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1998）
工人运动的传统
本篇论文探讨某些国家的历史对工人运动的特征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尽管本文直到1964年才发表，但它的完成主要是基于1951年左右在剑桥大学为一门“英法工人运动比较”的课程所做的讲座。那时剑桥大学里受资助的研究生（当时我即是其中一员）有权开设讲座课，即使经济系和历史系都拒绝向其（也以我为例）提供教职。
一个国家的习俗、传统和特定的历史经历，在它的政治运动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工人运动来说，政治家比历史学家更为频繁地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例如，马克思和基督教循道宗创始人卫斯理，谁的影响更大）。我打算在本文中通过比较法国和英国的经历——它们拥有最悠久的工人运动史——来阐明这一问题。
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产业上来考虑，工人运动在历史上无疑是一个新的现象。不论工匠协会和早期的工会二者之间是否具有连续性，如果仍以观察早期制帽匠和制革匠行会的角度来看待19世纪70年代甚至是30年代的工人运动，那只能是食古不化，因循守旧。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体制、新思想以及新的理论和策略的创立过程很少是社会工程的刻意创新。人们的生活周围总是有着大量的过去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设施，自然会选择其中最适合的而使之服务于新的目的。当然，追寻这一过程的历史学家绝对不能忘记新体制所应完成的特定的功能；同样，那些功能分析家也不能忘记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必定会为新体制增添色彩（而且也许是帮助，也许是阻碍或者转移它的方向）。
让我们来看一对极端的例子。1855年，法国特拉雷泽①的板岩采石工不满他们的经济状况，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游行到昂热，宣布成立了一个带有暴动性质的公社，很可能他们对1792年的巴黎公社仍然记忆犹新。九年以后，埃伯韦尔②的矿工也发动了起来。那些山谷小村的矿工地方分会的会员由乐队领头游行示威，到了山区集会。他们发表了演说，埃伯韦尔分会为他们每个人提供了六小包茶叶，集会以工人们高唱圣诗《荣耀颂》而告终。这些威尔士的矿工和法国布列塔尼的采石工所参加的经济骚动十分相似。但显然他们做法不同，因为它们各自国家的历史不同。他们从过去经验的积累中学习怎样组织运动，为什么而组织运动，到哪里去挑选领导骨干，以及那些领袖人物的思想观念如何，凡此种种至少部分地体现了特定的法国和英国的因素：在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前者表明了革命性的特点，而后者则表达了一种激进的对国教持异议传统。
具体例子也许是同样有用的。1828年，当里昂的织工和转包商准备组织工会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以一种革命的模式来建立他们的“互助主义者”社团。因此他们把该组织成立的那一年叫做“再生元年”，以模仿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改元的做法。工会以小型的密谋团体的形式组织起来，看上去有巴贝夫主义团体的某些特点，尽管它或许也参照了古老的法国手工业行会的一些特点，而且也考虑到回避沙普利耶法的实际需要。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人运动的纲领也都是从经典的雅各宾激进主义信条转化而来，那些左翼人士即使不是从最激进的埃贝尔和雅克鲁汲取灵感，那么也是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身上寻求灵感，而自由派则是乞灵于大革命时的右翼。迟至19世纪90年代，埃米尔•普热这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担任过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仍然在标题和风格上效仿埃贝尔的杂志《迪谢纳老爹》，发行了自己的杂志《悠闲者》。另外，作为运动领导中坚的那些先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自发地以革命的意识形态为行动的向导。利摩日的瓷器工人是共和主义者，能够很容易地从工联主义者的方法转变到政治手段来进行斗争；所以当他们的工会停止活动时，他们很快就组织了一个造反的公社。在涅夫勒省，左派人士反对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就秘密成立了一个名为“青年山岳派”的社团。
① 特拉雷泽：法国布列塔尼地区一处板岩采石厂。——译注
② 埃伯韦尔：英国威尔士格温特郡一地名。——译注
