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伊萨克·多伊彻 -> 《未结束的革命，俄国，1917—1967》（1967）
III．社会结构
现在我们来总地考察一下苏联社会结构经历过的种种变化，从而或许能为这五十年提供一份临时的社会学资产负债表。
在前面讨论革命的持续性问题时，我曾强调了由国家而非“私人企业”或大资本主义集团掌控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一情况的意义。这一事实决定了苏联经济增长的动力状况和社会转型的性质。在此没必要详述这一问题的纯经济方面。我们都知道，苏联从最落后的欧洲大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权——其强势地位造成的国际影响在最近几十年里一直伴随着我们。不过必须承认，作为这一崛起的早期阶段及其相伴随的巨大困难的近距离目击者，我仍然无法使自己习惯于接受上述结果。在比如说1930年（甚至不是1940年），我可能不会相信，苏联会像过去那样迅猛地进步，并到1967年，仅钢铁年产量这一指标就达1亿吨。这超过了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产量的总和，只比美国钢厂的产出少2千万吨。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工程型工业以及大概与美国规模相当的生产物资产量。当然，消费工业是大为落后的。不过我在这里会更加考虑经济发展的社会学效应和结果，而不涉及进一步的经济统计数据。
在继续考察之前，我们或许应该提醒一下自己，这五十年并非一段持续增长和发展的时期。其中七八年充斥着武装冲突，后者造成了其他参战国所不能比拟的严重倒退和广泛破坏。另有十二三年被用于弥补这些损失。实际增长期包括1928-1941年和1950年迄今，总计大概三十年。而在这些年份里，苏联的很大一部分资源（平均约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被消耗于二战前后的军备竞赛中。如果能以真正的和平年份这一理想单位来衡量苏联的进展，那么人们会得出结论，苏联的进步是在二十或至多二十五年里取得的。这一点是人们在评价上述表现时必须要记住的。不过，如今的苏联社会当然是这半个世纪的动荡的产物，因而在它的发展中，得与失、建设与破坏是不可分割的；而富有成效的努力、无有成效的工作和浪费的杂糅交织则已经影响到了苏联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氛围。
苏联在转型后首要的和最显著的特点是大规模的城镇化。自革命以来，城镇人口增长了1亿多。在这里又有必要对时间尺度加以纠正。城市人口的流失和缓慢恢复是1917年后第一个十年的标志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至少欧俄地区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密集的城镇化发生于1930-1940年和1950-1965年。大概800座大中型城镇和超过2000个小型城镇定居点被建立起来。在1926年，城镇居民仅有2600万。到1966年，这一数字为1.25亿左右。仅在最近十五年里，城镇人口就增加了5300-5400万，这相当于不列颠群岛的人口总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城镇居民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从15%提高到约55%；这一比例迅速攀升至60%。在这一方面此前的记录中，美国增加1亿城镇人口花了160多年；如果进行相关性更强的百分数比较，那么在1850-1950年，美国花了整整一个世纪来把城镇居民占比从15%提高到60%。在这一百年当中，大规模移民、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以及免于外部侵略和战争破坏，更不用说气候因素，刺激和推动了美国城市和城镇的迅速成长。苏联的城镇化，无论就其速度还是规模来讲，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社会结构变迁（即便发生在更优越的环境当中）本来会在住房、定居、健康和教育等方面造成巨大的难题；而苏联所处的环境仿佛专门被设计成用于急剧加强和放大混乱和冲击。
