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卢卡契谈话录》 第二章 战争与革命 采访者：让我们把话题转到一九一四年爆发的战争吧。 卢卡契：关于战争问题，我确实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一开始我就反对战争。对我周围的一些人，只要是谁倾向于支持战争，我就会沉不住气；甚至在不直接表示支持战争的情况下，例如像贝拉·巴拉兹说了那么一句话：“走吧，有难同当嘛！”尽管在公开场合我没有说什么话，但在私下却非常严肃地同他谈了我的看法。我对他那本书的结束语特别反感，结束语中有一段他和安娜·莱契奈的谈话，巴拉兹毫无保留地把奥匈王朝作为多民族的瑞士一类国家加以赞赏，我认为这是愚蠢的吹捧，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对本国情况是十分不满的。由此可见，有关战争问题，我只能说我是一个最坚决的战争反对者。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如果还没有，现在正好作一番阐明。当时我的立场大致如下：“德奥联军也许会打败俄国人，那么罗曼诺夫政权就会垮台，这是好事；当然德奥联军也可能被英法联军所击败，这样哈布斯堡和霍恩措伦皇朝也会被推翻，这也是好事。那么最后由谁来保护我们不受西方民主的侵犯呢？”问题就这样明摆着。由此可见，我的实政主义反战派也有政治原因，这就是说，我如此强烈地谴责匈牙利现状，绝对不是想把英国的议会主义描绘成理想的政体加以接受，但在那个时候，我还看不出将来会出现什么形式来替代现存政权。从这一观点出发，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使一次多么重大的经历，因为在那里的地平线上突然展现出另一幅画面，不论人们对此持何种态度，它却改变了我们大家的生活，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 采访者：您有一次在读到对战争的有关看法时，曾提到西默尔的一封信…… 卢卡契：只有当我非常怀疑人们是否会按照他们的愿望来改变自己的过去时，西默尔的那封信才显得有意思。我就是这样带着某种怀疑，或更确切地说，带着批判的眼光责问自己，我是否真是从第一天起就反对战争。当时我立即想到，有一次——只是说不出确切日期了——我和玛丽亚·魏伯尔，即和马克斯·魏伯尔夫人的谈话。魏伯尔夫人对英雄事迹的道德价值大加赞扬，我回答她说，对这样的英雄事迹越赞扬，事情就会越糟糕。当时，我在偶然情况下得到了一本为纪念西默尔而出版的书，在这本书里发表了他的一部分信件，其中有一封信是一九一四年八月写给玛丽亚的，在信中写道：如果卢卡契不能理解这次战争伟大意义的话，那么事情就没有希望了。对这次战争只能是直观地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同他谈论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丝毫意义了。由此可见，我们的谈话时在八月初进行的，玛丽亚向西默尔报告了这次谈话内容，这是西默尔对此所作的回答。这件事使我更加确信无疑，我的记忆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在八月的日子里我已反对战争了。请注意，您也是知道的，不久前可怜的德里在拉伊克事件上碰到了一桩倒霉事，因为他曾写过一篇关于这件事的文章，他却已忘得一干二净①…… 采访者：西默尔说得对，人们对战争的伟大意义只能直观地理解…… 卢卡契：我同意他的这种说法。但是，我对此事之所以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它从客观上提供了证据，说明那次谈话是在战争爆发以后的头几天进行的。 采访者：卢卡契同志，当时您在柏林吗？ 卢卡契：不，当时我在海得堡。一九一二年我迁居海得堡，可以说，我在那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直到我回佩斯特为止。 采访者：是在什么时候？ 卢卡契：是呀，那是在什么时候？一九一七年秋我去过佩斯特，后来在一九一八年夏天我又回到了海得堡，一九一八年八月我回佩斯特时，计划第二年春重返海得堡，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采访者：您是怎么免于服役的？ 卢卡契：这又与我的家庭有关，如果银行经理的儿子不愿服役，他就可以不服役。我当然也被送进了兵营，可是到了那里立即有人通知我，要我到军医委员会去一次，经体检诊断，我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采访者：在您的一生中，您很少有过这种疾病的折磨嘛。 