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第5卷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文献（1864-1867）
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496]
由威·李卜克内西执笔[1]
由于我国工业和贸易的发展缓慢，德国工人阶级进入政治生活，比他们英国和法国兄弟要晚得多。只是在1848年，在二月革命后，才第一次使德国工人开始明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必要性。以前，在这方面，一切所思、所言、所行，几乎都只是出自那些严格说来还不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们，或者出自那些住在或去过英国、法国和瑞士的工人们，而不是出自德国工人阶级。
工人在1848年和1849年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光荣的，然而也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在每一个街垒中，在每一个战场上，他们都搏斗在最前列，然而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关于阶级利益和劳资关系的明确概念，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旁人的事业搏斗。当时，只有一家报纸捍卫过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并努力使人民力量的溪流汇入正确的河道：这就是卡尔[2]·马克思博士创办和主编的《新莱茵报》。这家报纸用原则代替了空话，它粉碎了中产阶级经济学的谬论，而不是宣传模糊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乌托邦主义。《新莱茵报》很快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中间。这里的工业较之德国其他地区要更为发达些，因而这里的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也更加互相对立。然而，由于中产阶级的怯懦，反动派很快占了上风，因而不可能得到任何直接的实际的结果。人民的运动在全德意志都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新莱茵报》横遭封闭，工人阶级的领袖被放逐，出版自由连同集会结社的权利一并被摧毁了。
曼托伊费尔政府并不满足于此。耶稣会会员的本能提示他们，为了使人民完全屈从他们的政权，他们必须从最幼嫩的童年开始来培养人民，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养成年青一代的意识。杜撰出并实施了整整九年的可耻的“学校规程”。在大多数别的德意志国家里，反动派也都依样画葫芦。如果我们注意到德国每个儿童都必须上学，而教育事业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我们就能想象得到“学校规程”那种使人道德败坏、使人自暴自弃的效用。当1862年我返回德国的时候，我为这种方法给我国工人的智力和品性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害，简直惊呆了。
普鲁士国王解散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即兴之作，在德国仿佛也引起了某种政治复苏。随时随地都毫无特色的中产阶级，从来就准备为了一时的蝇头小利而牺牲其虚有其表的原则，拜倒在威廉国王的膝下。这位君主，当他还是王太子的时候，就指挥过普鲁士军队来反对为“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而战斗的人民，而现在竟被中产阶级奉为争取“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的战士！如今这种愚鲁的奴颜婢膝品行的后果，一目了然。
工人阶级也没有完全逃脱这种传染病。在《新莱茵报》被查禁后，工人阶级没有了自己的机关报。他们的被放逐的领袖们所曾起过的那种影响，在反动年代里必然是很小的。在没有合法宣传手段的时候组织起来的秘密团体，差不多全都被警察摧毁了。除了政府的鹰犬和牧师们所建立的工人组织，除了过去号称“民主主义者”而今早已改宗了的舒尔采-德里奇先生所倡导的无害的鹅会[3]和储金会之外，任何工人团体都不允许存在。然而，舒尔采先生获得了某些人望。当伪自由主义的“新时代”一开始，中产阶级的政治家们（“自由党人”、“进步党人”、“民族协会”的人们）就把他拉到自己的卵翼之下，吹捧他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工人阶级的恩人和用他的鹅会解决了社会问题的奥狄浦斯[4]。这种诡计取得了某些效果。大多数工人相信许多中产阶级代言人、许多中产阶级报纸每天灌输给他们的东西。比较繁荣的时期到来了，许多生产部门的工资提高了——这对于社会的不满情绪，确实不怎么有利。
舒尔采先生成了“大人物”。为恪尽职守——起初他也谨言慎行，并不明白他只不过是中产阶级手中的工具；但是，自从他收下了他的庇护者们的5万泰勒的“赠礼”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安于“不知者，不为罪”了。——为恪尽职守，他在工人中宣传其鹅会的福音书，并向工人证明他们的利益同中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劳资对立只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虚构，工人在所有问题上都必须服从他们的拥有资本的兄弟们的领导。舒尔采先生能言善辩，他有半打现成的套话，全都娓娓动听，让最笨的脑袋也能记得住；他拨弄起来，就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以致他虽然每一次都讲同一个东西，却总是花样翻新；他的每一次演说辞，不管是从末尾读起，还是从半截读起，也都像从头读起一样。