只有一小部分扩张可以归因于自然增长或者城镇人口的迁徙。大部分新增城镇居民都是年复一年从乡村迁移而来、被引向工业劳动的农民。就像西方老牌先进国家一样，苏联在农民那里找到了主要的工业后备劳动力。西方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初期，时常伴随着对农民的强制没收措施（在英国是“圈地”）和严厉的劳动法规。后来，西方主要依靠劳动力市场遵循供需规律的自发运行，来为工业提供所需人力。这暗示着，在数十年或数个世纪的进程当中，农村人口过剩和（有时是）饥荒将大量冗余人手抛向劳动力市场。在苏联，国家通过计划和指导来确保劳工的供应。国家的经济支配地位是决定性因素；否则，就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造成如此巨大的转变。
农村人口迁移在真正意义上始于1930年代初，并且与农业集体化密切相关。后者使政府机构能够控制农场中的剩余人力，并将之转移到工业当中。这一进程起初是极为困难的，并使用了大量强力和暴力。在其他国家，经济必然性和法律法规的反复教育已经使一代代工人养成了受控于工厂汽笛的、固定的工业生活习惯。但这种习惯在俄国还付之阙如。农民已然习惯于根据俄国严酷的自然节气安排田间劳动：夏天从日出劳作到日落，冬天的大部分时间则坐在火炉上打盹。他们如今被迫适应一种全新的工作程序。他们抗拒、磨洋工、破坏工具，还在各工厂和矿场之间不断迁移。政府通过严厉的劳动法规、威胁流放以及确实流放到强制劳动营，强行落实纪律。很大程度上缘于刻意的反消费主义措施的——政府一心要获得生产物资和军需品的最大产出——住房短缺和消费品的严重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困难和混乱。即便不久以前，几家人共用单间和厨房在城里还是司空见惯的；而在工业定居点，工人群众则常年累月地群居于棚屋当中。犯罪猖獗。但与此同时，数百万接受过初等甚至中等教育的男女参加了工业技能培训，并专心于新生活方式。
随着时间的流逝，剧变造成的社会摩擦和冲突越来越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工业和军队的伟业似乎反过来证明了甚至那些暴力、痛苦和血泪的正当性。但或许正如我在这几十年里一贯认为的那样，没有那些暴力和血泪，伟大的建设工作会更为高效得多，并且其社会、政治和道德后果也会更为健康。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社会结构转型仍在继续，并且没有那样强力的推动。城镇人口年复一年地按照过去的规模增长；尽管受到计划和控制，但这一进程遵循着自身的节奏。在1930年代，政府不得不将大批愤懑不已的农民拖入城镇；而最近十年左右所遇见的，却是人们自发地从农村涌向城镇。它不得不费尽心力，把农村生活变得更吸引人一些，以保住农场中的年轻劳工。但当前的人口趋势或将持续下去；在下一个十或十五年当中，很可能会有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城镇里。
在1917年仅占少数的产业工人如今构成为最庞大的社会阶级。国家在工厂和办公室里任用了大概7800万人——它在二战结束时任用了2700万人。[1]超过5000万人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建筑业、交通部门、通讯部门和国营农场工作。其余人则在各种服务性部门中谋生——其中1300万人从事医疗、教育和科研工作。把体力工人和技术人员跟办公室职员准确区分开来是不容易的，因为苏联的统计数据将它们并为一类——它的社会学意义将在后面讨论。严格意义上的工人，其数量或许在5000-5500万之间。
工人阶级是高度分层的。斯大林的劳工政策致力于划分不同的薪资级别，并使工人贵族高于大部分报酬过低的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有必要给技能和效率提供激励；但工资差别实在太甚。它们的实际程度曾经并且仍然被包裹在异乎寻常的隐秘之中。自1930年代以来，政府再未公布过国民工资结构的相关数据，研究者只能以支离破碎的信息为满足。整个斯大林时代都在对平等派（或称“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者”）进行凶猛的猎巫；但它并不如其所表现得那样有效，自然也比不上政治猎巫。
对薪资结构数据的隐瞒表明，在斯大林时代及其后，统治集团在追求自己的反平均主义政策时怀着怎样的负罪感。并没有类似的负罪感阻止我们的产业巨头宣扬自己的利润，或者妨碍我们的政府揭示有关我们的薪资级别的事实。当然，苏联并不存在类似我们的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之间“正常的”不平等。不平等是存在于劳动所得当中的。但对于任何一届苏维埃政府来说，将它完全公之于众显然都太过危险。工人在劳动所得方面的差别似乎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类似；苏联更全面的社会服务则使之大为缩小。在最近几年里，工资结构一再遭受大规模的调整。在去斯大林化初期，不平等得到了明显但规模难以估量的减轻。此后，新的工资政策日益遭到管理者和工人贵族的抵制。但在一种持续且迅速扩张的经济当中，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使分层无法过分严格。广大工人群众持续不断地接受熟练工种的培训，并从低收入群体转入高收入群体。