卢卡契：这种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变成了我的疾病，得补充说明一下，这是由克拉尼诊断的。匈牙利的营私舞弊远比通常所说的严重得多，因为科拉尼并不是一个与任何人都能攀谈的人，但他与我父亲很谈得来，正是这个原因使我在战争年代成了一名战地服务员。 采访者：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吗？ 卢卡契：不，时间不长，我过去的老同学、后来当了内政部长的伊凡·拉科夫斯基来探望我父亲的那一天，我的服役终止——这一轶事我也得说一说，因为与此有关的人物颇有趣味。拉科夫斯基拜访我父亲的原因是，他想当一名贷款银行董事会成员，这次谈话当然是通过约西叔叔联系的，在交谈中很自然地问起格奥尔格在干什么事，我父亲就向他诉了一番苦，说我在佩斯特当战地服务员，生活相当艰苦。拉科夫斯基接着这一话题说，约西叔叔应多加关心，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他还让叔叔告诉舍尔施，要他到议会去找他谈谈这件事。我们的确谈了这件事，四个星期以后我得到了解放，从此我与军队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拉科夫斯基由此在贷款银行获得了一个工作职位。 采访者：这可谓是个圆满的结局。 卢卡契：如果观察我青年时代的发展，那么久不应排除这个因素。我是贷款银行经理的儿子，这一事实虽然在文学上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它却决定着我的前途和命运。要是没有这个关系的话，谁知到我回死在哪一个俄国集中营里呢。 采访者：您在海得堡期间怎样才使自己远离战事的呢？在您的自传片段中写道：“海得堡：得到雅斯佩尔斯的帮助（竭力反对他的观点）……” 卢卡契：雅斯佩尔斯为我开具了一张医生证明，因他是主张打仗的，所以他这种做法是与他的信仰背道而驰的。 采访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开具证明呢？你们是朋友吗？ 卢卡契：我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友谊，我认为，我应该感谢他的帮助，这是一种富有远见的回答，它已经受了以后时间的考验。因为他问我是否想退出战争，同时我也为自己的生命而担忧，我才对他说：“你瞧，要是我愿意服役到战争结束的话，我就不会请求您开具医生证明了。”看来这句话对他是起了作用的。采访者：他也没有去部队服役吧，或者他服过兵役？ 卢卡契：他是一个病人，他没有被征兵服役。 采访者：如果您谈到战争年代，也就会想起您第一位夫人的名字：叶莲娜·格拉本科。 卢卡契：她是个俄国人，在俄国属于社会革命运动党，然而很久前她已与此脱离了关系，我们在战争年代——这是私人事，没有多大意思——在战争年代我们是分居的，她和她的男朋友生活在一起，因为她是俄国人，没有收入，在物质上我得支持她。一九一八年她离开了她的男朋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来到了布达佩斯，然而，到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早已破裂了。 采访者：战争期间她究竟生活在什么地方？ 卢卡契：您是说叶莲娜·格拉本科吗？开始时她在海得堡，后来在巴伐利亚。 采访者：在匈牙利文学中，好些作家都提到她，例如，贝尼·费伦奇，或者在辛科的小说中…… 卢卡契：她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暂且不提她还是一位富有才华的画家。当她来到布达佩斯见到库恩时，给她的印象是：库恩活像个无赖。我认为这是一个富有特别见解的极好的评论，那个时候我也同意她的看法。从这个评论中可以看出，她当时就是一位目光非常敏锐的人。她在布达佩斯和年轻一代结为朋友，例如和贝尼·费伦奇一些人，还有和雷法伊、辛科等等。在那里她住的是苏维埃之家，他们利用吃午饭、晚饭以及其他机会聚在一起，她是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好像只有她没有加入共产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维也纳时期，例如她在那个时候与雷法伊还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采访者：她也是流亡国外吗？ 卢卡契：是的，她也流亡国外。 采访者：你们是在海得堡认识的吗？ 卢卡契：不，是在意大利的一个疗养地认识的，她在巴黎时就与巴拉兹家交上了朋友。