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七章

　　安东尼奥·葛兰西快十八岁时，离开乡村来到诚市，在卡利亚里的德托里高中读书。那是1908年年末，家里人要求杰纳罗申请调到卡利亚里的地产登记所去工作，以便同安东尼奥住在一起。但是，杰纳罗被调到城里地产登记所后，没有呆多久就经人介绍到马祖洛兄弟开办的冰厂当会计了。他认为这个机会难得，在地产登记所工作刚满一个月，就换了工作。
　　当时，卡利亚里还是个小城市，但很活跃，城里出版三家日报，执行众议员科科·奥图路线的《撒丁联合报》，倾向激进党的《国家报》以及教会的《岛邮报》。此外，还出版几家期刊，其中之一是社会党的周刊《人民之声》。奇维科剧院和马盖里塔戏院两家高级剧院的巨幅广告上，登着最有名的话剧和歌剧的剧目。在瓦尔德斯影剧院和埃登影剧院，刚刚开始出现穿裙裤的女歌手的表演。另外，还有许多俱乐部，在必要时可当作举行音乐会和报告会的场所。要看当时的大型电影系列片，例如《罗康博尔》、但丁的《雅歌》、《悲惨世界》①，需要到伊里斯影剧院或者埃登影剧院。还有交际处和有音乐件奏的饭店。在吉拉扎和桑图卢苏朱生活了将近十八年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突然来到城里，对这一切不能不感到陌生。

　　① 罗康博尔是法国作家蓬松·迪·戴拉伊（1829—1871）的一系列传奇小说中的主角。《悲惨世界》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1802—1885）的名著。——译者

　　他和杰纳罗在阿梅徳奥王子街二十四号租了一间房子。这条街从古堡通往海滨居民区。他俩靠杰纳罗的工资维持生活，每月―百里拉，因此并不那么宽裕。
　　他的一位高中同学雷纳托·菲加里回忆说：“我从未见过尼诺·葛兰西穿外套。他总是穿那一套衣服：既短又直通通的裤子，既瘦又小的夹克，天冷时，他来上学就在夹克里面衬上一条毛围巾。他不是没有课本，就是课本不全。但是他上课时认真听讲，人也很聪明，而且记忆力强，这有助于他克服困难。我的座位在他的后面，我看见他用很小的字体记笔记。有时我们把书借给他，有时老师把书借给他。”
　　刚上高中时，葛兰西并不太有把握。1909年1月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终于知道了季度考试的平均分数。当然，成绩应当更好些，但这不是我的过错。也许杰纳罗会写信告诉你的，正是在季度考试时我因为未带自己的文凭而三天没有去学校。因此，自然史我没有得分，历史得五分，老师还责备了我，可是这不是我的过错……然而，其他功课还算过得去。因为自然史只要第二、二季度两次分数就够了，历史不补考就好了。下面是具体分数：意大利语笔试六分，口试七分（实际上口试是八分，而不是七分)；拉丁语笔试六—七分，口试七分；希腊语笔试六分，口试七分；哲学六分；数学六分；化学八分。你看，我的成绩是中等的。我应该说，这是第一季度的成绩。在桑图卢苏朱时学得不很好，特别是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
　　这封充满方言的句子结构和语气的信，在风格上也不如稍后写的信。这似乎证明了年轻的葛兰西在上了五年中学(在吉拉扎自学二年，后三年在桑图卢苏朱的卡塔—梅洛尼中学）后，水平并不高。然而，安东尼奥确实具有突出的补习功课的能力。第二季度的成绩是：历史从五分提高到七分，自然史已是六分。最后，到六月份升级时，成绩表上除了拉丁语的两个七分和意大利语口试八分之外，其他功课几乎全是六分。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初中期间所拉下的功课，在高中一年级时己经补上了。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吉拉扎村家里度完假，回城后换了住处，搬到维托里奥大街一百四十九号，即马达莱纳街的对面去主了。那是一间“由于潮湿墙上石灰全部掉落了的小房子，而且只有一个小窗户，窗户所朝向的院子与其说是个院子，还不如说是个天井”。