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年 | 上一页 | 下一页
第二章 革出教门（2）
布尔什维克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仍然极其模糊。多数布尔什维克都认为新经济政策与计划经济几乎是无法相容的。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对私有制的让步，而这是他们迫于自身的薄弱不得已而为之。他们认为，这种让步还需要持续多年，因此有必要强调新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加强农民和商人对这种稳定性的信心。只有在相对遥远的将来党才能取消对私有财产已经做出的让步，也只有在那时才可能确立计划经济。这种认识在以后10年之内将始终是斯大林政策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斯大林先是以新经济政策名义抵制计划经济，然后再以计划经济名义下令“废除”新经济政策，“消灭”私人贸易，摧毁个体农业。根据托洛茨基的概念，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私有制。它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两种经济成分之间长期合作、竞赛、斗争的一个框架。合作和斗争在他看来是辩证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对立面。因此他号召全党要保护和扩展社会主义成分，哪怕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向私有制妥协和帮助它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会在一天之内突然取代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当在这种混合经济的范围里发展壮大，直到社会主义成分通过它不断增长的优越性而逐渐吸收、改造或消灭私有成分，乃至冲破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因此，在托洛茨基的日程表上没有给任何突然“废除”新经济政策、下令禁止私人贸易以及用暴力摧毁个体农业留有余地，恰如没有给任何用行政命令宣布“过渡到社会主义”留有余地一样。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之间的这种立场差别只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鲜明地表现出来。但是，眼下因为托洛茨基坚持进攻性社会主义政策的必要性，许多人就觉得他似乎是从根本上反对新经济政策的。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31页。
在此没有必要详细探讨托洛茨基的经济论点或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问题——有关他的这些思想在前面一章里已经扼要论述过了。只需要提到下面几点也就足够了：托洛茨基所作的报告和所提交的“提纲”是苏联经济史上最关键的文件；他在其中描绘了今后几十年的苏联经济远景，在这几十年里，苏联的演化取决于在一个不发达的，但却是大规模国有化的经济中强制形成资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确可以把那几十年——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几十年——当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来加以分析或描述；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借用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观点中的那些术语。①
但是，不管托洛茨基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多么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管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多么巨大的意义，这都无助于改善他在所面临的那一场斗争中的地位。整个说来，他的中心思想已经超越了他的听众的理解力。他像往常一样给代表大会留下了印象，但这次留下的印象与其说是由于讲话的内容，倒不如说是由于它的热情奔放。他的讲话中的一些言外之意使广大代表不禁竖起耳朵，甚至产生了疑心。有些人甚至在琢磨，他原来是要号召全党放弃新经济政策，回到令人谈虎色变的军事共产主义。
①在以后的几年中，托洛茨基本人即便不是绝口不提，也很少再谈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当他要求必须把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规模大、效率高的康采恩的手里时，问题便发生了：那些效率不高的工厂关闭后，失业工人怎么办呢？当他申辩说工人阶级队伍必须挑起重建工业这副重担时，他根本就没想到怎样把他的话说得更委婉些。相反，他对他的思想强调到这般地步，以至令许多工人感到惊骇。他说：“可能会有这样的时刻：国家不付给你们工资，或者只付给一半工资，而你们，工人们，得（将另一半）借给国家。”①斯大林后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即“拿走工人的一半工资”，加速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但是那时他却告诉工人说，国家付给他们的工资是他们以前所得的2倍或3倍。然而，当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坦率和无情的真诚在代表大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使工人们惊骇的却只是他的冷酷无情而不是他的真诚。他们不由得反问，难道他又要像他当时组织劳动军时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要我们必须持一种生产者的观点，而不是消费者的观点吗？三驾马车的代理人要证实工人这方面的猜疑，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15页。
另一些人问，托洛茨基的政策对农民会有什么影响呢？会驱使党跟农民发生冲突吗？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两人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早就给了肯定的回答。在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件重要插曲更使这个问题加重了分量。托洛茨基的一位老同志克拉辛直接向他提问，他是否充分思考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含义？克拉辛指出：早期资本主义不仅仅只是克扣工人工资或依赖于企业主“节约”来加速原始积累，它还剥削殖民地，掠夺整个大陆，毁灭英格兰的自耕农，摧毁了印度农家的织布工，而正是在“印度平原白茫茫”一片尸骨之上，现代纺织工业才得以兴起。难道托洛茨基要将这种相似推向其必然的结果吗？①
