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霍布斯鲍姆 -> 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
第五章 民族主义最高峰：1918-1950
若说19世纪的“民族原则”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大获全胜，那显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尽管这场胜利不但出人意料，甚至也不在那些未来胜利者的计划之中。事实上，这场凯旋是两大出人逆料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一是自中欧到东欧，多民族大帝国陆续崩溃倒台；二是俄国革命赐给联军大好机会，使它们可以大打“威尔逊牌”，来抵制“布尔什维克牌”。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在1917到1918年间，真正能大规模动员人民力量的，并非民族自决而是社会革命。于是人们自然会忧心忡忡地揣测，一旦全欧各地皆为革命所席卷，会对欧洲各国造成多大冲击？事实上，这种揣测根本是杞人忧天。除了俄国之外，欧洲没有任何国家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政策进行重建。有史以来第一次，欧洲这块拼图几乎全都是由民族国家拼凑而成，而且这些国家全都拥有某种资产阶级式的国会民主。可惜这种局面为时甚短，且再也没有出现过。
介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欧洲各国也目睹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另一而胜利，那就是“国民经济”的胜利。虽然诸多经济学家、商业巨子及西方政府，都一致期待历史能重回1913年的世界经济规模，可是，这终究是不可能的幻梦。历史原本就不可能重演，更何况建立在私人企业之上的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原本就只是经济学的理想，而非史实。即使是大英帝国，也无法再继续维持它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独步全球的经济优势。
早在1913年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就以非常快的速度向高度集中的巨型企业迈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受到政府的政策导引及相关法令的保护与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令资本主义经济加速朝由国家统领的方向走去，摇身变为国家计划型的资本主义。对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在1914年之前，这绝对是万万意想不到的事。就算人类能够重新回复大企业与国家资本相互结合的经济规模，1913年的国际局势也无法重现，因为世界大战早已将西欧各国的经济及政治势力，作了戏剧化的重组。对1913年的缅怀与渴望，都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罢了。两次大战期间所爆发的经济危机，更把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推到令人吃惊的高峰。在那几年，世界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国际移民狂潮也走向涓流将尽的枯竭期，各国竞相进行贸易管制，各自筑起高不见天的关税壁垒，阻碍了国际金融互通，国际贸易逐日紧缩，就连国际投资也发出崩解警讯。大英帝国于1931年被迫放弃行之多年的“自由贸易”政策，欧陆各国自是早已尽其可能地退到保护主义的防护罩里，采取几近乎锁国式的自给自足政策，只有双边协定稍可缓和这种高度自闭的倾向。简言之，横扫全球的经济风暴，将世界资本主义的巨宅大厦，推回到早年“国民经济”及帝国时代的陋屋规模。这种情势难道是注定的？从理论上看，并非如此。不过，在两次大战期间，这种情势发展却无疑是必然的。
这个时期的世界局势，正好提供我们一个绝佳机会，一探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局限及其潜力。不过，在开始探究之前，且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及相关国际协定，到底为欧洲造出什么样的民族国家模式；为了方便讨论，我们也把1921年签订的“英爱条约”（Anglo-Irishtreaty）[*1]涵括在内。其实只要回顾一下这些条约协定，就可以立刻看出：要将威尔逊原则付诸实现，也就是要使各国国界与民族及语言疆域一致重合，是项极其困难的工程。可是战后的和平安排，基本上还是尽可能依照这项原则进行领土重划，除了对德国领土作了某些政治战略上的决定，以及对意大利和波兰的扩张作出某种领土妥协外。总之，当时这种不计任何代价致力根据民族疆界划定政治地图的做法，无论是在欧洲或世界各地，都是史无前例的尝试。
可惜这些努力仍是徒劳。从民族的分布状况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旧帝国废墟上搭建起来的新兴民族国家，依然是由多民族所组成，跟它们所取代的所谓“民族囚牢”（prisons of nations）的古帝国并无不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都是绝佳示例。而日耳曼、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少数民族如今在意大利境内的处境，与战前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意大利人几无二致。这次领土重划的最重大改变，就是各国平均面积缩小甚多，而原先在各国国境内的“受压追民族”，如今则被唤作“受压迫的少数”。因此根据逻辑推演，如果想要创造一个国界与民族和语言疆界完全契合的国家，似乎就必须把境内的少数民族加以驱逐或根绝。20世纪40年代之后，在各国境内实行的种族屠杀，就是上述逻辑所带来的结果。种族屠杀虽然要到20世纪40年代之后才搬上舞台，但大规模的驱逐少数民族，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即已在南欧边境登场。例如土耳其在1915年将亚美尼亚人强制驱逐出境；1922年希土战争（Greco-Turkish war）后，又再度将130万到150万的希腊人自小亚细亚驱逐出境，这些希腊人早在荷马时代即定居此地。[1]也是基于这项逻辑推演，奉行威尔逊主义的希特勒，才会主张将那些并非居住在其父祖之地的日耳曼人，比方说住在意大利南提罗尔一地的日耳曼人，大举迁居回德国；并将境内的犹太人永久驱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起自法国迄于苏联的这块广阔欧陆上，已看不到犹太社群的踪影；而日耳曼人则继犹太人之后，成为各国竞相大批驱离的对象，特别是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于今观之，要使民族疆界与国界合而为一的理想，恐怕只有野蛮人才做得到，或者说，只有靠野蛮人的做法才可能付诸实现。
一旦我们体认到民族疆界与国家版图不可能完全契合，于是下面这个结果就变得非常奇怪：根据凡尔赛和约，也就是威尔逊原则所划定的疆界，即使荒谬绝伦之至，却还是被永久固定下来，其中若有变动，也只是某个强权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强加更动的，这里的强权特别是指1945年之前的德国以及1940年之后的苏联。虽然曾有多次短暂尝试，企图重新规划从前隶属于奥匈帝国及土耳其帝国的新兴独立国的疆界，不过，大致说来，战后和会所决定的疆界基本上变动不大，至少在苏联南部及西部是如此，这个地区唯一的例外是意大利抢夺了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该地在战后原本是划归给南斯拉夫的。
此外，威尔逊原则也产生了一些不完全在人们预料之中的重大后果。比方说，小民族的民族主义，也开始变得像列宁所谓的“大族沙文主义”一样，无法容忍其境内的少数民族。这点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匈牙利观察家眼中，自然不是什么新发现。比较新奇也比较重要的新现象是，他们发现官方支持者所塑造出来的“民族概念”，并不必然和人民心中所认定民族关怀完全吻合。1918年之后在各民族杂处之地所推动的公民投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民族究竞想成为哪个民族国家的成员，结果我们却发现，许多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民，却主动表示想加入说另一种语言的国家。也许有人会说这纯粹是因为政治压力或是选举舞弊所导致的结果，也有人干脆把公民投票斥为无知、不成熟的政治举措。不过这些解释显然都站不住脚。事实证明，很多波兰人宁可住在德国也不愿住在重生的波兰；此外，也有很多斯洛文尼亚人宁愿选择做奥地利人，也不要做新南斯拉夫国的子民。对那些深信每个民族成员都应无条件认同其领土国家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无可饶恕之举。不过无论如何，民族认同等于国家认同的观念，在欧洲政坛上已日渐得势。于是在大战结束20年后，我们会看到英国政府把该国境内的所有德国居民全部集中管理，甚至包括犹太人及反法西斯流亡人士，因为英国官方认为：任何在德国境内出生的子民，必定都会对德国效死不渝。
这种理论和实际不符的情形，在爱尔兰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艾米特（Emmet）及托恩（Wolfe Tone）[*2]竭尽全力地推动爱尔兰民族意识，但是居住在北爱六郡的居民，并不认为他们和另外二十六郡的爱尔兰居民同属一个民族，甚至和南爱的少数新教徒也不一样。所谓单一的爱尔兰民族应该隶属在单一的爱尔兰国家之下，或者说，这个岛上的所有居民都一致希望能建立一个统一、团结而独立的芬尼亚爱尔兰国，只是一厢情愿的错误假设。证诸爱尔兰自由邦（后来独立为爱尔兰共和国）成立50年来的历史，芬尼亚派及其支持者应该可以打消如下想法，亦即把爱尔兰的分裂归诸于大英帝国的阴谋分化，或认为阿尔斯特自由统一党（Ulster Liberal Unionist）是受到英国当局的误导所致，因为从最近20年的发展看来，分裂爱尔兰的种子，显然不是植根于伦敦。
