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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中进步与反动的斗争
〔匈牙利〕卢卡奇
〔说明〕原载德国“建设”杂志1956年第9期。译者：邱崇仁、孙凰城
一
假如我们要讲到一个把整个时代分裂成两个彼此敌对阵营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得追问一下，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中起作用的规律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把整个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的力量在什么地方。
乍一看，人们也许以为我所指的是两个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不成疑问的，从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来看，这种对立是对的。问题在于，要是我们把它应用在实际问题上的话，是否可以不必经过任何转折就直接把它运用到具体问题上去。
非常有趣的是，列宁早在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上开始展开的时期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怎么样的程度上可以把世界历史上的矛盾直接转化为政治上的矛盾。当时列宁恰如其分地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一书中谈到了宗派主义问题。他谈及这问题时说道，无数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国会制度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而且把它与苏维埃的世界对立起来。列宁对此写了下面一段话：
“国会制度是‘历史上已经过时了的’。在宣传上讲来，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废除国会制度，还是相隔很远的。几十年前，本已有理由来宣布资本主义是‘历史上已经过时了的’，但这并不是说，因此就不需要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和很顽强的斗争。就全世界历史讲来，国会制度是‘历史上已经过时了的’，即是说，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全世界的历史的尺度，是以十年来计算的。迟早十年或二十年，这从全世界历史的尺度上看来，并无足轻重，从全世界历史范围看来，是微不足道，甚至无法加以略大估计的。但正因为如此，所以讲到实际政策问题的时候，援引全世界历史尺度，便是理论上莫大的谬误。”
就像在其他问题上那样，列宁在这里也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早在很很久以前，马克思主义就提出了进步和反动的问题，这问题跟我们今天研究的问题是有密切联系的。我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会不断激烈地驳斥拉萨尔的理论，按照那种理论的说法，其他各阶级对于无产阶级都是一致的反动的一边。
我们知道，这问题从“哥达纲领批判”发表以来，一直在重新出现，恩格斯会经在他的一封与耶尔福纲领有关的新建中尖锐地阐明了他的理论上的反对意见。恩格斯如何批判当时社会民主思想把它吸收到耶尔福纲领里去的拉萨尔的那种理论呢？我提出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即拉萨尔忽略了倾向和既定事实之间的差别：某些只不过还是作为倾向而存在的事物，却被这种理论当成了既定事实来对待。倾向是在有阻碍，有帮助，有滞留等等情况下使得规律发生作用的：规律从来不会是直线进行的，也绝不是不需克服辩证的矛盾的，是的，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会脱离主要的方向，不利的形式反而会暂时取得优势。
为了驳斥拉萨尔的信徒，恩格斯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你们不能说，所有其他阶级说成的就是反动的一边，因为在德国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个别资产阶级政党转向反对封建社会残余，只要他们反对封建残余，他们所起的作用就不再是反动而是进步的了。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涉及到从革命与非革命之间的差异中得出来的区别。在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恩格斯，像在无数次其他的场合一样，指出在尖锐地革命情况下，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将会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极其正确地说到了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政党才会证明自己是反动的，这就是说，这种倾向一直要在尖锐地革命局势下才变成事实，才发生作用。然而，在革命之后——列宁会无数次在他的讲演中论及此事——情况又变化了；可能会形成像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时的那种情况，列宁会对此非常重视，在那时起无产阶级通过租让制度向他们最大的敌人——资产阶级作了让步。租让制的资本主义也许确实能够改造俄国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帮助发展生产力。因此可能使敌人，他们本来是当时的反动派的代表，暂时起一些进步作用。
列宁在战争时期写的文章中，曾多次驳斥这样一种见解，（我现在相信，各个引证之间的关系大家是看的很明白的），按照这种见解似乎社会真的分裂成两个阵营：进步阵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社会主义革命阵营，以及反动阵营——也就是帝国主义阵营。他在一篇写于战争期间的文章中说道：显然人们有这样一种错误的假设，在一个地方组成了一支队伍，大家说：我们要社会主义，而在另一个地方又形成了另一支队伍，这些人说：我们要帝国主义，于是，这样就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愚昧和可笑”的想法，他指出：“谁宣传这一种规律，谁就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列宁的许多近似的论点中，我们只要再引用一个与之相关的论点就可以了。按照列宁的意见，个别的民主要求和一般的世界民主运动的要求（今天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要求）之间的关系，就像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那样；然而部分在这里并不是机械地属于整体的。在部分整体之间会出现许多的矛盾。在一定的场合下，很可能部分与整体是对立起来的。
