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政府认为，各富强民族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对所有民族都无一例外是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①10月26日，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列宁的和平法令，列宁的话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外政策的实质：只有这样的和约才是公正的，因为它能让在欧洲或其他大陆所有被占领受支配的民族在占领军全部撤退以后进行自由投票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列宁提出这一富有胆识的和平目标只有推翻所有的殖民帝国才能实现。他又谨慎地补充说，即使他们的和平纲领不被接受，苏维埃也准备参加和平谈判，他们愿意考虑任何可供选择的条件。至于布尔什维克政府本身则赞成通过公开的谈判签订公开的和约；因此它将公布俄国以前历届政府签订的帝国主义秘密条约，并宣布它们无效。正如列宁向大会解释的，这一电文既向各国政府呼吁，也向各交战国人民呼吁。无疑，这是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交战国的现政府，这是明确要求各国人民迫使他们的政府准备立即停战。布尔什维克对外政策的主要的两难境地及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悲剧的起源就在于这种双重性的要求。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9一10页。
厌战的俄国松了口气，接受了和平法令，英法两国政府和护国派舆论则以愤怒的吼叫回答。协约国大使及驻俄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或多或少了解到俄国没有能力进行战争。①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家说的，布尔什维克的和平宣传“确实是迫切而积极的，但是情况却很像一个人朝着势不可挡的龙卷风的同一方向吹一口气而已”。②然而，想防止俄国“不履行义务”的协约国外交使节们却要迫使自己相信：只要布尔什维克停止吹气，龙卷风就会平息。英法两国大使差不多从二月革命开始就力促李沃夫亲王、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镇压列宁的党。③两国军事代表团的头头满怀希望怂恿科尔尼洛夫发动政变以反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④十月起义前两天，英国大使用全无外交礼节的语言强迫俄国的部长们立即逮捕托洛茨基。⑤现在布尔什维克既已当权，他们的革命呼吁无视外交礼节，威胁要公布并废除秘密条约，使俄国退出战争，这一切使协约国恨得咬牙切齿。协约国的使节们因目睹这一剧变一下子不知所措，无法说明剧变的原因，他们因而易于接受任何旨在提供解释的罪恶谎言。他们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否真的是德国收买的奸细以及对有效而成功地指挥十月起义的人竟是德国军官的说法都将信将疑。⑥他们还有一个安慰，即布尔什维克不久会被推翻；而加速这一时刻的到来则是协约国的职责。⑦
① M．帕列奥洛格：《沙皇俄国》第3卷第265、280页及同书各处。乔治·布坎南：《我的驻俄使命》第2卷第228页及同书各处。早在1917年4月1日，即列宁抵达俄国前，帕列奥洛格看到一场只有革命化程度最小的军队参加的游行，他在日记中写道：即令是这些最忠诚的部队也都不愿打仗，甚至更早些时候，即1917年3月间，帕列奥洛格曾致法国外长里博一份报告，他用以下意味深长的话结束报告：“在俄国革命的现阶段，既不能战也不能和。”法国大使用这一公式比托洛茨基早了将近1年。
② W．哈德：《雷蒙·罗宾自传》第29页。后来，大多数反布尔什维克党派的头头们在流亡中都同意这一看法。
③ 帕列奥洛格：《沙皇俄国》第3卷第245一247页及同书各处。布坎南：《我的驻俄使命》第2卷第11、119页及同书各处。
④ 陆军少将阿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与俄军在一起——1914一1917》第2卷第692页；A．克伦斯基：《自由的苦难》第295一319页。
⑤ 布坎南：《我的驻俄使命》第2卷第203页。
⑥ 乔治·布坎南爵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刚刚得到一个情报，不过我不能保证其准确性，大意是在斯莫尔尼宫的列宁参谋人员中有他们的6个军官（即德国军官）。”同上，第232页；诺克斯：《与俄军在一起——1914一1917》第2卷第718页。
⑦ 萨多尔说，孟什维克是在协约国外交界的授意下以排斥列宁和托洛茨基作为成立临时政府的条件。萨多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札记》第74页。
布尔什维克尽管已发出革命呼吁，但也急欲同协约国进行外交接触。托洛茨基一打败克伦斯基的军队就提出同英法两国恢复正常关系。①布尔什维克，特别是托洛茨基估计到德国人可能提出难以接受的和平条件而以此迫使俄国重新开战并回到协约国中。人们对托洛茨基的建议充耳不闻。协约国的大使们不理睬他。只有比利时的大臣到斯莫尔尼宫他那个用隔板隔开的小房间进行过一次试探性的拜访。托洛茨基向这位并不轻信的使节说明政府的和平目的时，方式“稍稍有点儿生硬，有些傲慢”，但彬彬有礼。比利时大臣在离开时被托洛茨基的人格与真诚深深打动，而且相信，这位革命的外交部长是理论家也是空想家，用不着认真对付；他对他的同行就是这样描绘托洛茨基的。②
① 同上，第77页。
② 萨多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札记》第77一80页。
不仅外国大使，而且连俄国外交部的人员都抵制托洛茨基。他被任命一个星期后才在喀琅施塔得水兵马尔金（Маркин）的陪同下第一次到外交部，因为那个星期他正跟克伦斯基的军队打仗。首先他急于掌握前任留下的秘密条约和外交信函。但外交部的办公室及走廊里却空无一人——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问题。最后，他的水兵朋友找到外交部的常务首脑，外交世家的后代塔季谢夫（Татищив）伯爵。伯爵声称外交部的雇用人员不再来部里办公了。托洛茨基用威胁的口吻命令伯爵立即召集全体人员，一群外交部官员马上前来报到。托洛茨基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说自己就是新任领导，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破坏革命，并说那些真正想要为新政府服务的人都应该为新政府工作。但是那些官员拒不移交秘密文件和存放秘密文件的保险箱钥匙。托洛茨基离开了外交部办公楼。过了一会儿，他的水兵朋友回来，命令塔季谢夫及司长们跟他到斯莫尔尼宫去——在那里将他们逮捕。两天后，伯爵引导托洛茨基视察了外交部，打开所有的保险箱，分类移交秘密条约和外交信函。不久，秘密条约就开始印刷发表，这使外交使臣们惊慌失措，这些秘密条约非常清楚地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指控：俄国一直是为征服加里西亚及君士坦丁堡和统治巴尔干半岛而进行战争的。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97一99页。
11月7日，列宁、斯大林和克雷连柯命令克伦斯基的最后一任总参谋长杜鹤宁（Духонин）将军向德军司令部提议立即停火。托洛茨基向协约国大使发出第一封正式公函，要求他们考虑随函附送的和平法令，该法令作为立即召开和平谈判的正式建议。他在该函结尾处说：“大使先生，请接受苏维埃政府对贵国人民真挚的深深敬意，贵国人民同所有其他各国人民一样，都由于空前的屠杀而流尽鲜血、精疲力竭，因而也力求和平。”①同一天，他第一次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上评论外交形势。“受陈腐思想支配的资产阶级欧洲因和平法令而惊慌，把和平法令看做是党的政策声明，而不是国务活动家的行动。对此德国人的最初反应是矛盾的：作为德国人他们对和平建议感到高兴；作为保守派他们害怕革命，而提出和平建议的正是革命。英国官方的敌意是明确无疑的；法国人厌战，但“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则认为我们是跟德国皇帝结盟的政府”；意大利热情地响应；美国则容忍。托洛茨基远不是把外国所有形形色色的意见都混为一谈，而是细心准确地将它们分开。然后他宣布将秘密条约公开发表。他承认同盟国将试图从揭发出来的事实得到好处，而苏维埃国家必须给别的国家，特别要给德国工人阶级做榜样，在如何对待他们的统治阶级的秘密交易和协定方面作出示范。他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机会得到他们政府的外交保险箱，在公布他们的秘密条约时，全世界就会明白“德帝国主义在其犬儒哲学与强盗行径方面绝不亚于协约国”。②第二天，他在公布秘密条约的仪式上这样说：“欧洲各国人民为了取得知道这个真相的权利，付出了无数牺牲、普遍贫困的代价。消除秘密外交是真正民主的、大众的、可靠的对外政策的首要条件。”③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57页。
② 同上，第161页。
③ 同上，第164一165页。
协约国大使们举行会议，会上他们决定不理睬托洛茨基的信函，并向他们各自的政府建议，以苏维埃政权非法为借口而不予答复。协约国政府同意这一建议，而且决定只同俄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建立正式关系，也就是同司令部设在莫吉廖夫的杜鹤宁将军建立正式关系。他们这样做可以说就是把军队的最高司令部提高到政府的地位。他们还警告杜鹤宁，让他反对任何停火谈判；而且他们明确地暗示说：如果俄国退出战争，他们会利用日本进攻西伯利亚进行报复。①托洛茨基对这些行动马上提出抗议并威胁要逮捕任何试图离开彼得格勒去依附外省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协约国外交人员；他呼吁中立国外交家运用他们的影响争取和平。同一天，杜鹤宁将军被免去职务，因为他无论如何不肯执行停火的命令。后来，他的士兵得知他决心要继续战争时，残暴地把他杀害了。布尔什维克党员克雷连科被任命为总司令，他曾是沙皇军队的少尉，是党的军事部的领导人之一。
① J．努兰斯：《我任驻苏俄大使》第1卷第145页；约翰·W．韦勒-本奈特：《被遗忘了的和平》第71页。
俄国与协约国的关系立即恶化，这是干涉战争的前兆。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协约国决定继续战争，协约国大使们只能运用他们的影响反对这个威胁要让俄国退出战争的政府。单单这一点，不可避免要导致对俄国内政的干涉。老派外交家和军人对革命的无法调和的仇恨使这场干涉显得穷凶极恶、肆无忌惮。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大使和军事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成为俄国内战的参与者。①托洛茨基竭力对这一趋势进行反击，并防止英、法和美国完全投入战斗。他得到列宁的同意后，竭其所能地提醒他们：不使俄国觉得自己被完全抛弃而被迫与德国签订不管条件如何的和约，对协约国是有利的。但协约国对这一考虑很少或根本不予理睬。协约国大使通过其低级工作人员——法国军事代表团萨多尔上尉和英国大使馆的布鲁斯·洛克哈特与托洛茨基保持非正式的接触。托洛茨基的建议和抗议都是向这些官员以及美国红十字协会的罗宾上校提出的；通过他们使协约国随时了解停战预备谈判的情况。同托洛茨基接触的协约国的每一位官员都转而相信他的观点，满怀希望地要去改变他们上司的观点，但是一无所获。所以，当时还是一个并未悔悟的“社会护国主义者”的萨多尔写信给法国“社会护国主义”的主要代表阿尔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说：“我们坚持否认大地会翻转，我们继续断言布尔什维克政府并不存在。”伦敦申斥布鲁斯·洛克哈特，因为他这样认真对待托洛茨基，好像后者是“又一个塔列朗（拿破仑的外交大臣）一样”。②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大国因法国不履行义务也曾干涉过法国内政。而俄国在1917一1918年退出战争是由于革命因素导致的，1940年法国则是在保守的右翼领导下退出的。对这两件事中协约国（同盟国）的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出令人触目的类似与区别，还会清楚地表明，协约国的反布尔什维克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盟国不履行义务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是阶级对抗所致，而阶级对抗又促使它反动到什么程度。
② 萨多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札记》第127页；洛克哈特：《一个英国代表的回忆》第197、226一231页。
11月14日，德国统帅部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克雷连科命令停火和“前线双方士兵联欢”，希望德军通过同俄国军队的接触会受到革命影响。同一天，托洛茨基通知西方国家：
共和国军队最高司令克雷连科少尉已建议将停战谈判推迟5天，到11月18日即公历12月1日开始举行，以便再一次提请协约国政府明确表态。……我们人民委员会将这一问题提交给我们的盟国政府……我们现在当着协约国各国人民的面，当着全世界的面问他们：是否同意在12月1日和我们一起参加和平谈判？我们……向协约国人民，首先向它们的劳工大众呼吁：他们同意使这场无意义、无目的的屠杀拖延下去吗？能让它盲目地冲向欧洲文明的毁灭吗？……现在应该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作出回答。俄国军队及俄国人民既不能也决不愿再等待下去。……如果协约国各国人民不派出代表，我们就单独跟德国人谈判。我们希望全面和平，但如果协约国各国的资产阶级迫使我们同德国单独媾和，这一责任完全由它们（资产阶级）承担。最后，我们向协约国各国的士兵呼吁，要不失时机地立刻行动起来：打倒冬季战役！打倒战争！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73一175页。
托洛茨基在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汇报时补充说：“我们决不允许俄国革命宣布的全面和平的原则遭到歪曲。……德、奥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下已经同意置身于被告席。你们尽可放心，以俄国革命谈判代表团为代表的原告一定能胜任这一职责，它会在适当时候宣布所有帝国主义外交的滔天罪行。”①
① 同上，第179页。
他把这种崭新的风格引人外交之中。即令是作为一位外交人民委员，他仍然是革命的头号鼓动家。他几乎使一切都取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潜在的或现实的对抗；他对统治者讲话，为的是使被统治者可以听到他声音。但是，因为他并没有排除同各国现政府达成谅解的可能性，所以他把革命的呼吁同极度灵活巧妙的外交手段结合起来。他在面临敌对势力时毫不妥协，辛辣尖刻，咄咄逼人，而面对任何和解的姿态时他则机智和彬彬有礼地予以对待。当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贾德森（Judson）将军冲破协约国的抵制来拜访他并表示希望协约国对苏维埃国家不至再使用威胁手段时，托洛茨基答复说，他并不想为过去的事争吵，他对将军的这一声明感到满意；他重申他的保证，即公开地进行和平谈判，使协约国能够密切注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以后还可参加谈判。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尼塞尔（Niessel）将军惯于在宫殿般的办公室里居高临下地对俄国部长和将军们讲话——法国一直是俄国的头号债权人和政治操纵者。①当他来到斯莫尔尼宫的那间“穷画家的顶楼”，自以为他在这里可以更加目中无人地讲话时，托洛茨基毫不客气地把他赶了出去。他命令法国大使馆关闭军事使团的情报处，因为它发表公报攻击苏维埃政府。②当法国大使努兰斯到斯莫尔尼宫来缓和冲突时，托洛茨基则彬彬有礼，而且愿意协作。他跟英国交涉的第一件事是：要求立即释放因反战宣传而被囚禁在英国的《我们的言论报》前记者契切林及其他俄国革命者。然而英国继续囚禁契切林，他就通知英国大使说，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将不允许英国公民离开俄国。③托洛茨基以近几届俄国政府从未有过的坚决和庄重坚持俄国同其他列强之间的平等地位，而且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虽然他采取的反击方式本来就是合理而且有说服力的。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85页。