此外，从南斯拉夫的建国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居民并不具有单一的南斯拉夫族意识，这种意识是19世纪（克罗地亚）伊利里亚运动所致力凝聚的。当地居民更容易受到诸如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民族口号的驱动，而这些口号都有可能导致一场种族屠杀。事实上，克罗地亚民族意识正是在南斯拉夫建国之后，才逐渐赢得人民支持，因为他们想借此对抗塞尔维亚人日渐高涨的优势地位。[2]在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里，斯洛伐克人也始终回避其兄弟之邦捷克的拥抱。在其他靠着民族解放或殖民地解放运动而完成建国大业的国家里，上述现象甚至更为明显，而且原因也相仿。这些人民并不认同其民族领导人与政治代言人所塑造出来的民族。印度国大党虽然一直致力于把南亚次大陆统一在单一团结的政权之下，但也不得不在1947年接受国土分裂的事实；就像巴基斯坦虽然也以在南亚次大陆建立单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为宗旨，可是孟加拉还是在1971年脱离巴基斯坦独立。当印度政权不再垄断在少数接受英式教育的西化精英之手，印度就开始面临人们要求以语言划定省界的呼声，这个问题一直为早年的独立运动所忽略，虽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少数印度共产党人注意到这个问题。[3]直到今天，虽然在印度的七亿人口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说英语，但各个敌对的语言派别，仍然同意继续以英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因为他们不愿意以北印度语为国语，尽管印度有40%的人民使用这种语言。
凡尔赛和约之后的世界局势，呈现出另一种新现象：亦即民族运动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开来，并且陆续衍生出欧洲民族主义的新变形。由于欧洲各战胜强国一致奉行威尔逊原则，因此那些受压迫民族或未受国际承认的民族，自然会打着民族原则的名义，特别强调其民族自决的权利，来争取其独立地位。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所宣扬的都是刚从西方学来的欧洲民族主义，不管这些内容是否适合其国情。再者，由于俄国革命式的激进主义已取代了法国大革命式的激进主义，成为全世界解放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斯大林版的民族自决权，自然成为那些不满于马志尼主张者所致力追求的新目标。于是在今天被称之为第三世界地区的解放运动，遂都被视为是民族解放运动，或是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民族及社会解放运动。
然而，容我再重述一次，历史事实往往跟理论大相径庭。真正促使解放运动逐日兴起的原因，在于人民对征服者、统治者及压迫者的愤怒，而这些他们所憎恨的人士，正好是肤色、装扮及生活习惯皆与他们不同的外国人。所以基本上这是一场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在一般人民当中可能已出现类似民族主义原型的情感，有的是基于语言，有的是根据宗教或其他原因，可是这种情感还谈不上是民族意识，甚至还可能被帝国主义统治者利用来打击和压制真正的民族运动。所以，鉴于帝国主义者最常运用“分而治之”的计谋，因此为了对抗帝国主义所鼓吹的部落主义、社群主义，或任何会造成单一民族走向分裂的各种说词，人们便应该团结在单一民族之下，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进一步说，除了少数具有悠久历史的政体之外，比方说像中国、韩国、越南、伊朗和埃及这类国家，如果出现在欧洲，必然会被划归为“历史民族”的地区之外，其他那些打着民族运动口号追求独立的领土单位，绝大多数都是帝国主义者的发明，其历史都不超过数十载；否则，也只是某种宗教或文化地域，根本谈不上是欧洲所谓的民族。这些以解放为己任的斗士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民族主义者”，只是因为他们能巧妙地运用这种源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来推翻帝国统治，就算如此，他们通常也只包含非常少数的本土精英。所以，像“泛阿拉伯主义”、“泛拉丁美洲主义"或“泛非洲主义”这类诉诸文化或地缘的政治解放运动，都称不上是民族主义，而是超民族主义。不过源自欧洲心脏地带的帝国扩张主义，比方说泛日耳曼主义，倒是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诸如泛阿拉伯主义之类的运动，都是少数知识分子建构出来的，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一个清楚的民族或国家可作为诉求焦点。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多半来自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叙利亚而非埃及，因为前者只有极其模糊的国家实体，但拥有悠久建国历史的埃及，其民族主义一开始便是以埃及为导向。这类运动都只说明一点：只要一个人接受过强势的文化语言教育，那么他就有资格在推行这种文化语言的任何地方，取得知识分子的宝座。这点直到今天仍造福不少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因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总有某个时期会遭到政治流放；而对巴勒斯坦的毕业生来说，他们随时都可以在从波斯湾到摩洛哥之间的地带找到工作。
另一方面，这种以地缘为导向的解放运动，无可避免，多半是建立在殖民政权所创造出来的基础上，因为这通常就是其未来国家唯一的共通性和民族特性。由殖民征服及行政管理所造就的一致性，有时反而会使当地人民产生一种民族感，就像独立国家有时也会造就出具有爱国心的公民一样。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国家，其人民根本不具任何共同点，除了都曾在1830年后接受法国殖民统治，或者说得更贴切点，除了他们都曾共同反抗法国殖民之外。巴勒斯坦的情形更明显，1918年之前，居住在叙利亚南部的巴勒斯坦人，从未和这块土地产生任何认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产生，完全是由于犹太复国运动在此屯垦占领。总之，因解除殖民状态而告成立的国家（主要出现于1945年后），都不足以称之为民族；而引领它们摆脱殖民统治的运动，也不足以称之为民族主义运动。有关依赖世界（dependant world）的最新发展趋势，我们留待后面再讨论。
现在，让我们暂且回到民族主义的发祥地——欧洲。
在欧洲，依照民族分布划定国界之举，等于是将民族主义促进解放及统一的功能削弱殆尽，因为那些正在为建国奋战的民族，已在外力的运作下达成这项目标。在某方面，欧洲当时的情形，像是预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陆续在政治上脱离殖民统治的发展；也有点类似“新殖民主义”这个早产儿的实验室-—拉丁美洲。对这些领土国家来说，政权独立的目标既已达成，就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可以轻松地把国家未来会面对的问题，加以简化或掩饰；也不能再以先追求民族自决和独立政权为借口，把这些问题拖延下去。如今我们当然都知道，主权独立并不能自动解决所有问题。
那么，以往那种以促进民族解放及统一的民族主义，还残留在哪些地方呢？一方而，对绝大多数的民族来说，它残存在未能回归祖国的少数民族身上，比方说，罗马尼亚境内的匈牙利人，以及奥地利境内的斯洛文尼亚人；另一方面，它也残存在民族扩张主义中，这些民族国家往往会以牺牲外国人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利益，来推行其扩张国土的行动。在当时，无论是东欧或西欧，都还有一些弱小民族未能独立建国，比方说，马其顿人跟加泰罗尼亚人。虽然在1914年之前，典型的民族运动主要是用来反对多民族或超民族的国家或政体，比方说，哈布斯堡帝国及奥斯曼帝国；但大体而言，1919年之后的欧洲民族运动，多半都是朝反对民族国家的方向走去。因此在这种定义上，民族主义几乎等于是分离主义的同义词，而不再扮演追求统一的角色。尽管分离主义有时是迫于政治现实；有时，比方说像阿尔斯特自由统一党，则是它们意欲加入其他国家的掩饰。不过，这两种分离倾向由来已久。真正称得上全新的现象是，这类分离渴望竟开始出现在西欧那种民族其名、多民族其实的国家当中，亦即出现在政治形态而非文化形态的民族国家里。虽然有一两个这类国家出现于两次大战期间的新民族团体，比方说威尔士和苏格兰民族政党，至今仍未获得群众支持，也就是说，它们才刚刚踏入民族演化的阶段，离脱离还有段距离。
如果我们暂时把爱尔兰丢在一旁，分离民族主义在1914年前的欧洲，的确轮廓不明。巴斯克民族党的情形在西欧算是罕例，该党在1905年便获得部分群众支持，并在1917到1919年的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除了毕尔巴鄂〔Bilbao〕的劳工选民外）。巴斯克的年轻激进派，直接从1916到1922年爱尔兰所推动的革命民族主义中，汲取运动经验；而他们之所以能获得人民的广大支持，乃是由于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的独裁，后来更得力于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o）蛮横的镇压手段。加泰罗尼亚主义基本上仍是先前那种属于地方中产阶级、乡绅及知识分子的保守势力，对奉行无政府主义的劳工阶级而言，无论是加泰罗尼亚人或是外来移民，他们所宣扬的民族主义都非常可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文献，都刻意以西班牙文印行。我要再次强调，若不是因为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强力压制，地区性的左派和右派势力，是不可能在争取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基础上，组成人民阵线，共同反对腐败的马德里王朝。西班牙共和国及佛朗哥将军的军事独裁政权，更使加泰罗尼亚主义增强为群众运动，以致在独裁政权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佛朗哥死后不久，群众立刻抛弃西班牙语，改用加泰罗尼亚语，此时，加泰罗尼亚语已不只是一种习惯性方言，而是经过标准化的文化语言。及至1980年，以加泰罗尼亚文写成的文章，已普遍刊行于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刊物上，俨然成为一种新兴文类。不过在同一年，通行于巴塞罗纳的日报，只有6．5%是以加泰罗尼亚文印行。[4]1977年，加泰罗尼亚居民约有80%使用加泰罗尼亚语，而加里西亚（Galicia，这个地方的区域运动并不盛行）居民，也有91%使用当地方言，可是巴斯克境内却只有30%的民众会说巴斯克语，而最近的数据显示，会说巴斯克语的比例，也没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5]这一点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一心以独立建国而非地方自治为目标一事，并非没有关联。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恐怕会随着时间日渐加深，主要是因为，加泰罗尼亚主义如果要变成群众运动，唯有朝左翼移动，以便将强势而独立的劳工运动整合进来，扩大其群众基础；而巴斯克民族主义则必须将传统的劳工阶级及社会运动排除在外，才有可能达到其目标，这点并不是主张分离的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党（ETA）套套马克思的革命词汇，[*3]就可以掩饰的。由于巴斯克民族主义必须借由排外来凝聚其人民意识，无怪乎加泰罗尼亚主义会比巴斯克主义更能同化新移民（大多是劳工阶级）。1977年，54%非出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加泰罗尼亚居民会说加泰罗尼亚语，但是，却只有8%出生在外地的巴斯克人会说巴斯克语，虽然巴斯克语的确比较难学。[6]
