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5卷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注释
[1] 国际的领导机构，即1864年10月18日命名的中央委员会，是在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国际性大会上选出的。这次大会是由伦敦工联的领导人和一群巴黎的蒲鲁东派工人召开的，有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意大利等外国工人的代表，以及欧洲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和革命民主派流亡者的著名活动家参加，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以第一国际著称）的决议。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有：著名的英国工联主义者如乔·奥哲尔、威·朗·克里默、本·鲁克拉夫特、乔·豪威耳、罗·肖、布莱克莫尔、威·斯坦斯比、W. 皮金和乔·朗梅德；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其中也有一些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威·德尔、乔·威·惠勒、约·奥斯本、威·沃利、托·费西、约·尼阿斯、惠特洛克等人；还有欧文主义者约·韦斯顿，19世纪60年代参加选举法改革运动的宪章主义者约·莱诺，工联机关报《蜂房》周刊的编辑之一、前宪章主义者的罗·哈特韦耳，英国记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彼·福克斯，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勒·吕贝、让·巴·博凯、茹·德努阿尔；伦敦的意大利工人组织一马志尼影响下的共进会的会员鲁·沃尔夫、多·拉马。卡·马克思和约·格·埃卡留斯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增补新委员。后来，中央委员会（从1866年末起定名为总委员会）由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选出。
从1864年10月8日的《蜂房报》（第156号）上的报道中可以清楚看出，约40人出席了总委员会的这次会议。——3
[2] 这里和其他各处的“修正案”（amendment）一词，是按英国国会议事程序中具有的意思使用的。按照英国国会的习惯，修正案不是对提案的简单修正。它具有独立的性质，并可用以代替提案，这个习惯也为包括工人集会在内的一切公众集会所沿用。——3
[3] 指的是1863年12月在伦敦成立的劳动阶级福利总同盟（Universal league for the Welfare of the Industrious Classes）。伦敦工联理事会积极参加了这个同盟的建立。同盟的领导人中有后来被选进国际总委员会的费西、泰勒、沃利、德尔、奥哲尔。同盟的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慈善性质和文化教育性质，它声明其目的是促进“全世界劳动阶级的道德的、社会的和身体的福利，而不分民族、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同盟的总部设在伦敦索霍区希腊街18号。这里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从1864年10月5日到1866年1月2日开会的地方。——4
[4] 指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Deutscher-Arbeiter-Bildungs-Verein）。它是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最初几年，协会是处在威廉·魏特林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强烈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教育协会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同民主派兄弟协会和法国社会民主派的各组织保持过经常的联系。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工作。1849年11月一1850年9月，马克思在这里举行过一系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和关于《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的讲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一起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19世纪50年代末起，马克思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工作。
后来，在60年代，该协会除了设在索霍区拿骚街2号协会会员亨·博勒特小饭馆的总部之外，在伦敦的东区和南区还有两个分会，即和谐协会和条顿尼亚。国际成立后，该协会的许多会员——埃卡留斯、考布、列斯纳、博勒特、罗赫纳等人参加了总委员会，并在它的活动中起了重大作用。——4
[5] 指居住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于1864年6月底成立的共进会（Associazione Di Mutuo Progresso）。该会在成立时大约有300名工人会员，处于马志尼的影响之下。加里波第被选为名誉主席。——4
[6] 小委员会（Sub-committee）是为了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上述工作完成后，委员会继续存在，通常每周开会一次，成了总委员会的执行机关。从1865年夏天起也称做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常务委员会通常在每周六开会。它的成员包括：总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在1867年9月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被撤销）、名誉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马克思实际上领导了常务委员会的工作。1865年春天，勒·吕贝和鲁·沃尔夫退出了总委员会，皮金随后也退出了。福克斯，还有法国通讯书记杜邦和瑞士通讯书记荣克都积极参加了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在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前不久，常务委员会改组，重新确定了它的成员。——5
[7] 马克思因为有病未能出席小委员会的这次会议和1864年10月1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埃卡留斯10月12日写信给马克思说：
“你的亲爱的小女儿寄给我的说明情况的信，今晨1点钟我回家的时候才收到；因此，我未能在委员会里说明你缺席的原因。得悉你身感不适，殊为挂念，竭诚希望贵恙不重，早日痊愈。在欧洲工人组织的初生婴儿的身上，你绝对必须打上你的言简意赅的印记。
上星期三，我们离开后，你被选入小委员会。沃尔夫少校不明白你缺席的原因，而你昨天晚上又缺席，更加不可理解；大家都问你为什么不来。我当然作不出任何确定的回答。但是，关于小委员会的事，我猜想大概是没有通知你已当选，也没有通知你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仔细一打听，原来正是如此。克里默先生将通知你有关下次会议的事情。”
又参看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9—18页）。——5
[8] 欧文主义者韦斯顿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纲领草案原文，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在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这个文件“内容极其混乱”和“文字异常冗长”。——5
[9] 鲁·沃尔夫在这次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章程乃是《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会条例》的英译本，这个条例于1864年7月在《工人协会报》上发表，并于1864年10月底在那不勒斯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通过。马志尼及其拥护者向国际工人协会提出这个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写成的章程，是打算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6
[10] 埃卡留斯在10月1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说明了在这次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韦斯顿和沃尔夫的草案的情况：
“为了证明你绝对必须出席小委员会的下次会议，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你报告某些情况。
你大概记得，韦斯顿先生上星期三就曾建议讨论草拟原则纲领的措施，并且说他已经起草了一个东西，准备把材料交给小委员会讨论。昨天晚上才明白，他起草了一个长篇大论的东西，简直像一大堆糠埋着不起眼的一小把米。小委员会要求他精简。但是，压缩后的作品仍不比原稿好多少。这是一篇谈问题而又不涉及实质的无病呻吟的评论。克里默公开说这个文件必须压缩掉3/4。此外，沃尔夫少校翻译了意大利工人组织的章程草案，并建议采用。总的说，这个草案得到了赞同。这两个文件交还给小委员会，以便利用其一切可以接受的东西加以修订等，起草一个同时包括原则纲领和章程的单一的文件。会后，克里默私下说，不应该还让韦斯顿办这件事；草案的修订应该交给一个最多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做，他们可以对现有材料自行决定取舍。奥哲尔等人同意他的意见。’人得其位，位得其人’，无疑是马克思博士。
韦斯顿是一个老欧文主义者，尽管他向工人传播旧学派的多情善感的学说，并且真正憎恨压迫者，但是，除了真理和正义的陈词滥调之外，大概他并不知道工人运动的任何别的原理。”——7
[11] 在这次总委员会会议上，将国际工人协会同资产阶级慈善性的劳动阶级福利总同盟合并的尝试失败后，同盟的两位领导人泰勒和费西就退出了总委员会。——7
[12] 意大利工人团体那不勒斯代表大会于1864年10月25—27日举行，有25个组织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名为《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会条例》的章程。鲁·沃尔夫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7
[13] 指的是1864年10月15日小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文件。它包括章程的序言部分（纲领）和章程本身，原由韦斯顿和沃尔夫起草，后经勒·吕贝修改。这次小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没有出席，因为克里默通知小委员会会议的便条是在10月15日当天寄出的，没有及时送到。克里默写道：
“尊敬的阁下：
小委员会将于本星期六晚上在白十字街80号韦斯顿先生家里举行会议，我受托通知您，大家都非常欢迎您出席。也许您不知道总委员会在您缺席时将您选入了小委员会。我不知道或者是忘记了在选举小委员会的时候，您已经离开了会场，要不然我早就将您当选的事通知您了。
深深尊敬您的
名誉总书记 威·朗-克里默。”——9
[14] 对照总委员会1864年10月份的记录和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加以分析，就有可能复述马克思是如何起草国际的纲领性文件的。10月8日，在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韦斯顿提出了他所写的原则宣言草案，鲁·沃尔夫提出了他译成了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的章程。10月11日，总委员会研究了这两个文件后，决定把它们退还给小委员会进行修改。在小委员会10月15日会议上，勒·吕贝宣读了他以韦斯顿和沃尔夫的草案为基础的修订稿。总委员会在10月18日讨论了这个修订稿，它包括作为序言的原则宣言和章程。
只是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才第一次得到机会熟悉这些文件，他在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这些文件发表了意见。讨论后，原则宣言和章程大体上得到了总委员会的赞同。然而，马克思争取到了把它们交给小委员会最后定稿。10月20日，小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家里开了会；这个会上，他们只校订了章程的第1条。小委员会下次会议定于10月27日举行。这就给了马克思必要的时间来从根本上改造所提出的文件。他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它同原稿完全不一样，他完全改写了整个序言部分，从中删去了勒-吕贝写的原则宣言，把章程由40条压缩为10条，改变了组织原则本身，只保留了纯属表面性质的个别点（组织的名称，关于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在组织的成员由一地迁往另一地时予以帮助，等等）。
小委员会于10月27日同意了马克思起草的宣言和章程。——11
[15] 11月2日伦敦自由派报纸《晨星报》第2703号和11月5日工联的周刊《蜂房报》第160号，刊登了总委员会1864年11月1日会议的报道。报道中引用了不确切的材料。特别是，报道中说似乎通过了1865年将在布鲁塞尔召开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实际上，总委员会没有通过这样的决议。报道的作者从国际的《临时章程》第3条中简单剽窃了这条消息。此外，在《蜂房报》的同一期上未经通知总委员会就发表了《成立宣言》。
《蜂房》是英国工联的机关周报；从1861年到1876年在伦敦出版，用过三个名称：《蜂房》（The Bee-Hive）、《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便士蜂房》（The Penny Bee-Hive）；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在1864年11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但是，刊登在该报上的国际文件常被篡改或删节，为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1869年起，该报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的喉舌。1870年4月26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同《蜂房报》决裂的决定。——12
[16] 指的是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期刊登成立宣言误植的错别字。“纲领”一词指的是章程的序言部分。——12
[17] 这里是指担任不领取报酬的职务。——14
[18] 记录不准确。《临时章程》没有在《蜂房报》上刊登过。它包括在1864年11月下半月由《蜂房报》社印成的单行小册子中，小册子名为《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噎克街圣马丁堂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14
[19] 在《蜂房报》1864年11月26日第163号上刊载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中，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决议案是这样写的：“加入协会的伦敦团体有权各选派一名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保留接纳或拒绝这些代表的权利。至于各省愿意加入协会的团体，则有权选举一名成员为协会的通讯员。”——16
[20] 致阿伯拉罕·林肯祝贺他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公开信，如马克思1864年12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是由马克思起草的，然后得到常务委员会同意，并在总委员会这次会议上通过。关于递交公开信问题的更为详细的讨论情况，马克思1864年12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有57个委员会委员签名的公开信的手抄本，送交给了美国驻伦敦的公使亚当斯。
致林肯的公开信，首先发表在1864年12月23日的英国报纸《每日新闻》上，随后又发表在12月25日《雷诺新闻》第750号上以及一些德国报纸上：1864年12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1865年1月5日《柏林改革报》第4号和1月7日《海尔曼》第314号上。——20
[21] 1864年12月3日《峰房报》第164号上关于这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说，这个决议案也得到了马克思的附议。——22
[22] 彼·福克斯根据总委员会1864年11月29日的决定起草的总委员会英国委员关于波兰的公开信，预先于12月6日由小委员会初次讨论过。这封公开信（原文没有保存下来）是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写的。从马克思1864年1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福克斯提出了一个论点，仿佛法国传统的对外政策支持波兰的独立。马克思坚决不同意这一点。他指出，法国的当权阶级，从路易十五的时候起，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止，都是为了自私自利来蛊惑地利用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并且是为了这些私利而经常出卖波兰人。小委员会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作修改为条件通过了福克斯的公开信。瑞士通讯书记荣克说，他打算向总委员会提议否决福克斯的这封公开信，因为它具有资产阶级性质。——23
[23] 还在1863年夏天，一群后来加入了国际总委员会的英国工联主义者（克里默、奥哲尔、费西、豪威耳、沃利、惠勒等人），发起了争取英国选举法改革的运动。他们在1863年9月成立了工联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协会。奥哲尔当选为协会的主席，书记是啥特韦耳，财务委员是特利姆勒脱。——25
[24] 指星期六早晨出版的各周报。——25
[25] 马克思指的是《成立宣言》在1864年12月21日《社会民主人报》笫2号上和12月30日第3号（附页）上以《欧洲工人阶级宣言》为题发表一事。《宣言》德译文是马克思译的。——26
[26] 国际的瑞士各支部是在报上刊载圣马丁堂集会的报道后立刻开始建立起来的。1864年10月11日，以装订工人杜普莱克斯为首的一批日内瓦工人写了一封信给托伦，通知他在日内瓦组织了临时委员会，以便同其他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系，并要求他给他们寄去必要的指示。这封信由托伦寄往伦敦，如在瑞士通讯书记荣克1865年1月10日给杜普莱克斯信中所表明的，这封信由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并被非常满意地接受下来。荣克给杜普莱克斯寄去了协会的《章程》。他代表总委员会建议瑞士工人建立全瑞士的中央委员会，并同伦敦的总委员会建立经常的联系。——26
[27] 总委员会致林肯总统的公开信，在1864年12月后半月，就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了。《蜂房报》虽然是总委员会的机关报，只是在1865年1月7日（第169号），即在通过了这个决定之后，才发表这封公开信。——26
[28] 福克斯起草的总委员会英国委员致波兰人民的公开信，成了1864年12月13日和20日，以及1865年1月8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漫长讨论的题目。马克思在12月13日和1月3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两次就这个问题发了言。马克思根据波兰和法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大量实际材料，指出福克斯美化了法国统治阶级关于波兰的传统的对外政策，并揭露了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政府在波兰问题上所推行的政策的反动实质。马克思认为在国际中提出波兰独立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会使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有可能揭露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时，马克思认为波兰民族运动是一种能够损毁俄国沙皇制度的实力，使俄国境内革命民主运动加速发展的力量。
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没有发表。——28
[29] 总委员会在1864年12月29日通过决议，邀请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比斯利、比尔斯和哈里逊参加庆祝协会成立的晚会，当时已将决议载入了会议记录；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没有发表，而克里默在寄给报纸的关于1865年1月8日会议的报道中，却把这个决议包括了进去，并且把它第二次记入记录本里。不仅如此，他还擅自在决议中添上了格罗斯密斯的名字，格罗斯密斯是总委员会委员，按情理不需要专门邀请。报道发表在1月7日《蜂房报》第169号及《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97号。1月8日，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作客的马克思写信给荣克，抗议把格罗斯密斯的名字加进记录中，并告诫总委员会要警惕某些领导人想把它变成满足其小小虚荣心的工具的企图。从荣克1865年1月11日的复信中可以看出，在1月10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马克思的抗议。克里默承认了错误，因而从1月3日的会议记录中删去了格罗斯密斯的名字。——28
[30] 这封信也发表在1865年1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7号上。——29
[31] 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National League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Poland）是1863年7月28日在伦敦成立的。由于波兰起义遭到镇压而于1863年7月22日在圣詹姆斯大厅召开的那次有名的会议是同盟建立的先导。这次会议是成立国际的准备步骤之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英国的工联派、民主派以及从巴黎来的法国工人代表。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向外交大臣约翰·罗素转交会议对英国政府的抗议书，抗议它对波兰起义者采取两面政策。罗素拒绝接见代表团，1863年7月28日在《蜂房报》编辑部再度集会，在这次会上也就成立了同盟。埃德蒙·比尔斯被选为同盟的主席，约翰·罗·泰勒是名誉书记。同波兰流亡者民主派（博勃钦斯基、奥博尔斯基、扎比茨基等人）有联系的扬·库日纳是曾经领导1863—1864年起义的波兰国民政府在伦敦的代表。——30
[32] 指的是1865年1月15日在伦敦格林尼治举行的会议。总委员会委员勒·吕贝、奥哲尔、摩尔根和努斯佩尔利在会上说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和任务。会议认识到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必要性，并保证全力促进协会的成功。会议决定在格林尼治成立协会的分会，并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有权增聘新委员的委员会。努斯佩尔利被选为委员会的委员。——31
[33] 杜普莱克斯1865年1月17日从瑞士的来信，是回复荣克1月10日的去信。杜普莱克斯报告说，日内瓦委员会正为在瑞士建立国际协会的支部进行活动，因此，他要求把所有的总委员会出版物寄给他。——32
[34] 指的是威廉·李卜克内西1865年1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阻碍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的，不仅由于普鲁士的警察统治，而且也由于联合会中拉萨尔派领导的宗派主义立场（详见本卷李卜克内西给伦敦代表会议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32
[35] 指的是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魏德迈1865年1月2日的来信。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魏德迈侨居美国，并站在北部方面积极参加了1861—1865年的内战。1864年底，他被任命为圣路易斯军区司令。1864年11月290，马克思写信告诉魏德迈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并寄给他四份《成立宣言》。魏德迈在信中说，他打算在当地的工人报纸《圣路易斯每日新闻》以及纽约的民主报纸《世界报》上发表《成立宣言》。——32
[36] 国际协会的巴黎支部是在1864年底成立的。它是由蒲鲁东主义的工人昂利·托伦和沙尔·利穆赞创立的，这两个人都参加过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举行的成立大会。1865年1月初，巴黎支部出版了《临时章程》的法文译本，其中有几处不确切和歪曲，特别是序言的第三段（“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中“作为手段”几个字被删掉了。
除托伦集团外，法国律师昂利·勒福尔也以国际的奠基者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自居。（勒福尔并未参加成立大会，但参加过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成立大会上，勒·吕贝宣读了他给大会的书面发言。）勒福尔同法国通讯书记勒·吕贝以及在英国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保持联系。1865年1月13日拉萨尔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8号上刊登了莫泽斯·赫斯的一篇文章，文章指责托伦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1月16日，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来读到这篇文章，他立即写信给柏林的约·巴·施韦泽和巴黎的维克多·席利，在给席利的信中，他要求席利进行有关的调查；在给施韦泽的信中，则强烈抗议施韦泽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诬蔑，并警告如果该报再出现这样的指责，他就要同它公开决裂。1月19日，席利告诉马克思，对托伦的诽谤性指责来自接近法国合作协会机关刊物《联合》杂志的几个人，勒福尔是该杂志编辑部的成员。席利答应很快就把补充消息寄来。
如马克思1865年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他在这次会议上建议暂时不要把会员证给巴黎寄去。——32
[37] 1865年1月24日记录中相应的地方并无修改。非常可能，是在这次会议批准记录后，克里默才把记录抄上记录本的。——33
[38] 亚当斯给克里默的信刊登在1865年2月6日《泰晤士报》上。马克思在1865年2月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林肯对祝贺他再度当选总统的各种贺信的所有回信中，只有对协会贺信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贺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478页，注明日期是“1865年5月27日以前”。又：马克思在1865年2月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林肯的回信时说：“这是老头子迄今唯一的超过纯粹客套话的答复。”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52-53页。）——34
[39] 指的是《圣路易斯每日新闻》的社论。同一期上还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摘要。1865年1月31日，马克思从魏德迈那里收到了这张报纸。——34
[40] 比利时民主派的全国联盟盟员莱昂·封丹1865年1月29日的布鲁塞尔来信，是给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勒·吕贝1月18日附有《成立宣言》和《章程》一信的回信。封丹的信发表在1865年2月4日《蜂房报》第173号关于这一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34
[41] 指的是一群资产阶级激进派分子1865年2月6日在伦敦酒馆举行的选举法改革拥护者筹备会。会议是给定于1865年2月23日在圣马丁堂举行的更广泛的大会作准备。——35
[42] 马克思在1865年2月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详细阐述了总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所采取的关于选举改革运动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总委员会接到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邀请，并写道：“没有工联，群众大会就开不成，没有我们，他们就得不到工联。这就是他们向我们呼吁的真正原因。”“会议根据我的提议作出了如下决议：（1）派遣一个代表团作为普通的‘观察员’（在我的建议中我不要外国人做代表团的成员，而埃卡留斯和吕贝也是作为‘英国人’和不讲话的证人当选的）；（2）关于群众大会，如果第一，在他们的纲领中直接地、正式地提出男子普选权，第二，我们选派的代表加入常务委员会，从而可以监督这些家伙，在他们企图发动新的叛变（我已经向大家说明，他们肯定在进行这种策划）时揭发他们，那么我们就和他们一起行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54页。）——35
[43] 信是弗里布尔写的。他在信中告诉勒·吕贝，由于总委员会1月24日的决议，托伦表示他准备辞职，如果这会加速从伦敦收到会员证的话。——36
[44] 任命勒福尔为国际在巴黎的报刊辩护人，是根据他自己的请求作出的。马克思赞成任命勒福尔，是因为他从席利的信（1865年2月5日）中得到的印象，以为巴黎的冲突已经解决，他指望把法国参加合作运动的工人吸引到国际中来，并利用《联合》杂志来宣传国际的思想。——36
[45] 马克思的这个报告是以琼斯1865年2月13日的来信为根据的。琼斯写道：
“亲爱的马克思！我在上一封信里忘了请您把我列为国际协会的会员，如果您寄给我一打会员证，我敢说我能够发展12个会员。”——37
[46] 琼斯1865年2月10日的信，是对马克思2月1日去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的回信。马克思在信中勾画出了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吸引英国广大工人群众参加选举改革运动的要点。琼斯在回信（预定要在总委员会宣读）中表示同意所拟定的办法，并特别强调，需要用以成年男子普选权为口号的大规模工人运动来对抗其总部设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全国改革联盟的宣传。——37
[47] 指的是1860—1866年在汉堡出版的德国周报《北极星》（Nordstern）；从1863年起，这家周报成了拉萨尔派的机关报。在1865—1866年，约·菲·贝克尔关于瑞士的国际支部的报道在它上面发表。
1865年2月110《北极星》第296号刊登了贝克尔2月4日关于1月27日举行的日内瓦支部（1864年10月成立）会议的一篇报道。以贝克尔为主席的德国社会共和人民联盟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赞同国际协会的《临时章程》，并选出了一个七人委员会。随后，又决定吸收日内瓦各个工人团体的代表来扩大这个委员会。——37
[48] 指的是托伦1865年2月10日写给勒·吕贝的信，由于任命了勒福尔为国际在巴黎的报刊辩护人，托伦在信中强烈反对把不是工人的人任命为协会的负责人员。——37
[49] 1829年在英国建立的泥水匠协会伦敦分会，到19世纪60年代初有会员约4000人。埃德温·科尔森是协会的总书记。1865年2月21日豪威耳被任命为伦敦分会在总委员会里的代表。——37
[50] 从马克思在1865年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知道，马克思在通知席利关于他的任命时，对他作了专门指示。根据席利在2月25-28日的回信判断，马克思的指示可以归结如下：竭力保持总委员会监督巴黎支部事务的职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受到相当一部分巴黎无产阶级支持的巴黎支部脱离国际。——39
[51] 艾·比尔斯的信中邀请总委员会委员参加伦敦的选举法改革拥护者赞助的群众大会。大会是1865年2月23日星期四在圣马丁堂举行的，总委员会的代表积极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定，还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参加代表团的除了工联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还有几位总委员会委员——奥哲尔、克里默、韦斯顿、德尔、哈特韦耳、惠勒、莱诺、尼阿斯、豪威耳），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谈判关于选举法改革的联合斗争问题。马克思认为会议的结果是最令人满意的，他在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国际协会在为建立新的改革同盟而成立的委员会中如此成功地构成了多数，以致整个领导权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84页。）——39