② 努兰斯：《我任驻苏俄大使》第2卷第27页。
③ 英国大使在日记中写道：“托洛茨基的论据中毕竟有些道理，如果我们认为有权逮捕在一个要求继续战争的国家里进行和平宣传的俄国人，他也同样有权逮捕在一个要求和平的国家里进行战争宣传的英国臣民。”布坎南：《我的驻俄使命》第2卷第228页。
11月19日，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团开会，而德国人马上建议初步休战一个月。苏维埃政府代表团拒绝这一建议，只要求延长停火一个星期，以便使西方国家有时间考虑这一局面。托洛茨基再一次转向协约国大使，却再一次遇到冷冰冰的沉默。但他仍指令苏维埃政府的谈判代表：如果同盟国国家同意不把军队从俄国调往西线，而且如果他们不明确地表示允许苏维埃政府在德、奥军人中进行革命鼓励——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条件——就不要签署休战协定。俄国前线的德国最高司令霍夫曼（Hoffmann）将军拒绝这两点要求，一时看来，谈判要中断，俄国将重返战场。托洛茨基再一次面对摩登马戏场的老听众时宣称苏维埃要继续要求全线停战。“但如果我们不得已单独签字停战，那么我们要对德国说，不许把军队从俄国战线调往其他战线。因为我们提议的是真诚的停战，因为英、法不应被压倒。……如果德国皇帝面对这些公开、直接而真诚的声明而拒不签订和约……各国人民就会明白谁是对的，而且……我们一定会感到我们是胜利者而不是被征服者，因为除了军事胜利之外，还有其他胜利。……如果法国和德国不和我们一道参加和平谈判，两国人民一定会驱使他们的政府同我们一起参加谈判，他们一定会用棍棒驱使他们的政府参加谈判。”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85一189页。
同一天，12月3日，他向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说：“引起严重冲突的还有一点：即军队不应调往西线这个条件。霍夫曼将军宣称这个条件不能接受。和平问题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我们连夜指示我们的代表：不作让步。啊，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夜！尔后德国作了让步，并保证除已经在途中的部队以外，不再调动军队。……我们有自己的代表跟德军人员一起，监视这些条件是否得到遵守。”他展开标明革命前两个月里德军运动情况的地图，接着说：“假若克伦斯基还在当权并把战争拖延下去，德国总参谋部就有调换部队的充分能力……现在，多亏我们，协约国已处于更有利的地位。”①德军司令无疑是把这一条当做虚设，无意遵守；但事变表明托洛茨基的话并非放空炮。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99页。
② 韦勒-本涅特先生在从协约国观点写的关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谈历史事件的优秀著作中这样总结其结果：“但胜利者的和约必须强制服从，100万人的军队滞留在东线不能调动是德国扩张的代价，而在西线激烈进行的列强之战，用50万人的军队可能就足以在它的前几个阶段扭转局面。”《被遗忘了的和平》第327页。
到目前为止由停战引起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还悬而未决。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决心支持单独进行和平谈判，而非单独媾和。像列宁那样早已倾向于单独媾和的人也还没有准备为此不惜任何代价。苏维埃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时间，在前线突然出现的平静中大声宣告它的和平目的；测定欧洲革命风潮的强度；并且试探协约国及敌国政府的态度。
布尔什维克对于欧洲社会剧变即将到来是毫不怀疑的。但他们首先要知道，通向和平的道路是否要经过革命，或者相反，通向革命的道路是否不经过和平。在第一种情况下，战争将由各革命政府结束。在第二种情况下，俄国政府眼下不得不跟资产阶级统治者达成协议。只有时间才能表明事件如何发展以及俄国革命的冲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或不能决定它们的方向。到目前为止，试探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德、奥工人阶级无疑是不安定的；但不能说这是预示敌人将立即崩溃还是预示更遥远的将来的危机。同盟国各国的和平谈判代表已出人意外地表示准备让步。他们的态度可能反映出同盟国各国的绝望形势；但也可能隐藏着圈套。另一方面，协约国的敌意似乎暂时缓和。尽管协约国仍然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但在12月初答应交换某些外交特权，这些特权通常都是给予已被它们承认的政府的。它们准许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信使在俄国与西欧之间来往；彼此承认外交护照；契切林终于获释，回到俄国；而且托洛茨基已与某些西方使节进行了外交互访。难道协约国也正在对和平改变主意吗？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满怀希望地评论这些事件，认为这是“表示全面停战与全面和平可能性的征兆”。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210一112页。
他竟然从外交把戏的细节中得出如此牵强附会的最后结论。这个事实应该用他对战略前景预测中的一个基本错误来解释。在战争初期，当时各国政府及其总参谋部认为战争及早结束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托洛茨基已正确地预测到壕堑战将长时间对峙。①他总是相信双方阵营由于势均力敌都不能打破对峙的局面。三年多的事变惊人地证实了这一预测，因此甚至在前提条件正要消失的现在，他对这个预测仍然坚持不放。美国参战了。但这并没有使托洛茨基改变看法；革命后，他如同以前一样重申敌对双方都不可能有取胜的希望，从这个僵化不变的假设中得出结论说，交战国双方最终会认识到继续打下去是无益的，他们会承认僵局而同意开始和平谈判。这种断定在表面上看来是合逻辑的，正是这一推理使他匆匆作出关于“全面停战和全面和平”可能即将到来的结论。
① 参见本书第八章。
但同时布尔什维克担心，协约国可能与德、奥单独媾和，联合打击俄国革命。列宁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在公开的和私下的场合流露出这种担心。已被揭露出来的战争内情表明，这种担心并非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德、奥已经多次或联合或单独地向西方敌国进行秘密的和平试探。①英、法统治阶级日益害怕革命，因而不可能预先排除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因害怕革命而促成调解的可能性。这虽然还只是一个潜在威胁，但这足以促使列宁得出结论：只有在东线单独媾和才能先发制人，防止西线的单独媾和。
① D．劳合·乔治：《战争回忆录》第2卷第70章；《屈尔曼回忆录》第475一487页。
概括起来说，布尔什维克已陷入下述重重困境之中：他们必须决定他们等待和平能否等到革命扩展之后，或者他们是否要力图通过缔结和约来扩展革命。如果通向欧洲革命的道路要经过媾和，那么是共同的还是单独的媾和？如果证明单独媾和的条件过于苛刻，令其感到屈辱而难以接受，他们能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吗？如果不得已进行战争，就原则说，他们能接受协约国的援助吗？而协约国会愿意答应给他们援助吗？如果不愿给援助，他们是否应不惜任何代价力争单独媾和？或许还有什么摆脱这些困境的其他办法？
12月8日，即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实际开始的前一天，托洛茨基在政府、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彼得格勒市政会与工会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上发言。这是一篇最值得注意的演说，不仅因为它修辞优美和激昂的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而且还因为这篇演说回荡着他自己的思想探索：
确实，这场战争展示了人类忍受前所未闻的苦难的的力量与复原能力，但也表明当代人仍然保存了多么多的残暴。……人是大自然的主宰，但却屈辱地蹲到壕堑里去，在那里从狭小的洞孔里像从牢房里一样向外窥探；他在那里埋伏着，窥视他的同类——他未来的栖牲品。……人类堕落到何等地步……当一个人想到，经历过这么多文明阶段——基督教、专制主义及议会民主——的人们，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却在统治阶级的鞭子下像悲惨的奴隶一样互相残杀，他就会为人，为他的血肉，为他的灵魂感到羞耻。如果战争落得的后果只是使人们回到牛马槽里去拾取有产阶级餐桌上丢下来的可怜的面包屑，那么人类就会自行证明：几千年来一直经受的苦难以及自己思想上的惊人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但这样的结果绝不会出现，也绝不能出现。
在过去的欧洲宪兵国家里爆发了起义，俄国人民宣告要求用劳动者国际团结的语言而不是枪炮的语言向服兵役的兄弟说话。……这一事实在……所有国家人民群众的心中是抹不掉的。他们迟早一定会听到我们的呼声，他们一定会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即令……人民的敌人将征服我们，我们将夭折，……但人们对我们的怀念仍然会一代代传下去，并且会唤醒后代去进行新的斗争。的确，如果欧洲各国人民跟我们一起起来反杭，如果我们不得不与之谈判的不是霍夫曼将军及切尔宁（Czemin）伯爵，而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克拉拉·蔡特金及罗莎·卢森堡，我们的处境就会好得多。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这不能怪我们。我们的德国弟兄不能责备我们跟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德国皇帝在背后谈判，我们跟他谈判是跟敌人的谈判一样——我们同暴君之间不可调和的敌对决不弱化。
休战使敌对暂停一段时间。枪炮声已经沉寂，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倾听苏维埃政府将用什么声音同霍亨索伦王朝及哈布斯堡王朝的人们谈判。我们同他们的谈判是同自由的敌人的谈判，……而且我们不会向帝国主义出卖丝毫自由。对此你们一定要支持我们，只有那时，我们斗争的真正意义才会深入到德、奥人民的良知中去。
在这样呼吁之后紧接着的是一段难以理解的话，这段话是他在广大听众面前大声说出的他的想法，在讲话中他控制不住地表现出其犹豫不决的心态，他突然说：“如果德国工人阶级的呼声……并不能发挥强有力的决定性影响……就不可能有和平。”接着他又说出第二种想法：“但如果事件证明我们错了，如果这样的沉寂气氛还要在欧洲长期地笼罩下去，如果这种沉寂将使德国皇帝有进攻我们的时机，并提出有损我国革命尊严的条件，那时，我们不知道——由于战争和国内的灾变所引起的经济崩溃与普遍的混乱——我们是否能继续进行战争。”他似乎是悟到他的这一绝望呼声会使他的听众吃惊，便突然改口高声说：“是的，我们能继续战争。”这句话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因受到听众响应的鼓励，他补充说：“为了我们的生存，为了我们的革命荣誉，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在原报告的记录上，这段话之后记有“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由两个执政党领导集团组成的听众以此表示对单独媾和的强烈反对。
托洛茨基继续说：“厌倦了的人和衰老的人会靠边站……而我们会建立一支由士兵与赤卫队组成的富有革命积极性的强大军队。……我们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不是为了跪倒在德皇面前。”如果德国人要提出不公正、不民主的媾和条件，那么“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条件提交立宪会议，我们应该对立宪会议说：你们下决心吧。如果立宪会议接受那样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将靠边站，我们还应该说：去找另外一个愿意签署这样条件的党吧。我们布尔什维克号召，而且我希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一样会号召全体人民进行反对各国军国主义的圣战。”他简直想不到，有朝一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会高呼着进行这场“圣战”起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且也想不到他本人那时竟会镇压他们。他最后说：“如果由于经济混乱使我们不能进行战争……斗争也不会结束，它只会延期，像1905年时一样。当时沙皇政府把我们镇压下去，但我们活下来改日继续斗争。这就是我们参加和平谈判时不悲观、思想不消沉的原因……。”①他的演说使听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像起义前彼得格勒的群众跟他重复革命誓言时的情况一样。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211一217页。
12月9日，谈判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开始。同盟国各国的代表让公众知道他们“同意立即签订一项不割地、不赔款的全面和约”。①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团长越飞要求将谈判再停10天，使西方各国再有一次交换意见的时间，在休会期间只举行和谈委员会的会议，而他们的工作进行得出奇地顺利。实际谈判在12月27日托洛茨基到达后才开始。与此同时，人民委员会采取若干示威性步骤：加紧反对德国帝主义的宣传；托洛茨基在刚回到俄国的卡尔·拉狄克的协助下主编《火炬报》，该报往德国战壕里散发。12月13日政府拨款200万卢布供国外革命宣传之用，并公布了这一事实。19日俄国军队开始复员。俄国政府还解除了德、奥战俘的强制性劳动，准许他们离开战俘营并像自由公民那样组织起来从事劳动。政府宣布1907年英俄条约无效，根据该条约，波斯由两国瓜分；12月23日，政府命令俄国部队撤离波斯北部。最后，托洛茨基指令越飞要求把和平谈判地点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移到斯德哥尔摩或中立国的任何地方。
①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9页。
