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年 | 上一页 | 下一页
第四章 战斗间隙（1）
托洛茨基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党内斗争的暂时停止。这段时期贯穿了1925年整整一年，并一直持续到1926年夏天。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就1923—1924年争论中的那些焦点问题再公开发表过任何争论性的意见。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关紧的大门里，他也不想挑起争论。他承认失败，并服从中央委员会加在其身上的种种限制。
在这期间，“1923年的反对派”不再以任何组织形式存在。托洛茨基实际上解散了它。他劝告困惑不解的追随者说：“此刻我们不应做任何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公开站出来。我们只应当保持联系，保存‘1923年反对派’的干部实力，耐心等到季诺维也夫势力耗尽为止。”①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策动反对派进行新一轮抗议或游行示威，他及其追随者马上就会大难临头，被开除出党，至少是被开除出领导机关。他有种种理由相信，三驾马车报复起来是绝不会手软的。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多么渴望避免一场新斗争，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中看出：1925年，美国作家马克斯·伊斯特曼发表了《列宁逝世之后》一书，他在书中首次披露了围绕着继承列宁的问题而展开斗争的真相，并在书中引用了列宁遗嘱的内容。曾为托洛茨基写过题为《托洛茨基青年时代肖像》这本人物特写的伊斯特曼当时正在莫斯科，并成为反对派的支持者，他从托洛茨基本人那里得知了有关列宁遗嘱及继承问题之争的内幕；他还请求托洛茨基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列宁遗嘱。他把《列宁逝世之后》的手稿交给在巴黎的拉柯夫斯基，并得到表示完全赞同的间接答复。因此，他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本著作也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同意。②托洛茨基是由衷感激伊斯特曼的，他们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10年之后伊斯特曼转而反对共产主义的时候。然而，他发现伊斯特曼好心却帮了倒忙：三驾马车指责托洛茨基的行为极为轻率，逼迫他声明否认伊斯特曼的揭露，并且威胁说，假若他拒绝的话，将对他实行纪律制裁。托洛茨基与他最亲密的盟友们协商，他们不愿在伊斯特曼事件上卷入战斗，于是敦促托洛茨基否认对此负有任何责任。但是政治局对此并不满足。
①v．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97页；《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229页。塞尔日曾经把“指示”归于托洛茨基本人，第二次又归于托洛茨基的助手B．埃尔津。不管怎样，埃尔津在这个问题上表达的应是托洛茨基的观点。
②伊斯特曼在写给作者的一封信里说：“我把手稿给拉柯夫斯基看了，并告诉他是否发表由他决定。拉柯夫斯基夫人将手稿寄回，并给予热情赞扬。我认为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所能得到的‘授权’。”
它要求直接否认伊斯特曼关于列宁遗嘱的谎言；它甚至规定了否认的措词。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反对派领导小组”再一次请求他为了和平而屈服。①因此，1925年9月1日，《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了一篇由托洛茨基署名的声明，声明说：“一切关于所谓被扣压或践踏的‘列宁遗嘱’的说法，都是恶意的捏造，都是完全违反列宁的真正意志和列宁作为其奠基者的党的利益的。”这篇声明被所有外国的共产党报纸转载，后来成为斯大林热衷引证的根据。②尽管这一类出于策略考虑的否认在政治中并不罕见，却使托洛茨基格外难堪。因为在他对列宁的遗嘱——这是他继承身份的有效契约——被扣压一事采取差不多是消极的态度之后，现在却又不得不站出来作为见证人提出假证据来反对自己、支持斯大林——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拖延一场党内新斗争的爆发。
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保持联系，保存1923年反对派的干部实力”是不容易的。对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来说，不管其策略考虑怎样正当，停止活动仍然是最痛苦的体验。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或许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以研究和探讨来填补空隙。但是任何一个大的政治集团，特别是由工厂工人组成的集团，停止活动往往等于政治自杀。这会使他们丧失对自己事业的信心、降低政治热情、滋长冷漠或绝望情绪。这就是等待着大多数反对派小组的后果：他们退缩了，解体了。例如，到1926年初，列宁格勒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超过30人，他们聚集在托洛茨基的前妻亚历山德拉·勃朗施坦—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周围，彼此保持着联系，并定期集会。而先前有组织的数以百计的反对派成员则消失在政治真空里。在莫斯科，托洛茨基主义的“干部”人数较多而且更活跃；但是在外省大城镇，例如哈尔科夫、基辅、敖德萨以及其他城镇中，如同在列宁格勒一样，反对派的实力也已大大衰落了。
①托洛茨基在致穆拉洛夫的信中谈到了这些情况，该信写于1928年9月11日，即他被流放阿拉木图期间，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9页。
以政治和个人友谊为纽带结合在一起的反对派领袖们在托洛茨基周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小圈子，他们经常碰头和探讨问题。其中有一些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智力最出众、性格最坚强的人物。在政治才能、经验阅历和革命功绩方面，这个小圈子无疑超过了领导斯大林派及统治全党的那帮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越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皮达可夫、谢烈布里亚科夫、克列斯廷斯基、伊万·斯米尔诺夫、穆拉洛夫、姆拉奇科夫斯基和索斯诺夫斯基等人都是早年革命与内战时期的杰出人物，并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职务。①作为目光远大、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代表着党内最先进的、最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成分。