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文化分层有时甚至比经济分层更重要。这一主题无法进行明晰确切的社会学描述或分析；我在这里能做的，是尽量就此阐述一个总体看法，并指出它的复杂性。工人阶级的巨量增长已经造成了许多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和不协调，这反映出前后相继的工业化各阶段以及它们相互间的部分重叠。每一阶段都形成了工人阶级的不同层级，并造成了意义重大的分裂。大部分工人阶级都打着深刻的农民起源的印记。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人阶级家庭在革命前就定居于城镇，并拥有某种工业传统和革命前阶级斗争的记忆。实际上，最老的工人层级是在1920年代重建时期形成的。它相对轻松地适应了工业生活节奏——这些工人是自愿来到工厂的，并且无需服从严格的组织管理。他们的子女是工业人口当中最稳定和最城镇化的成分。从他们当中产生了被提拔的人[2]——1930和1940年代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贵族。其余那些继续身处普通群众之列的人，则成为最后一批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自由参与工会活动（甚至参与罢工）并享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言论自由的苏维埃工人。
这一层级和下一层级之间的对比极为鲜明。2000多万农民在1930年代迁移到城镇。他们的适应过程是痛苦而坎坷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依然是背井离乡的村民和情非所愿的城镇居民，依然散漫无序、绝望无助。他们被加以驯化，以遵守工厂工作的习惯，并受控于无情的程序和纪律。正是他们使苏联城镇带上了常常令外国访客吃惊的灰色、悲惨和半野蛮的外表。他们把农民天然的个人主义带进工业当中。官方政策对此加以利用，鼓励工业新兵们为了奖金、津贴和多种多样的计件酬金而相互竞争。因此在工厂的工作台上，工人转而反对工人；“社会主义竞赛”的借口被用于防止形成和显露任何形式的阶级团结。1930年代的恐怖统治给这类人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印记。他们中的大部分（如今已年逾五旬）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成为苏联工人当中或许最落后的分子——缺乏教育、贪多务得、奴性十足。只有在它的第二代那里，工人阶级的这一层级才能够淡忘城镇化最初的冲击。
在二战余波中进入工厂的农民仍然经历了艰苦的生活条件、严重的住房短缺、严厉的劳动纪律和恐怖统治。但他们大部分是渴望逃脱满目疮痍、饥肠辘辘的乡村而自愿来到城镇的。数年的军队生活使他们做好了服从工业纪律的准备，并在自己的新地方发现了比1930年代的城镇和工厂定居点更能够吸收和同化新人的环境。适应过程也没有那么痛苦。此后一批受训者则是在废除了旧劳动法规的后斯大林时代进入工厂的，并能够相对免于短缺和恐惧而专心于自己的职业，因此适应过程还要更容易一些。最年轻的年龄段、最近的移民和此前几批人在城镇养育的子女，则带着前辈所缺乏的自信而进入工厂，并在改革过时的劳动程序和改变苏联工厂的生活氛围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几乎全都接受过（“完全或不完全的”）中等教育，其中许多人还参加了校外学术课程。他们常常与能力更低、更不文明的工头和管理者发生冲突。这或许是苏联工人阶级当中最进步的群体，组成了核反应堆、计算机和航天飞船的建造者。他们和自己的美国同行一样地富有生产效率，尽管苏联每一工时的生产率仍然只有美国的40%甚或更少。低下的平均值当然源于苏联工业人力巨大的多样性，但也由于我刚刚试图考察的文化和效率水平的诸多差异和不平衡。即便如此，苏联的平均生产率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领先于西欧；并且值得旧事重提的是，在1920年代，美国的生产率是如今的三分之一左右，而那时苏联每一工时的产量仅为当时美国的十分之一。
