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帝国的年代：1875～1914》（1987）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你听过爱尔兰的新芬党（Sinn Fein）吗？……它是一个最有趣的运动，与印度所谓的极端主义者运动非常相似。他们的政策不是祈求恩惠，而是夺取恩惠。

　　　　——尼赫鲁与父亲的谈话（时年18岁），1907年9月12日

　　在俄国，君主和人民都是斯拉夫人。人民只因为受不了专制政治的迫害，便愿意牺牲成百万的生命以追求自由……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国家时，我更是情绪激昂。因为，它不但有像俄国一样的独裁政体，而且200年来，我们都生活在外来蛮族的践踏之下。

　　　　——一位中国革命分子，约1903—1904年

　　俄国的工人和农夫，你们不孤独！如果你们成功地推翻、打倒和毁灭封建的、受警察支配的、属于地主的专制俄国，那么，你们的胜利将是全世界对抗暴政和资本斗争的导火线。

　　　　——列宁，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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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为止，我们探讨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回春期，认为它是一段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时期：许多政权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十分昌盛兴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似乎是相当可信。在经济上，大萧条那些年的阴影尽除，代之而起的，是20世纪最初10年阳光璀璨的扩张和繁荣。原先的政治体系不大知道如何应付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骚动、矢志革命的大规模劳动阶级政党，以及公民为了其他理由而发起的大规模动员；而今，它们似乎发现了颇具伸缩性的办法，可先遏制和整合一些，然后孤立另外一些。1899—1914年这15年之所以是“美好的时代”，不仅是因为这些年是繁荣景气的年份，对于有钱人来说，生活异常具有吸引力，对于最顶尖的富者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黄金岁月；也是因为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统治者或许会为未来发愁，但并不真正害怕现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权，大致说来似乎仍罩得住。
　　可是，世界上有许多地区却显然不是这样。在这些地区，1880—1914年间，是一个经常可能发生、可能就要发生、甚或真正已经发生革命的时代。虽然有些这样的国家不久即将陷入世界大战，可是对它们来说，1914年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分水岭，平静、稳定和秩序的时代不是在这一年突然变成破裂、瓦解的时代。在某些国家，如奥斯曼帝国，世界大战本身只是若干年以前便已开始的一连串军事冲突中的一段插曲。在另一些国家，可能包括俄国但一定少不了奥匈帝国，世界大战基本上是其国内政治问题无法解决的后果。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伊朗、墨西哥）中，1914年的战争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简而言之，对地球上的广大地区，即构成1908年列宁称之为“世界政治火药库”的地区而言，就算没有1914年这场大灾难的干扰，稳定、繁荣和自由进步也绝不可能继续下去。相反，1917年后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稳定富裕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将会以某种方式被拖进全球性的革命动乱之中，而这种动乱会从这个互相依靠的单一世界体系的边缘上展开。
　　资产阶级的世纪，主要是以两种方式造成其边缘地区的不稳定：一种方式是逐渐破坏其经济的古老结构和其社会的平衡；另一种方式，是摧毁其固有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第一种方法的效应比较深远，比较具有爆炸性。它说明了俄国和中国革命与波斯和土耳其革命的差别。但是第二种却更清楚可见。因为除了墨西哥以外，1900—1914年间的全球地震带，主要便是涵盖在那个庞大的古帝国区，其中有些帝国甚至可追溯到蒙昧远古。这个地理区是由东方的中国延伸到奥匈帝国，再延伸到西边的摩洛哥。
　　就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和帝国的标准来说，这些古老的政治结构是东倒西歪、陈旧过时的，而且如许多当代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主张的，注定会消失。它们的崩溃和分裂，为1910-1914年的革命提供了环境，也为欧洲未来的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提供了土壤。在这些年间覆亡的帝国，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政治势力。中国虽然有时会陷于分裂，偶尔也曾遭受征服，可是至少有2000年之久，它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和文明中心。伟大的帝国科举考试筛选出学者仕绅作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这项制度除了偶尔中断，也定期举行了1000余年。当科举考试在1905年遭到废除，帝国的末日也为期不远了（事实上只有六年）。波斯在类似的一段时期也曾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和文化中心，不过它的命运起落得更戏剧化。它比它伟大的敌手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存在得更久，在被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伊斯兰教徒、蒙古人与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又数次复活。奥斯曼帝国虽然年轻得多，却是一连串游牧征服者的最后一个，这些征服者自匈奴王阿提拉汗（AttilatheHun）的时代起，便由中亚乘骑出征，推翻并占领了东西地域，使柔然人（Avars）、蒙古人、各系土耳其人相继臣服。由于奥斯曼帝国首都设在君土坦丁堡（之前的拜占庭〔Byzantium〕“帝王之都”），它遂成了罗马帝国的直系后裔，罗马帝国的西面一半在第五世纪已告崩溃，但是东面一半却继续存在了1000年，一直到被土耳其人征服为止。虽然自17世纪末叶起奥斯曼帝国已告式微，它却仍拥有横跨三洲的庞大疆域。再者，它的绝对统治者苏丹，也被世界上大多数伊斯兰教徒视为教主，因此也成为先知穆罕默德和那些第七世纪征伐者的传人。上述三大帝国在六年之间，都转型为西方资产阶级式的君主立宪国或共和国。在世界史上，这六年显然标志着一个重要时期的结束。
