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后记 说明：这是卢卡奇在1957年为重新发表《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一文写的后记，最初发表在意大利《新论据》杂志第33期（1958年7—8月号），第6—16页〔Nuovi Argumenti, cahier 33, Luglio-Agosto 1958, pp. 6-16〕。中译文在收入《卢卡奇自传》一书时，将标题改为《我在斯大林时期》，现根据该书脚注恢复原名。
来源：《卢卡奇自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25—235页；《卢卡奇自传》（桂冠社会学丛书），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225—235页。 翻译：莫立知 译，杜章智 校。根据弗朗克·本斯勒尔编《革命思想：卢卡奇·捷尔吉——生平和著作介绍》，达姆施塔特和新维德：卢赫特汉特出版社，1984年版，第75—79页〔Frank Benseler Hrsg., Revolutionäres Denken: Georg Lukács, eine Einführung in Leben und Werk, Darmstadt und Neuwied: Luchterhand, 1984, s. 75-79〕译出。 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那篇短文[1]是在一种很高昂的情绪中写成的。产生这种情绪，不仅是因为我在历经坎坷以后，在差不多五十岁的时候，终于感到在自己脚下有了坚实的土地。过去十五年中所发生的事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关于最初的革命年代我已经说过了。关于列宁逝世后的时期还没有说。我作为战友经历了斯大林为保卫列宁的真正遗产而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斗争，并且看到了列宁馈赠给我们的那些成就得到了拯救，被用于进一步的建设。对1924—1930年时期的这种估计，从那时起过去的年代及其经验没有做任何重大的改变。而且，1929—1930年的哲学讨论曾使我希望能够弄清黑格尔和马克思、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马克思和列宁的关系，即从所谓普列汉诺夫的正统下解放出来，并为哲学研究开拓出新的境界。此外，我一向反对的“拉普”被解散（1932年），为我和其他许多人揭示了一种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文学、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不受任何官僚主义阻碍的繁荣；虽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马列主义性质以及没有由官僚机关设置的框框这两个组成部分都应该同样强调。如果我再加上，我们正是在这些年代里了解了青年马克思的基本著作、首先是《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列宁的哲学遗产，那么在三十年代初引起那种高昂情绪和巨大希望的事实就都举出了。 人们在当时——用乐观的说法——每两个偏离旧框框的思想就有一个遇到或软或硬的抵制，这渐渐地使这些希望带有一种低沉的色调。起初，我以为，而同我一起还有不少人也这样以为，我们所遇到的只是还没有完全被克服的过去的残余（“拉普分子”、庸俗社会学家等）。后来我们明白了，所有这些阻碍理论进步的倾向都拥有牢固的官僚主义基础。然而我们在长时期内想到的是这种保护体系的一个归根到底是偶然的特征即教条主义；我们中有许多人有时心里想着斯大林叹息道：“唉，要是大王知道就好了”。这种状况自然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人们一定会认识到，奋发向前的、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思潮和对任何独立思考进行的教条主义的、官僚主义的暴君式压制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应该到斯大林体制本身中，因而也是到斯大林本人身上去寻找。 但是那时如果要对此采取立场的话，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必须从世界历史的形势出发：这就是希特勒上台和准备对社会主义进行毁灭性战争的形势。我在这一点上总是很明确的，即一切——即使是对我个人说来最宝贵的东西，即使是我自己的终生事业——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根据这种形势得出的每一个决定。我曾在我熟悉的领域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世界观并且按照新情况的要求予以相应的发展看作我一生的中心任务。但是因为在我活动的这个时期，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为争取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也就是为争取社会主义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处于核心地位，我不言而喻把自己的一起立场、也包括对自己的终生事业的立场从属于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的决定。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对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产生出来、经过大肆宣传、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那一切意识形态倾向投降。不过同时我也很清楚，在这个时候持反对立场不仅在肉体上不可能，而且也很容易成为对不同戴天的敌人、对一切文化的毁灭者在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 所以，我不得不为我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种游击斗争，就是说，用几条斯大林的语录等等使我的著作有可能发表，并且在这些著作中以必要的谨慎把我的有分歧的观点按当时历史环境许可的程度公开表达出来。因此有时需要保持沉默。