像这种情况的最明显突出的例子，我们会经在20年代是经历过。假如我们跟社会主义者论争了话，他们往往会向我们提出：你们说考茨基和独立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反动派，同事你们却赞扬阿富汗国王的态度。对此我们按照列宁的精神回答说：是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今天世界上的决定性问题。假使考茨基和独立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正面或者从侧面支持帝国主义，那么他们就扮演了反动的角色；假使阿富汗国王反对英帝国主义，反抗英国，那么即使阿富汗当时的政治结构是反动的，即使他们有浓厚的宗教的思想，在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他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要从理论上察看一下这些问题复杂的全貌，我们必须认识到，把理论上的最基本的问题跟日常的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乃是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征。按照这样的看法，人们对于每一个日常问题，不管它属于哪一种性质，都可以不需经过任何转折直接从马列主义的最高原则出发去推论。我相信，像这样的事情用不着再举例子来说明；过去几十年的世界历史上就充满了这样的例子。
如果我们想了解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同时又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和世界历史的基本矛盾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自从列宁逝世以来，已经产生了这样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争取进步的斗争策略并不是直接由这问题来决定的。在这里，我不打算谈细节，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照耀下可以看出：我们党的无数策略上是错误由此产生的，我们毫无批判地、对于新的情况不作任何研究地把1917年以及紧随着1917年而来的革命阶段的真理简单地拿到这样一个时期来运用，在这个时期中，基本的策略已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间力量的对比了。而我们所继承过来的这些真理却是俄国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在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中产生的。
斯大林的错误之一就是在20年代时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法西斯的孪生兄弟，这种说法甚至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时，对于人民阵线政策讲来还是一种障碍；斯大林的大错误毫无疑问是由于他没有认识到重大的策略问题的矛盾性。
在二次大战结束、法西斯主义失败后，同样性质的新问题又重复出现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儿也不需要详细地来述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和平与战争问题，是禁止战争，是和平共处的问题。我们时代的基本策略问题是从这些问题中产生的。
二
为了使我们能够认识理论的尺度，我不得不把这些问题至少策略地来描划一下，因为我们必须接着这种尺度的帮助，来批判我们时代在文化方面的进步和反动的斗争。在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可以利用的、辩证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讲，这是一个恰好表达了运动本质的矛盾。
对我们的态度讲来，这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我们时刻不能忘掉那些真正伟大的理论原则，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则。忘却这些原则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取消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同时注意，这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本身也充满了矛盾的、我们时代的世界历史上巨大矛盾的表现形式，是怎样具体形成的；这些形式的形成，在一定的情况下，需要经过一段延续的很久的发展阶段。忽略这种关系就是典型的宗派主义。这对于我们的运动讲来是急其危险的，因为反动派正在企图把注意力从与实际政治生活有关的具体矛盾上转移开去，正在企图把一切现实问题简单化为巨大的、一般性的世界历史的矛盾。也就是说把这些问题简单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
我们知道，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宣传曾经这样做过。我们知道，美国的反动派曾经这样做过，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我们匈牙利，1945年进行选举的时候，不是我们，而恰好是小农党提出了来一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的竞选口号。
为什么敌人要这样做呢？因为敌人要提前来决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斗争；他们想在形势对社会主义还不利的时候就想挑起一场决定性的冲突。但是，与此相反，在共产主义者的策略中——大约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之后——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间的斗争成了重要的问题，这斗争就成了共产主义者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划分这两大阵营的结果，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次大战使社会主义大大地发展起来。这次大战在欧洲产生了人民民主国家；同时也产生了光辉中的中国革命。因而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并不是由时代的基本矛盾，不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矛盾来决定的，这是一个真正的辩证的矛盾，它表达了真实的历史运动。因此这次斗争的具体结果会使社会主义获得巨大的胜利。
我相信，在我们的时代，战争与和平的斗争，共存的斗争起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绝不能说这是历史的简单重复，但在这里却牵涉到了一个策略问题，这问题关系到整整一个发展时期，它的伟大的结果，我们相信我们还将亲身经历到。
随着斯大林逝世而告终的时代在这一点上讲来是不彻底的，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因为决定斯大林政策的主要原则，是使矛盾不断尖锐化的不可避免性，这不只是在苏联的内部政策中起作用，而且也必然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幸而斯大林从这次理论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顶彻底的；正因为这样，在他的政策中还存在着对新时代的认识的因素。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些因素而已。真正彻底的政策只有在斯大林逝世后才能被实行。对于这种矛盾的细节，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我只是谈谈斯大林在第十九次党代会上的说演，在这篇演说中，他一方面规定了今天和平运动的地位（某些战争可以避免性），另一方面有对这个政策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做了一定的保留。毫无疑问在斯大林逝世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可以从这几件事中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首先是朝鲜战争的结束，随后越南战争也停止了，我们进入了一个有可能和平共处的时代。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越过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立场，宣步道：在我们的时代，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们的政策必须以这种观点为依据。这是对于过去时代的出彻底性的一个清算。
