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关于文学中的“远景问题”
——在第四届德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匈牙利〕卢卡奇
1956年1月
〔说明〕原载1956年1月15日德国“新德意志报”。译者：张佩芬
我们的文学中存在着困难，这一点，贝希尔和希格斯都曾在他们的报告中接触到了，这绝大部分的困难的由来，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学的伟大、有成就以及它的社会思想的优越性。这在远景问题上特别明显。到今天还要来讲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远景问题上，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陈腔滥调了。我们文学的优越性性在远景问题上最清晰最的显示了出来。
当我们具体的观察事实的时候，当我们阅读我们大多数作品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在创造远景上存在着许多问题，我现在敢讲，我们文学中的公式主义的根源之一就是在于不正确的塑造远景，在于对远景的机械的表现上。
我想稍微说一下什么叫远景。首先，这一定是某一件上不存在的东西；要是他存在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在创造着的东西是说来就不是远景了。第二，这种远景不是一种空想，不是一种主观的幻想，而是客观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社会的发展艺术地通过在一定情况下的一系列人物的发展表现出来的。第三，远景是客观的，不是宿命的。要是它是宿命的话，那它就绝不是远景了。由于它还不是现实，所以它才是一种远景，但它是一种通过实践、通过行动、通过某些人——这些人表现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倾向——的思想，通过这一切就能具体实现的真实倾向，这种要经由错综复杂的道路才能实现的倾向，或许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并且，艺术作品不论在哪一个方面都能中断，但是这个中断并不是说就此一切为二，这儿出现了一种完全特殊的现实，这种现实我们可以带着深刻的感动在正确地创造出来的形象中经历得到。
请原谅，我现在要举的第一个例子，就不是从我们的文学中提取出来的。我们想一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吧。“战争与和平”正文是结束了。那些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俄罗斯人获得了胜利，两个主角，换句话说就是娜塔莎·罗斯托娃和彼得·贝佐霍夫重又团聚了，小说是结束了，可是托尔斯泰给这部小说添了一段尾声，在这段尾声里，不仅描述了娜塔莎·罗斯托娃和彼得·贝佐霍夫的关系的继续发展，而且也写出了其他各个主要人物的此后命运。这样一种结尾是塑造了一种未来的结尾，这个未来是和小说本文仅仅贴紧紧地联系着的。这个结尾发展了一个更遥远的未来。我们能看到，归家途中的彼得·贝佐霍夫在彼得堡的谈话述及了俄罗斯内部的革命，一种由俄罗斯进步贵族推动的内部革命。后来我们在历史上称之为十二月月革命。年轻的包尔康斯基的梦想极清楚地展现了这条道路的未来发展。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和惊人的艺术性的对远景所创造出来的形式。一方面是深刻的历史真实，这个历史真实是从十二月革命的卫国战争的经历和体会中提炼出来的，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怎样透过个别人物的个别命运，预示了十二月革命的道路。
可以说，这是批判现实主义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事实上，特别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后期发展中，有很多这类小说，这些小说就这一点来说不能算是有远景的。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有远景，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了。问题在于如何充分的表现这种思想。这样说是很简单的：我们的远景就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又是对一个整个的伟大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与个别的人和个别的命运相比实事作为一个抽象的东西存在的，一种纯粹抽象的概念，一种纯粹的理想。
当我们好好想一想，那么这个尺度就很明显了：一部小说中所塑造的典型，所塑造的形象的个人特性能有多少远景呢，有多少远景迫切的要求这样来塑造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的个性以及人物的典型呢。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或者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惊讶发现，这些作品的直接远景是多么的微弱。
试举肖洛霍夫的巨作“静静的顿河”为例。肖洛霍夫是怎样结束他的小说的？他是这样做的，就是在几年内战之后，哥萨克的村庄已经和社会主义协调了，而不是这个村庄已经社会主义化了——他已和苏维埃政权和好，愿意和苏维埃政权和平的生活下去。
当然，这种远景在不同作品中，根据作品所要表现的时代，根据各种人物形象，是永远不相同的。但是，这里包含着真理，这永远是一种相对的、有节制的远景，为什么连那部最著名的小说，那部内容极具丰富的小说——我还想拿“静静的顿河”来作例子——也只包含着一个发展阶段，而它的远景——列宁这样指出他的缺点的——却只能具体的照亮下一步，下一个环节。要是一个作家跃出了这个范围，那么他就会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使他的形象概念化。或者，这将是我们必须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了，他必须会把它作为思想家，作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所想塑造的那种远景硬行塞到他的形象身上去，这样就会使形象歪曲，产生概念化以及其他种种毛病了。
事实上是这样的，人总是慢慢的经历了非常艰苦的反抗之后才理解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慢慢的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为了正确的理解这条道路，经常需要走许多弯路。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文学中也有这样许多情形，有些人出于一种全然是善良的意图，想使这种转变飞快地进行，想使一个才规定不久的目标很容易的就被达到。很明显的，很多作家在远景塑造方面选择的第二条道路；但是他们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就是他们把我们现实的远景当做已经实现的现实表现了出来，那么现实就超过了已完成的社会主义的抽象云景了，我知道这样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出现了具体的、只对个别人有用的共产主义远景。
我认为，这样就把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带入了了我们的文学中来了。最后这样一种问题的提法，就是我刚才讲到了的，我认为是有这双重错误的。一方面它过低估计了阻碍和旧的残等，特别是存在于人们身上的、在他们的灵魂里的旧的残余，另一方面，它有过高的估计了迅速实现的结果，由此而做出一副歪曲现实情况的图画。
要是世界能够仅仅通过一个在理论上是正确的问题的提出而改变的话，要是每个人碰一下这种理论的魔杖就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话，啊，同志们，那么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人类从前的历史的结束了。结束人类从前的历史需要我们——就像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所说的那样——进行几十年的斗争，不仅为了战胜敌人，也为了克服我们自己身上旧残余。
什么是“大团圆”呢？“大团圆”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结尾，这种结尾没有社会信念，没有明确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是能够从个别的和典型的情况中真正有机的产生出来的。我们文学中的公式主义和的巨大错误，不管他的理由是多么充足，就在于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文学从正确的乐观主义引到一种陈腐的、没落的“大团圆乐观主义”中去。
马克思说，真正的向前迈了一步比任何一个措辞漂亮的领域都要有意义。文学也唯有这样才能有意义，有非常大的意义，要是它能够通过形象把这一步表现出来的话。如果我们的文学中只是把一种领域性的要求表现为现实——这是我们的远景和现实问题——，那么我们就完全忽视了文学的现实任务。
列宁说，现实永远比最优秀的思想，甚至比最优秀的党的思想都要更要机智，我相信，在远景问题的后面，隐藏着我们的任务，作家的任务恰正在这里，就是要揭示现实的这种机智。作家把现实就像他本身所进行的那样揭露出来，那是非常简单的。但一切在弯路上的东西都是非常复杂的——而几乎所有人都要走弯路，要是他们想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话。在这种机智里，人们的愿望以及一般的目标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的，而作家的智慧就恰正在于对典型事物和个别的事物做出一种正确的估价。
感谢 光头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