例如，大家都知道，战争期间通过了一项决定，把黑格尔宣布为反对法国革命的封建反动派的思想家。因此，我自然不能在这个时候出版我那本论青年黑格尔的书。我当时想：要是不搞这种不科学的蠢事，也肯定能够打赢战争的。但是，既然反希特勒宣传突然想到要搞这种蠢事，那么赢得战争暂时比争论对黑格尔的正确看法更为重要。大家知道，这一错误理论在战后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大家也同样知道，现在我那本论黑格尔的书，我没有改一行字就出版了。 但是，这还关系到这个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比斯大林方法的消极面更沉重得多的社会问题。自然，我这里是指大审讯。对它们的合法性，我从一开始就是抱怀疑态度的——同例如法国大革命中对吉伦特派成员、丹东派成员等的审讯没有多大差别；就是说，我同意它们的历史必然性，而对它们的合法性问题没有过分看重。（今天我认为，赫鲁晓夫坚决强调它们在政治上是多此一举，是对的。） 只有在提出彻底铲除托洛茨基主义等的口号时，我的立场才发生根本变化。我从一开始就懂得，这必然导致对大多数完全无辜的人的大量判决。如果今天有人要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对此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那么我又会不是首先提到肉体上的不可能——我当时是作为政治流亡者生活在苏联——而是首先提到道义上的不可能：苏联当时面临着与法西斯主义的决死斗争。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因此只能够说：“无论是对还是错，是我的党。”不管斯大林领导的党在这种形势下做什么——在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和我有同样想法——我们都必须在这场战斗中无条件地和它团结一致，而且把这种团结一致置于一切之上。战争胜利结束之后，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在过了26年的流亡生活之后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世界上的民主力量，不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的，结成反对反动派的联盟是可能的。我在1946年日内瓦“国际会见”中的演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情绪。自然，如果我在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之后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逆流是如何强大，西方有影响的集团是如何极力设法消除战时的同盟，并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与战争中的敌人亲近，那我就是瞎子。让-鲁·德·萨利斯[2]和丹尼斯·德·鲁日蒙[3]在日内瓦就已提出了肯定要把俄国从欧洲文化中排除出去的概念。但是，如果我看不到社会主义阵营中对此的反应带有那种意识形态的许多特征，我也同样是瞎子。我，还有许多人同我一起，都期望这种意识形态能在和平中，在社会主义通过中欧产生人民民主国家而变得更加巩固之后被完全忘却。正因为我坚持了这种我在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新的世界形势所迫切要求的努力，我在弗罗茨瓦夫的大会（1948年）上热情地加入了和平运动，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忠诚的拥护者。具有特征意义的是，我在弗罗茨瓦夫大会上演说的目的是昨天和今天的敌人——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辩证的统一和差别。 1948年也许是1917年以来最大的转折点：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获胜。正是由于它，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的决定性矛盾清楚地显露出来。因为在客观上，这一胜利意味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时期——斯大林在为它辩护这一点上，与托洛茨基比起来是完全正确的——已彻底属于过去：人民民主国家在中欧的产生是一个过渡。在主观上，事实表明，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从彻底变化了的世界形势中得出理论的以及实践的结论。斯大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本人在实践中不言而喻抓住了新形势的一些征候和要素，然而对根本的东西他从未真正掌握。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种根本的东西只能意味着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时期的方法决裂——这种方法在客观上是由于工业上落后的俄国经常受到危害而产生出来的，然而正是斯大林使之远远超出了这种必要性。于是，本来迫切要求有一种新的战略策略的新世界形势就以一个标志着旧的战略策略发展到严重顶点的行动，即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破裂开始了。接下去必然是重新回到大审讯时期的方法。 由于1949—1950年在匈牙利围绕着我的《文学和民主》一书爆发的论争，我个人很容易地认识到了这种在新基础和旧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自从我在1944年回国，我虽然在组织意义上从未担任领导职务，但是我经常关心从新的形势中得出相应的教训，经常关心以一种新的、渐进的、基于说服的方式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刚才提到的这本书中所收的文章和演说就是这种关心的产物。虽然我今天认为它们在一些方面有缺陷，目的不够明确，逻辑性不够强，然而它们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次论争表明完全没有希望和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家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 这次论争和我在其中实行的策略性退却——那是拉伊克审讯时期——给我带来的头一个大好处，是我有可能摆脱繁多的公务活动，完全集中精力进行理论工作。