　　俄罗斯和奥匈这两个巨大欲坠的多民族欧洲帝国，此时也行将崩溃。它们不是很相似，不过却都代表同一种政治结构——把国家当家族财产般统治——这种结构愈来愈像19世纪的史前遗迹。再者，这两个帝国都声称继承了恺撒（Caesar，罗马皇帝的称谓，俄国的“沙皇”〔Tsar〕和哈布斯堡的“皇帝”〔Kaiser）都是由这个字转音而来）的称号，前者是通过其仰赖东罗马帝国的野蛮祖先，后者则是托其中古祖先唤起了西罗马帝国记忆之赐。事实上，它们都是晚近的帝国和欧洲强权。再者，不像古老的各大帝国，它们位于欧洲，位于经济开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边界，因此从一开始，便部分被整合进经济上的“先进”世界，而其“强权”身分，又使它们完全整合进欧洲的政治体系——欧洲这个大陆的定义，基本上便是政治性的。（因为亚洲大陆向西延伸到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地带，这块地区与亚洲的其余部分并没有显著的地理界线。）因此，如果与中国、墨西哥或伊朗革命那种较为微弱或纯区域性的影响相比较，俄国革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对欧洲和全球政治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欧洲衰弱的帝国的问题，是它们同时跨处两个阵营：前进的和落后的，强势的和衰弱的，狼的与羊的。那些古老帝国只是纯粹的受害者。除非它们能设法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取得富强的秘诀，否则便注定崩溃、被征服或附属于人。到了19世纪末，这种态势已经非常清楚，而古老帝国世界当中的大型国家和统治者，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尝试学习它们所谓的西方教训。但是，只有日本在这个困难的工作中取得成功，到了1900年时，它已变成狼中之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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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斯兰教王国最西边的摩洛哥，苏丹政府曾经尝试扩张其管辖权，并对无政府、顽强而且家族互斗不休的柏柏人实行某种有效控制，不过不怎么成功。事实上，摩洛哥在1907—1908年发生的事件，甚至不一定称得上是革命。如果不是由于帝国主义扩张的压力，在古老、但19世纪已呈朽腐的波斯帝国，同样不可能发生革命。波斯当时受到俄国和英国的双重压力，它竭力想逃避这样的压力，于是从比利时（日后的波斯宪法便以比利时为蓝本）、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请来顾问和帮手，不过他们也发挥不了什么制衡作用。当时的伊朗政治已经隐含了三股革命潜力，这三股力量将在日后汇聚成引爆1979年更大规模革命的力量：对国家衰弱和社会不公具有深切体会的西化知识分子；对外国经济竞争富有深刻感受的市场商人；以及伊斯兰教导师团体——这些宗教导师代表了伊斯兰教什叶派（$hia），该派拥有波斯国教的地位，足以动员传统民众。上述人士都深切了解到西方影响与《古兰经》的无法相容。激进分子和宗教导师的联合，已在1890-1892年间展示其力量。在1892这一年，帝国政府不得不取消一位英国商人的烟草专卖权，因为国内发生了暴动、起义以及一次相当成功的对烟草出售和使用的联合抵制，甚至波斯国王的妻妾也参与这项抵制。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俄国的第一次革命，暂时消除了波斯的折磨，而给了波斯革命分子鼓励和方略。因为，打败这个欧洲皇帝的强国，不仅是亚洲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因而，不仅是激进解放分子将宪法视为西式革命的明显标志，较广大的公众也将它看成一种“神秘的力量”。事实上，许多宗教领袖的相率前往圣城库姆（Qom），以及许多市场商人协同逃往英国公使馆（连带造成德黑兰商业的停顿），在1906年时，为波斯赢得了议会选举和一纸宪法。然而英俄两国1907年的和平瓜分波斯协议，却使波斯的政治改革胎死腹中。因此，波斯的第一次革命实际上已在1911年结束，不过在名义上，波斯仍保有一纸类似1906-1907年的宪法，一直到1979年革命为止。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其他帝国强权能向英国和俄国挑战，反倒使得波斯这个国家和它的君主政体得以生存下来。波斯君主除了一旅哥萨克（Cossack）军队外，根本没有什么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旅哥萨克军队的旅长，自称为最后一个王朝的始祖，史称巴列维王朝（Pahlavis，1921-1979年）。
　　在这方面，摩洛哥比较不幸。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角，是地球上一个特别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它看上去是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任何海军攻击范围内的国家，都适合攻占的对象。而这个君主国内部的软弱，使它更易为外国的野心所乘，而各个掠夺者之间的争执所引起的国际危机，特别是1906—1911年的危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具有重大的催化作用。摩洛哥最后遭到法国和西班牙瓜分，并以在丹吉尔（Tangier）设立自由港来照料国际上（如英国）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虽然摩洛哥失去独立，但由于其苏丹不再控制互相争战的柏柏家族，遂使法国尤其是西班牙，对这一区域的实际征服变得困难而且旷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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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其内部危机都是古老而深刻的。自19世纪中叶起，中华帝国便承受了许多重大危机的震撼（参看《资本的年代》）。它方才克服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威胁，为此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放弃帝国中央的行政权而听凭外国人摆布。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建立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独立领土，而且几乎霸占了帝国的主要财源——中国的海关总署。慈禧太后（1835-1908）虽能震慑其国人，但外国人却不那么怕她。在她的统治下，这个衰弱的帝国似乎注定会在帝国主义联合的猛攻下消失。俄国进入东三省，其敌手日本又将俄国从东三省逐出。在1894—1895年的一场胜仗之后，日本夺取了台湾和朝鲜，并且积极准备下一步进攻。在此同时，英国已经扩大了其香港殖民地，并且几乎使西藏脱离中国——英国人将西藏视为其印度帝国的属国。德国在北部中国占据了一些基地；法国人在其印度支那帝国周围施加影响力，并在中国南方扩展其阵势；甚至弱小的葡萄牙，也在1887年迫使中国割让澳门。可是虽然群狼愿意联合对付其猎物——比方说，1900年以镇压所谓的义和团之乱为借口，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德国、美国、奥地利和日本联合占领并抢劫北京城——但在如何分割这一庞大遗骸的问题上，却无法达成协议。尤其是因为美国这个新兴帝国强权，坚持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即它也要享有早期帝国主义者的同样权利。和摩洛哥的情形一样，这些在太平洋上对中华帝国的你争我夺，也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较直接的结果是，它们一方面保住了中国名义上的独立，一方面却造成了这个世界最古老政治实体的崩溃。
　　当时，在中国有三大股反抗力量。第一股是帝国朝廷中的儒家资深官吏，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西式的（或者更正确地说，只有受西方启发的日本式）现代化，可以拯救中国。然而，西化却正意味着必须摧毁他们所代表的道德和政治体系。即使没有受到朝廷阴谋分裂的掣肘，没有因为技术无知而削弱，并能免除每几年便来一次的外国侵略，保守人士领导的改革还是注定会失败。其次，人民起义和秘密会社这个古老而强大的反对传统，仍旧和往日一样强大。19世纪70年代，在北中国有900万-1300万人死于饥荒，而黄河决堤证明了负有护堤责任的帝国的失败。因而，虽然太平天国落幕了，但是各种不满成分还是结合起来强化了这个传统。1900年所谓的“义和团之乱”，事实上就是一次群众运动，其领导阶级乃由义和团的组织所形成，这个组织便是庞大而古老的白莲教秘密会社。可是，基于明显的理由，这些反叛的锋刃表现为杀气腾腾的仇外情绪和反现代化。它是针对外国人、基督教和机器而来。虽然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某些力量，但却无法提供规划或前景。
