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处境尽管困难，但还没有绝望到只能接受托洛茨基的条件的地步。托洛茨基却在等待斯大林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那时，斯大林派的大多数人可能会或者和领导一起或者在甩掉领导的情况下按他的条件寻求联合。由于事关原则和自身利益，他不考虑其他任何条件，根据他的全部经验，他不相信“机关”的仁慈。况且，托洛茨基正面临着出乎预料的事件转折。他几年来从未停止谈论“来自右派的危险”，警告党应提防富农的保护人和热月政变分子。他准备与斯大林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布哈林。但现在，正是布哈林恳求左翼反对派与他联合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压迫者——斯大林。当布哈林胆战心惊地嗫嚅着“他会掐死我们”,“他会杀死我们”时，托洛茨基不能把它仅看成是吓破胆的人的病态想象而不屑一顾。他本人也反复谈到“革命的掘墓人”正策划对党的一场屠杀。当然，布哈林的转变太晚了，因为他已经帮助斯大林镇压了反对派，消灭了党内自由。但在斯大林的对手中，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行径同他如出一辙，而这并没有妨碍托洛茨基与他们联合。那么，他要不要推开布哈林伸过来的手呢？如果说斯大林从托洛茨基的书中剽窃了一页，即左倾方针，那么布哈林则拿了另一页，他以无产阶级民主的名义求助于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进退维谷：如果他对布哈林的求援充耳不闻，那就否定了他本人的一个原则；如果他同意布哈林的请求，则破坏或使人觉得他在破坏他的另一个原则，而正是出于这一原则，他有责任支持左倾方针。
为了寻找出路，他对斯大林的左倾方针采取了更慎重的立场，而且也不那么强调反对派对它的支持了。这除了布哈林的靠拢外，他还有自己的理由。他在苏联各地的追随者在给他的信中都谈到了斯大林在春天和夏初在全国搞的恐怖活动和对待中农甚至贫农的“骇人听闻的残忍行为”。官方试图推卸责任，对人民说是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压力促成了反农民运动。所有迹象表明，斯大林一旦重新推行左倾方针，必将导致血腥的灾难。托洛茨基预先拒绝对此承担任何责任。1928年8月，距开始“消灭富农”约有1年，他给其追随者写信说，尽管反对派决定支持左倾方针，但他从未建议采取斯大林那种方式对待农民。反对派赞成对富农征收更高的税、国家对贫农的扶持、公正地对待中农、鼓励自愿的集体化，但不赞成那种主要靠行政力量和残酷打击的左倾方针。在判断斯大林的政策时，“不但必须注意他在干什么，还要注意他怎么干。”①托洛茨基没有建议反对派不要支持左倾方针，但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把支持与严厉的批评结合起来。他坚决反对那些看到斯大林与布哈林决裂和斯大林将要再次攻击富农这一迹象而情绪再度高涨的妥协者。托洛茨基轻蔑地驳回了加米涅夫的试探。他声明，他不会为了“更容易”回到党内而采取任何行动，决不会乞求迫害者把他召回莫斯科。如果他们愿意这么做的话，那是他们的事。但即使那样，他也不会停止抨击他们，也不会停止抨击投降派。②
这不仅是托洛茨基对加米涅夫建议的答复，也是对斯大林模棱两可、遮遮掩掩的讨好而作的答复。他们之间的和解是不可能的。对布哈林的呼吁，他的反应要友好得多，他在9月12日《与一位善良党员的坦率谈话》的通函中表明了这一点。“善良党员”指的是一位布哈林派成员，他给托洛茨基写信询问后者对右翼、今日的右倾反对派的态度。托洛茨基回答说，在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但是他补充说，他愿为达到一个目的与右派合作，即恢复党内民主。如果李可夫和布哈林愿意与左派共同努力，旨在筹备通过公正选举的、真正民主的代表大会，他就赞成与他们合作。
这一声明在各流放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引起惊讶甚至愤怒。除了妥协派，还有许多其他流放者表示反对，他们提醒托洛茨基：他本人曾多少次将右派与左派以反对中间派为目的的联合称为是无原则的、毁灭性的，说它不只一次导致了革命的失败。难道热月政变分子不正是雅各宾党中反对罗伯斯庇尔中间派的这种左派与右派的罪恶联盟吗？反对派的全部政策迄今为止难道不都是以在适当条件下准备与斯大林派结盟反对布哈林派为前提而决定的，而并非相反吗？难道不是托洛茨基本人刚刚不久前还再次庄严地肯定了这一原则并向共产国际保证，左翼反对派永远都不会与从右面攻击斯大林的人结盟吗？
托洛茨基回答说，他仍像从前一样认为主要敌人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而不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中间派。他没有在政治问题上建议与布哈林结盟。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为实现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恢复党内自由而与右派联合。他准备与布哈林谈判，“像决斗者通过助手就他们所应服从的规则和条件进行谈判一样。”①左派所希望的只是在党内民主的原则下与右派辩论，如果右派也愿意的话，那么，为党内民主原则的胜利而与他们合作，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这一声明对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来说并没有说服力，他们已经习惯于把布哈林派看成是主要敌人，所以根本不会考虑与后者合作。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不懈地攻击斯大林派的两面三刀，并视其为右派的同谋，以至现在一想到他们自己也要成为右派的同谋就惊慌不安。他们同样也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解释，即他向布哈林派建议的仅仅是技术性的合作，就像决斗双方商定决斗规则一样。