克拉辛提出这个问题并没怀有任何敌意。他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作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试图说服中央委员会：需要更多的对外贸易——需要对国外资本做出更大让步。他希望代表大会特别考虑到，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绝不能去剥削农民、掠夺殖民地——谁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必须设法吸引外资，外资可以帮助俄国进行原始积累并避免在西方伴随积累而来的恐怖。但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却发觉，以可接受的条件吸引国外贷款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克拉辛提出的问题非常有力：为加速积累所需的资金将从哪儿来？当克拉辛谈到对农民的掠夺和印度农村织布工人的“一片白茫茫尸骨”时，托洛茨基跳起来抗议说，他的“建议根本不是这个意思”。②这当然不错。但不管怎样，他的立场的逻辑发展不就是将导致“对农民的掠夺”吗？托洛茨基跳起来否认这一点，说明他已感觉到有一片疑云正在他的头顶上聚拢来，虽然还不到巴掌那么大。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51—352页。
②同上。
这样说，不仅可能把自己与工人对立起来，也可能在党内引起害怕与农民发生冲突的恐惧，而且托洛茨基还招致了工业界经理和行政官员的敌意。但是，他深信他所说的话是极其重要的，并认为他的责任就是把它说出来，所以他就不能不说出这些最不受欢迎的事。另外，他以这样暗淡的色调描述了工业情况，这样无情地揭露了新经济官僚主义者的骄横自满、独断专行、颟顸无能，以至官僚主义者为他的鞭挞所激怒并力图发泄怨恨。工业界经理们回答说，托洛茨基以如此暗淡的色调描述工业情况，对他们的工作如此不满，只因为他以计划经济的乌托邦而沾沾自喜。①
于是，最终导致托洛茨基失败的各种条件就慢慢地，但不可抗拒地展开并结合起来了。他错过了挫败三驾马车并使斯大林名声扫地的机会。他令其盟友们失望。他辜负了列宁对他的期望，未能坚定地成为列宁的代言人。他没有在全党面前支持他曾在政治局里支持过的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当党内民主的呼声从底层发出时，他却保持沉默。他所阐释的经济思想和历史的警告吓跑了他的听众，却使他的政敌们易如反掌地加以歪曲，以致立刻在工人、农民和官僚层之中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托洛茨基并不是他们所能寄予希望的人；各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一想到他可能成为列宁的接班人就感到不安。与此同时，三驾马车则百般殷勤地讨好每一个人，允诺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都能得到好处，迎合形形色色的骄傲自满、吹牛拍马的人。
而当托洛茨基声明“毫不动摇地”与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保持团结一致并号召党员群众在此“紧急关头”要保持严格的自我约束和最大的警惕性时，他终于亲手直接加强了三驾马车的地位。当谈到列宁不在时有关呼吁团结和纪律的运动时他宣称说：“在我们当中，我绝不是最后一个去捍卫并促进（这个运动）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无情地反对所有企图破坏运动的人。”②他继续说：“如果说，党在目前特定情况下就某些可能危及党的问题而断然警告你们，即使这警告是夸张的，那么这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其他的情况下也许没有危险，而在当前情况下则会两倍或三倍地危险。”三驾马车当然会发觉，这种人心惶惶、猜疑重重的时刻对于他们来说真是表现自己并镇压反对派的天赐良机。托洛茨基和他们同样感到不安，担心列宁死后党将遭到的冲击；但是他迫切要加强党的地位，却削弱了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无疑，他信赖三驾马车的忠诚。尽管他瞧不起三驾马车，但始终以同志般的情谊对待他们，也期望他们能投桃报李。托洛茨基没有料到，他们竟然利用他的无私胸怀去捞取可马上兑现的个人好处。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22—354页及各处。
②同上，第320页。
※ ※ ※
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扩大的中央委员会重新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托洛茨基无意阻止这件事——总之，他没有提出任何别的候选人，但他知道列宁会怎样做。若列宁不在，无论如何他是没有机会罢免斯大林的。三驾马车像以前一样指挥着政治局，并通过政治局指挥着中央委员会。他们同时还支配着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被选举出来作为党的最高法庭。被指定主持该委员会的人是斯大林的亲密伙伴古比雪夫。
三驾马车还没有理由向托洛茨基摊牌。因为他并没有向他们挑衅；同时三驾马车也拿不准若使冲突公开化党内会有什么反应。不过斯大林却是分秒必争地操纵局势，他利用手中广泛的任命权，把可能追随托洛茨基的人从中央到各省的重要位置上清除掉，并用三驾马车的追随者或他自己的亲信来填补空缺。他精心为每一例提升或降级寻找说得过去的功过理由；而列宁规定的原则这时大大帮了斯大林的忙，即任命时须考虑党员为党工作的年限。这项原则自然有利于老近卫军，特别是它的核心集团。
就在1923年这一年当中，斯大林充分利用他这一庇护体系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党的主宰。那些由他任命为地区或地方书记的官僚们很清楚，他们在官场中的地位及其这一地位的巩固并不依赖于当地组织的成员，而是依赖于总记处。他们自然会愈加俯首贴耳地听命于总书记的驱使，而对当地组织的意见却置之不理。这个由书记们组成的群体逐渐以它自己“取代”了党，甚至取代了他们组成其中重要部分的老近卫军。他们愈习惯于在总书记的命令下一致行动，这个总书记就愈有可能直接取代党。从理论上说，党仍然是受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支配。但后来党代表大会仅仅成了一块骗人的招牌：照例只有总书记处任命的人才有机会当选为代表。
托洛茨基目睹着党内的这种变动，意识到了它的严重性，却一筹莫展。他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就是公开号召党的基层组织起来抵制总书记处的强迫命令。但是由于斯大林得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这个办法只会将矛头指向新选出的、通过正常途径建成的领导层。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甚至是享有最高威信的人敢冒险走这一步，更不必说此时的托洛茨基了。他向全党隐瞒了他与三驾马车的分歧，信誓旦旦地保证同他们完全一致，发誓做一个最热烈、最警惕的纪律捍卫者。如果他试图鼓动全党反对三驾马车，他必然被看作是一个伪君子——仅仅为了报私仇，为了满足取代列宁地位的野心。