我们必须在文字上这样来了解共存和两种社会制度彼此和平共处的意义：这意思就是说，两个世界可以按照它们自己内部的发展规律来生存。任何一方对待另一方都得承认这一点。我们原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那么我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我们愿意这样跟你们，跟资产阶级的世界一起，在和平中生活，尽可能多和尽可能主动地设法跟你们接触，至于你们，你们也可以按照你们自己的规律，你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你们自己的世界观来生活。而在这基础上才有可能谈话，讨论及会晤，才有可能以尽量高级的形式来经常接触，可以从政治、经济谈起，一直谈到文化。
但是如果我们说，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可以按照它自己的法则发展，那么我们却千万不能忘记，马克思对于这些规律本身要比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家们知道得清楚得多。马克思看出：规律本身的辩证法将不可阻碍地把资本主义推向社会主义。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将去干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每一个国家的人民掌握着他们自己的命运。这只是说，我们深信，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它自己的发展的内部辩证法的结果，通过矛盾，借助于矛盾，必然地会走向社会主义。
现在，这作为我们的任务讲来，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至少会把世界的一大部分卷入社会主义，我们很可能会有恃无恐地借助于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阵营武装力量的优势来传播社会主义。但是，假使我们相信。我们是处在一个长期的和平阶段，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能由它自己的发展的辩证法来引导向社会主义，那么就会由此而产生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只能在思想意识上影响这种发展。我们一方面在讨论，会谈，指导，中间影响他们——当然我们在马列主义的原则方面绝不允许有任何妥协，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借助于我们自己国内的实际政策，使得社会主义对其他国家的广大群众成为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因此宣传和平共存适合我们对社会主义最终会获得胜利的坚定的信念深深的。我们会认真的执行共存政策及我们愈是在合乎人情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不论对我们自己，还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或者从我们自己发展的立场出发都更合乎人情——那么我们也就能够更好地为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服务。
我们会达到同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联系愈加诚挚，愈加广泛，愈加紧密，那我们就能更好的在和平共存的条件下为伟大的社会主义胜利的目的服务。因为如果我们能使社会主义变得非常吸引人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对于群众就不再是恐怖的魔鬼了。我想的不是那些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小集团，对于他们讲来掠夺财产永远是一种恐怖。但是我们说老实话：在西方还有着无数为今天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吓退的工人，更不用说广大的农民群众和知识分子了，当然他们的厌恶，他们惊骇的反应，是完全可以通过事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释和宣传来消除的。
因此——我想这一点从以上所讲的话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我们不能再以抽象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尺度来衡量进步与反动，我们必须以另一种尺度来衡量，这里所阐明的矛盾同时也是跟我们最终的目的有着紧密联系的，所以它是一种可以加以利用的辩证的矛盾。
三
请你们允许我现在简单的叙述一下世界文化的某几个方面的新情况，我的叙述与其说是一种有联系的分析的解释，还不如说是一种提纲智领的叙述，因为在这一篇演讲中要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先来谈一个我们过去很少研究的具体表现的部门，这部门就是宗教生活。在这儿我们首先必须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字说，这也就是我们必须记住宗教不是一种孤立的抽象的思想意识，而是一种具体的社会现象，这一点是许多同志经常会忘记的。
如果我们肯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看不清实际上的矛盾，就更能精确地注意到那些使宗教消亡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这里面同时也包括我们思想意识的任务——我们如何来尽量发挥思想意识所能起的作用，以加速创造这些使宗教消亡的条件。列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指出，今天虔诚的宗教心理的基本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的不稳定性。因此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就是在战后，在冷战时期中由于对原子战争的恐惧，宗教感情对许多人来说是特别加强了。同时这些时代的大问题也影响到大部分信仰宗教的群众；世界史上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不可能对他们毫不发生作用。因为宗教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不是一种为某一个别的教授在他的讲坛上所宣传的抽象的思想意识；宗教的信徒有几千几百万，他们参加者世界上的社会历史生活，历史生活的大小事都在不断地影响他们。