这次论争和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经验帮助我针对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方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重新思考，我关于斯大林没有理解世界形势中的决定性的新东西的认识不断增强，现在由于对过去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就更加拓宽了内容，并且上升为概念了。我清楚了，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已成为中心问题，他也是在过了几乎十年以后才对它的意义有所理解，他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孪生兄弟”的理论，在形成工人、甚至所有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已成为人类文化的存亡问题的历史关头时使得这种统一战线成为不可能。由此可见，他顽固地坚持了一种在1917年革命风暴中和在它之后不久是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但是在革命风暴减弱之后，在最反动的垄断资本展开大规模进攻之后，这种战略和策略在客观上已完全过时了。因此，我开始把1948年以后发生的事情看作是二十年代的根本错误在世界历史上的重演。 我的观点的内在发展在这里是真正的主题。然而，要对以这些错误观点为基础的思想体系即使概略地加以叙述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谈我如何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了斯大林思想中的悲剧性的矛盾。 列宁在帝国主义时期开始时超出经典作家的学说阐发了主观因素的意义。斯大林由此编造了一个主观主义教条的体系。悲剧性的矛盾在于，他的巨大的天赋、他的丰富的经验和他的敏锐的洞察力常常使他突破这种主观主义的魔圈，甚至清楚地看出主观主义的缺陷。例如，他的最后一部著作[4]对经济上的主观主义提出了正确的批评，可是他连想也没有想到，他自己就是这种主观主义的精神之父和坚定支持者。另一方面，在这种思想体系中完全相互矛盾的观点能够和平共处。例如，关于阶级对立必然不断尖锐化的理论同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将到来的理论并存。从这些相互排斥的论点结合中产生出了他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梦魇般的幻景，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自由原则是在一个专制的警察国家中实现等等。斯大林曾反对托洛茨基、胜利地捍卫了列宁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在社会主义发生内部危机时拯救了社会主义，这一功劳是很大的，然而他对由1948年开始的时期就同当年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发展必然性几乎一样在理论上不理解。斯大林的这种落后和不理解使得帝国主义敌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冷战，这一点今天已为许多人所看到。 我再重说一遍：这里只应该叙述我观点的发展，而且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方面。至今关于斯大林所说的一切，只是为正确的提出问题提供背景情况。如果人们想到相当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在大规模斯大林主义革命的头几年的兴奋心情，那么它产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天才的、双重的改革工作。一方面，列宁清除了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切偏见。这种清除工作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有许多直到那时还没有被发现的认识。另一方面，他也以他无情的现实感指出，对生活所提出的新问题，不可能指靠经典作家的“无可置疑的”引文。例如，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时常很刻薄地挖苦过这类马克思主义者：“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5] 正像这里所描述的，我在列宁逝世后的头几年曾对马克思主义按列宁方式的建设抱有希望。我也详细地描述了逐渐产生和日益严重的失望。最后只是还要简略地概述一下科学理论方面在这种形势下的重要情况。这就是，随着斯大林的精神统治得到巩固并凝固成为个人迷信，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终极真理”的注解、运用和传播。对生活中和科学中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是按经典作家的著作、首先是斯大林的著作中的学说写出的。而且，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列宁，后来列宁又被斯大林越来越有力地挤到次要的地方。例如，我准确地记得一个哲学家由于按照列宁的《哲学笔记》论述辩证法的规定而遭到抨击，人们责备他说，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第四章中所列举的辩证法的特征要少得多，那已是最后定论。所以那时论述问题，重要的指示找出合适的斯大林语录。“什么是思想？”有一个德国同志有一次说，“思想就是语录之间的联系。”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发展的门已完全被关死，自然是错误的。但是只有斯大林有特权为这个永恒真理的宝库增加新的内容，或者停止使用一条到那时为止被认为无可辩驳的真理。 在这种体制下的学术生活很难过，不需要详细描写。只想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继续发展最重要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几乎完全瘫痪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受到的阻碍可以少得多。