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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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帕尔米罗[1]
  我将写封长信答复你的信[2],并向你陈述此时我关于党的形势和(因未来发展和构成党内各派立场可能产生)前景的意见。大体上看,我立即对你说,你过于乐观,问题非常复杂,不似你信中显现得那么简单。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我曾同阿马德奥[3]谈过几次话,使我确信我们公开彻底讨论某些问题的必要性,今天它们仿佛、似乎显得是些知识性的争吵,但我认为,随着意大利革命的发展形势,它们会变成党内危机和解体的原因。今天根本问题就是你本人提出的问题:必须在党内创立一个核心,它不是一个宗派,而是由思想高度统一的同志组成,因此他们能够高度统一地领导实际行动。我们,老都灵小组在这方面犯有许多错误。我们曾避免同安杰罗的思想及实践分歧产生极端后果,我们没有澄清形势,结果今天的处境是:一小帮同志为其利益利用传统和我们动员的力量,都灵变成反对我们的证据。在总的方面,由于在1919—1920年我们反感创立一个派别,我们被孤立,沦为简单个体或几乎如此,相反在其他派,如弃权派,宗派及统一工作的传统留下深刻印记并至今在党内生活中仍有思想和实践的不可小视的反映。我将给你写一封内容详细的长信。此外,我还想给我们小组老同志们,诸如莱奥内蒂、蒙塔尼亚纳写一封内容更为一般的信[4],我将向他们解释我自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立场,如果他们还记得,这一立场造成我在1920年的形势,当我不愿加入共产主义选举派,而是主张必须同弃权派尽力协调[5]
   我认为,今天,鉴于欧洲运动的一般形势,上面提出的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并对我们有益,至少从本质上看是如此。从形式上看,我们犯有拙劣错误,从而使我们严重受害,让我们显得幼稚、轻率和组织混乱。然而,在各个方面形势都对我们有利。谈及意大利,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不容置疑,由于我们善于工作并团结一致。我想,我们应当更现实主义地考察意大利社会党的问题,反过来,同时考虑到掌握权力以后的时期。三年的经验教育了我们,不仅在意大利,由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根深蒂固,通过简单的思想论战摧毁过去的残余将非常艰难。必须采取广泛、细致的政治行动,一天天地瓦解这种传统,同时瓦解体现这一传统的机构。共产国际的策略与此一致。在俄国,35万共产党员中只有5万老布尔什维克,其他30万党员都是过去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原初核心的政治行动才转向。但这一核心并没有受到后一因素的侵蚀,而是继续领导党,甚至在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和领导层的普遍运动中得以加强。
  在德国党内也证实这种情况:5万斯巴达克派成员完全为30万独立派成员配备干部;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20位德国代表中只有3位是前独立派成员,还请注意代表团成员大部分是由地方组织选举的。
  我想,我们过于担心,如果我们考察其根深蒂固的心理,我发现只有一种解释:我们意识到自己弱小并会被吞并,请注意这一点具有特别重大的实践反映。在意大利,在温室培育了缺乏任何理想和任何清晰观点的反对派。结果形成什么形势?党员和同情者群众根据公开文件形成自己的意见,那些文件符合共产国际的路线,反过来也同反对派的路线一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和群众之间弥漫着误会、误解和复杂争吵的雾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像不惜一切代价想要保住自己地位的人们,结果恰恰反对派的角色使我们受害。我相信,我们,我们的小组,应当处于党的领导地位,因为我们确实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尽管我们犯有所有那些错误,我们积极有效地工作,我们创造了某些东西;而其他人什么也没有做,今天却要在意大利清除共产主义,想把我们青年运动引入传统的轨道。然而,如果我们继续采取形式主义的态度,迄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请注意对我、对你、对布鲁诺、对翁贝尔托,而不是对阿马德奥),我们达到的目的将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反对派事实上成为党的代表,而我们将被孤立,我们将面临实际解体,后果可能不可弥补,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小组分裂和我们政治理想瓦解的开始。但是,没有必要过于担心我们的领导作用:我们应当前进,进行我们的政治行动,不要老是照镜子。我们顺应历史潮流,我们必胜,因为我们善于划船,我们握紧船舵。如果我们善于行动,就能吸纳社会党,解决革命的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统一先进无产阶级并摧毁蛊惑人心的民间传统。