12月24日或25日，即起义后整整两个月，托洛茨基出发前往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途中，特别是在前线地区，托洛茨基受到当地苏维埃和工会代表的欢迎。他们强烈要求他加速谈判，带回和约。使托洛茨基震惊的是，他发现前线俄方战壕里几乎空无一人，驻守的士兵都已走光。引导他越过前线的德国联络官注意到这一情况，向上级汇报说，托洛茨基“越来越抑郁”。①他确实已敏锐而痛苦地意识到他不得不在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做后盾的情况下与敌人对抗。他越发下决心要使用他的“批判的武器”。跟他同行的卡尔·拉狄克的行李包里装满革命小册子和传单，他们的列车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一停下来，当着聚集在月台上迎接他们的外交家和官员们的面，拉狄克就公然开始在德国士兵中散发小册子。拉狄克是波籍犹太人，名义上是奥匈帝国臣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以机智、激进的小册子作家而闻名。他作为俄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到布列斯特只能使德、奥外交官震惊。这是有意表明革命是维护一个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支持民族国家的事业，并表明单纯的“民族敌人”的概念是与此不相容的。托洛茨基要拉狄克陪同他来，像他对萨多尔说的那样，是因为他确信拉狄克学识渊博、政治上忠诚，而且他还确信这个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干劲十足的人的行动对越飞、加米涅夫及其他比较软弱的俄国代表能起强身剂的作用。②
① 奥托卡·切尔宁伯爵：《世界大战》第232页。
② 萨多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札记》第176页。
会谈地点荒凉而又可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城在战争初期已被撤退的俄军夷为平地了。只有陈旧的军事要塞没有损坏；东线德军总指挥部设在这个要塞里。和平谈判代表团都住在围墙内简单粗陋的营房里。军官食堂充当会议厅。这里一派普鲁士兵营的景象，四周则是波兰一乌克兰旷野。营房封闭在铁丝网之中，四周都是警卫的哨兵，在军事机关的例行奔忙中，俄国代表可能有一种战俘营里的战俘的感受。德国人坚持谈判要在这里举行，部分原因是为他们自己的方便，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要羞辱苏维埃政府的使节。但是他们表面上还是装出温和的样子。在托洛茨基到达以前，双方代表团吃饭喝茶都在一起，并互相作其他种种礼节性应酬；他们由挂名总司令，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尔德（Leopold）皇太子接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互相作礼节应酬的人，一方是那些有爵位的德、奥贵族；另一方是职业鼓动家，他们不久以前还是囚犯，其中有左派社会革命党女恐怖主义者比岑柯（Биценко)，她刺杀过沙皇的海陆军大臣，被判处服劳役。德、奥人殷勤的社交姿态甚至使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代表也不无窘困之感。越飞、加米涅夫、波克罗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卡拉罕都是饱经风霜、训练有素的革命家，但在谈判桌上却是外交新手，自然显得有些尴尬。在谈判第一阶段越飞担任苏方首席代表时，会议完全被德国外交大臣屈尔曼所支配。
托洛茨基到达后，对这一状况不满。他在列宁的坚持下担负起这一使命，旨在使和谈会议面貌彻底改观。开头，托洛茨基冷淡地拒绝会见利奥波尔德皇太子的邀请，而且停止了所有的聚会。霍夫曼将军指出：“托洛茨基到了这里，会议厅以外的轻松社交活动停止了。托洛茨基要求代表团在自己的住处进餐，而且一般不允许私人往来。”①“这次风向似乎与上次明显不同，”奥国外交大臣切尔宁在日记中这样写道。②对方的外交官只要用轻快的恭维话或亲近的姿态去接近托洛茨基，就会使他板起面孔甚至发怒。③外表必须和实质相符：他来是与敌人而不是与朋友谈判。
① 《霍夫曼少将笔记》第2卷第206一207页。
② 切尔宁：《世界大战》第232页。
③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45页。
12月27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取代越飞作为俄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屈尔曼在会议开幕时声明说，同盟国业已同意的原则——不割地、不赔款的媾和——是只为全面媾和而定的。由于西方国家拒不参加谈判，因而议程上只有单独媾和这一项，德国及同盟国就不再受该原则的束缚。他拒绝苏俄在中立国进行谈判的要求；并指责苏俄的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宣传，他说，这使人怀疑苏俄希望和平的诚意；但他还是以和解的语气结束他的话。霍夫曼将军的面前放着一叠苏维埃政府对德国士兵的宣言，他代表德军最高司令部再次提出抗议。奥地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外交官的发言用的是同样腔调。托洛茨基脸上挂着一丝冷笑听他们发言，他在估量对手；尔后，他对指责不予答复，要求休会一天。
对手中有三个突出人物。屈尔曼是巴伐利亚天主教徒，因循守旧，是日耳曼帝国最精明的外交家之一，本人不无可爱之处，为人还算坦率果敢。他比德皇的其他臣仆更早料到德国在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的战争中的失败；他急切地要在东线取得有利于德国而又不是太明显地强加于俄国的和约。也许在德国统治集团中只有他认识到，按单方旨意写下的和约等于德国的失败；而德国总是预先一再告诫其他国家说他们只能从德国的胜利中有所指望，以此加强他们的抵抗意志。最高司令部强烈地反对屈尔曼的政策。在兴登堡（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看来，他简直就是卖国贼；他们力尽所能地贬低他的声誉，所以，他在加入与托洛茨基的公开决斗之时不得不在幕后反对军方来保卫自己。军方和他都要求德皇做最高仲裁人。德皇时而支持他的外交家，时而支持他的将军们，但心里却同后者站在一起，准许他们去制服他的政府文官。屈尔曼不但敢于公然反抗鲁登道夫，有一次甚至对德皇中断谈判的生硬命令也置若周闻。不过他与军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方式而不是实质：他也要为德国把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从俄国手中夺走，在这一点上他跟军方是一致的。但他急于得到俄国表面上的同意；正如后来所揭示的，他的地位如此虚弱使他不能如愿以偿。他还希望把德国要并吞掉那些国家说成是解放它们。将军们却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耍这样微妙的外交手腕。
霍夫曼将军在会议桌上显然是最高司令部的耳目，而且大权在握。他的职责就是尽快使谈判缔结条约，以便把腾出来的同盟国的东线军队调到西线去作最后的全力进攻。他对屈尔曼的方式常常表示不耐烦和恼火。但是他越是比上级老练就越是受到革命的冲击；他不能不承认屈尔曼的办法有其优点。他有时对屈尔曼让步，因而招致鲁登道夫雷鸣般的怒斥。①
① 托洛茨基误把霍夫曼当做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真正权威发言人，这导致他后来低估德国重新对俄作战的准备。
切尔宁伯爵是奥地利外交大臣，是屈尔曼的卓越副手，甚至比他的德国同僚更敏锐，他已意识到灾难正笼罩在同盟国国家的头上，从托洛茨基业已公布的秘密条约中他知道协约国已经要肢解奥匈帝国了。随着维也纳的饥饿和各从属国中的骚乱，帝国已开始瓦解；现在全靠消耗德国的实力苟延残喘。所以，每当切尔宁觉得霍夫曼生硬的干涉减少了媾和机会时，他确实感到惊恐，起初他用单独媾和威胁他的德国同僚，但是，他的政府日益依赖德国援助这一境况迫使他放弃这种威胁。尽管他有点儿害怕这个“聪明而非常危险的对手（他这样形容托洛茨基）……我几乎从未见过像他那样才华非凡、反驳机敏迅速的人”，但他仍然力图去充当态度温和的调解人。切尔宁在空闲时间阅读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回忆录，试图为这个危险对手找到历史的尺度；他想知道俄国的夏洛特·科尔黛（Charlott Corday）是否已在窥视托洛茨基。
看来沉溺于这样的调解并寻求历史类比的只有切尔宁一人。他的同僚起初把托洛茨基及俄国其他代表看做是小小冒险家、出身微贱的新贵，充其量是一些堂吉诃德（与上文“堂吉珂德”不同，原文如此——校者）式的人物：命运的嘲弄把他们推上舞台，在世界戏剧中表演非常短暂的荒唐插曲；而他们这两个显赫王朝的臣仆才是这出戏剧中的主角。他们确信，只要用小恩小惠就能收买俄国代表，但首先得让他们安分，不得越轨。他们在第一次会谈时就试图这样对付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会议上他们也采用同样策略。他们让乌克兰人反对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否认彼得格勒有权做全俄的代言人。
12月28日，托洛茨基在会议上第一次发言时，他介入其间的正是这样的利害关系、人物性格与勃勃野心的相互作用的局面。他对乌克兰的阴谋置之不理。①他宣称：苏维埃政府不反对乌克兰参加谈判，他们已经宣告过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他们就是要尊重这种自决权。他也并不怀疑代表拉达的乌克兰代表们的证书是克伦斯基政权的地方性复制品，或毋宁说是拙劣的模仿。屈尔曼又一次试图挑起俄国人与乌克兰人公开争吵，以便从中渔利。但托洛茨基又一次避开这个圈套，把话题转到前一天对方的指责和抗议，他拒绝为苏维埃政府在德国军队中进行革命宣传而作任何道歉。他说：他来这里是为讨论和平的条件，而不是为限制本国政府表示意见的自由；苏维埃政府并没有反对德国人在俄国公民中散布反革命宣传，革命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理想的感召力很有信心，因此欢迎公开辩论；这一点不能给德国人提供怀疑俄国希望和平的根据；特别是当德国代表团声称不再受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原则束缚时，应该怀疑的倒是德国的诚意。“我方认为必须声明，我们宣布的民主和平的原则，在我们看来，10天后并未化为乌有……对我们来说，这些原则是各国人民合作共存的唯一可靠的基础。”
① 切尔宁：《世界大战》第234一235页。
他又重新提出另一个抗议，即反对在布列斯特要塞这种人为造成的孤立气氛中举行会议。德国首相曾对德意志帝国国会说过，会议在中立国举行容易中协约国的圈套。托洛茨基评论说：“保护俄国政府免遭敌国阴谋诡计的职责绝对属于俄国政府。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份最后通牒：或者是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谈判，或者根本别谈。”这个最后通牒是德国感到自己强大并深信俄国虚弱的产物。“我们不能否认也无意试图否认，我们国家被最近才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政策搞得虚弱不堪。但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由目前技术设备的条件决定，而且还受这个国家内在的潜力决定。”他并不打算根据德国目前的粮食储备情况，即它的人民正在挨饿来衡量德国的经济实力。他指出同盟国各国企图以所谓军事地图作为媾和基础而不是以“各国人民之间的协议作为基础。这种倾向对德国人民和俄国人民同样都是有害的，因为军事地图不断变化，而人民是恒久的”。然而，“我们留在这里，留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是为了不放过实现和平的一线希望……是为了在这里——东线的总司令部清楚准确地知道……现在是否可能在不侵犯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情况下实现和平，俄国革命已保证这些民族享有充分的自决权。”但会议能否继续，只能取决于一个条件，即谈判的举行应完全公开。托洛茨基拒绝参加屈尔曼要求的秘密会谈，而后者以为托洛茨基挑战性的声明只不过是为了保全面子。①
①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52一60页。
两天后，代表们讨论德国的和约草案。开头，一件小事好像使同盟国各国的严肃稳重的外交家们进入萧伯纳式的喜剧气氛之中。和约的序言内容都是体面的陈词滥调，说什么缔约各方都希望和平友好地生活下去。草案的作者们想不到这会引起反对。他们都错了。托洛茨基说：“我冒昧提议：把第二个词（缔约各方间的友好）删去。这种彻头彻尾因袭的冠冕堂皇的装饰风格（如其所示）看来跟文件的不加渲染的务实感并不吻合。”①这些职业外交家感到既有趣又震惊，却看不出他的目的所在，他们心生疑惑：托洛茨基是在认真地说话吗？他怎么能把这一崇高的声明轻率地说成是因袭的装饰风格？托洛茨基痛快淋漓地继续说：“但是这样的声明是一份份外交文件辗转相抄而成的，从不能展示两国之间真实关系的特点”；他只希望今后能用更严肃的因素来体现这样的关系。一时间，这些外交家们感到，仿佛人们告诉他们，他们的皇帝和他们自己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那些“更严肃的因素”是什么？托洛茨基会提出什么方案？托洛茨基说，他可以给他们提出方案，但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接受的。喜剧性的争论持续了一会儿后，草案上有关友好的词语便被删去了。
①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66页。
接下来是以自决原则和以如何对待位于俄、德两国间各国的命运问题为中心的戏剧性辩论。主要在托洛茨基与屈尔曼之间进行的这场辩论占用了多次会议的时间，形式上是对自决的两种不同解释的冲突。看来双方都用平静的语调对法律社会学和历史主题进行学术式的辩论；但是在这些主题的后面隐隐呈现出战争、革命、占领和割地的现实。屈尔曼以为托洛茨基不过是想给俄国的投降乔装打扮一番，看来他急于给托洛茨基，更急于给他自己提供遮人耳目的方案，把德国并吞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说成是这些国家的自决。使屈尔曼茫然不解的是，托洛茨基对保全面子的一切企图都不屑一顾，他坚持兼并领土的事实。屈尔曼用系统、无情而微妙的逻辑说明他的理由，唯一的缺点是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保守派政治家面临不能控制的革命现象时的机巧。托洛茨基作为这种革命现象的化身站在会议面前，他甚至有更无情、更微妙的逻辑和敏捷而击中要害的智慧，使人无从逃避。他本人显然为自己的讽刺挖苦与幽默而得意，它们却使霍夫曼将军怒吼咆哮、暴跳如雷，而其余代表则因强忍不笑而颤抖。托洛茨基曾要求这位将军记住，他们的意见分歧是由于观点的深刻差异而形成的：他，俄国代表团团长，德国一个法院因他的反战宣传而判他坐牢。将军突然发现自己是与囚犯为伍的角色，感到好像胸前的所有勋章都被扯掉了，他退出会场，当屈尔曼问霍夫曼是否还有什么要说的，他生气地厉声回答道：“够了，没什么可说的了。”
和约草案几乎每一段里都有崇高的原则声明，也有对其否定的意见。开头的一节中有撤离被占领土的规定。但这并不妨碍屈尔曼声称德国要占领在全面和平前从俄国手中夺走的领土，甚至在全面和平以后还要无限期占领。屈尔曼还争辩说，波兰和被德国占领的其他国家已取得自决权，因为德国人已在各地建立了当地政府。托洛茨基反驳说，一个国家在被外国军队占领时，绝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作为先决条件，外国军队应该撤离有争议的地区”。他说这话时彬彬有礼，也没有直呼其名，他说得显然很清楚，德国人建立的正是傀儡政府。