拉狄克在这些人中尽管不是最重要的人物，名气却最大。他仅次于托洛茨基，是才智最为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小册子作家。他性格开朗，是一位精明、现实的研究者与政治学者，对最不同的社会环境的动向有着不可思议的敏感，因此在外交和共产国际方面激发过列宁的一些最重要的动议。欧洲是他的故乡。他同捷尔任斯基一样，是从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的社会民主党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党就是深受托洛茨基观点影响的罗莎·卢森堡的党。②
①拉柯夫斯基、越飞和克列斯廷斯基此时任苏联驻伦敦、巴黎、东京、柏林的大使；但他们仍然与托洛茨基保持密切联系。
②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拉狄克和捷尔任斯基是卢森堡的反对者，比党内其他成员更接近布尔什维克。
他有过多年德国社会主义极左派的急风暴雨般的活动经历，是共产国际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他来到俄国，立即被接纳进了领导核心的内层；他陪同托洛茨基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并且同布哈林、捷尔任斯基一道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当霍亨索伦王朝崩溃之后，他作为密使被列宁派往德国，协助建设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他越过包围俄国的边界封锁线，作了一次大胆而又冒险的旅行，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谋杀之前化装到达柏林，但旋即被警察逮捕、投入监狱。正当柏林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时，他却建立了一次极其重大的功劳：他设法同德国的主要外交家、工业家和将军们取得了联系；并在自己的牢房里同他们，特别是拉帕洛时期的外交大臣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保持接触，商谈在边界封锁线上打开第一个缺口。①他还从他的牢房里与德国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络，帮助它确立自己的政策方针。
①参见拉狄克的回忆录，载《红色处女地》1926年10月第10期；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203—211页。
拉狄克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但在他身上也多少具有赌徒的成分。他在自己的活动范围里编织着外交密谋，就如同他曾像一只革命鼹鼠在地下穿梭一样。他具有锐利的眼光和开放的头脑，比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更早地看到了欧洲革命的退潮；他鼓吹建立统一阵线。1923年当他回到德国时，仍然看不到革命的涨潮，于是制止布兰德勒盲目冲向他认为无望的革命。然而他那政治赌博的嗜好也使他陷入歧途；他在其“轰动一时演说”中向绝望挣扎的德国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发出模棱两可的号召。当他返回莫斯科后则被迫承担德国革命失败和与托洛茨基结盟的责任。被解除共产国际欧洲分部的职务后，他于1925年又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中国革命的隆隆雷声此时已清晰可闻——而他的工作是为中国年幼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宣传家和鼓动家。①他不知疲倦，愤世嫉俗，外貌豪放不羁，语言尖刻，也有点儿玩世不恭，因此被不少人视为怪癖的甚至是可疑的人物。但他也是其政敌大加垢病的对象，这些人讨厌他那无礼的凝视和冷嘲热讽。这个人的品质无疑远比他的外表更为坚定，尽管以后那些年他在斯大林恐怖的压力下可怕地堕落了。在他那豪放不羁的外表和玩世不恭的举止背后潜藏着一向不愿外露的炽烈信念；甚至他的嬉笑怒骂也充满着活力，燃烧着革命激情。
拉狄克进入反对派的领导核心后迸发出了智慧和幽默的火花。他对托洛茨基极为崇敬，两人在国际经验方面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这种崇敬的证明就是他于1923年写的《托洛茨基，胜利的组织者》一文。②托洛茨基多少有点儿头痛拉狄克那种心血来潮的政治即兴发挥，但对拉狄克其人却怀着一种深情，并且很欣赏他的才华。③如果说他不相信作为赌徒的拉狄克，那么起码对他的观察和思想是感兴趣的，并很赏识这位杰出的诙谐大师和辛辣的讽刺家。
①1914年之前，拉狄克曾在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机关报波兰《社会民主评论报》上分析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的革命发展。
②卡·拉狄克：《肖像与诽谤》第29—34页。
③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托洛茨基与拉狄克的通信和《拉狄克与反对派》，载《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第160—163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性格却与拉狄克截然相反。他是一位理论家，而且可能是最早的布尔什维克经济学家。他在1904年就已成为一名列宁主义者；他与布哈林合著的《共产主义ABC》一度是对布尔什维克学说的出色概括；他曾是列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当党的纪律愈益令他无法忍受时，他离开了书记处，把位子让给了莫洛托夫。作为党的纪律的批评者，他是托铬茨基的前驱——的确，他在1922年初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批评了托洛茨基恪守纪律的态度。但在下半年两人又走到了一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托洛茨基的少数密友之一，托洛茨基只对他们才肯托出自己的计划，吐露他与列宁之间的私下谈话和他们建立反斯大林“联盟”的约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一系列重要经济史著作的作者，他的博学多才与擅长分析是少见的，他基本上是一位学者，追寻着自己的思路，不管这会使他得出多么惊世骇俗的结论，也不管这会怎样破坏他与党的一致。他根据大量缜密的公理进行思维；他在《新经济学》一书中做出了首次重大的和至今无与伦比的努力，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各种“范畴”运用于苏联经济。但是此书仅有导言一册获准出版，即使这一册也很快遭到查禁而湮灭。然而《新经济学》毕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不发达国家，只要这些国家还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工业化，《新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过程所作的预见性分析就仍然是一个重大话题。许多人认为，反对派经济学纲领的创始人与其说是托洛茨基，毋宁说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无论如何，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但是他与托洛茨基两人在观点上也隐含着分歧；然而直到1928年之前，即他们两人都被从莫斯科流放出去的那一年，分歧仍没有明朗化，也没有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
