状当成它们的玩物，并且它们二者之一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来改变它，那么这就会是终结一切的灾难。就此来讲，东西方和平共处具有一种至高的历史必要性。但社会现状不能永续下去。卡尔·马克思在谈及过去阶级斗争中的僵局时曾指出，它们的结局常常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4]。因永久性核遏制平衡而得到无限延长和保障的僵局一定会使斗争的各阶级和各国最终同归于尽。便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人类也需要结为一体；而这难道不是只有在社会主义那里才能得到实现吗？尽管在我们世纪的远景中，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显得尤为伟大，但对于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言，西方的事变仍然至关重要。
黑格尔曾经评论道，“世界历史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并且“欧洲代表了世界历史的终结”，而亚洲只是它的开端。[15]之所以会有这种自负的看法，是因为黑格尔相信，宗教改革和普鲁士国家是人类精神发展的顶峰；而许多既非国家也非教会崇拜者的西方人，直到最近都相信，世界历史确实在西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而毫无重要贡献的东方只能成为它的客体。我们是更明白的。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如此强劲地转移回东方。但我们不必设想，它会在东方终结，并且西方将永远用目前这种保守的调子发声，给社会主义年鉴仅仅贡献几张空白页。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社会主义都还有革命戏剧的关键几幕需要上演；无论在何处，历史都不会走向终结。东方已经首先实行了一种新社会组织的伟大原则，而后者最初是在西方被构想出来的。五十年的苏维埃历史告诉我们，即便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实行这条原则，一个落后国家也已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仅凭此，这五十年便指出了无限的新前景，西方社会只要摆脱自己的保守物神，便能够为自己和世界打开这些前景。就此来讲，俄国革命仍然带着一种严峻且富有挑战性的相关性[16]面对西方。
[1] 这里是按多伊彻的英译文译出的，并不严格合乎黑格尔原文。参见《〈黑格尔全集〉第27卷第1分册·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刘立群、沈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3页。
[2] 这句话出自勃洛克的随笔《知识分子与革命》。参见勃洛克：《知识分子与革命》，林精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
[3] 原文为拉丁文“ultima ratio”，取自“ultima ratio regum”（国王的最终论据）。国王与人发生争议时，在所有其他论据都被用尽而依然无法说服对方后，便以武装力量迫其屈服。故此，诉诸武力被称为国王的最终论据。
[4] 约合5平方米。
[5] 原文为拉丁文“vanitas vanitatum et vanitas omnia”。
[6] 这里指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历史告诉我们，人们从历史当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格言归属于谁，说法不一，或是海涅，或是黑格尔，或是甘地。
[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
[8] 原文为“erratic drifts”，或系计量学术语“不规则漂移”。这个词或许是指数值超过常规的变化。
[9]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美国经济学家。
[10] 里思讲座（Reith Lectures）是英国广播公司（BBC）从1948年起开始播出的讲座类广播节目。以英国广播公司高管约翰·里思（John Reith）的姓氏命名。
[11] 原文为“laissez faire”。
[12] 引文来自《听众》于1966年12月15日刊载的加尔布雷思教授的里思讲座。——多伊彻注
[13] 赫·巴特菲尔德：《二十世纪的国际冲突，一种基督教视角》（伦敦，1960年），第61-78页。我对巴特菲尔德教授的类比的批评，并不减损他在1950年代勇敢地向美国听众恳求国际缓和的正确性。——多伊彻注
[1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15] 语出自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
[16] 原文为拉丁文“tua res agitur”。
上一篇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