在英国，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原来的激进民主传统发展出两翼，筒单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大致就在那些较古老城镇上的手艺人及工匠行会和新工厂及采矿中心之间：一边是激进的世俗主义者，一边是对国教持有不同意见的循道公会派教徒。比如在伦敦，不遵从国教的传统从来没有作为一种左翼的力量而生根发芽，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有相对说来较大的影响。即使是乔治•兰斯伯里①这样一个自然具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工人也发现自己在政治生涯的开端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的一员，而且从来没有被持异议的教会拉拢过去，而是皈依了国教圣公会——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情况。在外省，道路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自然地通向了英国独立工党或者循道公会的平信徒教职。事实上，我们看见知识分子沿袭了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托姆•潘恩这样的人开始，经过欧文和卡莱尔时期的无神论激进主义者，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霍利约克和布雷德洛等一批世俗主义者，而在1880年以后，则是马克思主义者。遵循着这一传统，英国的工人运动得到了他们一些最重要的组织手段，其中包括18世纪90年代的“通信协会”宣传小册子，工人阶级的报纸，向议会请愿，以及公开集会和辩论，等等。当然，他们对理论不是特别感兴趣。
① 兰斯伯里（1859—1940）英国铁路工人出身的政治家，1931—1935年曾任工党领袖。——译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第一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对国教持不同意见者的一派，在18世纪转向了自然神论和后期的不可知论。另一个传统则有一部分——特别是在加尔文教派的苏格兰——可以直接追溯至17世纪的革命，而且它仍然以一种宗教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使在英格兰，独立的宗派主义者也一直以一种轮廓鲜明的形式存在一比如，马克•拉瑟福德①笔下的泽卡赖亚•科尔曼即是一例。然而总体看来，工人不满现实的传统来自于循道公会派的复兴；如果说得更确切一些，也就是来自1810年以后的教会一连串的分裂活动，其中始初循道会最为有名。新兴的工厂无产阶级、农场工人、矿工和其他各色的工人正是从这一传统学会了怎样按照非国教的教堂和巡回布道区的模式来运作工会。我们只要读一读东英吉利农场工人工会的地区报告，就可以知道他们学到了多少。正如威尔茅思博士所指出的，从循道公会那里，人们学到了许多重要的鼓动群众和宣传群众的手段：比如野营会，课堂会，等等。而最重要的是，持异议的态度为工人运动的领导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号召力，特别是在那些矿区。1843年，当伦敦德里勋爵下令驱逐达勒姆矿工骚乱的领导人的时候，当地始初循道会巡回布道区的2/3的成员成了受害者。在19世纪70年代，当林肯郡的一个农场工人工会发现自己处于困境的时候，他们考虑过和始初循道会的合并。显然，对于19世纪40年代的达勒姆的矿工以及19世纪70年代林肯郡的农场工人来说，始初循道会这一教派的重要性，也就相当于5年来共产党对于法国工人的重要意义，即构成了领导的中坚力量。
① 拉瑟福德（1831—1913），英国小说家，宗教思想家。——译注
这种宗教现象在法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在南部一些地区，居于少数派地位的胡格诺派教徒出于明显的原因，一直倾向于反对保守主义，因此他们在左翼领导人中所占的比例颇高。但总体看来，宗教现象对法国工人运动并不是十分重要。用这种传统上的区别不难解释英法两国的政治激进主义为什么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呢？
一种革命传统在政治上也许趋于温和；但一种宗教传统却不—定如此。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一些领导人于1880年结束流放回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大体上处于运动中极端右翼的位置，而这一运动正迅速地受到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肯竖起街垒，并不一定表明有一个极端主义的纲领。在大半个19世纪，法国的革命传统不过是法国自由派激进主义的一个方面，革命的支持者在思想上和英国有名的世俗论共和主义者乔治•奥杰尔十分接近。共产党作为现代革命派的模式，在许多方面背离了法英两国的革命传统，尽管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它又继承了两者的衣钵，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好像是法国工人运动中最富有暴力倾向的流派之一，他们的表现很说明问题。总的说来，构成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中坚力量的小手工业者和工匠，是极端好斗的。（然而他们的精神领袖蒲鲁东却是一个相当温文尔雅的人。）他们常常无所顾忌地进行暴力斗争——这一点和他们的英国同伙舍菲尔德金属工匠可谓十分相似——而且他们也容易吸引激进的知识分子。