从一方面来说，这不是决斗，而是一场有3派参加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任何一种两派联合自然是针对第三派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党内民主是政治课题，它本身对所有争论的问题都有影响。左派与右派的联盟尽管其目标有限，但它如果获得成功，必将导致斯大林派的垮台，而且这将是在它开始推行左倾方针之后。左倾方针那时必然会废止，后果将取决于左右两派斗争的难以预料的结局。如果右派获胜，他们肯定会提倡新的新经济政策，而这正是托洛茨基派极为担心的。能进行这种冒险吗？当国家濒临经济灾变和农民骚动时，他们能否让党经受这种考验？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派可能垮台，但是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派却不可能通过民主途径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联合执政。这样，他们可能无意中毁了党，为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开辟道路。那时就会真正出现典型的热月政变局面，因为正是备受恐怖折磨的左派与右派结成这样的同盟而导致了罗伯斯庇尔的失败。现在托洛茨基不是正在玩热月政变之火吗？而这些年来不正是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告诫人们要警惕这种危险吗？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陷入了绝境。若说他们还有自救的机会的话，就是应与所有反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结成最广泛的联盟。但是，他们很难指望通过这种联盟获救，他们有理由担心这种联盟会葬送布尔什维克党。无论托洛茨基还是布哈林都是出于自卫的瞬间反应而考虑暂时联合的，但他们之中谁都无法在这一反应基础上走得更远。两派更关注的不是保护自己而是保护党，再不然就是他们并没有认清他们面临的走不出来的怪圈。无疑，某些领导人还是意识到这点了。加米涅夫在叙述他与布哈林的会晤时说了这样一些不祥的话：“有时我对叶菲姆说：‘难道我们的处境还不令人绝望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毁了，我们也将跟着完蛋；但若它得救了，可斯大林最终又改变了方针，我们仍难逃脱毁灭的命运。’”在致同志们的一封信中，拉狄克描述他们所面临着的抉择是在“两类政治自杀之间”的抉择：或是彻底与党隔绝，或是放弃自己的信念重回党内。①
布哈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提议的结盟和托洛茨基试探性的答复因此而不了了之。布哈林派成员抵制其领袖的建议，正如托洛茨基派成员抵制其领袖的答复一样。他们认为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是主要敌人，而且他们在不久前还指责斯大林是变相的托洛茨基分子（或像布哈林所说的那样，斯大林接受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考虑与托洛茨基派结盟呢？他们知道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都暗中对左倾方针抱有好感。布哈林从他与加米涅夫的谈话中肯定猜到了这一点。如果说连在流放中的托洛茨基派都惧怕党会因左右派的联盟而受到打击，那么与执政派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并一直置身其中的布哈林派对这种前景就更加担心了。斯大林暗示，如果他们不老实的话，他本人就将与托洛茨基联合。这使他们胆战心惊，他们决定要老老实实。他们甚至都没有尝试把反对斯大林的斗争公开化——像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当时所做的那样。要是他们这么做的话，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当初剥夺了托洛茨基派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同时也剥夺了自己的这种自由。因此，布哈林不能继续靠拢托洛茨基派或响应托洛茨基“有限合作”的想法。
这些事件加强了托洛茨基派中妥协者的力量。现在，被流放的反对派领袖中威信最高的3个人——斯米尔加、谢列布里亚科夫和伊万·斯米尔诺夫站到了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边。他们争辩说，看来斯大林在7月间要向富农让步时显然并没有做出“他最后的决定”，左倾方针仍在继续。托洛茨基含蓄地承认，左翼反对派不应执著于自己光荣的孤立，它应当寻找同盟者；它理所当然的同盟者是斯大林派，而不是布哈林派；但这并不表明妥协派应该因斯大林整右翼反对派的方式而欢欣鼓舞。斯米尔加写道：“今天政权打击布哈林就像它当初打击列宁反对派一样，扼杀（布哈林派）也是背着党和工人阶级干的。”但是“列宁反对派并没有因此而在政治上同情右派”，它的口号仍是“打倒右派！”①这是托洛茨基在夏季提出的口号，但并不是秋季的。他与妥协派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和敌对起来。他几乎中断了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联系，与拉狄克的通信也已剧减，而且充满了谴责。拉狄克抗议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投降者的讽刺攻击。拉狄克写道：“认为他们仅仅是出于怯懦而投降，那是十分可笑的。今天反对投降但第二天就同意投降的人一批接一批，而且这种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遇到的是原则的冲突而不是单纯对镇压的恐惧。”②无疑，投降者的所作所为是政治自杀，但拒绝投降同样也是政治自杀。剩下的唯一希望是，党内进一步变动以及朝左的进一步演化会净化空气，使左翼反对派体面地回到党内。