他只能暂时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部反对斯大林。但他十分孤立，他的意见不被理睬。甚至布哈林也更倾向于三驾马车了（在40个新中央委员中，托洛茨基的政治盟友不超过3个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和皮达可夫）。有他出席的政治局会议愈益成为一种例行公事，他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真正的政治局却只是在他缺席时才工作。因此，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刚过不久他就开始尝到自己贻误战机的苦果了。他已经成为三驾马车的政治俘虏。他既不可能在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去反对他们，也不可能在外部采取任何反对行动，他只能等待时机，指望柳暗花明那一时刻的到来。
1923年夏，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突然受到一股政治热潮的冲击。从7月初直到8月末，工业部门异常动荡。工人们感到被压上了过分沉重的工业复兴的重担。他们只能领到微薄的工资，就是这一点儿工资甚至还经常领不到。工业界经理们由于经营亏损而被剥夺了国家对企业的补助和贷款，没有钱支付职工工资，甚至一连拖欠他们好几个月，只得靠不光彩的欺骗手段克扣工资。工会既不想干扰工业复兴，也不肯压制民意。终于，“疾风暴雨般”的罢工在许多工厂发生了，并到处蔓延，还伴随着不满情绪的大爆发。工会惊慌失措，党的领导也都如此。一次总罢工的威胁迫在眉睫；而运动似乎正处于转变为政治骚乱的关头。自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来，工人阶级还从没有如此紧张过，领导集团也从没有如此震惊过。
这场冲击由于其出乎意料而愈益严重。领导集团一直对经济形势沾沾自喜，夸耀着不断的进步。他们没有及时收到灾难逼近的信号，或者即使得到了警告也置若罔闻。在突然惊醒之后，他们就去追查煽动工人的嫌疑犯。在基层，在党支部，骚乱使人们更认真地探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新经济政策公布两年以后不满情绪仍然如此强烈。他们质问道：官方关于进步的报告到底有什么价值？党的领袖们不是过于骄傲自满吗？他们不是脱离了工人阶级吗？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追查嫌疑犯是没有什么用的。
嫌疑犯很难追查出来。对于罢工骚乱查不到任何根源，诸如反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残余等——因为这些政党经过彻底镇压早已销声匿迹了。官方的怀疑转向工人反对派。然而他们的领袖们也为罢工所震惊；工人反对派因为慑于被放逐的不断威胁而已然偃旗息鼓，而且四分五裂了。不过那些分离出来的小集团倒是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罢工骚乱，但罢工主要是自发的。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工人集团，由3位工人领导，他们是米亚斯尼科夫、库兹涅佐夫和莫伊谢耶夫，都是至少1905年前入党的布尔什维克。在4月和5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他们就散发宣言，谴责对无产阶级的新剥削，并敦促工人为苏维埃民主而战斗。①5月末，米亚斯尼科夫被逮捕了，但他的追随者仍继续宣传他的观点。当罢工爆发时，他们还在琢磨着是不是应当跑到工厂去号召总罢工。当格别乌把他们抓起来时（总数约20人），他们仍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②
①1924年，工人集团的德国同情者在柏林发表了这份宣言，题为《俄国共产党工人集团宣言书》。
②维，桑林：《工人集团》第97—112页。这个集团在莫斯科约为200人。
党的领导发现诸如工人真理派之类的团体在工厂活动，不禁十分惊恐，其惊恐程度跟罢工骚乱的成因似乎很不相称。但是，这些集团尽管规模很小，他们在党内和工会内却有不少联系。基层布尔什维克抱着或明或暗的同情倾听他们的观点。对于工人的抱怨，工会没有表态，而党又不予理睬，因此力量弱小的政治派别只要不停止活动，就有可能迅速地获得广泛影响，成为不满情绪的代表。喀琅施塔得暴动中的煽动分子本来人数不多，影响不大；但那里堆满可燃物，一点火星就可能形成燎原大火。党的领导竭尽全力要扑灭火星。他们决心镇压工人集团和工人真理派，借口是，这些组织的成员不再认为自己应受党纪约束，并且半公开地煽动骚乱反对政府。捷尔任斯基被委以镇压之责。但是他调查这些假设嫌疑犯的活动时发现，甚至绝对忠诚的党员也把那些人视为自己的同志，并且拒绝作证去反对他们。于是他转向政治局，请它宣布任何党员都有责任向格别乌揭发那些在党内对公认领袖有攻击行为的人。
当问题提到政治局时，托洛茨基刚与三驾马车发生过几次冲突，他们的关系因此恶化；而捷尔任斯基提出的要求则是他无法忍受的。他丝毫无意为工人集团以及类似的持不同政见者辩护。当他们的追随者被投入监狱时，他也没有提出抗议。尽管他认为他们的不满大多是合理的，他们的许多批评也是有道理的，但他并不同情他们粗暴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宣传鼓动。他也不支持工业部门的动乱。他看不出政府怎么能满足工人的要求，如果工业产量仍是这样低：倘若工资买不到商品，提高工资又有什么用？他明白由于工业复兴的延迟所导致的罢工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但他不肯沽名钓誉，不肯乱许不负责任的诺言或者去利用工人的不满情绪。相反，他一再力促实现已经太迟的经济政策的转变。他也无意去支持工人反对派及其分散的小集团以极端形式提出的苏维埃民主的要求。但是他抗议三驾马车和捷尔任斯基所建议的处理骚乱问题的方式，抗议他们的顽冥不灵：只盯住不满情绪的表面现象而忽视其潜在原因。政治局命令党员们互相监视和告发这种做法令他非常厌恶。
捷尔任斯基的上述要求提出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因为布尔什维克对待格别乌的态度中丝毫没有正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通常看待任何政治警察的那种高傲的轻蔑。格别乌是一柄“革命的利剑”，每个布尔什维克都以帮助它完成反对革命敌人的工作而引以为荣。但在内战之后，当人们开始厌恶恐怖行径时，许多曾自愿在格别乌中服务的人们都巴不得离开这支队伍。难怪此时捷尔任斯基对拉狄克和布兰德勒诉苦说：“唯有圣徒和流氓能在格别乌中工作。但现在圣者离我而去，只剩下我与流氓为伍。”①
①此事是布兰德勒告诉本书作者的。
然而这个被人瞧不起的格别乌却仍然是布尔什维克独裁政权的捍卫者。迄今为止，它一直捍卫这个政权，而反对的只是外部敌人，如白卫军、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现在问题在于：为了捍卫独裁政权，格别乌是否还应该反对假想的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呢？如果是这样，那么除了在党自身内部大动干戈之外别无选择。
托洛茨基并没有明确告诉政治局应当拒绝捷尔任斯基的要求。他避开问题而强调其内在的原因。1923年7月8日，他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向党组织报告某些支部正受到敌对分子的利用这样的事实，这本来就是党员的基本义务，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6周年之后，还要为此通过一个专门决议，看来是毫无必要的。要求通过这样一种决议的要求以及其他类似明显的要求，是一种令人极为惊讶的迹象。”①这表明现在有一道鸿沟正把领袖和党员群众分隔开来，这道鸿沟自从党的十二大以来已变得特别宽，斯大林的庇护网使它变得更深了。