当辩论变得复杂起来而且显然抽象化时，托洛茨基就把辩论的话题从俄国转到德国。使用外交法律套语，屈尔曼是行家，他厚颜无耻地借此挑起进一步的争论。他问：“按照俄国代表团团长的意见，什么时候一个国家才作为单一实体开始存在？”如果在外国占领下这个国家就不存在，那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才会有诞生的时刻？托洛茨基很高兴能有再次陈述理由的机会，他开始用排除法回答这个难题：无疑，一个国家只要被占领，只要有一个其统治权依赖外国军队的存在的行政机构，这个国家就不是独立的。最后的标准是人民的意愿，即在全民公决中能自由地、民主地表示的意愿。俄军已经撤离的芬兰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乌克兰，“自决的进程还在进行中”。但屈尔曼指出，这样建立起来的政府就是中断了法律的连续性；而按保守派的思想方法，法律连续性就是从始至终的连续。托洛茨基提醒这位德国大臣：任何占领国都会中断法律的连续性，而且这样做是毫无理由的；但革命中断法律的连续性是有正当理由的。屈尔曼巧妙地反驳说，如果革命要求权利这本身就没有法律根据，那么只能依靠暴力和既成事实。这话似乎驳倒了托洛茨基的论据，如果承认这一点，就没有理由反对德国并吞领土的既成事实。托洛茨基答复的要点在于如何划清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即是一国内部出现的决定自己命运的暴力还是外部来的把其意志强加给它的暴力。
争论就是这样发展成为的世界观的冲突，发展成对立的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的争论。关于这场辩论的每一阶段，全世界都有报导，也有歪曲的报导。前途危若累卵的被占领国屏息倾听报导。加米涅夫促使托洛茨基在某一点上要加以说明：当他如此强烈地否认德国有权使那些被占领国家处于屈从地位时，他没有为俄国要求这种权利，而以往的俄国外交家都是这样干的。托洛茨基声称：“我们承担有义务，决不直接或间接地强迫那些国家接受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府，决不凭任何惯例或军事协定侵犯它们的独立。……我倒想知道，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代表是否能够发表同样效果的声明……？"
这样又使辩论回到最关键的问题上。屈尔曼回答说，德国占领的各国政府有权签订它们愿意签订的协定；它们甚至有权割让领土给占领国。这话在屈尔曼方面是一段自我暴露的表演，这是托洛茨基巧妙地诱他入彀的。托洛茨基抓住这一论点说：“德国代表团团长说，那些人民（傀儡政府）有权签订条约与协定，有权割让领土；这一断言对自决原则是完全彻底的否定。”同盟国各国一直未邀请被占领国的代表来布列斯特；单这一点就暴露出他们把那些国家当成没有自己意志的附属国。“如果我们用惯用的语言来称呼这里所描述的情况，那就不是各民族的自决，而是完全不同的措辞：……并吞……。”①
①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84一85页；《屈尔曼回忆录》第524一5犯页。
托洛茨基在辩论中无疑已战胜对手。然而论证在某些方面还不能令人信服。正是因为论证过于微妙，对德方舆论的影响不如托洛茨基所相信的那样大。至少不能强有力地吸引他一心要使其革命化的德国工人与士兵；因而构成他工作成绩的美中不足之处。只有当霍夫曼将军渴望使自己披上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掠夺的外衣去进行干预时，这场辩论才一下子变得更为通俗，而且从布尔什维克观点看来，才会富有政治成果。这位将军摆脱了屈尔曼的约束，突然发作起来，说：“俄国代表团这样说话，仿佛它是侵略我国的胜利者的代表。我倒愿意提醒该代表团的代表们，事实恰恰相反：在俄国国土上获胜的是德军。我还应当进一步说，俄国代表团要求我们应当按照我们本国政府并不承认的形式和标准来承认自决权。……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必需拒绝对其占领地区事务的干涉。”霍夫曼拒绝参加关于撤军问题的任何讨论。
这是托洛茨基特别得意的时刻。他挖苦地质问霍夫曼是代表最高统帅部还是代表德国政府；屈尔曼和切尔宁以幸灾乐祸的心情来接受这一提示。如果按照将军的主张，最重要的事实是谁的军队驻在什么地方的问题，那么，占领奥地利和土耳其领土的俄国人应当用跟德国人谈判不同的语气去跟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会谈；但是俄国人不打算这样做。托洛茨基欢迎霍夫曼对布尔什维克的内政发表他的蛮横议论，因为他本人早已请他在这方面不必拘束。“当这位将军说我国政府以暴力为基础时，他说得非常正确。我们知道到迄今为止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不需要暴力。……然而我必须坚决反对彻头彻尾的谎言，说我们把所有跟我们想法不同的人都宣布为非法。如果我得知，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享有如同我们的政敌和反革命报刊在我国享有的那种自由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在这一阶段作这样的对比事实上仍有利于苏维埃政府。）“在我们的活动中，使其他国家政府害怕并反感的是，我们逮捕的不是举行罢工的工人，而是那些搞联合停业使大量工人失业的资本家。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不是枪毙那些要求土地的农民，而是逮捕那些试图枪杀农民的地主和军官。”①他指出屈尔曼和霍夫曼的论据之间的矛盾。前者声称德国占领的国家已有独立程度不同的政府，而后者则以那些国家没有自己政府这一事实证明德国无限期占领是正当的。然而，将军与大臣从不同的论据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个结论等于表明，在他们决定现存的各民族的命运时，法律宗旨完全处于从属地位”。②
①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102页。
② 在一段离题的话中，在屈尔曼引述独立战争时期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来支持他自己的论点时，托洛茨基转向他说，大臣阁下如果从乔治三世的裁判权而不是从乔治·华盛顿的裁判权中汲取灵感，就更忠于本性。
这样的揭露具有毁灭性的效果。霍夫曼在日记中记道：“我的发言所起的影响比我预期的小。”①屈尔曼大发脾气，懊悔让自己被人诱入了公开外交。②后来，他力图消除霍夫曼干预所留下的苦味，并且以后者的“军人的率直”来开脱。托洛茨基指出并证实了敌人营垒里军人与文官的分歧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我们俄国代表团的成员都不属于外交学派，算做革命战士更恰当些。我们更喜欢——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在各方面都是明确清楚的声明。”③
① 《霍夫曼少将笔记》第209页。
②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100一104页。
③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133一134页。
1月5日，托洛茨基要求休会，以便把德方的要求通知他的政府。会议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赢得了不少时间；此时党和政府必须作出决定。托洛茨基在返回彼得格勒的途中又认真地巡视了俄方的战壕，战壕里照样是空无一人，仿佛在大声呼喊和平。但此刻他比以前更懂得，和平的代价将是俄国和革命的完全屈服和耻辱。他在布列斯特读到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时，惊奇地发现有些报纸把媾和会议看做是演戏，说其结局早已安排好了。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布尔什维克事实上是德皇的奸细，甚至那些并不怀疑列宁和托洛茨基正直品质的人也认为他们的政策是一种“心理疑团”。支配托洛茨基在谈判桌上行动最重要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为党除去这一污名。①此时看起来，他的努力好像并非全无成效。在各敌国中，要求和平的示威和罢工终于开始了。柏林和维也纳都大声抗议霍夫曼授意和约条件的企图。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是，苏维埃政府绝不会接受这些条件。他们必须争取时间，力图在他们自己与同盟国各国之间造成不战不和的状态。他带着这一结论来到斯莫尔尼宫，那里一直在焦急紧张地等待他的到来。
① 参见托洛茨基为《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一书撰写的序言。
他归来时正值苏维埃政府与终于召开的立宪会议之间发生冲突之际。跟布尔什维克及其伙伴们所预期的相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却拥有多数。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决定解散立宪会议；而他们是在立宪会议拒不批准列宁的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和政权归苏维埃的法令之后才如此决定的。起初证明解散立宪会议合法的根据是，认为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一项过时的法律举行的，这项法律在克伦斯基统治下作了偏重少数富农的解释。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选举中拥有多数票而在立宪会议的选票中仍占少数这一可能出现的矛盾状况在前一章中已经论述过了。解散的真正原因在于立宪会议统治与苏维埃统治是互不相容的。要么取消立宪会议，要么否定十月革命。托洛茨基全心全意赞成解散立宪会议，在他的演说和文章中反复捍卫这一行动，并为此承担全部道义责任。①从1905一1906年以来，他一直主张以苏维埃形式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当他必须在专政与议会制之间进行抉择时，他毫不踌躇。不过，就事件本身说，他并没有出场。立宪会议于1月6日解散，是在他回彼得格勒之前。7日他到达时，他与列宁都曾一度担心过，因为拥护立宪会议的人似乎要组织一次反对解散立宪会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不过抗议不成气候，终于失败——只是在好久后，即在内战中才在伏尔加地区发起过一场“立宪运动”。②
① 参见《保卫恐怖主义》中论立宪会议的一章，第41一45页；另见《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17、69一70页。
②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几乎是幽默地描写了这一事件。列宁接到报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领导10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前往塔夫利达宫。托洛茨基夫人看见了示威者，估计人数有2万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紧张不安地命令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如果有必要的话，就驱散示威游行。安东诺夫率领一团人赶到塔夫利达宫，但没有看到任何应驱散的人，“拥护立宪会议的人来了，乱哄哄地吵闹了一阵，像中国的幽灵一样不见了。示威的人数总共不过5000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内战回忆录》第1卷第18一19页。
1月8日，即立宪会议解散的第三天，中央委员会全神贯注于关于战争及和平的辩论；为探测情绪，中央委员会在外省来出席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面前进行辩论。托洛茨基作有关他此行任务的报告，并提出他的结论：不战不和。列宁力主接受德国的条件。布哈林发言要求用“革命战争”去反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表决结果是拥护革命战争的人取得令人瞩目的胜利，他们被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列宁提议立即媾和，只得15票。托洛茨基的决议案获得16票。投赞成布哈林号召战争的有32票。①但因为有非代表，即局外人参加，表决对中央委员会没有约束力。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00页。
布尔什维克全党不久分裂为主和的与主战的两派。支持后者的是庞杂混乱的多数，一致反对媾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给了他们有力的支持。但主战派对自己的情况也并没有把握。反对媾和的呼声比力主恢复战争行动的呼声更强大。
1月11日，在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主战派激烈攻击列宁。捷尔任斯基指责他胆怯地放弃全部革命纲领——正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中放弃革命一样。布哈林争辩说，接受德皇的指令就是在德、奥无产阶级的背后捅上一刀——一场反对战争的总罢工正在维也纳进行。乌里茨基认为列宁“从狭隘的俄国立场而不是从国际立场”处理问题，说这是他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柯秀尔（Косиор）代表彼得格勒组织拒不接受列宁的意见。最坚决主和的人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季诺维也夫此时如同在十月一样，看不出有指望西方革命的理由；他认为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是浪费时间；而且他还警告中央委员会：以后德国甚至会提出更苛刻的条件。斯大林比较谨慎地表示相同的意见，索柯里尼柯夫在辩论中说挽救俄国革命是压倒一切的主要考虑，他用古怪的警句预示党的观点在遥远的将来的变化。他说：“历史清楚表明：世界的中心正在逐渐向东转移。18世纪的世界中心在法国，19世纪——在德国，现在的世界中心在俄国。”①
① 同上，第206页。
列宁对奥地利总罢工的结果如何是怀疑的，托洛茨基和主战派则对此非常重视；他描绘了一幅说明俄国军队毫无战斗力的图景。他承认他赞成的是一种“耻辱”的和平，暗指出卖波兰。但他相信：如果他的政府拒绝那样的和平而试图进行战争，就会被彻底消灭，而另一个政府就要接受甚至更坏的条件。但他无论如何不承认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有关俄国革命神圣的利己主义这种更赤裸裸的论点。他并不忽视西方革命的可能性，但他相信和平会加速西方革命的发展。西方还只在孕育着革命，而俄国革命已经是“大声啼哭的健康婴儿”，必须保护婴儿的生命。
眼下，托洛茨基的方案给对立的两派提供了一个交合点，尽管每一方内心所能接受的只是方案中适合自己一方目的的那部分。主战派之所以采纳它，是因为它使媾和成为不可能，而列宁和他那派人认为这一方案会使主战派陷入绝境。列宁愿意让托洛茨基再次为争取拖延时间试试身手，特别是因为托洛茨基正尽力证明革命战争的不现实性以此影响左派共产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授权托洛茨基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拖延签署和约，只有季诺维也夫一票反对。于是托洛茨基提出自己的决议案：“我们中断战争而不签署和约——我们复员军队。”9人投票赞成7人反对，这样党正式授权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推行他的政策。①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99一207页。
在此期间，托洛茨基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他的报告。大会的情绪以压倒之势赞成战争，列宁对此也无可奈何。甚至托洛茨基在演说中也更加强调他反对媾和甚于他反对战争。一位英国目击者写道：“托洛茨基的发言是那天晚上重要的发言，（代表们）都凝神……倾听他的报告。所有的眼睛都望着他，因为他的影响正处于巅峰。……这位正在向外部世界讲话的人体现了俄国革命的意志。……托洛茨基结束他的重要发言时，参加会议的无数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起立……庄严地高唱《国际歌》，激情的爆发是自发的，和笔者一样的目击者也都精神为之振奋……。”①苏维埃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托洛茨基的报告，但没有作出决议，以免束缚政府。