至于在已形成重大政治势力的西欧民族主义方面，弗兰德斯民族运动在1914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也比较危险的阶段，因为在德国大举占领比利时之际，竟有一部分弗兰德斯人通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兰德斯人投向德国的情况甚至更戏剧化。不过，要到1945年后，弗兰德斯民族运动才真正威胁到比利时统一。西欧其他小民族的民族运动就更不受重视了。苏格兰及威尔士的民族政党，都是崛起于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萧条期，然而，却始终成不了气候，一向都被排斥在政坛核心之外。比方说，“威尔士民族党”（Plaid Cymru）的建立者，[*4]不但是个类似莫哈（CharlesMaurras）[*5]之流的欧陆反动派，还是个罗马天主教徒。[7]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格兰及威尔士民族政党才开始获得选民支持。至于其他类似的小民族运动，大多走不出“俗民传统主义”或地方世仇的小格局。
此外，我们还必须对1918年之后的民族运动做更深入的观察，这种观察可以带领我们及民族主义走出传统的国土纠纷、公民投票以及语言问题等范畴。新世纪的民族认同，必须以崭新的表现手法，在这个都市化的高科技社会中自我宣传。这又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无疑是现代大众媒体的兴起，包括报纸、电影及广播。无论是私人企业或国家，都可借由大众媒体使一般人民的意识形态趋于标准化、齐一化；当然它们也可借由大众媒体推行其宣传及洗脑的目的。（由希特勒所领导的德国新政府，便在1933年的第一任内阁中，设立了“宣传及公共启蒙部”〔Propog and a and Public Enlightenment〕。）但是，再精致的政治宣传也比不上大众媒体的能力，因为它可以有效地把民族象征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于是公私领域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生活在私领域的人民遂与属于公领域的民族发生直接关联。若不是由于现代大众媒体，英国皇室不可能转化成凝聚民族认同的公共圣像，自此英国皇室的各项仪典，都得针对广播（日后则是为了电视转播）进行特别设计，比方说，始于1932年的皇家圣诞广播。
公、私领域之间的区隔，还可借由体育竞赛加以连结。在和平时期，体育竞赛可说是最为盛大的人民庆典，参赛的个人或团体都被视为是民族国家的代表，于是体育竞赛便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今天，这种现象早已为全球人民所熟悉。直到那时，奥运或国际足球赛才开始引起中产阶级的兴趣（虽然早在1914年之前，奥运就已经带有民族竞赛的气氛），而多民族国家也开始利用国际竞赛来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参赛者代表整个国家，在制度化的例行比赛中，跟其他民族进行友好竞争，这种象征性的“虚拟斗争”，卒成为族群冲突的绝佳安全栓，各国可以以最无害的方式，宣泄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欧陆第一次定期举办的国际足球赛中，就可以清楚看出：竞赛仪式有助于消解民族冲突，比方说，奥地利跟匈牙利之间便不再处于剑拔弩张的敌对气氛中。[8]因此，人们自然会把国际足球赛在19世纪80年代由英格兰和苏格兰，扩张到威尔士和爱尔兰一事，看成是英国当局对境内民族的安抚举动。
如同奥威尔（George Orwell）很快认识到的那样，在和平时期，国际体育已经成为民族竞争的另一战场，运动员对外即代表他们的民族或国家，更确切地说，代表了他们的想象共同体。当时的法国巡回公开赛（Tour de France）已被各国家代表队主控；米特罗巴杯公开赛（Mitropa Cup）则让中欧各国的代表队陷入了你争我夺的敌对状态中；而世界杯足球赛（World Cup）和奥运（1836年的奥运就万分明显），更完全变成是一场争取民族光荣的竞赛。为何体育竞赛可以转变成激发民族情感的重要媒介？至少对很多男人来说的确是如此。因为它很容易让人产生光荣的民族感，即使是平时对政治或公共事务均漠不关心的人们，尤其当他们亲眼看到年轻而优异的国家运动员，表现出他们毕生梦寐以求的绝佳成绩时，民族优越感自会油然升起。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就此编织出想象的共同体，而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比起十一人组成的队伍，不但更具象也更真实。于是每一个人，即使只是在一旁加油的人，都变成了民族的象征。笔者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29年时，我在维也纳友人家中，和大家一起收听第一届英奥国际足球赛（Anglo-Austria football intemational）转播，当时有个朋友就扬言，如果英国打败奥地利，他一定会找英国报复，从当时的比数看来，此话很可能成真。由于当时只有我一个英国人，于是我自然成为英国的代表，其他人则代表奥地利，幸好后来双方打成平手。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中看出，年轻小伙子是如何通过对参赛队伍的支持，建立起他们的民族认同。
因此两次大战期间的欧洲民族主义主流，可说是老牌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及各民族的恢复国土主义。先前那种好斗的民族运动，在两次大战期间自然更受鼓励，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革命的滔天巨浪已逐渐消退之后。于是法西斯和其他右派运动，立刻开始把这项资源挪为己用。他们首先利用民族主义动员那些害怕社会革命的中产阶级及其他人士，起而反对红色共产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此外，他们也利用民族主义来压制反战主义，这种反战思想主要是源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厌恶。这一类的民族主义宣传，通常都非常有效，甚至在工人当中也发挥了绝佳效果，因为可以借此把战败耻辱及国家衰弱不振的过错，全都一古脑儿推给敌国以及国内叛徒。对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家来说，唯有宣扬民族主义，才能为国政衰败之因找到合理解释。
然而，激进民族主义并不只是一种绝望的反射，虽然许多人的确是因为战败，因为挫折和怨怼，才转而投入纳粹党或极右派的怀抱，这种情形在经济大恐慌时期尤为明显。同样是战败，但德国人在1918年时所作的反应，和1945年就非常不一样，这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在魏玛共和（Weimar Republic）主政之下，几乎举国上下的德国人（包括共产党），都对凡尔赛和约违背正义的做法深感不满，所以，无论是右派或左派，各政党都铆足全力动员群众反对和约规定。然而，列强在1945年施与德国的报复与惩罚，不但比1919年更严酷，也更无章法。而且当时在联邦德国境内，还有上百万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满怀愤怒地从中欧和东欧各地被赶回德国，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这种惩罚是公平的，就算纳粹德国曾对其他民族施行更恐怖的暴行。可是尽管如此，激进的政治报复主义却从来都不曾在联邦德国政坛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在今天自然更没有份量可言。魏玛时代和波恩（Bonn）时代的不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对联邦德国人民来说，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他们的生活环境便迅速好转，可是迎接魏玛时代德国人的，却是经济大萧条的无底深渊，短短5年，国家就从战败走向革命，接着是股票崩盘以及超高速的通货膨胀。