①马克斯·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之后》第142—143页。
当托洛茨基这样陈述时，三驾马车提醒他，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他正是通过自己的提名者去统治工会的。托洛茨基回答说：即使在内战最紧张时期，“党内任命制度的规模也不及现在的1/10。现在州委书记的任命成了一种制度。这就为州委书记创造了基本独立于地方组织的地位……。”托洛茨基并没有明确地向总书记的特权提出质疑，他只是要求总书记谨慎节制地使用这些特权。托洛茨基承认，在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当他听取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呼吁时，其中许多“在我看来似乎都是夸大了的，并在相当程度上带有蛊惑性，因为充分发展的工人民主与独裁政权是无法相容的。”然而，党不应当继续生活在内战时期纪律的高压下。这种状况“应当让位于更活跃、更广泛的政党责任制。现在的政权……比军事共产主义高潮时期的政权更远离任何工人民主”。“书记的选拔”就是造成“党的机关空前官僚化”的原因。书记集团“炮制了党的观点”，压制党员发表意见的自由，甚至不许他们有独立见解，仅仅用命令和号召口吻向党员群众说话。因此毫不奇怪，不满情绪“无法通过在党的会议上公开交换意见或者通过党员群众向党组织施加影响而得以消除，……于是就在私下里不断积累起来，形成剑拔弩张的局面”。①
托洛茨基再次抨击了三驾马车的经济政策。他说，工业的动荡加剧了党内的动乱；而工业的动荡则是因为缺乏经济远见。他此刻才发现，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那样多的让步才使三驾马车允诺给他的唯一果实也是一场空：代表大会通过了他的工业政策决议，但这些决议至今仍不过是一纸空文。经济管理仍像从前一样一塌糊涂。他们没有为使国家计划委员会成为经济领导中心做任何工作。政治局建立了一些委员会，但只是调查危机的表象，而不是去挖掘其根源。托洛茨基本人曾被邀请参加一个调查物价的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拒绝了。他声明说，他无意参加这样一种旨在搪塞问题、拖延解决的活动。
①马克斯·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之后》第142—143页。
就在托洛茨基做出这些批评之前，他刚跟三驾马车发生了冲突，这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了。有些冲突跟审议德国局势有关；托洛茨基认为，在德国，因法军占领鲁尔地区而引起的动乱为德国共产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另一些冲突是由三驾马车建议改组托洛茨基所主持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引起的。季诺维也夫一心想把斯大林本人或者至少是伏罗希洛夫和拉舍维奇插进革命军事委员会。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季诺维也夫提出这个建议的。或许他与斯大林商量好，要为三驾马车在控制军队方面争得一份决定权，或许他安排了一条反斯大林的狡计，要把他从总书记处赶出去。①但当季诺维也夫将其动议提交讨论时，托洛茨基受到刺伤，十分愤怒，他声明说，作为抗议他要辞去所有的职务，如军事人民委员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部门的职务。他要求作为一名“革命战士”被派往国外协助德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准备工作。这个想法并非事出无因。德国共产党领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刚抵达莫斯科，他对他本人及其同志们能否胜任领导一场革命起义没有把握，就热切地询问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问托洛茨基能不能化名前往柏林或萨克森负责革命军事行动。②这个主意打动了托洛茨基，使命的危险性更是激起了他的勇气。俄国政事的转变令他失望，政治局的阴谋活动令他厌恶，而且可能也使他十分厌倦了，他便请命到德国去。与其去啃革命胜利的腐烂果实，不如再次为革命斗争夺取胜利，这更加符合托洛茨基的本色。
①参见本书第四章。
②消息来源于布兰德勒。
三驾马车不能放他走。他在德国对他们会更加危险。如果他去了，一旦成功并且胜利归来，那么他将作为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公认领袖睥睨他们。倘若他发生了不幸，比如落在阶级敌人手里或战死沙场，则全党必将猜疑他们是为了铲除他才派他去担负一项毫无希望的使命的；而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的同伙都不能冒这种猜疑的险。他们不能让托洛茨基去摘取新的革命胜利的桂冠，也不能让他去享受烈士的哀荣。为了摆脱困境，三驾马车把这痛苦的一幕变成了一出滑稽剧。季诺维也夫回答说，他本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主席，愿意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代替托洛茨基前往德国。这时斯大林插进来，做出一副和蔼可亲、通情达理的样子说，政治局不可能免掉这两位最杰出、最受爱戴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政治局也不可能让托洛茨基辞去军事人民委员和中央委员之职，因为这将给党带来莫大的耻辱。至于他，斯大林本人，只要革命军事委员会能平安无事，他宁愿呆在外面。政治局接受了斯大林的解决办法；而托洛茨基感到它十分荒唐，便在会议中途离开了会场，并“把门重重地关上”。①
在捷尔任斯基提出建议或托洛茨基写下10月8日信件之前，政治局的事态就是这样。托洛茨基在信中向三驾马车提出了明确的挑战。但三驾马车不大在乎，因为托洛茨基没有使争论公开化：他的信件只向有权了解政治局内部秘密的中央委员宣布。
①斯大林的前秘书这样强调这个插曲的荒唐：“这一幕发生在皇室会议厅。大厅的门很厚重。托洛茨基朝门跑过去，使尽全力去拉门，但门很慢很慢才打开。有些门是无法砰然作响的。但托洛茨基在盛怒之下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他又使尽全力去关门。遗憾的是，门仍然只能慢慢地关上，就像它开时那样。因此我们看到不是表明历史突变的戏剧性姿态，而是一位可悲的、无助的人物与大门的格斗……。”巴扎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一起》第76—77页。
然而，一星期之后，即在10月15日，46位资深党员联名发出庄严声明，矛头直指官方领导，批评它的政策，他们所使用的词语几乎与托洛茨基所使用过的词语完全一样。他们声明说，国家正处于经济崩溃的危险之中，因为“政治局里的多数派”拿不出政策，看不到对工业实行有目的的指导和计划性的必要。他们并没有要求对领导层作任何明确的人事变动；他们只是敦促政治局警醒起来认清自己的目标。他们也抗议书记集团的统治以及对言论的扼杀，声称正常的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由于安插私人亲信已经失去了代表性。46人甚至比托洛茨基走得更远，要求取消或放宽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因为该禁令只有利于一个小宗派，成为它对党实行独裁统治的掩护，驱使不满的党员结成秘密团体，并滥用他们对党的忠诚。“党内斗争进行得越野蛮残酷，这种斗争越会在暗中秘密地进行。”最后，声明签名者要求中央委员会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局势。①