她来意大利访问巴拉兹家，我们是在那里相互认识的。 采访者：您怎样评价您战争年代写成的主要作品《小说理论》的？ 卢卡契：《小说理论》把费希特的整个时代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时代，这本书的特点是：在方法上它是一部思想史书。但是我认为它是一本唯一不以右倾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史书。依我之见，在道德方面整个社会是堕落的，而艺术上却是好的，只要它不随波逐流的话。我们从发展情况看，俄国的现实主义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教导我们，在文学中如何全面彻底地谴责整个制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问题，而根据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整个制度是非人道的。 采访者：卢卡契同志，您对英国人的胜利也不寄予希望，是否溯源于这一认识？ 卢卡契：您瞧，我对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持怀疑态度，阿纳托勒·弗朗斯有时说这样的话：不论富人或穷人，一律不得躺在桥下，一视同仁。我一直反对这种比喻，这当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政治态度。当时我听说，这方面也有具体的表现形式，李卜克内西①的出现使这种形式在德国显得更为突出。 采访者：您把小说的形式与历史结合起来，在那个时候一定是一件划时代的新鲜事物。 卢卡契：那本书中作了某些正确的观察和分析。然而从总体看，该书构思的出发点是，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世界文坛革命小说的顶峰。，这样的构思出发点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这部作品探讨了革命小说的理论——当然还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文学范畴内，这在当时还是首创一举，那个时候只有人文科学小说的设想，不论在艺术上或思想上都是保守的。我的小说理论如按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标准加以衡量，它不是革命的，然而与当时文学和小说理论相比，它是革命的。总之，《小说理论》一书只不过是阿迪文章的续篇，按照分类和题材，它是一个国际文学理论的总结。 采访者：卢卡契同志，您对《小说理论》的现实影响是感到沮丧，还是为之而高兴？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您在另一个场合曾经宣布过，您没有把《小说理论》视为您生平著作的组成部分。 卢卡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也处于过渡时期，像《小说理论》这样的中间产品，只能评价为过渡时期的作品。 采访者：我有这样的感觉，像《小说理论》这样的作品已经存在了五十多年，且颇有影响，把它说成是过渡事物，问题只解答了一部分，显然它不仅仅是起到了过渡时期的作用。 卢卡契：您瞧，费希特十恶不赦的时代揭示了欧洲的虚伪团结，使它陷入今天的窘境，那种虚伪的团结一直持续到一九一四年。因此，这一罪恶的时代从反面证明了一条真理，当然还缺少列宁从中导出的结论，即必须彻底改变整个社会。在《小说理论》中尚无这个观点。 采访者：不管怎么说，您在一九一四年写了这本书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它只有在战后才可能出版…… 卢卡契：这样说不确切，战争期间《小说理论》已在《美学和普通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以书的形式出版才使在战后的事。 采访者：那时候您已不再同意发表了。 卢卡契：当时的思想统一超越了信仰的统一。 采访者：难道您根本没有想过出版海得堡手稿、出版美学片段吗？ 卢卡契：没有。 采访者：这一作品至今还是断简残篇吗？ 卢卡契：它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其中有一章已在《美学与普通艺术》杂志或另一本杂志上发表，我现在已记不太清了，我的确很快停止了对“海得堡美学”的研究，因为一九一七年我开始对伦理学发生了兴趣，因此把美学问题搁至一边了。 采访者：已经发表的那一章是否也没有搜集到现在出版的全集里？ 