可是，就算激进民族主义不是绝望的必然反射，它仍然适时地在人们的理想落空之际，填补了人们心灵上的大片空白。当时人们的失败感和无力感是那么的深切，他们先前坚信不移的意识形态、政治方案以及建国方略，都在瞬间瓦解成碎片。这些失意的人们包括：失去了启蒙时代旧乌托邦理想的人、对建国方略失去信心的人，以及不再对旧政治社会的安定表示支持的人。等一下我们会再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如同我在最后一章所试图论证的，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既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如同某些人所认定的，是一种唯我独尊、凌驾一切、至高无上的政治使命。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表达民族认同感的唯一形式，也不是爱国主义的唯一形式。我们务必要将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或右派运动（它们自认为可以代表所有的政治及社会认同），和民族/公民及社会意识等复合概念（在现代社会，这乃是各类政治认同的培养剂）区分开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和阶级是不太容易分得那么清楚。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意识在实践时，必然会涵括公民/民族这个向度，同理，公民/民族或族群意识自然也会把社会主义的向度涵括进去。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劳工阶级的迅速走向激进化，自然会连带强化他们潜在的民族意识。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个反法西斯的时代里，左派势力究竟是如何在非法西斯国家当中，极其成功地重新主导民族及爱国情操。因为我们无法否认：左派用以抵制纳粹德国的诉求，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同时包括大众的民族情感，以及他们普遍对社会革新与革命的期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确已逐渐脱离“第二国际”及“第三国际”的传统，这个传统曾彻底扬弃任何爱国主义象征，认为那完全是资产阶级国家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玩意，就算是这种爱国象征是源自革命，也确实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例如《马赛曲》[9]所以，当共产党后继者试图重新抓住爱国主义象征，扭转爱国主义这种最佳进行曲被那些该死的敌人垄断的局面，必定会令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至少对局外人及我们这些回顾者来说是如此，就像当美国共产党宣称，共产主义即20世纪的美国民族主义，也会令我们百思不解。可是无论如何，共产党在反法西斯的抗争中，的确把爱国主义喊得沸沸扬扬，挺像那么一回事，甚至连戴高乐（de Gaulle）都开始担心了。[10]更有甚者，不管是在运动的内部或外部，红旗与国旗共同飘扬的景致，都普遍受到欢迎。
然而，左派阵营到底有没有真正兴起过民族情感？或者说，传统的雅各宾革命爱国主义，到底有没有登上左派的中心舞台？这些问题长久以来就在左派官方所主导的反民族主义及反军国主义的政策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致我们在今天也很难骤下定论。针对上述问题所作的研究非常少，而这些罕见的研究仍需经过严格检核，可惜现存的历史资料不足以提供给学者完整的参考资料。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社会革命和爱国情操的再度结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在我们坐待进一步的研究报告出现之前，且让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复杂现象的特色所在。
第一，反法西斯民族主义浮现的历史背景，是一个国际普遍陷入意识形态内战的时代，值此之际，许多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士，都倾向于选择加入右派国际政治联盟，或支持与这个联盟认同的国家。因此，各右派政党便不再在国内继续炒作排外式的爱国主义，虽然早年右派正是借此坐大的。当时法国流行的口号是：“希特勒好过布鲁姆。”[*6]（better Hitler than Léon Blum）这句话的本意是：德国人好过犹太人；可是却很容易被理解成：外国人好过本国人。对左派来说，这正是大好时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右派已然松弛的掌控中，把民族主义的大旗抢过来。英国的情形也类似，说服左派反对姑息希特勒的政策，会比说服保守党容易得多，因为在保守党眼中，希特勒毋宁是反布尔什维克的中流砥柱，而非大英帝国的外患。在这个意义上，反法西斯爱国主义的崛起，可视为是国际主义胜利的一部分。
第二，工人和知识分子都选择了国际主义，可是，此举却反而同时加深了他们的民族情操。近来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英共及意共的研究显示，反法西斯动员的确对工人及知识分子造成莫大吸引力，尤以西班牙内战为甚。[11]不过，工人及知识分子对西班牙的支持，并不只是单纯的响应国际团结的行为，就像对印度或摩洛哥来说，反帝国主义绝不只是一种国际团结的表现，而是一种与他们切身相关的诉求。反法西斯运动在英国，是英国人的关切所在；在法国，也同样是法国人相当注意的事件，只是在1936年7月之后，反法西斯的主要阵线正好摆在马德里附近。于是这道各国内政的基本议题，就在因缘际会之下，在西班牙这个国家开打。对大多数工人来说，这个国家简直既遥远又陌生，要不是因为这场战斗，英国人和它几乎永远不会有任何瓜葛。再者，由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都只和德国及意大利这两个特定国家有关，因此这场斗争不只是英国或法国的内政问题，或普世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能否抵挡德国人入侵的问题。
第三，反法西斯的民族主义，除了与民族冲突有关之外，也与社会冲突紧密相连，这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愈来愈明显。无论是英国或欧陆，在反法西斯的战斗中，民族胜利与社会革命都是不可分的。英国人民已经以行动证明这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原本在战时深受举国爱戴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英国爱国主义象征人物的邱吉尔，却立刻在选战中败下阵来，大批人民转而支持工党。不管其他地方的人民是如何陶醉在解放的欢悦中，但英国1945年大选所传达出来的人民意志，却是无可挑战的。虽然保守党和工党在追求胜利这点上平分秋色，但工党却因同时献身于追求战争胜利与社会改革，而略胜一筹。
更有甚者，对绝大多数英国工人来说，战争本身自有其社会影响。就在德国于1941年出兵攻打苏联之际，英国工人阵营（无论他们有没有从军）立刻出现一片亲苏维埃热，苏联及英共在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之间的行径，似乎丝毫不曾影响到这股热潮。工人阵营之所以热情拥抱苏联，并不只是因为英国可借此脱离孤军奋战的处境。对曾经以英国陆军劳工士兵身分经历过这个事件的我们来说，工党、工会分子以及劳工阶级士兵的政治意识其实非常明白，他们还是会在无意中把苏联认定成某种“工人的国家”。就连像贝文（Emest Bevin）这么坚决反共的工会领袖，也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放弃这种认定。[12]就这点而言，这场战争本身，可说是同时带有国家战争与阶级战争的成分。
因此在反法西斯运动期间，民族主义遂与左派结成紧密同盟，在被殖民国家当中，这种结盟关系更因反帝运动而得到加强。于是反殖民斗争便以种种不同方式，和国际左派联系在一起。这些反帝运动如果能在其母国找到政治盟友，这些盟友无疑都是左派集团。因为帝国主义理论（即反帝国主义论述）长久以来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观念，再加上苏联的国土绝大部分位于亚洲，而且它也以非欧洲本位的观点看待世界发展，尤其在两次大战期间，它更是完全以亚洲观点来批评世界局势，这对第三世界（当时尚未出现这个名词）的行动者而言，当然会造成相当大的冲击。相对的，自从列宁发现被殖民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可能为世界革命带来莫大贡献之后，共产党革命分子便不遗余力地协助被殖民国家进行解放抗争。这种抗争对双方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因为凡是可使殖民母国的帝国主义者惊惧的事情，必定也广受工人大众欢迎。
不过左派和依赖国家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远较复杂，并不是一道简单公式就可以说明的。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偏好外，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不论他们在理论上是多么倾向国际主义，他们一心关注的，除了其国家独立外，别无他物。要他们为了全球人类的利益，暂缓或修正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是不可能接受的。比方说，他们不太可能为了赢得反纳粹之战（包括日本），而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因为这些所谓帝国的敌人，却正是他们眼中的盟友（依传统的芬尼亚原则来说，正是如此），尤其是在那段法西斯看似胜券在握的时期。对反法西斯的左派来说，他们很难理解瑞安（Frank Ryan）的行径。瑞安本是爱尔兰共和党的左派斗士，曾加入国际旅（International Brigades）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可是当他被佛朗哥将军俘虏，并于柏林重现之后，却转而致力于以爱尔兰共和军（IRA）的支持，换取德国在战胜之后，阻止南、北爱尔兰统一。[13]不过对传统的爱尔兰共和主义派而言，瑞安奉行的始终是一致的信念，虽然其做法不太明智。此外，博斯（Subhas C.Bose）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种冲突。博斯是孟加拉人民眼中的民族英雄，也是印度国大党的激进要角，他曾在战争开始之初加入日军那方，并将被俘的印度军人组成反英的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my）。虽然在1942年的时候，轴心国显然非常有可能赢得亚洲这边的战事，因为日本眼看就要成功地侵入印度，但博斯的动机绝非出于趋炎附势。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当时的确有相当多反帝运动的领导人非常乐于接纳德国及日本，因为他们可借它们的力量排除英国及法国的势力，特别是在1943年之前。
