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格奥尔格·卢卡奇，1962年）

反思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格奥尔格·卢卡奇

（1962年）
译者：1962TCC

　　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ukacs/works/1962/stalin.htm
　　感谢微信公众号 Spartakusbund 授权转载

　　尊敬的卡罗奇先生：
　　我很想详尽地回答你提出的那八个问题：实际上那些问题已经被争论好些年了，因为它们是全部历史问题的核心。然而不幸的是，我目前的境况迫使我放弃了这一意图。我不想完全向你隐瞒我的想法，所以我将在这一封简单的私人信件里大致叙述一下——当然是不可能系统地处理所有的基本问题的。
　　我将以“个人崇拜”这一表述开始。当然了，我认为将世界历史中如此重要的一段时期里的实质问题仅仅归咎在某一位个人上是十分荒谬的。
　　我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不只在于斯大林的个性性格，还在于更宏大的组织的层面——正是这一机构推动了“个人崇拜”的产生，并将自身限制在了无尽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在我看来，斯大林不过相当于一座金字塔的顶峰，它逐渐向金字塔的基座蔓延，而这一基座正是由许许多多的“小斯大林”构成的！若只是宏观一瞥，他们无关紧要；但在细微处仔细观察后发现，他们实际上是“个人崇拜”的创造者和守护神。当失去了这一机制的常规性的和不受挑战的运作，“个人崇拜”就只能是一个主观的幻想，一个病态的事实，并且不可能达到它在过去几十年里运作时所达到的社会效力。
　　我们无须深思便可理解，当讨论那一重要的时期的起源、性质和影响时，把问题直接归咎于个人的看法——即便它并不是完全假的——终究是相当零碎的、肤浅的。对于真正致力于进步事业的思想者来说，不可避免地，这个问题要从它的发展阶段的社会起源谈起——这正是由陶里亚蒂首先提出的。当时陶里亚蒂相当准确地指出，有必要去揭露社会中“个人崇拜”得以诞生和巩固的那些条件。陶里亚蒂同样正确地补充道，这一项任务对于苏联的学者来说是首要的。
　　但至今，这项研究仍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未曾履行的义务。我并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所以你也不能指望我去做哪怕一丁点简单的尝试——更何况是在一封信里，这必然要比有一个明确的主题的论文要显得更主观和零碎杂乱。无论如何，任何思想者都必须清楚，出发点只能是1917年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从客观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考虑到战争造成的破坏、工业发展的迟缓、俄罗斯文化的相对落后（文盲等）、一系列内战和来自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到弗尔格兰岛的国外干涉等。回到主观因素（这往往被忽视），我们必须意识到列宁将其理论付诸实践的可能性。最近有人试图忘掉列宁当时在党内必须克服巨大的阻力的事实。任何哪怕只知道十月革命一小部分背景的人，只需举几个例子，比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乃至新经济政策，都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在后来的几年里流传，斯大林当时在党内讨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时说：“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中拥有绝对多数。”）
　　列宁死后，虽然内战和来自外国的干涉已然结束，但丝毫不能保证它们——特别是外国的干涉——不会在第二天重新发生。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似乎成为了国家重建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而重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同时也是抵御任何恢复资本主义企图的保证。随着列宁的去世，党内的困难越发恶化。由于1917年革命浪潮已经平息，在其他国家又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稳定专政，要勇敢地面对在一国之内（特别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变得愈发紧要。正是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崭露头角，展示出作为一名政治家的远见。他积极捍卫经过修正的列宁主义理论，捍卫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特别是他反对来自托洛茨基的攻击，代表了……拯救了一种苏联的发展模式。除非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考虑苏共内部的派系斗争，否则不可能对斯大林问题形成历史正确的判断。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以适当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
　　现在请允许我简要地偏离“拨乱反正”的意义。不消说，所有在1930年代及其后受到斯大林的不公正迫害、谴责乃至处决的人，现在都应该撤回对他们提出的所有不实指控（包括间谍、破坏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笔勾销他们的政治错误……这也应该是“拨乱反正”的主题。特别是对托洛茨基而言，他是一种理论的主要倡导者，这种理论认为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历史的发展早已驳斥了他的理论。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列宁去世的那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的观点将必然导致一种决断，迫使我们在通过革命战争扩大社会主义基础和回到十月革命以前的社会状况之间做出选择，即冒险主义和投降之间的两难困境。在这里，历史完全不能同意对托洛茨基的“拨乱反正”。斯大林对这一战略问题的决定性观点是正确的。
　　在我看来同样不合理的是，在西方广为流传一条传说，说如果托洛茨基执政，将会促进一种比斯大林执政时期更民主的发展。但这只能是一个条纯粹的传说，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1921年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就够了！现在我不想仔细讨论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随后的几年中，事实上斯大林遵循的是托洛茨基的而非列宁的路线。如果后来托洛茨基能指责斯大林侵吞了他的计划的话，我们十分乐意承认他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此外，根据我对这两人性格的判断，我们今天认为的那些斯大林时期的专制和不民主的东西，实际上与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有着相当密切的战略性联系。托洛茨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至少会和斯大林一样不民主，但它还将处于两难：灾难性的政策或向资本主义投降。（1931年我与托洛茨基会面时，他给我的个人印象让我坚信，他比斯大林更倾向于推行“个人崇拜”。）