　　当时只有在中国南部，也就是商业和贸易一直占重要地位、而外来帝国主义又为某些本地资产阶级奠定发展基础的地方，才具有这种转型的基础，尽管它是狭窄而不稳定的。当地的统治群体已经在悄悄脱离满清王朝。只有在这里，古老的秘密会社才会与意欲更新中国的现代化具体方案相结合，甚至对它发生兴趣。孙中山（1866-1925）从南方新兴的共和革命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领导者。秘密会社和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关系，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仍有争执和有待理清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的关系既密切又必要。（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基地，这些革命分子甚至在横滨组成了一个三合会的支部以为己用。）它们都怀有对清朝根深蒂固的敌意，三合会仍然志在反清复明；都痛恨帝国主义，这种痛恨可用传统的仇外言词或假借西方革命思想的现代民族主义加以明确说明；也都支持社会革命的概念，革命分子从古代反朝廷起义的论调，转变为现代西方革命的论调。孙中山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或者更精确地说，土地改革）——虽然是承继自西方的政治词汇（尤其是穆勒的措辞），但事实上，甚至是那些缺乏西方背景（孙中山乃是接受教会教育而且到处旅行的医生）的中国人，也可将它们视为反清老调的合理延伸。而对于那一小群主张共和的城市知识分子来说，秘密会社对于接触都市、尤其是乡村的民众，更是不可或缺。它们也有助于在海外组织华侨的支持团体，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最初便是在政治民族主义的诉求上，动员这些团体。
　　不过，秘密会社（如日后共产党也将发现的）绝不是新中国的最佳基础；而来自南方沿海的西化或半西化激进知识分子，其人数和影响力仍然不够强大，组织也不够完善，无法取得大权。同时，启发他们的西方自由主义典范，也不曾提供治理中华帝国的具体办法。满清帝国在1911年的一场（南部和中部的）革命中覆亡。这场革命结合了军事叛变、共和造反、乡绅停止效忠以及民众或秘密会社的反叛。然而，实际上，一时取代满清的不是一个新政权，而是一堆不稳定的地区性权力结构，这些权力主要都握在“军阀”手中。之后的将近40年间，中国不曾出现稳固的全国性政权，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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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曼帝国久已摇摇欲坠，不过，不像任何其他古老帝国，它的军事力量一直还强大到足以使列强军队焦头烂额。自17世纪末叶起，它的北面疆界因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的挺进，而被迫退到巴尔干半岛和外高加索。巴尔干诸国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附属民族，则日渐骚动。在敌对列强的鼓励和协助下，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地区已被转化为一群多少带点独立成分的国家，这些国家不断蚕食着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帝国大多数的边远地区，如北非和中东，久已不在奥斯曼经常性的有效统治之下。它们现在愈来愈（虽然不一定是正式的）落人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之手。到了1900年，形势已经很清楚。除了部分地区以外，从埃及和苏丹（Sudan）西边延伸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都已落人英国的统治和影响之下。黎巴嫩以北的叙利亚是一个例外，法国人掌握了这一带的大权。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是另一个例外，由于当时尚未在半岛上发现石油或其他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列强遂大方地把它留给当地部落酋长和贝都因（Bedouin）传教士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去争夺。事实上到了1914年，土耳其几乎已经完全从欧洲消失，也从非洲剔除。它只在中东维持一个软弱的帝国，而中东的这部分也未熬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不像波斯和中国，土耳其可为其崩溃中的帝国找到直接的替换物：一大群居住在小亚细亚，拥有共同血统、语言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徒。这些人口可以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而这种民族国家，乃是以它们接受到的19世纪西方模式为基础。
　　这种情形，几乎不是那些西化官员当初设想的。西化公职人员在法律和新闻等新兴世俗专业人员的协助下（伊斯兰教律法不需要立法这一行业。1875-1900年间，具有阅读书写能力的人增加了三倍，为更多的期刊打开了市场），想用革命的办法来复兴帝国，因为帝国本身不太热中推动的现代化计划已告搁浅。以“青年土耳其”一名为人所熟知的团结进步委员会，是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它在俄国革命的余波中于1908年初掌政权，企图塑造一种以法国18世纪启蒙信念为基础的全奥斯曼爱国主义，不分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他们最珍爱的那种启蒙运动，乃是经受孔德的实证主义所启发。它结合了对科学和现代化的热切信仰、等同于宗教的世俗地位、非民主式的进步（引实证主义的一句格言：“秩序和进步。”），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计划。可想而知，这种思想方式自然会吸引落后、传统国家的一小群执政菁英，因为他们想用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国家推进20世纪。这种思考方式或许从不曾像在19世纪末叶的非欧洲国家那么具有影响力。
　　和其他帝国的情况相同，土耳其的1908年革命也以失败收场。事实上，它加速了土耳其帝国残余部分的崩溃，又为政府添上古典自由主义宪法、多党派议会制度等负担。这些体制都是为资产阶级国家设计的，对资产阶级国家而言，政府的统治愈简单愈好，因为社会事物皆掌握在元气充沛、而且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下。“青年土耳其”政权继承了帝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德国的承诺。这一点是它的致命伤，因为它将土耳其带到一次大战失败的那方。
　　因此，土耳其的现代化是从自由主义和议会政治的结构转移到军事和独裁体制，从对世俗帝国政治效忠的希望，转移到纯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现实。由于它再也无法忽视族群内部的效忠，也无法驾驭非土耳其民族，1915年后，土耳其不得不使自己成为一个民族均质的国家，即将尚未被整批驱逐或屠杀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Kurds）等强行同化。建立在族裔和语言上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甚至染有以世俗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帝国美梦。因为，西亚和中亚的大多数地区（主要在俄国境内），其居民皆说着各种不同的土耳其语，土耳其当然想把这些人包括在“泛土耳其”同盟之中。因而，在“青年土耳其”内部，其政策便由主张西化和跨民族的现代化，转变到西化但具有强烈民族性乃至种族歧视性的现代化——如民族诗人和思想家戈卡尔普（ZiyaGokalp，1876—1924）代表的那种。以实际上废除帝国本身为开始的真正土耳其革命，要到1918年后，才在这类思想的支持下展开。但是，它的内容已隐含在“青年土耳其”的宗旨之中。