[52] 刊登在2月25日《蜂房报》第176号的关于总委员会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在选举权运动上的讨论有更详细的反映。报道中说：“接着，就发起普选权运动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一致同意中央委员会只考虑或支持给一切成年男子选举权的要求。还同意，必须密切注意将要领导运动的那些人。工人常常受骗，他们的职责是加倍提高警惕。”——39
[53] 马克思认为通过这个决议有极大的重要意义。他在1865年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此外，其他一些议员，像泰勒等（一些同马志尼有关系的家伙）竟敢向我们宣称，现在召开波兰大会不适宜。我通过我们的委员会回答说，工人阶级有它自己的对外政策，而这个对外政策绝不以资产阶级认为适宜为依据。资产阶级总认为，适宜的是，在新的起义开始时怂恿波兰人，在起义过程中通过外交手段出卖他们，并在俄国迫害他们之后将他们投入灾难之中。实际上，大会的目的首先是在金钱上予以支持。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恰恰现在认为哪怕提到波兰这个名称本身都是不适宜的，难道这些不幸的流亡者（这一次多数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不会得到扎莫伊斯基亲王之流的任何支持）就应当饿死吗？”（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86页。）——39
[54] 指的是厄·琼斯在1865年2月25日写给马克思的信。琼斯报告了曼彻斯特普选权运动的成就，欢迎改革同盟的成立，并邀请同盟代表团参加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支持成年男子普选权的群众大会。——40
[55]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Social-Demokrat）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4年12月15日到1871年在柏林出版，起初每周三期，从1865年7月起是日报。在1864—1865年，约·巴·施韦泽是报纸的编辑。因为没有别的机关报在德国宣传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创刊时曾同意为它撰稿c在报纸纲领中没有特别的拉萨尔主义的口号和李卜克内西被预定为报纸的非正式编辑，也促使他们同意这一点。报纸上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以及马克思应施韦泽请求写的专论《论蒲鲁东》。可是，不久得到证实，施韦泽把报纸引上了同俾斯麦容克政府协妥的道路，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1865年2月23日发表声明，公开宣布同该报决裂。——40
[56] 小委员会同法国代表托伦和弗里布尔于1865年8月4日和6日举行了联席会议。小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决议。决议原稿保存在马克思的笔记本里：
“（1）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批准由公民托伦、弗里布尔和利穆赞组成的巴黎分会理事会，并且对他们的热心活动表示感谢。
（2）最好能够吸收公民皮埃尔-万萨德参加巴黎分会理事会。
（3）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感谢公民勒福尔加入国际协会的组织，并且衷心地希望他以巴黎分会理事会的Homme De Conseil［顾问］身份进行合作，然而中央委员会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强使公民勒福尔在巴黎分会理事会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
（4）委派公民维克多-席利为伦敦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的代表。
作为这样的代表，他应当只同巴黎分会理事会协同工作。他将行施Droit De Surveillance［监督权］，而巴黎分会自己也认为必须承认这种监督权是中央委员会的一种由当前政治情况决定的必然属性。”（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90页。）
决议的最后文本由总委员会在3月7日批准，并载入了记录本。——40
[57] 由于任命昂·勒福尔为协会在巳黎的报刊辩护人，国际巴黎支部的会员在1865年2月24日举行了会议。会议虽然承认总委员会对地方支部的活动有监督权，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勒福尔利用总委员会决议把巴黎支部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的企图。会上通过了利穆赞起草的决议，其大意是：为了保卫协会和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纯粹工人阶级性质，组织中的领导职务只应由工人担任。会议完全赞成弗里布尔、托伦和利穆赞的活动。由巴黎支部32个会员签名的决议，由托伦和弗里布尔带到了伦敦。——42
[58] 从马克思1865年3月13日给荣克的信中判断，马克思对这个决议的最后措词不满意，认为对勒福尔作了过大的让步。——42
[59] 认为只有工人才能担任工人组织中正式职务的这种蒲鲁东主义的错误观点，在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被彻底粉碎了。在讨论章程和条例时，法国代表托伦提出，第11条“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应该加以修改，他说，只有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才能被选为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托伦遭到了其他与会代表的断然拒绝。克里默和卡特在发言中强调说，国际本身的存在就有赖于许多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在这方面，他们特别指出了马克思的贡献，正如克里默所说的，马克思一生的工作就是为了谋求工人阶级的胜利。托伦的修正案被否决。——42
[60] 使工人政论家和1848年革命老战士皮埃尔·万萨德参加巴黎理事会，旨在使国际的法国会员更广泛地接受4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然而，从万萨德4月30日给杜邦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以健康为理由辞谢了这项任命。——42
[61] 总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在寄往巴黎时，附上了给席利的个人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勒福尔一派人可以根据情况在巴黎建立独立的国际支部。——43
[62] 席利没有接受让他担任总委员会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的任命，并在1865年3月20日的一封信中把这一点通知了马克思。——45
[63] 2月23日会议选出的代表团同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罗德雷斯饭店举行的会议，参加的约有20名工联的代表（其中有几名总委员会委员）和同样数目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包括4名议员）。自由贸易派领袖约翰·布莱特建议只把选举权扩大到一户一票。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被资产阶级的代表否决了，因而没有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
3月16日在圣马丁堂专门召开的工联会议上，奥哲尔报告了罗德雷斯饭店会议的结果。这次会议批准了2月23日的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并选出了起草同盟章程的委员会。——45
[64] 在1865年2月23日圣马丁堂举行的选举法改革筹备会上，一些工联的领袖曾经声明准备对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因此，1865年3月40《蜂房报》第177号上刊登了韦斯顿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号召2月23日选出的代表们在即将举行的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谈判中，坚持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7
[65] 1865年5月9日，奥哲尔当选为总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接替已被选为改革同盟的代表的豪威耳。——47
[66] 弗里布尔的信谈到了巴黎支部的冲突，特别是勒·吕贝对任命席利的反对态度。弗里布尔的信的内容，可从荣克1865年3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得悉。——47
[67] 1865年4月，勒福尔写信给《联合》杂志第6号，宣布他退出了国际。一4768指的是阿·阿·沃尔顿的《从诺曼人征服到目前为止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土地占有史》（History of the Landed Tenure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Time，1865年伦敦版）一书。作者在1865年8月1日送给总委员会20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6篇《剩余利润转化为地租》第37章《导论》中提到过沃尔顿的这本书。——8
[69] 国际的里昂支部是由一群左派共和党人即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在1865年初建立的，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布朗基主义者。机械工人阿德里安·舍特尔被选为支部的通讯员，他以这个身份向总委员会报告了建立支部的情况。总委员会把约500张国际会员证寄给了里昂支部。——49
[70] 刊登在1865年4月1日《蜂房报》第181号上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对克里默报告代表团访问鞋匠协会的情况写得更为详细：“总书记公民克里默报告了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由克里默、埃卡留斯、韦斯顿、荣克、福克斯、勒·吕贝、摩尔根、德尔和惠勒诸位公民组成）同近来在老贝利的贝尔旅馆开会的全国鞋匠协会的代表会晤的结果。代表有38名之多，代表各协会约5000名会员。伯明翰的代表托马斯先生提议，赫尔的代表附议，在另外一两位代表表示赞同之后，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接着就是决议的全文。——49
[71] 显然，惠特洛克报告了改革同盟的章程。这个有总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起草的章程，在专门起草委员会1865年3月20日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于3月23日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公众集会上被通过。同盟的目的在章程中表述如下：
目的
“1．争取把选举权扩大到每一个已登记住址、智力健全、未判罪的成年男子。
2．保障投票人秘密投票。”
方法
“同盟将力求实现上述目的，其方法为：建立分支组织、公众集会、举办讲座、举行代表会议、候选人作出必要的保证，以及执行委员会随时可以决定的其他措施。”——49
[72] 1865年3月22日在汉堡全德工人联合会会议上。联合会主席伯恩哈德·贝克尔发表了诽谤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讲话。这篇讲话发表在1865年3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附页上。由博勒特署名的国际的答复，刊登在1865年4月22日《北极星》第306号上。马克思本人在《人类的主席》一文中驳斥了贝克尔，这篇文章刊登在1865年4月13日《柏林改革报》第88号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00—105页）。——51
[73] 韦斯顿提交讨论的问题，总委员会在1865年5—8月间（1865年5月2日、20日和23日，6月20日和27日，7月4日和18日，以及8月15日的会议）讨论过。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为驳斥韦斯顿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宣读了题为“工资、价格和利润”的著名报告。——52
[74] 1865年4月15日，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给封丹。信中附有总委员会关于任命马克思为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以接替已经辞职的勒·吕贝的正式决议。——52
[75] 指的是沙尔·龙格，即1864年10月20日起在巴黎出版的民主派周刊《左岸》的编辑1865年3月12日，这个刊物刊登了龙格抨击第二帝国的文章《拉帕理斯王朝》。作者被判处8个月监禁，刊物被封禁。1865年5月14日在布鲁塞尔重新出刊，一直继续到1866年8月5日。该刊发表了总委员会的文件和关于国际活动的消息。——53
[76] 指的是杜普莱克斯和法尔科内1865年4月9日联名致荣克的信。信中除了已载入本记录的内容外，还写了日内瓦支部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情况。这封信还指出，在瑞士建立的各支部的会员还为数不多，但完全有可能增加。
这封信是由日内瓦支部委员会的委员们签署的。——55
[77] 显然，指的是厄·琼斯在1865年4月22日和24日写给马克思的两封信中的一封，琼斯在信中把曼彻斯特普选权运动所取得的进展，以及1865年5月9日星期二在自由贸易大厅举行改革代表会议的情况，告诉了马克思。——56
[78] 不久就弄明白了，莱·封丹同工人群众没有联系，也没有采取步骤在比利时为国际作宣传；他在马克思所宣读的这封信中力图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进行辩解。国际在比利时的第一个支部是1865年7月17日在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政论家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建立起来的。——56
[79] 莱比锡排字工人在1865年3月21日全体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要求提高工资的决议，雇主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作为回答，莱比锡排字工人联合会宣布罢工，约有650名工人参加。4月15日，李卜克内西为其领导人之一的柏林排字工人联合会寄给总委员会一封信，要求支持莱比锡工人。
1865年4月29日《蜂房报》第185号上刊登的关于这一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援引了这封信。——56
[80] 奴隶解放协会（The Emancipation Society）是一群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分子于1862年11月在伦敦成立的。它支持伦敦工联理事会反对英国站在南方奴隶主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年）的运动。比尔斯是该会的一名积极会员。——56
[81] 指的是巴黎理事会的改组。马克思是根据席利在1865年4月27日给他的信报告这个消息的。改组的结果，国际加强了它同基层工人组织的联系，有几个新的委员，其中有瓦尔兰和卡梅利纳，进入了巴黎理事会。——57
[82] 托伦和弗里布尔在1865年2月末和3月初到伦敦的期间，将巴黎理事会收到的协会在讷夏托的通讯员勒费弗尔的一封信交给了勒·吕贝。，勒-吕贝以法国通讯书记的身份同勒费弗尔通过信，并力图唆使勒费弗尔反对总委员会和巴黎理事会。勒·吕贝的阴谋只是在杜邦被任命为新的法国通讯书记之后才被发觉。由于勒·吕贝企图以协会格林尼治分会代表的身份再次进总委员会，问题变得特别尖锐。这个问题在1865年5月6日小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过。——57
[83] 《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是马克思在5月2日至9日之间写的，刊登于1865年5月20日《蜂房报》第188号。——59
[84] 改革同盟的领导机关——委员会和更小的执行委员会是1865年3月底选出的。最初由12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里，有6名总委员会委员（克里默、莱诺、尼阿斯、奥哲尔、豪威耳和埃卡留斯）。豪威耳被选为名誉书记。马克思在1865年5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我们，这个改革同盟要么永远不会产生，要么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22页。）同盟就召开曼彻斯特代表会议一事，发表了致工人阶级的公开信，号召为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而斗争（见1865年5月13日《蜂房报》第187号）。——59
[85] 指的是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奥尔西尼阴谋案（1858年1月14日）。谋刺未遂，奥尔西尼和他的两个同谋者被判处死刑。——59
[86] 根据决议，为讨论韦斯顿提出的问题而专门召开的总委员会会议，5月20日晚8点举行。这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在1865年5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阐明了韦斯顿的主张的实质和他自己的主要的反驳意见。马克思写道：“今天晚上将举行国际的紧急会议。一个好老头子，老欧文主义者韦斯顿（木匠）曾提出两个论点，他经常在《蜂房报》上为这些论点进行辩护：·
（1）工资率的普遍提高对工人不会有任何好处；
（2）由于这一点以及其他原因，工联所起的作用是有害的。
这两个论点——在我们的协会中只有他相信——如果被接受，那么，我们就将在这里的工联和现在大陆上流行的罢工疫面前闹大笑话。
由于这次会议将允许非委员参加，所以他会受到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的支持，这个人曾经以同样的精神写过一本小册子。人民自然希望我加以反驳。我本来应当为今天晚上的会议准备我的反驳意见，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继续写我的书（指《资本论》。——编者注），所以我就只好临时去讲一通了。
我当然事先知道，两个主要论点是：
（1）工资决定商品价值。
（2）如果资本家今天付出的是5先令而不是4先令，那么明天他们就将以5先令而不是以4先令出卖自己的商品（他们能这样做，是由于需要的增长）。
这虽然非常平淡无奇，并且只涉及最表面的现象，但是，要对完全不懂的人把与此有关的一切经济学问题解释清楚，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不可能把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压缩在一小时之内讲完。但是我将尽力而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24—125页。）——60
[87] 《纽约每日论坛报》（The 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41—1924年出版，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提倡进步政策。马克思从1851年10月至1862年3月同这家报纸合作；恩格斯应马克思之约为这家报纸写了大量的文章。同该报的合作在美国内战初期就停止了。促使马克思断绝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该报日益主张同畜奴的南方妥协，因而离开了进步立场。
这家报纸在1865年6月1日以“欧洲工人致约翰逊总统”为题，刊登了总委员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60
[88] 指英国选举改革运动。——60
[89] 见1865年5月16日《曼彻斯特卫报》。——60
[90] 指的是协会驻里昂通讯员舍特尔的一封来信；1865年5月27日《峰房报》第189号上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发表了这封信的摘要。舍特尔在信中写到里昂工人罢工的情况，并要求尽快给他寄去500张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证。他还通知协会，在里昂铅印了国际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61
[91] 指的是勒·吕贝给勒费弗尔的信，后者将信的摘要寄给了杜邦。——62
[92] 曼彻斯特选举法改革拥护者全国代表会议是在1865年5月15日和16日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收到参加代表会议的邀请后，早在3月21日就任命了自己的代表团，要代表团坚持关于给一切成年男子选举权的要求。将近200名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其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斗争是在改革的性质问题上展开的。与资产阶级提出的选举法改革的含糊不清的要求相对立，克里默宣布，伦敦工人授权自己的代表只投票赞成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他们不赞成范围更小的选举权。克里默的发言得到厄·琼斯和豪威耳的支持。但是在代表会议上占多数的资产阶级代表，以95票对50票否决了克里默的建议。由于泰勒、比尔斯和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通过了只给房主和交纳当地的市政济贫税的房客选举权的要求。关于曼彻斯特代表会议的报道，发表在1865年5月20日《蜂房报》第188号上。——2
[93] 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连同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刊登在1865年6月3日《蜂房报》第190号上。——64
[94] 出版定名为《平民报》报纸的计划没有实现。——66
[95] 马克思的报告《工资、价格和利润》是他在总委员会1865年6月20日和27日两次会议上宣读的。——67
[96] 1865年5月25日，德特福德和格林尼治分会书记穆尔钦诺克向分会在总委员会的代表勒·吕贝询问分会同总委员会中断联系的原因。5月28日星期日，分会举行特别会议，在勒·吕贝发言后，决定要求总委员会调查这件事。5月29日，穆尔钦诺克把这个决议寄给了克里默。——67
[97] 邀请英国工人团体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传单是在1865年夏天印发的，开头是“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兹邀请各工会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体……加入”。邀请书是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的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议为基础的。总委员会同时也印发了附有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团体的申请书的专门格式。——67
[98] 指的是法尔科内和杜普莱克斯1865年6月2日给荣克的信。——69
[99] 《工人论坛》（La Tribune Ouvrière）——法国的工人周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托伦、弗里布尔、瓦尔兰和其他人；该报的出版者是沙·利穆赞。该报头四号于1865年6月在巴黎出版；该报被禁止在法国发行后，报社迁往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于1865年7月9日又出版了一号。该报由于不能运进法国而停刊。——69
[100] 指的是班尼亚加蒂1865年6月14日写给克里默的信。——70
[101] 在驳斥韦斯顿的错误观点时，马克思在他的报告中指出，韦斯顿实际上是提倡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剥削面前消沉恭顺。马克思对韦斯顿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蒲鲁东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的批判，因为他们也都是过于看轻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并对工会持否定态度。马克思在自己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复杂的理论原理以工人容易理解的形式作综合阐述的典范），对经济斗争及其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相联系的作用和意义，作了理论上的论证。马克思的报告也是反对英国工联主义者的狭小眼界和改良主义，他们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只归结为争取日常需要的斗争。——71
[102] 指的是在1865年6月13日总委员会会员上关于再次接纳沃尔夫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问题的表决。——72
[103] 马克思在结束他的报告时提出了下面决议：
“（1）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
（2）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引起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
（3）工联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说来，它们遭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169页。）——73
[104] 关于总委员会的委员们建议发表讨论材料一事，马克思在1865年6月2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从一方面看，这也许对我有好处，因为这些人同约·斯·穆勒、比斯利教授、哈里逊等有联系，从另一方面看，我有点犹豫：
（1）因为‘韦斯顿先生’成为我的反对者并不是一件太值得高兴的事；
（2）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用非常紧凑但又相当通俗的形式叙述了预先从我的书（指《资本论》。——编者注）中取出的许多新东西，同时对于许多问题我又不得不只是顺便粗略地提一下。问题是，用这样的方式预先从我的书中拿出东西是否适宜？”（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27—128页。）
马克思的报告，到1898年才由他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以“工资、价格和利润”为题出版。——73
[105] 福克斯指的是1865年7月8日在下议院的讨论。当时，议长要议员亨尼西遵守秩序，因为亨尼西企图在最初的决议案和修正案付表决之前把第三个建议提交讨论。——73
[106] 由于里昂花边生产工人的罢工，协会驻里昂通讯员阿德里安·舍特尔请求总委员会寄去关于英国花边生产和价格的情报。如在总委员会记录中所看到的，1865年6月上半月，杜邦曾设法把所需要的情报给里昂寄去了。至于克里默的诺里奇之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73
[107] 显然是指接纳各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申请书格式的铜版。——74
[108] 弗里布尔的信，今已不存。但是，从席利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巴黎支部的成员坚决要求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7月7日，他们发出了致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呼吁书，呼吁书里提出了如下的代表大会的议程：
1．协会的目标是什么——它的活动方法可能是什么？
2．劳动及其在卫生和道德方面的后果；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
3．从卫生和道德观点看工厂的女工和童工。
4．失业和同它作斗争的手段。
5．罢工；罢工的作用。
6．协会，它的原则及其应用。
7．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8．劳资关系。
9．外国的竞争。贸易协定。
10．从生产观点看常备军。
11．道德是不是与宗教不同？
呼吁书发表在1865年7月7日《新闻报》、7月15日《民论报》和其他几家法国报纸上。——75
[109] 指1863—1865年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人周报，即不列颠矿工联合会机关报《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The Minerand Workman's Advocate）。1865年7月底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约·布·莱诺拥有了该报的发行权，并担任它的编辑。同时，该报作为正式机关报为国际服务。关于讨论的报道没有在报纸上发表。——75
[110] 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是马克思积极活动的结果。他在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根据我们的章程，今年应当在布鲁塞尔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巴黎人、瑞士人和这里的一部分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特别是在我没有时间为中央委员会写必要的文件的时候一这只能败坏我们的声誉。尽管对方竭力反抗，我还是做到了使布鲁塞尔的公开会议不召开，而改为在伦敦召开一个不公开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9月25日），只有各领导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这个会议，会上将为以后的代表大会作准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36页。）——76
[111] 伦敦代表会议的议程复制成两种传单，由总委员会散发；它还刊登在1865年8月12日《蜂房报》第200号上。——77
[112] 指的是《工人论坛》的编辑们在该报被封后打算出版的法国工人报纸《工人新闻》（La Presse Ouvrière）。可是，《工人新闻》只在1865年8月13日在布鲁塞尔出版了仅有的一期，当他们试图把印出的报纸偷运进法国的时候，全部被没收了。——82
[113] 记录不确切：显然，成立股份公司不仅是为协会购置房产，而且也是为《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筹集资金。——82
[114] 在1865年8月12日《蜂房报》第200号上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中，摘引了塔尔博特的信，他要求寄去50张国际的会员证。——83
[115] 指的是法尔科内和杜普莱克斯1865年8月19日从日内瓦来的信；他们在信中报道了韦维、蒙特勒、洛桑和拉绍德封的国际支部的情况，以及为即将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进行准备的情况。——85
[116] 要求得到关于花边工人的状况的情报，在舍特尔1865年8月19日给总委员会的信中再一次提出来。同年5月曾首次提出过这个要求。——85
[117] 为执行这个决定，克里默在1865年9月6日起草了如下通告信：“亲爱的公民：如果你能以任何方法对为我们里昂的会员所深为关注的下列问题提·供情报或给予回答……请予惠寄。”通告信中列出的问题有：“1．花边生产工人领取工资是按日还是计件？2．如果是按日，日工资是多少，工作日是几小时？3．如果是计件，是不是按码？如果是，则每码付工资多少？4．原料的市价。5．英国生产的花边出口或者法国花边的进口是否有关税？如果有，税率多少？”克里默寄给马克思的一份通告信保存下来了。——85
[118] 指的是为了在伦敦出版一张将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的报纸而成立股份公司一事。1865年7月底，《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的所有者约-布-莱诺建议把这个报纸归总委员会掌握。这个建议得到了总委员会委员们的完全支持，他们在8月8日和15日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关于8月15日讨论的细节，可以从埃卡留斯1865年8月16日写给马克思（他因忙于《资本论》一书，有三个星期没有出席总委员会会议）的信看出来。埃卡留斯在这封信中写道：
“你显然知道，已经使《矿工报》发生了某些变化。《蜂房报》编辑部出价25英镑向莱诺购买版权，但是，他没有接受。当前的情况是报纸出版每周亏空5英镑。因为有把发行量增加到至少足敷一切开支所必需的数量的前景，我们决定成立资本1000英镑、分作1000股的有限股份公司，购得版权并改变或简化名称，即把‘矿工’一词去掉。昨天晚上，许多人还主张改变版面。莱诺将得50股作为偿付版权，他答应以股东身份再认购50股。此外，昨天晚上还分摊了55股。朋友韦斯顿认购了5股，惠勒好像是10股，列斯纳2股。总之，将有一个18个股东的委员会。奥哲尔、惠勒、沃利、考布和埃卡留斯将组成小委员会，负责起草章程，并把它提交给星期二晚上9点以后在希腊街举行的股东大会。章程一通过，就选出理事会。所有在星期二前认购了股票的人，在会上都有表决权。还决定在这天晚上每股先付2先令6便士。我希望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会妨碍你亲自参加。”
在8月22日星期二的总委员会例会结束后，工业报公司的股东们举行了他们的成立大会。马克思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批准了告工人书和公司的募股书。1865年9月25日，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宣布该报（它从9月8日起改名《工人辩护士报》）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从1865年11月初起，该报完全归工业报公司所有。——85
[119] 《瑟堡的海军大检阅》一文，刊登在1865年8月26日《蜂房报》第202号上，未署名。——86