虽然这里有时也产生冲突、甚至危机，但是它们的实际发展是这样一种生死攸关的问题，以致它的进展不可能受到阻碍，在纯粹实际方面甚至还受到强有力的促进。无成效的“语录学”的危险后果在这里更多地表现在边缘上，即在方法论、世界观基础等的问题上。 我远不是对这种僵化精神不断进行游击斗争的唯一的人。但是从斯大林逝世以来、特别是从二十大以来，这个问题进入了一个质量上崭新的阶段：这一切问题终于被公开讨论了；学术界的公开意见开始比较清楚地表达出来。甚至概括地描述一下讨论的情况和在其中表现出的各种倾向，也不可能是这个简略的思想自传的任务。我必须只限于概括地谈谈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今天对马克思主义说来最大的意识形态危险在于修正主义倾向。因为在几十年中，斯大林所说的一切被宣布为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一致，甚至是它的最高成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就极力利用斯大林的许多论点及其方法论重要部分的明显错误来要求对被描写为与它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成果也同样进行修正。一些共产党人由于所受的是机械的教条主义的教育，在思想上毫无抵抗能力，这种思潮正在他们当中流传开来，所以这里必须谈到一种严重的危险。但是，只要教条主义者坚持斯大林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完全一致，他们对这种思潮就会同轻信的修正主义者一样毫无抵抗能力。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找到一种“第三种选择”，作为摆脱这种绝境的出路；那就是，为了能够有效地反对修正主义，必须彻底铲除教条主义。 正像上面已经说过的，列宁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里必须采取的立场的阿基米德支点。只要我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可靠的方法，大量正确无误的真理，许多对它的继续发展富有成效的提示；我们如果不深入地掌握它和运用它，在科学上就不能前进一步；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各种学科并不是已经得到解决的任务——只有对这一切有清楚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才可能出现新的飞跃。恩格斯在逝世前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未来的任务；列宁重复了他的劝告。我认为：现在已到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说：我们还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那么我们决不是说丧气话。相反，我们是在怀着充满希望的激情谈论那种够几代人富有成效地工作的伟大的振奋人心的科学任务。 自然，在这篇短文中即使只是具体谈谈这种工作的前景也是不可能的。由于篇幅限制，我甚至对我自己的工作也不能这样谈。我只能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使我生平第一次有可能做到我一直力求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对精神生活的现象，按它们真正的、本来的面目，按它们历史的和系统的状况进行的观察、忠实的描写和符合实际的表述。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在这方面也是一种自卫。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无疑地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歪曲，我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我的活动的，对此非常清楚。但是教条主义由于其主观的绝对性反对对事物的任何深入，反对从事物出发的任何概括。谁如果容忍在自己的精神面庞上带上这种遮眼罩，他就只能翻来覆去说一些现成的教条，而与现实失去任何联系。我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游击斗争不仅保护了，而且促进了我对生活、对生活题材生动的关系。如果说我今天能够撰写一部美学的书，并且敢于期望完成一部伦理学的书，那么我要归功于这种斗争。 因此，这篇短文也是我怀着高昂的期待心情写成的。我知道：争取新道路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有几次重犯教条主义，从而使修正主义抬头，我们现在也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形势。对我个人说起来——我在这里首先是谈我自己——这是肯定的：在一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学科方面的严肃努力能够给我一种坚定的生活内容。（至于我自己的贡献将有什么客观价值，将由历史去判断，我无权过问。）今天也还有形形色色的障碍，革命工人运动自从它诞生以来曾有过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错误需要克服。它直到现在一直在做这一工作，我深信它在将来也要这样做。因此请让我把左拉的一句话稍加改变用来结束这篇短文：“真理的步子迈得很慢，但是到最后，什么也不能挡住它。” 注释： [1] 指《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 [2] 让-鲁道夫·德·萨利斯〔Jean-Rodolphe de Salis，1901—1996〕，瑞士历史学家、作家和记者。——录入者注 [3] 丹尼斯·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ont，1906—1985〕，瑞士作家。——录入者注 [4] 这里指的是1952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 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