拉狄克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动机表示谅解，同时在他的同志们中散发旨在反对不断革命论的长篇文章。③但是他没有把文章寄给托洛茨基，后者是通过别人从莫斯科搞来的。托洛茨基在致拉狄克的充满讽刺意味的答复信中附上了拉狄克本人过去捍卫托洛茨基主义的作品，说他（拉狄克）可以在其中找到对他自己最新论点的最好答辩。①托洛茨基当时并没有猜疑拉狄克想投降，而是相信拉狄克的幽默感和他那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习惯会使他无法接受“拜占庭”式的忏悔仪式。托洛茨基仍然喜欢和欣赏这个人，他把拉狄克的行为归结为“情绪”，并继续在那些年轻多疑的不妥协派面前保护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②即使在这时，所有的反对派成员不论是妥协派还是不妥协派都仍然认为托洛茨基是他们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们对他的感情最充分地体现在一封抗议信中，此信恰是拉狄克本人在10月份寄给中央委员会的，当时流放者们得知托洛茨基健康恶化的消息都感到极度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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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夏季以来，托洛茨基的健康确实恶化了。他再次受到疟疾、剧烈的头痛和终身折磨着他的慢性胃病之苦。得到有关托洛茨基健康恶化的消息，流放者的大批信件和电报纷纷涌来，对他进行慰问并对莫斯科表示抗议。某些流放者急于采取更激烈的保卫托洛茨基的行动，并计划进行集体绝食。托洛茨基费了不少力气才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极端的决定。他在发往各流放地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必要为他的健康担心，它还没有坏到影响他工作的地步；更广泛地推广反对派已经进行的抗议是可取的，但如果采取极端措施则太冒失了，因为它只能使参与者的命运更加恶化。②
秋天，在托洛茨基的头上聚起了新的乌云。从10月开始，他再也收不到朋友和支持者的来信了。他只能收到那些准备背叛反对派的人的信件。检查机关对他的往来信件加以筛选。他本人的信函和电报也不能达到接收者的手中。连他询问季娜健康的电报也没得到答复，而她的病情总是令他十分担忧。托洛茨基在孤独和不安中度过了十月革命庆祝日，他连一封普通的祝贺信也没有收到。此后，不祥的征兆越来越多。一位当地工作人员一直暗中支持反对派，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却突然被投入监狱。一位反对派成员大老远地从莫斯科跑到阿拉木图找了一份司机的工作，并经常与托洛茨基在浴池秘密接头，他可能是莫斯科与阿拉木图之间的秘密联络的负责人，可是也突然失踪了。此时，他的一家人已从果园里花坛环绕的别墅中搬回沉闷的城里。谢多娃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从10月底，我们就再没有收到亲属的一封来信，我们拍出的电报也没有回音。我们陷入通讯封锁之中。当然，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我们等待着更糟糕的事情发生。……这里正值严寒，室内冷得叫人受不了。这里的住宅建筑抵挡不住当地的严寒。劈柴贵得不得了。”
最后，有流言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托洛茨基耳中：当局不让他再住在阿拉木图，很快就要把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更严酷地将他与世隔绝。他起初对这些传闻不屑一顾，10月2日，他给埃尔津的信中写道：“我不认为会有这种事。他们还能把我流放到地球上的什么地方？”他仍在考虑冬季在阿拉木图紧张的研究及写作工作，当然，还有在临近地区的打猎。但是，流言不断地传来，通讯封锁及其他征兆表明“更糟糕的事情”真的要发生了。
这是一个古怪的秋天。在十月革命11周年庆祝日，从莫斯科红场上传出的官方口号是：“警惕右倾危险！”“打击富农！"“抑制耐普曼！"“加速工业化！”这些口号响彻了整个国家，扩散到了最边远的角落，甚至也传到了阿拉木图。这正是托洛茨基长期以来试图说服党采取的政策！仅仅一年前，即在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那天，他的拥护者还由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着写有同样标语的标语牌走上街头而被驱散、遭到殴打，并被指责为反革命。可以这样认为，执政派现在被迫抄袭托洛茨基派的思想，这一事实就是为反对派所作的最好辩解。每个对社会问题哪怕稍有兴趣的人都能发现这点。对托洛茨基的猛烈攻击，例如说他是“超级工业化者”、“农民的敌人”等，至今言犹在耳。如今这些攻击都被证明是弥天大谎，它们的无耻和欺骗性昭然若揭。很多布尔什维克这样想：斯大林自己不是也变成了超级工业化者，变成了农民的敌人了吗？但这一年和前一年一样，几百万公民参加了官方组织的游行，按着指定的路线，喊着指定的口号，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他们似乎都不会思考，不会反省，不会行动。
人民的冷漠使斯大林可以毫无顾忌地偷偷穿起托洛茨基的衣服。托洛茨基暂时只能以这一想法自慰：斯大林穿不了他的衣服，因为它们不合他的身。托洛茨基仍认为斯大林派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战胜日益加深的国内危机。危机确实进一步加深了。由于农民暴动，城市笼罩在对饥荒的恐怖之中，全国极度紧张。气氛是神经质的，其中充满了危机感和担忧感。党的机关果断地集中全部力量，号召所有的人准备应付这种沉重的、当前尚不明了的非常情况。然而，它没有任何召回被流放的反对派的意思。