46人如此忠实地反映了托洛茨基的批评，以至三驾马车不能不怀疑，他即使不是抗议声明的组织者，那么也是他们的直接鼓舞者。③三驾马车以为46人已经结成了一个牢固的派别。实际上，托洛茨基的态度比三驾马车所想象的有更多的保留。不错，在46人中有他亲密的政治盟友：尤里·皮达可夫，一位最能干、最开明的工业管理者；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经济学家，前中央委员会书记；列夫·索斯诺夫斯基，《真理报》的天才撰稿人；伊万·斯米尔诺夫，征服哥萨克的胜利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十月起义的英雄，现为红军第一政治委员；穆拉洛夫，莫斯科卫戍部队司令员，等等。托洛茨基曾把自己的思想和忧虑对这些人吐露过，甚至把他和列宁的私人谈话都告诉过他们。③他们组成了所谓1923年反对派的领导核心，代表着其中“托洛茨基主义”的成分。但46人并不是一个完全一致的派别。他们当中也有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拥护者，例如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萨普龙诺夫、柯秀尔、布勃诺夫和奥辛斯基等，他们的观点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一样。许多签名者在共同声明中对一些特定问题有明显的保留意见或坦述自己的异议。共同声明同等地强调了两个问题：经济计划性和党内民主。但有些签名者主要对前者感兴趣，而另一些则更关心后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等人要求批评自由和争论自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反对特定的经济政策，希望通过争论使别人转变到他们方面来；而萨普龙诺夫和索斯诺夫斯基等人加入反对派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党内自由而要求党内自由。前者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官僚层中先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的愿望，而后者则只是表达了对整个官僚层的反感。这46人远不是铁板一块，而只是不同群体和个人结成的一个松散联合体，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只是一种共同的、朦胧的不满和抗议。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托洛茨基应否对46人的行动负责，这是1924年1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所争论的中心议题。
③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15页。
很难说托洛茨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被视为这次联合的直接发起人。托洛茨基本人否认这种说法，而他的政敌则断言，他的否认只是一种花招，好使他逃避组织宗派的罪名。①但反对者并未提出具体证据；而46位签名者也不像是一个具有确定路线和纪律性的统一派别。甚至在托洛茨基死后许多年，那些紧紧追随他的人也声称，他严格遵守党纪，不可能充当这一次特定抗议示威的发起人。根据所有已知的有关托洛茨基在这些事态中的行为来看，这种说法是可靠的。然而值得怀疑的是他是否像他声明的那样事前对46人的行动一无所知或者他对这次事件是否感到意外。毫无疑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穆拉洛夫或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一直向他通报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且做这些事时也不会没有他的某种鼓励。因此可以说，即使托洛茨基对他们的行动并没有正式的责任，他也应被视为其实际鼓舞者。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46、92—102、104—113页；《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56页及以后各页
46人将其抗议提交给中央委员会时附带请求：中央委员会应按早已确立的惯例让全党知道此事。三驾马车拒绝了这个请求，并且威胁说，若是签名者自己在党员中散发该文件，就要对他们进行纪律制裁。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的代理人被派到各支部去谴责尚未公布的抗议书的作者们。尔后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别扩大会议来处理46人声明和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件。①三驾马车在答复托洛茨基时一再重复了斯大林1月和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对他的指责。他们断言，托洛茨基被权力欲所驱使，坚持“孤注一掷”的方针，不但拒不担任列宁的副手，甚至放弃了正常的职责。然后他们列举了近年来他与列宁有分歧的所有问题，但在一件事上他们却装聋作哑，即在几乎所有这些问题上列宁最终发现自己是与托洛茨基一致的。中央委员会肯定了这些指责，并批评了托洛茨基。中央委员会同时还申斥46人，把他们的联合抗议书称作是对1921年禁止派别活动禁令的破坏。至于对托洛茨基，中央委员会并没有明确指责他组织小宗派，但是认定他应对46人犯下的过错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①《苏共决议汇编》第10卷第766—768页。
这种谴责更加突出了一个怪圈，其中任何反对派刚一露头便被置于1921年禁令的纪律约束之下。46人是为了要求取消或者放宽这些条令挺身而出的，但是，他们仅仅要求修正这些条令就足以使他们遭到已经违反条令的指控。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是自我永恒的，不可磨灭的，任何修正的企图在其中都无立足之地。禁令在党内确立了军营纪律，这也许有利于军队，却是政治组织的祸害。这纪律无异于“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三驾马车很难把这次特殊的“造反”镇压下去，因为这些造反者不是普通的小兵，而是46位革命将军。他们每个人在政府和党内的地位都很重要。多数人都有一部内战英雄史。许多人是中央委员。有些人是在1917年与托洛茨基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还有一些人则早在1904年就已入党。他们的抗议是抹不掉的。三驾马车在各支部中声讨它，并号召各支部参与声讨，但又不肯公开抗议声明，于是引起了强烈的猜疑。全党因危言耸听的谣传而哄动起来。三驾马车不得不稍稍打开安全阀门。在11月7日，十月革命6周年纪念日，季诺维也夫发表庄严声明，答应恢复党内民主。以此为信号，《真理报》以及其他报纸开辟争论版面，并邀请党员坦率写出他们感到困惑的所有问题。