所有这些太过粗略的描述带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对于苏联工人阶级不同寻常的社会和文化异质性的总体看法。迁移和扩张的进程太过迅速、太过猛烈，以至无法使各层级相互同化、形成共识，并促进阶级团结。我们已经看到，在革命之后的许多年里，工人阶级的萎缩和瓦解如何使官僚将自己确立为支配性的社会力量。此后发生的事情则使它得以巩固这一地位。工厂新劳力的招募方式和迅猛的增长节奏使工人阶级陷于长期的紊乱和碎片化状态，无法获得凝聚、平衡、团结，并找到一种社会-政治认同。数量的急剧膨胀使工人失能无力。官僚尽其所能地使工人保持这种状态。它不仅令他们在工厂的工作台上互相反对，还在他们之间煽起各种厌恶和对立。它否认工人有权提出要求并通过工会保护自己。但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被自己的离心力撕碎，那么这些手段和恐怖统治本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效。雪上加霜的是，不断地将头脑聪明、精力旺盛的工人提拔到管理岗位使普通工人失去了潜在的喉舌和领袖。辛苦劳动的人缺乏教育，因此这种人才流失产生了重要的结果：有利于部分工人的社会流动性使其余工人陷于社会和政治的虚弱状态。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未来的前景或许更有希望。团结联合、融为一体的客观进程正在工人阶级当中发生，并且还伴随着社会意识的成长。这一点（再加上技术进步的要求）已经迫使统治集团扫除旧的工厂纪律，并向工人让出较于斯大林时代更多的活动空间。这离言论自由和工人真正参与监督产业，仍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随着工人阶级受到越来越多的教育、变得越来越同质和自信，它的热望便可能集中于这些要求之上。倘若如此，工人或许会作为一种独立因素而重新进入政治舞台，准备挑战官僚、重新开展他们曾在1917年取得过巨大胜利但却长期未能继续下去的解放斗争。
工人阶级扩张的另一面，是农民的萎缩。四十年前，乡村小农占全体国民的四分之三有余；如今，集体化了的农民仅占四分之一。农民如何绝望地抵抗这一趋势，对他们使用了怎样猛烈的暴力，如何迫使他们为工业化贡献力量，他们在集体分派之下如何满心厌恶、迟缓懒散地耕种土地——所有这些都已众所周知了。但是，正如巴特菲尔德教授[3]在某种不同的语境下所言：“同时代人往往太过专门以其暴行来评判革命，而后来者则常常似乎由于无法考虑到或生动地了解这些暴行而犯下错误。”[4]作为1930年代初集体化的目击者和其强迫方法的严厉批评者，我想在此回忆一下俄国农民的悲剧性命运。在旧制度之下，饥荒定期席卷俄国农村——中国农村过去曾是如此，印度农村如今还是这样。正如许多不发达国家仍然所是的那样，在饥荒的间歇期内，不被计数（从统计数据上看不出来）的几百万农民及其子女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5]旧制度对农民的残酷绝不逊于斯大林的政府，只是它的残酷性仿佛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即便道德家感伤的良心对此也愿意接受。这并不能饶恕或者减轻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罪行，却会将问题置于正确的角度之中。那些主张只要让农民自行其是便会万事大吉的人，那些将旧的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的个人主义加以理想化的人，是在奉献由自己的想象力虚构而成的田园牧歌。陈旧原始的小农田无论如何都过于陈腐，以至无法幸存到工业化时代。无论俄国还是美国都是这样；而即便在它的经典故土——法国，我们近年来都已目睹了农民的急剧萎缩。在俄国，小农田是国家进步难以克服的障碍：它无法为日益增长的城镇人口提供食物；它甚至不能养活人口过剩的乡村中的儿童。强制集体化唯一合理的替代者是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集体化或合作化。对苏联来讲，这种替代方案曾有多大的现实性，这在今天是没有谁能确定得了的。所能确定的是，强制集体化给苏联留下了尚未忘却的遗产：低效率的农业和城乡对立。
农民遭遇的另一重打击加剧了这些灾殃，并且这一打击超越了集体化的所有暴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苏联损失的2000万人大多是农民。农村人力的缺口如此巨大，以至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大部分村庄只能见到妇孺、残疾和老人在田间劳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业的停滞状态以及其他很多东西：家庭关系、性生活和农村教育面临的巨大矛盾，以及乡村当中异乎寻常的冷漠死寂。