[120] 在马克思和封丹于1865年4月交换信件以后，总委员会同比利时的通信中断了一个时期。1865年夏天，一群布鲁塞尔的工人、蒲鲁东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土地集体所有的拥护者），其中有德·巴普，对莱·封丹不尽职感到不满，他们自己在比利时组织了一个国际支部。7月17日，他们召开了会议，选出了布鲁塞尔支部的临时委员会。7月24B，有万丹胡亭和另几个工人参加的新选出的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封丹借口总委员会曾选举他为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要求这个支部的会员承认他是总委员会的唯一的代表和联系人。然而，委员会的委员们坚持他们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马克思从利穆赞1865年7月写给杜邦的信中得悉此事后，于7月25日写信给封丹，明确指出，总委员会承认各支部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并说，1865年1月所以任命封丹，只是因为当时比利时还没有协会的支部。马克思还通知封丹即将举行伦敦代表会议。封丹1865年7月28日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也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86
[121] 显然，封丹没有把马克思7月25日的信传达给布鲁塞尔支部，而这个支部考虑到为了弄清问题，必须派两名代表一迪蒂和舍瓦尔去总委员会，这两位代表在1865年9月5日出席了总委员会会议。在9月16日比利时支部会议上宣读的一封信中，舍瓦尔建议同马克思建立直接联系。——88
[122] 马克思1865年9月11日寄给在汉诺威的李卜克内西一封信，邀请他作为德国的代表来参加伦敦代表会议。李卜克内西回信说他不能来，但是将寄来一个详细报告。——89
[123] 指的是1865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庆祝国际成立一周年晚会。琼斯曾答应参加，但未能践诺。9月28日，他从曼彻斯特寄给马克思如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马克思：
虽然我渴望参加今晚的晚会，但这完全不可能——我别无办法，我向你郑重说明——你知道我是想参加的。
我相信晚会将取得巨大的成功，因为为了一个目标的各民族的联合，现在是、而且永远是争得和确保每个民族的自由的唯一方法。
亲爱的马克思，
请相信我对你的兄弟情谊。
厄内斯特·琼斯。”——90
[124] 日内瓦法国人支部的书记勒托凯尔在1865年9月13日写给荣克的信中，通知他杜普莱克斯和约·菲·贝克尔已当选为出席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贝克尔还收到了德国寄来的如下的委任书：
“住在佐林根区完全忠于社会民主事业并渴望使国际协会尽可能广泛地为人所认识的人们，今天上午举行了会议，会议委托住在日内瓦的约·菲·贝克尔先生代表他们出席代表们将于本月25日在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并将会议的情况告知下面签名的人。会议的代表，卡尔·弗·杜尔特根于佐林根区格勒弗拉特，1865年9月24日。再者，希望讨论下列问题：（1）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什么？它的方法可能是什么？（2）失业和与之斗争的方法。（3）协会，它的原则及其应用。（4）从生产观点看常备军。卡尔·弗·杜尔特根。”——90
[125] 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今已不存。伦敦代表会议于1865年9月25日开幕。——91
[126] 这个决议，在1865年11月21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被总委员会取消。——92
[127] 指的是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95
[128] 指的是刊登于1865年10月12日《国际信使》上的一篇匿名文章，标题是“国际工人协会”。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蒲鲁东主义的立场出发，批评伦敦代表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并断言，国际协会应当致力于工业协作和工人信贷问题，而不应该关心政治问题。——97
[129] 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通知从1866年1月6日起才开始在《工人辩护士报》上刊登。通知格式是：“请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各位委员下个星期二晚上8点钟到佛利特街包佛里街18号参加会议。委员会今后的会议在这里举行。”——97
[130] 法国代表关于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刊登于10月8日《民论报》、10月12日《民族未来报》及其他法国报纸上。——99
[131] 1865年11月25日，由彼·福克斯签名的一个启事，刊登在《工人辩护士报》第142号上，大意说：虽然任何地方都不打算正式举行1830年波兰起义的周年纪念，但是伦敦的波兰流亡者将在11月29日自行集会以保持对这场英勇斗争的光荣记忆。——99
[132] 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将于1866年5月在日内瓦举行代表大会。——102
[133] 在德国，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遇到了来自拉萨尔派领袖们的猛烈反对，他们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由于普鲁士的1850年结社法和其他德意志国家的类似法律，这些法律禁止工人组织加入设在别国的团体，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此，马克思在1865年初就提出以个人入会的方式有可能规避1850年法律。在德国的国际会员直接地或通过日内瓦的德国人支部同总委员会联系。用这个方法同柏林和马耶讷的工人建立了联系。约·菲·贝克尔正式代表佐林根的国际支部出席了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所介绍的关于协会在德国取得的进展的情况，是以李卜克内西1865年11月16日给他的信，以及梅茨内尔、迈耶尔和福格特1865年11月13日给他的信为根据的。——103
[134] 号召参加国际的致瑞士工人的呼吁书是以日内瓦德国人支部的名义于1865年11月发出的。呼吁书摘要的英译文刊登在1865年12月1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5号上。——105
[135] 指的是下面两个刊物：《国际工人协会报》（Journal De l'Association Inlernatùmale des Travailleurs）——国际瑞士罗曼语区支部机关报，月刊，从1865年12月起到1866年9月每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先驱》（Der Vorbote）——国际工人协会德国人支部机关报，从1866年1月起到1871年12月在日内瓦用德文出版，由约·菲·贝克尔编辑。《先驱》总的说来执行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政纲，发表了国际的文件，报道了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105
[136] 指的是1865年11月7日在日内瓦成立的互助和消费合作社。它处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由约·菲·贝克尔手抄并由他签名的该社章程保存下来了。——108
[137] 总委员会英国委员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致联合王国工人的呼吁书的最后文本，是由克里默写出并由总委员会在1866年1月16日批准的。呼吁书发表在1866年2月3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52号上，此外，在1866年3月27日和4月3日之间还用传单形式出版过。——108
[138] 指的是1865年秋季成立的伦敦法国人分会。除了无产阶级成员的代表（杜邦、荣克和拉法格），还包含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勒·吕贝和后来的皮阿）。在1868年7月7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通过了谴责皮阿的挑拨性活动的决议以后，分会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成员的代表退出了分会。——109
[139] 1865年12月16日和18日在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和第294号上，刊载了一篇匿名文章。这篇文章歪曲了总委员会的活动和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文章的作者是法国政论家、共和党人比·韦济尼埃，他是伦敦的法国人分会中敌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传声筒。法国通讯书记杜邦在反对韦济尼埃和勒·吕贝的斗争中，依靠了法国人分会中无产阶级成员的代表（龙格和克雷斯佩耳）。为答复韦济尼埃的诽谤和攻击·荣克代表总委员会写了一封致《佛尔维耶回声报》编辑的信。这封信由马克思校阅过。——111
[140] 自19世纪50年代末起，在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先后成立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成分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芬尼亚社社员由于自己的密谋策略及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脱离爱尔兰广大人民阶层，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联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这一运动的革命性质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曾极力引导这一运动走上举行群众性发动和同英国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道路。1865年，芬尼亚社社员准备了武装起义，但是在同年9月，英国政府逮捕了芬尼亚运动的首脑（卢比、墨菲、奥顿诺凡-罗萨），芬尼亚社的报纸被查封，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在英国掀起的声援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受到总委员会的支持。——112
[141] 《爱尔兰人报》（The Irishman）—爱尔兰的一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周报，1858—1885年先后在拜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出版。该报曾经为芬尼亚社社员辩护。——112
[142] 呼吁书刊登于1866年1月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8号上。——112
[143] 指的是《国际工人协会报》第1期。——113
[144] 1865年12月27日《佛尔维耶回声报》刊载了一个新的章程草案，作者打算把它提交给国际预定在1866年召开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使国际采纳。这个草案反映了伦敦法国人分会成员、某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的联邦主义观点，即要把总委员会由领导机关变成只搞调查统计和通讯的辅助性机关。——113
[145]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没有在《工人辩护士报》上转载。——114
[146] 福克斯修改后的呼吁书作为社论刊登于1866年2月3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52号上。——115
[147] 指的是1861年5月至1869年4月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比利时民主派报纸《人民论坛报》（La Tribune du Peuple）。该报是由一群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参加无神论“人民协会”的人创办的。该报从1865年8月起实际上成了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而从1866年1月起正式成为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在1866年1月7日《人民论坛报》第1期的编辑部致读者公开信中报道了这一点。协会会员德·巴普、拉法格和其他人曾为该报撰稿。——116
[148] 总委员会关于纪念1883年波兰起义周年的正式决定刊登于1866年1月13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9号。——117
[149] 1865年10月《工人辩护士报》曾经发表了福克斯论爱尔兰问题的三篇文章：《不列颠在爱尔兰的政变》（第136号）、《爱尔兰的民族感情对大不列颠和合众国之间的关系的影响》（第137号）、《爱尔兰的困难继续存在》（第138号）。此外，该报还经常刊登关于芬尼亚运动的报道。1866年1月6日，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工人辩护士报》转载了为救济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募捐致爱尔兰妇女的呼吁书。——118
[150] 1866年1月22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纪念1863年波兰起义三周年的大会，主持会议的是著名的波兰流亡者、民主主义者奥博尔斯基。正像波兰流亡者的民主派报纸《自由之声》所报道的，大会是由国际工人协会和伦敦波兰流亡者倡议举行的。大会一致通过了由福克斯提出并得到马克思支持的决议，决议表达了对波兰解放斗争的同情。
关于大会的报道，发表于1866年1月31日《自由之声》第93号，2月8日《蜂房报》第225号以及1月27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51号。——119
[151] 李卜克内西在1866年1月18日给马克思的这封信里写道，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准备成立国际的分会。他还报道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霍夫施泰滕再次企图让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为该报撰稿。正如从马克思1866年2月1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看到的，马克思断然拒绝了拉萨尔派想利用他和恩格斯的名字的企图，并且尖锐批评了李卜克内西的调和主义态度。——121
[152] 指的是德·巴普1866年1月14日写给马克思的信。——121
[153] 指的是1865—1868年在拉绍德封出版的瑞士周报《未来呼声报》（La Voix de l'Avenir）。该报从1865年12月31日起在拉绍德封（瑞士）出版。刊头下所附的“科学、劳动、社会和工人联合会的公报”，从1867年5月26日第21号起改为“国际工人协会报”。该报深受蒲鲁东主义者的影响，由瑞士医生和律师皮埃尔·库勒里出版，直到1868年底，定期刊载合作运动的情报。——121
[154] 荣克所引用的资料发表于1865年12月31日《未来呼声报》第1期和1866年1月《先驱》第1期上。——121
[155] 指的是荣克为总委员会起草的对《佛尔维耶回声报》上韦济尼埃的诽谤文章的答复。——123
[156] 圣·莱昂纳茨男爵提交英国国会的法案，规定建立常设的仲裁委员会以代替临时的仲裁法庭来处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保险和工资争议。荣克1866年2月5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星期二委派了一个代表团，有杜邦和我参加，在下个星期三访问工联理事会，以便把有关仲裁法庭、工事审理委员会的一切情报尽量告诉他们。杜邦给巴黎去过信，并且收到了工事审理委员会的规程和有关的法律；我现在正研究它们，以便不致上当。杜邦非常熟悉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会很好地完成任务。”荣克要求马克思把他所了解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情报告诉他。——123
[157] 国际的《临时章程》刊登在1865年12月17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1期上，《成立宣言》刊登在1866年1月28日该报第2期上，第2期还刊登了关于协会洛桑支部所取得的成就的报道。在总委员会记录中，这些材料都被错误地写成是日内瓦支部的。——124
[158] 关于1865年12月在巴塞罗那举行的西班牙合作社代表大会的报道，发表在法国《联合》杂志1866年2月4日第19期上。——124
[159] 西班牙工人周报《工人报》（El Obrero）从1864年起在巴塞罗那出版，1869年移到帕尔马（马略尔卡岛）出版。1870年起该报成为国际协会在西班牙的正式机关报。《工人报》在1871年1月被政府查封。——124
[160] 指的是1866年2月28日至3月1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的改革同盟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筹备期间，在英国工联领袖中间出现了放弃最初关于普选权要求的倾向。例如，克里默在2月13日改革同盟的会议上声称，他认为，对工人来说，只要赋予每户以选举权就十分满意了。——125
[161] 1866年2月7日，伦敦工联理事会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召开了工联代表的会议，讨论仲裁委员会法案。杜邦和荣克代表总委员会报告了法国的工事审理委员会的情况。会议休会到1866年2月21日再次举行。除了杜邦和荣克之外，总委员会的另外两位委员一科尔森和豪威耳也参加了这次会议。——126
[162] 指的是爱尔兰政治活动家约翰·亨尼西1866年2月2日的公开信。该信发表在2月3日伦敦《派尔-麦尔新闻》上；该信也由总委员会在1866年3月10日《共和国》第157号上全文转载。——126
[163] 指的是刊登于1866年2月10日医学杂志《披针》上的文章《芬尼亚社社员的单独囚禁》。——126
[164] 指的是发表于1866年2月10日和17日的《共和国》第153号和第154号上的福克斯的文章《爱尔兰问题》。——126
[165] 指的是利穆赞、托伦、瓦尔兰和弗里布尔1866年2月10日写给《淘气》报编辑的一封回信，答复1865年10月29日该报发表的韦济尼埃的诽谤性文章的攻击。韦济尼埃在那篇文章中再一次指责巴黎理事会理事们有波拿巴主义。从韦济尼埃1866年3月15日的信中可以知道，《淘气》报的编辑借口写信的语气粗鲁而拒绝发表利穆赞、托伦、瓦尔兰和弗里布尔的信。——128
[166] 1861年，在墨西哥发生了反对该国进步的共和政府的英、法、西的联合军事干涉。1863年，企图在墨西哥建立殖民制度的法国干涉者占领了墨西哥的几个大城市，并建立了墨西哥傀儡帝国，拿破仑第三把完全依附于他的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作为它的首领。
1866年2月10日，福雷元帅在法国参议院发表演说，他说墨西哥总统胡阿雷斯指挥下的墨西哥共和国军的军官和士兵犯下了暴行。为答复这一点，墨西哥共和军总司令帕任2月20日写信给福雷，要求福雷对他进行的诽谤负责。此外，他在2月26日还把驳斥福雷的诽谤和阐明墨西哥人民解放斗争的目的和任务的公开信寄给报纸。帕任的信发表在1866年3月4日《左岸》第9号上和3月18日《人民论坛报》第11号上。——128
[167] 《工人辩护士报》从1866年2月10日起以《共和国》（The Commonuealth）的名称出版。改变名称是由于编辑部改组，反映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分子在工业报公司理事会中地位的某种加强°然而，马克思还是促成埃卡留斯担任了编辑，该报仍然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继续刊载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其他文件。然而，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设法使马克思的拥护者失去了影响，以致1866年4月奥哲尔被任命为总编辑。马克思在1866年6月9日退出了公司理事会。该报从1866年9月8日（第183号）开始，宣布自己是改革运动的机关报，而且在实际上完全处于激进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该报于1867年7月20日停刊。
帕任的信没有在《共和国》上发表。——128
[168] 福克斯起草并由奥哲尔署名的声明，发表在1866年3月10日《共和国》第157号上。——129
[169] 保尔·拉法格在巴黎当医学系学生的时候，因为参加反对第二帝国的政治活动（同《左岸》合作，参加列日学生代表大会等），在1865年底同一群大学生一道被巴黎大学开除。——129
[170] 勒·吕贝和沃尔夫利用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机会，匆忙使这个决议得以通过。他们在为马志尼辩护时，力图恶意攻击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实行的无产阶级政策；沃尔夫得到了奥哲尔、豪威耳、克里默和委员会其他几个英国委员的支持。欧洲各国的通讯书记中只有很少几个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如马克思1866年3月2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他们没有一个人投票赞成决议。3月10日，几个通讯书记（杜邦、荣克、龙格、博勃钦斯基以及拉法格）在马克思家里开了会。决定在3月13日下一次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代表他们抗议所通过的决议，挫败马志尼及其拥护者歪曲国际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使它服从资产阶级影响的企图。由于马克思和他在总委员会的拥护者的坚持，勒·吕贝—沃尔夫决议在3月13日会议上被撤销。——130
[171] 指的是总委员会英国委员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呼吁书。——130
[172] 改革同盟赞助的改革代表会议，1866年2月28日至3月1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比尔斯担任主席。总委员会派出的由福克斯、卡特、荣克、威廉斯、肖和列斯纳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代表会议。另有几个总委员会委员（克里默、埃卡留斯、奥哲尔、德尔、莱诺、朗梅德、哈特韦耳等人）作为各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赞成给所有成年男子选举权。关于代表会议工作的报道发表在1866年3月3日和10日的《共和国》第156号和第157号，以及3月3日《蜂房报》第229号。——130
[173] 荣克的报告是根据杜普莱克斯1866年3月7日的信，杜普莱克斯在信中告诉荣克，日内瓦支部任命了新书记——罗沙，洛桑支部的会员增加到250人——130
[174] 这个消息发表在1866年3月《先驱》第3期上。——134
[175] 1866年3月，伦敦的裁缝要求增加工资。除了塞维尔短街的普尔先生外，大多数雇主准备达成协议，于是，3月26日，在剑桥大厅举行了有1200人参加的支持裁缝的大会。普尔以宣布同盟歇业作报复，摩尔根、施图尔茨以及另几个雇主也跟着做。15000名裁缝受到同盟歇业的威胁。3月27日，伦敦的裁缝开始罢工，1866年3月12—17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全英裁缝工人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裁缝帮工保障协会执行委员会，呼吁英国的裁缝支持这一罢工。
总委员会给裁缝帮工的警告刊登在4月8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5期、4月15日《左岸》第15期及其他许多报纸上。总委员会对罢工的支持对1866年4月伦敦裁缝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使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提高了声望。4月17日，裁缝保障协会参加了国际。——134
[176] 国际洛桑支部向总委员会提出的集资在洛桑建筑合作住宅的计划，发表在1866年4月1日的《未来呼声报》第13期上，并转载于4月8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5期上。日内瓦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这个计划。——135
[177] 指的是在瑞士对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报道刊载于1866年4月8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5期。——137
[178] 罗·肖从1866年3月20日至4月24日担任总委员会临时总书记职务。——140
[179] 1866年4月23日，伦敦的铁丝工人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0%。当天，罢工委员会分别给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铁丝工人去信，要求他们不要在罢工期间到伦敦来应募做工。在总委员会的帮助下，这样的信件也发到了法国和德国。——140
[180] 1864年10月25—27日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曾责成它的中央委员会要保障该组织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权。为执行这个决议，中央委员会派它的一个委员加斯帕尔·斯塔帕参加1866年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杜普莱克斯和贝克尔在1866年4月21日信中提到的预定在1866年夏季召开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的代表大会没有开成。——141
[181] 《宣言》和《章程》是1866年8月在伦敦出版的，标题是“国际工人协会宣言和临时章程”，杜里巷56号和132号，威斯敏斯特出版公司出版。——141
[182] 1866年4月29日《人民论坛报》第17号上刊登了如下的呼吁书：
“伦敦铁丝工人已宣布罢工。我们要提醒你们注意我们当时就裁缝罢工所说过的话：大陆上的工人不要受雇到伦敦来做工。因为，当他们的英国工人朋友复工的时候，大陆上来的工人就会流落街头，生活无告。
裁缝罢工是以裁缝的极大满意和雇主的垂头丧气结束的，也正是由于国际工人协会在许多报纸上（顺便说说，也在《世纪报》上）刊登了阻止雇主们雇用外国工人的警告的结果。许多英国报纸（有的高兴，有的懊恼）都指出了由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倡议所取得的辉煌结果。”
1866年5月13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6期也刊登了类似的呼吁书。——142
[183] 指的是国际巴黎支部在1866年初出版的小册子《工人代表大会》（Congés Ouvrier）。其中有：协会临时章程的法译文，1865年夏季发出的巴黎支部致国际协会会员的呼吁书，法国代表团关于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伦敦代表会议批准的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以及其他材料。——142
[184] 如荣克1866年5月2日写给贝克尔的信所证明，马克思也支持改在9月3日召开代表大会的提议，他认为这次延期有利于更好地准备代表大会。——143
[185] 爱丁堡1000名裁缝在1866年3月26日开始罢工。雇主们企图用德国裁缝来顶替罢工的裁缝。4月间，从德国招募了57名裁缝运到爱丁堡来。为了阻止进一步输入外国工人并支援罢工，住在伦敦的德国裁缝成立了以列斯纳为主席、豪弗为书记的委员会。1866年5月4日，这个委员会向德国裁缝发出了如下的呼吁书：
“工人朋友们！雇主们成功地从德国把裁缝运到爱丁堡来，以顶替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工人。这些人一在英国土地上落脚，就签订了按规定时间做工的合同，破坏这个合同就有进监狱的危险。为了向我们在祖国的同志指出英国雇主们为什么要利用德国工人，也为了阻止这个现代的人口贸易，成立了以打破老板们的计划为己任的委员会。为了顺利进行活动，委员会需要支持。所以，我们号召我们所有的同胞们尽力支持我们。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也就是为了工人的利益，坚决抵制老板们的计划。并向我们英国同志证明，我们到别国去并非热心于使工资降低。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召开联合的公开集会，讨论为达到我们的目的所必需的手段。委员会每星期二晚8时在瑞琴特街海登巷王冠公寓开会，接受捐款。代表委员会的是：主席弗·列斯纳，书记阿·豪弗。1866年5月4日于伦敦。”——145
[186] 1866年5月3日，马克思从伦敦的德国裁缝委员会收到所需要的材料后，5月4日就以总委员会名义写了一篇短评《警告》，并在同一天把它邮寄给了李卜克内西。短评发表在几家德国报纸上，其中有《上莱茵信使报》、《中德意志人民报》和《德国周报》。——145
[187] 卡内萨是热那亚工人合作社联盟的领导人之一，1864年1月起在热那亚出版的意大利工人协会机关报《意大利工人协会报》的编辑（1865—1866）。他通过约·菲·贝克尔同总委员会建立了联系；1866年4月29日，他给荣克写信，声明他准备在热那亚成立国际支部。总委员会打算利用这家报纸用意大利文发表协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可是，1866年5月26日，卡内萨通知总委员会，他决定参加加里波第的威尼斯远征，所以他暂时不同委员会通信。——148
[188] 这个消息发表于1866年4月《先驱》第4期上。——149
[189] 加斯帕尔·斯塔帕的信发表于1866年4月《先驱》第4期。在《先驱》上，信的日期是1866年3月30日。——149
[190] 指的是1864年10月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49
[191] 福克斯说的是恩格斯发表于1866年3月24日，31日和5月5日的《共和国》第159号、160号和165号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民族理论之运用于波兰》一文。这些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1866年1—V月写成的，因为当时在总委员会里围绕着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一项决议，即关于把波兰独立的问题列入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的决议，展开了一场斗争。为了阐明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必须一方面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虚无主义的谬论，一方面揭露波拿巴集团为蛊惑人心而提出的所谓“民族原则”的反动本质。——150
[192] 指的是马克思写的《警告》。——152
[193] 1866年5月《先驱》第5期。——153
[194] 关于日内瓦制靴工人罢工的报道刊登于1866年5月27日《未来呼声报》第21号和6月10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7号。——153
[195] 在1866年5月26日《共和国》第168号上发表的这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德尔的报告反映得更详细些：国际工人协会财务书记借此报告，他收到了用于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开支的捐款如下：
镑
先令
便士
杜斯伯里鞋匠8人，威廉·廷克勒经手……
0
7
0
泥水匠协会（沃尔夫汉普顿分会），
菲·威·琼斯经手……
0
4
9
伯明翰鞋匠联合会男工支部，
托马斯·哈勒姆经手……
0
5
0
西头女鞋匠协会，瓦拉斯经手……
0
0
0
镑
先令
便士
鞋匠联合会滕布里奇-韦尔斯支部，
彼得·奈特经手……
0
8
0
鞋匠联合会切尔滕汉支部，
约翰·松德斯经手……
0
2
0
——154
[196] 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每周报道，从1866年4月17日起开始在《共和国》上发表。——154
[197] 豪弗和汉森是由总委员会派往爱丁堡的。马克思在1866年5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关于总委员会就爱丁堡裁缝罢工进行活动的结果写道：“鉴于德国和丹麦的裁缝被输入爱丁堡，我们，第一，派了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丹麦人（两人都是裁缝）去爱丁堡，他们已经破坏了输入者和被输入者之间的合同；第二，我以国际协会的名义在德国发表了对德国裁缝们的警告。这件事在伦敦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17页。）——154
[198] 指的是美国报纸，在费拉德尔菲亚出版的冶金工人机关报《铸工国际报》（Ironmoul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156
[199] 《吉伦特报》（La Gironde）——19世纪60—70年代在波尔多出版的法国共和派报纸。——156
[200] 《法兰西信使报》（Le Courrier Français）—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报纸。1861—1868年在巴黎出版，起初为周报，从1867年6月以后为日报。蒲鲁东主义者韦莫雷耳从1866年起任编辑。同年5月20日起，《法兰西信使报》成为国际在法国的机关报。因此，该报刊登了总委员会和地方支部的文件以及杜邦从英国发来的报道。该报还刊登了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的序言。在该报5月20日第15期这一期上，刊登了巴黎大学生针对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威胁致德国和意大利大学生的呼吁书。——157