但是，正如舍菲尔德的恐怖分子在他们的政治观点上极端温和一样，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的运动中也基本上属于温和的一翼。他们最大的胜利成果法国总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以极快的速度从一个极端鼓吹革命的团体转变为一个小心翼翼的社会民主势力。不仅如此，法国社会主义流派中有一伙人，即迪穆兰、贝兰等等，在20世纪30年代末最热心地支持绥靖政策，而且与傀儡“元首”贝当合作，他们的人马就是主要来自1914年前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一翼。总的说来，法国的政治系统早就学会了和这些较老的、表面激进其实温和的革命流派打交道。当法国共产党于1920年成立的时候，大批有名望的中产阶级分子立刻加入其中，因为“让儿子在家族的纵容下参加极端左派的组织以开始其政治生涯，而在最终成为值得尊敬的人物（postures）”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事实上，一群革命的铁路工人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加入法共，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这个新党的领袖（如塞马尔，蒙穆索，米多尔）。法国共产党在若干年后才“布尔什维克化”。
另一方面，宗教传统却可能非常激进。的确，某种形式的宗教能够减轻难以忍受的社会张力所带来的痛苦，并且在暴动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某些教派，比如卫斯理宗，也许就是刻意这样宣传。然而，既然宗教在所有欠发达的社会中依然是基本活动的语言和行动框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英国工业化以前时期的普通人——那么暴动的意识形态也会带有宗教的色彩。
有两种因素促使宗教在19世纪的英国成为潜在的激进势力。首先，我们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事件，即17世纪的革命爆发的时候，现代的世俗政治语言还没有被普通人所接受，因而它是一场清教徒的革命。所以和法国不同，在英国，宗教当初没有被认为是现状的一部分。另外，习惯根深蒂固。直到19世纪90年代，我们仍发现一种几乎完全是中世纪的或者说清教徒式的做法：工人教会。其创始人约翰•特雷弗就是一个来自于极端虔诚的小教派里的不合时宜的反抗者，这些教派由工人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下层的纯真清教徒组成，总是不断地分裂以形成更为虔诚敬神的社团。正像其它的维多利亚中期的知识分子运动一样，在1870年以后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下，宗教界的异议也在慢慢分化，后来在19世纪末经济大萧条时期，特雷弗在经历各式的信念危机和坎坷的精神道路之后，终于投身于工人运动。因为没法构想出新一轮的政治运动，况且新的运动也不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宗教诉求，于是他就将工人运动变成了宗教。他并非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相信工人运动就是上帝的化身，围绕这一运动，他建立了教堂（工人教堂），主日学校，唱赞美诗等种种活动。当然约克郡和兰开夏郡那些强硬的心怀不满的工匠是不会追随他那独特的神学理论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非常脱俗化的基督教上帝一位论。然而，他们是在以教会为社会与精神生活中心的气氛之中长大成人的。大萧条（还有像1891年的麦金利关税法这样的一些事情）使他们逐渐意识到教会中在雇主和工人兄弟之间存在着利益的鸿沟；因此自然可以设想政治分裂将会以一种教会分离的形式而发生，就像早先卫斯理创立的循道宗和始初循道宗之间的分裂就是在政治激进主义者和保守派之间发生的。所以工人教会，以及他们所熟悉的附带的种种活动方式，诸如唱赞美诗，主日学校，教堂铜管乐团及合唱队，为贫民缝衣服的妇女会等等，就在北部应运而生了。其实工人教会只是夹在传统的政治自由派激进主义和独立工党之间的角色，而不久它也就与后者合并了。很显然，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一个世俗化前的政治传统扎根不深的国家。
第二个因素是在早期工业国家中的工业化所导致的特殊的心理张力——比如以缴纳租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飞速转变，人们产生一种恐惧感；一种突如其来的被连根拔起的失落感。那些被连根拔起的民众和新出现的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需要为他们的心理失调寻找一种情感的宣泄，以代替旧的生活模式。就像今天北罗德西亚（今为赞比亚）的铜矿工人成群结队地加入耶和华见证会，而在巴苏托人①当中，社会变迁的能量以一种巫术仪式的复兴而得到了宣泄，当年欧洲上下在15世纪初处于一个精神负担过重的、紧张不安的时代，充满了启示录般的宗教气氛，因而在矿区出现了各种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组织了大型的野营布道会，以及皈依教会等等宗教活动。此时，无论何地，只要有组织的宗教，总的说来是强烈保守的势力，例如罗马天主教会，那么活跃的工人运动必定是脱离这样的教会而独立地发展起来。