　　让我们回到主题，当斯大林在二十年代的争论中获胜后，那些困难仍然存在。客观来说，中心的问题即是，在正常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需求几乎无法被满足。今天我们回头去问当初列宁有没有找到出路……是无用的。回顾过去，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那些客观形势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斯大林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走越远，从而超出了必要的限度。而这个限度是必须由苏联的现实来科学估计的。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但不完全相同）的是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二十年代的争论期间和之后，我一开始谈到的金字塔，正在一点点地建立起来。但是，仅构建这样一个机制还是不够的——对各种问题的日常问题，它必须能保持其工作的秩序；它必须总是以可预期的方式做出反应，而没有任何意外的可能性。这就是一个慢慢建立起来的信条，它今天通常被称为"个人崇拜"，并已经被详细阐述过了。苏联学者应该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这方面的历史，掌握所有材料（包括迄今尚未出版的）。而我们从外部可以看到的是，第一，这个制度有系统地压制党内的讨论；第二，越来越多地使用组织上的措施来针对反对者；第三，这些措施越来越向司法和行政程序过渡。最后一个阶段的发展自然是得到恐惧的沉默的配合。但在第二阶段，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幽默感依然活跃。有一个笑话是：“黑格尔和斯大林有什么区别？”答案是“在黑格尔那里，有一个正题，反题与合题，而在斯大林那里，有报告，反对派报告，和组织措施……”
　　我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描述这一发展及其动力。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展示斯大林——在20年代如何用技巧和智慧捍卫列宁的遗产——后来发现自己在所有重要问题上越来越经常地反对列宁，而这个情况并不受他对列宁教义的依恋的影响。因此，自从斯大林成功让人们认为他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和他是唯一的对列宁主义的诠释者后，当他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位经典作家之后，一种致命的迷信，认为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当代传承，正日渐地加强。我不关心一个问题，即某个特定理论究竟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肯定地追溯到斯大林本人。但在一种学术被中央集权的条件下——这个条件正出自斯大林之手——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牢固地确立，除非它得到了斯大林的授权。
　　我以提出一个方法问题来开始讨论，这个方法可能看起来非常抽象：斯大林主义的倾向是，尽可能废除所有的中间因素，并在最粗略的事实数据和最普遍的理论命题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列宁和斯大林的对比在这里尤为明显。列宁非常一丝不苟地区分理论、战略和战术，他总是仔细研究，并考虑到它们之间所有的中间因素……
　　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则肆无忌惮，在必要时就可以改变理论本身。我指的是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我看来，斯大林的这个决定，从战术的角度来看，是基本正确的，但仍然具有悲剧性的战略后果，因为他没有将其当成一种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战术上的暂时撤退，而是将自己的措施作为无产阶级国际战略的原则标准。协议的直接目的是击退希特勒即将发动攻击的威胁……这可能会公开或秘密地得到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支持。长期的战术计算是，如果希特勒利用与苏联的条约作为对西方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的话（实际上是发生了的），那么以后德国与苏联发生战争时，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将变得极有可能；事实也证实了斯大林的战术远见。
　　但是斯大林从条约中汲取的理论上的战略后果对整个革命工人运动都是致命的。希特勒德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被宣布为帝国主义战争——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这意味着列宁在他那个时代正确的战略公式（“真正的敌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内战”，等等）必须在那些希望能和不得不保护自己免受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侵略的国家中保持效力。只要读一本像路易·阿拉贡这样的正统作家的《共产党人》的第一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斯大林主义式的一般化"灾难性的国际后果。但最不幸的后果超出了这一范围。马克思主义在列宁时代的伟大权威在于，理论的健全性、原则的稳定性和战术弹性的辩证统一。斯大林的这种新的“方法论”使其获得更广的天地。在斯大林的理论话语中，我们能看到的不过是“自我辩护”和纯粹的战术措施。因此，斯大林主义甚至被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加以运用，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如果今天赫鲁晓夫许多深刻而精确的提法（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可避免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存等）经常被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那么这也是斯大林遗产的成果。