① M．菲列普斯·普赖斯：《俄国革命回忆录》第224一225页。
托洛茨基在动身回布列斯特前同列宁私下商定，对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决定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他答应在一定情况下会放弃自己的政策，以便支持列宁的主张。只要德国人愿意让他避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抉择，托洛茨基的策略就是有意义的，列宁追问说：如果他们选择恢复战争行动，会怎么样？列宁确信，这是一定要发生的。托洛茨基对这一危险有些忽视，但如果证明列宁的担心是对的，他就同意签署和约。他和列宁认为，应该允许违反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那项浮泛于形式上的决定，因为那项决定模棱两可，不明确，对“不战不和”的表决没有给列宁考虑到的极其重要的意外情况作出规定。但他们私下商定的策略正如后来所证明的那样也是模棱两可的。列宁以为托洛茨基答应过：只要他接到最后通牒或面临德国重新进攻的威胁时就签订和约。托洛茨基则认为只有德国实际发动新的进攻后他才答应接受和约的条件；而且即使在那时，他也只能接受同盟国各国迄今为止提出的那些条件，而不是他们后来提出的更为不利的条件。
1月中旬，托洛茨基回到布列斯特的谈判桌前。此时，德国和奥地利国内的罢工与要求和平的示威已被镇压或已停止了；因而他的对手在与他谈判时怀有新的自信。他打破常规，要求邀请德奥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到布列斯特来，但无结果；①他要求准许他本人去维也纳同曾在奥地利国会反对霍夫曼将军在布列斯特所作所为的维克多·阿德勒接触，也无结果；不过，准许他去华沙作短暂访问；他因捍卫波兰的独立而在那里受到热烈的欢呼。
① 德国政府刚刚拒绝社会民主党领袖前往斯德哥尔摩，因为他们想在那里与俄国革命领袖接触。
在这部分讨论中，乌克兰和波兰的问题特别引人注目。屈尔曼和切尔宁在幕后准备同乌克兰拉达单独媾和。同时，布尔什维克全力在乌克兰促进苏维埃革命：拉达的命令在基辅仍然有效，但哈尔科夫已在苏维埃政府的统治下了；而且哈尔科夫的一个代表陪同托洛茨基一起回到布列斯特。乌克兰各党派的政治态度出现了令人惊奇的180度的转变。那些在沙皇、克伦斯基统治下主张同俄国建立联盟或联邦的人这时却一心要分离出去，而那些曾经鼓励分离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这时却要求联邦制。分离主义者变成联邦主义者，反过来，联邦主义者变成分离主义者，这并非出于乌克兰人或俄国人的爱国主义动机，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同俄国现行的政府体制脱离或联合。同盟国各国希望从这种政治立场的反向变化中得到好处。他们装扮成乌克兰分离主义的保护者，是希望从乌克兰攫取他们急需的粮食与原料，还希望把关于自决的辩论引到对俄国不利的方向。虚弱无力、缺乏自信、濒于崩溃的拉达不顾曾向协约国宣誓过的忠诚而试图依靠同盟国。拉达代表团由几个十分年轻、肤浅的政客组成——用屈尔曼的话说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① ——他们刚从边远落后地区浮现出来，陶醉于在这场重大的外交把戏中指派给他们的角色。
① 《屈尔曼回忆录》第531页。
即令在这一阶段，托洛茨基也并不反对让拉达参加会议。但他正式宣布，俄国不会承认它和同盟国各国的单独协定。他还警告屈尔曼和切尔宁，说他们过高估计了乌克兰分离主义的力量。于是拉达代表卢宾斯基（Лубинский）对托洛茨基及苏维埃政府发动狂暴的攻击，指责他们践踏乌克兰的权利、用暴力建立他们自己的哈尔科夫和基辅政府。切尔宁在日记中记道：“托洛茨基如此惊慌失措，真是惨不忍睹，他脸色苍白，目不转睛地看着正前方。……额头渗出滴滴冷汗。显然是因为他的同胞当着敌人的面辱骂他而深深感到耻辱。”①托洛茨基后来否认他曾这样狼狈，不过切尔宁的话看来是可信的。托洛茨基肯定已认识到他的对手在搅乱自决权问题这一点上成功了。他心里可能疑惑，拉达的发言人声称乌克兰苏维埃并不代表乌克兰人民是否不无道理。②这并不是说托茨基本人对把苏维埃的统治强加给乌克兰有什么顾忌，如果革命不扩展到乌克兰，俄国的革命就不能巩固，因为乌克兰深深地楔人俄国南北两部分中间。然而在这一问题上，革命利益第一次同自决权的原则发生冲突；因而托洛茨基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完全问心无愧地呼吁自决权原则。
① 切尔宁：《世界大战》第246页。
② 这是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中发现的，从托洛茨基在内战即将结束时写给列宁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推论出来。托洛茨基直率地说，乌克兰的苏维埃政府开始时是以俄国派去的人而不是以当地人为基础的。他当时要求彻底放弃这种行政方法。
他用波兰问题进行回击，他质问，为什么布列斯特至今还没有波兰代表。屈尔曼认为波兰代表团的出席问题要取决于俄国是否先行承认波兰的现政府。托洛茨基说：“你们还一再问我们是否承认波兰的独立。……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明确的。我们承认爱尔兰的独立吗？我国政府承认……只是在眼下爱尔兰仍在英国占领之下。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吃饭的权利……这并不等于承认挨饿的人已经吃撑了。”①承认波兰有权独立并不等于承认它在德、奥的监护下已经独立。然后，拉狄克站出来控诉德奥两国对他祖国的统治：他讲到把几十万波兰劳工押解到德国，押解的情况骇人听闻；还讲到政治压迫、关押或拘留波兰所有政党的领袖，包括拘留拉狄克的老政敌毕苏斯基（Pilsudski)，当时毕苏斯基曾是站在德、奥一方作战的波兰地区司令，是波兰未来的独裁者。
①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162页。
在唇枪舌战的交手期间，1月21日托洛茨基接到列宁关于拉达垮台的来电和全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宣言。①他亲自同基辅联系，查问事实，尔后通知同盟国各国，他不再承认拉达有权出席会议。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64页。
这些天是他在布列斯特的最后日子。相互指责、相互控诉已达到使谈判毫无结果、不能长时间拖延下去的地步。他在会议间歇时间里撰写《从二月至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小册子，用以恢复精神，这是他的一篇比较次要的作品，是15年后他流亡王子群岛期间写成的不朽名著《俄国革命史》的初稿。最后，他在一封致列宁的信中写道：“我们应宣布结束（谈判）而不签订和约。他们不能对我们发动进攻。即使他们进攻我们，我们的形势也不会比现在恶化。……我们必须得到您的决定。我们还能拖延谈判一两天或三四天。以后他们一定会停止谈判。”①事变不允许他等候彼得格勒的新决定；而在他离开彼得格勒之前表决的结果无论如何给他计划中的行动留下了足够的自由。切尔宁伯爵仍然表示要做调停人，甚至到托洛茨基住处拜访，他警告托洛茨基说德国新的进攻迫在眉睫，请求托洛茨基说明最后的条件。托洛茨基回答说，他准备屈从武力，但绝不会证明德国人的行为是道德高尚之举，如果他们想要并吞，就让他们去并吞外国吧！但他们不要指望俄国革命会饶恕或粉饰他们的暴行。
① 托洛茨基向韦勒·本奈特先生证实这封信的真实性。参见《被遗忘了的和平》第185一186页。
谈判中止前最后一天，同盟国各国制造既成事实：他们同拉达单独签订和约。托洛茨基抗议说：“我们曾正式通知过对方拉达已被推翻的消息，但他们却跟一个并不存在的政府继续谈判。在通知之后，我们曾向奥匈帝国代表团建议——这是我们在秘密，但完全是正式的会谈中提议的——他们应派一个代表去乌克兰，该代表会亲自看到拉达的垮台……但我们已被告知，条约的签署不能推迟。”①霍夫曼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托洛茨基说他们是在同一个领土没有超过其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房间大的政府签订和约。屈尔曼自诩公正地声称，德国报告的“可靠性无可怀疑，但它和这个信息截然相反”。②这并不妨碍霍夫曼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据摆在我面前的报告来看……不幸的是，认为托洛茨基的话不无根据是有理由的。”③同乌克兰单独媾和，不过是同盟国各国加强控制乌克兰的一个借口；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与他们的乌克兰合伙者的信任状是不相干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托洛茨基认为不能继续谈判下去，因为继续谈判就等于默许这一花招和默许这一花招所带来的一切遗患，即推翻乌克兰苏维埃并导致乌克兰分离。
①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178一181页。
② 同上，第182页。
③ 《霍夫曼少将笔记》第2卷第213页。
第二天，在分组委员会上发生了驰名遐迩的场面：霍夫曼将军展示一幅大地图，上面标明德国想要兼并的全部领土。因为托洛茨基说过，他“准备屈服于武力”，但不会帮助德国人维持他们的面子。将军显然相信，直率地声明德国索取领土的要求也许是实现媾和的捷径。同一天，1月28日，即公历2月10日政治委员会重新召开会议时，托洛茨基起来作最后声明：
分组委员会的任务……是要说明对方提出的国境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最低限度地保证俄国人民的自决。我们听过我国代表们的报告，因而……决定的时刻到了，各国人民焦急地等待着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结果。他们问，由统治阶级的自私和权力欲挑起的空前的人类自我毁灭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如果说，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方曾是为自己而战的话，那么这话早已过时了。英国夺取非洲殖民地、巴格达及耶路撒冷时，它进行的不是自卫战。德国占领塞尔维亚、比利时、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夺取蒙松群岛时，也不是自卫战。这是一场瓜分世界的斗争，现在这点已很清楚，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
我们再也不愿参加这场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了，在这场战争中，占有阶级公然以人类的鲜血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要求。……
在期待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刻来临时……我们正使我国军队和人民退出战争，我们的农民士兵今年春天都要回到他们的土地上耕种，这些土地是革命从地主那里夺来并分给他们的。我们的工人士兵要回到工厂，不是制造破坏性的武器，而要制造建设工具，跟耕地的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
当同盟国各国的代表们仔细听着托洛茨基这些富有激情的话语时，本来还准备用“吼吧！狮子”向他欢呼，他们甚至这时还希望这是他最后的吼声，吼声之后就会听到投降者的嚷泣。看来，他们逐渐才明白了托洛茨基声明的含义，当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现在目睹的是一幕令人痛苦的历史上罕见的悲剧时，紧张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①
（托洛茨基继续说）我们正退出战争。我们向各国人民和政府宣布这件事。我们命令我们的军队全部复员。……同时我们宣布，德国和奥匈帝国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同各国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包括德国、奥句帝国在内的各国劳动群众都否认这些条件，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库尔兰和爱沙尼亚等国人民认为这些条件是对他们的渴望的粗暴践踏。这些条件对俄国人民是不断的威胁。全世界人民大众在政治觉悟或道德本能的指引下都一致拒绝这些条件。……我们拒不签署德国和奥匈帝国主义用刀剑写在现存各民族肌体上的条件。②我们不能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在给千百万人带来压迫、不幸和灾难的和约上签字。
① 第二天，德国首席法律专家克吕格尔告诉越飞说，他找过历史先例，只找到了一个，即在远古波斯一希腊战争中的先例。参见《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一书附录——越飞的回忆，第262页。
② 《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207一208页。
一位研究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历史学家写道：“当托洛茨基强有力的呼声的回响静止下来时，没有一个人说话。整个会场寂然无声，在这一戏剧性变化的无畏精神面前，人们惊呆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霍夫曼一声突然的喊叫打破了令人惊异的沉寂，他怒不可遏地喊道：“恬不知耻！”屈尔曼说必须召开全体会议，但托洛茨基予以拒绝，说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接着，布尔什维克就离开了会议室。在沮丧的缄默中，不知所措的同盟国各国代表们简直难以相信他们听到的话，于是也散了。”①
① 韦勒·本奈特：《被遗忘了的和平》第227一228页。
然而，在代表们散开前又发生了一些情况，而托洛茨基没有觉察到其全部意义，它们却证实了列宁所最担心的事。屈尔曼声称：鉴于已发生的情况，定要恢复战争行动，因为俄国军队的复员并无任何法律上的意义——关系重大的只是拒绝签署和约。托洛茨基把屈尔曼的这些话看做是空洞的威胁；他回答说，他认为德奥两国人民不会让它们的政府去继续打这场显然找不到任何自卫借口的战争。当屈尔曼询问苏维埃政府是否至少要准备与同盟国缔结法律、贸易的关系以及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跟俄国保持接触时，这是他本人给托洛茨基提供了不理睬威胁的某些理由。按照托洛茨基自己的观点，他应该这样答复这一询问：这该由同盟国承担尊重“不战不和”状态的义务。但他没有答复，却轻蔑地拒绝讨论。
他在布列斯特又逗留了一天，听到霍夫曼和职业外交家们之间争吵的风声，霍夫曼坚持恢复战争行动，而文职外交家们则宁可接受不战不和状态。看来，文职外交家们已当场得胜。因此，托洛茨基带着对自己成功的坚信和自豪回到了彼得格勒。这时候，我们眼前这个人物展现了他的全部力量和弱点。“（他）单枪匹马，在没有任何后盾的情况下去挽救一个混乱中的国家，一个刚刚建立的政权，……而他在一年之前还是一个流亡纽约的并不显眼的记者，此时却战胜了半个欧洲的所有外交能手。”①他给人类第一次上了一堂真正公开外交的重要课程。但同时却让乐观主义冲昏了自己的头脑。他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竟至不肯听听敌人的警告。尽管他是伟大的艺术家，他竟然这样固步自封，这样迷恋自己的理想，这样陶醉于自己工作的惊人的感染力，以至轻率地忽略了它的不足之处。当托洛茨基还在回彼得格勒的途中时，霍夫曼将军得到鲁登道夫、兴登堡和德皇的支持，已经向德军发出进军的命令了。
① 同上，第166页。