在法国，经历过大革命的伟大激情又通过纯粹世俗的燃料自发地点燃了感情的火焰，温暖了工人们冰冷的生活。我们依然记得19世纪10年代一位老人临死前的遗言：“1793年的太阳啊，我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它再次升起？”雅各宾派共和国的伟大形象在向人们召唤，那些正在努力奋斗的男男女女最容易把他们的感情聚焦于一个人格化的共和国，正如同后来在德国和奥地利他们把感情投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的身上，因为那是他们自己斗争事业的人格化的象征。然而在英国却没有这样活生生的经历；但是这里有非国教徒的秘密聚会和一些教派，它们独立于国家，比较民主，而且有活力。年轻的工人往往就像一个始初循道会教徒那样“看到了光明”，把自己的政治目标转化为新耶路撒冷式的理想，这种经历就具有典型的英国工人运动的特点。
① 今莱索托境内的班图人。——译注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缺少阶级意识或斗争精神。有广泛的证据表明某些地区的始初循道会教徒具有很强的斗争意识；有时——就像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多塞特地区——即便是保守的循道公会派教徒也会发现自己成为本地工人领袖眼中具有号召力的典型。这一传统也没有妨碍个人进一步取得政治上的发展。今天我们也看到阿瑟•霍纳（少年时期的福音传道者）和威廉•加拉赫（他首次的政治经历是在参加不顺从国教运动的一个副产品，即禁酒运动）都变成了共产主义者。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两种传统看做几堆橡皮泥，可以任意变形来适应运动的情绪以及实际情况的需要呢？没有什么理论比马克思主义更不适于被改造成一种鼓吹“渐进过程的必然性”的教条；然而在大萧条结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这一点竟然发生了，或是潜移默化，或是以一种令人惊奇的解释性的杂技般手法在一些国家成为了现实。罗马天主教会支持一些社会政治学的原则，比坚持雇主和工人必须分别组织起来这种不受欢迎的想法更加起劲，然而，它在工业化国家中所支持的联合组织不是游离于工人运动之外，就是在经历一些斗争之后转变为普通的工会，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例外。实际上，思想比事实更具有弹性。可是，一种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传统，尤其是当它可以概括一些过去的实际活动的真实模式，或者是已体现于稳定的体制之中的时候，它具有其独立的生命和力量，而且必然会影响到政治运动的行为。橡皮泥理论显然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说法。
然而，当我们尝试去估计这种传统的真实作用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但是我们可以谈几点看法。首先，持异议的传统，虽然在政治上含义并不准确，却比革命的传统更具有可塑性。在这种传统的背后没有像法国革命那样的特定历史经历，及其纲领、斗争策略的经验教训和政治口号，而不论它们是多么不合适。革命的传统美化了“人民”武装起义反对“富人”的行动，我们很难忽略这一事实，同样我们要考虑到这种革命所采取的神圣方式——建立起义者的公社，实行革命的专政统治等等。如果要把它转化为它的对立面，例如转化为一种渐进主义和社会合作的理论，就得通过间接的手段，例如，用它的自由激进主义的方面反对其共产主义的方面，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总工会和1945年以后的罗马天主教会那样，尝试着用其内部的蒲鲁东主义传统来反对巴贝夫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传统，或者像甘必大①那样强调“人民大众”所包含的所有各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反对共同的外在的敌人，比如“反动势力”或者“教权主义”。但是只有通过在理论上美化革命，才能在实践上磨光它的棱角。真正的保守派迟早都会和它一刀两断。但是持异议的传统只要是在宗教的范围之内，就不会依靠任何特定的纲领或记录，尽管它早就和独特的政治要求有联系。“英国的社会主义是来自于卫斯理而并非是马克思”这种现代说法的谬误之处就在于此。只要社会主义（或者激进自由主义，就这点而论）是针对某种特定的经济制度的清楚明确的批判，以及一套要求变化的提议，那么它就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世俗意识形态。但若它不过是一种针对贫困事实的热心陈述，它就与任何特定的政治学说没有内在的联系。不管怎样，只需要稍稍改变一下在神学方面所强调的东西，就可以把一个积极革命的持异议者转化为一个寂静主义者（再洗礼派和贵格会教派过去都做到了这一点），或者把一个好斗的左翼分子变成一个中间派。两种传统的可塑性之区别可以通过个人的例子来说明：约翰•伯恩斯从一个革命鼓动者变成了自由党内阁的一名大臣，就必然表明他已经和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决裂了。另一方面，布兰斯珀思矿场的拥有者拉夫先生在年轻时曾经是一个工会会员，但是他后来在1863—1864年一手搞垮了达勒姆矿工协会，在他结束其生涯时，他又和开始其生涯时一样，是一个积极而又虔诚的始初循道会派教徒。