　　除了已提到的动机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党内相当一部分老知识分子是反对斯大林的。斯大林需要他的决定得到准确地施行，如果可能的话，他也希望得到更广大群众的认可；也出于这个原因，他从根本上简化了他的理论话语。抑制环节中的中间因素，将最一般原则与日常实践的具体需要直接联系起来，似乎也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适当手段。在这里，理论不是通过将其应用于实践而具体化的，而是相反，原则是按照实践的迫切（通常是纯粹名义上的）简化和庸俗化的。在这里，我只提出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但我可以提出无数其他的例子）：斯大林在其最近的经济学著作中“发现”了一些远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东西，即每个经济形态都有一个“基本定律”，这可以用一个简短的命题来概括。它是如此的简单，即使是理解能力最为受限的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官员，也可以立刻理解它。斯大林可以对任何经济学著作加以谴责，指责它是“左倾”或“右倾”，但实际上他一无所知。
　　斯大林想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列宁著作的连续性，因此不止历史事实，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被歪曲了。最明显的例子是，列宁在1905年写的一篇文章，试图在新的法制条件下，重建党的新闻和出版工作的秩序。在斯大林统治下，这篇文章逐渐成为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一本圣经。尽管列宁的妻子和其最亲密的战友——克鲁普斯卡娅的声明正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声明说，列宁的这篇文章绝不是针对文学领域的而写的。但即使在今天，也不乏许多人，愿意让它继续保持着圣经般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这种趋势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达到顶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目前已发行了数百万本。在这本书里，无限忠诚于最高领袖的编辑者的任务就是充当创世者，去创造或者废除历史事实，根据需要赋予或取消人和事件以存在和意义。这是在不同的倾向之间进行斗争的历史，然而这个斗争中并没有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任何人和匿名反对者。（在书的第一版中，确实有一个例外：大清洗的主要组织者叶若夫，“我们的马拉”，曾出现在书中；但在他死后，他的名字也被省略了。）
　　我们抽出方法论的层面来谈一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当政治决定被做出时，是科学在提供知识的材料。宣传和鼓动使用的是科学和其实践所得出的知识材料。斯大林颠倒了这一关系，在他看来，鼓动是首位的。鼓动的需求决定了科学必须说什么以及它必须怎么说。我将举一个例子使这一点更加清楚。在著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中，斯大林亲自定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由于必须此书要编写得能让大众所理解，因此对于斯大林将关于这一主题的经典著作中的相当微妙而复杂的论据，简化为以教条章法式的教科书形式的做法，并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自从这本书的出版以来，哲学科学的命运表明，这是一个巨大的有意为之的方法论和文化政策的问题。斯大林的宣传性的简化（通常是庸俗化）立即成为独特且具有绝对约束力的规范，这成为哲学研究的最大限制。如果有人冒险（例如呼吁回到列宁晚年的哲学笔记）超越第四章的圣言或仅仅只是对它们进行补充，他立刻就会受到意识形态的谴责，并因此无法发表研究成果。伊利切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说，近几十年来哲学、经济学和历史研究停滞不前，是有根据的。
　　所有科学和文学都必须满足斯大林本人提出的宣传要求。通过文学来理解和自发地阐述现实被越来越严格地禁止。“党”的文学不再创造性地反映客观现实，而变成了必须以文学形式重复党的决定。……
　　当然，所有这些本身并不是目的。这些现象的出现源于斯大林的地位，源自他对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权威的需要。我必须再次重申，只有经过可敬的学者彻底的研究之后，才能知道究竟客观形式的困难要负多少责任，而斯大林对困难的过度反应又要负多少责任。毫无疑问，在三十年代，这种困难在客观上更加恶化：内部除了加速工业化的需要之外，还有农业的集体化的困难；在外部则是希特勒执政以及迫在眉睫的纳粹德国侵略的威胁。这个时候苏联的阶级斗争是否真的变得更加尖锐了，这是一个问题，只有通过学者的详细研究才能给出有力的答案。但是不可否认，斯大林很快就提出了必要的也是十分简化的总结：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阶级斗争的不断加剧，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
　　这一论点的目的是营造一种长久的相互猜疑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每个人都防范着其他所有人，这是一种永久性的围困状态。我只能简要地和零散地提及它的次要后果：对敌人、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恐惧加剧了一切措施，并且对与政策有关的一切都实行了强制性的保密制度。例如，统计因此成为一门“严格保密”的科学，只有绝对可靠的人才可获得。
　　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图景需要互补的特征，但直到今天仍未得到满足。在社会的存在受到威胁的那种激烈革命形势下所不可避免地采用的措施，被斯大林武断地沿用了下来。（我在这里还未谈论大清洗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已经被充分讨论了，并且谢列平在第二十二届苏维埃的演讲中已经详细分析了其对苏联法律和法学的影响。我只想简短地提及这对文化的某些后果。中介因素的被压制，促进了一种趋势，即将所有生命的现象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严峻的形势的持续存在加剧了这种趋势。每个人都被他在特定时刻所履行的功能（或声称他履行了）所折射，没有留下任何可能的例外。因此，以大清洗的逻辑为例：由于布哈林在1928年反对斯大林的集体化计划，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他在1918年参与了谋杀列宁的阴谋——这就是维辛斯基在大清洗中的做法。这种方法论还扩展到历史，科学和艺术等方面。在这里，将列宁的方法论与斯大林的方法论进行比较，是极具启发性的。例如，列宁在1905年和1917年严厉批评了普列汉诺夫的政策。但与此同时，列宁坚持认为有必要利用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来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而这对列宁而言并不意味着矛盾。

感谢闲汉收集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