作为所有这些事件的结果，在苏联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农民的地位急剧下滑。农业的状况仍然得到了严重的关切，因为它影响到城镇人口的生活水平和情绪。歉收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件紧要的事情；连续几次的糟糕收成影响了1964年赫鲁晓夫的垮台。农民也没有真正融入社会的新工业结构当中。在集体农庄[6]的外表之下，仍然经营着许多旧式个体农业（最小最陈旧的那种）。在计算机运作的自动化康采恩的一步之外，还有着农村商人拥挤其间的破旧的、东方式的集市。但布尔什维克害怕农民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确实，集体农庄还有贫富之别；到处都有狡黠的农民设法绕过各种规章制度，出租土地，暗中雇佣劳力，并赚了不少钱。但是，这些原始资本主义的幸存不过一种边缘现象。如果当前的人口趋势——从农村向城镇迁移——持续下去的话，农民将继续萎缩；或许会出现集体所有的农庄向国有农场的大规模转变。最后，或许可以想见农业变得“美国化”，并且仅占用很少一部分国家人力。
与此同时，尽管农民逐渐减少，但农民的传统仍然大量隐现于俄国的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学和艺术当中。尽管大部分俄国人已经生活在城镇当中，但大部分俄国小说，大概五分之四，仍然以乡村生活为主题、以农民为主角。即便退场时，他也给新俄国投下了长长的、忧郁的影子。
现在我们来看看所有对苏联的社会学描述中最复杂难明的问题，即官僚、管理集团、专家和知识界的问题。他们的数量和特殊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国民经济中任用了1100-1200万专家和行政人员，而这一数字在1920年代仅为50万，在革命前则不到20万。此外，我们还必须加上200-300万政治层级系统和军事机构的常任成员。这些人数庞大的集团约占国家任用人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几乎与集体化了的农民（集体农庄仅有1700万庄员）数量相当。他们的社会地位当然高得多。但我们决不能把这些集团混为一谈，统统打上官僚或管理阶级的标签。应该把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和行政人员与仅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明确区分开来。真正的管理人员来自前一类，尽管它们之间不能划等号。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大概占比40%，即超过450万人，如果加上党务干部和军事人员，则或许有550多万。
那么这就是曾被托洛茨基指为工人的新敌人的特权官僚吗？或者吉拉斯的新阶级？（你们或许记得，托洛茨基并不认为官僚是一个新阶级。）必须承认，我不愿太过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在此我不能深入问题的语义学方面并探讨阶级的定义。让我就这么说吧：我在经济或社会不平等与阶级对立之间进行了区分。例如，高薪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劳工之间的差异是一种不能等同于阶级对立的不平等；它是同一社会阶级内部的差异。在我看来，吉拉斯所谓“新剥削阶级”的看法以及类似的有关苏联“管理型社会”[7]的观念，是简单化了。它们没有澄清反而模糊了问题。特权集团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是复杂的，不是一两个标签就能显示明白的。他们是混杂的；他们既是又不是一个阶级。他们和其他社会的剥削阶级有着一定的共同特征；他们缺少后者的一些本质属性。他们享受着自己顽固而野蛮地捍卫着的物质和其他方面的好处。在这里我们应当再次留心笼统的一概而论。大约三分之一的专家是收入低下的教师——对于他们的生活状况，苏联新闻界最近发了许多抱怨。50万医生大部分也是如此。200万工程师、农艺师和统计员当中，许多人的工资低于高级熟练工人。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当于我们的中产阶级下层。这固然远高于不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生活标准。