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5卷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文件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517]

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



工人们！[1]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850年，不列颠资产阶级一家温和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50%，这个国家里的贫困现象就会消灭。其实不然！1864年4月7日，财政大臣曾用下面这样的报告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863年已经增加“到443955000英镑！这个惊人的数额几乎比刚刚过去的1843年时代的贸易额多两倍！”虽然如此，财政大臣还是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道：“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的生活！” [518]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他们在北部正逐渐被机器所取代，在南部正逐渐被牧羊场所排挤；可是羊群在这个不幸的地区也在减少，不过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没有重复贵族阶层的最高代表诸君在惊慌失措中刚刚脱口说出的话。当“勒杀犯”[519]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要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用报告书形式加以公布。真实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520]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湘，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厂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000格令[2]碳素和1330格令氮素，才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发生饥饿病的界限上；其次，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3]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4]内。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5]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口粮还坏，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1/5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1/3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萨默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现象。”官方报告书中补充说：“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么，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取得这点菲薄食物而付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非常长久的。”
　　报告书举出了一件奇怪和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各个部分中，，—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正是在英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萨默塞特郡的农业工人，也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通知下院说：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6]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辞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522]
　　如果你们想知道，产生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条件过去和现在怎样使工人阶级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厂情况的描绘吧！[7]请你们把这一描绘同1863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
　　“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不健康的儿童，将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斯塔福德郡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8]
　　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工人的申诉》[9]③吧！当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作例证的矛盾的陈述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工厂视察员说：当兰开夏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日向下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每年收入按收税员的估计在5万英镑以及5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从67人增加到80人。从同一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到，大约有3000人每年共收入25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总收入还要大。翻开1861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1851年的16934人，减少到1861年的15066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十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今后仍将如此迅速地继续下去，那么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像在罗马帝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时尼禄皇帝听说阿非利加省有一半土地属于6个所有者，就曾露齿狞笑。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的事实”，是因为英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占欧洲第一位[10]。请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力浦的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过英国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海峡彼岸的那些更不幸的同伴们好些。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11]就工人阶级的少数来说稍微有些提高，但就大多数来说，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正如就伦敦贫民院或孤儿院的被收容者来说，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花7英镑7先令4便士，到1861年要花9英镑15先令8便士，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12]，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就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到了拉芒什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结果造成了不列颠无产阶级队伍的不可弥补的减员。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523]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说过去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人阶级之间过去在行动上没有过一致，那么现在至少在失败上是一致的了。
　　虽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不是白白地过去的。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
　　英国工人阶级经过30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泌的通过。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为大家所公认。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但是工人的这一措施的奇迹般的成就，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颇有名气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其中也有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13]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14]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没有那个雇佣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15]，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际上是从并非1848年发明的，而是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
　　同时，1848—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16]，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效，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于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曾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促进劳动解放，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525]维护者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526]。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17]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在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下，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527]。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马克思写于1864年10月21日和27日之间
载于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质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
原文是英文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15页




[*]

[1] 在1866年伦敦出版的小册子中是“工人朋友们”。

[2] 1格令＝0.065克。

[3] 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的构成元素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质或动物质的形态供给；例如马铃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小麦面包则含有相当分量的碳素和氮素。——马克思原注

[4]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第13—17页。

[5] 在德文版中加有“每年”。

[6] 马克思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讲话。

[7]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第25—29页。

[8]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24页。

[9] 休·特里门希尔《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附证词》1862年伦敦版。

[10] 在德文版中加有“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代表欧洲”。

[11] 在德文版中加有“也就是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

[12] 在德文版中加有“化学上的发现”。

[13] 在德文版中是“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

[14] 在德文版中不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

[15] 在德文版中是“低级的社会形式”。

[16] 在德文版中加有“就像工人阶级最卓越的领导者们在1851年和1852年谈到英国合作运动时已经断言的那样”。

[17] 在德文版中加有“各国”。

[517]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不管有多么大的发展，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不可避免地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人争得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尝试进行合作劳动的重大意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工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合作劳动的伟大社会试验证明，大规模的生产没有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资本家对劳动工具的垄断和对工人的掠夺阻碍了生产的有效进行，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马克思同时指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但资本家和地主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设置种种障碍来限制合作劳动，而被局限于狭隘范围的合作劳动不可能使工人群众得到解放，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马克思还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并再次发出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大会由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来自巴黎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代表以及欧洲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提出一份文件，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主义者约·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由朱·马志尼制定并由路·沃尔弗译成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这个文件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小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完成文件起草工作，他在10月21—27日之间用英文拟定了《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于10月27日得到小委员会的赞同，同年11月1日被临时委员会一致通过。临时委员会依据临时章程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后改称国际总委员会，在1866年9月8日以前通称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上。1864年11月，宣言和临时章程用英文原文印成小册子在伦敦出版。1864年11月上半月，《成立宣言》由马克思译成德文，并于当年12月21、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刊出。后来相继出版了《成立宣言》的法、意、匈、俄、西、葡等文本。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并经马克思本人校勘过的。
　　收入本卷的《成立宣言》以1864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为依据。英文原文与马克思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宣言曾由郭大力译成中文，1951年12月发表于《新建设》第5卷第3期。——383

[518] 这些引文出自英国财政大臣威·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讲话，讲话以“预算”为标题，全文发表在1864年4月8日《泰晤士报》第24841号以及伦敦的其他日报上。——383

[519] 勒杀犯是一种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19世纪60年代初这种行劫事件在伦敦经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问题。——383

[520]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
　　文中提到的蓝皮书指《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2卷。——384

[522] “完全陷于有产阶级”出自威·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讲话，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于70年代围绕这句话大肆诽谤马克思而为大家所熟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年4月17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而在经过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辩论录》中却省略了这句话，布伦坦诺便以此为借口，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给格莱斯顿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进行了反驳。
　　马克思去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于1883年11月又提出同样的指责。爱·马克思于1884年2月和3月在给《今日》杂志的两封信中，后来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德文第四版的序言，以及1891年在《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一文中，都彻底地揭露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诽谤性言论。——386

[523]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389

[525] 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沙·克劳福德1835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废除租约时，对租佃者在土地改良方面的开支予以赔偿。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决。1847、1852和1856年，该法案又多次被重新提出讨论，均被下院否决。——391

[526] “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出自首相帕麦斯顿之口，他于1863年6月23日在议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讨论爱尔兰租佃者权利问题时以嘲弄的口气讲了这句话。以约·马圭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获得对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称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391

[527] 指美国内战期间，从1861年底到1862年初英国工人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谓的特伦特号事件而变得异常激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并逮捕乘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上，工人们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战争叫嚣，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未能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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