年底，斯大林的地位比夏天更为牢固。他已不那么害怕同时对付两个反对派了。右派被镇服下去，他们士气低落，已经投降。左派内部矛盾重重，已经瘫痪。斯大林注视着托洛茨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妥协派与民主集中派之间的争论，断定时间对他有利。他仍在加紧着手准备推行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总路线，而托洛茨基派中的妥协派感到他们不应袖手旁观。一旦他从准备工作转入实际操作时，这一感觉将会增强到什么地步呢？诚然，他们还没想投降，但已越来越接近这一阶段，他们达到这一阶段所需要的不过是时间和一点点鼓励。斯大林通过他的代理人用所有可能的手段鼓励他们：时而以革命的最高利益为借口，时而诉诸布尔什维克的忠诚。他恩威并施，对不妥协的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惩罚得更加严厉。①斯大林希望以此实现他那为时过早的夸耀，即左派反对派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其实，他正需要左派的帮助来推行他的新政策，但他决心在不与左派联合的情况下得到这一帮助，他要让对方分裂，使其中大部分人服从自己，并利用他们反对托洛茨基。他希望对托洛茨基进行一次远比以往更严酷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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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的时候，托洛茨基再次提出“革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现在，苏联正处于两个时代——即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的“二次革命”①之间的暗淡的空隙时期。未来事件的轮廓尚不清晰，在最好的情况下看它们也只能像隔着毛玻璃看东西一样。托洛茨基开始意识到：近几年来他所阐述的某些思想即将被事变超越。他试图超越这些思想，但是它们却牢牢地拉住他使他难以自拔。他想勾画出新的前途，但他那形成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并适应当时现实的思维习惯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回忆仍妨碍着他的视线。
例如，他意识到，他有关苏联热月政变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现在再断言布哈林和李可夫是私有财产的捍卫者、斯大林是他们不情愿的帮手、他们是斯大林政策的最后受益者，那就荒谬了。因此，托洛茨基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他关于苏联热月政变的看法。②在写于1928年10月的他在阿拉木图时期最著名的随笔之一（虽然是用反对派特有的文风写的）《致友人书》③中，托洛茨基指出，布哈林和布哈林派是不成功的热月党人，他们没有勇气按自己的信念去行动。他对他们的行为作了一番生动的讽刺描写：“（在捍卫富农和耐普曼的利益上）在所有的右派领袖中布哈林走得最远，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站在一段适当距离外观望。但每当布哈林进入（热月政变的）冷水中时，便浑身打战，冻得直哆嗦，赶紧跳回岸上，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则躲进树丛。”因而，富农、耐普曼和保守官僚对布尔什维克右派的领导大失所望，于是他们就转向别处寻找更强有力的领导，特别是在军队中寻找。托洛茨基根据法国的先例指出“波拿巴危险”的临近，意指俄国革命有可能越过热月政变的阶段而直接从布尔什维克阶段进入波拿巴阶段。
他接着说，波拿巴式的危险可能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可能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即俄国的雾月18日，或是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他认为，很可能军队会直接向拥有私有财产的农民呼吁，在他们的支持下企图推翻斯大林并彻底埋葬布尔什维克制度。至于军队首脑中谁能充当这次运动的领导，对他来说则是次要的问题。如果条件有利，连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之类的庸才都能把握主动，获得成功。（托洛茨基引用了一条谚语：“用垃圾也能造出一位公爵”,据他说斯大林喜欢这条谚语。）有利于政变的条件都已具备。农民对斯大林领导的党充满了仇恨，而工人阶级却大失所望，心灰意懒。如果建立军人独裁，它理所当然地会获得广泛的支持。就其性质和后果来说它是反动的。它将力图保障私有经济成分的安全、稳定和扩展，削弱或摧毁社会主义成分。它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托洛茨基得出结论：面临这种危险，所有渴望捍卫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都应该联合起来，而左翼反对派不得不与斯大林及其派别合作，因为斯大林代表的不是私有者，而是“无产阶级新贵”,而且他始终避免与工人阶级公开决裂。
另一方面，斯大林本人有可能成为苏联的波拿巴。这将会给国家和反对派造成完全不同的局面。斯大林只能通过党的机器而不是军队实现其个人独裁。他的专政不会立即导致随一般军事政变接踵而来的反动结果。但是它的基础十分狭窄，并将是极其脆弱的。斯大林将与社会各阶级处于长期冲突之中。他将今天镇压这个阶级，明天镇压那个阶级，挑动它们彼此敌对。为了使党的机关、国家官僚集团和军队服从自己，他将不得不与它们进行永无休止的斗争。他将在它们任何一方的反抗中时刻胆战心惊地维持统治。他将压制所有自发的社会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以及所有的言论自由。在这种条件下，左翼反对派与斯大林派的“统一战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只能是不可调和的斗争。