我们在这里碰到一个极为有趣的矛盾。20年代的时候，在基督教里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巴尔特学派”，这一个学派在理论上根源于一个最反动的哲学家——根源于丹麦人基尔凯加尔特。我现在不能够详细的论述这一学派的理论，谁对这学派感兴趣，可以在我的“理性的破坏”这一篇文章中找到一大截关于基尔凯加尔特的评论。基尔凯加尔特学派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一个世界的进步发展的立场来看，危险性很大的路的教派的基本命题是：不论什么，政府都是上帝指派的。这也就是说不管某一国的政府性质如何，基督教的信徒宗教职责在于全力支持这一政府。巴尔特领导的基尔凯加尔特学派在希特勒政府时代就以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姿态出现，他们否认他们的宗教职责是顺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支持他的政策的那种路得派的学说。我相信我们之中有许多人是认识尼茂勒的，他会经在布达佩斯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有成百上千个拥护尼茂勒的基督教牧师被关到集中营去，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思想意识上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服务。同样的矛盾在今天也存在着，因为巴尔特和尼茂勒的拥护者反对阿登纳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支持和平政策，他们甚至于还是和平政策的最坚强最有力的先锋战士。
这是很清楚的，他们这样做是在那里为和平共处服务，从他们无数的文章和言论中看来，而且还是有意识的在那里为和平共处服务。因此很明显，在这儿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有趣和有利的矛盾，这是反动的基尔凯加尔特观点这一基本思想意识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采取的态度之间的矛盾，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目前的时代的具体情况、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的斗争的口号和倾向所导致的。
这种关系当然并不是经常很显著的。在像天主教的这样一个有集中统一领导的教会中，这种关系就更加复杂。然而说整个天主教教会和宗教、整个僧侣阶层，只是华尔街开设在罗马的分店的，这种宗派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在我们的报纸上经常出现)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天主教跟华尔街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性质的联系无疑是存在着的，但是这当然并不能包括天主教在今天的形势之下的全部问题。
我现在以一种极端情况做例子。不久之前在法国发生了一次冲突，因为教皇禁止的所谓工人神父的活动。什么人是工人神父呢？所谓工人神父，是一些信仰坚定的天主教的神父，他们因法国无产阶级的贫困而深受感动，并因之而感到气愤，他们看到，舒适地坐在教堂里，只是在星期天给工人、失业者和无家可归的人做做祷告的神父的话，对于劳动群众来说，必然会成为耳边风。这些神父因此而到工厂去当工人，他们以工人的身份在工人中继续他们的天主教的宣传。有趣的是被这种宣传吓倒的不是共产党员，而是那些教长和教皇，因为他们害怕工人神父很容易与共产主义发生接触，因此很容易使他们相信，支持共产主义比支持帝国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更符合基督教的伦理学。
教皇因此禁止了工人神父的活动，只允许他们做平常的神父做的工作。
在这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的充满着深刻的矛盾的本质。为了使大家不致发生误会，我随即要指出，在天主教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奥国就出现了所谓基督教社会运动，这运动企图以欺骗社会为手段来影响群众；在意大利、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运动。这些运动一方面越来越受大资产阶级的公开影响，另一方面——这一方面对于评判今天的形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希特勒的(不是宗教的)欺骗社会的政策在世界史上崩溃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和第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空前高涨时，欺骗社会愈来愈成为一椿极其冒险的事情。因此那些所谓基督教社会民主党逐渐变成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
然而工人神父这个例子，正表示出尽管天主教的教会禁止这些运动，但是这些运动还是往往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禁止工人神父的活动并没有使天主教内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奋斗停止存在。其原因是：生活在社会主义世界里的九亿人中间，有好几百万人是忠实的天主教教徒，担心这些教徒与天主教教会之间的联系将随时间之推移而终于完全终止的这种害怕心理，是有根据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就会看到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也会发生相同的作用。战前、战时和战后，在全世界发生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的变化，同时也对那些信仰宗教的群众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些人跟其他人一样也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
这些问题在工人运动的宗派主义倾向最少的意大利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不是偶然的。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已经读到了，弗罗伦茨市长拉·比拉——他是属于天主教民主党的左翼的——否定天主教对资本主义负有什么责任，他企图在天主教内寻找消灭群众的贫困、改善群众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至于问题的细节，我在这儿不得不加以放弃。但是尽管如此，拉·比拉在弗罗伦茨还是胜利了，天主教民主党想夺取共产党的老根据地波罗那的议席，他们也把一个拉·比拉类型的名叫杜塞蒂的天主教民主党人推为他们的候选人，而这一个人多年来一向是被资产阶级这一翼的人搁置在一边的，因为他们看到，这次斗争只有用这样的口号才有获胜的可能性。他们在波罗那当然并没有成功。
再也没有斥责拉·比拉，说他的理论见解和实际的经济政策不彻底，这样的是更无聊更简单的了。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只是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忽略掉这一现象的重要特性。当代的世界史上的各种事件同样也会促使信奉天主教的群众发生强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这样一些天主教的态度之中，他们想在宗教信仰的范围之内，通过对宗教信仰的新解释，来解决天主教的教义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之间的矛盾。
按照我的看法，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一运动的开始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像我们的意大利同志已经做到的那样，认识到我们这儿也许正在产生一个非常广泛的运动，跟这一运动发生联系，适当地影响它并与它合作，是绝对必要的。大家都知道，陶里亚蒂的政策重点之一正是要与天主教民主党中的这一翼取得联系，并且要加强与纯粹的资产阶级那一翼相对独立的这一翼。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肯定这一重要的运动，运动的今后的可能性至今还不能够预测。