　　于是，土耳其和波斯及中国不一样，它不仅消灭了一个旧政权，而且也相当快速地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土耳其革命或许缔造了当代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第三世界政权。这个政权激烈地推行进步、反传统的启蒙运动，以及一种不受自由辩论困扰的民粹主义。由于缺乏革命性的中产阶级，或任何革命阶级，于是知识分子和（战后尤其是）士兵遂接掌了政权。他们那个强硬而成功的领袖基马尔将军（Kemal Ataturk），日后残忍无情地实行“青年土耳其”的现代化计划：他宣布共和国成立；废止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罗马拼音代替阿拉伯文字；脱下妇女的面纱并将她们送进学校；如果需要，还可以军事力量强迫男人戴圆顶高帽或其他西式头饰，而非传统头巾。土耳其革命的弱点主要在于它的经济，它不被数目庞大的农村土耳其人接受，也无法改变农民社会的结构。不过，这次革命的历史性意义非常重大，历史家从来都不曾充分认识这一点。他们只注意到1914年前土耳其革命的直接国际性后果——帝国的崩溃和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催化——以及1917年后,伟大得多的俄国革命。在这些事件的争辉之下，土耳其当代的各项发展遂显得毫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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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更受人忽视的革命于1910年在墨西哥展开。这场革命在美国以外的地区，都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这部分是因为在外交上，中美洲是美国独家的专属后庭（它那位被推翻的独裁者说道：“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部分是因为在一开始，这场革命的涵义尚未清楚表露。19世纪拉丁美洲共爆发了114起武装政变——直到今天，这些政变所导致的“革命”，仍是为数最庞大的一种——而墨西哥革命在一时之间，似乎无法与它们明显区别。等到墨西哥革命出现为第三世界农业国家最早的一次大型社会动乱，却又因俄国革命的爆发而备受忽视。
　　尽管如此，墨西哥革命的意义却不容忽视。一方面，因为它是直接根源于帝国世界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因为它是殖民和非独立世界爆发的第一场大革命——在这样的世界中，劳动阶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虽然反帝国主义以及日后所谓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确实在新旧殖民帝国境内进展着，可是它们似乎不曾严重威胁到帝国的统治。
　　大体看来，对殖民帝国的控制还是像取得一样容易。惟一的例外，是像阿富汗、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这类尚在抗拒外来征服的山岳战士地带。“土著起义”往往不需花费多少气力便可平定，不过有时所采用的手段也相当残忍野蛮，如德属西南非（今天的纳米比亚〔Namibia〕）赫雷罗人（Hereto）遭遇的情形。在社会和政治比较复杂的被殖民国家，反殖民和主张自治的运动诚然已开始发展，不过却往往无法结合受过教育的少数西化人士和仇外的古代传统护卫者，以波斯为例，这些传统主义者可形成相当大的政治力量。这两种人可想而知的互不信任，从而使殖民强国坐收渔人之利。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反抗的中心力量是伊斯兰教导师，他们那时已为了这个目的结为组织；然而世俗的进步分子却想成为共和左派的法国人。在突尼斯（Tunisia）保护国，反抗的中心是受过教育和主张西化的人士，这些人已在筹组立宪政党。这个新宪法党（NeoDestour Party）的领袖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在1954年成为突尼斯独立国的领袖。
　　在伟大的殖民强国中，只有最古老、最伟大的英国，出现了无法永久统治的严重征兆（参看第三章）。它默许白人殖民地实质上的独立（1907年后称为“自治领”）。由于这种政策不会引起反弹，因此也很少造成任何问题，甚至在南非也一样。在经过一场艰苦的战争之后，被英国兼并的布尔人似乎因为自由党所作的宽大安排，加上英国和布尔白人必须共同对付占多数的有色人种，因而遂与英国取得一致。事实上，南非并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造成任何问题。之后，布尔人又再度接掌这个次大陆。英国的另一个“白色”殖民地爱尔兰，曾是而且到现在还是麻烦不断。不过，土地联盟（Land League）和巴涅尔领导的那段火爆岁月，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似乎已因爱尔兰政治上的纷争，以及政府采取压制与土地改革并用的政策而暂告平息。1910年后，英国的国会政治使爱尔兰问题再度复活，但是其暴动分子的大本营仍然狭小不稳，以至他们想要扩大其势力的战略，基本上只是另一次注定失败、注定招致殉难的反叛。英国对这次反叛的镇压，使得爱尔兰人起而抗暴。这正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之后的形势，这次起义是由一小撮完全孤立的武装好战分子所发起的未成功小暴动。和往常一样，战争暴露了看似牢固的政治建筑物的脆弱。
　　在其他地方，英国的统治似乎没有遭到直接威胁。可是，其最古老和最新近的两个属地，显然已发展出名副其实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即使在1882年阿拉比巴夏（AmbiPasha）的青年士兵暴动平定以后，埃及也不甘心被英国占领。由土耳其派任的埃及总督（khediev）和当地大地主构成的统治阶级（其经济久已整合进世界市场），以明显的不热中态度，接受了英国殖民总督克罗麦勋爵（Lord Cromer）的管辖。日后称为华夫脱（Wafd）的自治运动组织和政党已逐渐形成。英国的控制仍然相当稳固，事实上要到1952年才告结束，但是这种直接的殖民统治十分不受欢迎，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2年）遭到废止，改以比较不直接的管辖方式，后者意味着政府要在某种程度上埃及化。在同一年中（1921-1922年），爱尔兰赢得了半独立，埃及赢得了半自治，这个事实显示出帝国已开始进行第一次部分撤退。
　　印度的解放运动情况更是严重。在这个几乎有3亿居民的次大陆，一个具有商业、金融、工业和专业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和一群由受过教育的英印官员构成的重要骨干，愈来愈愤恨英国人的经济压榨；也愈来愈不满于自己在政治和社会上的低贱地位。我们只要读一读福斯特的《印度之旅》（APassage to India），便可以明了其中的原因。主张自治的运动已经出现。这个运动的主要组织是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1885年成立，日后成为民族解放政党），它率先反映了这种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也显示出聪明的英国行政官（如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休氏事实上创立了这个组织）想借着承认正派抗议的办法来解除骚乱的武装。然而，到了20世纪早期，因为显然非政治性的神智学的影响，国大党已开始逃避英国的保护。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仰慕者，这门哲学的西方大师往往对印度深表同情。其中有一些，如前世俗主义者和前社会主义好战分子贝森特夫人，轻易便转变成印度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和锡兰人，自然乐意看见西方人认可他们的文化价值观。然而，国大党虽然日渐强大，同时持严格的世俗和西方思想，仍然是一个菁英组织。不过，一种以诉诸传统宗教的方式来动员未受教育民众的鼓动方法，已经在印度西部出现。提拉克（BslGanghadarTilak，1856—1920）针对外人威胁而发起的护卫圣牛运动，便获得相当普遍的成功。
　　再者，到了20世纪早期，已有了另外两个甚至更为庞大的印度民众运动养成所。印度移居到南非的移民已开始形成集体组织，以应付该地的种族歧视。而如前所述，印度不合作运动的主要代言人，是一位年轻的古加拉特（Cujemti）律师甘地。甘地在1915年回到印度后，转而成为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而动员印度民众的主要力量（参看第三章）。甘地展现了圣人政治家在第三世界政治中的强大作用。在此同时，一种比较激进的政治解放运动也在孟加拉出现。孟加拉有其复杂世故的本土文化、庞大的印度中产阶级、人数异常众多的受过教育而且具有普通职位的下中阶级以及知识分子。英国人想要将这个大省份划归伊斯兰教统治区的计划，使反英骚动在1906-1909年间大规模蔓延（这个计划后来流产）。从一开始，比国大党更激进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便没有整合到国大党中。在这个阶段，它结合了以印度教为诉求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类似于爱尔兰和俄国民粹主义者（Narodniks）的西式革命运动。它在印度制造了第一个严重的恐怖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印度北部还有其他的恐怖活动组织，主要是以从美国回来的旁遮普移民（“卡德尔党”〔Ghadr Party））为基础——到了1905年，它已成为警方的头痛问题。再者，最初的印度共党党员（如罗伊〔M．N．Roy，1887-1954））也是在大战期间出现于孟加拉恐怖主义运动之中。虽然当时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力仍然强大，可是聪明的行政官员已经看出：朝向适度自治的退化发展，虽然进行得很慢，却终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自治的建议最初是由伦敦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