“沉默三年”之后重新发动争论是一桩冒险的事。①三驾马车对这一点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他们允许在莫斯科公开争论，而在其他省份则按兵不动。但是，他们刚一打开安全阀，就立刻遭受到意想不到的压力的攻击。莫斯科的党支部造了反。他们对官方领导人报以敌意，而向反对派发言人报以欢呼。在大工厂的某些会议上，三驾马车遭到嘲笑，票数明显下降。②讨论的焦点马上集中到46人声明上，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向基层群众阐释他们的观点了。皮达可夫是他们当中最激进、最能打动听众的发言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轻易赢得极大多数群众支持他们的直言不讳的决议。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党的各卫戍部队组织里发表演说；在争论开始后不久，至少有1/3这样的组织已经站在反对派一边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以及莫斯科多数共青团支部也都站在反对派一边。大学里则是群情激奋；绝大多数学生支部都宣布热烈支持46人。反对派领袖们踌躇满志。有这样一种说法，他们如此得意，居然私下讨论在分享三驾马车对党的机关的控制时什么样的比例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①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拉狄克谈到了争论之前的“三年沉默”。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35—137页。
②这是拉狄克所述。同上，第83—91页。另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关党内危机的描述。同上，第104—113页
三驾马车大为震惊。当他们发现各卫戍部队支部将以何种方式投票时，便决定不让这些支部进行投票，立即解除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借口是：他威胁中央委员会说，武装部队将“像一个人一样地”支持“革命胜利的领袖、组织者和鼓舞者”托洛茨基。①实际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并没有用任何军事造反之词相威胁。他所指的和说的只是军队各支部“像一个人一样地”做托洛茨基的后盾。这无疑是一种过火的说法，但距真相并不很远。何况，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也并非违法地要把争论带到军队支部中去。这些支部同地方支部一样，同样有权参加任何争论，投票表决政策。而他们的这种权利以前也从没有被否认过。但是，不管安东诺夫的行动是否无可非议——托洛茨基认为，他处在这种微妙的局面下还应当更慎重些——三驾马车还是决定不能再让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留在红军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紧接着是对其他批评者的处分。书记处违反党章，解散了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任命新人来取代它。②纪律处分也同时落在反对派的其他支持者身上，一切可以想得出来的手段都被用来阻挠争论的深入。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未能缓和紧张局面。三驾马车决定用摹仿反对派的办法来挫败反对派。他们拟定了一份专门的决议，直截了当谴责“党内官僚集团”，其用词听起来就像是从托洛茨基和46人那里剽窃来的；他们宣称要公布一项新方针以保证党员享有充分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批评自由。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24页。
②同上，第459页。
11月里，整个莫斯科群情激动，但托洛茨基却未能参加公开争论。一次偶然的害病迫使他沉默。10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在一次去莫斯科郊外沼泽地狩猎的途中，他患了流感，继而发起了高烧；就在这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个月中，他因发烧而卧床不起。如稍为留心一下，那些由更为固定的形势因素所决定的事态的发展趋势是怎样受到这种意外生病——先是列宁，后来是托洛茨基——的影响，那是十分奇妙的。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评论道：“我能够预见革命和战争，却不能预见秋季猎鸭之行的后果。”①毫无疑问，这对托洛茨基极为不利，因为值此关键时刻，他不能运用他那强有力的呼声去直接打动听众了。
（他妻子写道）这是非常沉重的日子，这是列·达·在政治局与它的成员作紧张斗争的日子。他单枪匹马抱病与所有其他人作斗争。因为列·达·有病，会议就在我们家开。我坐在隔壁外室里听他的发言。他在用他全部身心说话，我感到这样的话他每讲一次都会失去一部分力量。他对他们肝胆相照，推心置腹。但我听到的却是对此报以冷漠的回答。……在每一次这样的会议之后，列·达·的体温总要急剧上升。他从书房出来时浑身湿透。脱衣服睡进被子，内衣和外衣都像淋透雨一样，必须烤干。②
①《我的生平》第2卷第234页及以后各页。
②同上，第240页
当三驾马车决定通过新方针声明的传播来挫败反对派时，他们一心想让托洛茨基在声明上签字。他们要求托洛茨基在这份从他那里剽窃来的文本上、在三驾马车的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不能拒绝，否则就会给全党造成一个印象，即正是他本人阻挠了自由之路；何况他也希望在公开争论正式开始后至少能把他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与三驾马车较量过的那些问题公开出去。然而他又充满了这样的疑虑：要求他签署的会不会是一个空洞的诺言。仅在几个星期之后，反对派的一位领袖就将此声明比做1905年的十月宣言，当时末代沙皇在其衰弱时做出了立宪自由的许诺，但是一旦重新强大时便将它收回。①1905年10月，年轻的托洛茨基在第一次出现在彼得堡革命群众面前时曾亲手把沙皇的宣言撕得粉碎，并且警告群众说：“今天，他把这纸上的自由给了我们，而明天他就会收回去，撕得粉碎，如同我现在当着你们的面将它撕得粉碎一样。”②现在已是1923年了，他再也不可能走到群众中间并当着群众的面把“新十月宣言”撕得粉碎。因为这宣言是以他作为其中一员的政治局的名义发布的；而且他力求的是改组而非推翻现行政府。因此，当政治局把新方针动议带到他床头时，他只能设法提出修正意见，旨在使党内自由的诺言尽可能明确有力，以此来约束三驾马车。政治局接受了他提出的所有修正意见，并于12月5日一致投票通过了动议。③然而，尽管托洛茨基投了赞成票，却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他在1905年的姿态。
为此，他给《真理报》写了若干短文，这些短文后来都收进他的小册子《新方针》中。④这些短文扼要概括了他的主要思想，这些思想立刻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标志。政治局投票决定新方针的前一天，即12月4日，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自己的部门、军队以及“所有别的地方”的“官僚作风”所进行的潜在的抨击。
①参见萨普龙诺夫的讲话，载《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31—133页。
②《武装的先知》第五章。
③正文刊于1923年12月7日的《真理报》上。