① 甘必大（Gambetta，Léon，1838—1882），法国的共和派政治家。——译注
第二点则紧接着第一点。一种革命的传统就其存在而言，是一种对于行动或同情行动的内在的召唤。从数字上看，1839年发生于威尔士南部的纽波特起义，是一个远比1916年的爱尔兰都柏林复活节起义更为严重的事件，尽管它的组织较之前者差得多；但是它对于后来十年的影响却远小于在爱尔兰发生的事件，它对英国甚至是威尔士的大众传统的影响比起后者更是微不足道。这两个事件，一个正适合进入为“造反者”所保留的圣堂；而另一个却不适合。
因此这两个事件中，一个很容易地成为启示与神话，而另一个只不过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历史事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因为使一个运动成为革命运动的，并不是想要使用暴力的意愿，而是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的一种确定的政治手段。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没有像英国那样强大的、延续至19世纪中期的暴力行动的传统。暴力行动作为集体讨价还价运动的一种正常的手段，早在18世纪就已经确立了起来。威胁和恐吓在早期的工联主义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破坏罢工是不道德的作法”还没有成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伦理法则的一部分。因此那种宣称“如果英国具有一个革命的传统，它也就会因之有一场革命”的说法是相当愚蠢的。然而，可以说，像德比郡起义和纽波特起义这样的插曲本来可以更频繁地发生，而且像1919年格拉斯哥事件那样极端紧张的局面，本来还不会那么容易就得到解决。①
① W.Gallacher, Revolt on the Clyde（London,1936）,ch.10,谈到那次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事后作自我批评：“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忘记了我们是革命领导人。”
当然，在工人运动的日常工作中有没有革命的传统，并不紧要，这一点十分可信。如果从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观点来看，法国特雷拉泽的采石工人愿意宣布马上成立一个社会共和国，看来只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大众示威的斗争形式。这甚至都不是达到他们最迫切的经济要求的最有效途径。或许它是有用处，只是因为要把软弱的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跟强大的反对势力相抗衡，用咄咄逼人和炫耀张扬的策略是最有效的。（所以政治革命家们都做了数量过多的这类组织工作，无论是英国1889年和1911年的“新工联主义运动”，还是法国杜瓦尼亚内兹的沙丁鱼罐头工人，或者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照明工程，甚至是同一时期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会，都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在政治急剧变化和局势十分紧张时期，革命传统的存在与否，也许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因素；例如在1918年以后的德国就是如此。
所以，革命传统就其本质来说具有政治性，持异议的传统却很少直接涉及政治。很难说这一事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更为政治化的法国工人运动。虚弱的工会运动通常注意依靠政治斗争以取得更多的力量，然而那些强有力的运动却不必担心这一点。纵观19世纪和20世纪，法国的工会远远弱于英国的工会。尽管如此，这点也没有全然解释两种令人称奇的现象：一是法国工人阶级的思想转向社会主义的速度之快，二是政治鼓动和劳资纠纷鼓动之间相互转换的极大可能性。
所以法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占据自治市，比英国大约早20年。第一个在英国由工人、激进派和爱尔兰族议员占多数的自治市，是伦敦东面的西汉姆，那是在1896年。然而早在1881年，法国的工人党就在科芒特里市议会赢得了第一个多数。到了1892年，当信奉社会主义的地方议员（甚至包括不是以社会主义者身份当选的人）在英国依然十分罕见的时候，在法国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包括那些可能主义者、阿拉曼主义者（Alemannists）和其他各种炫耀其社会主义招牌的人就控制了12个以上的自治市，其中包括像马赛、土伦和鲁贝这样的大城市。而在全国议会选举中，这种差距则更为显著。