卢卡契：《青年作品》集中有这一章。 采访者：作为完整的手稿是否已不再存在？ 卢卡契：其中有一部分还在，但我一点也不知道放在何处，或在谁那儿。① 采访者：在您的生平简历中，您提到这个时期的布达佩斯派，这显然是指所谓的“星期日协会”，哪些人参加了这个协会？ 卢卡契：“星期日协会”是由贝拉·巴拉兹和我周围的一些朋友组成的，我们是在世界大战期间结合起来的。我作为一名辅助兵在布达佩斯度过了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就在那个时候成立了该协会，贝拉·巴拉兹和安娜·莱契奈是会员，后来四面八方的人都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例如艾玛·里托克，她是巴拉兹的一位老熟人，接着又加入了大批年青的理论家，例如贝拉·福加拉西。 采访者：还有雷法伊吗？ 卢卡契：不，没有雷法伊。 采访者：安娜·莱契奈也提到了雷法伊。 卢卡契：安娜搞错了，其实是拉约斯·菲莱帕最先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我和他过去的关系就很好。接着是弗雷德里克·安塔尔，他后来写了关于意大利绘画和关于荷加特的文章；年轻的卡尔·曼海姆和阿诺尔特·豪塞尔等人也参加了协会。在一九一八年左右，的确有几个年青人参加了这个协会，其中有格尔格利，即安娜·莱契奈后来的丈夫，特别是他们中间最有才华的艺术史家夏尔勒斯·德·托尔奈叶成了会员，但是据我所知，雷法伊是他们的同学，没有参加这个小组。 采访者：那么马尔吉特·卡夫卡呢？ 卢卡契：卡夫卡也和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她与贝拉·巴拉兹的兄弟艾尔文·鲍尔结婚了，他们弟兄俩闹矛盾，这是兄弟姐妹中常有的事。由于这个原因，卡夫卡退出了我们的协会。 采访者：您认为这个协会带有“思想政治色彩”吗？ 卢卡契：阿迪对战争的态度是整个协会的真正基础，但是，会员的反战态度不一，例如，我已站在全面反对战争的立场上，而曼海姆和豪塞尔的态度并没有那么明朗。 采访者：“星期日协会”讨论些什么问题呢？ 卢卡契：讨论的内容都是些非常模糊而又自相矛盾的自由主义观点，决不能认为“星期日协会”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例如，协会内部普遍倾向于米哈利·卡罗利的西方民主派观点。我认为，我是唯一代表那种观点的（在另一场合我也写过这一点）：“好吧，奥匈帝国和德国一起能打败俄国，推翻罗曼诺夫政权，这很好；但也可能德国和奥地利被西方国家所击败，推翻霍恩措伦和哈布斯堡皇朝，这也没有问题。但是，究竟由谁来保护我们不受西方民主的侵犯呢？”在“星期日协会”的圈子里，当然把此视为奇谈怪论。我所关心的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给我的回答，第三种可能性，这也是我以前一直寻求的道路。我们协会的共同观点也许可以这样来表达：我们拒绝在匈牙利反动政权面前作任何妥协，并在这方面确保与“二十世纪社”建立联盟。然而，在世界观方面我们与自由思想的实证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后来从这里分出了“人文科学自由派”，他们从一九一七年起开始单独活动。拉约斯·菲莱帕、贝拉·巴拉兹、艾玛·里托克和曼海姆都为这个学派作过报告，我也同样作过不少报告。此外，这个机构对雅兹派没有敌意，例如，艾尔文·查博同情支持建立这个学派，根本不认为它是对雅兹派的反动。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我们的激进主义不能用现今的观点，更不能用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作过高的估计，因为我自己从一个“星期日协会”成员发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经历了各种危机和痛苦。此后从反革命营垒中传出来的论点，如艾玛·里托克所宣称的那样：“星期日协会”是布尔什维克会议，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星期日协会”内部观点分歧，其特点是：只有我一个人才开始代表黑格尔——马克思的观点。弗雷德里克·安塔尔只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拉约斯·菲莱帕站在人文科学的立场上，而艾玛·里托克总的说是保守的。莱契奈等人当然不能列入这一学派。“星期日协会”只是通过后来的改革才起到布尔什维克前身、甚至布尔什维克会议的作用。 