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以其非凡的预见力简明扼要地分析了斯大林执政的社会基础、机制、形态和前景，而它在其后的20年中果然就是如此发展的。托洛茨基预先描绘了这位总书记将变成羽翼丰满的专制独裁者。但是作了这一预言后，他又带着不信任的目光看着他本人所描绘的肖像。他认为，总的来看，存在纯军人独裁的危险更现实一些。他觉得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或任何一个将军指挥军队反对斯大林的可能性更大，而那时托洛茨基派将与斯大林派在“同一街垒后边”共同战斗。他补充说，至于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之中谁“跨上白马”，谁被踩在马蹄下面，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但目前这一差别却很重要，因为这是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即反社会主义力量在军人独裁下公然、迅速的胜利和在斯大林统治下更复杂、更混乱、更缓慢的发展。托洛茨基断言，斯大林专政归根结底对社会主义是有害的，他甚至在斯大林道路的尽头看到了获胜的富农和耐普曼。“革命的影片正在倒播，斯大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克伦斯基扮演的角色恰恰相反。”克伦斯基主义集中体现了俄国从资本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的过渡阶段，而获胜的斯大林主义则标志着向后转。
事后看来，很容易发现这些结论的错误；但是，更容易忽视隐藏在其中的真理的内核。托洛茨基想象伏罗希洛夫或布琼尼可能成为波拿巴，这近乎荒谬，用这样的“垃圾”是造不出公爵来的。但是，作为一位政治分析家，托洛茨基不能不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和现实性，而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当时确实存在。尽管这一可能性没有变为现实，但至少在其后30年中，政变的威胁不断出现，先是折磨着斯大林，然后折磨着他的继承人，1937年斯大林与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将军的冲突、1946年与朱可夫的冲突以及1957年赫鲁晓夫与朱可夫的矛盾就是明证。在这里，托洛茨基触及到了苏联政治的内在趋势，但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它的力量。他同样过高地估计了这一趋势蕴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之为社会脉搏的力量：即农民捍卫自己私有财产的坚决性与力量和他们通过军队捍卫自己利益并对抗城市的能力。托洛茨基本人于1906年曾写道：“资本主义史是强迫农村服从城市的历史”。他以此为背景分析了旧制度下俄国农民的无组织状态和他们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①苏联历史最主要的特点也是强迫农村服从城市。斯大林的铁锤很快就以骇人听闻的力量打击农村私有经济并打垮了农民，但这并不能防止农民反抗集体化，无形的、零星的、同时又是长期的反抗使集体农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效率和落后状态之中；但反抗不能以任何全国规模的有效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而正是眷恋私有财产的农民的失败解答了军人候选人为何没能成为苏联的波拿巴这个谜。
农民的软弱和沉默是革命后整个社会的政治昏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一点形成了执政的官僚集团异常活跃和表面上有无限权力的基础。托洛茨基不断试图把局势中这一方面分析清楚，但总是半途而废。克鲁普茨卡娅曾指出，托洛茨基对群众消极的一面总是估计不足。她的看法极可能是从列宁那儿来的。②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始终忠于自己，他的性格是革命家的性格。当整个社会活跃起来、展示出它的全部活力时，当社会各阶级都竭尽全力地追求各自的抱负时，革命家就如鱼得水。这时他的感受力最敏锐，他的理解最深刻，他的目光最迅速、犀利。但当社会陷入麻痹状态时，当各阶级昏昏欲睡时，即使像托洛茨基或马克思这样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也会丧失预见和理解事件的某些能力。这种社会状态对他来说是最为陌生的，他无法从思想上适应它。这就是托洛茨基判断失误的原因。即使他对革命后群众的疲惫作了最大限度的假定，但他始终不敢测量一下它的全部深度。他在思想上仍超越现实，仍然想象各个社会阶级与集团——富农与工人、军事首脑与各个布尔什维克集团——在行动、在活动，相信它们充满自信、生气勃勃、随时准备扑向另一方展开一场巨人间的殊死搏斗。而当他发现这些巨人却是萎靡不振、被官僚集团驯服和捆住手脚时，不禁大惑不解。
因为他最终总是把革命过程与劳动群众的社会理解力和积极性等同起来，因此，他从社会理解力和积极性的缺乏中得出结论：随着斯大林主义的获胜，“革命的影片正在倒播”，斯大林在这部影片中的角色与克伦斯基的角色正好相反。这里的判断失误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应该忽略这一判断中的正确成分。电影情节的发展出乎革命先驱和革命组织者们的预料，它部分地进入了其他方向，却没有向后倒转。斯大林在其中的角色也并不与克伦斯基相反。影片在继续向前播放，显然，对它盖棺定论为时尚早。从理论上可以设想，影片以革命失败告终，而且这一失败是与前几次大革命，如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同样严重的失败。但是，这一可能性看来却十分遥远。当托洛茨基说影片正在倒播时，他指的是革命正朝资本主义复辟方向发展下去。实际上，影片正朝着计划经济、工业发展和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而它们正是托洛茨基本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最终完全实现革命承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尽管它们遭到了官僚集团的歪曲和偷换。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先决条件并没有实现，50年代的苏联有充分理由用悲观失望的目光回顾斯大林主义的政绩，至少是在它的某些方面，然而在斯大林道路的尽头，在苏联并没有见到获胜的富农和耐普曼。①