但是天主教教会的这种情况也在它的最高领导中间，在官方的天主教的神学和哲学中表现出来。我们都知道教皇已经宣布反对原子战争，此外他还发表了两个与之相呼应的声明。他一方面与那种认为天主教教会与所谓西方文化完全相一致的说法保持距离；我们可以看出，教皇在策略上要比许多美国的政治家灵活得多，那些美国政治家干脆把西方文化与天主教等同起来，机械地把两者与东方的无神论相对立。教皇说天主教不受任何个别的文化的约束；按照他的意见，人们不能够把中世纪的文化完全作为天主教的交化。他说天主教的本质是不变的，可是天主教经常不断地吸收那些它认为对它自己有用的东西，当然它也吸收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思想。
在教皇后来发表的另一个声明中，他却又肯定地宣布，和平共处必须无畏地、丝毫不被曲解地予以实现。在这篇声明中，他也接触到对天赋权利的批评。请你们允许我，让我只用一句话来引起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义的注意，因为这不仅仅在天主教的论战中才发生作用。在哲学和法学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往往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他们说个人主义的生活、个性的自由等东西——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的基础——不是从某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中产生出来的特点，而是天赋权利的公理。现在教皇在这个问题上比许多资产阶级的仆从要高明得多，他虽然说个体不能完全融合在集体中，但是他同时也警告说，不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过分强调完全从自我出发的个人。纵使他的话有许多保留的地方，然而他到底还是谴责了资本主义绝对保护教论的“天赋权利”说的论据。
争取和平共处的奋斗的征兆逐渐可以从这几方面看得出来。在这些征兆中，也显示出了这样的恐惧——他们害怕最后完全失掉千百万生活在社会主义世界中的教徒，在这些征兆中同时也反映了希望和平的群众对各方面施加的压力。这一切也反映在今天的天主教神学的理论中，有一些伸出的神学家不再想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普通的唯物主义的一种变体，只需一挥手就能把它打倒的；相反地他们感到有必要来认真地讨论马克思主义问题。例如一个名叫勃洛克穆勒的耶稣教的长老这样写道：我们不必打倒布尔什维主义，却必须使布尔什维主义收洗礼，把它按照天主教的精神来加以改造。罗马教皇大学的教授范特尔指出托马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某些共同之处。臂如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托马斯主义与中世纪世界观的现实主义非常接近。
上面提到的那个勃洛克穆丝引证范特尔的话说，如果圣保尔在异教徒的哲学中找到了那么多的论据的话，说不定他会毫不犹豫地为了基督教而运用这些论据。这儿就存在着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和宗教界的思想意识的代表之间进行讨论性谈话的可能性，这种讨论在过去多少年中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可能性在一种情况下已经实现了。格拉兹地方的一名叫做莱定的神学教授发展了范特尔的思想，他说，在马克思主义和托马斯主义之间能够被找到的逻辑的相似之处有它们共同的哲学的和历史的根源：圣托马斯的理论根源说亚里斯多德，马克思的根源是黑格尔，但是亚里斯多德是通过黑格尔的媒介来发生影响的。这种理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种争论还并不仅局限于神学家的圈子之内。莱定到莫斯科去过，他在那里受到了米高扬同志的接待；他甚至还在莫斯科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中参加了关于无神论问题的讨论。
如果我们要对这一切问题给予准确的评价，我们当然不能从这样一种假定出发，似乎天主教的哲学现在和我们“接近”了。恰巧相反，一方面这些神学家们企图用这种被他们所发明的相似之处来来拉住动摇的信徒，并在某种情况下争取新的信徒，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这一切相似之处和他们所依靠的论点在客观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罗马教的神学家们也是如此，他们都把他们的全部论点建立与历史上都是虚假的相似上面。在16世纪时，天主教由于宗教改革运动而陷入巨大的危机中。按照当时的情况看来，把基础建立在封建思想意识上的天主教，在这块反对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各种基督教教派的斗争中，似乎是要失败的。反宗教改革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天主教不惜一切牺牲摆脱了与封建主义的联合，并且借助于耶稣教与兴起的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当时的国家形式——绝对君主政体——建立了频繁的联系：罗马教总算渡过了16至17世纪的危机，罗马教总算创造了再度兴盛的前提。
新问题虽然只是在形成中，但是我确信：在天主教中有许多人感到，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不管情况如何总是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共命运，这对于天主教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为了在宗教的内部求得另外一种解决，摸索性的尝试现在正在开始。
我要强调一下，上文提出的历史上的相似在客观上是错误的，我还是要补充一下，有些天主教的作家，例如前面提到的勃洛克穆勒，正是跟这种相似的说法有关系的，他们极力赞扬过去改革的成就。至于当时的改革的社会根源，大家或多或少总是知道一些的。我再重复一遍，这种相似是虚假的，因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有本质上的区别。根本谈不上什么“相似”，也谈不上这些理论都是站得住脚的和中肯的。我们对这运动感到兴趣，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在开始的危机的前兆，这运动使彼此间有进行接触、进行讨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前是不存在的。