[201] 1866年6月17日，在《左岸》第24期上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和保尔·拉法格的文章《国际工人协会发展概况》。——157
[202] 指的是意大利工人协会的机关报《意大利工人协会报》。——158
[203] 致德国和意大利大学生的呼吁书强烈地反映了蒲鲁东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在1866年6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巴黎大学生中的蒲鲁东派（《法兰西信使报》）鼓吹和平，宣布战争是过时的东西，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把这一策略当做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而他们自己愈是厉害地叫喊‘社会科学’，就愈加陷入贫穷和愚昧的统治之下，他们简直太可笑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24页。）——159
[204] 各国工人致巴黎大学生、各国大学生和青年的呼吁书，刊登于1866年6月10日《左岸》第23期，6月10日和17日的《法兰西信使报》。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总委员会会议，从他1866年6月2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呼吁书并不满意。——159
[205] 指的是1866年7月17—21日在设菲尔德举行的联合王国工联代表会议。——161
[206] 指的是保尔-拉法格专为《左岸》写的文章《国际工人协会发展概况》。——161
[207] 信是李卜克内西来的，日期是1866年5月25日。李卜克内西要求寄去会员证，并写道：“这里工人协会的领导人，都表示希望成为会员。”——161
[208] 关于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的内容和1866年普奥战争问题的讨论过程，可以根据马克思1866年6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来判断。马克思在信中写道：
“昨天国际总委员会讨论了目前的战争问题。这是事先通知了的，我们的房间里挤满了人。意大利的先生们也派来了代表。果然不出所料，讨论归结到了‘民族特性’问题和我们对该问题的态度。这个题目将在下星期二继续讨论。
法国人出席会议的人数很多，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意大利人的从心底感到的厌恶。
此外，‘青年法兰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一切都应当分解成小‘团体’或‘公社’，然后它们又组成‘联合会’，但并不是国家。在人类的这种‘个体化’以及相应的‘相互性’向前发展的同时，其他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当停顿下来，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一切正是傅立叶期待于他的模范的法伦斯泰尔的。此外，所有用旧世界的‘迷信思想’来使‘社会’问题复杂化的人都是‘反动’的。
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9/10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
此外，现在处境是困难的，因为一方面必须反对愚蠢的英国的意大利主义，另一方面也同样必须反对法国对它进行的错误论战，特别是必须防止可能把我们的协会引到片面性的道路上去的任何表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30—231页。）——162
[209] 为答复各国工人致巴黎大学生、各国大学生和青年的呼吁书而发表的《致各国工人们！——法兰西青年》呼吁书的英译文，刊登于1866年6月23日《共和国》第172号上。——164
[210] 这封信刊登于1866年6月23日《共和国》第172号上和7月1日《左岸》第26号上。——164
[211] 1866年6月10日和17日的《法兰西信使报》，因为刊登各国工人致巴黎大学生的呼吁书和法国青年为答复各国工人所写的呼吁书而被没收。一165
[212] 指的是刊登于1866年6月3日《左岸》第22期上的保·拉法格的文章《平民的胜利》。文章祝贺了英国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所获得的对企业主的胜利。文章开头说：“在资产阶级报纸用外交文件充斥版面，谈论俾斯麦、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以及其他的英雄的业绩，谈论一些好好赖赖的大人物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却应该谈谈在这个光耀闪亮但却空洞无物的外壳下正在发生着的缓慢但却强大的运动。”——165
[213] 荣克在1866年7月4日致约·菲·贝克尔的信中，提供了他的发言的更为详细的情况。他认为，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总委员会必须更加积极起来，特别是在伦敦，在各工人团体中找到支持者。这一点使总委员会在德国或任何别的国家发生革命的情况下，能够借助于群众集会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阻止英国站在反革命政府一边，从而帮助大陆上的革命。荣克的发言遭到了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的反对，他们认为革命问题与所讨论的问题无关。荣克在致贝克尔的信中写道，马克思支持他的观点，但关于马克思的发言没有详谈。——166
[214] 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有关普奥战争的几个决议案，总委员会在1866年7月17日会议上进行了表决，马克思在这次会上发了言。克里默和达顿提出的决议案，虽然在谴责掠夺战争方面是正确的，但没有提到无产阶级的最高任务——组织争取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福克斯的决议案也有同样的缺点，而且没有反映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马克思发言后，这两个决议案被撤销了。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稍加修改后提出来的博勃钦斯基—卡特决议案。——167
[215] 在1866年6月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细木工联合会加入国际和总委员会受到商务路泥水匠协会友好接待的情况。关于提名这两个团体的代表亚罗和艾尔斯加入总委员会一节，没有载入6月5日的记录。——168
[216] 指的是载于1866年7月1日《左岸》第26期上的保·拉法格的文章《战争拯救了帝国》。拉法格在这篇文章中写道，1866年战争期间席卷法国的沙文主义浪潮，从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拯救了政府。——169
[217] 弗勒里欧（索恩河畔纳维尔附近）的国际分会是由路易·博德朗组织起来的。他在总委员会这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协会的通讯员。——170
[218] 埃米尔·奥勃里在卢昂组织了国际支部。——170
[219] 卡特、奥哲尔、埃卡留斯和荣克代表总委员会出席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总委员会的另外三个委员杜邦、劳伦斯和克里默分别代表伦敦的法国人分会、伦敦裁缝协会和伦敦木工协会出席了大会。——170
[220] 从1866年春天起，资产阶级激进派分子利用《共和国》出版上的财政困难，加强了他们在该报编辑部中的影响。因此，马克思在6月9日退出了工业报公司理事会，福克斯在第二个月退出了编辑部。从1866年7月起，《共和国》实际上就不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机关报了。——171
[221] 沙尔·龙格是1866年7月18日在巴涅尔-德比戈尔被捕的。——172
[222] 韦济尼埃在1866年7月7日被比利时警察逮捕，因为他是许多反对拿破仑第三的小册子的作者，并以亵渎外国君主罪受审。——172
223 关于索恩河畔纳维尔国际支部成立的通信，已由荣克在1866年7月10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过。由于疏忽，这篇通信在1866年7月21日《共和国》第176号上刊登的关于7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却报道得更为详细。这一期的剪报，贴在记录本7月17日记录这一页上。——173
[224] 弗里布尔的信，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标题下，发表在1866年7月15日《法兰西信使报》第28期上。弗里布尔写道，反对1866年战争的劳动人民，懂得他们的至关重要的事是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要把全部注意和力量用于准备日内瓦代表大会。——174
[225] 这个决议刊登于1866年7月22日《左岸》第27期上。——174
[226] 1866年7月16日，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委员会开会讨论了代表大会组织方面的问题。杜普莱克斯和支部书记罗沙在1866年7月18日把委员会的决定通知了荣克。——176
[227] 荣克在1866年8月14日致杜普莱克斯的信中，要求他尽一切可能促使意大利各团体派代表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76
[228] 1866年9月8日，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伦敦在1866—1867年仍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177
[229] 刊登于1866年8月18日《共和国》第180号上的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列举了为筹集日内瓦代表大会经费的捐款金额：
镑
先令
便士
鞋匠联合会委员会……
5
0
0
“银杯”的木工和细木工协会……
1
4
9
访问这个组织的代表团……
0
4
0
箍桶匠互助会，雷诺先生和朗格先生经手……
6
0
0
泥水匠协会，艾尔斯先生经手……
8
1
——178
[230] 1866年在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敷设的水下电报电缆，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横贯大西洋的电缆；1866年6月交付使用。——179
[231] 指的是发表在1866年6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和7月28日《左岸》第27期上的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个议程的第十二点是：“建立互助会，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帮助协会会员的孤儿。”瑞士支部授权更为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马克思为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起草《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时，执行了总委员会的这个决定，并把这一点包括在《指示》的第一点《国际协会的组织》中。日内瓦代表大会在1866年9月8日晚间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虽然承认建立保险和互助会的愿望是正确的，但认为通过这个问题的一般决议还为时过早。——179
[232] 马克思起草的这个调查大纲，包括在《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第二点中。杜邦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就这个调查大纲作了报告。一180
[233] 席利没有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81
[234] 指的是1866年7月17—21日在设菲尔德举行的英国工联的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代表20万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138名。奥哲尔和劳伦斯代表国际协会。主要问题是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问题，开了几次会来讨论。代表会议号召各工联加入国际，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这次代表会议充分估计了国际协会把各国工人联合为统一的兄弟般的联盟方面的努力，并郑重建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个团体参加这个协会，认为它能真正促进全体劳动者的进步与繁荣。”（参看《1866年7月17日及其后四天于设菲尔德举行的联合王国工联代表会议的报告》1866年设菲尔德版。）——182
[235] 指的是《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德国人分会备忘录》。它在1865年9月分会委员会会议上和全体会议上被讨论过，并曾提交给伦敦代表会议。《备忘录》刊登于1866年2—8月的《先驱》第2—8期。——182
[236] 泥水匠协会伦敦分会书记科尔森，1866年4月17日同福克斯和勒·吕贝一道被选进总委员会的查账委员会。——185
[237] 关于总书记的工作应该支薪的提议，由马克思写进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的第一点中。——187
[238] 总委员会委员劳伦斯（职业为裁缝）代表裁缝协会出席了日内瓦代表大会。——187
[239] 关于英国掘土工和比利时掘土工之间的冲突问题，在1866年8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详细讨论过。——188
[240] 1866年8月初，曼彻斯特的裁缝要求调整工作时间，并提出了几项其他经济要求。业主们宣布40家作坊同盟歇业进行报复，700名裁缝丧失了工作。曼彻斯特裁缝帮工协会在1866年9月1日《共和国》第182号上刊登呼吁书，请求联合王国裁缝帮工支援，呼吁书写道：“为数700名的曼彻斯特人，因为要求调整时间和为采用机器作准备，被解雇了。他们力图使机器如它所应该的那样成为老板和工人的帮手，而不要变成使一部分财富迅速增长而使另一部分人长期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手段。”——189
[241] 1867年，总委员会在它的7月16日会议上又一次讨论了国际邮资问题。由福克斯起草的一个报告送给了英国邮政大臣，这位大臣在1867年8月24日通知总委员会，他将研究这个问题。——189
[242] 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讨论过，大会在9月7日通过了包括有八小时工作日基本要求的详细决议。——189
[243] 记录本上没有1866年8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1866年9月1日《共和国》第182号上刊登了这次会议的报道。报道内容如下：
国际工人协会
中央委员会星期二晚上在包佛里街18号举行了会议。掘土工人协会书记李先生出席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报告了引起不久前英国掘土工和比利时掘土工冲突的原因。李先生说，沃林兄弟公司的代理人成功地诱骗了430名比利时工人以低于英国工人的工资到英国来做工，结果有几个英国工人被解雇，腾出位置来雇用更低廉的比利时工人。这430人中有掘土工、木匠和铁匠。比利时工人每天得到2先令4便士到3先令，而英国工人每天的工资是3先令9便士到4先令。因比利时工人到来引起的这一次工资下降，成了不久前发生冲突的导因。他和他的会员兄弟们对此深为遗憾。他们准备接受比利时工人加入他们的协会。他还想问明有几千会员的掘土工人协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在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讨论以后决定：“如果掘土工人协会采取步骤在发生冲突的地区建立分会，中央委员会将派一名会说比利时语的代表会同掘土工人协会的代表们去说服比利时工人加入掘土工人协会。此外，中央委员会将运用自己的影响阻止在这样低的工资的条件下再运进比利时工人。”
各代表团的报告
公民荣克报告，雪茄烟工人协会已决定加入国际协会，并已任命瓦克和丘契两位公民为其特别代表。他们还为日内瓦代表大会拨款5英镑。
公民克里默报告，马鞍防和马具匠联合会已加入国际协会，并选出了公民乔·皮特为其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代表。他们还为日内瓦代表大会拨款4英镑。
一致通过了接纳这两个团体为本协会分会及其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日内瓦代表大会
出席代表大会的英国代表为：劳伦斯、杜邦、卡特、克里默、荣克和埃卡留斯诸位公民。
公民奥哲尔也被指派为代表，如果情况允许他出席的话。
代表们在星期六早晨从伦敦动身，星期日晚上到达日内瓦，代表大会在星期一上午9时开幕。
过去一个星期内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款项：
镑
先令
便士
细木工联合会……
10
0
0
西头细木工联合会……
5
0
0
雪茄烟工人协会……
5
0
0
马鞍匠和马具匠联合会……
4
0
0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2
0
0
托特纳姆法院路斯波克白铁厂……
0
11
9
——190
[244] 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机构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的协会成立大会上选出，原先叫中央委员会。后来在各个国家开始出现联合国际各支部的各该国的中央委员会，于是伦敦的中央委员会逐渐被称为总委员会。这个名称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章程中被确定下来。
委员会名称的改变，是在1866年10月13日《共和国》第188号上刊登的关于总委员会例会的报道中宣布的。不过，在随后的几年中，在用英文写的文件中，总委员会的旧名称同新名称并用。这部分地是由于总委员会暂时还继续使用国际活动的头一年中所留下来的有印章和笺头的信纸的缘故。——190
[245] 1866年夏，为铺设新铁路线，伦敦郊区进行大规模的掘土工程。当营造商瓦林兄弟试图用低工资的比利时工人来顶替当地工人时，引起了英国掘土工人和比利时掘土工人之间的纠纷。总委员会在1866年8月21日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在有掘土工人联合会书记詹姆斯-李出席的8月28日会议上，总委员会通过了下述决议：“如果掘土工人协会采取步骤在发生冲突的地区建立分会，中央委员会将派一名说比利时语的代表协同掘土工人的代表去说服比利时工人加入掘土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答应负责运用自己的影响以阻止再运进压低了工资的比利时工人。——190
[246] 1866年8月，曼彻斯特裁缝业主宣布了关系到700个裁缝的同盟歇业来回答调整各工种劳动时间和工资率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在缝纫业扩大使用机器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曼彻斯特裁缝曾呼吁马修·劳伦斯担任主席的伦敦裁缝保障协会给予支援。9月12日，业主和工人之间达成了复工的初步协议。——190
[247] 包佛里街18号的房间是国际工人协会正式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的出版者工业报公司于1865年12月以每年10英镑的租金租赁的。总委员会利用这个房间开会，当二房客，一年付5英镑。1866年9月29日，报纸编辑部迁往滨河区282号。总委员会继续使用包佛里街18号的房间直到1867年6月25日。——191
[248] 指代表总委员会出席1866年9月3—8日举行的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各委员。
日内瓦代表大会共有60名代表出席，分别代表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国际协会各支部和工人团体。海尔曼·荣克担任主席。由1865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批准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共有11项。马克思未能去日内瓦。他起草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对国际的最初的纲领性文件作了详细的阐述，使之更加明确。《指示》曾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宣读。掌握大会1/3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的《指示》，并在一个专门文件（《意见书》）中提出了包括代表大会各项议程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在马克思《指示》的九点中，有六点被大会通过为如下决议：关于国际联合行动，关于缩短工作日，关于童工和女工，关于合作劳动，关于工会以及关于常备军。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
卡特、奥哲尔、埃卡留斯和荣克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日内瓦代表大会，杜邦代表伦敦的法国人分部，劳伦斯代表伦敦裁缝协会，克里默代表伦敦木工协会出席了大会。——191
[249] 在1866年8月2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威廉·克里默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提出了规定更为低廉的国际邮资率的要求。克里默在提出决议案时强调，现行的高邮资率严重妨碍建立各国工人之间的接触。总委员会决定：“请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向各自的政府力陈建立国际和海外邮资制度的必要性和优越性。”——191
[250] 这是指一小群法国大学生和工人，布朗基的信徒，他们来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而没有携带任何全权证书。其中有个叫普罗托的在9月3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了言，坚称他们应该有表决权。他谴责巴黎委员会委员托伦和弗里布尔支持波拿巴分子。资产阶级共和派先前曾一再提出过这种指责。由于伦敦代表们的坚持，会议作出决定，允许这些布朗基的支持者参加代表大会，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然而，这并没有使他们满意，他们退出了代表大会。——193
[251] 参看注释167。——194
[252] 在下一次总委员会会议上听取了访问模具制造工人的代表团的报告。——195
[253] 参看注释153。——195
[254] 指马克思的《临时总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196
[255] 格留特利联盟（Société Du Grütli）是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作为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教育团体建立于1838年。——196
[256]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是在1865年9月25—29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是总委员会委员和各支部的领导人。
代表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形成为一个组织的最初年代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在马克思的领导下筹备和举行的。
在1865年9月29日举行的代表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有关组织和财务的几个问题，通过了规定国际的各国支部对总委员会的财务义务的决议。按照这个决议，法国各支部应捐款40英镑。——197
[257] 按照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规定，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总委员会英国委员提名马克思为主席，是向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挑战，法国人曾试图使日内瓦代表大会采纳如下意见：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既不能在工人阶级组织中担任正式职务，甚至也不能接纳他们入会。——197
[258] 选举彼得·福克斯担任总书记以替代担任这个职务已两年的威廉·克里默一事，表明了工联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在国际中央机构中的地位削弱了。马克思1866年9月26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昨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戏剧性场面。例如，当福克斯而不是克里默被委任为总书记时，克里默先生大吃一惊。他费了好大劲才抑制住自己的怒火。”（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56页。）——197
[259] 参看注释6。——198
[260] 指国际各附属团体应交捐款的确切数额。——200
[261] 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感谢总委员会派代表团访问他们的信件，是在1868年10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
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The Amalgamated Society of Carpenters and Joiners）建立于1860年，是最大也是对伦敦工联理事会最有影响的工联之一。它的总书记罗伯特-阿普尔加思从1868年起成为总委员会积极的委员。尽管该会的许多地方分会先后加入了国际，但是该会作为整个组织加入国际的问题从未解决。——200
[262] 沙尔-龙格是在1866年1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委任为比利时通信书记的。——201
[263] 《淘气》（L'Espiègle）是反波拿巴主义和反教权主义的讽刺周报，起初用佛兰芒文、随后从1865年起用法文在布鲁塞尔出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同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特别是同伦敦的法国人分部中敌视马克思的分子有联系的法国流亡者。该报以刊登这些流亡者的意见为特点。——201
[264] 《左岸》（La Ripe Gauche）周报，1864年10月20日至1866年8月5日由一群法国流亡者即左派共和党人和布朗基主义者在布鲁塞尔出版。沙尔-龙格是它的编辑之一。保尔-拉法格、塞扎尔-德·巴普等国际会员为该报供稿。它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刊登关于国际活动的报道。——201
[265] 《人民论坛报》（La Tribune du Peuple），是比利时民主派的报纸，1861年6月至1869年4月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是由一群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想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无神论团体“人民协会”的会员创办的。从1865年8月起，该报实际上成了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而从1866年1月起成为正式机关报。德·巴普、拉法格等国际会员曾为该报撰稿。
《人民论坛报》没有发表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报道。1866年9月2日第35号上刊登了一则评论，表明编辑部并不知道代表大会开会的日期。一201
[266] 曾参与国际比利时支部活动的比利时民主派莱昂-封丹，参加了1866年6月26日在伦敦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201
[267] 指总委员会于1866年4月17日通过的决议。——202
[268] 蒲律东和巴松曾于1866年4月17日被委任为总委员会在波尔多的通讯员。——202
[269] 国际维埃纳分部书记马尔什瓦尔在1866年9月26日的信中写道，在维埃纳，占人口1/3的25000人是在织布厂就业。工人（包括男工和女工）本已恶劣的条件，由于“工人手册”制度而更加恶化了。这种“手册”由雇主填写，并经警察审查。要是没有这种“手册”，工人就不能离开工厂，也不能另找工作。马尔什瓦尔的信由福克斯译成英文，发表在1867年6月8日《工人报》第11号上.——202
[270] 指1864年11月一1867年7月用英文和法文在伦敦出版的周刊《国际信使》（The International Courier和Le Courrier International）。1867年，该刊是国际的机关报。它的编辑、侨居伦敦的法国民主主义者约瑟夫·科勒特当时还出版过英文周刊《工人报》（版WorkingMan）。1867年，所有这三种期刊都曾定期刊载总委员会的文件和国际活动的报道。——202
[271] 1867年世界博览会于4月1日一11月1日在巴黎举行。在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期间，各种资产阶级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包括某些接近拿破仑第三政府的人物和英国自由党在内，都试图利用各国工人对科学技术日益增长的兴趣，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这次博览会，总委员会和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也竭力利用外国工人到巴黎访问的机会，来加强国际联系和促进国际工人协会思想的传播。——203
[272] 关于在法国边境没收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文件的详细情况，见总委员会的声明《法国政府和国际工人协会》。——204
[273] 达希是由加里波第担任名誉主席的切里尼奥拉工人互助会选为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委任书的日期是1866年9月15日。——204
[274] 贝克尔1866年9月3日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全文刊载在1866年9月《先驱》第9期上，并以活页发行过。英译文刊登在1866年12月29日《共和国》第199号上。
《先驱》（Der 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语支部的机关报，1866—1871年在日内瓦出版；贝克尔是它的主编。《先驱》总的说来执行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政策，定期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各国国际支部的活动情况。它在德国广泛发行，大力传播国际的思想。——204
[275] 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皮埃尔·韦济尼埃因为写了几本反对拿破仑第三的小册子，1866年7月7日在比利时被捕，并以对外国君主谋叛罪被比利时政府起诉。——204
[276] 英国理发师争取早打烊协会致大陆同行工人兄弟的呼吁书，发表在1866年10月13日《共和国》第188号上。呼吁书说：“得到国际协会总委员会的批准，我们要求你们给我们以热诚支援。”
1866年10月21日《天民论坛报》第42号刊登了编辑部的下述通告：“伦敦理发师为争取缩短工作日刚宣布罢工。为此，国际协会总委员会要求我们告诫外国工人，要反对雇主可能［要招募他们］的一切图谋，这是一个团结一致的问题。”——204
[277] 显然，这是指裁缝业主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导致1866年9月成立全国裁缝业主协会。这个协会联合了200多家厂商的代表，其目的是通过交换情报和规定固定的工资率来反对罢工，据此，雇主们得以同工人达成协议而无须顾及他们是不是工会会员。——205
[278] 这个文件是巴黎支部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详细说明了蒲鲁东主义者在工人斗争的主要问题上的观点，并得到了里昂支部和鲁昂支部的支持。它作为法国代表的报告在9月4日上午和晚间的会议上向代表大会宣读了。《意见书》的全文于1866年9月以“日内瓦代表大会。法国代表的意见书”为题在布鲁塞尔出版。——205
[279] 1866年6月在工联代表们的设菲尔德代表会议上，决定成立全国联合工联（联合王国工联组织联合会）以协调反对同盟歇业的斗争。马修·劳伦斯作为裁缝协会的代表，被选为起草联合会章程的委员会成员。这个章程在1867年1月1—4日曼彻斯特代表会议上通过。联合会拥有53个工联，会员总数近6万人，一直存在到1870年底。——206
[280] 指总委员会上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决议规定：以法人资格加入了国际协会的各团体的捐款额，应为每个会员每年半便士。——207
[281] 根特出版的工人报纸《劳动报》，在它的1866年9月30日第3号上，摘要转载了9月份的合作社月刊《劳动公报》（1866年8月起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上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道。关于总委员会的选举，报道说：“委员会全体委员，除一人因其对法国代表的诽谤而被一致决定开除出总委员会外，全部再次当选。”——208
[282] 总委员会欠印刷所主人约翰·利诺的债款是9英镑8先令（参看见本卷资产负债表中1866年4月28日一9月1日部分）。——208
[283] 这是指1860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工联代表会议上第一次选出的伦敦工联理事会。理事会领导成千上万会员的伦敦各工联，它在英国工人中相当有影响。下列大工联的领导人在理事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阿普尔加思）、鞋匠协会（奥哲尔）、泥水匠协会（科尔森）和机械工人联合会（阿兰）。总委员会尽了最大努力吸引广大英国工人群众加入国际，并致力于一方面使各地基层工联组织加入国际，另一方面促使伦敦工联理事会加入国际作为一个英国支部。马克思1866年10月13日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英国伦敦工联理事会（他的书记就是我们的主席奥哲尔）现在正在讨论是否宣布自己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的问题。如果它这样做，那么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536页。）