　　全球帝国主义最脆弱的地方，是非正式的殖民灰色地带而非正式的殖民帝国，或二次大战之后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墨西哥当时的确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依靠其伟大强邻的国家，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它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决策。它是类似于波斯那样的国家，而非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再者，如果经济帝国主义是一股可能的现代化力量，那么墨西哥的本土统治阶级并非不愿接受。因为在拉丁美洲各地，构成当地统治菁英的那些地主、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日日夜夜都梦想着进步的到来，那种能赐予他们机会去完成国家使命的进步。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落后、衰弱又不受人尊敬。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而他们又自视为这个文明的一个必要构成部分。进步意指英国、法国以及愈来愈清楚的美国。墨西哥的统治阶级，尤其是紧邻美国强势经济影响力的墨西哥北部统治阶级，虽然轻视英美商人和政客的粗野、没风度，却不反对将自己融人世界市场，并进而加入进步和科学的世界。事实上，在革命中脱颖而出的，便是墨西哥最北一州经济上最先进的农业中产阶级领袖。相反，现代化最大的阻碍，是广大的农村人口。这些人大半是印第安人，他们不具流动性也没有感觉，完全陷在无知、传统和迷信的深渊。有些时候，拉丁美洲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就像日本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一样，对他们的人民感到失望。在资产阶级世界盛行一时的种族歧视影响下（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他们甚至渴望对其人口结构进行一次生物学转型，以便他们能接受进步。巴西和南美洲南端借着大量引进欧洲人，日本则借着大量与白人通婚。
　　墨西哥的统治者并不特别喜欢白人大量移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北美洲人。他们已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借着诉诸一段大致虚构的独立历史，借着与前西班牙时代的阿兹特克（Aztec）帝国认同而得到合法化。因此，墨西哥的现代化排除了生物学幻想，而直接致力于利润、科学和进步，这些都是由外国投资和孔德哲学促成的。称为“科学家”的那群人，将全部精力投注在这些目标上。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也就是世界帝国主义经济向前大挺进的整个时期，墨西哥出现了一位无可匹敌的全国政治领袖——迪亚斯总统。在其总统任内，墨西哥的经济发展相当可观，不少墨西哥人从中获利，尤其是那些能够挑拨欧洲敌对企业家（如英国石油和建筑大亨皮尔逊〔Weetman Pearson）），并让他们与俨然具有支配地位的北美人闹翻，以坐收渔人之利的人，
　　当时和现在一样，介于格兰德河（Rio Grande）与巴拿马之间各政权的稳定性，皆受制于华盛顿特区的态度是否友善。华盛顿特区是个好斗的帝国主义特区，而它当时所持的看法是：“墨西哥只不过是美国的经济属地。”迪亚斯希望借着挑起欧洲与北美投资者的不悦来保住其国家的独立。为此，美墨边界以北的人都非常不喜欢他。当时美国非常热中于以武力干预中美洲小国，但墨西哥面积太大，不适合作军事干预。然而到了1910年时，华盛顿已无意再浇爱国者（如标准石油公司，这家公司被英国在墨西哥这个主要产油国中享有的影响力所激怒）的冷水，这些人早已想将迪亚斯推翻下台。毫无疑问，墨西哥革命分子由北方的友善邻居身上受惠很多。使迪亚斯政权更脆弱的是，在以军事领袖身分夺得大权之后，他便大量减缩军队，理由很明显，因为他认为兵变比民众造反的危险性更大。没想到他却面临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武装革命，而他的军队，不像大多数拉丁美洲军队，却无法镇压这场革命。
　　迪亚斯之所以会激起群众革命，正是因为他成功地推动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他的政权偏袒富有企业心的地主，尤其因为全球性的繁荣和铁路的快速发展，使以前无法到达的地方转眼成为极具潜力的财宝库。中部和南部某些村社，原是在西班牙皇家法律下面受到保护的组织，并在独立的最初百来年愈益强化，然而在迪亚斯上台30年间，他们的土地却有计划地被剥夺。于是他们构成了这起农业革命的核心分子，其领袖和代言人是萨帕塔（EmilianoZapata，1879-1919）。碰巧，莫雷洛斯（Morelos）和格瑞洛（Guerrero）这两个农业不安状态最严重、也最容易动员的州，离首都都很近，于是，对国家大局的决定性就更大了。
　　第二个不平静的地区在北方。墨西哥北方已迅速（尤其是在1885年击败阿帕切〔Apache〕印第安人以后）由一个印第安边疆转型为经济活力充沛的边区，与邻近的美国边区互相依存。当地住有许多潜在的反叛者。他们来自以前攻打印第安人的拓荒群落，现在其土地已被剥夺；来自愤恨自己被击败的亚基（Yaqui）印第安人；来自新兴和日渐成长的中产阶级，以及大量充满自信的流浪客，他们拥有自己的枪支和马匹，在空旷的牧野和矿区中四处可见。维拉（Pancho Villa）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是土匪、牛贼，最后成了革命将军。此外还有成群有权有钱的大地主，如梅德若家族（Maderos）——梅氏或许是墨西哥最富有的人家。这些大地主与中央政府或当地的地主同盟，竞争该州的控制权。
　　这些可能的反动群体，事实上很多都是迪亚斯时代大量外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受益人。使他们产生异议，或者更正确地说，将一场有关迪亚斯总统再度当选或可能退休的普通政治争论转化为革命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墨西哥国经济日渐整合进世界经济，或者更正确地说，整合到美国经济。美国1907—1908年的经济衰退，对墨西哥造成灾难性影响。它直接造成墨西哥国内市场崩溃以及对墨西哥企业的压榨。同时间接引起在美国失去工作的墨西哥赤贫劳工，大批拥回墨西哥。于是，现代和古老的危机碰在一起，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和被破坏的农作物的歉收，使食物价格高涨，超过穷人的购买能力。
　　在这种情形下，一场选举战争遂变成了大地震。迪亚斯虽然错误地允许对手公开竞选，却轻易地击败其主要挑战者弗朗西斯科·梅德若（Francisco Madero）。但是，令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这位失败的候选人竟照例发动叛乱，在北方边区和农民反叛中心造成一场社会和政治动乱，使政府无法进行有效控制。迪亚斯失势，梅德若接掌政权，但不久却被暗杀。美国想在互相争雄的将军和政客中找出一位容易驾驭或能干的腐败者，扶植他建立一个稳固政权，但是没有成功。萨帕塔在南方将土地重新分配给他的农民徒众；维拉在他必须付钱给他的革命军队的时候，没收了北方地主的土地。他宣布，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有钱人，他这样做是在照顾自己人。到了1914年，谁也料想不到墨西哥接着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无可怀疑，这个国家正在承受社会革命的震撼。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后革命时代的墨西哥形势才渐渐明朗化。