像碰到任何其他问题时一样，在这儿也出现了列宁式的问题：谁战胜谁。我们在这儿面对着一个本质的理论问题，这问题列宁会经常借着谈另外几个问题的机会提出来过，但是这问题从来没有人把它提的像我现在所要求提的那么尖锐：我认为，在每一种宗派主义的后面都隐藏着潜在的失败主义。这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失败主义，就是如果我们在上面引证过的情况之下，以自由争论的形式来跟天主教的神学家较量，这时候如果没有组织的支持，只靠我们的知识和论据来取胜，那么在这块自由争论中，我们就会无可挽回地遭到失败。因此如果我们老是重复报纸上全部关于宗教的陈词滥调，防止与持有相反见解的人发生自由接触，防止与他们争论，这样做对于那些宗派主义者来说要简单得多。我一点也不想说，我们在直到斯大林去世为止的时期中教条式的使用的方法，在什么程度上是适合于这样做的。依靠这种我们习惯了的“启示录”，我们在这方面是不会有什么进展的。如果我们要能够成功地跟范特尔或者莱定之类的神学家进行讨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使他们的动摇的信徒更加动摇，要使他们的信徒发生某种程度的动摇，那么我们必须非常透彻而坚定地认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能创造性地运用辩证法。因为这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我想顺便在这儿问一下：如果有一个哲学家——他连黑格尔的著作都没有念过，更不用说亚里士多德了，因为他从日丹诺夫的话中学到据说黑格尔是一个反动哲学家，他的辩证法是反动的——像这样的哲学家，者这样一次争论中，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呢？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谈话，在具有精湛的古代辩证法的知识的天主教神学家在述说他的论证的时候，那位宗派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只好在他面前目瞪口呆了。相反地，假如我们打倒宗派主义，那么我们就能够按照列宁的精神来解答谁战胜谁的问题。在这方面，客观的世界形势给我们许多进行巨大的攻势的机会；可是一般说来我们现在处在一种很软弱的防守地位中。
去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和平人士的机会，和今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谈，都证明这一运动是自发性地产生的，在上述的两次集会上出现的来自各种宗教派别的代表，要比在以前任何一次集会上的多得多。意大利的代表们非常正确地着重指出这种情况，和平运动不仅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这种指正，而且还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过去在使动摇的阶层接近我们方面，在争取这些阶层的方面，做得太少了。
四
我所谈到的这种变化当然并不只限于宗教；是的，确实这种变化在某些方面在宗教界所表现的暂时还是最微弱的。但是这种变化——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在哲学方面表现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众所周知的现象中，就像在萨特近几年来采取的立场中所表现的那样。萨特在一个月之前，当埃尔维被法共开除出去的时候，写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其中最重要和最有趣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所讲的一些话。他（这人不是我们中间的一个，而是一个探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表示说：整个资产阶级科学处于一种危机中，资产阶级的哲学不能创造出新思想来，他们不能有效地促进科学的发展。在这点上讲，唯一能有效地起作用的世界观——我再次引用萨特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他应用来在法国流行的一个词“马克思化”，他以“马克思化”这个词来描写一些少数的科学家，在这些科学家那儿可以找到某些成果，可以找到指示未来的论点及论文。他说：每个人都在等待马克思主义来改革科学和文化；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肯定说：但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创造出能以某种方式来满足这种期望的科学著作来。
我相信，萨特所描写的这种情况一般讲来是正确的。他再度指出了随着冷战的崩溃而产生的我们的无可限量的可能性。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虽然不是很明显的，但是却以某种相当明显的暗示来表示，他们还在想着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还在想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会自然而然地破灭或者可以用暴力来清楚掉。因而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者就没有考虑到，在这样一种理论战线的新情况下，唯有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取得能够在非马克思主义才会取得能够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群众中（相对地说）散播影响的成就，只有他们才能够把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引导到新的道路上去，而且也许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表现出我们的思想意识的真正优势。
萨特的态度的意义之所以这样巨大，是因为他的存在主义是战后唯一比较新颖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影响及其广泛，早已超出了经院哲学的范围，在存在主义之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就不能再创造出影响这样大的世界观了。因此，如果萨特坦率地说出了资产阶级哲学的危机，如果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使人脱离这种危机的出路，那么他的国际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萨特自己也还没有寻找出解决危机的方法，那么这就更加说明我们的可能性和我们的责任是多么巨大了。
但是过去阶段遗留下来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却在阻碍我们实现这些可能性。在这里我只指出两个主要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这种现象表现得最为清楚。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内在批评问题。我们知道，所谓内在批评就是这样一种方法，我们从要批评的思想家的前提（以它为前提，但是承认它是对的）[1]出发，把这些前提加以推论，然后证明这个出发点和由此而推断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只有在这样的辩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不同世界观的代表之间进行有益的争论。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断地使用内在批评，然而今天应用这种内在批评的人却被那些以斯大林的死而告终的时代的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客观主义”。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许多这样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只要承认这样一种批判方法，即追究一切的见解的阶级根源。毫无疑问，这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一方面它绝不是唯一的批评方法，另一方面，这种方法似乎又为宗派主义所歪曲了。宗派主义者（错误地理解党性的人）只是用这种发掘阶级根源的批评方法来进行谴责。请允许我从实践中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当我在1947年在文章中论及存在主义的时候，我企图从法国“抵抗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从与法西斯压迫相对立的抽象的“否定”推论出存在主义的抽象的自由概念，我指出，在解放后，具体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时候，势必会发生存在主义的危机。在我的书中我指出了危机开始的那种征兆，而且我认为，危机的发展已完全证实了这种预见。现在，在世界新闻中出现了一个著名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有关这部书的批评，他认为我是企图为卑鄙的、反革命的唯心论作辩护，说我在法国的抵抗运动中寻找存在主义的来源。