参加伦敦工联理事会会议的代表团的报告，在下次会议上宣读了。——208
[284] 《合作者》（Cooperator）周报由亨利·皮特曼于1860—1871年在曼彻斯特出版。——208
[285] 尽管有总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巴黎委员会还是在1866年末出版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他们转载了巴黎支部蒲鲁东主义的领导人在1865年1月出版的第1版的原文，其中有许多不确切和歪曲的地方。特别是章程序言部分的第三段“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一句中，“作为手段”几个字被删去了。
与此同时，巴黎支部出版了自己的章程一《巴黎支部条例》。这两个文件都是巴黎红色印刷所出版的。——209
[286] 杜邦刊登在1867年1月6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号上的通讯，表明已加入国际的掘土工人联合会拥有28000会员。——210
[287] 在纽约的一群政治流亡者致爱尔兰革命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领袖之一詹姆斯·斯提芬斯的宣言的全文，也刊载在1866年12月9日《人民论坛报》第49号上。宣言表示“完全同情由共和主义爱国者詹姆斯·斯提芬斯可敬佩地领导着的爱尔兰运动”。——210
[288] 显然是指1866年10月20日举行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在比利时报纸上发表的下述声明：
“由于要求中央委员会更正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新闻报道中有关事实上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这些报道是在没有了解保存在委员会手中的原始文件的情况下起草的；为了获得关于代表大会活动情况的确切情报，必须有待于委托委员会起草的报告正式出版。
受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保·拉法格。”
这个声明发表在1866年11月4日《人民论坛报》第44号上。——211
[289] 除会员证外，国际的地方支部还使用过会员手册，手册上全文转载了章程和条例，有几页用来登记会费和从互助会收到的贷款。在法国，会员手册曾被广泛使用。
由于国际法国各支部的多次请求，常务委员会决定在伦敦用法文以手册形式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章程。既然代表大会的文件已被法国警察没收，并且当时还没有弄回来，那就必须重新准备法文的章程和条例。这个工作是由马克思和拉法格完成的。由马克思开头而由拉法格继续完成的手稿保存下来了，它的文字同1866年11月在伦敦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小册子是一致的。在出版的1000册中，运往法国的800册在法国边境上被没收了，这一版没有传播开来。——212
[290] 关于1866年10月17日举行并有总委员会代表团出席的工联理事会会议的报道，1866年10月20日发表在《共和国》第189号和《蜂房报》第262号上。
报道中说：“一个代表团访问了理事会，其目的在向理事会说明工联理事会同国际协会的联合可能是互相有利的。提出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论据来支持这个建议，这些论据已载入报告，供工联的代表们考虑决定。”——212
[291] 全国改革同盟（The National Reform League）是由一群以布朗特尔·奥勃莱思为首的宪章主义者于1849年在伦敦建立的。它的纲领是：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包括土地国有化、货币改革、教育改革等在内的社会措施。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同盟仍然联合了许多前宪章主义者（米尔纳、哈里斯、默里兄弟等人）。全国改革同盟主席阿尔弗勒德·沃尔顿早在1865年就同总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同盟加入国际的问题是在1866年10月30日、11月6日和1867年2月5日的会议上讨论的，并决定赞成加入。——212
[292] 1866年11月4日《人民论坛报》第44号刊登了下述短文：
“伦敦，黄金广场，1866年11月2日。
公民们：伦敦的编筐工人同他们的雇主发生了冲突。后者要摧毁工人的团体，以便更多地剥削他们。为此目的，有一位帕克尔先生日内要去比利时雇用比利时的编筐工人，以迫使英国工人屈服。这类计划一定要靠加强我们的组织性和团结一致来打败。比利时工人应该履行自己的义务，抵制这位代理人，从而使得他们的英国兄弟能够提出自己的正义要求。这将是使大捷在望的一场小决胜。
致兄弟般的问候，
中央委员会委员，比利时通讯书记亚·贝森”
1866年11月《先驱》第11期发表了如下短文：
“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通知我们，理发师和编筐工人正在罢工……无须告诫在这些行业里就业的德国工人和瑞士工人，他们不会受雇去伦敦做工，因为他们并不想出卖他们英国同志的利益。”——214
[293] 在1866年10月底以前，《共和国》定期刊登总委员会的广告，提醒国际协会会员缴纳1866年会费的期限，并邀请他们出席每星期二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1866年11月，征收会费的一段文字，代之以为集资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记录的募捐呼吁书。——215
[294] 访问弹性织品织工协会的代表团所作的报告是在总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宣读的°——217
[295] 指1866年10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任命的负责安排英国工人参观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特别委员会。——217
[296] 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发表在1866年9、10和11月的《先驱》第9、10、11期上。——217
[297] 英国理发师致大陆同业工人兄弟的呼吁书的法译文，刊载于1866年10月28日《人民论坛报》第43号上。——217
[298] 法文报纸《合作报》（La Coopération）是受资产阶级共和派影响的工人合作社的机关报；1866年夏季—1868年底在巴黎每月出版两期。报头下标有“社会进步机关报”。该报是《联合》（L'Association）杂志（巴黎一布鲁塞尔，1865—1866年）的续刊。1869年由《改革报》（La Rgorme）接替，在巴黎出版，但不久就停刊了。——217
[299] 根据韦斯顿的反对意见，1866年11月10日《共和国》第192号补登了下述通知：
“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已考虑通过一项免去长期缺席的委员名单的决议。兹通知：上述问题将于下星期二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予以讨论，或将作出决定。”——218
[300] 1866年9月23日，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拉绍德封举行了一次集会，纳沙泰尔、松维利耶和圣伊米耶的支部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库勒里作了代表大会工作情况的报告。——219
[301] 大卡片指1865年总委员会通过的各工人团体加入国际协会的申请书的规格。与这种申请书规格（16×8.5厘米）不同，还有另外一种略微更大的规格。申请书上印刷的文字，以及团体的名称、地址和日期（均须填写）都安排在一张适于墙上悬挂的大卡片上。现在还保存着一张泥木匠协会1865年2月21日被批准加入国际作为附属分部的卡片。——220
[302] 1866年末，克里默作为改革同盟的代表沿英格兰东海岸（诺威奇、达勒姆、雅茅斯等地）作了一次旅行。他的旅行报告刊载于1867年1月19日《共和国》第202号上。——220
[303] 在改革同盟活动的高潮时期，它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拥有众多的分会，整个组织由委员会和更小的执行委员会领导。
被总委员会拒绝的约翰·黑尔斯的建议，其要点是在英国（根据领土范围）建立国际的独立支部，在一国范围内联合为联合会委员会，与总委员会分离开而独立存在。其时，1864年英国采取的组织形式——各工人团体集体会员和整个工联都同总委员会直接联系——一直在英国无产阶级中为国际提供了最大可能的基础。直到1871年秋，总委员会一直执行着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总委员会对英国各工人组织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在英国更有效地影响工人，吸引他们参加同其他国家工人的联合行动，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他们。——221
[304] 万国旅行社在《共和国》和其他工人报纸上刊登了筹办工人廉价集体旅行和参观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广告。——221
[305] 《国际信使》编辑约瑟夫·科勒特曾在伦敦经营国际合作印刷所，该所接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出版了法文的章程和条例。——223
[306] 伦敦工联准备于1866年11月28日举行全体代表的会议，讨论伦敦工联理事会加入国际的问题。这次有40名代表出席的会议，到1866年12月12日才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举行。由于没有时间，总委员会代表团没有讲话。荣克、列斯纳和黑尔斯又出席了12月19日的下一次代表会议。在他们讲话之后，通过了下述决议：“工联理事会被授权同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商议，拟定一个为合作奠定基础的方案，将这个方案提交给为此目的将要召开的一次伦敦各工联的代表会议。”这些会议的详细报道刊载于1866年12月15日和22日《共和国》第197和198号上。——224
[307] 《合作劳动者报》（Le Tratiailleur Associé）是一家关于工人合作的小报，1866年开始在根特（比利时）出版。——225
[308] 米迦勒节（Michaetmas Day）即9月29日，是英国四大结账日之一，在这一天交付第三季度租金。——228
[309] 关于由掘土工人联合会举办的晚会，以及总委员会委员荣克和卡特出席晚会的报道，刊载于1866年12月15日《共和国》第197号上。——229
[310] 这封信显然来自热那亚工人合作社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卡内萨。北意大利工人协会年会起初计划在巴勒莫举行，后来又计划在威尼斯举行，但是1866年和1867年都没有开成。——230
[311] 从总委员会记录本中看不出切扎雷·奥尔西尼曾经被选进总委员会，他的名字在总委员会委员的任何名单中也都没有出现过。——230
[312] 从杜邦1867年12月1日写给马克思的下述便条可以看出，常务委员会早就做了关于刊印日内瓦代表大会记录的筹备工作：
“亲爱的马克思：我读了记录，觉得其中有些错误。如果您不能出席今天晚上的小委员会会议，请费心由邮局把记录寄来，因为我们没有它就什么也干不成。
祝您的一家好。
忠实于您的 欧仁·杜邦°”——230
[313] 指马克思1864年10月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231
[314] 访问马车修理匠和马具制造匠协会的总委员会代表团的报告，是在1867年2月2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233
[315] 关于伦敦工联理事会加入国际的问题，由于反对加入的理事会改良派领导人同参加1866年12月12日全体代表的会议的基层工联的代表之间的斗争，再三延期讨论。后来终于在1867年1月9日和14日伦敦工联理事会会议上决定不加入。——234
[316] 《法兰西信使报》（Le Courrier Francis）是1861—1868年在巴黎出版的左派共和党人的报纸，起初为周刊，从1867年6月起改为日报；蒲鲁东主义者奥·韦莫雷耳从1866年5月20日起担任编辑。从那时起，该报实际上成了国际在法国的机关报。因此，它曾发表过国际的文件和杜邦从英国寄来的报道。它也刊登过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的序言。——234
[317] 指刊载于1866年11月1日《两大陆评论》上的资产阶级政论家路-雷博写的《工人的政治经济学》，载于1866年10月15日《现代评论》上的资产阶级政论家日·埃·阿洛写的《社会主义的新变种》，以及1866年12月《双周评论》第37号上的社论等文章。——235
[318] 伦敦的周报《雷诺新闻》（Reynolds’s Newspaper）于1850年由激进派和宪章运动右冀领袖之一雷诺创办。该报经常发表关于工人生活的文章，但推行企图把工人运动置于其影响之下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政策。——238
[319] 指日内瓦支部的一位以笔名卡尔德闻世的会员波兰人茨韦尔查凯维奇起草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它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在日内瓦出版。——239
[320] 指到1866年9月1日为止的总委员会的资产负债表。——239
[321] 关于1867年1月22日波兰人大会的通告是以传单形式发表的。——239
[322] 指1866年初建立的伦敦图案绘制和木版雕刻工人保障协会。——240
[323] 指的是1865年秋成立的伦敦的法国人分部。除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会员（杜邦、荣克、拉法格）以外，它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维克多、勒·吕贝和后来的费里克斯-皮阿）。——240
[324] 代表团访问马车制造匠友爱协会的报告于1867年1月1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241
[325] 1866年9、10、11月的《先驱》第9、10、11期上刊载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英译文刊登在1866年12月22日和29日，1867年1月5日和26日、2月2日和3月16日的《共和国》第198、199、200、203、204和210号上。——241
[326] 1867年1月21日在兰贝斯温泉由G. M. 墨菲主持的掘土工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年会，听取了书记的报告，报告说明了该会已有14个分会，拥有约800名会员。会议的报道刊载于1867年1月26日《蜂房报》第279号上。——241
[327] 指的是由改革同盟筹备的群众示威。——241
[328] 邀请总委员会代表团出席1867年1月9日星期三的伦敦工联理事会会议的邀请书，是由奥哲尔以伦敦理事会书记的名义送来的。——241
[329] 指的是1858年2月19日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政府和皇帝：有无限的权力，把所有被怀疑为对第二帝国持敌视态度的人放逐到法国各地和阿尔及利亚，或者完全驱逐出法国国境。——243
[330] 1867年1月16日，改革同盟各分会的代表和各友好组织的代表在伦敦新人街剑桥大厅开会，讨论联合筹备群众示威事宜。在出席会议的组织中，1867年1月19日《蜂房报》第275号曾提到国际工人协会。——247
[331] 木版雕刻工人协会的代表团出席了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247
[332] 由总委员会同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中央伦敦支部联合组织的纪念1863年波兰起义四周年的大会，是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剑桥大厅举行的。正如总委员会记录以及刊载于伦敦各报，如1867年2月《先驱》第2期，1867年1月31日和2月10日的波兰报纸《自由之声》第129和130号上关于大会的报道所表明的，马克思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和工作。马克思在会上演说的草稿被保存下来了。提交给这次大会的四项决议的全文，印成了专门为这次大会散发的传单。——249
[333] 显然指总委员会向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考文垂织带工人协会。——250
[334] 访问装订工人协会的代表团的报告于1867年2月5日由荣克向总委员会会议提出。——250
[335] 索恩河畔弗勒鲁的贝尼埃尔1867年1月19日的来信是寄给杜邦的，并发表在3月3日《未来呼声报》第9号上，这封信通知总委员会，那里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名称为国际工人协会煤店。——250
[336] 如总委员会向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所表明的，在王冠饭店集会的马车修理匠协会已加入了国际。——251
[337] 1867年2月11日在伦敦举行的改革运动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是由改革同盟和·伦敦工联理事会，以及伦敦的其他工人组织共同组织的。将近25000人参加了示威，大多数是工人。游行结束时举行了一些群众大会，通过了决议，抗议保守党政府所提出的片面的改革法案。——252
[338] 日内瓦支部委员会委员卡尔德在他1867年1月23日致荣克的信中，急切地请求总委员会加速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记录的工作。卡尔德还建议总委员会讨论保险机构的问题，并强调工人必须组织自己的保险机构，摆脱雇主们的监护。——252
[339] 1867年2月初，马谢讷（比利时的沙勒罗瓦附近）的矿工举行了罢工，抗议降低工资10%和实行较短的工作周。罢工人数迅速增加，但被派来镇压罢工的正规军驱散了。
就枪杀比利时矿工和钢铁工人事件，总委员会发出了《致大不列颠矿工和钢铁工人》的呼吁书，号召他们支援警察暴行下的蒙难者。呼吁书是埃卡留斯起草的，并刊载于1867年3月13日《国际信使》上。由于这个呼吁书，死难者的家属得到了现金支援。——254
[340] 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巴黎代表团包括11名工人：布尔顿、瓦尔兰、吉雅尔、卡梅利纳、居尔坦、弗里布尔、马隆、缪拉、佩拉桑、托伦和舍马勒，他们全都被选进了新的委员会。在给总委员会的这封信中，巴黎委员会强调领导权要保持在蒲鲁东主义工人的手中。
为了抢在总委员会之前来筹备年度代表大会（这是总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巴黎委员会早在1867年2月就提出了下列各项作为洛桑代表大会的议程：（1）互助主义是社会关系的基础；（2）资本与劳动；（3）男女的社会平等；（4）国家的定义和作用。——255
[341] 1867年2月16日《国际信使》（法文版）第7号，发表了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记录。鉴于大量的需要，代表大会记录的第一部分在1867年3月9日出版的三期合刊（第3、9、10号）上再次刊载。——255
[342] 1867年2月，巴黎巴伯迪耶纳厂的青铜匠举行罢工，要求修改原定的计件工资。1月25日，巴黎青铜匠信用互助会向自己的会员发出了一个通知，号召他们准备全面罢工以示声援。为了对抗罢工，120家企业的老板于2月14日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以同盟歇业相威胁，要求在2月25日以前解散互助会。2月24日举行的约有3000名青铜匠参加的全体大会决定同雇主们进行斗争；青铜匠互助会立即专门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去伦敦，向总委员会报告有关情况。代表团包括卡梅利纳、肯纳和瓦尔登，外加上托伦和弗里布尔。没有等到总委员会的例会，荣克、杜邦和常务委员会的另几位委员就开始募捐支持巴黎工人，并将下述包括弗里布尔的信的一部分的呼吁书送给了伦敦各家报纸。呼吁书刊载于1867年4月6日《工人报》第4号上。
“先生：我收到了国际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来的一封信，是关于在巴黎准备要对1500名青铜匠实行同盟歇业的问题。我从这封信中摘录下述几段送给你们。
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书记欧仁·杜邦
2月27日于巴黎
我们以协会的名义请求你们大力支援为数众多的巴黎工人，他们通过国际协会向他们的伦敦兄弟们提出要求。
计有5000人的青铜匠，大约在一年前，按英国工联的榜样并持同样的宗旨，成立了工联。
你们能够容易想象得到，这样一个团体，一开始就被老板们视为眼中钉，因此，他们决定一有机会就要将它置于死地。他们从这个团体不久前向五家老板提出的要求中找到了对它开战的借口。资本家的联合会成立了，其原则是要求工人抛弃他们的团体，否则就离开作坊。这个协定一成立·就有87家青铜器作坊立即开除了1500名工人。后者应该屈服吗？显然不应该。我们只能赞许他们的这种精神。
这个团体正在发给每个失业工人每星期20法郎（16先令），但“困难重重”。在同盟歇业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库里大约有35000法郎（1400英镑），但是这笔钱现在减少到大约20000法郎（800英镑）了。
他们需要贷款的援助，如果你们的同事能够使他们获得10000—15000法郎（400—600英镑）的贷款，这次同盟歇业的后果就不足为虑，企业主联合会的领袖巴伯迪耶纳先生和维克多·帕拉先生将立即发现他们自己是孤立的，不得不作出让步。
这个团体要是能够每个月再给工会大约5000法郎，工会就会取得进展。
巴黎的各工会正准备尽其所能来支持青铜匠，但是国外的援助，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极其宝贵的。
请记住，老板们是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如果你们有成效而又不失时机地满足我们的请求，我们就会获得巨大的胜利。
上述这个团体已经是工会争取增加工资的手段。老板们同他们进行的这场斗争是一场生死斗争。如果老板们成了胜利者，这个团体也就完了，因而一切本来有可能实现的改良也就完了；另一方面，如果获得胜利，其结果也是不可预计的。
求您赶紧请英国工人不必拘泥于礼仪，以高卢人的冲劲来行动。这就是我们祈望于他们的。
我们听说，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收到这个呼吁书后，就派遣代表访问了各工会团体，工联理事会在其上次会议上已为同样的目的对这些代表委以全权。”——256
[343] 刊登于1867年3月10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0号上的杜邦的通讯说明，有400名会员的伦敦日工装订工人协会决定给巴黎青铜匠捐赠125法郎，并借给250法郎。——256
[344] 根据总委员会的倡议在3月4日星期一专门召开的伦敦工联理事会会议，听取了巴黎青铜匠派来的三位代表的报告，并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
“发给国际协会证书，由它呼吁各工会团体援助巴黎的青铜匠。”
这个决议刊载于3月9日《蜂房报》第282号和《共和国》第209号上。——256
[345] 这项决议是由常务委员会通过的，针对的是小资产阶级政论家韦济尼埃以及与韦济尼埃有联系的勒·吕贝，攻击巴黎支部领导人同波拿巴分子合作（日内瓦代表大会后再次进行了这样的攻击）。——257
[346] 国际伦敦法国人分部的这次会议，是在巴黎支部由于巴黎青铜匠罢工而派出的代表团于1867年3月初到伦敦来的时候举行的。——257
[347] 关于总委员会代表访问制革工人协会的问题，在1867年4月2日和7月30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又提出来讨论过。——258
[348] 显然指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它是由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和正义者同盟另几位领导人于1840年2月在伦敦建立的。这个协会在其存在的早先几年深受威廉·魏特林的空想平等共产主义的强烈影响。随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协会的领导完全过渡到同盟的地方支部手中。教育协会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以及“民主派兄弟会”和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有密切的联系。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1849年11月—1850年9月，马克思在这里作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和《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的演讲。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支持少数派。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50年代末，马克思重新参加了协会的工作。
除了设在索霍区拿骚街2号该协会会员亨利希·博勒特酒馆内的总部之外，在60年代，协会在伦敦的东区和南区还有两个分会，即：和谐协会和条顿尼亚。国际成立后，协会的许多会员——埃卡留斯、考布、列斯纳、博勒特、罗赫纳等人被选进了总委员会，他们在总委员会里起了显著的作用。1865年1月10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以法人身份加入了国际，作为伦敦的德国人支部。——258
[349] 参加4月10日白铁匠会议的代表团的报告，是在1867年4月16日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作的。——260
[350] 由于已开始组织将于1867年9月在洛桑举行的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洛桑支部起草了一个纯粹蒲鲁东主义精神的呼吁书草稿。呼吁书拒绝共产主义，而主张以互助主义作为国际的基本原则。洛桑支部书记格拉夫1867年3月12日给荣克的一封详信中写道，该支部无意侵犯总委员会起草代表大会议程的权利，因此它把起草的草稿送交总委员会批准。信里附有呼吁书的校样。尽管它遭到了总委员会的拒绝（总委员会尽了最大努力以防止蒲鲁东主义者把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抓到手里），呼吁书还是在《洛桑支部通报》上刊载了，并在1867年3月24日《未来呼声报》上转载了。——261
[351] 法国各支部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刊载于1867年5月18日和25日的《国际信使》（法文版）第20号和第21号上。——261
[352] 1867年3月1日《工人报》第3号开始刊登马克思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该报于1867年4月6日（第4号）中断出版。——261
[353] 曼彻斯特工联理事会是在1866年8月成立的，联合着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的各工会团体。——262
[354] 总委员会组织的声援巴黎青铜匠的广泛运动，大大地激励了罢工工人的战斗精神，并使雇主们的立场动摇。卡梅利纳等人在1867年3月17日的每周例行全体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伦敦之行的报告，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次大会之后，在个别企业里雇主和工人之间开始进行谈判。3月24日，雇主联合会的代表同意了分别工种实行固定计件工资。——262
[355] 关于巴黎青铜匠罢工的文章，载于1867年3月100《未来呼声报》第10号。——263
[356] 伦敦两万火车司机的罢工于1867年3月25日开始。3月26日，杜邦以总委员会名义给巴黎去了一封信，请求在报纸上刊登关于罢工的通告，告诫法国工人要反对雇他们到英国做工的企图。杜邦写道：“不论可能向大陆上的火车司机提出什么样的有利可图的建议，他们都必须以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名义予以拒绝o"1867年3月31日和4月7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3号和第14号以及其他法国报纸，刊登了由巴黎委员会委员签名、包含有总委员会警告的通知。——263
[357] 指法国代表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写的意见书，其原文转载于1867年5月18日和25日的法文版《国际信使》第20号和第21号上；显然，英译文载于英文版《国际信使》的相应各号上。——264
[358] 1867年4月30日的布鲁塞尔报纸《人民论坛报》第4号上，刊载了总委员会在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的通讯员阿尔丰斯·万丹胡亭写的一封信，信上说：“派往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雪茄烟工人代表报告说，加入协会的700名工人当中只有600名被雇用……请求比利时报纸将这个消息尽可能广为传播。”——265
[359] 1867年3月，巴黎裁缝帮工开始了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3月24日，近5000名裁缝举行了大会，他们在会上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组织一个抵抗团体。委员会决定号召于4月1日举行罢工，并获得了伦敦裁缝保障协会的支持，保障协会主席乌修·劳伦斯于3月31日拍电报说：“坚信你们一定胜利。将给你们以一切物质和道义的支援。”这封电报收到了复电，复电说：“巴黎裁缝今天4点钟停止了工作。以人道和博爱的名义向我们的同志——伦敦工人表示敬意。”两封电报都马上通知了马克思。4月11日，劳伦斯和伦敦裁缝协会的另一位代表德鲁伊特在巴黎出席了罢工委员会的会议。——267
[360] 4月22日在阿尔汉布拉宫举行的裁缝大会的报道，刊载于1867年4月27日《共和国》第216号上。总委员会委员荣克和科勒特向大会讲了话，并告诉大会，布鲁塞尔的裁缝也已号召为提高工资举行罢工。——267
[361] 1867年4月3日，改革同盟委员会和同盟各分会代表的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由奥哲尔提议的祝贺北德意志人民获得北德意志议会选举中充分代表权的决议。这项决议还向俾斯麦伯爵致谢和致敬，“因为他作为普鲁士首相用坦率、刚毅和崇高的言词表明了一个根据成年男子普选权原则治理的国家一定会产生的幸福和普遍繁荣”。
马克思没有出席总委员会的这次（4月16日）会议，因为他在4月10日去德国了，当时正是《资本论》第1卷在德国准备出版的时候。他是在5月19日返回伦敦的。——267
[362] 这个决议于1867年4月24日《国际信使》的社论中加以转载。——267
[363] 这项根据马克思的委托提出的决议，刊载于1867年6月1日《国际信使》第17号上。——270
[364] 《洛桑支部通报》（Bullezin de la Section de Lausanne）是国际洛桑支部在筹备洛桑代表大会期间每月出版的通报。只在1867年3、4、5月出版了三期。——271
[365] 1867年3月的《先驱》第3期，发表了萨克森人民党为北德意志议会选举起草的竞选纲领的一部分。——271
[366] 《美国人》（The American）于1867年初开始在伦敦出版。——271
[367] 邮政大臣的复信在1867年5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275
[368] 面包师傅联合会加入国际的问题在6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又提出来讨论过。
在提交给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附属英国工联的名单中没有提到面包师傅联合会。——275
[369] 杜普莱克斯在1867年5月3日给荣克的信中说到日内瓦支部已选出了新的委员会，这封信所说与前述巴塞尔的来信一致。杜普莱克斯的信中也提到日内瓦委员会请求将下述问题列入洛桑代表大会的议程：“产业萧条。它的原因和补救办法。”——276
[370] 关于战争威胁致柏林和德国工人的公开信，是由里昂支部领导人（阿-里沙尔、阿·舍特尔、路·帕里克斯等人）、维埃纳支部领导人（马尔什瓦尔）和索恩河畔讷维尔支部领导人（欧-贝尼埃尔、路·博德朗）签署的。它发表于1867年5月5日《未来呼声报》第18号和1867年6月《先驱》第6期上。——276
[371] 由于从1867年4月8日持续到29日的罢工的结果，布鲁塞尔裁缝帮工友爱会取得了增加工资10%的胜利。这多半是罢工期间伦敦和巴黎裁缝的无产阶级国际声援所显示的力量给裁缝业主施加了压力的结果。——276
[372] 拿破仑第三政府对裁缝帮工友爱团结和互助协会的领导人提起了公诉。这个团体是在巴黎裁缝罢工期间成立的，有2000多名会员；控诉他们未经批准就建立了组织。协会被解散，其领导人被处巨额罚款。——276
[373] 马赛支部是由白铁匠让·瓦瑟尔于1867年5月组织的。它的章程规定国际的中央委员会应设在伦敦，并设想了下述任务：为失业者找工作、组织信贷和劳动统计。——278
[374] 1867年4月30日《人民论坛报》第4号刊载了一篇关于制革工人罢工的文章。文章说：“要不是有他们的布鲁塞尔同志，特别是他们的巴黎同志的友好援助，他们的努力就会徒劳无功。”——278
[375] 阿尔及尔分部是费耶领导的，存在时间不长。——279
[376] 1867年3月13日，拉绍德封的国际支部听取了詹姆斯·吉约姆关于简化语音拼写的报告，并认为拼字法改革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它更便于工人获得知识。这个支部宣称是争取表音拼字领域中的改革的表音拼字同盟的一个分会。表音拼字问题包括在洛桑代表大会的议程中，吉约姆作了这个问题的报告。——279
[377] 1867年4月，伦敦裁缝停止工作，要求在英国各大城市实行统一的计件工资。罢工持续了好几个月，有7000多裁缝参加。——280
[378] 指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条例的第一条。
关于总委员会组织国际全体代表大会的特权问题之所以又提了出来，是因为洛桑支部仍然企图把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由于蒲鲁东主义者的强烈影响，这个支部与巴黎委员会协同行动，尽其所能来限制总委员会及其无产阶级革命核心的影响。在总委员会这次会议之后，巴黎委员会于6月2日在巴黎举行了有洛桑支部书记格拉夫参加的委员会会议。巴黎委员会决定要求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即公布洛桑代表大会的最后议程。由该委员会委员签名的巴黎会议记录上的一段摘要，刊载于国际的报纸1867年6月16日《未来呼声报》第24号和1867年6月30日《人民论坛报》第6号上。——281