然而，搬迁住处还是有好处的，葛兰西在高中第二学年快开学时，即 1909的年11月26日写的一封未发表过的信中这么说：“女房东对我们很好。她是一位诚实的妇女，不偷我们的东西。实际上我的处境比去年要好得多。”家里给他寄去食物，他同杰纳罗在房间里吃，或者到卡米内广场的饭馆里去吃。同住这家公寓的伙伴迪诺·弗劳律师回忆说，他虽然不是厌世者，也是个孤独者。他说：“作为多洛雷塔·波库太太的房客，我们共有六人或七人。他的生活很孤僻。我们住在最高层，只有一条台阶很高而且很陡的楼梯。安东尼奥·葛兰西上楼梯时走得很慢，而且还喘着气。他上去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接近我们。我i过他的房间一两次。房间里毫无装饰，有奶酪的气味，书和纸堆放得乱七八糟。有一天晚上，我们所有的房客被邀请到他那里去。从房间里传出歌声和乐器声。我们看到有不少不认识的人，大部分是从农村来的。他们唱着歌，有的人还跳起舞来。葛兰西在人们中间，在风琴的伴奏下认真地跳起撒丁民间舞蹈。”
　　现在他学习不再象高中第一年那样心中无数了。新学年开始后过了几个月，他就能够这么写信告诉父亲（此信未发表过，日期是1909年1月5日。但据推测，这可能是笔误。新的一年刚刚开始，安东尼奥把1910年写成1909年，因为他所谈的分数和情况都是高中第二年的，即1909—1910学年的）：“我在学校里一帆风顺。据我所知：拉丁语平均将是七分和八分，意大利语由于老师不在没有分数，其他功课都很好。如果可能，我决心以好的成绩通过年终考试。”后来1月31日在谈到分数（拉丁语七分和八分，希腊语七分和八分，希腊文化史八分，历史和历史地理八分，哲学六分，自然史六分，物理和化学六分）时这么写道：“你看，我的考试成绩不错。我希望在本季度成绩更好，因为我由于不幸才得到这么多六分。”学习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他确实很少玩过。
　　克拉乌迪奥·库古西医生说：“如果偶然碰见他，他很愿意同我们一起走，‘喂，安东尼奥，走哇！’我一边对他说，一边拉他的胳膊他对这种邀请很高兴，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不过，只是在维托里奥大街上散步，从克拉沃特点心店到特拉梅咖啡馆之间，当时那是卡利亚里人晚上散步的地方。他很少说话，喜欢听别人谈话。当大家一起来到这条大街的苏考大厅（那是个台球厅）时，他就停在门口，向大家告别，然后回家。”
　　他从来不去交际处寻欢作乐。雷纳托·菲加里回忆说他在上高中时不抽烟，不喝洒。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请他，他会有礼貌地拒绝。我从未弄懂，他这样做是由于傲慢，还是由于不愿尝试自己力不能及的东西，他也很少去由青年人成立的反教会先锋协会。这个协会设在离德托里中学不远的巴切洛纳街的一幢房子里。我们几个青年人经常去那里。我们这些中学生和大学生当时几乎都有革命思想，都是社会主义者，都是激进派，当然也就尊敬乔万尼·博维奥和乔尔达诺·布鲁诺。我们的娱乐是文艺演出。我有时朗诵塞巴斯蒂亚诺·萨塔、乌戈·福斯科洛和斯泰凯蒂的诗。葛兰西很少同我们一起参加这些活动。我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由于他的身体情况……并不是。因为即使崎形，并不丑。他的前额很高，头发蓬松而且弯曲，在夹鼻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蓝眼睛，目光炯炯。当然，我们之间有许多不同。我们都有点乱花钱，衣着华丽，或者至少热衷于打扮，只不过象所有这么大岁数的年轻人一样，有点愚蠢……我想，是极度贫穷迫使他过一种孤独的生活。”