2月17日，①德国开始进攻，没有遇到抵抗。霍夫曼写道：“这是我所经历过的一场最好笑的战争。战争几乎全在列车和汽车上进行。列车上载上几名携带机枪的步兵和一门大炮，冲向下一车站，夺取了那个车站，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另一支分遣队乘火车继续前进。”②当德国进攻的消息传到斯莫尔尼宫时，党中央委员会经过8次投票表决也未能对摆脱处境的出路问题取得一致。中央委员会中主和派与主战派势均力敌。托洛茨基的一票可以打破僵局。的确，在这一天和第二天，即2月17日和18日，他，而且只有他能做出重大的决定，可是他不肯加入任何一派。
① 1918年2月14日俄国开始采用公历，从此以后，本书所有日期都用公历。
② 《霍夫曼少将笔记》第187页。
他的立场非常复杂。他的表现和讲话使许多人认为他就是主战派；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他实际上更接近的是主战派而不是列宁派。但是他也曾私下答应过列宁：一旦德国恢复军事行动，他会支持媾和。但他仍然不相信这一时刻已经临头，2月17日，他同主战派一起投票反对列宁要求立即重新进行和平谈判的提议。尔后他又同主和派一起投票反对革命战争。最后他提出自己的动议：建议政府在德国进攻的政治结果和军事结果变得确凿无疑后再开始谈判。他的动议因为主战派投票赞成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得以通过，而这一票就是托洛茨基自己的一票。于是列宁提出问题：如果证明德国进攻是事实，如果在德奥两国国内反对进攻的革命没有发展，和约应否签订，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①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26一229页。
次日一早，托洛茨基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研究最近的事件。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皇太子刚刚向全世界广播说，德国保卫所有国家，包括使它的西方国家敌人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染。据报告，几个师的德国军队已从西线开到俄国。德军飞机已在德文斯克上空活动，预料会进攻雷瓦尔。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将是一场全面的进攻，但是这些情况都尚未证实。利奥波德皇太子的广播讲话表明德国与协约国之间有勾结的可能性，但也不过是可能性而已。列宁急切地重提立即同德国接触的建议。他说：“我们必须行动，我们不要丧失时间。不是战争，革命战争，就是和平，二者必居其一。”托洛茨基因为不知道“进攻是否会在德国引起严重的爆炸性事件”，仍然认为求和为时过早。列宁的提议又一次以一票之差被多数否决。
2月18日这一天的早晚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托洛茨基召开中央委员会晚间会议时，他报告说，德国人已夺取德文斯克，而进攻乌克兰迫在眉睫这一说法正广为流传。他仍在犹豫，提议要试探同盟国的要求，但不要求和平谈判。列宁回答说：“人民对此绝不会理解，如果是革命，就应该宣战和停止复员，……我们在这里写公文，而德国人却在抢劫仓库和车厢，……如果我们把战争当儿戏，就会使革命断送在德国人手里。历史将告诉人们，是你们断送了革命。我们本来可以签订对革命毫无威胁的和约。”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的发言语气跟列宁相同。斯大林说：“如果他们像飓风一样猛烈地开火5分钟，我们在前线的士兵就无一生还……我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提议，像他那样提出问题，在文学上倒是不错的。”然而主和的极端派季诺维也夫此刻却疑虑不安起来。列宁的态度是：即使失去乌克兰也要争取和平，而季诺维也夫却不想走这么远。①
① 关于这次会议现有两份记录。根据一份记录，季诺维也夫为媾和争辩说：俾斯麦同俄国合作的传统在德国尚未废弃，并说媾和对德国的利害攸关，如同对俄国一样。看一看在这几次仓促的辩论中未来苏维埃外交政策中有多少中心思想在此时初步闪现，是很有意思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2页。
托洛茨基三次发言反对求和，三次提议只进行试探。但当列宁再一次提出他自己的动议时，使每个人都吃惊的是，托洛茨基没有投票赞成自己的提议而是赞成了列宁的提议，主和派以一票的多数获胜。新的多数一方要求托洛茨基和列宁起草致敌方各国政府的电文。当天深夜，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开会；主战派在会上再一次占了上风。但在政府里，布尔什维克在票数上压倒他们的盟友；第二天，2月19日，政府正式求和。
忐忑不安、不知所措地过了4天后，德国的答复才到达彼得格勒，那4天中，没有一个人能说同盟国各国政府是否会同意重新谈判或按什么条件重新谈判。它们的军队仍在进攻，彼得格勒已暴露在德军面前，城里成立了一个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革命防御委员会。尽管他们正在求和，但苏维埃不得不准备战争。托洛茨基转而询问协约国大使和军事使团：如果苏维埃政府重新进入战争，西方政府是否会援助他们。他以前作过这样的试探，但没有结果。①可是这一次，英国和法国的反应似乎积极了一些。托洛茨基发出求和电文的三天后，向中央委员会（列宁没有出席）报告说，英法两国建议进行军事合作。使他感到屈辱的是，中央委员会对此立即拒绝并指责他的行动。两派都反对他：主和派反对他——因为他们担心接受协约国的援助会损害单独媾和的可能性，而主战派反对他是出于同一个革命道德动机，他们既反对同德国签约，也反对跟“英、法帝国主义者”合作。托洛茨基立即声明他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说如果党不认为社会主义政府在保持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有权接受资产阶级国家的援助，那么他就不能留任。②最后他使中央委员会转而赞成他的意见，列宁坚决支持他。
① 罗宾上校说，托洛茨基在1月间曾提议美国军官应到前线去堵塞俄国货物被偷运到德国的漏洞，并把原料库搬到内地。托洛茨基当时说，即使他们单独签订和约，苏维埃政府也并无意加强德国。哈德：《雷篆德·罗宾自述》第64一65页。罗宾的评述是这样的：“协约国各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与其容忍托洛茨基存在，不如让德国人在俄国边境抢光俄国的原料。”同上引书第70一71页。
②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3一246页。
当德国的答复终于到来时，它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复电只给苏维埃政府48小时考虑答复的时间，而且谈判只有3天。条件比在布列斯特提出的苛刻得多：俄国要实施全面复员；割让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退出乌克兰和芬兰。2月23日，中央委员会开会时，离作出决定的最后期限只不到一天了。但其结果再次要取决于托洛茨基的一票。在重新求和这一点上他虽已向列宁让步，但并没有答应接受苛刻得多的新条件。他并不同意列宁所认为的苏维埃完全没有自卫能力。相反，他此时比以前更明显地倾向于主战派。他说：“列宁的论据完全不能使人信服，只要我们同仇敌汽，我们能够肩负起组织防御的任务，我们能够对付这一任务。即使我们被迫放弃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我们也决不当孬种。我们会使全世界继续处于紧张局势中。如果我们今天屈服于德国这份最后通牒，可能明天又要面临另一份最后通牒。……我们可以取得和平，但我们将会失去无产阶级中先进分子的支持。总之我们将使无产阶级分崩离析。”①
① 同上，第248页。
然而，尽管他预感到和平面临着凶兆，尽管相信苏维埃有自卫能力，他却再一次用他的一票保证了主和派的优势。
如果不对双方的组合和他们的论据以及动机作更仔细的观察，就不能解释托洛茨基使人大惑不解的表现。列宁力求为苏维埃赢得一个“喘息时间”，使他们能整顿内部并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为赢得喘息时间，他几乎不惜任何代价退出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并清偿赔款，他并不把接受这一“耻辱”的和约看做是最后的定局。他也认为革命战争不可避免；他不止一次援引1807年拿破仑向普鲁士口授的蒂尔西特和约，普鲁士的进步政治家冯·施泰因（Von Stein）和格奈泽诺（Gneisenau）曾利用该条约使他们的国家和军队趋于现代化，准备复仇。列宁正在学习他们的榜样；他也希望在喘息时间内德国革命可能成熟并因而摒弃和废除德皇的占领。
主战派与此相反，他们争辩说，同盟国不会容许列宁利用这一喘息时间：他们会切断俄国与乌克兰、高加索之间的交通线，使它不能得到这两个地方供应的粮食、煤炭和石油；他们会使俄国一半的人民受他们控制；会发动并支持反革命运动，扼杀革命。苏维埃在喘息时间里也建立不起一支新军队，他们不得不在战斗的过程中创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军队。不错，苏维埃政府也许会被迫退出彼得格勒，甚至退出莫斯科；但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退却并集结力量。即使人民将表明他们不愿为革命而战，就像他们不愿为旧政权而战一样——主战派的领袖们不肯承认这是当然的事——那么德国每前进一步，随之而来的恐怖与掠夺也会使人民摆脱厌倦和麻木，迫使他们起而进行抵抗，最后引起普遍、广泛、真正的群众革命战争的热情。一支令人生畏的新军队会在这一热情的潮流中诞生，革命不以悲惨的屈服为耻，定会得到复兴；革命会到处激起工人阶级的热情，会最终驱散帝国主义梦魇。
两派都认为对方提出的政策是有害的，辩论充满紧张激动的情绪。看来只有托洛茨基一人认为，从现实主义观点出发，赞成和反对每一方提出的行动方针都可以说出很多道理，但根据原则和革命道德，这些方针则都不可取。
从那以后，说列宁的政策具有现实主义的一切优点，说主战派代表布尔什维主义中十足的堂吉诃德式的一面，就成了历史学家的老生常谈。托洛茨基本人在事件后对这些老生常谈大力加以确认。但这种看法对主战派的领袖们并不完全公正。确实，列宁的政治创见及果敢精神当时已发展到天才的巅峰，而事变——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灭亡以及年底之前废除布列斯特和约——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而主战派往往在混乱的情绪冲动下行事，又没有提出一贯的政策，这也是事实。但是主战派领袖们竭尽全力为他们的理由作了强有力的、而且是现实主义的论证；他们的不少论点也为事变所证实。列宁取得的“喘息时间”事实上也有不少幻想的成分。德皇政府在和约签署之后尽其全力要扼杀苏维埃政府，只是由于它陷入西线的大规模战争而力不从心罢了。如果西方国家不与德国单独媾和，即使苏维埃政府不接受强加的、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德国也不能有更多的作为。布哈林和拉狄克提出论据反对俄国的屈服时，指出当时的情况已严重束缚德国行动自由。在这方面，当战争内情透露出来时，证明他们的判断比列宁的判断更为正确。仅占领乌克兰及南俄一些地方就拴住了100万德、奥军队。如果俄国拒不签署和约，德国充其量只能夺取彼得格勒。他们几乎不可能冒进军莫斯科的风险。①如果他们占领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那么主要力量都在这两个首都的苏维埃政府就会发现自己突然处于极端危险、也许就是致命的危机中。②但这不是列宁与主战派争论的焦点，因为列宁也抱着极大的信心反复说，失去一个或两个首都对革命不会是致命的打击。
① 鲁登道夫说，德国的纵深进攻“根本谈不上”，已策划好的只是“一次强有力的突袭”。《我的战争回忆录》第447页。
② 只有斯大林一个人认为无论哪一个首都屈服都意味着革命的“衰败”和革命的“衰亡”；就这一点说，作为主和派成员，他在某种程度上比列宁更为坚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8页。
主战派领袖们提出的另一个论据说：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战争过程中、在战场上，而不是在平静的喘息时间内的军营里建立一支新军队，这既是奇谈怪论，但又是现实问题。这就是红军究竟如何才能建立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布哈林和拉狄克在党的七大上的发言中已预见到托洛茨基和列宁在今后几年中所要采取并推行的军事政策。①正是因为俄国极端厌战，她不可能在相对平静的时期内建立一支新军队。只有剧烈的震动，只有不可避免的作战必要而且是立刻作战的必要才能激发苏维埃政权中潜在的能量，并使之发挥作用，正因如此，这个在沙皇、李沃夫亲王和克伦斯基统治下精疲力竭、不能作战的国家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才能在内战与帝国主义干涉战争中持续作战几乎达3年之久。
① 《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第32一50、69一73页及同书各处。
主战派的弱点与其说在于他们的论据不足，还不如说在于缺乏领袖。它的主要人物是布哈林、捷尔任斯基、拉狄克、越飞、乌里茨基、洛莫夫一奥波科夫、布勃诺夫、皮达可夫（Пятаков）、斯米尔诺夫和梁赞诺夫，他们都是党内的出色党员，其中一些人才智超群，而且是杰出的演说家和小册子作家，另外一些人是果敢的活动家。但在他们中却没有一个人具有革命战争所需要的不屈不挠的意志、道义权威、政治战略才能、策略灵活性和行政能力。只要主战派没有这样的领袖，这一派别就不是代表一项政策，而只不过是代表一种精神状态、道义的激动、文人的绝望呼声，即便这绝望的呼声在开始时曾引起党内多数人的激动而产生共鸣。主战派没有领袖，因而看中托洛茨基，请求他领导。顺便说一句，主战派中的许多人都是他的老朋友，他们都是同他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事妨碍他满足他们的期望。尽管他认为列宁的政策与主战派的政策同样有其正当的理由，但他并不隐瞒内心的反感。使人尤为震惊的是，他在那些最关键时刻却运用他的影响支持列宁。
他不承担领导主战派的责任是因为意识到，这会使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裂痕激化为无可挽回的分裂，也许还会造成流血的冲突。那时他跟列宁就会成为两个敌对派别的领导人而彼此对立，而且不是在一般分歧问题上而是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的分裂。列宁已经警告过中央委员会说：如果他们再次在和平问题的投票表决中压倒他，他就辞去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职务，要求党员群众反对他们。①那时托洛茨基会是列宁唯一可能的继任人，成为政府首脑。但作为政府首脑，他要承担责任，在无望的情况下进行一场很危险的战争时他就不得不镇压反对战争的人，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会对列宁采取镇压措施。两派都意识到这些潜在的后果，都克制着不去公然威胁对方。但在争论的话语中，这种威胁是不言而喻的。托洛茨基在关键时刻投票赞成列宁，正是为了防止党的队伍中发生内战的倾向。②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7一248页。
② 20年后，在肃反审判期间，指控布哈林在布列斯特危机期间企图发动政变、反对列宁并逮捕列宁。这一说法旨在使对布哈林阴谋反对斯大林的指控变得可信而已，无须当真。不过，主战派领袖们一定考虑过，如果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获得多数后将会干什么。那时他们将不得不成立一个没有列宁的政府。如果列宁坚持反对战争，他们将不得不逮捕列宁。1923年季诺维也夫说过：布哈林、拉狄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真讨论过这一点。拉狄克否认这种断言，说关于逮捕列宁的说法仅仅是开玩笑而已。罗宾上校是一个完全没有偏见的目击者，他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保持密切接触，他早在1920年就叙述过拉狄克同列宁之间一次对话的场面。他说拉狄克讲过，如果彼得格勒有500个有胆量的人，他们会把列宁关起来，便有可能进行革命战争。列宁回答说，他会先把跟他对话的人关起来（哈德：《雷蒙德·罗宾自述》第94页）。如果当真有反对列宁的阴谋在进行，拉狄克也不至急于事先给列宁报信，尽管这段对话事实上是开玩笑，但局势的逻辑却使这段对话具有严肃的含义。