[379] 正如1867年6月1日《共和国》第221号上发表的关于伦敦工联理事会5月24日和29日会议的报告所表明，这两次会议讨论了对工联的作用和任务组织辩论的问题。这个意见是奥哲尔提出来的。他强调，国际参加辩论，将使它能够讨论它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不仅是与英国的情况有关的问题，也包括与大陆上和美国出现的情况有关的问题。他还建议邀请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福塞特、比斯利、哈里逊、拉德劳及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参加辩论。工联理事会理事埃德加说，他认为这个讨论是适时的，并将“对现存的关于工联，它的目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的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见指出正确的方向”。——281
[380] 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协会是战栗教派在自由贸易派积极支持下于1816年成立的。下面提到的亨利·理查德是该会的书记和1848—1851年第一次国际和平大会的组织者。后来，和平协会的会员参加了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活动。——282
[381] 1867年6月2日《未来呼声报》第22号刊载了一篇题为“选举法”的文章，评论英国的选举改革。文章说：“英国不久就要同我们瑞士人和法国人一样有投票权了。那时他们将看到，这种权利根本不会使他们的地位发生任何变化，当他们行使这种权利的时候，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将懂得自由在投票日并不存在。国家、政党、法律摧毁了个人自由和少数派的自由。”——282
[382] 1867年6月16日《未来呼声报》第24号发表了荣克6月5日的信，其中一部分说：“裁缝仍在坚持罢工，老板们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并发誓要摧毁协会（指裁缝保障协会。——编者注）。鉴于此，并考虑到裁缝的要求，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下述决议：‘请求各国支部号召全体工人支援伦敦的裁缝。’你们将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们不能让最早加入国际协会并不止一次为国际声援作出优秀榜样的一个团体死亡。”
关于伦敦裁缝罢工的消息也发表在1867年6月《先驱》第6期上。——283
[383] 作为美国通讯书记，福克斯应该把伦敦裁缝罢工一事写信告诉美国，他在6月11日致西耳维斯的信中这样做了。——283
[384] 因为忙于校阅《资本论》第1卷校样，马克思未能直接参加1867年7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英文本的起草委员会的工作。马克思校阅了拉法格起草的呼吁书的法文本；法文本与英文本有很大的不同。英文和法文的呼吁书以传单形式发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致会员和各附属团体》。
法文本的德译文印成了传单，标题是“邀请参加9月2—8日在洛桑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283
[385] 指1859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周报《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284
[386] 1867年6月16日《未来呼声报》第24号报道了1834年建立的一个日内瓦最老的团体细木工协会加入国际的消息。它还报道了日内瓦支部和日内瓦雕刻匠与宝石匠协会成立了两个消费合作社。同一号上还谈到了在松维利耶建立合作社的计划，合作社将把生产职能同供应会员原料和消费品的职能结合起来；这个合作社也起储蓄银行和互助会的作用。这个计划是国际松维利耶支部提出来的。——284
[387] 关于访问机械工人的代表团的问题，在1867年6月25日、7月9日和1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又提出来讨论过。——284
[388] 在1867年6月上半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巴黎期间，巴黎的工人和布朗基派学生，在有反对派倾向的律师们的支持下，组织了几次同情波兰人民的政治示威。6月4日，示威者在拉丁区（大学区）碰上了沙皇，高呼“波兰万岁！”因为遇到大批的人群，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放弃参观正义宫。这天晚上，示威游行再起，警察进行了逮捕。——285
[389] 这些决议刊载在1867年6月22日《共和国》第297号上。——285
[390] 经过删节的这次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刊载于1867年7月13日《工人报》第16号上，其中也记载有总委员会通过的洛桑代表大会的议程。——286
[391] 关于1867年4—6月间伦敦裁缝罢工的消息，是1867年6月《先驱》第6期和1867年6月30日《人民论坛报》第6号上报道的。——287
[392] 将在日内瓦举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于1867年9月5日开幕。这个同盟是在60年代后期正值西欧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为投合广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而成立的。同盟的组织委员会得到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领袖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维克多·雨果和雷克吕兄弟的支持，但该委员会也认识到同盟的成功将依赖于欧洲工人，而首先是他们的国际组织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该委员会曾邀请国际各支部及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领袖们参加代表大会的原因。与此同时，它决定将代表大会的开幕时间延期至9月9日，以便国际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能够参加同盟代表大会的工作。
国际对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态度，总委员会和各地方支部都讨论过。马克思在8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了国际对同盟的态度，并且为无产阶级组织在民主运动中的策略提供了榜样。——288
[393] 维埃纳支部只派遣了一名代表一艾奥参加洛桑代表大会。——288
[394] 福克斯1867年7月3日致马克思的信说明，哈里埃特·罗在这次会议上曾谈到她打算在伦敦建立全国女工协会并加入国际。福克斯写道：“埃卡留斯把她介绍给了伦敦女裁缝的领导人和裁缝执行委员会委员卡罗尔小姐。”——288
[395] 国际铸工联合会是美国的一个大劳工联合会，在西耳维斯领导下于1859年创立而于1863年最后组成，西耳维斯担任主席。联合会将全国范围内的地方铸工联合会联合起来，并且在英属哥伦比亚和加拿大都有它的组织；它为各地方联合会统一行动而斗争，领导过罢工运动，对巩固全国范围内的工会作了不少努力。——289
[396] 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曾发表在1867年2月20日，3月13日、20日、27日和4月3日、10日、17日的《国际信使》（英文版）第7—15号；1867年3月9日、16日、23日、30日和4月6日、13日、20日的《国际信使》（法文版）第8—16号以及1867年3—8月的《工人报》上。这些报纸都宣布过准备以小册子形式出版记录。但是由于缺乏经费，记录未能用小册子出版。——290
[397] 福克斯递给英国邮政大臣蒙特洛斯公爵关于降低国际邮费率的意见书，刊载于1867年8月10日的《工人报》第20号上，并由总委员会负责人奥哲尔、埃卡留斯、卡特、荣克、杜邦、扎比茨基、福克斯和贝森签了名。由于马克思缺席，列斯纳以德国临时通讯书记身份签署了这个文件。福克斯谈到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委托总委员会向各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决议时解释说，降低邮费率的要求是发展国际联系和工人为寻找工作而经常由一国迁居另一国所必需的。——291
[398] 指1866年秋在设菲尔德发生的一些工联会员对罢工破坏者所施加的过分处置。政府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该委员会在1867年进行了几个月的工作，其调查结果被资产阶级报刊广泛利用来诋毁工联和整个工人运动。
日内瓦支部的书记在1867年7月6日致荣克的信中，附有从瑞士资产阶级报纸上剪下来的三张剪报，并请求他寄去一个以能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为形式的答复。——292
[399] 引述的是发表在1867年7月14日《未来呼声报》第28号上的文章。——293
[400] 国际里昂分部执委会（阿·里沙尔、布朗克、舍特尔、帕里克斯等人）在1867年春天公布了《里昂工人、国际会员工商业协会的章程草案》，该协会准备拥有几个消费与生产合作社以及一个单一系统的贷款银行。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一个注册为股份商社的组织的存在，使该分部有可能顺利定期举行会议。——293
[401] 沙散是维尔弗朗什支部参加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293
[402] 刊载于1867年7月20日《蜂房报》第301号上的这次会议的报道中，有如下法国通讯未载入本记录：
“还报道了印染业的一次大规模的同盟歇业。在皮托，尧特曼商行辞退了四个工人，原因是他们是互助会会员。他们工厂的工人兄弟弄清楚解雇的理由后，全体一致要求让被辞退的工人复工。由于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他们举行了罢工。但是巴黎、皮托、圣但尼、塞夫尔、圣日尔曼和勒佩克的印染业业主，除了一家马尔西斯与绍凯尔公司外，都让他们的工人在尧特曼工人复工（那四个人除外）之前歇了业。”
刊载于1867年7月20日《共和国》第228号上显然由埃卡留斯写的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有如下德国通讯未载入本记录：
“宣读了柏林裁缝的来信，宣称雪茄烟工人已开始募捐，一些细木工已参加为伦敦裁缝募捐。一次音乐会的收入，连同捐款，共计达22英镑，此款支票已经收到。下面是柏林报纸上发表的呼吁书的摘要：
‘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呼吁柏林裁缝给予金钱支援。伦敦裁缝的事，不是施舍，而是义务。他们自觉地进行反对资本的巨大斗争，并且深知他们失败了就会遇上未来岁月的厄运，但将唤起整个劳动居民，至少是在英国，因为这不单纯是裁缝工人和业主之间的冲突，而是劳动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但愿柏林工人显示出他们也像他们的英国同志一样懂得工人团结的重要性，他们将用经常的捐款来证明这一点。工人的利益到处都是一致的。’”——293
[403] 1867年7月24日举行的伦敦工联理事会年会的报道，刊载于1867年7月27日《蜂房报》第302号上。显然，马克思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因为7月25日他还在写《资本论》第1卷的序言，同一天完稿并寄给汉堡出版社。——294
[404] 关于纽约德意志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消息，是弗里德里希·阿·左尔格在1867年7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供的。这个俱乐部是由德国革命流亡者在1857年建立的，一群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马克思的战友（魏德迈等人）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左尔格向马克思报告了国际在美国取得的成就，并写道：到目前为止，宣传工作还只在德国流亡工人中进行，不过不久就将在当地居民中进行。为此，左尔格要求马克思寄给他英文的文件。——295
[405] 摘自《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其驻在国工商业情况的报告》伦敦1867年第5号第594—595页。
资料本身原有的数字错误保留未动，报纸印错的数字则根据原有资料作了订正。——295
[406] 7月9日，日内瓦支部全体会议决定赞同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纲领，并表示完全信任它的组织者。日内瓦支部的几个会员，包括贝克尔和杜普莱克斯在内，参加了同盟的组织委员会。——297
[407] 1867年7月14日在瑞士的弗勒里耶举行的资产阶级激进派集会的号召书，发表在1867年7月21日《未来呼声报》第29号上。——297
[408] 指根据国际会员倡议的于1867年7月21日举行的圣伊米耶工人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准备讨论下列关于组织支付家庭钟表业工人工资的问题：（1）现金支付，不打折扣；（2）分期支付和无资本的承包商同大厂商之间的竞争；（3）合作。关于这次会议的通告刊登于1867年7月21日《未来呼声报》第29号上。——297
[409] 指全国劳工同盟执行委员会为1867年8月19日在芝加哥举行工人代表大会而发表的致美国工人的呼吁书。——297
[410] 马克思提出这项建议，是考虑到1867年7月20日的《法兰西信使报》第25号发表了巴黎支部关于洛桑代表大会致各工人团体的呼吁书。呼吁书中包含巴黎支部在1867年2月提出的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个议程充满了蒲鲁东主义思想，旨在使代表大会不去讨论工人组织的最迫切问题。——297
[411] 总委员会到1867年8月31日为止的财政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刊载于1867年9月21日《蜂房报》第310号上。——297
[412] 和谐协会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一个分会。——299
[413] 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中，没有波兰人支部的代表。——299
[414] 卡昂和孔代叙努瓦罗派遣沙尔·龙格为他们出席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300
[415] 由伦敦丁联理事会召集并于1867年7月24日举行的各工联全体代表年会上，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和该会的一个地方分会的代表们之间发生了冲突。分会代表们在谈及理事会章程第二条时，要求他们应该有权直接选举出席全体代表会议的代表，而不是像现行的这样只是由执行委员会从接近协会领导的几个人中间任命代表。这个要求引起理事会改良派领袖的愤慨，而在地方组织中得到了支持。发表在1867年7月27日《蜂房报》第302号上的一位名叫戴维森的工人的一封信中说明了这件事。——300
[416] 考文垂织带工人出席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丹尼尔·斯旺。——301
[417] 刊载于1867年8月10日《蜂房报》第304号上的这次会议的报道中，有木工和细木工联合会书记送给总委员会的决议的全文：
“执行委员会诚挚赞赏国际协会委员会为将各国工人联合为一个兄弟联盟所作的努力，渴望在现有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帮助这样值得称赞的努力，恳切向该协会委员会力陈我们的衷心同情，并愿意代表我们的团体给国际协会的基金捐款每年2英镑。”——301
[418] 维埃纳支部出席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裁缝艾鲁。——302
[419] 原定1867年8月16—18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合作社代表大会被法国政府禁止了。《先驱》在1867年8月出版的第8期上报道这个消息时，邀请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国际洛桑代表大会。——302
[420] 指订于1867年8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劳工同盟代表大会。同盟是在美国于1866年8月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美国劳工运动的著名领袖西耳维斯积极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1866年10月，劳工同盟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在同盟的芝加哥代表大会上，特雷维利克被选为出席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他未能出席。——402
[421] 出席洛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没有伦敦编筐工人协会的代表。——304
[422] 列斯纳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出席洛桑代表大会的代表。——304
[423] 记录上的简略记载没有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19世纪常备基干军的作用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在恩格斯的著作《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以及他的一系列《战争短评》中有详尽的阐述。——305
[424] 洛桑代表大会在1867年9月4日会议上讨论了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态度问题。由埃卡留斯在会上详加阐述的总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没有得到支持。代表大会也没有通过以瑞士记者海弗纳尔为首的委员会的下述提议：他们应该全面和无条件地支持同盟的代表大会，并参加大会的一切活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托伦和德·巴普提议的如下修正案：
“鉴于战争的第一位的和主要的原因是贫穷和经济失调，为了消除战争，就不能只满足于解散常备军，还必须改变社会组织，以便产品的分配更为合理。只要同盟的代表大会接受上述原则，本代表大会便予以支持。”
下列总委员会委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杜邦、埃卡留斯、奥哲尔、克里默、龙格和沃尔顿。此外，贝克尔、托伦、弗里布尔、瓦瑟尔、缪拉、库勒里、吉约姆以及法国支部和瑞士支部的其他会员也出席了。总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关于工人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所持的立场，由杜邦作了说明。他说：
“公民们：工人无疑是持久和平的最热心的拥护者。他们给战场上提供炮灰，也正是他们必须以他们的劳动和不眠之夜来提供军事预算。这样，从这个观点出发，工人需要和平。但是，和平不是原则，而只能是结果。公民们：难道你们以为你们以你们昨天在这里向我们提出的办法就能确保和平吗？……当然不能。为了建立持久和平，就必须废除压迫劳动的法律和一切特权，使所有的公民都成为一个单一的工人的阶级，一句话，接受社会革命及其一切后果。”
杜邦的发言在1867年11—12月瑞士报纸《狄奥仁报》上作为同盟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道加以转载。——305
[425] 这是指出席洛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哈里埃特·罗在代表大会名单中没有提到。——306
[426] 改革同盟是在国际总委员会倡议和积极参加下于1865年春在伦敦建立的。它是领导英国工人的群众性改革运动的政治中心。同盟的领导机构——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中有六位总委员会委员：克里默、奥哲尔、豪威耳、埃卡留斯、利诺和尼阿斯。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马克思为实现英国工人阶级不依赖于统治阶级政党的政策而斗争。由于马克思的坚决主张，改革同盟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只要求房主的选举权，而提出了全国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由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中获得广泛的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都有分会。然而，由于同盟领导人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害怕群众运动而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推行妥协政策，同盟未能贯彻执行总委员会所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夏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大部分居民仍然像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的无权地位。——306
[427] 1867年夏，伯尔尼成立了工人联合会，并宣布为国际的分部。联合会派了自己的代表印刷工人阿列曼参加洛桑代表大会。——306
[428] 纽约工人联合会是纽约各工联的一个联合组织，成立于1863年，目的是联合纽约工人向雇主作斗争，支援罢工者，并帮助解决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冲突。——307
[429] 邮政大臣1867年8月24日给国际工人协会的信，全文刊载于1867年8月31日《蜂房报》第307号上。这封信是由于F. J. 斯科达莫尔签署的。——309
[430] 福克斯担任美国通讯书记活动的年度报告的原稿，插在记录本里1867年8月29日总委员会的记录之后。——309
[431] 由黑尔斯和莫里斯审查过的到1867年8月31日为止的资产负债表，被提交洛桑代表大会批准。——310
[432] 《自由报》（La Liberté）是接近蒲鲁东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周报，1865—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从1867年起，定期刊登关于国际活动的报道。——311
[433] 刊载于1867年8月24日《蜂房报》第306号上的8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略去了关于美国劳工运动情报的部分。福克斯作为《蜂房报》的撰稿人和这个报告的作者，把他曾向总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国劳工同盟芝加哥代表大会的报道，放进了同一期的社论之中。他在关于这篇文章的评论中，根本没有谈到国际工人协会、它同全国同盟的关系，以及美国也要派一名代表出席的、即将召开的洛桑代表大会。——312
[434] 1867年9月14日和21日《蜂房报》第309号和第310号上，发表了总委员会向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的英文摘要和到1867年8月31日为止的资产负债表。——312
[435] 在刊载于1867年9月28日《蜂房报》第311号上的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关于埃卡留斯报告的报道是：“公民埃卡留斯报告了不久前代表大会的进行情况，说到了《蜂房报》上发表的一些报道中所没有包括的细节。在代表大会举行的一周期间，每隔一夜举行一次露天大会，会上各位代表向外面的公众发表了演说。纳沙泰尔的胡根托勃勒先生献出20本他的著作《废除贫穷》，分发给了各支部的代表。胡根托勃勒先生提议把废除土地私有制作为医治贫穷的药方。”——312
[436] 按照1864年11月22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通过的决议规定，加入国际的英国工人团体可以依据其财力自行决定捐款的数额。1865年通过的铅印的申请书格式强调“加入协会的团体不要求缴纳会费”，而是留给他们自行决定“是否缴纳会费，或是在它们认为协会的活动值得支持的时候随时给协会以支持”。这个申请书（上面打蜡，并裱在带轴的麻布上）价值5先令，作为入会费。——313
[437] 刊载于1867年9月6—11日《泰晤士报》上的埃卡留斯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报道，有几处对法国蒲鲁东派代表们的冗长发言的讽刺性评论，并反驳了他们的观点。正如恩格斯9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述，埃卡留斯没有考虑这样一个情况：“担任编辑工作的资产者会在怎样的程度上利用他的幽默，使整个大会，而不只是使几只癞蛤蟆处于可笑的境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34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信件中经常用“癞蛤蟆”作为“庸人”的意思来称呼法国的小市民和市侩、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以及法国的蒲鲁东派。）马克思在9月12日的复信中同意恩格斯的看法，认为埃卡留斯“是缺乏外交手腕的。他给《泰晤士报》写稿，好像是给《新莱茵报评论》写稿一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349、第352页）。
埃卡留斯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遭到了一些总委员会委员的反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10月4日给恩格斯写道：“福克斯在埃卡留斯回来以后，抓住一切机会，表现对他的极大憎恨；他扬言，在下次会议（星期二）上他打算把埃卡留斯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提出来讨论，让总委员会给予评价。使福克斯大吃一惊的是，我针对这一点也宣布，打算在最近的星期二就福克斯的一封密信向他提出质问，这封信是他写给贝克尔的，他要求贝克尔尽他的一切力量把中央委员会迁出伦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359页。）
马克思提到的这封信，是福克斯在1867年8月29日即洛桑代表大会前夕寄给日内瓦的贝克尔的。信上注明：“亲启。保密”。福克斯写道：
“亲爱的首长：
请设法将总委员会迁往日内瓦，至少是在明年。要让我们自由地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大的中心进行宣传。总委员会在奥哲尔同波特尔和《蜂房报》的冲突中偏袒他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只是在五个星期前，总委员会才改变了方针，并达成了同《蜂房报》和控制着伦敦工联最强有力的组织的波特尔之间的和平。现在，这个愚蠢的错误改正过来了，我们的前景好了。我们全都同意代表大会一定要在伦敦留下一位美国通讯员。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有希望的。但是，首要的是改变总委员会的驻在地。我们应该完全以英国支部的身份来工作。
忠于你的彼得·福克斯”——313
[438] 从马克思1867年10月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废除总委员会主席（President）——职的建议，是根据马克思的倡议提出来的。1869年举行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在一项特别决议中建议，各地方支部都应废除支部主席这一职务。——313
[439] 贝森在1868年底前一直保留比利时书记的名义，但是没有履行其职责。杜邦在1868年6月12日致布鲁塞尔的德·巴普的信中说：“贝森常常出席法国人分部的会议，但是从来不出席总委员会会议。他两年中只来过四次。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代他写信，以及总委员会实际上总是委托我给你写信的原因。”——313
[440] 指1867年9月10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社论，其中考察了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劳工同盟代表大会的结果。
1867年9月28日《蜂房报》第311号上发表的这次会议的报道中，有欣顿发言的部分内容，报道如下：
“欣顿先生（美国公民）报告说，《泰晤士报》误解了美国全国劳工大会对待欧洲来的移民的意图。美国居民中至少有1100万是在欧洲出生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阻止别的人来，也没有土著美国人反对欧洲移民。一切愿意来寻找工作谋生的人都有活动余地。他们所反对的是，欧洲工人按美国资本家的出价来到美国，被甩来对付原来住在美国的工人。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他们是要坚决予以制止的。不仅是两个国家的工会团体之间的密切联合，而且两个国家的主导的社会精神和政治精神的密切联合，都是必要的，他在回国以后，将尽全力以促成这种联合/——314
[441] 刊载于1867年10月5日《蜂房报》第312号上的这次会议的报道，引述了国际科隆支部发起成立的科隆裁缝协会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说：
“我们已发表的初步纲领是：（1）建立医疗互助会，并联合为保险总联合会；（2）为会员设失业和迁徙救济基金；（3）建立劳动需求情报服务所。我们认为这三点是使裁缝重整旗鼓联合起来的手段，并使在普鲁士境内成在协会获得合法身份。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生产协会。”
这封信是寄给埃卡留斯的。——315
[442] 指1866年8月出版的小册子：《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众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317
[443] 伊萨尔和德鲁里在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全文，发表在1867年10月12日《蜂房报》第313号上刊载的这一次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按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精神起草的这个建议，谈到要建立世界互助会，组织合作社和学校改革，并以下述口号结束：“废除工资，劳动，消灭贫穷，公平分配财富，一句话，自由、道德和正义。”——318
[444] 威廉·李卜克内西被萨克森的一个选区选为北德意志议会议员。选举结果是1867年9月20日公布的。——318
[445] 马克思1867年10月9日写信给恩格斯，再一次告诉他福克斯和埃卡留斯之间的争吵的情况，他写道：“福克斯昨天简直要砍掉埃卡留斯的头。他作了一小时以上的控诉性发言。他非常阴险地把最坏的地方收集起来，施用了老贝利的律师的一切手法，还不断地攻击我。我在反驳他时好好地教训了他一顿，以致使他在最后的答辩中失去了任何的自制力。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辩论。结果，我的关于’转入议事日程’的提案（更正确地说，修正案）被大多数通过。但是在辩论期间，埃卡留斯挨了不少骂。”（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363页。）——319
[446] 洛桑支部在1867年10月10日的一封信中通知总委员会，它欠了3000法郎的债，是因为在1865—1866年的冬天为了给80人提供工作，组织合作工场时用去的。——319
[447] 李卜克内西于1867年10月17日在北德意志议会发表的演说，刊载在1867年10月26日《蜂房报》第315号上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中。马克思认为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有重大意义，还委托拉法格将这篇演说译成法文，并寄给韦莫雷尔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320
[448] 按照1865年1月24日总委员会决议的规定，只有国际协会会员才能被选进总委员会。这一点也适用于那些代表以法人身份加入国际的工人组织的总委员会委员。——320
[449] 《合营企业纪事》（Industrial Partnership Record）是关于合作运动的月刊，由格里宁从1867年至1868年在伦敦出版。1868年3月至1869年8月期间，改名《社会经济学家》（Social-Economic）出刊，乔治·侯里欧克参加该报。——321
[450] 改革同盟一般对爱尔兰问题，特别对芬尼亚社社员的立场，在这里表现了错误的看法。在改革同盟理事会1867年10月23日讨论同盟主席，资产阶级激进派比尔斯尖锐谴责芬尼亚运动的信时，出席这次会议的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曾反对发表这封信，并表示同情爱尔兰解放运动和芬尼亚社社员革命的斗争方法。两位著名的工联领袖采取的这个行动，能在解决英国无产阶级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立场方面获得重大意义，是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在总委员会进行工作的结果。马克思在1867年11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你也许已经知道，在改革同盟中的’我们的人’做出了怎样的丑事。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380—381页。）
改革同盟中的讨论（其报道刊载于1867年10月26日《蜂房报》第315号上），在同盟的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中引起了惊慌。在他们的压力下，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同盟理事会的下一次会上收回了自己支持芬尼亚社社员的发言，并要出席会议的人相信他们是被误解了。《蜂房报》编辑部里的沙文主义分子在该报下一期即1867年11月2日第316号上尽其所能地发表了这次会议的详细报道。——322
[451] 从荣克1867年11月16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知道，福克斯指责荣克打算把英国委员排除出总委员会，并提到了日内瓦代表大会后卡特的事。显然，马克思曾给福克斯去过信，劝他继续在总委员会工作，尤其是说明在最近需要积极处理爱尔兰问题。福克斯1867年11月23日给马克思的复信已保存下来。福克斯写道：