但如果谴责这种小康状态以剥削劳动为基础，那么这样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什么会是极为贫乏的。对于官僚、党务层级系统、管理集团和军事人员来讲，只有其上层的生活状况才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富人和新贵。这些集团的规模是无法确定的——我再说一遍，有关他们数量和收入的统计数据被小心翼翼地掩藏起来了。这些集团和所有剥削阶级（我这里是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收入都至少部分来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此外，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支配着苏联社会。
但是这个所谓的新阶级缺少财产。他们既不拥有生产资料也不拥有土地。他们的物质特权被限制于消费领域。不像我们社会中的管理人员，他们无法将自己任何一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他们无法通过耐久且昂贵的工业存货和大量金融资产来积蓄、投资和累积财富。他们不能将财富遗赠后人；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使自己作为一个阶级而持久地存在下去。[8]托洛茨基曾预言，苏联官僚会争取获得把自己的所有物遗赠给子女的权利，或许还会试图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成为托拉斯和康采恩的股东。三十多年前的这条预言迄今尚未实现。毛主义者声称，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复辟；他们指的或许是当前国家对产业管控的去集中化。这些断言的证据目前还太过稀少。理论上来讲，如今对斯大林主义过度集中化的经济管控的反动或许会在工业管理者当中刺激起新的资本主义倾向。我想，也许能在南斯拉夫觉察到这类情况的种种迹象——最多不过如此。可是，仅仅由于放弃中央经济计划会严重打击俄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地位，这种倾向是不大可能在苏联占上风的。
撇开推测之论，就苏联官僚尚未给自己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事实来说，它的社会支配地位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稳定且会消亡的。财产惯常是任何阶级的至上地位的基础。任何阶级的凝聚和团结都有赖于此。对于有产阶级来说，财产是一种决定性因素。它也是一种积极因素，能够促使阶级为捍卫它而集结起来。任何有产阶级的战斗口号都是“财产的神圣”，而非单纯剥削他人的权利。没有任何类似的纽带把苏联社会的特权集团凝聚起来。他们和我们的业务经理一样掌管着产业，而且是绝对的掌管。但在我们的业务经理背后还有股东（尤其是大股东）。苏维埃经理们不仅必须承认所有股份归于全民，而且还得声称自己代表全民（尤其工人阶级）行事。他们能否继续这样装下去，仅仅取决于政治环境。工人或许会或许不会允许他们继续如此。他们或许会如同许多迟钝的股东那样，接受坏经理；又或许会把他们打发走。换句话说，官僚支配地位的基础并不比一种政治均衡[9]状态更稳定。长远来讲，相较于任何一种由法律、宗教和传统加以神圣化的、既存的财产关系结构，这种社会支配地位的基础都远为脆弱。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层级系统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对立；还有一些年轻的理论家把二者视为完全羽翼丰满了的、相互对立的社会阶级，并如同我们过去常常谈论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那样谈论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据说，工人或许会与之结盟的技术人员致力于推翻革命以来篡权夺位的“集中制政治层级系统”[10]。不过如果这数十年里统治着苏联的“新阶级”单独构成了“集中制政治层级系统”，那么它的身份确实非常捉摸不定。在斯大林生前身后不断发生的清洗中，它的成分一再发生广泛的变动。这个“新阶级”确实很像一只社会学家的柴郡猫[11]。