斯大林的顶点是否是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并没有在通用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只是用它来指“暴政”和个人独裁。马克思主义对波拿巴主义更广义的界定指的是由国家机器或整个官僚集团实施的专政，而军人独裁只是其中一种特殊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波拿巴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和执政者在政治上凌驾于社会各阶级之上，建立起对社会的绝对统治。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独裁当然与波拿巴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这一等式只是为理解复杂矛盾的现象提供了一种笼统模糊的思路。与其说斯大林是通过“独立”的国家机器实现其个人的统治，还不如说他是通过“独立”的党的机器控制了国家。这一区别给苏联的革命进程和政治气候带来重大后果。党的机关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思想和传统的唯一合法捍卫者和解释者。因此，它的统治意味着，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传统虽然经过连续不断的实用性的和教会式的改造，但仍是苏联的统治思想和主要传统。这之所以是可能的，只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传统牢牢植根于苏联的社会结构之中，首先植根于国有化的城市经济之中。如果能从法国大革命中找到任何与这一情况有局部相似之处，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只能想象，倘若罗伯斯庇尔没有被热月政变分子推翻，如果在那些如今被历史定性为督政府时代、执政府时代和帝国时代的年代中他一直能以残缺不全、俯首贴耳的雅各宾党的名义统治下去的话，那么革命的法国会是什么样子——总之，如果拿破仑根本没有冒出来，革命始终在雅各宾的旗帜下进行的话，法国会是什么样子。①
我们已经看到，党的机关的统治事实上在列宁时代末期就已开始了。它是一党统治所固有的，列宁本人把它看成主要是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统治。因此，在列宁时代的最后几年中，列宁政府的性质可用托洛茨基的术语“波拿巴主义”来说明，尽管没有达到波拿巴主义的最高体现——个人独裁。因此，1928年托洛茨基提到波拿巴主义的危险时，他是将多年以前就已大体上完成的一个发展阶段看成是正在逼近的阶段。当然，列宁逝世后党的机关专制变得更有侵略性、更残暴。然而，狂风暴雨般的1921—1929年的政治历史的特定内容并不单单或主要在这里，而是在从一党统治到一派统治的转变中。这是布尔什维主义政治垄断能生存下来并得以加强的唯一形式。正如我们在本卷开头所指出的那样，一党制就其定义来说是矛盾的，布尔什维克中各派、各集团和各学派在一党之内形成某种类似于影子多党制的东西。一党制的逻辑毋庸置疑地要求取消所有这些派别。斯大林成了这一逻辑的代言人，他声称，布尔什维克必须团结得坚如磐石，否则它就不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党了。（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党若团结得坚如磐石，它也就不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党了。）
如果闭塞孤立、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的苏联其全部历史不是充满着几乎威胁民族生存本身的连绵不断的灾难、紧急状态和危机的话，那么一党制的逻辑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强烈，它也不会如此残酷，它的潜伏的本质也可能始终不会明朗起来；甚至这一体制都可能因工人民主的成长壮大而解体。几乎每一次紧张状态和危机都把所有有关全国政策的重要问题放到了刀刃上，驱使着布尔什维克各派和各集团相互敌对，将他们之间的斗争变得空前残酷、紧张，以至导致一派统治取代一党统治。在我们现在所描述的那个时刻，即在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搏斗之时，这一过程已接近尾声，剩下的只是准波拿巴主义的最后完成：在30年代初，个人独裁取代了一派统治。尽管托洛茨基在其他方面说错了，但他却明确预见到了这一过程的顶点——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但是，即使到了这时，托洛茨基也不认为斯大林主义登基加冕是布尔什维克权力垄断的必然结果，相反，他认为这实质上是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末日。因此，当斯大林将他那一派独掌政权说成是对一党统治的最终肯定时，托洛茨基则认为这是对一党统治的否定。事实上，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权力垄断来说，斯大林的政治垄断既是对它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它的否定。而这两位政敌各自专注的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我们已经展示了从一党统治到一派统治的转变，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斯大林主义取代了列宁主义。