　　这是很可能的。与学校同学们的情况相比较，他感到沮丧。在此之前，他从未注意穿着打扮，现在感到这身打扮有点寒伧。1910年2月10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这么写道：“2月26日，学校二、三年级的学牛将去古斯皮尼旅游，参观蒙特维基奥矿区，我也应该去。可是，我穿着这件已穿了两年而且脱了毛的光板夹克去参观，确实不太体面。因此，你随便给哪家裁缝店写封信，以便叫他们给我做件衣服，钱由你付……今天我没有去上学，因为我要修鞋底……今年狂欢节，我一步也没有离开宿舍，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嘴噘得老高，纳纳罗以为我病了。”
　　几天后，2月16日，他在给父亲的另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我觉得，你以为我是可以靠喝西北风过活的。纳纳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请你相信，靠你每月寄给我的那点饯在卡利亚里只能买面包过活，甚至还不够，因为每公斤面包卖零点五里拉。”他可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点钱，肯定不是用来做衣服的。他坚持说：“现在我们该触及痛心的事了，关于衣服问题你在信中只字未提。我回到吉拉扎过复活节时，你自己说过，我穿得不象样子…… 为了不使你们丢丑，整整十天我未出过家门。当时我穿得不象样子，现在又过了一个半月，衣服的破洞又增大了，不仅是不象样子，而且是破烂不堪了……如果校长派校工到我住处来，我就明确吿诉他，我不去上学，因为我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穿。”
　　高中第二学年第二季度开始时，安东尼奥·葛兰西终于看到意大利文学老师登上讲台了。他叫拉法·加齐亚，是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相貌不太漂亮，瘦弱的矮个子，老皱着眉头，心情忧郁。他很容易发怒，对淘气和蛮横的学生决不宽容，决不容忍学生学习成绩和品行上的不足，他能很快地把不安静的学生训练成温顺的绵羊。他早已成名。十几年前，他发表了《革命之歌》。在这个作品中，他对比研究了弗朗切斯科·伊尼亚齐奥·曼努写的反对撒丁封建主的洛古多罗进行曲和帕里尼写的《白天》。后来，他还领导过《撒丁联合报》。从那时起，该报设备虽然是手工操作的，但仍是岛上最大的一家日报。还可以补充一点，加齐亚坚决反对教会，而且表现激进。尽管他有别于社会党人，但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报上（“自己”两字的含义包括一切，因为他还是该报的老板）宣传社会党的思想，而有时甚至支持社会党的行动。由于当时他有这种思想，他同葛兰西的另外两名老师很接近。这两人同他一样，或者说比他更进步：一个是拉丁语和希腊语老师科斯坦泰·奥多内，出身贫寒；另一个是物理老师弗朗切斯科·马卡罗内，杰纳罗·葛兰西的朋友，社会党党员。葛兰西很快就成了加齐亚的得意门生。
　　现在，葛兰西的作业不仅作为风格好而且作为条理清楚的好文章在班里朗读。加齐亚把一些教科书和课外读物借给这位年轻的门生。他在学校里对待一般人、在报社对印刷工人和记者的态度很粗暴，但对葛兰西却比较温和。他其至还邀请葛兰西到马盖丽塔皇后大街的自己办公室里去，在那里《撒丁联合报》的合作者们常有聚会。两人之间最终建立了一种可以称为友谊的关系。
　　在此期间，葛兰西的兴趣仍是读书。
　　杰纳罗对作者说：“他什么书都读。我从都灵退伍回来时就是社会党党员。1911年年初，我成为卡利亚里市劳协会的会计和社会党支部书记。因此，我经常会见撒丁岛社会党的年青领导人卡瓦莱拉、巴泰利、佩希，尼诺有时也在场：住处有许多书、报纸、小册子等宣传材料。尼诺晚上多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甚至连一步也不迈出房门。他很快就读了这些书籍和报纸。”