此外，英国工会的政治活动总是极为有限，尽管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往往也是工会会员这一事实，使这一点显得模糊不清。工会为工党提供财政支持，可是除了某些特别情况以外，很难看出究竟有多少工会会员是因为他们的工会是工党的支持者而将选票投给工党，或者他们是否因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人而同时既是工会会员又是工党的选民。可以肯定纯粹的工会候选人很少能获得选举的胜利。在19世纪70和80年代，伦敦那些由伦敦工会委员会推出的候选人得票率明显地逊色于全国世俗协会之类的政治组织所推出的人选。①在21世纪50年代，在一个大型发动机工厂所选出来的车间工会代表召集人（共产党员），在参加议会竞选时，所得到的选票少得可怜，尽管，这一地区遍布他们工厂的人，这些人在厂内都会投票选他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厂内行动中都追随他。这种区别在阿瑟•霍纳的事例中显得非常清晰，他既是政治人物，又是工会活动家——这一组合十分罕见。（比如说，安纳林•比万是一个政治要人，但是他在矿工工会中从来都是无足轻重。）霍纳的职业生涯可以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在早期，他主要是一名政治领袖，在马尔迪地区有一个强有力的根据地，而在后期，当他从共产党的领导职位被排挤出来的时候，他开始专心于工会工作，成为英国矿工曾经有过的最得力的领袖，但此时的霍纳，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不是一个政党领导人，尽管他是其所属政党的一个点缀。②
① 例如，在1882年伦敦教育委员会的选举中，除了一名当时尚在任期内的工会会员以外，身为工会会员的候选人基本上都落选了，当选的两人（海伦•泰勒和艾夫林）则主要是靠了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
② 法国的情形却与此相反，例如纯工会会员出身的皮埃尔•塞马尔一度担任过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另一位工会会员莱昂•莫韦（曾于1933年任总工会书记）在1947年担任法共组织书记。还有两位工会会员在战争期间参加过共产党抵抗运动的军事领导和担任过战后政府部长。类似的人还有一些。
同样，在英国很难想到任何成功的或甚至是认真尝试过的政治罢工，尽管同情罢工和声援罢工（sympathy and solidarity strikes，这些词汇已经归入了工会的最狭窄的工作范围中）非常普遍。1926年的总罢工就属于这一范畴。在英国很难设想象欧洲大陆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运动为争取选举制度改革而举行的总罢工，这类罢工常常获得巨大成功，就像1890~1914年间在比利时和瑞典所发生的那样。政治罢工在英国也并非不能想象，特别是在那些紧张的几乎充满革命激情的时刻，就像在1920年，当人们因为英国干涉俄波战争而觉得受到了威胁的时候。但是一种政治传统的存在几乎肯定会促成更多的政治罢工，尽管（除了在革命时期）罢工规模有限，肯定低于其鼓吹者的期望值。
第三点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一种革命传统根据定义来说，应能预见权力的转移。但是在实施时候，它可能毫无成效，就像无政府主义者的种种运动那样，以至于没有必要认真对待它们。但是这一可能性总是非常明确。比如说，那些研究19世纪宪章运动的历史学家，每每想起这一最伟大的英国工人群众运动软弱得异乎寻常，就不能不感到悲哀，更何况英国统治阶级当时是以一种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此事，而不是因为有了外国革命的先例而感到恐慌。这种平静实在是有道理的。那些宪章运动领导人完全不明白，一旦他们收集请愿签名的斗争不能够改变议会的态度，他们应该做些什么，而这种请愿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失败。即使是举行一场总罢工（“圣月”）的提议，也正如其反对者所指出的，也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表明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
难道我们将把几十万的绝望的饥饿的人放到社会，而事先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或任何行动计划，在事关后果的问题上却仅仅将信任寄托于一连串偶然性的因素？……我反对指定如此放假的日期，直到我们有更好的证据，首先证明整个事件的可行性，或者是它能够产生效果的可能性，紧接着还要表明它将要采用什么方式付诸实行。
而且，当一场近似于自发性总罢工这样的事真的在1842年的夏天发生的时候，那些宪章派没有能力利用这次机会，而且它也不如1830年发生的衣业工人的自发性的暴动有效，后者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其有限的目标，阻挡了农场机械化的脚步。宪章运动软弱无效，究其原因，至少部分地在于英国人对于起义、起义所需要的组织以及权力的转移这些观念感到陌生。
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抵抗运动，就共产党人这一方看来，绝不是意在夺权，而他们在战争期间照例组成了最重要的和最活跃的抵抗队伍。然而在1945年以后和冷战期间，有人为了宣传的目的而提出相反的观点，说法共是想夺权，那只是一个谣言，已经被彻底证明是一个谬误。这种观点从来没有任何可信度和可以提供支持的证据，仅有少数地方组织的独立活动是可以理解的例外，而这些组织的活动是违反中央的政策，或者是因为它们当时不了解中央的政策。但是关键在于，在法国运动的条件下，需要特别采取措施来防止法国的抵抗运动采取夺权的形式，因为夺权看上去是合乎逻辑的（尽管不一定就是最明智的）；那些独立行动的抵抗小组若不加约束，很可能会有夺取地方政权的企图。而任何英国的运动，不管有多么暴烈和激进，都极不可能自发去这样做。