我们看到，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开始阶段隐含的东西在结束阶段变得更加明确，而且以极端的和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斯大林宣称他在处理党务上遵循的是列宁制定的路线，这是符合事实的。但是，托洛茨基对这点的断然否定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一派统治确实既是对一党统治的滥用，又是一党统治的结果。托洛茨基和继他之后的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相继进行抗议，他们指出，在列宁时代，他们建立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垄断，他们力图把它与工人阶级民主结合起来，不仅不想把铁的纪律强加于党，而且认为党内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并也确实捍卫了它。只有聋子和瞎子才发现不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区别。这一区别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领域、道德和智力气候上的反映比在组织工作和纪律问题上更强烈。在上述领域中，革命的影片确实在倒播，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如此，即斯大林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原始、古老、半亚洲式的东西——一方面是农民的无知、野蛮，另一方面是旧统治集团的专制传统——混合而成的大杂烩。与此相反，托洛茨基捍卫的是纯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全部理性力量和道义力量，也包括它的全部政治上的弱点——这弱点在于，它本身无法适应俄国的落后和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失败。斯大林驱逐了托洛茨基，也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驱逐出了俄国。但是，这两个对手的命运就是这样古怪，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之时，斯大林却着手以野蛮的方式消灭俄国的落后和野蛮，仿佛是要经典马克思主义回流，而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将要实现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纲领。托洛茨基是二次革命的真正鼓吹者和倡导人，但在其后的十年中，斯大林却是它的执行者。如果要问：托洛茨基会把这次革命引向何方？他是否既能使广大苏联人民免遭斯大林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贫困和压迫，同时也能以相同的速度和规模实现工业化？或者他能否说服而不是强迫农民合作经营农业？进行这样的推测毫无意义，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回答的。历史学家在分析现实发生的事件和形势时就够忙的了，他没有时间考虑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和形势。事实上，20年代的政治演变已事先决定了30年代俄国社会改造得以完成的道路。这一演变导致独裁和铁的纪律，进而导致了强行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需的政治工具在20年代就早已造好了，现在可以使用了。它们不是在为完成未来任务的准备过程中被有意识地、自觉地锻造出来的，而是在导致布尔什维克专政转变为斯大林个人独裁的自发的党内斗争进程中锻造出来的。但是，如果独裁和铁的纪律能构成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政治上层建筑，那么它们也能从中推导出自我辩护的手段。斯大林的支持者可能争辩说，没有独裁和铁的纪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积累是完全不可能的。简言之，经过长期的布尔什维克派别斗争，产生了斯大林的“铁腕领导”，而他本人则可能把它当成目标本身。一旦他掌握了这一权力，他就用它来实现苏联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并改造国家的整个面貌，然后他又以炫耀他的“铁腕领导”的成绩来为它辩护。
托洛茨基并不接受斯大林强词夺理的自我辩解，他继续把对手指责为篡位的波拿巴。不过，他开始认识到斯大林的二次革命中的“积极和进步”的方面，认为它们是他本人纲领的部分实现。我们记得，托洛茨基曾把他本人和反对派的命运与巴黎公社的命运相比较，尽管巴黎公社社员在1871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失败了，他们仍切断了君主专制复辟的道路。这就是他们失败中的胜利，而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伟大改造则是托洛茨基失败中的胜利。但巴黎公社社员并没有与第三共和国即资产阶级共和国妥协，而没有他们，它根本不能取胜。他们始终是它的敌人。同样，托洛茨基永远是官僚集团的二次革命不可调和的敌人；为了进行反对它的斗争，他呼吁工人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思想自由。踏上这条道路，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孤立，因为他的许多最亲密的同志部分由于失望和疲惫、部分由于信念改变而被斯大林的二次革命争取过去或被收买。那些被流放的反对派事实上到了自我灭亡的边缘。