　　他已经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了。1924年他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这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后来，他还读了卡罗利纳·因韦尼齐奥的著作、《星期日邮报》以及“由革命者托马索·莫尼切利领导的社会党期刊《旅客》”（他本人的话）。他在一封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你告诉泰雷西娜，请她把所有发表在《论坛》栏里的文章替我保存起来，特别是如果有可能的话，请把约一个月以前发表的帕斯科利的一篇文章寄给我、我自己正在把《星期日邮报》为她保存起来，我有机会就给她寄去。”（在信后附笔中敦促归还安东·朱利奥·巴里利的《榆树与常养藤》以及一期《二十世纪报》），他还读过黛莱达的作品，但他不喜欢。
　　雷纳托·菲加里对作者说：“至于塞巴斯蒂亚诺·萨塔的诗，他喜欢献给布杰鲁的死者的颂歌，以及献给朱塞佩·卡瓦莱拉和埃菲西奥·奥拉诺的颂歌。有一次他参加了反教会先锋协会的诗歌朗诵会。我在那里曾说过，应由我们青年人来评价撒丁的作家。第二天，他发挥了我的话题。我记得，他责备撒丁的作家们离开当时的现实题材太远了。他指出，撒丁岛客观上不仅有牧场、树林、牛蒡草和被杀害者遗留下来的老母亲。他同我谈了撒丁岛和矿工们的处境：矿工们在地底下几百米的地方为比利时和法国的资本家干活，换得的不是疗养院、学校和被服，而是用部队干涉来对付他们的起码要求。”他热心阅读普雷佐里尼主办的《雄狮》和《呼声》，他从这些杂志中找到了他最喜欢的作家。
　　他的妹妹泰雷西娜说：“有时在尼诺改变地址后，杂志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还继续寄到吉拉扎村这里来。当时我负责把他最喜欢的作的文章剪下来，并保存在纸夹子里，首先是克罗切和萨韦米尼的文章。我记得还有埃米利奥·切基和帕皮尼的文章。尼诺非常钦佩切基。但是，当他要求我把剪报按顺序保存在纸夹子里时，按照他的要求总是把克罗切和萨韦米尼放在首位。”
　　当时盛行研究南方问题。在葛兰西开始自己文化生涯的撒丁岛上，乔利蒂分子、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在撒丁主义的要求方面都是一致的，所以在舆论方面阵线并不分明。拉法·加齐亚的报纸（责任总编是亚戈·西奥托，他曾任社会党的最早刊物之一《联盟》的社长）从1910年3月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固定的目标——卢扎蒂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弗朗切斯科·科科·奥图对这家报纸施加的影响。奥图曾多次出任部长，但被排挤出这届政府。这家报纸总是被动的，因为它多少总要屈服于它的资助者的政治态度。当时的方针是从各个方面集中火力攻击《伟大的吉乔内》（这样称呼带有双重的讽剌意思，《撒丁联合报》称卢扎蒂为路易吉一吉吉一古乔内和吉乔内一戏子①），不要过多地考虑这些火力来自何方。因此，这些攻击有的是从右的立场上进行的（攻击选举改革的方案以及卢扎蒂同比索拉蒂改良派的勾结)，有的是从左的立场上进行的。出版者兼社长加齐亚和总编西奥托在辩沦中充满了撒丁主义的的言辞，所以该报已成为人民抗议行动的传声筒。说真的，在这块只有文盲、疟疾、沙眼、肺结核和死于饥饿的人以及一切都落后的土地上，需要抗议的事情是俯拾即是的。
　　1910年5月23日，维托里奧·埃曼努埃莱三世和皇后乘坐 “特里纳克里亚号”皇家游船来到卡利亚里，在城里一直逗留到25日晚上，国王为奥斯皮齐大街上的“大众旅社”举行了奠基礼，王后花了二千八里拉为幼儿园的孩子们订购了甜食点心。第二天，《撒丁联合报》在显要位置上报道了国王与王后来访的消息，同时还刊登了一张照片。在这一年里，这种荣誉只给过歌剧明星、卡利亚里人彼特罗·斯基亚瓦齐。尽管这样，《撒丁联合报》在一篇评论中向国王与王后致敬的同时，还极其尖锐地抨击了政府。

　　① 路易吉为卢扎蒂的名字。吉吉为路易吉的小称，吉乔内是笨拙的滑稽演员。——译者

　　拉法·加齐亚的评论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节日盛况结束了，三角小旗被扔在地上；大幅旗帜被收藏起来准备再用；把大礼帽和燕尾服撒上樟脑精心保存起来；警察回到了自己的营房，几天来他们听从上尉布斯凯的指挥，使他感到满意；交通工具摆脱了束缚，重新交给市民使用；处于似睡非睡状态的当局的紧张、担心和歇斯底里停止了……我们的城市又恢复了平静。”