6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作为19世纪后期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俄国，要不是因为那场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革命，它终将继续演变成一个繁荣的自由主义社会。对于当时人来说，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要问当时人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需要革命而且必定会发生革命，答案无疑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俄国当时是一个庞大、行动迟缓而且无效率的国家。它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皆处于落后状态，1897年时全俄1．26亿人口中，有80％是农民，1％是世袭贵族。对19世纪晚期欧洲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俄国的组织都太过老式陈腐，完全是一种官僚化的独裁政治。因此，除非能说服沙皇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大改革，否则惟一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方法便是革命。第一个办法对大多数人而言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表示第二个办法就行得通。由于几乎每一个人都普遍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因此从中庸保守到极端左派的俄国人士，都不得不成为革命分子。惟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革命？
　　沙皇政府自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以来便了解到，俄国如要保住其强权地位，便不能再完全依靠它的广大幅员、众多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庞大但原始的军队。它需要现代化。俄国和罗马尼亚一样，是欧洲最后的农奴制度根据地。1861年农奴制度的废除，原是为了将俄国农业拉进19世纪，然而，这项政策既未造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农夫阶级（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十章第二节），也未使农业现代化。1898—1902年间，欧俄部分的谷物平均产量，只有每亩不到9蒲式耳，而同时的美国却有14蒲式耳，英国更高达35．4蒲式耳。虽然如此，大片开辟的外销谷物生产区，还是使俄国成为世界的主要谷物供应国。由19世纪60年代早期到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全俄谷物的净收获量增加了160％，外销也增加了五到六倍，然而这却也使俄国农夫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价格。在世界农业的不景气期间，小麦的价格几乎下跌了一半。
　　虽然1891年的饥荒使人注意到农夫的不满情绪，可是由于农夫基本上并不受村落之人的闻问，他们为数几近一亿人的不满，很容易被忽略掉。然而这种不满，不仅因贫穷、缺乏土地、重税和低谷价而尖锐化，同时也可通过集体村社这个潜在的重要组织予以凝聚。矛盾的是，这些集体村社是因为农奴解放而加强其受官方认可的地位；1880年，又由于某些官吏认为它们是对抗社会革命分子的忠诚基地，而予以增强。不过却有另一群人持相反的立场，他们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催促尽快将村社废除，把土地转为私人财产。革命分子也因类似的辩论而分裂。民粹主义者（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九章）认为革命的农民公社，可以作为俄国直接社会主义化的基础，而且避开资本主义发展的惨剧。可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分子却认为这已不再可能，因为公社已经分裂成互具敌意的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也欢迎这种发展，因为他们比较相信工人。在这两种辩论中，双方都宣称农民公社是重要的。在保有公社的50个欧俄省份中，公社拥有80％的土地，这些土地定期按照公社的决定而重新分配。诚然，在比较商业化的南方地区，公社的确正在崩溃，但比马克思主义者所想象的要慢；在北部和中部，它几乎仍然和最初一般坚实。在它仍然坚实强固的地方，它有时会为神圣俄国的沙皇表达村落舆论，但有时也会发出革命的呼声。在它遭到侵蚀的地方，它将绝大多数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发动气势汹汹的抗御。事实上，对革命而言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村落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尚不妨碍全体农民（不论贫或富）一致参与的大规模运动的出现，以对抗乡绅和政府。
　　不论他们持什么样的看法，俄国公众生活（不论合法或非法）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同意沙皇政府对于土地改革处理不当而且忽视农民。事实上，由于政府将农业人口的资源用在19世纪90年代由政府主持的大规模工业化之上，遂使农民原已强烈的不满更为强烈。因为乡村代表俄国的大宗税收，而这份税收同高保护性关税以及庞大的外来资金一样，都是专制俄国实行经济现代化以增加国力所必需的。私人资本主义与国营资本主义的混合，其结果十分可观。1890-1904年间，俄国铁路长度增加了一倍（部分是由于修筑了横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而在19世纪的最后五年间，煤、铁和钢的产量也都增加了一倍。但是另一方面，专制俄国现在出现了一个迅速成长的工业劳动阶级，这个阶级集中在几个主要工业中心的庞大工厂复合体中。因此，俄国也开始出现劳工运动，而劳工运动显然致力于社会革命。
　　迅速工业化的第三个后果，是俄国西方和南方边陲区域不成比例的发展，而这两个地区皆不属于大俄罗斯民族的居住地，例如波兰、乌克兰以及阿塞拜疆（Azerbaijan，石油工业）。社会和民族的紧张状态都为之升高，尤其是因为俄国专制政府想要借助19世纪80年代以后有系统的教育，推行俄国化政策，加强它对这些地区的政治控制。如前所述，足以指明社会和民族不满情绪已经结合的事实是，在若干（或许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政治动员中，有些新兴社会民主（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衍生活动，已经变成事实上的“民族”政党（参看第六章）。斯大林以一名格鲁吉亚人而成为革命俄国的统治者，与拿破仑以一名科西嘉人而成为革命法国的统治者相较，更不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
　　专制俄国占领了被瓜分的波兰的最大部分。自从1830年起，欧洲所有自由主义者都熟悉、也同情以士绅为基础的波兰抗俄民族解放运动。不过，自从1863年的起义被击败之后，革命性的民族主义已告销声匿迹。（俄国所兼并的部分，形成了波兰核心。在被德国兼并的部分，波兰民族主义分子也由少数人进行势力较弱的反抗。不过，被奥地利兼并的部分却与哈布斯堡王朝达成相当不错的妥协。哈布斯堡王朝需要波兰的支持，以在其互相斗争的诸民族中保持政治平衡。）1870年后，在“全俄罗斯之专制君主”统治的帝国心脏地区，可能就要爆发一场革命的新想法，已是欧洲自由分子所熟悉而且支持的论调。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专制政体已显出内在、外在的软弱迹象，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出现了一个高能见度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参与者最初几乎全是来自所谓的“知识分子”：贵族士绅、中产阶级和其他受过教育阶级的子弟，以及其史无前例的高比例女子，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包括了相当数目的犹太人。这类革命分子的第一代主要是民粹党人（比较《资本的年代》第九章），他们仰赖农民，但是农民却不注意他们。