④以下各页中的引文均引自这本小册子的美国版，但个别地方译文与原文有出入。
他写道，“如果人们习惯于一种形式而不考虑其内容，洋洋得意地使用现成的词语而不考虑其含义，习以为常地下达命令而不问其是否适当，或更有甚者，害怕每一个新鲜词语，害怕批评，害怕主动精神，害怕独立自主精神，那么这就是说，最危险的因循守旧顽症已侵蚀到各个方面了。”①那种“胜利之雷震天响”的谎言是因循守旧习气的每日口粮。这种情况能在红军史和内战史中找到，在那里，真实情况已成了因循守旧的神话的牺牲品。“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英勇的传奇故事。你看：在我们的队伍里，人人都是英雄，个个勇往直前，敌人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我们所有的命令都是高明的，执行得都很圆满，如此等等。”这种神话的教育效果本身也是一种神话。红军战士聆听这种神话正如“他父辈听圣徒传一样，听起来很有教益、很壮丽，但对实际生活却不适用。”
在军事上如同在革命事业上一样，最伟大的英勇精神是老实和负责的英勇精神。在这里，我们谈论老实并不是从某种抽象的道德观点出发的：什么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谎和欺骗自己亲近的人。在存在着利害冲突、斗争和战争的阶级社会里，这种理想主义的原则纯粹是伪善。尤其在军事上，如果不用诡计、伪装和出其不意这些手段，即不进行欺骗，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为了人们为之献身的事业而有意识地、预谋地欺骗敌人是一回事，而由于虚伪的自尊心或者为了讨好和献媚……而散布有害的“一切顺利”的谎报则是另一回事。
①托洛茨基：《新方针》第99—105页。
然后，他将军队与党作了比较，特别是将他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作了比较。年轻的共产党员与老近卫军的关系正如军队中的下属与他们上级的关系一样。不论在党或军队里，年轻人跨进的现成组织是他们的长者不得不从零开始创建起来的。因此，传统关系到处成了“绝顶重要”的东西——没有它，就休想稳步前进。
但是，传统不是死的教条或因循守旧的浪漫精神。把传统背得烂熟是不行的，像领悟福音书那样去领会它也不行，单纯相信老一辈的“真话”也是不行的，传统需要通过深刻的内心修养来获得，需要独立地、批判地去研究，需要积极地去掌握。否则，整个房子就等于建立在沙滩上。我曾经描绘过那些“老近卫军战士”……他们仿照法穆索夫①的榜样给青年人灌输传统，说什么“你们最好跟老年人学习，比如我，或已故的大叔”。而无论是向这位大叔或者是向他的侄子学，都是什么好东西也学不到的。
毫无疑问，我们老一代指挥人员为革命事业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部队青年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很好，因为这保证了高级与低级指挥员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既保证了指挥员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指挥员与红军士兵群众之间的联系。但这里有一个不可缺少和极端重要的条件：老一代的威望无论如何也不应使年轻一代失去个性，更不应使他们感到恐惧。……只知道说“是”的那种指挥员以及一般的人，是毫无用处的。老讽刺作家萨尔蒂柯夫形容这种人说，他们“说来说去只会说是、是、是，搞得你一筹莫展”。②
①法穆索夫是俄国古典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一个人物。——译注
②托洛茨基：《新方针》第104页。
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抨击老近卫军。但是他的措词如此笼统隐晦，以至极少有人懂得它的意思。全党和全国对他与政治局的分歧仍然一无所知，还以为他对官方政策负有责任。情况正是如此，当46人向各支部发表演说，声称他们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时，斯大林回答说，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因为托洛茨基跟反对派远非一致，他是所有领袖中最坚定的纪律维护者。①这最后的一击使托洛茨基忍无可忍。12月8日，他写了一封致全党的公开信，明确阐明他的立场。②他把新方针称为历史的转折点；但是他警告全党基层群众：党内某些领导人口是心非，试图在实际上废除新方针。他说，党的任务和职责就在于把党自身从其领导机关的暴虐中摆脱出来。党员群众必须并且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自己的理解力、自身的主动性和勇气。诚然，党不能没有它的机关，机关也不能不以集中方式工作。但它必须是党的工具，而不是党的主人；对集中的需要必须同民主的要求相协调和平衡。“在最近一段时期，党内却没有这样的平衡。”
“大家都了解或至少感觉到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警告的呼声高涨起来了。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就是党内发生转变的第一个正式的十分重要的表现。这个决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就要看全党40万党员愿意和能够实现的程度。”有些领导人害怕这一点，就诡称党员群众还没有充分成熟到使党采用民主方式管理自己的程度。但恰恰是官僚式的包办阻碍了群众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对于要求入党并愿意留在党内的人们提出严格要求”是对的；但是一经接纳了他们，他们就可以自由地运用为党员保留的一切权利。他又明确呼吁，年轻人应维护自身权利，切不可把老近卫军的权威绝对化。“只有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在党内民主的范围内经常相互影响才能保持老近卫军这一革命因素”。否则，它就会僵化并堕落为官僚主义。
①《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69—370页
②托洛茨基：《新方针》第89—98页。
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但十分有力地向老近卫军提出“官僚主义的堕落”的谴责。他运用历史类比法支持这种谴责；他回顾了那个历史过程，即第二国际的老近卫军从一支革命力量蜕变为改良主义势力并把它的伟大和历史使命拱手交给它的党的机关。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受到两代人疏远的威胁。更大的威胁是党脱离工人阶级。产业工人仅占全体党员的13％或16％。他要求“应有大量的不断增加的工人阶级成分涌入党内”。他以热烈的战斗呼号结束了公开信：
消极而机械地服从首长、毫无个性、阿谀逢迎、升官发财——所有这些现象都应当被清除！布尔什维克并不只是守纪律的人，不，他是这样一种人，他埋头钻研，在任何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坚定不移的见解，勇敢地、独立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不但在对敌作战时如此，而且在自己的党内也是如此。今天他也许处于少数地位，……他就服从……但这并非意味着他总是错的。他可能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并理解新的任务或者转变的必要性。他将坚持不懈地再次、三次乃至十次地提出问题。他以此对党做出贡献，帮助党在迎接新的任务或实现必要的转变的时候能够充分武装起来，避免组织上的震动和派别痉挛。①