　　《撒丁联合报》问道，卢扎蒂政府为什么要安排这次国王访问？只有当人们为了庆祝某个非凡事件，庆祝某个新鲜事物时，这类访问才有意义，“那么现在我们这里究竟有什么新鲜事呢？”加齐亚最后写道，这只不过是为了“厚颜无耻地欺骗一些轻信的人而已”。归根结底，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三世和王后的光临具有唤起同心同德的效果，但这是另一种同心同德，它与当局所希望的同心同德背道而驰。卡利亚里出版的撒丁劳动阶级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简短地报道了这次访问，下面就是消息的全文：“多么大的排场啊！有多少喇叭，多少长礼服，多少漂亮的女人，多少张愉快而满意的笑脸，多么华丽的小汽车，多么富有，多少旗帜，多少军队，多少便衣和警察，这就是国王！”甚至连《撒丁联合报》的竞争对手《国家报》（该报的方针历来是反对加齐亚以及他的支持者和合作者的）这一次也未唱对台戏。5月29日星期日该报写道：“虽然维托里奥· 埃曼努埃莱三世来访问，但对撤丁来说，一切将照旧，我们的苦难将不会减少。”《国家报》走的更远，它指责接待国王时的金钱浪费：“这些可笑的闹剧，这些无益的卑贱的悬灯结彩，这些空虚的正式欢迎场面，不管花钱多少，它们没有唤起人民的感情，反而损伤了人民的感情，我们简单地说，钱花得不是地方。”省督杰尔莫尼奥邀情的全省所有市长于5月25日星期二到卡利亚里。通知说，国王要召见各市市长。《国家报》刊登了特拉巴市市长、律师费利切·波切拉的回电：“我为自己不能去赴陛下的召见感到难过，我在等待陛下的政府最后对市长们的、未被接受的正当呼吁作出相应的答复，等待政府针对这个贫困的和痛苦的地区及时地采取应有的法律措施。”更猛烈的撒丁主义的暴风重新振作了人们的精神。
　　此后又过了两个星期，葛兰西结束了高中二年级的学业。在回吉拉扎村以前，他去找加齐亚。他已经十九岁了，如有可能，他很乐意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暑假期间在村里写点短小的报道。但是，驻吉拉扎村的记者已经有了。补救的办法是让葛兰西去报道吉拉扎的邻村艾多马乔雷。年轻人离城时，已经得到许诺，他将很快收到他的第一个记者证。后来他真的收到了。
　　加齐亚随记者证还寄去一封信（日期是1910年7月21日），这封信没有在类似的情况下所具有的那种惯用的官僚主义腔调。这个严厉的评论家和意大利语教师写逍：“这就是您要的记者证。欢迎您的合作：从现在起请您给我们撰写—切为公众感兴趣的消息，我们和读者将会感激您。致以亲切的问候。”
　　五天之后，7月26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第一篇报道刊载在《撒丁联合报》上，这是他的第一篇被采用的文章。这篇报道一共只有二十五行字：这是一条普通新闻，但是写得简练、幽默，没有乡间初学者的那种惯有的装腔作势、故意渲染。请看这篇报道(署名为“葛”)的内容：

　　“在周围的村子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选举时在艾多马乔雷村将有可怕的大事件发生。当地居民要求立即实行全民选举，即通过全体公民投票选出村长和村议员，并且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吉拉扎村的宪兵中尉加伊骑士对这种前景很担心，派去了一支部队——四十名宪兵和四十名步兵，幸亏没有带炮，还有一名公安代表（只此一人就足够了）。开始投票时村里毫无动静，选民和非选民们由于害怕被逮捕都躲起来。因此，当局必须挨家挨户地把那些留下来的人拖出来……”

　　这条新闻是以典型的葛兰西的突然改变话题的办法来结束的：“可怜的艾多马乔雷的扁桃林！步兵比害虫更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