采访者：是否也请简要=地介绍一下关于您与“二十世纪社”的关系、 卢卡契：本世纪初，还在我大学学习期间，经巴诺奇的介绍，我结识了该社人士。您也许知道，玛尔吉特·巴诺奇后来成为了索姆洛的夫人，但该社全体成员都与巴诺奇保持联系。通过别的渠道，我也较早认识了艾尔文·查博。在那个时候参加“二十世纪社”是很自然地事情，我想举个例子加以说明：一九〇五年或一九〇六年，雅兹派企图在社会科学协会中搞垮帕尔·沃尔夫纳和安特拉西派。 采访者：那是一九〇六年的事。 卢卡契：我只记得，当时我正在塔特拉度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好不容易筹划了一点路费，离开了塔特拉山区去参加一次重要会议，以支持雅兹派，反对帕尔·法尔卡斯和安特拉西派。我说这一些的目的，只是为了简要地说明我从一开始就是“二十世纪社”那种社会流派的追随者。但是在哲学上，我对雅兹派的实证主义作了全面的、最严厉的批判。自从我能独立思考问题以来，我一直反对实证主义。还得补充说一下，我始终认为雅兹是一个思路紊乱、缺乏理论才能的人；与此相反，我对吉拉·皮克勒尔的智力给予很高评价，并赞赏博多克·索姆洛的科研能力。此外，我和索姆洛的私人关系相当好，并与早故的艾德·哈尔卡尼关系极为密切。总之，通过几条渠道我与社科协会成员建立了联系，但对法国和英国的实证主义流派，在哲学上我始终采取拒绝态度。有时我遇见雅兹，我们就交谈一番，我不太喜欢他，我也不相信雅兹会对我特别友好。我与奥斯法特之间的一类问题，和他从未发生过。我交给雅兹的文章，是否存在没有发表的情况，我已记不清了。如您所知，情况往往是这样，奥斯法特拒不采纳阿迪的文章，而雅兹却把它发表了。在该社范围内，我真正敬佩的只有艾尔文·查博一个人，在我的发展中，它是唯一真正起过作用的人。要是您现在问我是否读过雅兹的作品，读过，但是，我的上帝，我可给全忘了，没有留下半点印象。很多人曾说过，阿迪也说过，他们把雅兹视为领袖，我可从未把他看成是我的领袖。 采访者：也许在雅兹的道德观中看出他的品德，对吗？ 卢卡契：如果我把雅兹与艾莱克·贝内代克对我的那种深刻印象相比较，雅兹的道德观对我的影响要少得多，尽管听上去是如此的奇特。这里存在着某种敏感问题，是我所不喜欢的，例如，克里斯托菲及其一伙得到了雅兹的支持，，因此，后来雅兹被从达拉尼从部里赶了出来，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依我之见，这完全是符合逻辑的，我对雅兹派和雅兹本人那种景山上的激怒毫不理解，因为谁能期待伊格内克·达拉尼的民主理智呢？当时为了理解这一点，我是相当现实主义的。此外，我对专政时期的雅兹的回忆也是不愉快的，我不知道以下事例对雅兹的整个人格是否有代表性，但至少给他涂上一层不体面的色彩，专政政权建立后，他找到我并向我建议说，社会科学协会应该把那些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积极开展活动的理论家选入理事会，例如：艾莱克·博尔加尔、福加拉西和我。我回答他说：“瞧，多年来我们是舆论界的积极分子，既然你们至今没有把我们选入理事会，那么也就没有理由现在把我们推选为部长或什么玩艺的。”接着，雅兹问我道，“二十世纪社”该怎么办。我回答道：“让二十世纪社出版嘛！只要你们从中不搞反革命活动，你们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事的。”我是说了这样的话。说什么雅兹因遭受迫害而逃跑，纯属无稽之谈，这对安娜·莱契奈来说也不符合事实，绝对没有人打算把雅兹抓起来。他之所以流亡国外，因为他担心——这合乎情理——独裁政权会被推翻，在独裁时期反革命迫害不会停止，而且会继续发展。在这一点上雅兹完全正确，然而雅兹理应在独裁统治下安心地呆着嘛。 采访者：您与伽利略派关系怎样？ 卢卡契：我与伽利略派没有什么特别关系，我对卡尔·波拉尼很了解，有时我也去拜访伽利略派人物，可能我在那里作过一个报告呢！对此我已记不清了，我们之间无论如何没有形成密切关系。已科尔文为首的激进的伽利略分子，我在一九一九年才认识。他们过去是一个地下组织，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们与我这个被视为资产阶级作家的人物几乎没有取得联系。当我加入了共产党以后，我不仅与科尔文取得了联系，而且还与一些年轻的代表人物，如杜钦斯卡、西拉格等人也建立了联系。我与几个人，例如与西拉格的关系相当好，但与伽利略派从未建立起真正的关系。 采访者：当伽利略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激进派以后，您与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关系吗？ 卢卡契：与共产党的关系是我第一次真正建立的关系，一般友好关系除外。