不过到了1945年之后，各国争取独立及反殖民化的运动，却都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结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脱离殖民统治和新独立的国家，都会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之故，当然，这里指的是那些在争取民族解放过程中，曾受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协助的国家。因此，民族解放便成了左派的口号。奇怪的是，于西欧兴起的新族群分离运动，却也自此开始采纳马克思及列宁的革命语汇，不管两者之间看起来有多么格格不入，因为这类分离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继承的是1914年之前的极右派和亲法西斯传统，甚至在大战期间，其中的某些老派战将还有叛国记录呢。[14]然而在这种左派民族主义的宣传辞藻下，那些无法借由民族自决取得其天赋权利的老民族，就被重新划归为“殖民地”的一员。可是当那些因投身这类运动而成为暂时左派的年轻知识分子，在1968年仍看不到他们预期中的新千年时，这种民族主义的论调便开始出现大逆转。
20世纪30到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之所以总是呼应左派理论，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马克思理论，其实有其特殊背景。由于另一种民族诉求曾经和法西斯主义牵连太深，因此变得名誉扫地，几乎有一整代人都羞于和它扯上任何关系，因此左派论调才能这么一枝独秀。可以说是由于希特勒和反殖民运动，民族主义和左派才再度恢复他们在1848年之前的结盟关系。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民族主义的其他选择再度出现为止。1970年，西方世界最主要的民族运动都是以反对共产党政权为诉求，回归到更单纯更内化的民族情感上，虽然实际上它们并不拒绝由共产党当局所发出的意识形态。在“第三世界”，则兴起了宗教整合主义，荦荦大者是各伊斯兰教国家的例子，不过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譬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所崇信的佛教），这些宗教整合主义为革命民族主义及被压迫民族提供了绝佳的发展基础。于今回顾，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即兴盛一时的左派意识形态，不过只是昙花一现的热潮，甚至可说是～场幻梦。
接着，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讨论：亦即随着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扩张，欧洲（民族主义诞生地）以外地区的民族主义，将面对怎么样的命运呢？虽然自20世纪20年代起，欧洲观察家已开始认真看待依赖世界的民族主义，比方说，在亚洲以及伊斯兰教国家崛起的民族运动，而且他们当时的认真程度，也许比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来得高。[15]不过，当时这些欧洲观察家并不认为他们需要为了依赖世界，修正原有的欧洲版民族主义模式。在欧洲之外，新兴的独立国家显然以拉丁美洲共和国占最大宗，可是，除了美国之外，欧洲各国根本不重视它们。在欧洲人眼里，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要不是被视为鲁若坦尼亚式的笑话，就是被看作当地原住民的文化复兴运动，旨在恢复印第安传统。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到40年代，当这些新兴国家开始对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产生同情与支持，才引起列强对拉丁美洲的注意，若非如此，拉丁美洲问题恐怕会永远被束之高阁。日本的情况虽然自成一格，可是由于其国势已强大到足可跟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并驾齐驱，所以日本的民族运动就跟西欧的模式非常类似。除了阿富汗和暹罗（今泰国）之外，其余那些不曾统辖在一个中央政权之下的亚非地区，只有一个国家真的具有推动独立运动的空间，亦即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土耳其。
通常略有声势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都可以被归类成以下三种：第一，仿效欧洲“民族自决”的本土知识精英运动（比方说印度）；第二，人民大众起而反对西方的排外主义（包括各类型的仇外运动）；第三，好战部落天生的高昂气质（比方说摩洛哥或阿拉伯沙漠的部落）。就第三个例子而言，帝国的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可以把这些孔武有力但通常不具政治意识的民众征召入伍，只是他们通常都太过大意，白白把这些人真正的战斗力保留给那些都市煽动家，尤其是那些受过些许教育的煽动家。前述这些例子都不太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分析，虽然伊斯兰教国家的群众运动，甚至像甘地所诉诸的印度大众，都曾一再显示：宗教在其中所扮演的动员角色，远高于它在现代欧洲通常能发挥的功效。也许第三世界对民族主义思想最大的贡献是，使人们——除了革命左派之外——兴起普遍怀疑，怀疑“民族”这个概念是否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帝国主义观察家眼中，依赖世界的民族主义，往往都是知识分子引进的舶来品，是由那些和自己的同胞大众很少直接接触的少数精英所支持的。这些少数精英的群体概念和政治认同，和他们的同胞有着天壤之别。这种看法应该是相当公正的，虽然帝国统治者或欧洲殖民者可能会因此小看群众民族主义的兴起，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犹太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便是在他们的疏忽之下崛起，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依赖世界，有关“民族问题”的最有趣想法，几乎都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虽然这些想法并未超出严格的列宁式马克思思想架构。可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阶级关系（包括在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应该要发生的阶级斗争），亦即在争取民族及社会解放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存在着怎样的阶级关系。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者的关心范围，只限于拥有某种阶级结构和斗争情势的殖民社会，这种阶级结构可以用西方术语进行分析，而这种斗争情势则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获得进一步提升。因此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类为争取民族自由而战的民族主义运动，从未认真思考过“民族”的定义是什么，只假定它是不辩自明的。于是印度民族就如同印度国大党所宣称的，系泛指居住在印度半岛上的所有人民；就像芬尼亚派对爱尔兰的定义一样。[16]针对这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就暂且讨论到这里。
由于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运动，和殖民时代之前的政体或族群几乎不具关联，因此要到第三世界脱离殖民统治之后，也就是要到1945年之后，我们才能在当地看到19世纪于欧洲发展出来的那种民族主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三世界大部分的民族运动主要并不是用来对抗外来的帝国压迫者，而是用来反对新获解放的国家宣称它们是一个具有同质性的民族，因为它们事实上并非如此。换句话说，他们反对根据帝国时代对依赖世界的划分，来界定“民族”的疆界，因为不管根据族群分布或文化特征，这些民族疆界都是不存在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反对，这些意识形态是由那群继承先前政权的本土精英所引进。
可是我们应当进一步考察，这些民族分子在进行抗议的时候，用的是不是某种相当于“民族原则”和民族自决的语言？在一些例子中，他们用的显然正是这种语言，也许他们不是直接援引马志尼的说词，而是间接通过两次大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影响依赖世界知识分子最深的意识形态。斯里兰卡便是典型例子，无论是僧伽罗或泰米尔极端分子，都是以这种语言进行抗争，只不过僧伽罗共产主义同时也援引盛行于西方19世纪的语言及种族观念，来宣扬雅利安人的民族优越性。[17]不过我们绝不可就此认定，第三世界的种族冲突、教群对立乃至族群主张，都可被视为是潜在的国家创建运动、都是以建立领土国家为最终目标。因为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深获支持的“部落主义”，“是为了反对具有奖惩性的机制而兴起的，即使这个机制是最基本的国家组织也不行”。[18]于是在这种部落主义背面，我们将看到一个个被族群因素瓦解成碎片的地区，例如黎巴嫩，像这样的地区，自然无法维持某种可称之为民族国家或任何国家的体制。