实际上，苏联官僚行使着比任何现代有产阶级都要大的权力；但它的地位却比任何类似阶级的一般地位都要脆弱。它的权力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同时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但悖谬的是，这类权力的每一种都起源于一次解放举措。官僚的经济专权源自废除工业和金融业领域的私有财产；政治专权来自工农对旧制度的全面胜利；文化专权则缘于国家全面负责人民的教育和文化发展的设想。由于工人无法维持他们在1917年的至上地位，所有这些解放举措都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官僚成为一种无主经济的主人；它建立起对全民的政治和文化监护。但是权力的起源与权力的性质之间的矛盾、意图达到的解放效用和已经达到的效用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地产生严重的政治对立和一再发生的清洗。这些紧张和清洗一次次地表现出官僚缺乏社会凝聚力。特权集团并没有团结成一个新阶级。他们并未从民众的头脑中根除他们由以获得权力的解放举措；也无法说服群众（甚至他们自己），他们使用权力的方式与这些解放举措相般配。换句话说，“新阶级”尚未给自己取得社会合法性的认可。它必须不断隐藏自己的身份，而资产阶级和地主则从来不必如此。它感觉自己仿佛是历史的私生子。
我已经说过，负罪的良心迫使统治集团将“工人”和“职员”[12]归并为一类统计总数，还把国民收入的工资结构和分配作为国家机密。“新阶级”因此消失在“工人和职员”的庞大灰色群体中。它遮住自己的脸，将自己在国民蛋糕中的份额隐藏起来。经过如此多次反对平等派的猎巫，它仍然不敢公然冒犯群众的平均主义。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明白指出的：“对于我们的中产阶级来说，规矩是不落人后，而在苏联，特权者必须经常记得落于人后。”这使我们相当深切地认识到苏联的社会风气和根本道德观念，并再次较为充分地了解了革命传统的生机与强制力。
此外，苏联人是一道[13]出现的。他们一道接受教育。在社会分层仅仅基于收入和职能而非财富的地方，群众教育的进步对于争取平等来说，是一股强大且终究势不可挡的力量。我们看到，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接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苏维埃专家的人数从50万增长到1200万，并且还在继续增长。在一个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和如此迅猛的速度扩张的社会中，特权集团必须不断消化新的庶民和无产者成分，他们发现同化他们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就再次阻碍了“新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巩固自己。[14]
如前述，长期的人才流失使苏维埃工人阶级沦为驯顺而惰性的群众。如今，相反的进程正在发生：群众教育的发展快于特权集团的扩张，甚至快于工业化的需要。它确实超出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最近的教育调查表明，80%的苏联中学生（大部分是工人子弟）要求进入大学。大学没法接受他们。高等教育的扩张无法跟上中等教育的发展脚步；而工业需要人手。于是这么一大批青年从大学门外转道工厂。尽管造成了种种困难，这种情形也还是独一无二的。它充分地表现出，苏联的脑体差别实际上正在如何地缩小。这直接造成了正被挤入工人阶级队伍的知识界的相对生产过剩。工人-知识分子是政治体[15]之中富有创造性但也暗含爆炸性的因素。革命传统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能够迫使官僚给予工人这样多的教育，以至其远远超出狭隘的经济所需，也许足以威胁特权集团安危。或许可以认为，官僚由此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样的看法或许使前景过于戏剧化。但我觉得，新生的矛盾和紧张显然使苏联社会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动力，不会允许它在一个“新阶级”的支配下陷于停滞和僵化。
[1] 这句话如直译，则为“它在二战结束后曾任用2700万人”。这颇有歧义，易让人理解为，二战结束以来任用如此多人，即从1945年至1960年代中期的增加人数。而据《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国民经济》（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г., Москв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1990）第175页，1945年苏联工人和职员的年均总人数为2730万。因此，这里的2700万是二战结束时的数字，而非此后的增加人数。二战正式结束于1945年8月，故1945年的年均值亦可以“二战结束后”形容。