“我了解出席讨论爱尔兰问题并作一次发言的重要性。我将遵嘱，作为协会的一个普通会员出席。至于收回我的辞呈，则非我所愿。我承认我对年度代表大会负有责任，我一定让我的所作所为付诸公断……
我的不平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对总委员会和会议执行主席，因为他们对那个人保持缄默。”——325
[452] 日内瓦工人给意大利人民的公开信脱稿于10月30日，在11月3日为此目的专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获得批准，并发表在1867年11月《先驱》第11期上。该刊同一期上还转载了日内瓦支部10月30日发出的一个告示，号召意大利人参加在11月3日举行的大会和示威游行。——325
[453] 19世纪50年代末，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先后成立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成分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芬尼亚社社员由于自己的密谋策略及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脱离爱尔兰人民的广大阶层，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特别是同改革运动联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这一运动的革命性质还是作了高度的评价，并曾极力引导这一运动走上群众斗争且与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1867年2—3月间，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武装起义遭到失败，在各郡分散举行的零星发动遭到镇压，许多领导人被捕并交付法庭审判。9月18日，为了营救两个被捕的芬尼亚社领导人凯利上校和迪集上尉，在曼彻斯特组织了对囚车的武装袭击。凯利和迪集逃跑成功，但在冲突中有一名警官被击毙。五人当场被捕，他们被控杀害警察并被判处死刑。判处死刑的事件在爱尔兰和英国引起了抗议浪潮。总委员会委员，其中包括法国通讯书记杜邦参加了这一运动。杜邦于1867年10月14日在巴黎报纸《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芬尼亚运动的文章。但是，声援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没有得到沾染了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观点的总委员会英国委员的支持。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改革同盟理事会里所采取的立场就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制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共同的策略，并在英国工人中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马克思坚持在总委员会中就爱尔兰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辩论时邀请了爱尔兰和英国报界的代表出席。
刊载于1867年11月16日《蜂房报》第318号上的总委员会这次会议的报道说：
“总委员会注意到的国内事务，除了一致通过的一项提案之外，都是些普通的例行公事。所说的这项提案就是下星期二晚上在原来开会的地点要进行的关于‘芬尼亚运动’的讨论。总委员会委员以及协会会员被邀请参加，还邀请并非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的朋友来参加。”
1867年11月19日和26日进行了讨论。——325
[454] 指洛桑代表大会记录的下述版本：《1867年9月2—8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67年拉绍德封版，《未来呼声报》印行。——325
[455] 这里指英国选举改革高潮时期于1866年6月27日、7月2日和23—25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326
[456] 英国于1866年掀起过抗议政府把爱尔兰政治犯当做普通刑事犯来虐待的运动。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
杜邦所称“假冒自由保卫者”是暗指英国自由党人，首先是格莱斯顿，他曾在报纸上揭露过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二世虐待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犯。——328
[457] 由于阿比西尼亚皇帝泰奥多尔二世逮捕了英国的喀麦隆总督和一群谋刺阿皇的欧洲人，引起了英阿之间的战争（1867—1868）。1867年4月，英国政府开始准备征讨阿比西尼亚。1867年11月19日，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宣战。——329
[458] 由马克思用英文起草的这个意见书的全文，没有在英国报刊上刊载过。总委员会记录本中有记载。马克思夫人手抄的，像一篇文章那样准备在报纸上发表的这个意见书的副本被保存下来了。这篇文章的法译文刊登在1867年11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上。——330
[459] 福克斯提出的决议案的全文，也能够在他1867年11月23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找到°马克思在他1867年11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这个议案是“荒谬的和没有内容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404页）。——332
[460] 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报道，能够在马克思1867年11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找到：
“如果你已经看过报纸，那你大概已经知道：1．国际总委员会为了芬尼亚社社员的事已向哈第送去了意见书；2．关于芬尼亚运动的辩论（上星期二）是公开进行的，而且《泰晤士报》也报道了这方面的消息。都柏林的报纸《爱尔兰人报》和《民族报》也都有记者在场。我到得很晚（大约两星期以来，我一直发烧，最近两天才退烧），而且实际上我也没有打算发言，这首先是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其次是由于情况复杂。但是，主席韦斯顿想硬要我发言，因此我建议延期，从而我被责成在本星期二发言。实际上我没有为本星期二的发言准备发言稿，而只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但是爱尔兰的记者没有到，我们一直等到9点钟，而我们开会的地方只能用到10点半。福克斯经我动员（由于委员会中的争执，他已经有两个星期不露面了，此外，他还送来一份表示不愿继续担任委员会委员并粗暴攻击荣克的辞职书），准备了一篇很长的发言稿。因此，会议开始后，我宣布，鉴于时间晚了，我把发言权让给福克斯。实际上，由于同时发生了曼彻斯特的处决，我们所讨论的‘芬尼亚运动’同当前的激昂和愤怒情绪连到了一起，这就会迫使我（而不是讲话空洞的福克斯）不按原计划对事态和运动作客观的分析，而必须爆发一阵革命怒吼。所以，爱尔兰记者的迟到和因此造成的推迟开会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不愿意同罗伯茨、斯提芬斯等这样的人物混在一起。
福克斯的发言是好的，因为第一，这是一个英国人讲的；其次，所涉及的仅仅是问题的政治和国际方面。但是正因为这样，它是很表面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403—404页。）
马克思为这一次总委员会会议所准备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发言的提纲保存下来了。——332
[461] 记录本上没有12月3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而1867年12月7日《蜂房报》第321号上刊载了关于这次会议的如下报道：
“由于住在伦敦的法国民主派召开了会议来抗议法国占领罗马，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只开了一个短会来处理行政事务。有几封寄给总书记的信，宣称在法国迪涅（下阿尔卑斯）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支部，马赛支部就总委员会给英国政府上书支持曼彻斯特芬尼亚社社员（可悲的是已经被处决了）一事，通过了向委员会衷心致敬的决议。通讯书记报告说，马赛支部很有可能已达到庞大的规模。在莱比锡，已在筹备出版一个由协会主办的工人周刊。试刊内容有计划和纲领等，将于本月出版；正式的周刊于明年的第一个星期开始出版。”——332
[462] 指用小册子形式出版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的英文版。这本小册子于1867年末在伦敦出版，标题是“国际工人协会章程”。——333
[463] 在1868年1月4日《蜂房报》第325号上的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加上了关于劳伦斯的发言的如下内容：
“他说，《泰晤士报》曾经挑剔过资产负债表上执行委员会开支的数额，不过就他所知，没有二次罢工费用这么少。执行委员会、各代表和代表团的费用，还不到总开支的6%，而且包括了扣除汇票以及邮票兑换成现金和兑换外币的损失。据社会科学协会的报告，普雷斯顿棉纺工人罢工总委员会的费用曾达15.5%。”——334
[464] 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出于蛊惑人心的目的，起初对国际在法国的活动还是相当宽容的，尽管它并未准许在法国成立国际的支部。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和第一个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革命无产阶级性质越来越明显，法国各支部的态度日益发生变化。警察开始注意他们了，政府的首次敌对行动就是在法国边境没收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文件。
1867年末，巴黎理事会理事们的家遭到了搜查，指望找到证明国际是秘密团体的证据。可是，这样的证据并未找到，而巴黎理事会理事们乃被指控为未经当局许可擅自结社。案件在1868年3月6日和20日由巴黎刑事法庭审理。在审讯期间，理事会15位理事（舍马勒、托伦、埃里贡、卡梅利纳、缪拉、佩拉桑、富尔努瓦斯、戈蒂埃、多蒂埃、贝拉米、热拉丹、巴斯蒂安、吉雅尔、德拉埃、德罗尔姆）宣布原来的理事会解散，并任命了新的人选。1868年3月8日，第二届巴黎理事会由布尔东、瓦尔兰、马隆、孔博、莫兰、朗德林、安贝尔、格朗容和沙尔博诺组成。于是导致了1868年5月22日的新案件即所谓“第二届理事会”案件的审讯。在这两次审讯中和两案在上诉法庭侦讯期间，被告们几乎全体拒绝用辩护律师而自行发言为理事会作辩护，并在发言中精辟地阐明了国际的思想。瓦尔兰阐述国际从1864年到1868年的历史的发言，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法庭宣布解散巴黎支部，并判处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罚金。对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的判决还要糟得多：被告都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和罚金。——334
[465] 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于1865年9月25—29日举行。上午，常务委员会委员与大陆的代表们举行联席会议，晚上举行公开会议。总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大陆的代表们出席。代表会议的工作包括9月28日纪念协会成立一周年的庆祝晚会，会上通过了告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代表会议的记录保存下来了，记录由克里默、勒·吕贝和豪威耳执笔。此外，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刊登在1865年9月30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4号上，在这篇报道中，提供了记录中疏忽了的某些事实。报纸的补充资料见下面的注释。——335
[466] 刊登于1865年9月30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4号的报道中说：
“三点钟，几个国家的代表首先到朗-爱克街共济会馆碰头，互相介绍并预先讨论了事务问题和财务问题。
下列代表出示了自己的全权证书：法国——席利、弗里布尔、托伦、瓦尔兰、利穆赞和克拉里翁诸位先生；瑞士——杜普莱克斯和贝克尔；比利时——塞扎尔·德·巴普；还有：杜梅尼尔-马里尼、马克思博士、埃卡留斯、列斯纳、考布、沙佩尔、韦济尼埃、杜邦、勒·吕贝、荣克、沃尔夫少校、博勃钦斯基、罗赫纳、博勒特等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波兰各团体在英国的代表们；英国代表中有克里默、德尔、奥哲尔、韦斯顿、豪威耳、肖、惠勒等代表他们的中央机构和附属团体出席。”——337
[467] 《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处理了一些预备性事务以后，代表们转移到滨河区阿德尔菲胡同8号，在这里举行代表会议。”——340
[468] 指的是日内瓦支部委员会1865年2月5日用德文和法文发表的呼吁书。标题为“关于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告瑞士全体工人、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团体书”和“致各团体主席先生和会员先生书”。德文呼吁书印成了传单，并转载于1865年3月11日的汉堡工人报纸《北极星》第300号上。法文呼吁书用石印印成了传单。呼吁书的两种文本不完全一致。——342
[469] 《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他们］已经有了使企业主因破坏合同和违反他们的法律而受审判的手段。”——342
[470] 《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他们在国际协会帮助下在他们的国家里已经做了很多事，今后将更加努力工作。在政治问题方面，他们赞成波兰的民族特性；在社会问题方面，他们赞成合作劳动，认为这能够为工人带来许多好处。他们反对土地私有制。”——342
[471] 《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一些外国代表主张出版国际的正式机关报，以便他们能够通过它向全欧洲，还有全世界的工人同志说明自己的观点……个别代表指出，如果一个周报没有国外的通信，他们的报纸就不可能在世界上产生最好的影响。”——343
[472] 《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马克思博士等人被选为这个部门的领导者——343
[473] 比利时在1835年通过了驱逐可疑的外国人的法律，每三年延期一次。不顾比利时报刊和公众广泛开展的抗议运动，在1865年6月底，这个法律竟然又作了第十次延期。——344
[474] 关于德国的情况见威·李卜克内西写给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344
[475]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关于代表大会延期的决定是总委员会1866年5月1日通过的。——345
[476] 《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他们须携有其选举人专门发给的全权证书。”——347
[477] 《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克里默的决议案得到了埃卡留斯的附议。——347
[478] 《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人数不少于30名工人。”——347
[479] 《工人辩护士报》的报道，引用了勒·吕贝在记录中没有记下的代表会议一些代表的发言：
“弗里布尔反对除了属于协会的团体之外的任何团体参加。但是，他赞成协会的所有会员都有权出席代表大会，并参加讨论。
拉萨西不赞成开门讨论；法国人不熟悉公开讨论的办法，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赞成这种办法。如果开门，会议就会旷日持久。不能那样，只有代表才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克里默先生赞成像我们下议院那样的开门讨论，但是，只有代表才能发言和投票。法国代表所倡导的方案，将完全毁掉代表大会的代表性。如果代表大会遵循代表制原则，欧洲人民就会谛听它的讨论，否则，就会讥嘲轻蔑地旁观。他不理解巴黎代表何以反对这种制度，要是在任何别的基础上，代表大会就会变成一幕滑稽剧。”——348
[480] 《工人辩护士报》关于下一步讨论的报道如下：
“席利赞成这项提议。即使波拿巴主义试图影响我们的讨论，也要在我们的方式下进行。
豪威耳竭力说服与会者，在废除代表大会的代表制原则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允许一个只给了钱而没有代表权的人，比另一个由500名会员选派的代表有更大的表决权，难道对吗？如果这次代表会议尽是英国代表，因而压倒大陆代表的意见和权威，难道他们满意吗？然而，这项提议的意思正是这样。他将投票赞成修正案。
韦斯顿先生等人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348
[481] 《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最后，一致通过了公民肖提出的下述修正案：’代表大会只由代表，即携有选派他们的协会各分会专门发给的全权证书的人组成'。”——348
[482] 1865年9月27日下午举行的常务委员会和代表们的联席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348
[483] 这个提议是由约·菲·贝克尔提交代表会议讨论的。——349
[484] 关于建立国际信贷团体的提议，是由卡特提出并由勒·吕贝附议的。在《工人辩护士报》的报道中，提议是这样的：“国际信贷基金或银行系统，应予建立，其经营形式和方法，容后解决。”——349
[485] 这个提议是由博勃钦斯基提出的，惠勒附议。《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说：“……并在本国的民主基础上恢复这个国家。”——349
[486] 德·巴普指的是受1861年改革所欺骗和掠夺的俄国农民广泛开展起来的运动。反映农民群众利益的“土地和自由”的口号，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H. 奥加略夫在俄国革命组织的代表参加下所写的、并在1861年6月1日的《警钟》上发表的《人民需要什么？》一文中提出来的。对于文章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文章所作的答复是：“很简单，人民需要土地和自由。”
19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全俄革命组织以“土地和自由”这个口号作为自己的名称。显然，德·巴普不仅了解表明俄国农民运动发展的事实，而且也从《警钟》、《土地和自由》杂志及其他来源中了解这个组织的存在和活动的情况。——350
[487] 德·巴普的话，《工人辩护士报》是这样报道的：“俄国农民的口号是‘土地和自由’，也应该成为波兰农民的口号……对于自由来说，法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一样危险。应该认为在比利时通过反对外国人的卑鄙法案，正是由于法国政府的影响所致，这个法案招致必须把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迁往日内瓦。”
德·巴普关于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的提议，得到了博尔达日的附议。——350
[488] 博勃钦斯基的发言，《工人辩护士报》转载得更为详细：
“在法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她的儿女为欧洲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她的儿女希望得到自由，这是他们热诚的、但可惜几乎是徒然的斗争的关键。国际的同情是不分民族的，但是，我们突出波兰，是由于她为自己的事业全力进行了斗争。她力图遵循两句诗：
民族要自由，自身须奋斗。
如果她遭到失败，那不是由于胆怯，因为她进行过壮丽的斗争。他们不应该把社会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因为政治改良必然是社会进步的先兆，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波兰是欧洲自由的关键；她无论如何应该是民主的，她赞成普遍自由。”——350
[489] 指的是1863年7月22日在伦敦圣詹姆士大厅为抗议镇压波兰起义而举行的大会。大会是由英国工联的领袖们组织的。克里默、奥哲尔、斯坦斯比等工联主义者，以及由托伦、帕拉尚、比巴耳、柯阿东和缪拉组成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是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成立大会的先导。
大会的报道刊登于1863年7月25日《蜂房报》第93号上。——350
[490] 《工人辩护士报》错误地报道了马克思提出宗教问题来讨论一事。后来，这给了乔·豪威耳在他一篇刊登于《19世纪》（1878年7月）上有关国际历史的诽谤性文章以借口，说马克思“提出宗教观念而播下了纷争和分裂的种子”。马克思揭露豪威耳时写道（见1878年8月4日《世俗纪事》）：
“总委员会的议程没有一个字谈到‘宗教’，然而，由于巴黎代表的坚决要求，为了万一需要起见，这道禁菜被列入了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菜单中，内容如下：‘各种宗教思想（而不是像豪威耳所歪曲的那样，是“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
巴黎代表提出的这一讨论题目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了。事实上，在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放弃了它，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165页。）——351
[491] 《工人辩护士报》上弗里布尔的发言是：·'他们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无情感的动物。问题是重要的，必须予以考虑。”——351
[492] 《工人辩护士报》上还有一段：“德·巴普赞成这项提议，但是，问题一定不要用或者天主教会或者基督教会这种特有的狂热的眼光来观察。”——351
[493] 《工人辩护士报》报道中还有：“托伦认为回避问题就是软弱的表现。为了我们议程的完整，必须保留它。这样，我们就会有社会进步、政治进步和宗教进步的广泛基础。”——351
[494] 第二天，即1865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举行了纪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一周年的庆祝晚会。1865年10月7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5号刊登了关于这次晚会的如下报道：
“代表会议（本报上一期已有关于会议的详细报道）以星期四晚在圣马丁堂举行的极为成功的庆祝晚会结束了它的议程。
大厅用各国的旗帜装饰十分得当，美国的星条旗悬放于显眼之处。晚会有三项目的：第一，庆祝协会成立一周年；第二，欢迎大陆的代表；第三，通过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祝贺联邦军队的胜利和消灭奴隶制。300多人围案而坐，举行友谊茶会，看来，对茶会的社会性质，大陆的代表们同他们的英国朋友们有同样的评价。
茶会由公民奥哲尔（主席）主持。他说，由于英国和欧洲各国工人阶级渴望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结束横行于波兰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暴政，协会应运诞生了。它由几个工人草创，现在已成长为一个伟大的组织，在它的队伍中有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波兰的代表，在这些国家里还吸收了大量的会员。协会发表的宣言广泛流传，其中阐明的原则在广大有觉悟的生产者阶级中得到了赞同。协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各民族间的友爱感情，消除民族仇恨，以遏制各国政府发动战争。各国政府间的战争只是为了噬血目的和引起各国和各民族的纷争，而各国和各民族的利益却是要联合起来。若是这种联合更早些实现，波兰和匈牙利的自由难道会被蹂璃吗？难道法国政府就能够干涉意大利的事务，征服罗马共和国这一该国所曾建立的最纯正的政体吗？（掌声）他最后坚定地向大会呼吁，并通过新闻界向全国呼吁，要促进协会的发展，协会的目的是全世界的解放和全人类的振兴。（欢呼）
接着，主席请公民克里默将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提出来通过。由于时间仓促，我们不得不把它延期到下周再发表。
公开信宣读后，掌声雷动。公民克里默说，一年前的今天，正是在这幢大厦里，不过是在比我们现在集会的这个堂皇大厅要小得多的厅堂里，国际工人协会宣告成立了。我们今天在这里为在12个月来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而互相祝贺。那时候，我们默默无闻，现在，我们名享全欧，美国也有许多朋友；那时候，我们是三三两两，现在，我们是千千万万；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原则，现在，我们有一个为全欧洲所接受的共同纲领；那时候，我们彼此分离，现在，我们联合起来了。他相信协会必有光明美好的未来。就在这个大厅里，曾经举行过一次声称是工人示威的晚会，他参加了这次晚会，会上只有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讲话，可是这一回情况完全相反，只有工人在会上讲话了。实际上，成功的秘诀就在这里；工人不需要别人的庇佑，却已下决心自己张罗自己的事情。（欢呼）这天晚上，美国国旗像上次一样，悬挂突出，因为它是自由的土地和自由者的祖国的象征。在美国，亡命者和苦难深重的劳动者能找到安身之所。协会——这天晚上庆祝它的周年纪念——有向美国人民致贺的特殊权利。他们以前给美国人民写过公开信。当着英国的贪婪鬼和自由制度的仇敌咒骂美国政府和侮谩美国人民的时候，该协会忠于其原则的会员就向他们大洋彼岸的兄弟们致书表示过同情，还收到了他们致谢的复信。现在，美国已经荡涤了奴隶制度的污秽。南方人曾抛弃选票而诉诸子弹，而现在他们在这两方面都被打败了。本协会的卓越活动家们，即使是在共和国最黑暗的时刻，也从未对最后胜利感到失望过。当向他们宣布‘民主制度经受考验’时，他们接受了挑战，等待着现在已经来到的结局。民主胜利了，奴隶制度灭亡了，共和国得救了。过去四年中时常遭到欧洲特权阶级侮谩的这面旗帜，仍将在全世界自豪地飘扬，它是自由的象征，它是被压迫者的希望。他重复了他愉快地提出来通过的这封公开信中每一句祝贺之辞。他以在不久前的美国的斗争中如此广为传诵的美丽诗句来结束：
一经开始的争取自由的战争，
由浴血的祖先传与了子孙，
虽然常常失败，终必获得全胜。（欢呼）
查理·布拉德洛先生赞成通过公开信，他说，它不仅反映了这次大会的感情，而且也反映了欧洲工人的感情。他们那天晚上是作为欧洲工人的代表来集会的，他们受命于并代表着全欧千百万正直的劳苦大众来发言。总的来说，他对公开信的思想和协会的目标深表同情。在他们头上飘扬着的，不光是一面美国旗；他还能够看到一面旗帜在无言地表达着他们最为朝思暮想的强烈愿望——威尼斯和罗马的自由。（热烈而长时间的欢呼）为了实现普遍自由，人们必须懂得自己的责任和争得自己的权利。我们必须力求某种较之单纯的民族特性更为崇高的东西。那居住在波河、塞纳河和泰晤士河沿岸的人民，还没有给他们尊严或自由的权利。这不行。一定要诚实、廉正和有才智。我们绝不容忍帝王们利用我们作为他们追求自私目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工具。过去，他们这样利用过我们，让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吧！（欢呼）坚强的臂膀本来能够把被称为王冠的金饰物件一下子打得粉碎，然而，它因踌躇而失去锐气；那物件重又获得对软弱者、迷信者、愚昧者的支配权，并借助于宫廷寄生虫的私欲，再来压迫人民。（喝彩声）让他们忠于自己的原则吧！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真理和正义将获得胜利！（鼓掌）
接着，这封公开信在一片喝彩声中被通过。
接着，一位法国代表托伦先生用法语在会上讲了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向协会保证，在法国，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他们的各种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经过考验的民主战士菲力浦·贝克尔用德语讲话。他说：各位代表以全世界工人的名义集会，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是劳苦大众的解放。他所理解的解放，不是零零碎碎的改良，而是摆脱一切形式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桎梏的完全自由。工人阶级的解放意味着劳资间的和平；意味着劳动的占有者也应该是资本的占有者一不是以个人身份占有，而是作为为自己劳动的合作集体来占有。他接着简略描述了波兰的罪孽，还说到，至关重要的是：欧洲必须用恢复波兰独立的方法来制止俄国的侵略。
比利时代表公民德·巴普接着讲话。他说，协会将给19世纪打上自己的烙印。它的影响，甚至迄今为止所曾发生的影响，就已经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了。工人的命运向来是辛苦劳作、偿还债务和过早夭亡。然而，就永恒正义说来，劳动果实只应属于生产者。只有他才应该占有财富，因为只有他才生产财富。现在的事实恰恰相反。无数的工人忍饥挨饿，以便一小撮懒虫得以安乐终生。在比利时，天主教僧侣丑恶已极；他不［知道］新教徒怎样。据说，他们甚至更加令人不能容忍。他并不清楚这些，但他知道他们作为社会集团，对于维护现状，都是一丘之貉。他的讲话极具说服力。他最后表示心愿说：‘希望本协会成为一切诚实的人们能够联合起来的一个环节，通过他们的联合来消灭贫穷、痛苦、无知、淫秽和犯罪，以及一切阶级差别；愿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诚实的工人。’（热烈欢呼）
波兰联合会的代表公民博勃钦斯基也向大会发表了言简意赅的讲话。
讲话结束时，一面非常大而美丽的三色旗悬挂在台上，旗上缀有下列名字：意大利、波兰、匈牙利、马志尼、加里波第。这时，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讲话与加里波第乐队和德国工人合唱团表演的音乐、歌唱节目相交替，《马赛曲》和另一些节日表演得尤其成功。
然后，大厅腾出来举行舞会，舞会兴高采烈。持续达数小时之久。
夜间2点钟，常务委员会和代表们在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开会，公民克里默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代表们由于他干练地举办了这次晚会，并且取得了他们那天晚上所亲眼看见的辉煌成功，向他表示感谢。”——352
[495] 指的是1865年9月28日周年庆祝会上通过的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公开信。——352
[496] 李卡克内西用英文写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没有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宣读。马克思1865年11月21日给李卡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至于你的报告，我没有向代表会议宣读，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得太多了。”——353
[497] 指的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它每年同法国流亡者一道举行一次纪念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大会。——356
[498] 总委员会1865年1月24日会议上的报告，是由马克思根据李卜克内西1865年1月21日的来信所做的。他在李卜克内西来信的字行间用英文写了这个报告的草稿。——363
[499] 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363
[500] 这个札记保存在马克思的笔记本里，是席利1865年2月25—28日给马克思的一封详信中个别部分的译文。从马克思1865年3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札记是为了向3月4日举行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作报告用的。括号里是马克思引用席利信中的页码。在笔记本里，还有马克思起草的关于巴黎支部的冲突的决议的原稿。——364
[501] 从席利的信中可以看出，勒福尔在2月24日早晨曾表示担心“波拿巴分子也许要骗”巴黎理事会的理事们，认为自己作为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的辩护人的使命就是要保证反对这一点。札记中说的2月25日的事件，是在24日发生的。——364
[502] 1865年3月12日，荣克通知马克思，他已被委托起草一个关于巴黎支部冲突的概略，以便通报法国的国际会员，并要求马克思在这件事上帮助他。马克思在3月13日告诉荣克，他愿意帮他的忙；3月18日，他会见了荣克，并把他写在三张纸上的便函给了荣克。根据他们的讨论，写在第一张纸背面的最后一段，部分是马克思的手笔，部分是荣克的手笔。——365
[503] 指的是对委派席利为总委员会在巴黎理事会的代表的抗议。抗议由一群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勒·吕贝、博尔达日、德努阿尔、博凯）署名，并在总委员会1865年3月14日会议上宣读过。从荣克3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遵循马克思便函的指导，荣克向总委员会委员们说明了情况；他得以分化勒·吕贝集团，结果，勒-吕贝和德努阿尔在4月4日退出了总委员会。——365
[504] 这个简记是厄内斯特·琼斯1865年3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的一个概略。因为马克思启程去德国，未能亲自根据这封信向总委员会报告。这个概略写在关于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给海·荣克的便函中一张纸的背面。——369
[505] 这篇札记是马克思记在一本有关他在6月20日和2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的笔记本里的。——370