这两种传统的区别在实践上究竟有多重要，还有待思考。显然它们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们只是影响到运动中的各类活动的风格，而不是它的本质。但是这些风格也许会有超过其表面兴趣的方面，而且有时很可能正是人的本身，或者毋宁说是运动的本身，才是风格之所在。显然，如果各国的运动都是像各国共产党那样，遵从严格规定的组织、意识形态和行为的模式，那么风格就很难起到上述的作用。然而，凡是对共产主义运动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21世纪20年代中期强加于他们身上的那种极端统一的模式（“布尔什维克化”）并未能防止各国共产党人在本国氛围和运动风格上出现显著的差异，恰似天主教的严格教规未能使爱尔兰教会与意大利教会或荷兰教会保持一样的面孔。在塑造运动的意识力量较弱的情况下，传统对于风格的影响可能更加明显。
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和平运动，在英国，这个运动总是异乎寻常的强大；而在法国，它的势头就相对较弱。（我们不应该把和平运动和常常与它同时进行的反军国主义的运动混淆在一起。）自从雅各宾党人开始，一种咄咄逼人的而且有时是好斗的爱国主义就在法国极左翼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而且实际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外的只是别的人掌握了爱国主义大旗的历史时期（比如说，从大约1880年到1934年）。人们甚至可以说，法国工人运动最团结一致和最强大的时期，是他们可以斥责统治阶级不但是剥削者而且同时还是卖国贼的时期：就像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21世纪30年代后期人民阵线时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抵抗运动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是革命传统中的一种固有的当权愿望的另一种表现：雅各宾党人和他们的继承者们总是把自己看做是潜在的或者实际上的管理国家的力量。）①另一方面，英国的工人运动总是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对侵略和反对战争的道义感，而这种情绪实际上就是其自由激进主义——而且特别是持异议的——政治遗产的最重要部分之一。
① 情况与此相反的最明显例子，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德雷福斯事件，围绕着德雷福斯究竟是否有罪这一争议而展开的激烈辩论，使法国工人运动陷于分裂。
所以，在1914年，独立工党是英国这个交战国中惟一的非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实际上是几乎所有国家中惟一的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作为一个团体拒绝支持战争；但是后来英国也有两位大臣——两人都是自由党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从内阁辞职，这样的事情在交战国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反对侵略和反对战争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团结或动员英国左派的最有效的手段：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1899-1902年布尔战争时期，还有21世纪30年代以及50年代末，都是这种情况。
英法两国1945年以后的和平运动所形成的反差，尤其能给人以启示，因为除了两国的传统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的因素来解释这种区别。法国没有什么自发的群众性的和平运动，只有一段时期，共产党尽力支持一场反对核武器的呼吁活动，因此收集了大批的签名。英国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组织愿意并有能力动员群众反对核战争。（世界和平运动和共产党人的紧密联系可能推迟了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和平运动在英国的兴起，使得它直到冷战时期的最严重的歇斯底里事态结束之后才出现。）另一方面，一个非官方的群众团体却能够倡导争取核裁军的和平运动，这一活动不仅仅成为可能除日本之外全球最大的反核运动，为国外的（不太成功的）模仿者提供了一个榜样，而且还是英国狭义政治范围之外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因为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和平”这一问题上，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力量才集合起来推翻了右翼领导的长期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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