皮达可夫是布尔什维克中最杰出的工业管理领导人。如果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反对派提供理论，皮达可夫则把这些理论置于实践经验的坚实基础上。列宁在遗嘱中评价皮达可夫时说：他是年轻一代中两位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另一位是布哈林——和具有超常才能和魄力的行政管理者，但也是一个缺少政治判断力的人。这种片面性也是反对派的特点：皮达可夫在经济政策方面与反对派观点完全一致，但远离其“思想战场”，并在它挞伐党的领导时畏缩不前。但是他远非一个胆怯懦弱的人。仅在几年前，当乌克兰被邓尼金占领时，他与他的兄弟还领导着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在那里，在敌人的后方组织怠工，建立游击支队，指挥战斗。白军逮住他们兄弟两人，并将他们跟其他红军战士一道绑到了行刑队前面。就在死刑执行过程中他的兄弟已被枪杀时，红军占领了城镇，并向大屠杀现场冲来，白军不得不慌忙逃走。皮达可夫就在他兄弟和最亲密的同志们的尸体旁边直接担负起指挥赤卫队的责任。这个人的经历就是如此：不论在反对派之内或之外，他都是策划者，他担任苏联工业化的主要组织者达15年之久；但是在法庭的被告席上，他却以“供认”自己是个破坏者、卖国贼、外国间谍而结束了其一生。
其他反对派领导人也大都是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反革命统治的年代里在乌拉尔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有一次，他被沙皇警察逮捕并受到拷问，他要克伦斯基充当他的辩护律师。克伦斯基一心想救出他的诉讼委托人，就在法庭上宣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未参与任何革命活动。被告在法庭上站起来推翻律师的辩词，当众宣布他的革命信念。他在1917年和内战初期领导着乌拉尔的布尔什维克。拉柯夫斯基，关于他在1914年前的长期英勇斗争已在《武装的先知》一书叙述过，①内战期间他又在比萨拉比亚指挥共产党武装，白军悬赏要他的脑袋。他回到俄国后成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十月起义和内战时期所起的作用毋需在这里重述了。②穆拉洛夫跟安东诺夫一样是1905年革命中的传奇人物之一；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他率领赤卫队攻打克里姆林宫。后来，他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和武装部队监察员。托洛茨基评价穆拉洛夫是“一位卓越的巨人，既无所畏惧，又和蔼可亲”。按所受教育来看，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每当战斗间隙他就为农民提出农业方面的建议以及“对人和畜的医疗方法”。伊万·斯米尔诺夫曾经领导武装部队在西伯利亚打败了高尔察克。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内战前线是一位精力最充沛的政治委员。索斯诺夫斯基在前线既以鼓动家又以警醒的观察者和道德风尚的批评者而著称——在布尔什维克新闻事业中，他是最优秀的笔杆子之一。
这些人尽管具有卓越的才能和过人的智慧，但一时也感到前途茫然。他们最渴望的是留在党内；而要留在党内就必须忍辱负重。他们密切注视着事变和他们对手的举动，等待时机再展鸿图。
托洛茨基尽管遭受重挫，但并没有放下他的武器。他继续隐晦地批判官方体制及其政策。即使小心地不去冒犯其政敌们，他所谈到的每一件事仍能反映出他们所干的一切，甚至所想的一切——不管他谈到俄国官僚集团的野蛮、报纸格调的低下，还是谈到党在文化事务中鲁莽的做法。而且他从来没有把注意力从那些重大的国内外政策问题上转移开，未来争论的材料正在其中积累起来。
1925年5月，在他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将近5个月后，他被指派到捷尔任斯基手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这一指派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捷尔任斯基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决策人；三驾马车把他派到捷尔任斯基手下无非是为了侮辱他。他们甚至没有征求托洛茨基的意见；而他却很难拒绝。他辞去军事人民委员部工作时曾声明他“准备在党所监督的任何条件下承担指派的任务”；他不能收回这个诺言。他能够拒绝担任列宁副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托洛茨基担任三个部门的主席：租让委员会、电业技术管理局和工业科技管理局。租让委员会早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就已建立了，当时列宁希望能重新吸引前租让制的承租人和其他外国投资者来帮助俄国的经济复兴。但这些希望都成了泡影。布尔什维克对外国资本过于恐惧而难以吸收它；而外国投资者则对布尔什维克过于恐惧而难以与之合作。租让委员会成了空中楼阁。托洛茨基的办公室在克里姆林宫外一座一层楼的小旅馆里，他在那里只偶然接待过一位外国来访者，这位来访者询问在西伯利亚开采金矿或在俄国制造铅笔的可行性。
但是托洛茨基很快就把幽禁他的小小樊笼变成了他的活动据点。在那些内战时在他的军事专列上工作过的秘书们帮助下，他展开了对租让权和俄国对外贸易等问题的研究。为此他去调查国内外工业生产的成本，并对俄国和西方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研究。这次调查研究鲜明地反映出俄国工业的落后——其劳动生产率仅及美国的1/10。他用图表来说明俄国工业设备的贫乏。例如，美国拥有电话机1400万部，英国有100万部，而苏联仅有19万部。苏联铁路全长只有69000公里，而美国则有405000公里。苏联人均电力消耗仅20千瓦，而美国则为500千瓦。①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19—420页。
尽管这都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实，但一经特别指出却令人震惊。官方发言人津津乐道内战以来俄国工业的进步，事实上产量的提高接近于零；要不然他们就拿目前的生产来与1913年相比；并以此而沾沾自喜。托洛茨基则争辩道，应该运用一个新的比较尺度，最近几年的发展应该以工业化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而不是用本国落后的标准来衡量。①如果不能无情地意识到自己的起点水平还十分低下，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崛起。“人们常说我们干得‘差不多’像德国人一样，或像法国人一样。我要向‘差不多’这个字眼儿宣布一场圣战。‘差不多’实际上等于空话。……我们必须比较生产成本，我们必须弄清楚国内和国外生产一双鞋子的成本是多少，我们必须比较产品的质量以及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与外国比较。”②他得出结论说：“我们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我们首要的基本口号是……不要在后面爬行！是的，我们远远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提出“我们不要在后面爬行”这个口号——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早了好多年；但与斯大林不同，他要努力擦亮俄国人的眼睛，让他们去看一看已经形成的差距有多大。他意识到这是在冒政治风险——一旦人们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的贫穷落后并揭示她的苦难是如何深重，可能会悲观颓丧。而斯大林在发动工业化时却宁可让广大群众蒙在鼓里，不知道攀登的艰巨以及要求于他们的非人的代价。托洛茨基所依靠的是人民的勇气和成熟。“同志们，我们既不要愚弄自己，也不要害怕。但要牢牢记住这些数字：我们必须进行这样的估计和比较，以便不惜任何代价赶上西方，超过西方。”③他就是这样从三驾马车意欲借以埋葬他的那些琐碎的管理技术工作中又浮现出来；他找到了返回核心政策问题的道路，并且提出他在1922—1923年就已提出过的工业化号召。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4—45页。参见1925年10月7日托洛茨基的演说。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大多数年代里，官方宣传都避免在俄国与西方之间进行对比。