在1945年之后建立的新国家，其内部多半都可以再区分成二到四个区域，这些区域各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文化传统、族群属性，以及政治特征，如果碰到相应的国际情势，这些新国家很可能就会沿着这些区域裂缝彻底分裂（例如东、西巴基斯坦）。苏丹、乍得（Chad）和尼日利亚，都是绝佳例子。苏丹和乍得，可分成信仰伊斯兰教、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北部，和信仰基督教及泛灵论（Animism）、以黑人为主的南部；尼日利亚则可切割成以豪萨人（Hauser）为主的北部、以约鲁巴人（Yoruba）为主的西南部，和以伊博人（Eo）为主的东南部。尼日利亚的情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自从1967年的拜阿福拉分离运动（由伊博人发起）失败之后，尼日利亚的危机在表面上已暂告解除，为免战祸再起，尼日利亚打破了之前由三大族群主导的情势，改以19个小州取代原先三族分立的状态，并不时强调这三个族群的人口实低于全国人口的60%。另一个清楚的迹象是，如果这些新兴国家的政权是操纵在某一个独大的族群手中，那么该国的内政通常都会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特别是当这个独大的族群正处于将其势力扩及全国的过程中。埃塞俄比亚就是一个好例子。19世纪时，一小群信仰基督教的精英社群，在这块土地上建立帝国组织，当时帝国境内，会说阿姆哈拉语的人约占总人口的25%，这25%当中，又有40%是基督徒、40%是伊斯兰教徒，以及20%的其他教徒。这个帝国曾有一段短时期沦为意大利殖民地，随后帝国复辟，并在1974年经历了一场革命动乱。这个饱受饥荒及战争蹂躏的国家，若不是为了合并厄立特里亚（Eritrea），应该不至于会陷入严重的国土分裂危机。厄立特里亚曾是意大利殖民地并受过英国管辖，在它因为国际因素被迫划入埃塞俄比亚之前，它从不曾属于该国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背景自然有助于它发展出自己的政治分离运动，以及领土认同。
无论是在亚洲或非洲的新兴国家当中，我们至今仍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族群、部落或教群冲突，除非该国已建立起某种行之有效的多族群妥协方案。可是我们至今仍不甚清楚的是：所谓的国家分离主义，究竟是人民大众的意愿，抑或只是其领导人和代言人的主张而已？
毕竟族群和社群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和独立建国大不相同尤其是当它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巨变，而它们的历史传统又无法提供相适应之道时。它们的问题并不像组建新民族时会碰到的问题，反倒更像大批新移民进入新旧工业国时所面临的问题：亦即如何在一个由多元族裔构成的社会当中，适应新的世界？如我们所见，这类新移民多半都会融入同样也是来自“故国”、“老家”的同乡移民当中，原因除了初来乍到的不安全感和思乡情绪外，主要还是为了互助。因为他们可借着集体力量对抗来自外界的敌意，至少可在当地构成一支有力的选举力量。每一位北美洲的派阀政客都知道，运用族裔诉求或支持与民族因素有关的事物，通常都可能引起强烈反应，如果这批移民本身就是因为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被迫迁徙，那么回响就更大了，比方说，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爱尔兰人、反对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犹太人、支持波罗的海三小国复国的拉脱维亚人等。然而每一个政客也都明白，在新芬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以及斯大林主义上大做文章，只能满足这类选民的一小部分需求，族裔选民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增进他们作为美国人或加拿大人的利益。在一个多族裔或多部族的社会中，这意味着如何以集体方式和其他族群竞争国家资源，如何保护这个族群免于歧视排挤，如何扩大这个族群成员的机会并降低不利于他们的因素。这些问题都和争取独立建国乃至语言自主的民族主义无关，这种民族诉求，充其量只能使移民社群感觉好过一点罢了。
美国黑人便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虽然种族因素正是决定其集体处境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他们在社会上也的确受到非常严重的排挤和隔离待遇，但是对他们来说，领土分离主义根本就行不通，不论是大规模移居到非洲国家，或是在美国境内择一领地让黑人独居其中，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回归非洲一事曾在西半球的黑人当中引起热烈回响，可是却没有人把它当作可行方案来认真考虑，只有一些疯狂的极右派分子，真的幻想把有色移民大举遣返回他们的家乡。
至于在美国划出一块黑人领地一事，共产国际倒是真的曾基于“民族自决”的正统原则，提出这项建议，只不过引不起黑人的兴趣。如果我们在美国地图上把黑人占人口多数的州标示出来，我们会发现，这些州几乎可以形成一条连续地带，可以让美国黑人据以宜称这是他们的“民族领地”，他们可以在此建立黑人共和国。[19]但如果我们以为，美国黑人可借由分离主义，把他们在美国这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会碰到的生存问题一笔勾销，那显然是纸上狂想。就算这个黑人共和国是建立在乡村蓝调音乐的流行区域之上，它也无法把集居在北部及西部都市贫民窟中的黑人包括进去。1970年，美国南部以外的黑人，约有97%集居在大都市里，而南部的黑人仍有三分之一住在乡间。这种高比例的集居情形，当然可以提高美国黑人在选举时的左右力量，不过整体而言，并无法为他们的族群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发展空间。在一个多族群的社会当中，特定的族群聚居区通常都会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有助于使该族群结成紧密的共同体，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北爱尔兰首府）和贝鲁特（Beirut，黎巴嫩首都）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不过，真的借由把聚居区扩大成领土国家，以排除古典民族自决论的例子，实属罕见。
再者，由于都市化和工业化带来了各类型的社会变迁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而使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理想，亦即同一领土上的居民，应该具有相同的族裔、文化和语言渊源，变得更不可能实现。“陌生客”（strangers）的大量涌入，的确使接收国的居民兴起强烈的排外思想和种族仇恨，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西欧，都曾出现过类似情形。不过，仇外主义及种族歧视都只是病兆，而非处方。在都市化和工业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不同的族群团体注定得共居并存，无论梦想回归单一民族的口号喊得多响亮，也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和强制流放（即“遣返”），的确曾经以非常残酷的手段使欧洲的民族地图简化许多，于是其他地区也可能兴起仿效之心。不过这种靠着野蛮手段造出来的民族纯粹度，很快就因民族的自然流动，而回复到原先的复杂度，甚至犹有过之。对大多数接受移民的国家来说，今天，也唯有到今天，典型的“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可说是由诸多小岛组成的列屿，而不是具有凝结性的大陆块。可能会关心这些少数民族的人的是鲍尔，而不是马志尼。
基本上，这就是第三世界的多族裔、多部族国家，特别是面积大于加勒比海小岛的前殖民国家的族群处境，甚至可以说是某些迷你国家的民族处境。在这些国家当中，族群或部族团体通常都把自己组织成这样——主要是借由那些为其喉舌的政党和压力团体。对那些不善于现代经营技巧——传统上，这类技巧把持在少数社群和白人手中[20]——的族群来说，取得出任国家公职的资格，是通往财富和资本累积的主要道路，因此这也就成为他们主要的奋斗目标。只要教育是取得这类资格的必备条件，那么情形就会如同巴思（Fredrik Barth）所观察到的那样，“互相竞争的族群，……因为不同的教育水平而变得有所不同，而且它们都企图掌控或独占教育这项利器”。[21]
在这种情况下，族群竞争等于是为了取得或掌控国家机器当中的这些职位，而这样的族群竞争，与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兴起，有诸多类似之处。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中，这种族群竞争甚至会招致分离主义，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便是一例。泰米尔人虽然是斯里兰卡的少数民族，但他们曾在英国殖民时期的政府部门当中，占据绝大多数职位，此外，他们在高等教育上也享有绝大优势，因此当占有多数人口的僧伽罗人对他们施以高压统治，并在1956年通过以僧伽罗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之后，泰米尔分离主义便就此兴起。假如说北印度语的人数高达印度总人口的72%而非40%的话，那么，放弃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诱因就会大得多，不过在印度大陆上兴起泰米尔或其他分离运动的危险也会高得多。[22]但是，以另建主权国家为诉求的民族主义，仍不多见。甚至在斯里兰卡，也要到独立25年之后，分离主义的声势才取代了早年的“联邦主义”。最普遍的情形是争取势均力敌的共存，亦即争取各种不同程度的地方分权和自治权。当社会变得愈都市化和愈工业化，就要花更多的力气去界定各族群在国家这个大经济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南非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古典定义的民族国家，而是为了永久巩固其种族压迫政策。
不过，就像巴思一再指出的：[23]在一个多族裔、多部族的复杂社会中，群体之间的关系不仅和传统社会大不相同，同时也更不稳定。首先，各族群想要进入现代或较先进社会的策略就有三种（这三种策略也许不尽完全无关）。第一，其成员可借由寻求同化或“通过核定”而成为先进社会的一分子。这种方法的结果是某些人可能幸而成功，但对整体社群而言，其“内在的多元化资源将被剥蚀殆尽，沦为文化上的保守集团……并退居为大社会体系中的下阶层"、第二种策略是，他们可以在同化的过程中，承认自己的少数民族地位，并想办法降低少数民族的劣势，但同时也在“与大社会没有连结的领域”，保持自己的族群特色。可是这样一来，一个多族裔式的有组织社会，将不会清楚浮现，而且终将会在工业社会里被同化。最后，他们可选择标榜自己的族群认同，“并利用这种认同发展出新地位和新模式，这种地位和模式既不同于旧社会，也不完全是为了达成新目标而采用的”。在巴思看来，最后这种策略与后殖民时代族群民族主义的诞生已相去不远，或极可能达成国家创建的目的。不过就像我先前提过的，这种发展既不是原先的预定目标，也不是未来的必然结果。不过无论如何，把诸如魁北克人、希腊和波罗的海移民、阿尔贡金印第安人（Algonquin Indians）、美洲爱斯基摩人（Inuit）、乌克兰人和盎格鲁苏格兰人（Anglo-Scots）这些幸存至今的各类族群，都冠以“民族”或“民族主义”的名目，显然无助于我们的分析。