从1859年即“新时代”开始时起，到1862年底，德国工人只扮演了中产阶级政党“自由党”的合唱队的角色；在选举中，他们只不过是“进步党人”的——用一个美国词语来说——“投票手"。
1862—1863年冬天，一个名叫艾歇尔的工人，在柏林进行了争取解放的第一次尝试。他在柏林一家大工厂里做工，同另几个工人一道被雇主们派去参观1862年的伦敦博览会。在伦敦，他偶尔碰上了德意志工人协会（现已加入国际协会）举行的纪念巴黎六月起义的集会。[497]他在会上听到的东西使他惊愕不已，他自己发觉并且很快就确信：舒尔采先生发明的摆脱一切社会贫困的手段——鹅会、自由竞争、开业权等等，英国老早就全都有了，然而那里的社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工人的锁链并没有被砸碎。他回到柏林，对雇主们说舒尔采先生是江湖骗子，因而被解雇了。他召集了一系列的集会，向工人说明，为了争得自由，必须走自己的路，从中产阶级那里期待不了什么东西，并建议召开德意志工人代表大会。这个建议博得了热烈的喝彩；但是，“进步党人”的阴谋诡计到底遏制住了这个计划，他们说这位发起人是“反动派的工具”，企图瓦解“伟大的自由党”的统一。艾歇尔找不到工作，他确实在流落挨饿，最后弄得走投无路，在柏林警察局的电报室里找到了一个报务员的职位。当然，他走这条路是不对的，但是主要的罪孽无疑是在中产阶级身上，他们有计划地剥夺了他正直谋生的一切机会。
同时，“新时代”的肥皂泡也破灭了。政柄从孱弱的“自由派”手中溜走了，并为冯·俾斯麦先生所攫取。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各地，“自由派”都哀嚎起来；但是，墙壁因高嗓门饶舌家的嚎叫而坍塌的时刻过去了——冯·俾斯麦先生平安无事，再也不会被中产阶级“自由派”所推翻。这位投机政客，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留过学。他不愧是波拿巴的同道。他竭力追求无限制的专制权力，但是，他狡稔伶俐，完全懂得争取不到群众的政府在今天是不行的，他马上仿照他在巴黎的朋友的样子，投给工人阶级以社会主义的诱饵。当西里西亚发生了企业主和工人的冲突的时候，政府佯装站在后者一边。还找人向一个刚从伦敦回来的前流亡者[5]建议，给政府报纸写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并且许诺他完全自由发表意见——不言而喻，他拒绝了。冯·俾斯麦先生寻找过社会主义的鼓动员。
这时候，拉萨尔先生登上了舞台。要不是他自我表演，他就像是被人虚构出来的了。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详细介绍拉萨尔其人和叙述他参加德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伦敦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拉萨尔具有革命的智慧，更加具有革命的性格，或者毋宁说是革命的气质，他对于“自由”中产阶级的怯懦深恶痛绝。他看到了他们不可能实现他们自己的纲领，便决定诉诸工人阶级。他着手向工人介绍马克思（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是马克思的学生）、恩格斯等人的著作的部分内容，可是没有说明来源；他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并开始了反对中产阶级的运动。他野心勃勃，热情奔放，贪求立竿见影，然而忘记了他是生活在一个强暴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偶一触犯，这个政府就会把他变成齑粉。他请求在英国的旧友给予支援。他们答复他说，现在尚非其时，像他所设想的那种运动是不可能的，这种运动要不就会变成一场滑稽剧，要不就得去迎合政府。但是，拉萨尔已经走得太远了。他已经深深陷入贵族统治的罗网之中，再也不能回头了。他的朋友们给他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为了使他开创的运动不致立即止步，他不得不向当权派让步，就是说，他不得不放弃他曾加以发挥的那些原则的宗旨。过了一年以后，他进退两难，处境尴尬：或者承认他犯了错误，或者转向政府一边。自尊心不许他做到前者，而诚实又不许他做到后者。1864年8月，他在决斗中死去，对手的子弹使他摆脱了这个严酷的尴尬处境。
到拉萨尔死的时候，他的联合会总共约有4000会员；这是联合会在实际上而不是在纸面上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数目。拉萨尔在社会问题方面的著作，可以说，如莱辛有一次谈过一本书时所说的：里面有许多好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可惜的是，好的不新，新的不好。好的是，拉萨尔说了反对中产阶级经济学的话，但是这一切，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早就说过，而且说得好得多。坏的，而且带来巨大危害的，就是拉萨尔所说的必须在国家帮助下建立合作社。他指的是另一种国家，并不是现在的国家，然而他的大多数听众不可能不以为他说的就是冯·俾斯麦先生的国家。要国家来帮助的倒霉说教，也败坏了他的争取普选权的宣传。在普鲁士，也像在大多数德意志国家一样，选举是间接的，选举人依据其纳税额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工人和绝大多数人民属于第三等级，这一级的票数，只和少数富人组成的另两级中每一等级的票数一样；所以，工人阶级所拥有的投票权显然落空了。现在，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权的要求，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因为德国工人看清了拉萨尔本想把俾斯麦变成自己的工具，却反而成了俾斯麦的工具，他的“国家帮助”助了政府的一臂之力，他们就不再理睬他了。要不是这样，联合会会员人数就会有20倍以上；然而，那时候它也就得不到这样的宽容了。