②同上，第397—405页。
③同上，第419页。
作为电气技术管理局主席，托洛茨基一心扑在电气化上。他走遍全国城乡，调查资源，审查发电厂的设计方案，选定厂址，提出报告。他从一次调查旅行归来时便敦促政治局采纳一项利用第聂伯河急流的工程，这就是著名的第聂伯河水电工程，未来10年里工业建设的伟大业绩之一。当他在1926年初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政治局置之不理。斯大林说，拟议中的水电站对俄国的用处还不如一台电唱机对一个连一头耕牛还没有的农夫的作用大呢。①
①托洛茨基根据中央委员会1926年4月会议记录逐字引用了斯大林的声明。参见托洛茨基1927年4月14日的“个人声明”，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于是托洛茨基诉诸青年人的热情和想象力。他在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演说中说：
最近，我们开发了萨图拉水电站，这是在泥炭区建立的我国最好的工业设施之一。从莫斯科到萨图拉只有100公里多一点儿。不过一箭之遥；但是两地的条件却有天渊之别！莫斯科是共产国际的都城。但你走出100多公里，就会出现荒原、积雪、冷杉、冻土、野兽。黑木小屋的村庄沉睡在积雪之中。坐在火车上，你一眼就能瞥见雪地上的狼迹。不过几年以前，萨图拉水电站所在的地方还是糜鹿出没之处。而现在，结构精密的高压电缆铁塔布满了从莫斯科来的整条路上……就在这些铁塔下面，今年春天母狐、母狼会领出它们的幼仔。这就是我们的整个文明：一方面是技术和综合思维的高度成就，另一方面是西伯利亚的原始荒野。
萨图拉矗立在泥炭地上；我们有很多泥炭地，比水电站要多得多。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燃料来源正等待着我们将它转变为电力。在南方，第聂伯河流经最富裕的工业区；但它却浪费掉大量的水压和古老的急流，而且还在浪费下去，直到我们给它的湍流套上笼头，用堤坝驾驭它，强迫它给城市照明，开动工厂机器，肥沃耕地。我们将驯服它！①
当然，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为跟我们整个文明的未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与多年以后的斯大林相反，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在争取赶上西方的同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绝不能使自己孤立于西方以外。他是对外贸易垄断权的坚定不移的辩护人，并且首先提出“社会主义保护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争辩说，这个保护主义的目的不是切断社会主义工业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而是相反，要使其与世界经济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多方面的联系。毫无疑问，“世界市场”必然会向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咄咄进逼，迫使它接受严峻的甚至危险的考验。但这些考验是无法避免的，应当勇敢地面对这些考验。俄国由于与更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接触而面临的危险，可以用从国际劳动分工和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中所获得的重大利益来加以补偿。在孤立状态中，俄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萎缩和停滞不前。在作这个论证时，托洛茨基又一次与官方经济思想发生了潜在的冲突，官方经济思想形成于民族自给自足这个概念：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以闭关自守的苏联经济为前提的。甚至在关于斯大林学说的争论还没有开始之前，托洛茨基的论证就已有效地反驳了它的基本前提。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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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3年的德国革命溃败之后，托洛茨基力图重新估计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前途。共产国际急于挽回自己的面子，对这次挫折的重要性轻描淡写；它预言德国会出现一次新的革命形势，并鼓励“极左政策”。①当1924年初英国成立了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和领导左派联盟的爱德华·赫里欧成为法国内阁总理时，某些共产党领袖把这些政府视为要为革命铺平道路的“克伦斯基政权”。相反，托洛茨基却指出，需要“分清革命的涨潮与退潮”，现在德国工人阶级还需要时间才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不能指望英国和法国的革命会迅速发展。
①参见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64页以下各处；路·费舍的声明，同上，第175—192页。
但他仍然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重获任何持久的平衡。他看到导致它不稳定的唯一最大因素以及整个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在于美国的上升。1924年至1925年，他一次又一次地分析美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冲击。他强调地预言说，美国作为领导世界的力量必然会卷入各大洲的事务，并使其军事网络和海军基地遍及全球。他在表述其结论时用了如此强烈的措词，以至他大部分的话在20年代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其时正是实行“道斯计划”的美国相对胆怯地、仅仅试探性地干涉欧洲事务的时代；而在1929年以后，继这种干涉而来的是向持续10多年的孤立主义的倒退。托洛茨基所预示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势力扩张，即使完全处于胚胎状态也仍然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胚胎中看到了发育完全的小生命，如同他经常看到的那样。扩张的经济基础在于：美国的国民收入已是英、法、德、日四国全部国民收入的两倍半。美国经济的上升伴随着欧洲的贫困化和“巴尔干化”和衰退。因此他得出结论：跟美国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所占的优势相比，英国在其全盛期对欧洲取得的优势不值一提。①