其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传统的族群关系通常可通过分隔化的社会分工模式予以固定，于是“陌生客”也会在这种固定关系中取得其公认角色，不管“我们”跟“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族群冲突，“他们”都只能补“我们”的不足，而无法与“我们”竞争。只要我们不予干涉，依照族裔划分的劳动市场和服务模式，便会自然而然地发展成形，即使是在西方的工业化及都市化历史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部分是由于这类市场中的某些特定角落必须有人来填补，主要则是由于移民往往会通过非正式的人际网络，将亲朋好友一一带入特定的职业类别中。所以，在今天的纽约街头，经营小杂货商的大半是韩裔店东，而摩天大楼的鹰架工人则大半是莫霍克印第安人（Mohawk Indians）。伦敦的情况则是，推销报纸的业务员大多有印度血统，而印度餐馆里的工作人员则大都是孟加拉锡尔赫特（Sylhet）移民。
由于“传统的多族群体系，大多都是明显的经济体系”，因此下面这种新发展就非常令人吃惊。亦即在那些强调族群认同的多元国家中，其族群运动对这类社会分工问题几乎漠不关心，他们在意的是，在那些各族群都可以自由进入的领域中，该族群具有怎样的竞争地位。由于大部分被视为后殖民民族主义的地区，都呈现出极不稳定的族群关系，可见其族群关系并不是奠基在各族群的经济分工或经济功能之上，而是建立在政治权力的平衡关系上。
因此在民族主义发源地（即欧洲）以外的地区，不同族群和社群之间的摩擦、冲突，处处可见，而且乍看之下，似乎也颇符合“民族”模式。
不过，我必须再次强调，上述种种情事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民族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许可以把上述情事看成是：民族主义从其发源地扩张出去之后，所产生的种种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已超出原本的涵盖范围。由于原有的术语已不足以说明这些新变体，于是新词汇乃应运而生，例如“ethnie”就是一个最近才发明出来的新术语（意谓“族群团体”，有时也可用来指称“民族性”）。[24]其实长久以来大家对这种情形都心知肚明，只是早期的非西方民族主义观察家，虽然已警觉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象，远不同于欧洲民族主义”，但他们却认为回避民族主义这个“众所采纳”的术语，显然是“无济于事”。[25]不过，不管我们使不使用这个术语，这个现象都为许多领域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本章最后要简短讨论的：语言问题。
根据语言民族主义的古典模式，通常都是有一种族群方言被发展成全方位的标准化民族书写语言，然后这种民族语言又顺势变成官定语言。可是这种古典模式是否或能否在未来继续下去，至今我们仍无法清楚地预见。（即使是那些早已经由上述模式确定其地位的标准语言，近来也面临瓦解危机，因为学校机构已开始采用变种的口语或方言进行教学，比方说“黑人英语”，或者蒙特利尔〔Montreal〕低下阶层所通行的英语化法语。）对今天大部分的国家来说，基于现实，采用多语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大势。因为大量移民早已驻进西方各大城市，并在其中建立了特定的“族裔区”；也因为大多数新兴国家，都包含了好几种彼此无法沟通的语群，因此除了最初步的混合语外，一种能使全国各族（乃至国际）相互沟通的媒介，自然是不可或缺。〈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的情形最为夸张，该国只有约二百五十万人口，却有七百多种语言。）在新兴国家当中，最能被各族接受的政治沟通语言，通常都是最不具族群色彩的语言，比方说“洋泾浜”、印度尼西亚语，或外来语（通常是世界文化语），特别是英语。因为这些语言可以使各族群居于同等地位，不会使任何一个族群处于特别有利或特别不利的地位。这种情形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印尼精英对语言问题的弹性这么大，而对‘母语’的情感又那么少。”[26]这和欧洲民族运动的发展，显然完全不同。此外，加拿大所采用的多族裔人口普查政策，也和哈布斯堡帝国大不相同（见第130-132页）。由于大家都知道对加拿大各族群移民而言，若要他们在原本的族籍和加拿大籍之间作选择，他们都会选择当加拿大人；也由于大家都明了英语对这些移民的吸引力，因此各族群压力团体都反对在普查中询问任何和语言或个人族群认同有关的问题，而且直到最近，普查中的原始族籍仍然是以父系的原籍为准，除了美洲原住民外，其他人都不可在原籍上填写“加拿大人”或"美国人"。这种根据普查资料界定族籍的做法，最初是由法裔加拿大人提出的，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魁北克核心区外的人数比例；而各族群及移民领袖也可以利用这种对他们有利的数据来进行政治诉求，因为从这些数据中看不出下列事实：比方说，根据1971年的人口普查数字，全加拿大计有31．5万名波兰人，不过其中只有13．5万人是以波兰语为母语，而真正在家中使用波兰语的人，更只有7万之谱。至于乌克兰裔的例子，也大同小异。[27]
简言之，族群及语言民族主义有可能会走上分离道路，而且也都可以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所谓非竞争性的多语政策或双语政策，已经是普遍被采纳的政策，这种政策其实非常近似19世纪官方文化/国家语言与次级方言俗语之间的关系。赋予方言官定地位，使它可以和通行全国/国际的文化语言——诸如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非洲部分地区的法语，以及通行各地的英语（菲律宾及革命前的埃塞俄比亚，都以英语作为中等教育的正式用语）——平起平坐，这种趋势在未来应该可以持续下去。[28]未来的语言民族主义模式，不会再像魁北克那样，是为了竞夺优势主导地位，而会以功能分化为模式。以巴拉圭为例，其都市精英会同时学习并讲西班牙语跟瓜拉尼语（Guarani），不过，除了纯文学之外，西班牙文仍然是主要的文字沟通工具。虽然自1975年起，克丘亚语（Quechua）就已经是秘鲁的官方语言，但它并不企图取代西班牙语，以作为日报及大学用语；同理，无论非洲或英属太平洋殖民地有哪些方言取得官方地位，但是想通往教育、财富及权力之路，还是很难不借由英语。[29]
接着我们就将根据上述推论，来总结民族及民族主义的未来。
注释：
[1] 参见C.A.Macartney，'Refiugees' i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1934），vol.13，pp.200—205；Charles B.Eddy，Greece and the Greek Refugees（London 1931）。为了公平起见，我应该补充一点；希腊人也曾驱逐40万名土耳其人。
[2] Mirjana Gros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matian nation：a case shudy in nation building'（East European Quarterly，15，2 June 1981），p.224．
[3] See G.Adhikari，Pakistan and Indian National Unity（London 1942），passim，esp.pp.16—20．这本书放弃早期的共产党立场，如同当时的国大党一样，印度共产党也偏好以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作为印度的单一国语，参见R.Palme Dutt，India Today（London 1940），pp.265—266。
[4] Le Monde，Ⅱ January 1981．
[5] H.-J.Puhle，'Baskischer Nationalismus imspanischen Kon-text'in H.A.Winkler（ed.），Nationalisnus in der WeltvonHeute （Gottingen 1982），pp.53—54．
[6] 有关加泰罗尼亚语和巴斯克语的对比情形，可参见M.Garcia Ferrando，Regionalismo y autonomias en España（Madrid 1982）和E.López Aranguren，La conciencia regional en elproceso aulonomico español（Madrid 1983）。
[7] See E. Sherrington，'Welshnationalis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French right' in D.Smith（ed.），A People and a Proletaria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Wales 1780—1980（London 1980），pp.127—147．
[8] E.J.Hobsbawm，'Mass-Producing tradition s' in E.J.Hobsbawn and T.Ranger（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uon（Cambridge 1983），pp.300—301．
[9] 有关德国及法国皆以《国际歌》取代《马赛曲》一事，参见m.Dommanget，Eugene Pottier（Paris 1971），ch.Ⅲ。有关爱国主义的诉求，参见Maurice Thorez，France Today and the People's Front（London1936），XIX，pp.174—185，esp，180—181。
[10] Charles De Gaulle，Memoiresde Guerre，Ⅱ（Paris 1956），pp.291—292．有关美国的情形，参见Earl Browder，The People's Front in the United States（London 1937），esp.pp.187—196，249—269。
[11] Hywel Francis，Miners Against Fascism：Wale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London 1984）；Paolo Spriano， Storiadel Partito Cominista Italiano，vol.II（Turin 1970），ch.IV.