拉萨尔死后，俾斯麦先生全力以赴地想把工人运动完全直接抓到手里。他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向工人许诺普选权、取消反结社法和其他让步；作为报答，工人应该支持他的兼并政策，并帮助他根本消灭“自由”中产阶级运动。诱惑是大的，拉萨尔的许多朋友倾心拜领。
这时候，即去年［1864年］12月，拉萨尔的几个朋友在柏林出版了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报纸。他们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全体同仁同他们合作。几经踌躇之后，这个建议在下述特殊条件下被接受了：报纸不得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现存的政府，它要向工人阶级说明它的地位和责任，并训练它独立行动。
这个条件没有得到遵守。马克思先生和他的朋友退出了报纸，并揭露了它的继续留任的编辑们和其余的撰稿者都是人民事业的叛徒。
俾斯麦的阴谋结了果。拉萨尔的“联合会”和拉萨尔私人朋友创办的报纸归附了政府。时间一点没有白过，在柏林和别的地方，叛徒们受到了打击，经过激烈的斗争，他们被开除出他们自己的联合会。《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大约有300个订户，而“拉萨尔派”已经减少到只有几百个骗人的或者被骗的，他们分裂为两派，进行着两败俱伤的战斗，可恶而又荒唐可笑。主要是在柏林从事阻止政府和工人阶级“联盟”的活动的那个人[6]，已被驱逐出了普鲁士，而“联合会”在普鲁士的所有分会，因为它们对政府再也没有什么用处，统统被封闭了。
由上所述，容易了解到为什么国际工人协会至今一直未能在德国站稳脚跟。协会的原则得到了每一个有思想的德国工人的赞同。去年冬天，纲领从伦敦寄来了，柏林所有多少重要一点的工人团体都宣读过并作过解释，它得到了一致而热烈的赞同。按照德国的法律，各团体被禁止同别的团体、特别是同外国的团体联合、甚至通信。这使它们不可能直接加入协会。因此，打算以个人会员的方式来加入；要是没有政府的阴谋把各工人团体引入我所说的危机的话，这一点就已经做到了。
目前，在普鲁士干不了什么事，因为我们的党正处在一个肆无忌惮的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仍然有事可干，也会干起来。
在普鲁士以外，只有一个德意志国家有工人运动的良好土壤，这就是萨克森。在这里，所有的工人团体——除了很少几个其残余现在正迅速衰竭的“拉萨尔派”团体之外——直到最近还处在舒尔采先生指导之下。可是，它们现在完全摆脱了羁绊，虽然它们还必须学会许多东西，但它们已经上了正路。确实的，除了极其罕见的例外，所有所谓舒尔采式的团体都摆脱了束缚；上个月，它们在斯图加特召开了年度代表大会，会上，他们一致主张争取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反对反结社法。要知道，舒尔采先生和他的中产阶级保护人已经尽了可以说是超人的努力来劝导工人，说他们不应该干预政治，联合（联盟）的完全自由对他们是有害的。
我认为，从我的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前进。不管怎样，最近几年来，他们向前跨了一大步：他们已经懂得了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着对抗，他们必须自己起来进行战斗，以及为了能够达到他们的社会解放，他们必须掌握政权。
再者，我只能匆匆忙忙写一个梗概；有协会会员出席，他们会说明这其中的原因，也会说明为什么我这一次不能亲自出席。
[*]
[1] 报告由威·李卜克内西执笔，共11页。
[2] 原文误刊为“Charles”。
[3] 鹅会（goose club）——欧俗，贫苦人集资合伙买鹅过圣诞节的互助团体。——编者注
[4] 奥狄浦斯（Oedipus）——古希腊神话中的忒拜国王。他曾猜出怪物斯芬克斯所出的无人猜到的谜语，因而使忒拜城免于灾祸。因此，奥狄浦斯的名字成了智慧、会解决难题的人的同义语。——编者注
[5] 威·李卜克内西。
[6] 威·李卜克内西。
[496] 李卡克内西用英文写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没有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宣读。马克思1865年11月21日给李卡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至于你的报告，我没有向代表会议宣读，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得太多了。”——353
[497] 指的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它每年同法国流亡者一道举行一次纪念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大会。——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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