当然，美国和欧洲的统治阶级迟迟不能理解这个转变的全部分量——他们的思想落后于事变。“美国人才刚开始意识到它在国际上的重要性。……美国还没有学会怎样将其优势变为现实。但它很快就会学会的，而且将在欧洲人的尸骨上学会。”②植根于地理和历史的美国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传统是扩张主义的制动器；但是这些传统必然会让位于新事件的动力。美国将发现它被推动着去肩负领导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扩张的冲动是其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而且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必须依赖美国帮助才能维持其生存这一事实而得到强化。对此，托洛茨基提出了他那引起激烈争论的著名预言：美国“将对欧洲实行美国定额配给”并将其意志强加于欧洲。美国既然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工场和世界银行，也就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强国和帝国。③它用不着为此去占领殖民地而使自己背上包袱——殖民地对于英帝国主义的国力和财富资源经常是一种负担。“美国在整个世界总能找得到足够的盟友和帮手——最强大的国家总能找到它们，有了这些盟友，所需要的海军基地也能找到。”④因此，“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军国主义侵略本性开始露头的时代”。⑤
①托洛茨基：《欧洲与美国》第22页。
②同上，第36页。
③在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英国事实上放弃了传统形式的英国海上霸权。
④托洛茨基：《欧洲与美国》第42页。
⑤参见托洛茨基1925年10月25日的讲话，载《真理报》1925年11月5日。
对那些被美国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所强烈打动因而怀疑这个前景的人们，托洛茨基回答，美国正仿效德国的榜样。它跟德国一样在工业大国中是一个后来者，但要比德国强大得无法比拟。“德国人被看作是耽于幻想的梦想家和德国被看作‘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已经多久了？”但不过数十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足以把德国资产阶级转变为最残酷的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在美国，同样的转变所需要的时间要少得多。英国统治者徒劳地安慰自己，他们可以充当没有经验的美国人的政治导师和外交导师。他们会做到这一点，但只需短短的瞬间，美国马上就能学会帝国主义艺术并获得自信。美国的强大实力最终能说明一切。即使现在，“没有经验的美国佬”对精于世故、老练狡诈的英帝国主义者也仍具有确切无疑的优势：它足以充当亚、非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者，帮助印度人、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摆脱英国的压迫；而且使世界相信它的和平主义和侠肝义胆。但是美国的力量不足以制止资产阶级的欧洲走向没落。美国的优势本身正是德、法、英三国不稳定的根源，美国的势力扩张是以牺牲它们为代价的。欧美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将会一次又一次反映在它们的贸易、支付平衡、财政危机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动荡中。美国也没有免疫力：世界愈依赖美国，大西洋彼岸的和众国也愈依赖世界，并被卷入险恶的世界混乱之中。
结论是什么呢？“布尔什维主义最根本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莫过于美国资本主义了。”①这就是“我们时代两个根本的敌对力量”。共产主义不论推进到哪里，它都将碰到美国资本主义所建立起来的壁垒；反之，不论美国想向世界的哪一部分扩张，它也将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如果美国资本渗透到中国，它将在中国人民中间发现，被译成中文的不是美国主义的宗教，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纲领。”
①托洛茨基：《欧洲与美国》第47页。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曾提及这点，他半开玩笑地对列宁说，列宁与威尔逊这两个名字是我们时代的“启示录中的两个对立的极点”。
在两大巨人的决斗中，美国资本主义占据了所有物质上的优势。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将向美国学习，并吸收它的先进技术。布尔什维克做到这一点会比美国资产阶级把世界置于美国支配之下更容易。“美国化的布尔什维主义将击败并粉碎美帝国主义。”①美国可以扮演殖民地各民族“解放者”的角色，因而促成大英帝国的瓦解；但是它不可能成功地确立自己对各有色人种的霸权；它也不能最终成功地把共产主义驱逐出欧洲。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美国的力量。在估量革命前途时，我们的出发点应是对现实透彻的认识。……但是我们认为，美国力量本身……是欧洲革命最强大的杠杆。我们不可忽视这个事实：这根杠杆不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都会以千钧之力转而反对欧洲革命。……我们知道，一旦美国资本发现自己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将会释放出无法估量的战斗力。从历史和自身经验中我们所知道的特权阶级争夺权力的一切斗争，比起美国资本为了对付革命的欧洲而发泄出来的暴力，都会黯然失色，不值一提。②
托洛茨基问道，那么共产主义怎样去坚守自己的阵地呢？只要共产主义仍然局限在欧洲的东边和亚洲部分，他就不指望这两大基本对抗力量之间的冲突会继续发展。他仍然寄希望于西欧的革命；而且他坚信，要经受得住美国的进攻和封锁，欧洲大陆诸民族就必须组成“社会主义欧洲联邦”。
①《欧洲与美国》第49页。
②同上．第91页。
我们沙皇俄国各族人民顶住了多年的封锁和内战。我们曾被迫忍受苦难、不幸、贫穷和瘟疫。……我们的落后本身转化为我们的优越性。革命得以存在下去，正因为它有广阔的农村腹地可以依靠。……工业化欧洲的前途……将会不同。一个分裂的欧洲不可能坚持下去。……无产阶级革命就意味着欧洲的联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平主义者、暴发户、异想天开者和饶舌者喋喋不休地谈什么欧洲联邦，但是自身对立的资产阶级是无法创造它的。唯有胜利的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将欧洲联合起来。……我们将为社会主义欧洲充当通向亚洲的桥梁。……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连同我们苏联将像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亚洲各族人民。……欧洲和亚洲各民族的巨大集团那时就会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昂首面对美国。①