他们在小团体的恐怖行动上表现得较为成功，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是1881年事件——在该事件中，他们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虽然恐怖主义不曾严重削弱专制政治，它却使俄国革命运动引起了国际的注意，而且有助于促成除了极右派外几乎普遍性具有的共识，即俄国革命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民粹派在1881年后遭到消灭或驱散，不过在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他们再度以一个“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的形式复兴，到了此时，各村落已愿意聆听他们的诉求。他们后来成为左派的主要农村政党，不过他们也使其恐怖主义支派再度复活，此时恐怖主义已为秘密警察所渗透。（秘密警察长阿泽夫〔Azev，1869—1918）面临着复杂的任务，一方面，他得暗杀够多的杰出人士以满足他的同志，另一方面他又得交出够多的同志以满足警方，以不失去双方对他的信任。）像所有指望俄国革命的人一样，他们大量吸收西方传来的适当理论，而借助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他们也致力研读社会主义革命最具权威的理论家马克思的著作。由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在社会和政治上并不可取，因此在俄国，那些如果生在别处便会是自由主义分子的人，在1900年以前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至少曾做出如下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终将走向被无产阶级推翻的阶段。
　　因而，无足为奇的是，19世纪70年代在民粹主义运动废墟上成长的革命运动，便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不过，它们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尚未组织成一个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或者，更正确地说，尚未组成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社会民主组织，这个组织基本上是个互相敌对、不过也偶尔合作的复合体。虽然在这个时期最强力支持社会民主政治的群众，或许仍然是栅栏移民区（Pale，犹太联盟〔JewishBund，1897年）的根据地）北部的无产阶级工匠和户外劳动者，可是以工业劳动阶级为基础建立一个政党的构想，已有某种实际根据。在追溯俄国社会民主党派的发展过程时，我们已习惯于将脉络放在马克思革命组织的某个特殊派别身上，这个派别是由列宁领导，列宁的兄弟曾因暗杀沙皇而遭处决。由于列宁拥有结合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非凡秉赋，使得这个派别显得特别重要，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记住下面三件事。首先，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俄文的bolshe为“多数”之意，由于他们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有效大会上暂居多数，故名之）只是俄国社会民主政党发展中的若干倾向之一，而社会民主政党又与帝国其他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有别。其次，它要到1912年才成为一个独立政党，因为到那时它才几乎已确实成为有组织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第三，在外国社会主义者或一般俄国人眼中，不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似乎是无法理解或次要的；它们都应受到支持和同情，因为它们都是专制政治的仇敌。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不同，在于它的组织较好、较有效率，且较可信赖。
　　虽然农民的不安状态在解放以后已平息了好几十年，可是沙皇政府却明白地看出：社会和政治的不安状态不但方兴未艾，而且甚具危机性。如1881年后一波波犹太屠杀所显示的，专制政府不但不曾阻挠，有时反而鼓励大众反犹，而民众对反犹运动也给予大力支持，只是俄国中部和东北部的大俄罗斯人不如犹太人集中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居民那么热中。日渐遭受虐待、歧视的犹太人，愈来愈为革命运动所吸引。另一方面，了解到社会主义潜在危险的俄国政权，遂开始玩弄劳工立法，甚至在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在警察的保护下，组织过短暂的反贸易工会，而这些组织日后有效发展成真正的工会。实际上，1905年革命的导火线，正是因为工会的示威群众遭到屠杀。总之，自1900年起，俄国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显：社会不安正在迅速上升。长久以来半潜伏的农民叛变，在1902年左右纷纷爆发。同时，工人也在顿河边的罗斯托夫（Rostov-on-Don）、奥德萨（Odessa）和巴库（Baku）发动几近全面的罢工（1902-1903年）。
　　不稳定的政权最好避免危险的外交政策，可是俄国的专制政府却一头栽进去。作为一个强权（不论它是如何懦弱），它坚持在帝国主义的征服中发挥它自认为应当发挥的作用。它选定的地盘是远东，横越西伯利亚的铁路便是为了渗透远东而修筑的。在此，俄国的扩张遇上了日本的扩张，两者都以中国的权益作为牺牲。除了中国这个无可奈何被迫与日本交战的倒霉大国之外，俄罗斯帝国是20世纪第一个低估日本的国家。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有8．4万名日人被杀，14．3万名日人受伤，但对俄国而言，却是一场迅速而屈辱的灾祸，并且凸显了俄国专制政府的软弱。甚至自1900年开始组成政治反对势力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大胆进行公开示威。沙皇在意识到革命风潮日渐升高之际，就加速议和。可惜和约尚未缔结，革命便于1905年1月正式爆发。
　　如列宁所云，1905年革命是一场“用无产阶级的方法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它用的是“无产阶级的方法”或许过于简单，虽然促使政府退却，日后又再度施压使政府在10月17日颁布类似宪法文件的，是首都的大规模工人罢工，以及帝国大多数工业城市的响应性罢工。再者，自动将自己组织成委员会（苏维埃）的，无疑是拥有村庄经验的工人。在这些苏维埃中，10月13日成立的“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Deputies），其作用不仅是一种工人会议，有一段短暂时间它也曾扮演首都最有效的实际权威。社会主义政党很快便认识到这些会议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参与，如圣彼得堡年轻的托洛斯基（L．B．Trotsky，1879—1940）。（其他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大多处于流放之中，无法及时回到俄国采取积极行动。）工人的干预虽然十分重要（他们集中在首都和其他政治敏感中心），可是，使专制政府不胜抵抗的，却是在黑土（Black Earth）区、伏尔加河流域以及乌克兰部分地方的大规模农民暴动以及军队的崩溃（此一崩溃因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的兵变而更为戏剧化）。弱小民族同时动员的革命抵抗，也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当时人可以，而且也确实把这场革命视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中产阶级压倒性地赞成革命，学生（和1917年10月不一样）也为它全面动员，而且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无异议地接受下列看法：如果革命成功，也只能建立一种西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赋予人民言论、行动以及政治自由权，在这个制度中，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还得延续下去。简而言之，当时人一致认为由于俄国太过落后，因此无法把社会主义列入当前的革命日程表中。不论在经济和社会上，俄国都还没做好采用社会主义的准备。