[2] 原文为“vydvizhentsy”，为俄文“выдвиженцы”的转写，或译为“被提拔的干部”。
[3]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英国史学家。
[4] 赫·巴特菲尔德：《基督教与历史》（伦敦，1949年），第143页。——多伊彻注
[5] 例如，《泰晤士报》驻德里记者1967年2月3日题为《比哈尔村民正慢慢饿死》的文章就写到了这种情况：“来自受灾最严重的几个县的报告指出，最贫穷的村庄已经陷入缓慢饿死的境地。”实际上，“在北方邦东部和比哈尔邦的灾区，大概2000万无地劳力”面临着饥荒的威胁，除非政府一直到秋季都给他们提供食物。与此同时，旱灾的威胁加剧了恐怖：“……一旦村里的水井干涸，人们便会启程找水。大批找水的流民肯定会使给他们分发食物的任务变得大为复杂。”同时，《世界报》报道称，50%的塞尔加尔儿童由于营养不良和疾病而在五岁前夭折。这些事实不过被作为某一天的小新闻而被报道的。——多伊彻注
[6] 原文为“kolkhoz”，为俄文“колхоз”的转写。
[7] 管理型社会（managerial society）是美国理论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1905-1987）提出的概念，指由管理者作为统治阶级、对社会各方面加以控制的社会。
[8] 不过，他们能以很低的利率在储蓄银行存款。1963年，将近1400万人有储蓄账户；人均储蓄额为260卢布。这一均值掩盖了不同个人存款金额的差异。不过由于很少有人愿意在银行存不到260卢布的数额，这一差异似乎并不具有社会重要性。在苏联，高收入者喜欢把钱花在例如小汽车和别墅这类耐用消费品上，而不是存在政府控制的银行里。——多伊彻注
这里的“别墅”原文为“dachas”，系俄文“дача”转写的复数，指乡间度假小屋。这种小屋在苏联并不罕见。——译者注
[9] 原文为“political equilibrium”，指各政治集团根据一定规则就权力和利益分配达成协议的状态。
[10] 原文为“central political hierarchy”。根据上下文显而易见的是，这里指苏联官僚集团。因此，“central”并不指地方之上的中央（否则各级地方官僚就被排除于外了），而应指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集中制。“hierarchy”亦不能理解为统治集团，因为一般的、基层的技术官僚权力不大，并不具有统治集团的地位，虽然他们作为统治集团的下属，同样与被统治者处于相互对立之中。
[11] 柴郡猫（Cheshire cat）是英国童话《爱丽丝奇境漫游》中一只随时出现、随时消失、行踪不定的猫。
[12] 在这里，原文为“workers”和“employees”，对应的俄文当为“рабочие”和“служащие”。
[13] 原文为法文“en masse”。
[14] 1966年，各年级受教育的学生有6800万人，与之相较，革命前为1000或1100万人。由于人口学的原因（战时的低生育率），在1940和1950年代这二十年里，学生数量停留于4600-4800万人。但在最近七年里，增加了2200万人。4700万是中小学生，360万是大学生，330万在技术学院，1300万接受成人教育，其中有大概200万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不脱产的大学课程。1950年以来，大学生数量翻了三倍。——多伊彻注
[15] 原文为“body politic”，在这里当指作为由国民总和而成的政治实体的苏联国家。所谓“body politic”是西方政治理论中对国家机器、教会、民族国家等政治实体一种比喻。在其中，政治实体被类比于身体，组成政治实体的不同群体则被类比于身体的不同部分。正如各部分相互配合才能使身体正常运转意义一样，只有不同组成部分各司其位、相互配合，政治实体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运作。这种比喻固然指出了政治实体是为其所有成员的总和，但更根本地在于强调这些成员在政治实体当中不同的职能和地位。如果这种差异被视作固定不变的，那么就会将政治实体内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视为具有自然合理性的东西。因此，政治体的比喻常常被用于论证例如君主制、贵族制这类不平等社会制度的存在合理性。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