对全球阶级斗争最后决战的这种描绘不久就被当作纯粹的奇谈怪论而受到猛烈攻击。②无疑，托洛茨基只是夸张地凸现了影响当时世界政治的诸趋势中的一种趋势。在以后的20年里其他趋势跑上了前台：美国与苏联重新陷入相对的孤立状态；随着第三帝国的崛起，欧洲再一次成为世界暴风雨的中心；希特勒的征服与统治的威胁使美国与苏联结成暂时的联盟。然而，托洛茨基在凡尔赛和平条约签订后的最初几年就做出了他的预言，那时德国尚是一个战败国，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锋芒未露的外省冒险家，而德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自夸。两大集团之间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展开的冲突此时不过才上演了一出暧昧的序幕。而托洛茨基从这出序幕中猜到了实际戏剧的轮廓、情节和主题。他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以至他的很多预言在30多年后仍未被事件所证实；但是其中大部分的真实性后来却已被证明，因此几乎没人敢把他的预言统统当作梦呓而等闲视之。
①《欧洲与美国》第90—91页。
②人们还能记得，列宁和托洛茨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就主张过社会主义欧洲联邦（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八章）。这个口号还被载入托洛茨基1924年写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然而不久之后，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这个口号和概念就被共产国际斥之为托洛茨基式的白日梦。
在《大英帝国向何处去？》这本书里，托洛茨基根据欧美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的总背景详尽展望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这本书是他在1925年初写的，当时莫斯科正开始重视苏联与英国工联新建立起来的联系。在上一年的11月，由英国工会代表大会主席A.A．帕塞尔（Purcell）率领的工会代表团访问了苏联首都，并且提出与俄国革命保持友谊和团结的庄严保证。苏联领导人热烈响应，希望能在帕塞尔、库克（Cook）以及英国工联其他新当选的左派领导人中找到可靠的盟友；而且由于英国共产党力量弱小、无足轻重，他们更乐意培养一种新的“友谊”。共产国际的极左政策正走向死胡同，它将被比较温和的策略所代替。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出来讨论：革命是否可以“通过工联的康庄大道进入英国”，而不是通过“狭窄的共产党小路”。5月——托洛茨基刚完成《大英帝国向何处去？》——托姆斯基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英国工联的年会，并在政治局授权下成立了英俄工会委员会，这个英俄工会委员会成为次年党内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托洛茨基在他的书中指出，英国最重大的社会危机已经逼近。美国的优势、英国工业设备的陈旧、帝国的紧张压力和沉重负担交织在一起来孕育着这场危机。英国尽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却已精疲力竭。胜利掩盖了它的虚弱，但是不会长久如此。英国政府努力保持同美国平稳友好的合作，但在这合作的幌子下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英国人正在“和平地”交出他们的财政支配权、商业特权和海上优势；但是——在托洛茨基看来——他们不可能无限地这样下去——最终将爆发武装冲突。大英帝国由于其海上霸权的丧失和殖民地人民的崛起而面临不可避免的瓦解趋势，这点已无法掩盖。不列颠已经失去了岛国的战略优势。最后，1918年以来凡尔赛体制和德国经济的崩溃掩盖了英国对德国的工业劣势。但是，德国在美国扶植下已经迅速恢复了元气，并且重新作为英国最直接、最危险的竞争者出现在世界市场上，颠覆它的贸易和打破它的支付平衡，激化它所有的弱点。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英、美之间充满斗争的危险的紧张关系；证明了阶级斗争的炽烈，的确，也证明了英伦三岛的革命形势。
在这番回顾中，他的分析所具有的现实性以及对前途瞻望中的错误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托洛茨基本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对资产阶级英国来说无异于愚蠢的自杀，但他却料想不到英国能够避免这种冲突。虽说他也许是抓住了美国新优势的所有内在意义的第一位分析者，但他对大英帝国的看法仍然带有某种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或者爱德华时代的特点：他无法设想英国会“最终”“和平地”拱手将其霸权让给美国。而且他将英国势力的衰落看作是一种大崩溃的灾变，而不是像实际上那样是一种缓慢、长期的过程。
尽管预言有错误，但在所有对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所作的分析中，《大英帝国向何处去？》一书仍不失为最有说服力的，也可以说是唯一有说服力的分析。这是托洛茨基与费边社会主义及其“不可避免的渐进”学说的一次遭遇战；而费边主义很长时间未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其理论元气。①
①一位美国批评者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评论道：世界自马丁·路德以来，还从来没有听到像托洛茨基这样激烈的痛诋。
托洛茨基以其敏锐的和辛辣的讥刺剥去费边社会主义的伪装，揭露它对保守党与自由党传统的依附，揭露它的陈腐、保守、狭隘、标新立异、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虚伪的和平主义与民族自大，揭露它对既定观念的奴颜与媚骨和对待宗教、王室和帝国的盲目崇拜——总之一句话，揭露出所有那些品质，这些品质表明麦克唐纳、托马斯、斯诺登以及当时其他工党领袖都不适宜领导战斗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将他们转变为革命的对立面，他们愿意坐享过去斗争的果实，但在新的冲突和动荡中只会惊慌失措、畏缩不前。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他们视为己任的将是使工人阶级在思想上迷失方向、在精神上解除武装、在行动上失去战斗能力。
托洛茨基无情的论证因其运用幽默而充满生气，却不减其锋芒：
英国的养鸽人通过人工选择获得了一个特殊品种，它的喙可以不断地缩短下去。不过这样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新种鸽子的喙如此之短，以至这个可怜的小生物无法啄破它的蛋壳，于是幼鸽便死在里面，这就是强迫限制革命行动的牺牲品，是短喙品种进化的终止。如果我们没有记错，麦克唐纳先生可以从达尔文的著作里读到这个故事。如果将麦克唐纳心爱的路线与有机界作一类比，那么可以说，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艺术就在于缩短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喙，不允许他啄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壳。无产阶级的喙就是它的政党。如果我们看看麦克唐纳、托马斯、斯诺登先生夫妇，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选择短喙和软喙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①
①《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67页。
费边社以其特殊的英国传统而自豪，拒绝把这个传统与外国马克思主义掺杂起来。托洛茨基反驳道，费边派培养的只是他们民族传统的保守类型，无视或压制其进步成分。