如果我们以那种在过去十几年中在党性的借口下产生的、被歪曲了的、受着教条主义的束缚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尺度，那么在国际战场的斗争中，同样在我们自己阵营里的各种斗争中，我们会陷于什么样的境地，这是极为清楚的。任何分析都被取消掉了；空话和完全无目的的辱骂代替了分析。此外，我还想以最后一句话来说明我从上面这些分析中得出来的结论：这种宗派主义往往是由这种思想出发，即认为阶级斗争或革命会把崩溃中的资产阶级哲学和资产阶级思想消灭掉，而且认为资产阶级的哲学是处于自动瓦解的时期中。
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对这一阶段作一考察，重新作一番观察，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在思想意识的领域中也必须使用列宁对于罗莎·卢森堡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的批评，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会随着经济的必然性而崩溃。列宁说：不，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崩溃，人们必须推翻它。现在理论方面所谈到的，正有点像这样哩。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将不会自动崩溃；资产阶级的哲学，资产阶级的科学陷在一个思想危机中，但是我们必须推翻它，打倒它，但是，不是借助于红军的武器，而是以马列主义的武器，真正的知识和专门知识的武器来推翻它。
五
请允许我现在对文学和艺术问题讲几句话。
毫无疑问，在这方面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是彼此对立着的。颓废艺术的内部——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显露出了要发生内部危机的征兆。也许我可以借助下面这样一件事情来描绘一下这种情况：一个起着领导作用的德国的音乐批评家和理论家阿图尔诺——他说颓废派音乐的一个前哨战士——不久前曾写过一篇关于颓废派音乐的没落的文章；他作为一个哲学思想家并不把这一切归结为正式的音乐理论问题，他却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他认为这颓废音乐的基本感情之一就是恐惧，就是对恐怖的刺激性的描写。请容许我为了说明问题而指出这样一件事情！汉斯·艾司勒——杰出的德国共产党员作曲家写到兴贝克时说道：这位作曲家远在人类发明飞机之前就表达了躲在防空壕中的人们的那种恐怖感觉。从这些见解中大家可以理解我要讲的是什么。阿图尔诺说道：音乐，即是说颓废派的先锋的音乐，在我们的时代正在走向没落，因为在我们的作曲家中那种恐惧、惊骇的感情的真实性和是在性正在消失中。我把这看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见解。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德国抽象主义的绘画方面也看到了相类似的情况；德国美术界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不久前才去世的卡尔·霍夫曾经尖锐地反对过这种抽象主义的倾向；甚至资产阶级的保守派方面，也对抽象主义艺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我还举一个例子：甚至像卡马斯这样一个右倾的作家（有些人也许反对他对萨特进行的论战），他在文学中是最时髦最先进的人物之一，在不久前曾为罗哲·马丁·杜·迦尔的全集写了一篇序言，他在这篇序言中说道：当我们，先锋作家只能使一些虚伪的活着丑陋的幽灵似的形象再现的时候，罗哲·马丁·杜·迦尔却在谈论活人，谈论典型。
这样的意见我们要多少就可以举出多少。这些意见证明，在颓废的先锋艺术中，正像在其他文化领域中也开始进行进步与反动间的斗争。这里，我不想对这种发展作详尽的分析（虽然我认为这在实际上是重要的），我宁愿把那些从斯大林时期承袭过来的观点指出来，因为这些观点对于有效地参加这个斗争是一重阻碍。
第一种观点是：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生，批判现实主义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种观点曾经在我们这里占过统治地位，我认为，一部分甚至在今天还在我们的文学理论中占着优势。
第二点，我们把颓废的标准理解得特别教条主义化了。我知道甚至有这样的情形：有些人甚至把托马斯·曼也算作是小资产阶级颓废派的作家；由于这种见解，便使我们反对形式主义的论战建立在十分庸俗的、真正形式主义的基础上，这种论战完全忽略了真正的矛盾，这样当然不能说服任何人，也不能说服我们自己阵营里的人的。
第三点，我们往往以狭隘庸俗的政治观点来批判文学作品及作家们。我在这儿想起了在苏联的一段见闻：绝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者辛克莱·刘易士，曾经在一部不算怎样好的长篇小说中漫画式地刻划了一个共产党的女干部和她的宗派主义的机械式的说话方式，并且用夸张的笔调模拟了她的日常用语。但作者还是把她描写成是一个忠实、正常、可靠的人物。由于这种缘故，辛克莱·刘易士就被长期驱逐出进步作家的行列，人们从此也就根本不再接触他的作品……此外还有顽固地反对一切客观性，按照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的精神固执地、教条主义地来理解党性的现象，这一切也同样是一种障碍，这些错误的见解助长了我们文学中的公式主义，助长了把远景当作现实来描写的风气，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前写的文章中会不断地指出过。
下面这点事跟这些错误有关的，应该把它强调出来：尽管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进行真正的思想斗争以及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发现和发掘社会的真正矛盾是特别重要的（这也只有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然而在这斗争中证明我们具有真实而富有创造性的优越性，更是有决定意义的。
像萧洛霍夫的“静静地顿河”或者电影“战舰波将金号”这样的作品，已大大超出了我们党的范围而感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假如我们不加批评地对于平平常常的作品也加以赞扬，就像我们在这几十年中所做的那样，而且遗憾的是即使到现在也还在继续这样做，这样，我们就不是在宣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是在损害它的威望了；现在形成了那么一种公开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那么一些平常的、机械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正是为我们的批评家所捧上了天的。这种一律看待的作法，也是宗派主义的一种特点，而且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国际文化政策方面）（在我们方面也是如此），这样在我们的艺术创作方面，我们当然就不会以事实上也许在我们自身中存在的那种力量来登上世界舞台。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把国际问题搁下，而回到我们本国的问题上来说几句话；当然在这儿同时也谈到了国际问题。我刚才说我们没有以我们在自身中存在的力量登上世界舞台。我曾经在国外旅行过很多地方，常常跟外国的作家和批评家晤面，经常跟他们谈话，我敢说，蒂波·德瑞同志的长篇巨著[2]如果以各种语言来出版的话，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讲是一次新的胜利的战役。而相反的，我们没有那么做，却人为地千方百计阻止这部作品以外国语出版。
