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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亲爱的帕尔米：
　　接到你刚刚恢复自由就给我寄的信^[1]后，就再没有收到你寄的任何东西。我相信我的两封信已经向你通报，一封是写给内格里的，另一封是写给乌尔巴尼的^[2]在这两封信中我不够清晰地表达了关于党的目前形势和（我认为）解决党的问题适当、必要方案的观点。我还期待着你反对我或赞成我的来信。今天我想对你谈一个特殊问题，我认为这是目前形势下的一个根本问题，它是检验党的全部活动和迄今指导党的同志们的方法的试金石：不言而喻，我将称作蒂托同志的活动（地下活动）。两个重要事件让我有理由断言在这个领域一直存在着巨大混乱和严重无组织现象。现在，如果从理论上指控少数派（至少部分地）是清算者没有错的话，因为未充分认识并极大贬低在目前形势下这种工作的重要性，但说真话，因为只有确实了解真相才能纠正错误、缺陷和整顿组织，必须承认多数派负责人不会干不可或缺之事，并且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实际上看，多数派也是清算者。
　　涉及第一个事件，我相信你了解1923年3月在莫斯科发生事件多么令人遗憾，对我个人来说造成多么不光彩的后果。关于执委会的阿马德奥和鲁杰罗两人被捕一事，我们徒劳地等待一个半月，想了解事态发展的确切消息，警察局行动破坏组织的程度，自由的执委会采取哪些系列措施旨在恢复组织联系和重建党的机构。相反，在接到被捕后马上寄来的信之后，信中说一切都已被破坏，党中央应当彻底重建^[3]，就再没有接到任何具体消息，只收到关于合并问题的论战性信件，那些信件以一种傲慢自大和不负责任的风格写成，从第一封起写信者就给人留下党只以他个人形式存在的印象，技术工作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气氛激烈的会议，一位俄国中央委员也参加过这个委员会，他在法西斯夺权事件之前一个月到之后15天待在意大利。鉴于他缺席会议并缺少他关于重新组织的安排，于是问题被粗暴地提出：意共中央有何价值及有待采取的措施。我的信件受到严厉地批评，并且问我想要提示什么。我不对你隐瞒：我本人对那些信件也有混乱不堪的印象，由于我没有其他材料，不能不承认批评有根有据并且根据确凿。因此，我甚至要说，如果客观形势真如使用材料所说那样，最好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形势，在国外由共产国际挑选的新成员重组党。我对你说，在类似的形势下，我会重新提出相同建议，我绝不惧怕宇宙的雷鸣电闪。
　　说实话，俄国同志们并不是像显现那样的集权者：他们可能通过其他途经获悉关于我的消息，并且使用谋略仅仅为了造成某种形势。因此结论是：只决定给党寄一封信，把从意大利寄来的信件作为基础，指出要采取的措施和要走的道路。蒂托以长篇陈述回复了这封信，从中可知：党内机构完好无损，由蒂托代表的中央没有瞬间停止工作，并且通过其联络网使整个组织生机勃勃^[4]丑闻变得更大。应该相信谁呢？相信蒂托，他代表一种从属的并仅部分地被监控的活动，因此他个人并不了解，他可能同任何吹牛大王相媲美；或许相信党的政治负责人，假设他们不可能不了解形势，因此当他们说一切被破坏时，他们不是更可信？还需要反思这一事实：在革命政党的历史上，蒂托活动所代表的方面总处于暧昧不明状态，更多地交给讹诈者、浪费者和吹牛者。当蒂托来到莫斯科时，他因收到的信件而勃然大怒，但让他阅读了党的信件，他的怒火立即平息。有人手握铅笔，标出他认为是轻率地攻击他的词句，却是信件的重点。当时一切都很清楚，蒂托承认两个中心独立工作，没有联系，甚至一个并不了解另一个活动的主线，由此可见是一个诋毁和诽谤另一个。由于在会议记录中有我的声明，这个声明令蒂托不悦，他认为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对我来说事实证明并不困难：我，虽然必须一次次地参加讨论他的活动的会议，但从未获悉关于他的活动的情报，也没有任何具体根据以评论政治中心的情报，因此，从意大利运动切身利益的观点出发，我不能不采取不同立场。
　　很不幸，从那时起这种形势并没有改变。现在，我回答委员会对预算的指责，因为党没有给地下领导机构分配全部经费，而这一机构的经费已经列入预算，执委会回答由它领导这一机构的大部分活动，因此由它花费这一机构的基金。这一切荒谬绝伦，并且同良好组织的基本章程相抵触。我还确信，若使用我的经费，意大利党大受赞誉的集中制，在现实中会消解成辛庸的缺少明确分工和责任及职权的规定。在同蒂托谈话时，我有很清晰的印象：他也基本赞同这种正确评价，他因不被关注感到气馁，他的活动被轻视和粗暴对待。每个人都采取主动，都没有通知负责中心，往往已按那一方向开始工作，后又不得不中断；由于首创精神缺乏连续性而半途而废；多数人以认识最机密之事告终，缺少任何监察和确证的可能性；这些人加入我们的运动，但他们的严肃性和责任感没有预先得到证实。我有印象：蒂托非常劳累，对这一大堆事务感到没有信心，因此坚决要求休息^[5]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不能按严格组织标准解决，形势还会变成灾难性的。我确信：从合法观点看，我们党的形势会日益恶化。我党领导人的生命和组织的安全将越来越危险，如果符合宪法的反法西斯反对派以改良主义政党为核心，会越来越威胁到墨索里尼政府的基础本身。法西斯主义者将妄图靠驱逐共产党人和摇动并恐吓革命的稻草人来解决一切问题。创建良好的技术性机构，让具有丰富经验、经受各种考验的优秀分子（他们头脑冷静，在紧急关头镇静自若）在其中活动，对我们来说已变成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点，真正需要大大清算党以往的形势，由于其满不在乎的习惯，没有精确确定责任，没有核实软弱和轻率行为并立即惩罚。党应当实行集中制，然而集中首先意味着组织和限制的标准，意味着做出一项决议，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即使此人是“集中制”的官员，任何人都不能创造已完成的事实。
　　我不对你隐瞒，在我离开意大利的两年里，我变成了悲观主义者和谨小慎微者。我本人由于党的一般形势处境往往非常险恶，不是为我个人处境，我并不过于在意它，此外我也不认为自己非常痛苦（至多我无意地赢得狡猾狐狸的名声），但我处在党的代表的地位，常被招去解决对意大利运动有直接影响的问题。
　　我去莫斯科后，甚至连十分之一的问题都没有向我通报，我不得不假装知道并玩惊人杂技，以便不暴露代表是多么轻率地被任命，我只有戈里罗博士^[6]的宽慰：“愿上帝保佑你！”
　　我经受住了许多事情，因为党和运动的形势竟然如此严重，以致多数派队伍任何表面的分裂都将是灾难性的，都会给愚蠢的少数派撑腰打气却不辨方向。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我从事持续紧张的工作，使我不能专心致志地履行职责，这一职责不仅要求承担一般政治责任，而且需要紧张、系统地工作。今天，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问题的产生肯定不是由于我的过错，但我也有部分责任，因为人们不愿及时听从我的某些提示，不想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于是，我认为有必要采取那样的立场，并且要坚持到底。我不知道此时你如何做。以往，你曾对我说过，我一到这里，你就设法拜访我以交换思想。正如我设想的那样，如果你此时临时代替蒂托^[7]你最好抽时间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探讨许多事情，并且可能都受益匪浅。
　　我尚未收到关于出版《新秩序》的任何确切指示，尽管我给许多同志写了信，我却未收到任何合作的文章。我从这星期开始寄材料。如果无其他可能的话，我一人将编辑头几期，并期待着合作者动笔。第一期将大部分敬献给列宁同志。我将写一篇背景文章，尝试描绘他——革命领袖个性的主要特征。我还将译出一篇传记，并且编辑一组他关于1920年意大利形势主要观点的文章。在致内格里的最后一封信中，我写到我除看重你的一般性合作外，还看重你的特殊合作以充实每期的“思想战役”专栏，并指出把格贝蒂的刊物
　　和意大利自由运动作为两个首先要研究的题目^[8]。现在我想第一期最好由你为专栏撰写用意大利文出版的列宁著作和小册子的评论，评论围绕高度评价这几年列宁的事业和威望对意大利的影响展开。无论如何，我将通知鲁杰罗你已经负责长期编辑这个专栏，你的稿件可直接付印，无须从这儿到意大利的往返旅程。如果我有此专栏的材料我会寄给你，让你看看能否在你的文章中采用。期待你的来信，请告诉我你关于不同题目的意见，在这封信和通报你的其他信中我曾谈论过那些题目。
　　致以兄弟的敬礼。