麦克唐纳先生们从清教徒那里继承来的不是它的革命动力，而是它的宗教偏见。他们从欧文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不是它的共产主义激情，而是乌托邦主义者对阶级斗争的敌意。费边派从过去的英国政治史上借用的仅仅是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的依附。历史将其下部转向了那些绅士；而他们从那里读到的东西则变成了他们的纲领。①
托洛茨基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扼要重述了英国两大革命传统，即克伦威尔传统和宪章派传统。他认为，清教徒虽然披着圣经外衣，但主要是政治革新者、斗士和一定阶级利益的捍卫者，他们站在具有宗教哲学思想的德国改革派和具有世俗观念的法国革命者之间。路德与罗伯斯庇尔在克伦威尔的个性中相遇。②
①《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47页。
②同上，第127页。
尽管克伦威尔身上有许多东西已经陈腐了——特别是他的刚愎自用，但他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英国共产党人应当老老实实地拜他为师。托洛茨基对这位铁甲军司令的赞赏中含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意：“……不能不对那些使克伦威尔军队的存在和特点同红军的特点紧密相联的特征感到惊讶。……克伦威尔的勇士首先把自己看作是清教徒，然后才看作是士兵，正如我们的勇士首先承认自己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然后才是士兵一样。”①尽管克伦威尔缺乏对议会的尊重，但他毕竟为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与费边驯狗场的许多活狗相比，这位“早已死去了的17世纪雄狮”，这位新社会的缔造者，至今仍有更强的政治生命力。战斗的宪章派也同样如此，一旦英国劳工运动摆脱了渐进主义巫术，它就会使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宪章派的口号和行动方法始终远胜过“麦克唐纳甜腻腻的折衷主义和韦伯夫妇愚蠢的经济思想”。宪章派运动失败了，因为它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是“一首历史前奏曲”，但它将在“一个无比广阔的新的历史基础上复活”。②
①《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126页。
②同上，第130—131页。
托洛茨基视共产党为这些传统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尽管它还很弱小。希望左派费边主义者或工会领袖能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这种企望被他斥为“痴心妄想”。英国共产党的规模微不足道，而费边主义看来是强大和不可动摇的，这都是事实。但是，英国自由主义在它作为一个党在崩溃之前不也显得强大无敌吗？当工党占据了自由主义者退出来的位置时，领导它的是独立于工党的人，而这个党原来不过是一个小集团而已。伟大事变的冲击使那些老的、貌似稳固的政治组织土崩瓦解，使新的政治组织崭露头角。这种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击之后曾经发生过，而且还会再度发生。费边主义的兴起“只不过是工人阶级革命发展的一个短暂阶段”,而“麦克唐纳的宝座比劳合·乔治的宝座更加动摇不稳”。
托洛茨基以抑郁的心情问道，英国共产党人能否证明可胜任自己的任务呢？但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再次使他误入歧途，如同有时也使马克思误入歧途一样。托洛茨基写道：“我们无意去预测（英国革命）会有什么样的进展速度，但无论如何，它可以用年来计算，至多5年，而绝不会是几十年。”①多年以后托洛茨基论证说：在1926年的关键时刻，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策略指令和英俄委员会的政策削弱了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学家可能会怀疑：这些命令尽管是愚蠢的，但是否就是英国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软弱无力以及它在30年之后仍然只是徘徊于英国政治运动外围的一个派别的主要原因呢？不过托洛茨基所预言的巨大社会危机的确以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为标志而爆发了，这是工业史上最长、最顽强的一次斗争；而英国则在总罢工期间濒临革命的边缘。
托洛茨基的著作在英国引起激烈的争论。H.N．布雷斯福德在《大英帝国向何处去？》一书英文版序言中首先发难。在承认托洛茨基作为一位分析者与一位作家的卓越成就和熟悉英国历史与政治的同时，布雷斯福德写道，不管怎样，托洛茨基并不懂得英国工人运动中民主的和非国教的宗教传统，也不懂得“深深刻在英国人心里的服从多数的本能”。拉姆齐·麦克唐纳、②乔治·兰斯伯里③以及其他人将托洛茨基的观点斥之为外国人的误解。相反，伯特兰·罗素则认为“托洛茨基对英国工人运动的特点了如指掌”；而且他也同意社会主义是跟教会、王室势不两立的。然而罗素不能理解，一个并非英国人民敌人的人怎么能煽动他们革命，而革命的后果可能是美国人的封锁和战争，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注定是要失败的。④另一些作家则嫌恶托洛茨基对麦克唐纳的冒渎不敬，尽管其中多数批评者在几年后麦克唐纳与工党决裂时要把这个“叛徒”撕得粉碎。
①《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14页。托洛茨基补充道：“此刻革命的蜂巢里已挤满了群蜂！”第52页。
②《民族》1926年3月10日。
③兰斯伯里主编的《劳动周刊》1926年2月27日。
④《新领袖》1926年2月26日。
托洛茨基对他的批评者们多次做出回答。①在一次对罗素的回答中，他否认任何出于俄国利益而煽动英国革命的企图。他写道，任何国家的工人都不应当为了苏联利益去采取任何步骤，何况苏联并不追求它自己的利益。但他仍未被罗素理性的和平主义说服：
革命照例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如果能够按照理性方式事先规划好革命道路，那么也完全可以避免革命。革命表明用理性主义方法改造阶级社会已是不可能的了。逻辑推理——即使罗素能把它们转变为数学公式——是没有力量对抗物质利益的。统治阶级宁愿让文明跟数学一起毁灭，也不肯放弃他们的特权。……你不可能摆脱非理性因素。如同在数学上我们应用无理数是为了得出完全理性的结果一样，在革命的政治中同样如此……人们要将一种社会制度转变成合理的秩序，唯有坦率承认社会本身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这才有可能通过革命手段去克服它们……。②
英国共产党最初欣然热情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著作，认为这位巨人要来加强他们软弱的队伍了。③
①《真理报》19加年2月11日，3月14日。
②《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2版第59页。
③可参见R．帕姆·杜特的评论，载《劳动月刊》1926年4月。
但在下半年，在英俄委员会的卵翼下他们又有了别的想法，并开始为托洛茨基对左翼工会领袖的抨击而感到尴尬（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即1925年11月，他就在这一点上遭到俄裔美籍共产党人M．奥尔金的批评，此人直到不久前还是托洛茨基的热烈崇拜者）。①到了1926年春天，英国共产党就向联共政治局指控托洛茨基对它的“敌视”了；而托洛茨基不得不去反驳这种责难。②
※ ※ ※