如果托洛茨基不这样做，也许看到的可能是类似法国大革命中巴黎公社派、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之间发生的三角斗争。在1793年，公社派和阿纳卡西斯·克洛斯（Anacharsis Cloots）像布哈林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一样是主战派，主张反对欧洲所有反革命政府的战争，丹东主张对普鲁士作战而同英国签约。他希望福克斯（Fox）会在英国取代皮特（Pitt）当权。罗伯斯庇尔力促国民议会对英作战，而力主同普鲁士签约。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联合反对公社派。但是他们在镇压公社派以后自己又闹翻了，断头台解决了他们的争端。
托洛茨基常常通过法国这面三棱镜来看俄国革命，他一定已意识到这个类似点。他不会忘记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的那封著名的信，其中用战争的命运以及由此引起的争执来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全部“脉搏的跳动”。①想必他会认为，自己扮演的角色可能使人联想到丹东，而列宁扮演的角色则类似罗伯斯庇尔。一时间，仿佛断头台的阴影已经插到他与列宁之间。但这不是说，如果冲突进一步激化，托洛茨基会像丹东一样干出明知无望的蠢事来，或列宁会像罗伯斯庇尔一样想用断头台解决党内争端。类比就到此为止。显然，主战派如果胜利就将不得不镇压反对战争的人——否则它就不能应付它的任务。和平解决党内这次危机只有在主和派的统治下才有可能，因为他们比较能宽容反对派。在托洛茨基看来这是有决定意义的考虑。为了消除断头台的阴影，他对原则与个人雄心作出非凡的牺牲。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第457一458页。
他在答复列宁提出辞职威胁时所说的话与其说是讲给列宁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主战派听的：“我们不能在党分裂的情况下进行革命战争。……我们党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战争的，特别是当那些主张战争的人不想接受进行战争所需的物资（即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①“我将不承担投票赞成战争的责任。”他后来补充说，“列宁的看法中有不少主观成分，我不能肯定他是对的，但我决不愿做妨碍党的团结的事。相反，我将尽我所能维护党的团结。但我不能继续留任，不能承担处理外交事务的个人职责。”②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8页。
② 同上，第251页。
主战派的领袖们并没有托洛茨基的那种担心。已经担任契卡首脑的捷尔任斯基认为，党是强有力的，可以承受分裂及列宁的辞职。莫斯科布尔什维克领袖洛莫夫一奥波科夫要求托洛茨基不要被列宁的最后通牒“所吓倒”，说没有列宁他们也能执掌政权。①然而在辩论过程中，托洛茨基论点的严肃和急迫使主战派中有些人，如捷尔任斯基和越飞受到影响，因而他们让步了。列宁得到赞成媾和的7票，仍居于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但因为托洛茨基和主战派的三个领袖弃权，反对列宁的就只有4票，和约条件才得以通过。主战派弃权的三个领袖越飞、捷尔任斯基和克列斯廷斯基发表郑重声明，说他们不希望“进行一场同时反对德国帝国主义、俄国资产阶级和以列宁为首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战争”；并且说分裂纯粹是一场灾难，相比之下宁愿接受最苛刻的和约。②但毫不调和的主战派分子布哈林、乌里茨基、洛莫夫、布勃诺夫（以及出席会议的皮达可夫和斯米尔诺夫）指责赞成和约的决定是少数人的意见；他们辞去党和政府中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列宁试图劝阻他们不要采取这一步骤，但也无效。托洛茨基打败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后，此时则对他们表示同情和安抚，他若有所思地说，他若知道他们要辞职的话，他是不会这样投票的。③
① 同上，第250页。
② 同上，第253页。
③ 在同一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场面。列宁向已被打败的对手保证：他们有一切权利进行反对和约的鼓动，对此斯大林反对说，既然他们目无组织纪律，胆敢辞职，他们就是自绝于党。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都强烈反对斯大林的话，斯大林不得不收回他的话。《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54一255页。
主和派虽然获胜，但受到良心折磨。2月23日，当中央委员会一经决定接受德国的条件，随即一致赞同立即开始备战。在任命去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新代表团时，又发生悲喜剧的场面：中央委员会每位成员都躲避这份苦涩的荣誉；没有一个成员愿在和约上签字，甚至包括最强烈的主和派成员在内。最后，索柯里尼柯夫就任新代表团团长，但被提名为候选人时却威胁说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只是经过列宁的耐心劝说他才让步。①这件事解决后，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的嘲笑中，斯大林后来曾为此道歉——要求中央委员会接受他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辞呈，外交事务实际上已由契切林管理。中央委员会请他留任到和约签署之后。他只同意到那时以前不公开他的辞职，并声称他不会再在任何政府机关露面。中央委员会由于列宁的敦促责成托洛茨基至少要出席不辩论外交事务的政府会议。②
① 同上，第259一266页。
② 同上，第268页。
托洛茨基最近这一时期的努力、成功和挫败毕竟使他神经过于紧张。看起来，仿佛他在布列斯特所做的工作纯属徒劳；确实，不少人就是这样想、这样说的。由于托洛茨基一再断言德国人不敢进攻，因而说他使党产生虚假的安全感，这种指责不能说毫无理由。他本是被祟拜的对象，一夜之间却变成罪犯。M．菲利普斯·普赖斯写道：“2月27日晚上，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在塔夫利达宫开会，托洛茨基对他们讲话。……他已经几天没露面了，看来人们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然而那天晚上，他来到塔夫利达宫……像连珠炮似地向同盟国和协约国帝国主义倾泻其雄辩的嘲弄，说俄国革命是帝国主义祭坛上的牺牲品。他讲完后又不露面了。传闻说，屈辱感压倒了他，使他痛哭失声。”①
① 参见M．菲利普斯·普赖斯：《俄国革命回忆录》第251页。另见H．施泰因贝格：《当我做人民委员时》第208一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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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索柯里尼柯夫非常清楚地表明，苏维埃政府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条约上签字的。不到两周时间，德国人占领了基辅及乌克兰广大地区，奥国人进入敖德萨，土耳其人开进特列比崇得。占领军在乌克兰推翻苏维埃，重建拉达，只是在不久以后为了制服拉达才让哥萨克头目斯科罗帕茨基（Скоропадский）当他们傀儡政府的首脑。暂时得胜的敌人向列宁政府头上倾泻他们的要求和最后通牒，每次的要求和最后通牒都比前一次更使人感到屈辱。最使人感到屈辱的最后通牒是要求苏维埃政府同“独立的乌克兰”立即签订和约。在乌克兰，人民，特别是农民奋起拼死反抗占领军及其乌克兰傀儡政权。苏维埃政府如果同后者签订单独和约，就只能拒绝支持全乌克兰人的反抗活动。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上要求拒绝德国的最后通牒。列宁因为抱定来日复仇的思想，决定喝干这杯屈辱的苦酒。而每当德国挑衅时，党内和苏维埃内就又有人起来反对和约。布列斯特和约迄今未获批准，而且能否得到批准仍然悬而未决。
3月6日，在塔夫利达宫举行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决定是否将和约提请即将召开的苏维埃大会批准。会议进程严格保密，会议记录直到1925年才公布。会议气氛沉重而沮丧。外省来的代表发现政府机关因预料德国要进攻而正准备撤离彼得格勒，而这是克伦斯基政府都不曾采取的行动。人民委员们全都已在准备行囊——只有托洛茨基留下来负责断后，组织防务。代表们报告说党的声望普遍降低。①不久前，要求和平的呼声如此强大，才使二月政权垮台，并使布尔什维克得到政权。而此刻，当和平已经到来时，负责争取和平的党却第一个受到指责。
① 官方记载：“地方组织软弱涣散，大会反映了我们全党、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俄罗斯的情况。”《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第4一5页。
在大会上，托洛茨基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是争论的中心点，列宁在一篇最尖锐的演说中力促批准和约。他争论的主要点是反对主战派，但也严厉批评托洛茨基的“重大错误”：他一厢情愿地相信德国人不会进攻，“不战不和”就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的。①主战派跳起来为托洛茨基辩护。拉狄克说：“就连德国沙文主义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德国无产阶级反对兴登堡，赞成托洛茨基。我们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政策没有失败；这并非幻想，而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政策。”②在德进攻之后才签订和约，对苏维埃政府来说要好得多，因为没有人能怀疑，他们是受外力的强迫才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接下来拉狄克却表达了主战派对托洛茨基的失望：“单为这一点人们就可以谴责托洛茨基，因为他在布列斯特取得这么多的成就，后来他却加入另一方去了。……因此我们有权谴责他；而且我们也是这么做的。”③
① 同上，第22页。
② 同上，第71页。
③ 《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第72页。
托洛茨基又一次而且更清楚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说，布哈林、拉狄克及其朋友们认为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得救，因此他们现在“不得不违反党的正式决定，这就必然会使争端更加激化。……做我们后盾的国家虚弱无力，农民消极被动，无产阶级情绪沮丧，而我们自己队伍的分裂又进一步威胁着我们。……我的一票举足轻重。……我承担不起分裂的责任。我曾认为，应（在德军面前）撤退而不应为虚幻的喘息时间而签署和约。但我本人不能承担党的领导职责……。”①
① 同上，第83页。
就记录表明的情况看，这是托洛茨基唯一一次公开说他不敢取代列宁而做党的领袖。他又补充说：“如果欧洲革命再继续推迟下去，分裂的危险既不会消失，也不会减少。”①他承认他对德国意图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他提醒列宁，他们俩曾同意中止和约谈判。他说，他非常尊重列宁的政策，但并不赞成列宁派把情况摆到全国面前的做法。他们助长了冷漠无情和失败主义，使工人阶级丧失斗志，要在丧失斗志的工人阶级中建立他们全都同意建立的新军队是极其困难的。他并不敦促大会拒绝批准和约，但屈服应该有限度：不应该再对列宁让步去跟德国的乌克兰傀儡政府签订条约。②他的这几句话暗指最不祥的意外事件。他说，如果党软弱无力，因而不得不辜负乌克兰工农的希望，那么党就有责任宣布：“……我们来得过早了，我们退入地下，就让切尔诺夫、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去和乌克兰，……结账吧。但我认为即使我们被迫撤退，我们仍须像一个革命党那样行动，为保卫每个阵地都要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③这是他到那时为止最强烈的暗示，认为俄国的革命也许是一次不合时宜的跳跃；在马克思主义者听来，他的话含有最不祥的内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写到“来得过早”的革命家的悲剧命运。④最后，他提起捷尔任斯基、越飞、克列斯廷斯基以及他自己“自我克制的伟大壮举”和在“布尔什维克团结的祭坛上”的“自我牺牲”，他对列宁说，按列宁的政策，有不少良机，同样也有不少危险，并说主和派“牺牲生命的唯一目的也许只是为了生存”。⑤
① 同上，第84页。
② 梁赞诺夫在辩论中说：“纵然托洛茨基试图抓住列宁的衣角去制止他，但列宁心里清楚：屈从和退却是无止境的。”同上，第9页。
③ 《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第85页。
④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时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任何人陷入这样的困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68一469页。
⑤ 《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第86页。
列宁再一次用辞职作要挟，他说，如果大会限制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自由，他就辞职。他辩解说，既然是士兵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太弱而不能救援被围困中的同志，而且也明白试图去援救则自己也要被消灭，那么拒绝援救那些被围困的战友就不算是背叛行为。苏维埃政府和乌克兰关系的处境就是如此。这一次同意列宁意见的人占绝大的多数。
不过，托洛茨基对列宁肯定和约是“必要的”这一动议提出修正——他提议用“可以容许的”这一说法来代替“必要的”。他在大会的讲台上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要修正的原因，他在为促成列宁的政策所做的一切之后，却又犹豫起来。他和列宁在幕后完全一致，他们再一次向协约国进行试探：如果拒不批准和约，他们是否会得到协约国的援助。列宁为期待协约国的回答，甚至推迟了对批准和约问题进行表决的苏维埃大会。他差不多快要向威尔逊总统表态：如果总统答应作出具有约束力的援助许诺，他就拒绝承认布列斯特和约。①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用含义隐晦的话说，形势的变化如此迅速，可能两天后他自己也要反对批准和约。②因此托洛茨基希望大会不要用太僵硬的措辞起草决议。不过，列宁心里并没有指望协约国会有什么令人鼓舞的答复；他又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托洛茨基鼓动下，他同意试探，旨在对事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同时他希望大会毫无保留地批准和约。这一点大会做到了。