这样，托洛茨基岂不是陷入与其时代的冲突之中？他不是在进行“反历史潮流”的绝望斗争吗？尼采对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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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托洛茨基就他受到的“通讯封锁”向加里宁和明仁斯基提出抗议，两个星期中他一直在等待答复。12月16日，一位格别乌的高级官员来到阿拉木图，递交给他一份“最后通碟”：他必须立即停止“反革命活动”，否则“将把他完全排除出政治生活”并“强制改变他的居住地”。托洛茨基当天就给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写了一封挑战的复信：
此后，托洛茨基一家人在阿拉木图度过了难眠、不安、焦虑等待的一个月。格别乌的使者没有返回莫斯科，而是就地等待新的命令。这命令还得取决于政治局的决议，可政治局尚未下定决心。当斯大林请求政治局批准驱逐命令时，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激烈地反对。布哈林为自己从前对托洛茨基的做法感到后悔，同时又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惧怕“新成吉思汗”，他在会议上大喊大叫，声泪俱下，号啕大哭。但大多数人都按斯大林的意愿投了赞成票。于是在1929年1月20日，正好是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莫斯科整整一年之后，一群武装人员包围并闯入他在阿拉木图的住宅，格别乌官员向托洛茨基出示了新的驱逐令，这次是“驱逐出苏联国境”。他在回执上写道：“1929年1月20日格别乌对我宣读了判决，此判决在实质上是犯罪的，在形式上是非法的。”①
类似于他在莫斯科被捕时的那种悲喜剧场面再度出现了。他的看守们因接到这一命令而陷入窘境，他们在执行交给他们的任务时战战兢兢，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逮捕他。他们对托洛茨基的家属十分关心，并向托洛茨基暗示关心和友好。但命令是严厉的：解除托洛茨基的武装，在24小时内把他押解出阿拉木图。命令还声称，他只有在途中才能得知他被驱逐到何地。
1月22日黎明，囚犯和家属们在大队押解人员的押解下离开阿拉木图，前往伏龙芝。他们穿过空旷的山地和库达依山口，走的是去年来时的同一条路，冒着同样的暴风雪，但现在的旅行显然更艰难，因为这是个百年不遇的严冬。“拖我们翻越库达依山口的大马力拖拉机和它拖的7辆汽车一起深深地陷入积雪之中。翻越山口时，冻坏了7个人和不少马匹，只好把行李都搬到雪撬上。用了7个多小时才走了30公里的山路。”②
在伏龙芝，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押上开往俄国欧洲部分的专列。途中得到通知，他被驱逐到君士坦丁堡。他当即向莫斯科提出抗议，声明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将他驱逐出国；君士坦丁堡是从克里木逃亡的弗兰格尔残部的聚集地，政治局难道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听任他受到白卫军的报复吗？政治局难道不能至少为他搞到去德国或其他国家的签证吗？他要求允许他与生活在莫斯科的亲人会面。他的最后一个要求得到了满足。谢尔盖和廖瓦的妻子被从莫斯科送来，在这辆专列上与被驱逐者团聚。托洛茨基再次拒绝前往君士坦丁堡，与他们同行的格别乌特使转达了托洛茨基的抗议并等待指示。此时，列车改道——
这样过了12个昼夜。在这期间，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车厢。报纸带来的只是外部世界的回声——它们充满了针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最激烈的威胁和谩骂，以及新的“托派核心”被揭露、数百名反对派分子被捕的消息。①
12天后，他们再次启程。列车开足马力，穿过熟悉的乌克兰大草原，驶向南方。莫斯科方面声称，由于德国政府拒绝给托洛茨基入境签证，因此只能把他驱逐到君士坦丁堡。谢尔盖渴望继续读书，他和廖瓦的妻子返回莫斯科。他们希望今后能在国外重新团聚，父母对此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所以不敢让孩子们一起分担流亡的命运，只能与他们拥抱而别。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
在夜色中，托洛茨基从车窗口最后一次眺望俄国大地。列车驶过敖德萨的街道和港湾，他在这座城市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在这里产生了他早期的雄心和对世界的最初的幻想。帝俄时期敖德萨市长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中，此人“大权在握，专横跋扈”,“挺直身躯站在轻便马车上，挥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叫骂，声音响彻整个街道”。现在，另一个声嘶力竭的声音，另一只拳头，（是同样的吗？）仍在他童年时代走过的街道上追逐着这位50岁的人。当时那个暴君曾把他吓得缩成一团，他“拉紧书包带，急忙走回家”。现在，囚车匆匆疾驰向港口，他将在那里登船，船将载着他驶向陌生之地，现在，他只能思考他乖戾的命运。港口的码头被军队团团包围住，这支军队仅在4年前还由他统率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嘲弄他似的，那艘等着载送托洛茨基的空客轮竟是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伊里奇号”！在死寂的深夜，客轮在怒吼的狂风中起锚离港。那年连黑海也结了冰，一艘破冰船在前方开出约60海里的海路。当“伊里奇号”起锚后，托洛茨基回首眺望渐渐远去的海岸，他一定会感觉到，似乎留在他身后的那整片国土都变成了冰雪的荒原，似乎革命本身都被冻僵了。
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任何人造的破冰船能为他打开一条回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