现在让我来谈谈一般性的问题。在文学和艺术中今天并不存在那种往往在剧烈的革命形势中得以显著地反映出来的那种形势，在那种形势下，朋友和敌人就像两个阵营般地对立着，但在文艺方面，却有许多特别复杂的转变，例如有些诗人只是形式主义地对待问题，可是他们内心的企图却是为了指示出保持和平和进步的方向，再如有些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们由于自然主义的倾向而看不到远景。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在于要从全面来观察事物，从和平共处的观点，从今天的战略观点出发，无偏见地评判作品，和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来支持每一个真正合乎时代要求的进步运动。要支持这些运动，完全应该那样，因为转而反对颓废主义的艺术和世界观会使无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有关的作家和艺术家处于孤立状态，那时候，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理解，对他们就是一种特别有力的支持了。
我们的动摇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好像除了赞扬提及一棍子打倒以外就没有中间立场似的，这种批评是不能加速正在发生的分化过程，只能把那些原来已经有向我们这边靠拢的倾向的人驱逐到反动阵营中去。
※ ※ ※
关于文化方面的情况，上面所讲的只能算是一个粗略的概括，很显然，二十次党代会的成就在这种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今天可能还有些人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资产阶级的宣传企图把整个问题贬低为一椿骇人听闻的新闻、一种揭露或者是一个故事，而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没有在二十次党代会以后作出显著的改变，否则的话，是能够顺利地把这种到处出现的反动进攻击退的。
但是制造骇人听闻的消息的人得势的时期是一定会过去的。资产阶级想把二十次党代会的结果转过来反对我们的企图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是期待二十次党代会的成果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那种愿望是建立在能否真正理解这些成果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一次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彻底清算；这不仅是我们去了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前提，而且也是我们能够影响这个充满矛盾的、逐渐在分化的新世界的前提。我们知道，每一次真正的（不只是报纸上的赞扬赞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每一个真正的（不只是文化官僚机构称颂一番的）对我们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说明，都能表明，全面的发展民主只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切的进步将有助于促进和平共处，有助于在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加速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发生的分化。如今我们还处在这个过程的开始时期，但是这些可能性是无可限量的。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战争与和平，冷战与和平共处，殖民压迫与民族自决之间的界线，就是我们时常难以划分的今天的进步和今天的反动之间的界限。自从赫鲁晓夫把问题揭露以后，资产阶级正在再度从事于绝望的尝试，他们希望形成一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战线，我认为在今天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严重的危机。应该补充说明的是，那些为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所束缚住的同志们，在其不自觉地在客观上帮助了他们，并且加强了他们的信念，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跟民主、自由、法纪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教条的汇集，在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不会产生科学和艺术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数十年来为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所俘虏的同志们并不是愿意这样的，然而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愿望好不好，而是在于他们的观点是否客观和符合辩证法。
我们现在就正处于于二十次次党代会有关的转折时期中，这个时期也许是为时间很短的，至于它要延续多久，大部分要由我们来决定。在这情况下，我认为共产主义者之间展开国际性的讨论，并把这种讨论扩大及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是很重要的。这转变将延续多久，这斗争是胜是负，全在于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借助于新时代的新方法，做出在开始时也许是很微小的然而是真实的成绩来，在于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开始不仅以社会主义的存在这个事实，而且以新方向的具体的发展，来影响正在世界上产生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变化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发展，在于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加速这种发展，能够影响它，使它朝着我们的方向前进。
这一切都说明了在20次党代会以后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坚决的清算现在已经告终的时代是我们的义务，这不仅是每个人对祖国顿号对党的义务，而且——这是我要在这报告中阐明的——这也是世界的发展以及进步力量战胜以新的形势出现的反动力量的重要因素。
[1] 此处也许原文有错误，按理应该说“以它为前提，但是并不承认它是对的”，或者说“以它为前提，并且承认它是对的”。——译者
[2] 即小说“回答”，关于对它思想内容中所表现的错误的批评，见译载“文艺报”1954年第11号上的约·里瓦伊的文章“评一部小说”。——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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