[12] 比较其1941年的演讲词，收入A.Bullock，The Life and Times of Emest Bevin，vol.2（1967），p.77。H.Pelling，The Labour Guvemments 1945—1951（London 1984），p.120．
[13] See Sean Cronin，Frank Ryan，The Searchfor the Republic（Dublin 1980）；but also，Frank Ryan（ed.），The Book of the XV Brigade（Newscastle on Tyne 1975，first published Medrid 1938）.
[14] 有关早年法国“族群”运动者的通敌思想，请参见William R.Beer，'The socialclass of ethnic activists in contemporary France' in Milton J.Esman（ed.），Ethnic Conflict in the Westem World（Ithaca 1977），p.157。
[15] Hans Kohn，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st（New York 1933） and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in the Hither East（New York 1932）.最初于德国出版，分别在1928年和1930年，这两本书当属这个主题的最早专论。科恩也许是基于他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兴趣，才把研究焦点转到这个领域。
[16] 参见Dienationale Frage und Österreichs Kampf um seine Unabhangigkeit：Ein Sammelband，此书的前言是由柯普兰宁（Johann Koplenig）所写，详细记载了最主要的特例——奥地利。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说德语的奥地利人根本就是日耳曼民族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Austr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才会一心想要和德国统一，重回德国怀抱。但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后，这种愿望却衍生出诸多问题。
[17] Kumari Jayawardene，Ethnic and Class Conflicts in Sri Lanka（Dehiwala 1985）；by the sameauthor，'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the leftmovement in Sri Lanka’（South Asia Bulletin，VI，1 and 2，1987），pp.11—22；Jayadeva Uyangoda，'Reinterpreting Tamil and Sinhala nationalism'（ibid.），pp.39—46；R.N.Kearney，'Ethnic conflict and the Tamil separatism movement in SriLanka'（Asian Survey，25，9 September 1985），pp.898—917.
[18] Fredrik Barth（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1989），p.34．
[19] “本党致力于为黑人的平权而战，为黑人的自决权而战，并为‘黑色地带'的分离而战。”（Die Kommunistische Intemationale vor dem VII Weltkongress：Materialien，Moscow-Leningrad 1935，p.445．）发表于“1930年秋之决议”。有关支持黑人共和国的口号在美国黑人当中所造成的“大分裂”，可参见福特（Ford）与琼斯（Jones）在1928年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年会上的发言记录（Compte-Rendu Sténographique du Vle Congres de 1'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17 juillet—I septembre 1928．In La 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no.125，19 October 1928，pp.1292—1293；no.130，30 October 1928，p.1418）。
[20] 这类少数精英自然享有操纵国家大权的特殊管道。
[21] See Barth（ed.），Ethnic Groups，pp.34—37．
[22] See Sunil Bastian，'University admissio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 and Charles Abeysekera，'Ethn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higher state services' in Ethnic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Sri Lanka（Papers presented at a seminar organized by the Social Scientists’Association，December 1979，Dehiwala 1985），pp.220—232，233—249．
[23] Barth（ed.），Ethnic Groups，pp.33—37．
[24] 根据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caise（vol.VII，Paris 1980）的记载，虽然在1896年便已出现“ethnie”一词，但在1956年之前，却不曾运用在民族问题上。史密斯在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一书中，广泛运用这个词来说明族群关系，但他显然是把它当作一个法语新词看待，尚未英语化。我怀疑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之前，除极少数例外，这个词仍未用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
[25] John H.Kautsky，'Anessay in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John H.Kautsky（ed.），Political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New York-London 1962），p.33．
[26] N.Tanner，' Speech and society among the Indonesian elite' in J.B.Pride and J.Homes（eds.）Sociolinguistics（Harmondsworth 1972），p.127．
[27] Robert F.Hamey，'“So great a heritage as ours.”Immigration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Canadian polity'（Daedalus，vol.117/4，Fall 1988），pp，68—69，83—84．
[28] 有关英语的重要性，参见Francois Gmsjean，Life with Two Languages（Cambridge MA 1982），书中指出：在1974年之前，只有38个国家未赋予英语正式地位；有20个非英语国家以英语为唯一官方用语，另有36国，英语只用于法庭或学校语言课程中。有关当地语言与英语的竞争，参见L.Harries，'The nationalization of Swahili in Kenya’（Language and Society，5，1976），pp.153—164。
[29] 就某方面而言，现代大众媒体（以听觉和视觉为诉求）“并不要求听众或观众一定要会读书写字”（David Riesman，Introduction to DanielLermer，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New York 1958，p.4），对只会一种语言的人们来说，方言文学的功用已愈来愈小，因为他们可借助大众媒体接收来自大千世界的各项资讯。收音机可说是这场文化革命的主要媒介，参见Howard Handelman， Struggle in the andes：Peasan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Peru（Austin 1974，p.58）。我之所以对这场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感到兴趣，得归功于阿格达斯（Jose Maria Arguedas）晚年的著作。阿氏曾指出：由于移民的关系，使得利马克丘亚语广播节目数量大增，这些节目通常是在这些劳苦终日的印第安人起床之际播放。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与爱尔兰随即因自治问题于1919年开战，战争于1921年结束，双方签定英爱条约。约中正式赋予爱尔兰自治领地位，与大英帝国其他自治领享有同等宪法权利，爱尔兰自由邦就此成立。名义上爱尔兰自由邦包括全爱，但实际上北爱六郡并不包括在内。
[*2] 艾米特（178—1803）为爱尔兰爱国主义者，爱尔兰人联合会成员，曾参与多次鼓励建国运动，后遭英国政府逮捕，临死前慷慨陈词，震动人心，1916年发起的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就是以纪念他为名。托恩（1763—1798）亦为爱尔兰民族英雄及革命家，因鼓动革命遭流放，后组军返国进行革命，兵败被捕，于狱中服毒自尽。
[*3] 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党（Euakadi Ta Azkatasuna/Baspue Homeland and Liberty）为巴斯克分离运动组织，主张以暴力脱离西班牙。1894年巴斯克民族党成立，在佛朗哥压制下总部设于巴黎。年轻一代因不满于民族党拒绝武力革命，因而脱党自组ETA。该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自视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日后因理念之争分为两派，传统派以追求自治为目标，理想派则主张建立马列式的独立政权，并以暗杀为手段，1975年西班牙政府允许巴斯克设立自治区，怀柔非暴力派，但理想派仍不断发起恐怖暴动，并与爱尔兰共和军等组织保持联系。
[*4] 威尔士民族党于1925年成立，想借民主立宪方式促成威尔士独立，并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下的一个区域。1966年开始赢得国会席次。
[*5] 莫哈（1868—1952）是法国完整民族主义学派（Napionalism Integral）代表人物，“法兰西行动”（1'Action Frangaise）组织一员，认为只有君主政制才符合民族愿望，才能满足民族需求，并振兴法兰西民族地位。
[*6] 布鲁姆（1872—1950），法国社会主义领袖，犹太人。1930年联合各左派势力组成人民阵线，以对抗国内日渐高涨的法西斯势力，由于身为犹太及左派代表人物，布氏备受国内右翼人士攻击，1936年更几乎被王室派处以私刑。但布氏所领导的人民阵线却依然赢得当年大选，布氏也成为法国史上第一位犹太裔总理。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