　　这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只有社会革命党人例外，社会革命党仍旧梦想着将农民公社转化为社会主义单位，只是这个美梦已愈来愈难以实现。矛盾的是，这个梦想只在巴勒斯坦的屯垦区（kibbutzim）真正实现过。这样的屯垦区是典型的帝俄农夫产物，由信仰社会民族主义的都市犹太人在1905年后由俄国移植到圣地。
　　可是，列宁和帝俄当局一样清楚地认识到：俄国自由主义或其他任何资产阶级，在数量和政治上都太过微弱，不足以接管帝俄，正好像俄国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太过薄弱，不足以在没有外国企业和政府的主动协助下完成俄国的现代化。即使是在革命的最高峰，官方也只做了有限的政治让步。让步的结果根本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宪法，只不过是一个间接选出的杜马（Dulna：国会）。这个国会对于财务只有有限的权力，对于政府和宪法则一点权力也没有。当1907年革命的不安状态大致平息，而人为操纵的选举仍然无法产生一个相当无害的国会时，宪法的大半内容已遭废除。俄国诚然没有回复到专制政体，实际上其帝制已经重建。
　　但是，如1905年证明的，这个帝制是可以推翻的。与孟什维克派（Mensheviks）这个主要的劲敌相比较，列宁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由于资产阶级过于软弱或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制造出来。它将由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由职业革命分子（列宁对20世纪政治的惊人贡献）组织和领导，并依靠渴望土地的农民大众的支持——农民在俄国政治上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而其革命潜力也已获证明。大致说来，这便是列宁派在1917年以前的立场。由工人自行掌权，跳过资产阶级革命直接进行的下一阶段社会革命（“不断革命论”），这种想法在革命期间确曾短暂浮现于人们心头，即使它不过是为了刺激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当时人认为，没有西方的无产阶级化，俄国社会主义政权将不具长期存在的机会。列宁曾经思考过这种论调，但仍然认为它不切实际而排斥之。
　　列宁派的前景，主要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成长之上，建立在仍旧支持革命的农民身上，以及民族解放力量的动员和联合之上，只要它们与专制政府为敌，这些力量便明显是革命的资产。（因此，虽然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全俄罗斯的政党，一个好像非民族性的政党，列宁却仍坚持自决权，甚至与俄国脱离的权利。）当俄国在1914年倒数前几年进入另一回合的大规模工业化时，无产阶级确实在不断成长。而蜂拥进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厂的年轻农村移民，又比较倾向于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而非缓进的孟什维克。更别提那些笼罩在悲惨烟雾之下的煤、铁、纺织和烂泥营区——顿涅茨盆地（Donets）、乌拉尔山区、伊凡诺夫（Ivanovo），这些地方一直都倾向共产主义。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几年之间，无产阶级的士气虽然低落，可是1912年后，它们再度掀起不安的巨浪。这道巨浪因西伯利亚勒拿河（Lena）金矿区200名罢工工人的被屠杀而变得汹涌澎湃。
　　但是，农夫会是永远的革命分子吗？在能干而有决心的大臣斯托雷平（Stolypin）的主持下，沙皇政府对1905年革命的回应，是创造一个人口众多而且倾向保守的农民团体，同时借着全心全力投入俄国式的英国“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以改进农业的生产率。为了维护那些拥有商业头脑的企业性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村公社已有系统地被打碎成一块块私人土地。如果说斯托雷平押在“强大稳重者”身上的赌注赢了，那么在村落富人和拥有土地的穷人之间，必定会发生社会两极化的现象，也就是列宁宣称的农村阶级分化。但是，在面临真正的可能性时，列宁以其对政治实情惯有的无情眼光，认识到这种分化并无助于革命。我们无法确知斯托雷平的立法终究会不会达成预期的政治结果，这种立法在比较商业化的南方省份广被接纳，但在别处效果便差得多。然而，由于斯托雷平本人在1911年被逐出沙皇政府，不久后又被暗杀，加上1906年时帝国本身只剩下八年的和平岁月，因此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实际的答案。
　　不过我们可以清楚指出的是，1905年革命的失败，既未为帝制创造出“资产阶级”代替物，也未赋予帝制超过六年的喘息时间。到了1912-1914年，俄国显然再度沸腾着社会不安。列宁相信，革命的形势已再度到来。到了1914年夏天，革命的障碍只剩下沙皇官僚、警察和军队的赤诚效忠。和1904-1905年不一样的是，这些军队既未丧失士气也未忙于别的事。另一个有碍革命的因素，或许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这些知识分子因1905年的失败而消沉，大致已放弃政治激进主义而接受非理性主义和前卫艺术。
　　和欧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大战的爆发使不断升温的社会和政治骚动降低下来。当人们对战争的热情消逝之后，帝俄的末日便已昭然若揭。1917年，它灭亡了。
　　在1914年时，革命已震撼了由德国边界到中国诸海的所有古老帝国。如墨西哥革命、埃及骚动和印度民族主义所显示的：革命正开始正式或非正式地侵蚀新帝国主义。然而，它的结果在各地都尚未明朗化，而在列宁所谓的“世界政治火药库”中闪烁的火花，其重要性也被轻率地低估了。当时人们还无法看出俄国革命会造就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世界上的第一个），而且会成为凹世纪世界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正如法国大革命是19世纪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一样。
　　可是，当时人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在全球广大社会地震带的所有爆发中，俄国革命无疑具有最大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即使是1905—1906年的暂时震动，也导致了戏剧性的直接后果。它几乎促成了波斯和土耳其的革命；或许也加速了中国的革命。而且，在其刺激之下，奥地利皇帝采纳了普遍选举权，而这项制度却使奥匈帝国的政治难题为之转型，并且统治更趋不稳。因为俄国是一个“强权”，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五块基石之一；而且若以国内的疆域计，它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的一个。在这样一个国家发生的社会革命，注定会有深远的全球性影响。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在18世纪后期的无数革命中，法国大革命也因之成为最具国际重要性的一个。
　　但是，俄国革命潜在的影响力会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为广大。俄罗斯帝国由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德国边界，单就其幅员和多民族性来说，它的崩溃也较欧洲或亚洲比较边远或孤立国家的崩溃更具影响力。俄国身跨征服者和受害者、进步者和落后者世界的这个极重要事实，更使它的革命在欧洲和亚洲都激起广泛回响。俄国既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国家，又是一个科技上的中古农业经济国家；它既是一个帝国强权，又是一个半殖民地。俄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成就，足以赶得上西方世界的最进步文明，可是1904—1905年间，它的农民士兵却对其日本对手的现代化感到惊讶。简而言之，俄国革命似乎对西方的劳动组织者和东方的革命分子具有同等影响力，德国和中国都随其震荡而摇晃。
　　帝制俄国说明了帝国年代全球的所有矛盾。一俟世界大战枪响，它们便会同时进发。这场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欧洲日渐清楚却又无力阻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