① 哈德：《雷蒙德·罗宾自述》第135一139页；韦勒-本奈特：《被遗忘了的和平》第290一301页。
② 《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第140页。
托洛茨基在辩论中重提到自己的“自我克制的伟大壮举”和“自我压抑”。这些话使人想到他年轻时一个朋友的话：“托洛茨基的全部行为受他的自我支配，而他的自我则受革命支配。”①在这位38岁的伟大著名人物身上仍然保留着他是18岁小伙子时的这一特点。他在这一戏剧性事件期间的表现证明他使个人雄心与爱好服从党的利益。但此时，当列宁完全胜利时，托洛茨基的自我却急躁不安起来；在这个冷酷无情的大会讲坛上，他的自我大声疾呼要求补偿。继和约问题的大辩论之后，却是一场关于托洛茨基功过的荒唐争吵。托洛茨基的朋友和追随者克列斯廷斯基、越飞、梁赞诺夫提出一项正式动议，为他在布列斯特的政策辩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这一时刻提这样一项动议都是荒唐的。大会刚刚决定和平是绝对必要的，绝不能期望会在这时对“不战不和”作回顾式的赞美。为托洛茨基辩护的人来自主战派，他们所处的环境使得这次示威性的辩解看起来仿佛是被打败的少数派的一次最后的突围。大会对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做过的工作本无断然否定之意，但大会宁可不提这件过去的事。然而既已明白提出要求要大会表态，大会只能予以拒绝。大会否认了这项动议；这一否决伤害了托洛茨基的自尊和雄心。他声称，他已成为同盟国各国帝国主义者最痛恨的人，成为因要继续战争而受指责的人；而此刻党却有意或无意地为敌人对他的指责提供证据。因此他辞去党委托给他的所有职务。
③ 参见本书第二章。
这时，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这项任命如果说不是党的核心委员会提出的，那么就是由它决定的；大会力求希望至少要使托洛茨基感到部分的满意。在十分混乱的吵闹声中提出几项议案，进行过多次表决，但其结果都不明朗。列宁在这种有损庄严的争吵中始终默不作声。季诺维也夫代表列宁派向托洛茨基保证说：全党热烈感谢他通过布列斯特谈判为唤醒德国工人阶级所做的卓越工作，并认为他这部分活动是“完全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应该意识到党已改变态度，再对“不战不和”这个公式进行辩论已没有任何意义。大会首先通过季诺维也夫的议案。尔后投票赞成拉狄克与此相反的动议，接下去又通过另一个和拉狄克动议相反的提案。托洛茨基抱怨说：“党竟然当着敌人的面否定自己代表的政策，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事。”他赌气地提出一项狠狠谴责自己政策的挖苦性议案。大会当然予以否决，他就退出了争论。到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和列宁得到的票数最多。他既放弃他的政策，党仍然毫无保留地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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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苏维埃批准和约以来已过了纷繁多事的4个月。人民委员会已迁离彼得格勒，移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协约国的外交使团也离开彼得格勒；但因反对和约，他们到外省的一个小城沃洛格达去了。托洛茨基已就任军事人民委员，着手“武装革命”的工作。日本人进攻西伯利亚，占领了海参崴。德国人镇压了芬兰革命，迫使俄国海军撤离芬兰湾。他们还占领了整个乌克兰、克里木及黑海和亚速海沿岸的地区。英、法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捷克军团发动反苏维埃叛乱。俄国反革命势力在外国干涉者怂恿下不顾一切原则、肆无忌惮地重新开始生死斗争。不少不久前还指控布尔什维克为德奸的人，首先是米留可夫及其追随者，都已依靠德国的援助对布尔什维克作战了。①饥饿已降临莫斯科及俄国北方的几个城市，从产粮区来的粮食来源均被切断。列宁下令全部工业国有化，号召贫苦农民委员会征用富农的粮食，用以供应城市工人。几起真正的动乱和几起可怕的阴谋都已经被镇压下去。
① 邓尼金：《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第3卷第72一90页。
至今还未有过什么和约能像布列斯特“和约”那样给俄国带来这么可怕的痛苦和屈辱。但列宁在经历这一切磨难和失望之中终于养育了革命这个“婴儿”。他不会拒绝承认布列斯特条约；尽管他对和约的规定漠视不顾的不只是某一方面。他不断号召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起来造反。和约中虽有解除俄国武装的条款，然而他却授权建立红军。但他决不许追随他的人武装反抗德国。他把指导乌克兰苏维埃和企图秘密袭击占领军的布尔什维克召回莫斯科。①德国的战争机器已摧毁了乌克兰的所有反德游击队。俄国赤卫队隔着边界看着他们痛苦挣扎，想过去援救他们，但列宁坚决制止。
①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内战回忆录》第1卷第294一295页。
托洛茨基早已不再反对和约了。他接受党的最后决定及其后果。人民委员会的团结及党的纪律同样都使他有义务支持列宁的政策。他这样做完全出于忠诚和献身精神，尽管为了忠诚他想必已付出过不少内心矛盾与不少剧烈苦恼的代价。布尔什维克的主战派群龙无首，一片混乱，陷入沉默。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和约的叫喊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响。3月间，在批准和约后，他们立即退出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包括契卡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和苏维埃执行机构中。然而已经发生的一切使他们恼怒，他们不能长期地保持这种既反对政府而又对它负责的态度。
1918年7月初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决定把事态闹大，并与布尔什维克决裂。反对和约的叫嚣又一次升温。乌克兰代表登上讲台陈述乌克兰游击队正在拼死斗争，要求援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柯夫（Камков）和斯皮里多诺娃（Спиридонова）斥责“布尔什维克的叛卖行径”，叫嚣要进行解放战争。
卡姆柯夫和斯皮里多诺娃两人都是老民粹派型的著名革命家。他们曾手执炸弹跟沙皇体制斗争，他们为自己的英勇所付的代价是多年的单独囚禁和苦役。他们的发言与其说具有领袖与政治家的权威，不如说具有英雄殉道者的权威。他们拒不掂量正反双方的意见。他们要求胜利的革命具有他们自己已经树立起来的英雄气概和殉难精神。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党组织是完全没有这样盲目冲动的激情的。然而斯皮里多诺娃和卡姆柯夫的呼吁仍然激起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共鸣，当然也激起托洛茨基的共鸣。在大会上，当卡姆柯夫走过讲台，走到德国大使米尔巴赫（Mirbach）伯爵旁听辩论的外交家包厢时，他指着大使倾泻他对德皇及德国帝国主义的憎恶。大会对他的果敢大声鼓掌，托洛茨基心里一定也在为他鼓掌。卡姆柯夫毕竟只是重复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的所作所为，通过卡姆柯夫和斯皮里多诺娃，他似乎又听到了他自己讲话的回声。他曾公开庄严而且信心十足地宣誓：布尔什维克为维护革命的荣誉要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并希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会这样做，自从那时以来仅仅过了几个月，而从他要求他的同志宁可宣告他们过早登台而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失败也不要对乌克兰的命运撒手不管以来，时间就更短了。与此同时他又追随列宁，希望这可能是一条挽救革命的出路。但在内心深处，他却不能谴责那些不听从列宁的人。
所以，在他7月4日要求大会批准他作为军事人民委员颁发紧急命令时，他扮演的是极其自相矛盾的角色。①这项命令旨在对俄国的游击分队颁布严格纪律，因为他们任性地对德军进行攻击有破坏和平的危险。命令原文如下：“兹命令：自本命令公布之日起，凡煽动继续反抗苏维埃政府者一律予以逮捕，解送到莫斯科接受特别法庭审判。对所有号召进攻（德国）和试图武装反抗苏维埃当局的外国帝国主义代理人一律枪决。”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266一274页。
他完全合乎逻辑地论证这项命令的必要性。他说，他不打算讨论究竟是主战还是主和政策正确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宪法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刚刚闭幕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已有定论。他所要说明的是任何人都无权僭越政府职能，无权支配战争。在赤卫队及游击队中煽动反对和约的行动采取了危险的方式：主和的政委已遭杀害；莫斯科派去的调查团遭到枪击，他的朋友拉柯夫斯基一度是同拉达谈判的代表团团长，也受到炸弹的威吓。“同志们，你们懂得这样的事是不能开玩笑的。目前他们是负责指挥红军的人……。”
这时，卡姆柯夫打断托洛茨基的话，高喊道：“克伦斯基！”另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大声喊叫“你自认为是新拿破仑”，托洛茨基回答说：“克伦斯基！克伦斯基服从资产阶级，而我在这里是对你们，即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负责。如果你们通过对我不信任案作出并执行不同的决定，不管这一决定我会不会同意，我作为革命战士将服从你们的决定。”他就是这样清楚地表明他的行动是为了和政府团结一致，因为他是政府的一员，而不是由于根本不同意反对派的意见。但他也警告反对派说，在这一阶段破坏和约只能有利于协约国或者只能有利于德国的极端军国主义者，因为他们甚至对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也不满意。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激烈地攻击他，但他向他们讲话时还是采取温和的劝说态度，并未指责他们应对煽动进行战争负任何责任。①当斯皮里多诺娃骂他是“波拿巴式的军国主义者”时，他略带歉意地说：“同志们，我本人绝不是军人作风的爱好者。我已习惯于用新闻记者的语言，我喜欢这种语言胜过其他任何文体。但各种活动都有其后果，文体也不例外。作为军事人民委员，我不能不制止流氓恶棍们枪杀我们的代表，现在我不是新闻记者了，我不能像斯皮里多诺娃那样在这里发言时用那种抒情调子表达自己的感情。”
① 到争论结束时，托洛茨基才谴责社会革命党人，但就是在那时，他也清楚表明，他的谴责是针对个人而非针对整个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其实，整个左派社会革命党都已孤注一掷地投入到破坏和平的图谋中。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75页。
至此，斯皮里多诺娃也放弃了“抒情调子”。这个身材矮小、身体虚弱的女人登上讲台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在叛卖，而且大声威胁他们说：“我要像过去那样手握左轮枪与炸弹。”这是仅仅两天之后的一场暴乱的预告，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一威胁的不同反应及当时的情景，萨多尔留下生动的描写。
列宁站起来，他那张不可思议的罗马牧神似的脸像往常一样沉着冷静而略带讥笑，当凌辱、攻击和直接威胁向他倾泻而来时，他从未停止过发笑，也不会不笑。在这悲剧性的境遇中，当他知道他的工作、思想、生命都危若累卵时，这样开怀爽朗的大笑令某些人觉得不合时宜，却使我感到他具有非常惊人的力量。常常是……甚至更尖刻的当众凌辱也只能使这种笑声暂且停一下，这使他的对手感到受辱和恼怒之至……。
托洛茨基站在列宁身旁，他也力图要笑，但愤怒、激动、焦急却使他的笑意一下子变成了痛苦的怪相，他那生气勃勃、富有表情的脸庞便黯然失色了，……而且那副梅菲斯特式的可怕面具也消失不见了。他确实没有当家做主的统治意志、冷静的头脑和绝对的自制力。然而他……却是一位比较宽容的人。①
① 萨多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札记》第396页。
当然，就列宁来说，满怀自信地面对反对者是比较容易的，他始终坚信只有媾和才能拯救革命。托洛茨基异常的脸色则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
这些激动的争论因7月6日德国大使米尔巴赫被暗杀事件而中断。暗杀者是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Блюмкин）和安德列也夫（Андреев)，都是契卡高级工作人员，他们执行的是斯皮里多诺娃的命令，希望挑起俄德战争。①紧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暴乱。他们逮捕了捷尔任斯基以及契卡的其他主要领导人，是在后者没带警卫来到暴乱者的总部时得手的。暴乱者占领了邮电局，向全国宣布列宁的政府已被推翻。但是他们既无领导，又无行动计划，经过两天小规模战斗后，他们就投降了。
① 布柳姆金后来为他的行动感到后悔，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中十分出名，重新参加契卡。20年代他同情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但接受托洛茨基的劝告，继续为格别乌工作。托洛茨基流亡王子群岛时，布柳姆金秘密到那里去见过他，把他致反对派的信件带回莫斯科，但在他设法把在信件交出前，他就被捕并被处决（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
7月9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复会，托洛茨基作关于镇压暴乱的报告。他说这次袭击使政府感到意外，在此前它把保卫首都的仅有的几支可靠的部队派到东线去攻打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了。政府本身的安全主要依靠的就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赤卫队，但正是他们发动了暴乱。托洛茨基能用来对付暴乱部队的只是由瓦采季斯（Вацетис）指挥的拉脱维亚步兵团，瓦采季斯是前总参谋部的上校，其时已成为红军总司令；还有一支由革命化的奥匈战俘组成的部队，率领这支部队的库恩·贝拉（Bela Kun）是未来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但这场暴乱的性质如果不从政治观点而从军事观点去看，几乎是滑稽的。暴乱者是一帮大胆而没有受过训练的游击队员，他们的进攻彼此不能配合协调。他们最后不是屈服于武力，而是屈服于布尔什维克的说服。托洛茨基当时正在把赤卫队和游击队训练成一支集中化的红军，他利用这场暴乱作为示范教学的实例，证明他的军事政策的正确性。即使在此时，讲到暴乱者时，他也是半带怜惜地说，他和其他同志在政府里曾为他们辩解，称之为“胡作非为的孩子”；①但他补充说：“不能再给这样的孩子有胡闹的余地。”暴乱的头头被逮捕了，但几个月后又赦免了他们。处死的只有几个滥用契卡内部信任的人。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276页及以后各页。
随着托洛茨基大力反击由他自己激情地反对和约所引起固执的余波，有关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的重大争论就这样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