①托洛茨基：《新方针》第94页。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他提出一种观点，即党应允许党内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自由存在，只要这些思想倾向与党的纲领相容。他用这个概念来对抗铁板一块的党的概念，后者是三驾马车视做布尔什维主义的精髓而提出来的。当然，党不应该被“切割成为小宗派”，但“宗派主义”不过是对过分的集中主义和官僚集团的专横态度的一种极端的、病态的反应。只要这个根源继续存在，宗派就无法根除。因此，必须“更新党的机关”,“要用与党的整体生活紧密相关的生力军去取代僵化的官僚主义者”，而最重要的是，要把“那些一听到批评、反对或者抗议就挥舞起惩罚雷电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新方针必须一开始就使每个人感觉到，从今以后再没有人敢威吓党了”。
延迟了将近9个月之后，他终于单枪匹马地扔出了这颗本想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与列宁一道投出的炸弹。但这一延迟是致命的。斯大林早已完成了党的机关的大换班，把他自己的亲信和季诺维也夫的少数下属提拔到最敏感、最机密的岗位上，安插到所有组织部门中去。他已通过暗示、呵斥或大声私语等手段使他们作好将与托洛茨基发生冲突的充分准备。现在，他要调动他的书记方阵投入行动了。
当托洛茨基的公开信在党的会议上宣读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把公开信看作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信息，是伟大的革命家发出的鼓舞人心的号召；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终于横眉冷对法利赛人，①重又站到卑贱者和被侮辱者的前头来领导他们了。甚至不久前托洛茨基曾以原告辩护人的身份反对过的反对派成员们也热烈响应他，他们意识到，尽管他曾以严厉的态度对待他们，
①法利赛人系古代犹太教的上层祭司，耶稣基督的迫害者，后被基督徒当作伪善者的代称。参见《新约·福音书》。——译注
但他是出于纯洁的、崇高的动机。一位反对派成员写道：“托洛茨基同志，我们向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袖致敬，您的革命思想始终是与那种等级特权和心胸狭窄的思想格格不人的。”另一位反对派成员写道：“托洛茨基同志，我将您看作是苏维埃俄国的领袖之一，像您这样的领袖绝不会有政治报复的想法的。”①但是许多布尔什维克也因为他把党描绘得那样阴暗并使用那样生硬的词语而震惊；而有些布尔什维克则被激怒，认为这是对党的无端攻击——如果不说是在背后捅了一刀的话。各级书记到处引导和组织这后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添油加醋，将其推至极端，并赋予了不符合其实际程度的重要性，把所有可供发表的手段，把预定用于会议争论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把在各州形成意见中起巨大作用的主要报纸、地方简报和书刊都交给这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去自由支配。
在党支部会议上，不论在数量方面还是思想表达方面，反对派的支持者对党的机关往往都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是充满了他们的声音和愤怒的支部会议一旦开过，毕竟是书记们代表支部说话，他们玩弄通过的决议，决定是否要把决议压制下去，若压制不了，那么就限制其传播范围。如果这次会议让一个书记感到十分棘手，他便精心策划下一次会议，把自己的心腹塞进去，把反对派排除出去，再不然就迫使他们默不做声。
①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引用了这批信件，其用意是要败坏托洛茨基的声誉。《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25页。
争论预定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开幕前结束。会议的筹备工作同样操纵在书记们的手里。代表的选举是间接的，需要通过好几级选举才能产生。而在每一级，书记们都盯着有多少反对派的同情者当选；然后他们想方设法在高一级选举中使其落选。莫斯科基层支部选举中投票赞同反对派的选票究竟有多少，从来没有公布过。46人声称：在比基层支部高一级的地区会议上，他们获得的选票不少于36%；而在更高一级的州会议上的获选比例减为18％。这个说法没有被否认。反对派的结论是：如果它的代表人数从基层支部到最后选举一直按照相同比例减少，反对派仍将成为莫斯科组织的最大多数。①差不多可以肯定这是真实的，不过，高踞于这最大多数之上的却是书记们。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31—133页
三驾马车急于给这次争论做出结论。他们以震耳欲聋的反控告炮火回答托洛茨基的公开信。他们说：托洛茨基与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投票赞成新方针，然后又对政治局的意图进行诬蔑，这是他的不忠诚；煽动年轻人反对革命美德与革命传统的体现者——老近卫军，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力图发动全党广大群众反对党的领导机关，这是他的邪恶伎俩，因为每一个优秀的老布尔什维克深知，党一贯多么重视其机关，党对其机关又是何等关怀和爱护；他对禁止派别活动的禁令态度暧昧，明知禁令对于党的团结至关重要，因而不敢明目张胆地主张取消它，但是他力图在暗中破坏它；当他把党的政权描绘为官僚主义时，他在制造谎言；当他在群众中激起过分的、危险的民主欲望时，他在玩火；他假装代表工人阶级说话，实际上却是在讨好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就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他谈到党员群众的权利和责任，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负责任、权力欲和被挫败的独裁的野心；他对党领导机关的仇视，他对老近卫军的轻蔑，他那狂妄的个人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冒渎不敬，是的，还有他那臭名昭著的对农民的“轻视”——这一切都清楚表明，他在内心深处始终是党的陌路人，与列宁主义格格不入，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半孟什维克；他同意充当形形色色反对派集团的喉舌，把自己树为所有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代表，哪怕这是不自觉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从四面八方向党进攻，力图破坏它的团结，把他们自己的情绪、偏见和倾向注入党内。①
①参见斯大林的答复，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13—316页和第6卷第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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