就在托洛茨基与其政敌斗争的间隙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了人事上与思想上一次重大的重新组合，在它的领导和队伍中间出现了新的根本的分裂——这个分裂构成了此后15年的政治历史背景。
20年代中期常被称为新经济政策的太平年代是1917年与本世纪中叶之间苏联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享受和平生活并尝到幸福滋味的唯一时期。对这幅美景不能只看表面。这个时期呈现出来的仿佛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在于它同前一个时期与后一个时期的对比。20年代中期没有经历任何类似20年代初期和30年代初期那样的血腥斗争、社会动乱和饥荒匮乏。时间的流程正在治愈这个民族所遭受的创伤。经济正在复苏。农民耕种他们的土地并获得收成。工业的车轮不再停滞不前。被破坏了的桥梁铁路、烧毁的房屋、炸毁的学校都在重建之中。曾被洪水淹没的煤矿已经恢复生产。城乡联系重又确立。私人贸易繁荣昌盛。商人再也不用携带满袋不值钱的纸币了：卢布的币值尽管还有些浮动，但已重新获得了金钱的神秘尊严。在城市的大道和中心广场上还出现了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
①《自由》杂志1925年11月15日。
②托洛茨基档案，1926年6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头几天会议摘要。
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这个从波兰和波罗的海边界延伸并覆盖了前沙皇帝国整个领土的庞大且已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仍然陷于极度贫穷和社会紧张局势的震荡中。全国人口只有1/6生活在城镇；工业中就业劳动力甚至还不到全国劳动力的1/10。复兴的步伐缓慢得惊人。矿山和工厂的总产量还未达到战前的3/4；它们生产不出任何引擎、机床、机动车辆、化工产品、肥料、现代农业机械。苏联国家至今还不具备现代社会应有的大多数工业要素。大多极为原始野蛮、充满欺诈的繁荣的私人贸易就像泡沫一般掩盖着民族苦难。
当然，现在农民可以享用他们扩大了的耕地上的产物，多年来第一次放开肚皮吃上了自己的面包。但这不过是文明最底层的“繁荣”。还缺乏更高层次的需求和舒适，到处是肮脏、黑暗和原始的乡村愚昧。大约1/3自己不种粮食的农村人口甚至被排除在这样的“幸福生活”之外。因为农民比以前吃得多，城镇居民就不得不比以前吃得少：与他们在沙皇统治下相比，他们消耗的粮食只有原来的2/3，肉类只有原来的一半。也没有更多的产品可供出口：俄国销往国外的谷物总量仅及过去出口量的1/4。大多数俄国人民仍跟在旧社会一样衣衫褴褛，赤足而行。似乎只在两个重要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卫生和教育。俄国人比从前使用的肥皂更多了，有了更多的学校。
在社会紧张关系中，城乡之间的慢性对抗是最危险的，城镇居民感到他们的贫寒是农民造成的，农民无疑是革命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农民却认为他们受到城镇居民的掠夺。双方的感觉都有一定的道理。城镇工人挣的钱远远少于革命前；而且失业工人高达200万，几乎等于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就业人数。工人常拿自己的匮乏对照农村中粮食的富足。农民则愤愤不平：他们必须为工业品支付高于1914年以前两倍的价格，而他们的产品价格却没有比战前高多少。这两个阶级都认为受到对方的剥削。实际上，双方都是由于国家贫穷而受“剥削”的。
但是不管城镇还是乡村，都没有体现出任何自身一致的利益。每一方都疲于自身的矛盾。工人知道耐普曼、掮客和官僚集团骗取了他的劳动果实。他付出高价购买粮食，而农民售粮却所得甚微——因为掮客控制了9/l0的零售贸易，从差价中大发横财。在工厂里，工人面对着的是代表国家雇主的经理，他们剥夺了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那份权益，压低工资，迫使工人干更多更重的活。①工会官员和党支部书记站在经理一边，他们离工人越来越远，而且常常充当工业纠纷的仲裁人。国家雇主实际上极少愿意满足工人的要求。国民收入少，生产效率低，急需增加资本投入。当经理、党的书记或工会官员催促工人生产更多产品时，工人就咒骂他们的新“老板”；但他既不敢表达他的要求，也不敢放下生产工具。在工厂大门外，急于找工作的人们已经排成了长队。正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失业后备军”再一次有利于压低工资与就业条件。
农民的分化虽然不那么显著，却并非不是现实。农民从土地革命和新经济政策中得到了不同的好处。农民的中间阶层壮大了。出现了更多的小土地所有者，更多的中农，他们靠自己土地上的农产品为生，既不必为更富裕的农民种地，也不在自有土地上雇工。每10个农民就有3或4人属于这个阶层。有1或2人属于富农，他们雇工，扩大耕地，跟城镇做生意。每10个农民中约有5人属于贫农，他们从地主财产中分到了一点儿土地，但几乎既没有马，也没有农具。他们向富农租用马和农具，也向富农买种子、粮食，并向富农借钱。为了还债，贫农只好在富农的土地上干活，或者把自己的小块土地出租一部分给富农。
①每五六个工人中，仅有一个受雇于私有企业。
农村现实生活的每一步都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发生矛盾。列宁的政府在剥夺地主的同时颁布了土地国有化的命令。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农民只能使用土地，但并不拥有土地。禁止他们出卖或出租土地。布尔什维克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抑制不平等现象，防止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现实生活却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越出了这些藩篱。在行政权力无法顾及到的无数日常交易中，土地在转手之间便卖出去了；资本主义关系逐渐形成，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最原始、最粗糙的农村资本主义形式：根据任何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即使俄国的富农也只是贫穷的农场主。但是这种标准不适用于俄国。农民中新的阶级分化是在极端低下的经济水平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并未使冲突缓和，而是使它变得更加尖锐。虽然只拥有少数马匹和农具、拥有少量粮食储存和现金，但它所给予一个人直接支配另一个人的权力，比富裕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拥有更多资本所给予人支配人的权力要大得多。革命后10年，无地农村雇工（不能与贫农混淆）的工资还不到革命前贵族地主付给他们的工资的40％。他们的工作日太长；而他们的生活条件却比奴隶好不了多少。旧式地主在他的庄园里有很多雇工，而富农雇工却少得多；因此雇工们不能像他们过去组织起来反对地主那样有效地组织起来反对富农和保护自己。贫农有时甚至比雇工更受剥削，更加孤立无援。
在这些关系中潜伏着剧烈的社会冲突因素；但这种冲突不会自动展开和表现出来。尽管穷苦农民可能憎恨富农的掠夺，但他们完全依赖于富农，几乎不敢挺身与之对抗。富农领导着一个百依百顺的农村公社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他们把农民的仇恨转移，把它转向城镇、工人、党的鼓动员和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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