马西
1924年1月27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84

　　自然，我不认为我向你陈述的全部内容仅涉及组织问题，党的形势在组织上的反映是一种一般政治思想的结果。因此问题是政治性的，并且不仅涉及目前活动，而且关系到未来活动；今天是党领导人和非党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明天的问题将更宽泛，将影响到工人国家的组织和巩固。今天我不全面展开这个问题，那意味着重返社会主义传统，等待当革命叩响大门或许当革命蓬勃发展时再加以区分。在1919年和1920年我们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坚决地打击社会党领导，并且没有冒被开除的危险在都灵创建一个派别，它不仅仅是宣传的派别，还可能建立“新秩序”o今天主要不是走向这些极端，由于关系改变了，但形势几乎完全一样，必须坚决果敢地去应对。

敬礼。
马

注解：

^[1] 指1923年12月29日陶里亚蒂的信。9月21日，在出席党的会议时，陶里亚蒂和其他5名意共领导人在米兰被捕并被监禁3个月。12月6名意共领导人被解除预审。

^[2] 参阅第88封信。

^[3] 在泰拉齐尼（1923年3月6日）给共产国际和意共驻莫斯科代表的照会中通知：“根据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我们执委会决定扩大党中央委员会的基础，让斯科齐马罗、塔斯卡、格拉恰德伊和拉维拉等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此外还决定让陶里亚蒂和斯科齐马罗两同志进入执委会。”

^[4] 参阅附录第7封信。

^[5] 1923年11月17日和28日，蒂托（弗尔蒂吉亚里）两次给意共执委会写信，他因“严重的心理和身体的危机”，坚决要求辞职。圣诞节前蒂托离开维也纳返回米兰，像葛兰西所设想那样斯科齐马罗接替他领导地下领导机构（而不是陶里亚蒂）。

^[6] 戈里罗，16世纪修道院院长和文人，在罗马创办了著名的幽默者学院。

^[7] 实际上，陶里亚蒂（帕尔米）是党的书记处成员，而不是地下领导机构成员。

^[8] 参阅第79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