  从这一观点看,你对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评论不能令我满意。在这篇评论中你仿佛是一位照镜子的共产党人:你的评论不是瓦解社会党,相反用来巩固社会党,当你提出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同我们对立并不可克服时。对于首领、对于南尼、对于维拉,这点确定无疑,但对于广大社会党群众,对于无产阶级影响区,这是更为重要的,这还正确吗?当然不对,我们确信先进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会被我们所吸引和吸纳。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
  1.不要坚持整体地对立,而要区分开首领和群众。
  2.发现首领同群众之间产生所有意见分歧的原因,并在政治上深化、扩大和抽象化口
  3.开展目前政治的讨论而不是对一般历史现象的考察。
  4.提出实际建议并为群众指出行动及组织的实际方向。
  我举例说明,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我,引申到人民党代表大会问题,我们没有在政治上利用这次大会,虽然伴随撒丁行动党形势的发展,它为我们提供了本质地阐述无产阶级和农村各阶级关系问题的场所。
  社会党的问题如下:揭示社会党首领言论和事实之间的明显矛盾。当共产国际建议我们采用社会党右派的两党合并建议时,因为很容易预见在总形势下合并根本不可能,因此必须把维拉们和南尼们封闭在他们的圈子内,他们确信必须采取煽动群众的立场,他们的路线同我们的截然不同。这点从他们对我们建议的回答可以看出。对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评论必须首先指出:禁止合并派成立组织,将合并派清除出领导中心,解散青年联合会,是有待利用的最重要政治手段。社会党群众应当面对这些确凿事实,对这些群众,必须透过论战及咬文嚼字的混乱,完成探索具体领导路线的工作,并且以清晰的、内容广泛的形式加以陈述。
  对于人民党代表大会也应如此。鉴于该组织同梵蒂冈之间的联系,我认为人民党的任何运动对于我们具有重大意义。依我看,人民党代表大会具有如下意义:农民群众中普遍存在对党的政策的不满,不满主要源于对农业承租人征收新税种。这种精神状态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存在于小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中。人民党的构成是:反动的法西斯的右派,建立在教士贵族基础之上;以农村为基础的左派和由城市知识分子及教士构成的中间派。《晚邮报》和《新闻报》的宣传攻势给人民党中间派的水磨注水。因这种危险宣传攻势而脱离法西斯的分子必然转向人民党,因为它是现存唯一的组织,有希望靠其灵活并机会主义的策略能平衡并将政府竞争、即自由派理解的自由重新引入议会。法西斯主义者对人民党采取的策略非常危险,必然导致该党更加左倾和造成左派的分裂。对人民党员来说,呈现与战时相同的形势,只是更艰难、更危险。战时天主教徒在郊区和村庄保持中立,但报刊和教会上层却秘密支持战争。当时政府没有强迫该党核心向基层施压或上下一致。法西斯主义者不想这样做。他们想要公开的认同,尤其面对群众,在群众政党支部内声明共同负责。但从人民党不可能得到这些,这等于含蓄地要它的命。显然,我们应当强化并扩大人民党的危机,还要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其左派分子的声明,正如以前在都灵我们对斯佩兰齐尼所做的那样。
  由于我想展开处理某些问题,信写得比我原先设想的更长、更复杂。今天就到此结束。
  向你看到的同志们致诚挚敬意,兄弟般地拥抱你。

安东尼奥
1923年5月18日,〔莫斯科〕




注解:

[1]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总书记。

[2] 指1923年5月1日陶里亚蒂致葛兰西的信。

[3] 阿马德奥·波尔迪加(AmadeoBordiga.1889—1970),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总书记。因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和从事宗派活动,1930年被开除出党。——译者注

[4] 这封信没有写。

[5] 1920年7月,都灵弃权派引发社会党支部执委会内部危机,旨在加速党领导层的分裂过程,强加不参加地方选举的观点。在新秩序序派中,陶里亚蒂和泰拉齐尼赞成"共产主义选举派"提案,而葛兰西的立场更接近弃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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