[506] 这份1866年1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是马克思记在一张单页上的。——371
[507] 这个提纲是马克思为他要在总委员会发言准备的。1867年11月19日开始的对爱尔兰问题的讨论，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改在11月26日的下一次会议上举行，马克思打算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但是，在11月23日，三名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在曼彻斯特被处决。马克思认为，在处决使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他的发言不适用了。他把发言权让给了彼得·福克斯，而且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由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出面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谴责英国政府的血腥行为有重要意义。马克思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作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中，利用了这个未作的发言提纲和准备提纲时所收集的材料。——372
[508] 指长期会议在1652年8月12日，即在镇压了1641—1652年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之后通过的殖民法令。这个法令从法律上巩固了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建立的血腥的暴力和恐怖的统治制度，并且准许英国资产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大批地掠夺爱尔兰土地。根据这项法令，大多数爱尔兰人被宣布犯有“暴乱罪”。“罪犯”中甚至包括那些虽然并未直接参加起义，但是没有对英国表示应有的“忠诚”的爱尔兰人；被宣布为“罪犯”的人按参加起义的情节分成几类，分别受到残酷的镇压、判处死刑、驱逐出境、财产充公。1653年9月26日，对殖民法令又补充了一项新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将财产被充公的爱尔兰人强迫移至荒凉的康诺特省和克莱尔郡，并规定一种制度将充公的爱尔兰人的土地分配给议会的债权人、英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这两个法案都巩固并扩大了英国大地主势力在爱尔兰的经济基础°——373
[509] “Habeas CorpusAct”（人身保护法）是英国议会于1679年通过的。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逮捕令必须说明理由，同时被捕者必须于短期内（3-20天）送交法庭，否则即须予以释放。这一法令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373
[510] 1867年11月19日，英国女王向议会致词时曾经用这几个字评价芬尼亚运动，马克思也就借用这几个字形容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的血腥政策。
《纪事》（The Chronicle）是英国天主教派的周刊，1867—1868年在伦敦出版。——373
[511] 1840年，路易·波拿巴在布洛涅发动没有成功的政变时，枪伤了一个政府的军官。恩格斯在1867年11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这一事件，他指出，英国统治阶级因同样的行为（并且是莫须有的罪名）把芬尼亚社社员送上绞架，而同时对戴上了皇冠的罪犯一拿破仑第三却奴颜婢膝，卑躬屈节。——373
[512] 谷地制（Com Acre System）是爱尔兰特有的土地使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较大的租佃者一通常是投机中间人——将土地划成半英亩或一英亩的小块，以极苛刻的条件转租给最贫困的租佃者和雇农。18世纪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出租的小块土地种植谷类作物，这个名称即由此而来。——376
[513] 马克思在分析“清地”给爱尔兰农民造成的灾难时，在这里提到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即18—19世纪初英国和苏格兰贵族用暴力驱逐“盖尔人”（苏格兰山地居民）。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评述，见《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8卷第569—576页）以及《资本论》第1卷第24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797—801页）。——377
[514] 这里指英国政府在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加给爱尔兰的英爱合并。于1801年1月1日生效的合并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且废除了爱尔兰议会。合并使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臻于巩固。尤其是实行合并的经济后果之-取消了18世纪末爱尔兰议会为维护新生的爱尔兰工业而制定的保护关税政策，这一来爱尔兰工业便完全凋敝了。——377
[515] 这是指19世纪前几十年中争取取消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的运动（天主教徒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在爱尔兰，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以丹尼尔·奥康奈尔为首的自由资产阶级，他们用解放天主教徒的口号来争取农民的支持。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1829年才结束，那时天主教徒获得了担任某些政府职位和选入议会的权利；同时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却提高了四倍。——377
[516] 指改革同盟在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上的错误立场。——379
[517]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不管有多么大的发展，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不可避免地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人争得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尝试进行合作劳动的重大意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工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合作劳动的伟大社会试验证明，大规模的生产没有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资本家对劳动工具的垄断和对工人的掠夺阻碍了生产的有效进行，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马克思同时指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但资本家和地主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设置种种障碍来限制合作劳动，而被局限于狭隘范围的合作劳动不可能使工人群众得到解放，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马克思还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并再次发出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大会由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来自巴黎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代表以及欧洲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提出一份文件，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主义者约·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由朱·马志尼制定并由路·沃尔弗译成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这个文件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小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完成文件起草工作，他在10月21—27日之间用英文拟定了《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于10月27日得到小委员会的赞同，同年11月1日被临时委员会一致通过。临时委员会依据临时章程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后改称国际总委员会，在1866年9月8日以前通称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上。1864年11月，宣言和临时章程用英文原文印成小册子在伦敦出版。1864年11月上半月，《成立宣言》由马克思译成德文，并于当年12月21、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刊出。后来相继出版了《成立宣言》的法、意、匈、俄、西、葡等文本。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并经马克思本人校勘过的。
收入本卷的《成立宣言》以1864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为依据。英文原文与马克思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宣言曾由郭大力译成中文，1951年12月发表于《新建设》第5卷第3期。——383
[518] 这些引文出自英国财政大臣威·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讲话，讲话以“预算”为标题，全文发表在1864年4月8日《泰晤士报》第24841号以及伦敦的其他日报上。——383
[519] 勒杀犯是一种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19世纪60年代初这种行劫事件在伦敦经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问题。——383
[520]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
文中提到的蓝皮书指《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2卷。——384
[521] 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南部各蓄奴州海港，严格限制美国棉花出口，致使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因棉花供应中断而出现棉荒，欧洲大部分棉纺织业陷于瘫痪。1862年英国有75%以上的纱锭和织布机停工，纺织工人接连两三年陷于全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生活状况严重恶化。60年代初期欧洲的歉收更加重了工人的贫困，然而欧洲的无产阶级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仍然坚决地援助了美国北部各州。
美国内战即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联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克（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384
[522] “完全陷于有产阶级”出自威·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讲话，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于70年代围绕这句话大肆诽谤马克思而为大家所熟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年4月17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而在经过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辩论录》中却省略了这句话，布伦坦诺便以此为借口，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给格莱斯顿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进行了反驳。
马克思去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于1883年11月又提出同样的指责。爱·马克思于1884年2月和3月在给《今日》杂志的两封信中，后来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德文第四版的序言，以及1891年在《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一文中，都彻底地揭露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诽谤性言论。——386
[523]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389
[524]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389
[525] 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沙·克劳福德1835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废除租约时，对租佃者在土地改良方面的开支予以赔偿。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决。1847、1852和1856年，该法案又多次被重新提出讨论，均被下院否决。——391
[526] “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出自首相帕麦斯顿之口，他于1863年6月23日在议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讨论爱尔兰租佃者权利问题时以嘲弄的口气讲了这句话。以约·马圭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获得对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称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391
[527] 指美国内战期间，从1861年底到1862年初英国工人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谓的特伦特号事件而变得异常激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并逮捕乘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上，工人们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战争叫嚣，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未能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391
[528]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是在总委员会1864年11月1日会议通过的。——393
[529] 马克思写的这篇《更正》中所谈到的大会是在1865年3月1日于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在准备举行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一周年的这次大会方面，总委员会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其中包括伦敦的自由党日报《每日新闻》，只叙述了比尔斯、利弗尔逊等资产阶级激进派在会上的发言，对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决议和总委员会委员福克斯和埃卡留斯的发言却只字不提。1865年3月4日《蜂房报》第177号刊登了关于大会情况的完整报道。马克思写这篇《更正》时曾利用过这篇报道。他的这篇《更正》是写给转载过英国报纸的歪曲报道的苏黎世报纸《白鹰报》的。
保存下来的这篇《更正》的手稿，马克思把它附在1865年4月14日给海·荣克的信里，荣克作为瑞士通讯书记，应当把它附函寄给报纸。这篇《更正》刊登在1865年4月22日《白鹰报》第4S号上，署名是海·荣克。——396
[530] 《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是马克思根据总委员会1865年5月2日的决定起草的，并在总委员会5月9日会议上通过。——397
[531] 关于起草邀请英国各工人团体加入国际的公开信的决定，是在总委员会1865年6月6日会议上通过的。——400
[532] 工业报公司的这封公开信是1865年8月下半月由总委员会的五个委员——奥哲尔、惠勒、沃利、考布和埃卡留斯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并为公司理事会在1865年8月22日有马克思出席的会议上所批准。公开信刊登于1865年9月2日的《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130号上。——404
[533] 这个文件是与工业报公司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同时起草的。募股书刊载于1865年9月1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2号及以后几号上。——406
[534] 总委员会关于召开伦敦代表会议的通告，印了两种传单。两种传单的正文几乎完全相同。在第二种传单中，载有可以从他们那里领到参加9月28日纪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一周年庆祝晚会入场券的总委员会委员的名单。此外，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通告（没有列议程）还在1865年9月9日、16日和23日的《工人辩护士报》第131—133号上分别刊登过。——410
[535] 关于1865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举行晚会的通告，是由总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印发的。——412
[536] 告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是在1865年9月28日庆祝会上通过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际的英国会员和来自法国、瑞士、比利时的出席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民主派流亡者和革命流亡者的代表。由克里默代表总委员会提出的告美国人民书获得了一致赞同。9月29日，在常务委员会同大陆代表的联席会议上，通过决定将告美国人民书寄给协会各支部。告美国人民书刊登于1865年10月14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6号上。——415
[537] 总委员会英国委员就日内瓦代表大会问题致联合王国工人的呼吁书，是由克里默受常务委员会委托起草，并于1866年1月16日由总委员会批准的。呼吁书刊载于1866年2月3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52号，也用传单散发过。——417
[538] 1863年7月22日会议后，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它被委托以英国工人的名义写一封致法国工人的公开信。这封由奥哲尔起草的公开信，1863年11月在老贝利区贝尔旅馆举行的工联会议上被批准，并刊载于1863年12月5日《蜂房报》第112号上。——417
[539] 给《弗尔维耶回声报》编辑的信是由荣克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的，并且由马克思校阅过。荣克1866年1月15日和26日写给马克思的信证明了这一点。信是写来答复韦济尼埃在该报发表的反对总委员会的诬蔑性言论的。——420
[540] 十二月十日会（Société Du Dix Decembre）——1849年成立的波拿巴主义的团体，其成员多半是游民。——426
[541] 参看注释255。——427
[542] 这个文件是由福克斯根据总委员会1866年2月20日和3月6日会议关于爱尔兰政治犯问题的讨论起草的。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文件由奥哲尔署名，并刊登于1866年3月10日《共和国》第157号上。——430
[543] 《警告》是马克思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针对在爱丁堡裁缝罢工期间把德国和丹麦的裁缝输入苏格兰一事而起草的。——436
[544] 这篇呼吁书曾在总委员会1866年6月5日会议上讨论过。——438
[545] 《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是马克思为国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写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总委员会在7月17日曾通过一项决议：详细制定和讨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7月31日，马克思代表常务委员会就这个议程作了报告。稍后，指示用英文写成，并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马克思所写的指示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曾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宣读。——441
[546] 1866年8月，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曾宣布，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把劳动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绝对的必要条件。——444
[547] 这个文件是各工人团体要求加入国际协会的申请书的格式。——454
[548]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组织条例》是日内瓦代表大会在1866年9月5日和8日的会议上通过的。章程以马克思于1864年10月起草的临时章程为基础。组织条例是在日内瓦代表大会期间由埃卡留斯为其成员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拟定的。本卷里的章程和条例是按照马克思曾积极参与出版的1867年英文版刊印的。章程和条例用德文发表于1866年9月《先驱》第9期。此外，组织条例还刊登于1867年5月1日《国际信使》（英文版）第17号和1867年4月27日《国际信使》（法文版）第17号。——458
[549] 这个声明是由福克斯起草的。总委员会曾于1867年1月1日委托福克斯筹备出版关于法国警察没收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文件的材料。——463
[550] 这个传单是为了筹备在伦敦剑桥大厅举行大会来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四周年而散发的。第一项决议案是扎比茨基提出的，第二项是马克思提出的，第三项系法文是贝森提出的，第四项是福克斯提出的。——463
[551] “会议桌上的波兰”（Congress Poland）是对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割给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465
[552] 这篇呼吁书是埃卡留斯根据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的。——466
[553] 这篇英文呼吁书是由总委员会于6月4日委任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马克思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未能参加起草工作。——471
[554] 指参加组织工人群众性改革运动的国际的英国会员。——471
[555] 这个文件是由拉法格翻译的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的法文本。拉法格在1867年7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委托担当翻译工作。这个文件由马克思校订过。——473
[556] 这是指1867年2—3月间巴黎青铜匠和裁缝的罢工。——474
[557] 皇家英国工联调查委员会是因为工联的积极性日益增长而于1867年2月建立的。开始这个调查的时候，统治集团是指望宣布工联为非法，或者至少限制它们的活动。为了对付政府的这个措施，工联在全国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于1867年3月5—8日在伦敦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没有能够对工联提起控诉。——474
[558] 这个报告在本卷中是按照1867年9月14日《蜂房报》第309号刊印的。报告的英文全文与《向1867年9月2—8日在洛桑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宣读的报告》（1867年拉绍德封版）小册子中的法文全文不同。而且，英文中略去了关于国际法国、瑞士、比利时和美国支部情况报告的部分。关于美国情况报告的部分，这里按照记录本中福克斯的手稿作为单个文件刊印。——477
[559] 往下，法文版有下述关于法国、瑞士和比利时三个支部的报告：
法国
总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同例如法国那样一些国家的独立分部通信，因为在那里限制性的法律不许可无阻碍地建立活动中心。
前面已经说过，总委员会想把印有国际协会章程和条例的会员证运进法国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法国当局的行动而遭到失败；他们没收了我们的东西，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这种犯法行为。但是，法国当局所制造的障碍绝不止于此。我们的通讯员请求允许印发我们的章程和条例也白费力气；他们唯一的答复总是最坚决的拒绝。
里昂委员会在1866年召开了几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500多名会员，而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它没有得到召开全体会议的许可。结果是，里昂的会员在当权人物面前表现的英勇不屈精神，甚至使瞎子也能清楚地看出法国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工人得到解放。
应当指出这样一种惊人的情况：这些障碍，这些无理取闹，一分一秒也没有阻挡住我们的协会取得胜利。
在维埃纳（伊泽尔省）本来只有80名会员，现在有500多名了。在索恩河畔讷维尔，我们的一个分部成立了两个消费合作社，这样便吸引了农业工人实际地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而从前人们硬说农业工人不喜欢这样做。
我们驻卡昂的通讯员报道说，这个城市里的工人联合会日益巩固。由于这种团结一致，马具匠、机械工人、制革工人、鞍匠、铁匠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人争取到了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把工作日缩短一小时。
在菲沃（罗讷河口省），国际协会拥有大量的矿工会员，他们不久前的罢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今年8月5日总委员会获悉，在菲沃也组织了委员会。我们把这一胜利归功于马赛委员会委员公民瓦瑟尔的勇敢的宣传，他在今年7月21日给我们的信中写道：
“资本和劳动之间正在进行斗争，这是-·场可悲而又可笑的斗争：-·边是一帮官吏和职员到处进行宣传，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国际协会；另一边是几个精力充沛和忠心耿耿的人坚持不渝地反击我们的敌人的进攻，并在工人队伍中传播独立和正义的思想/
他在结尾时补充道：
“任何人的权力都不能铲除我们在国内培植起来的解放思想·因为我们的敌人不得不同两种难以克服的力量作斗争：同权利和意志作斗争
最后，工人懂得：有志者事竟成，只有依靠自己本身，才能取得自己彻底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
现在我们把在上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有的分部，以及它们在1866年和1867年交款的总额列表如下：
交款总额 交款总额
英镑 先令 便士 英镑 先令 便士
巴黎…………… 4 — — 格朗维尔……… — — —
卡昂…………… 1 — — 阿让唐………… — — —
里昂…………… 11 12 —
波尔多………… 3 9 — 代表大会后新成立的分部
鲁昂…………… — 4 5 巴黎的装订工人… 14 4 —
瓜德罗普岛…… — — — 卡斯泰尔诺达里… — — 一
维埃纳…………… 5 7 6 欧什…………… — — —
索恩河畔讷
维尔邦丁………… 1 5 3 奥尔良…………… — — —
圣但尼…………… — — 南特……………… — — —
皮托……………… — — — 维尔弗朗什……… — — —
讷夏托…………… — — — 马赛……………… — — —
利济厄…………… — — — 菲沃……………… — — —
孔代叙努瓦罗…… — — — 哈佛尔…………… — — —
哈考特-梯叶里… — — — 阿尔及尔………… — — —
瑞士
我们从瑞士只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在那里也像在英国一样，国际协会的工作是吸收工人团体，也尽可能多吸收单个的人。
不过应当看到，在瑞士每个工人团体的人数比英国的少。成立分部的城市有：日内瓦、卡鲁日、洛桑、沃韦、蒙特勒、纳沙泰尔、拉绍德封、勒洛克勒、圣克罗伊、圣伊米耶、松维利耶、比安、穆捷、邦库尔、苏黎世、韦齐孔、巴塞尔、伯尔尼、特拉姆兰、莱布勒吕和莱布瓦。
1866年和1867年从这些分部收到的钱
交款总额
英镑 先令 便士
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 4 一 一
日内瓦（德语区支部）………………… 1 7 9
拉绍德封………………………………… 2 4 —
勒洛克勒…………………………………— 17 10
比利时
比利时通讯书记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报告
公民们：
我和比利时的通信是从编筐工人罢工的时候开始的。关于这件事情我曾写给公民万丹胡亭一封信，这封信一星期后在《人民论坛报》上刊登出来。我以总委员会的名义通知他关于编筐业主的代办从伦敦出发去招募比利时编筐工人的事。我在信中告诉他，必须用我们组织的力量去粉碎这个代理人的计划，而且为了表示团结一致，比利时工人必须拒绝任何招募，以便保证自己的英国弟兄获得胜利。
接着我又告诉公民万丹胡亭，有几个比利时编筐工人返回祖国了，他们是由于相信了业主们后来并未兑现的诺言而到伦敦来的，我还向他述说了英国编筐工人的兄弟情谊。在信的结尾我着重指出，总委员会的活动对于工人战胜业主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的出版问题我曾和公民布里斯梅通过信。这次通信没有任何结果，因为我按总委员会的指示向他请求贷款，而这是他所不可能提供的。我最近写的一封有关此事的信没有得到答复。显然，对公民布里斯梅（他的忠诚是尽人皆知的）来说，正式拒绝我们是非常难堪的；我认为这就是他沉默的原因。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比利时雪茄烟工人的信寄给了公民万丹胡亭，请他加以广泛的宣扬，对总委员会关于沙皇到巴黎的决议，我也是这样处理的。我把总委员会关于伦敦裁缝罢工的决议通知了布鲁塞尔局，决议中建议比利时的裁缝无论如何不要到伦敦那些发生罢工的工厂中去工作，并希望全体比利时工人发挥团结精神，给予伦敦裁缝以物质支援。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通告寄给圣吉耳6号的公民德·维特，并寄给布鲁塞尔的公民万丹胡亭，请求他们以最大的注意力对待这个通告并尽量广泛地传布它。
总而言之，我完成了总委员会指定我做的一切，而且敢于说我一次也没有收到来自比利时的任何责难。我把收到的几封信附在这个简短的报告后面。至于通信的费用，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对协会的一点捐助。
敬礼和兄弟情谊！
贝森——487
[560] 指国际铸工联合会。——487
[561] 法文版在这句话之后有如下的签名：
代表总委员会：
主 席 奥哲尔
总 书 记 埃卡留斯
财务委员 威·德尔
财务书记 肖
通讯书记：欧·杜邦（法国）
卡·马克思（德国）
扎比茨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彼·福克斯（美国）
贝森（比利时）
卡特（意大利）
保·拉法格（西班牙）
汉森（丹麦）——488
[562] 福克斯起草的这个报告，有其手稿插在总委员会记录本中。本卷即按这个手稿转载它的文字，除了几个细节，与报告的法文版一致。——488
[563] 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致格桑—哈第大臣的意见书正文在记录本里，并以马克思夫人燕妮手抄的副本形式被保存下来了。这个手抄副本像写成一篇文章那样准备送给报纸，实际上并没有用英文发表过。这篇文章的法译文刊载于1867年11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63号。——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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