在参加共产党前，不论在激进党还是在社会民主党中，都不可能见到我这个人，我对这些党内发生什么事一无所知。 采访者：波拉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阿迪的追悼会上，以富有战斗性的反唯物主义精神赞扬了阿迪， 卢卡契同志则以富有战斗性的布尔什维克精神赞扬了他。 卢卡契：波拉尼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六日所想的事，我今日无法查证，我也无法详细考证我当时想些什么。您作为文学史家怀着令人信服的注意力，密切注视着一个作家的发展，他在事发阶段却对大部分事情是不敢兴趣的。我一生非常尊敬阿迪，当波拉尼请我去作个报告时，我当然也就作了。然而，从我成长过程的观点看，认为这一做法具有某种意义，或者认为我当时已考虑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夸张而已。 采访者：让我们重新回到主题上来吧！您前面谈到，您之所以放弃了对美学的研究，是因为您开始对伦理学感兴趣，那么哪些作品是由于这种兴趣的转变而写成的呢？ 卢卡契：在写作方面那个时期没有形成什么作品。由于对伦理产生的兴趣，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采访者：但尽管如此，还是发表了一些伦理方面的文章，例如《战术和伦理》…… 卢卡契：这是后来发表的文章，它是在一九一九年写成的。 采访者：但它也是这种兴趣的产物，是吗？ 卢卡契：当然是的，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伦理的冲突问题，即如何使人们尽管不符合伦理，却能处事无误。 采访者：黑贝尔问题……尤迪斯进退两难…… 卢卡契：“如果你在我和我的行动中间撒下罪孽的种子：我是谁，我在埋怨你，我该拜托你！” 采访者：这是多美的句子，但遗憾的是，同所有的警句一样，它也被糟蹋，滥用。 卢卡契：不被糟蹋和滥用的句子是没有的。 采访者：您的理论工作从研究美学开始，后来对伦理学产生了兴趣，随之又对政治感兴趣，从一九一九年起，对政治的兴趣已占主导地位。 卢卡契：我认为不应忘记，对政治感兴趣同时也是对伦理的兴趣。《怎么办？》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主要问题，通过这个问题使伦理和政治研究课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采访者：在卡罗利革命期间您是以什么形式表态的？ 卢卡契：对什么事情都不能放马后炮，我属于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德国人称之为“随大流者”；——他们认为当时的那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想在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以说明我也参加了铁索桥畔的那场战斗，在场的大约有四百至五百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对整个事件只记得以下情景：我和拉茨萝·迪内斯一起站在弗勒斯马蒂广场上，她对我十分友好，是一位化学家，是个富有才华的女人，后来我们一起朝着多瑙河畔的拱门奔去。在这次示威游行中，我没有起任何作用，在整个十月革命期间这是很典型的。我是十月革命的忠实拥护者，但在这期间没有起什么作用，我也不可能起积极作用，因为除了小小的“星期日协会”外，我与别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直至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人登上了政治舞台，问题开始变得明朗化了，我才积极性定起来。我必须承认，而且对此已有文献可查，我在经历了一定的摇摆之后才加入了共产党。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发生这种情况。尽管我深知武力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尽管我从未指责过雅各宾派，然而一旦这里出现了武力问题，同事必须当机立断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促进武力斗争时，就暴露出人们头脑中的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问题，因此必须经历某一过程，即过了十一月份以后，到了十二月中旬我才加入了共产党。 采访者：《策略与伦理》是在那个时期写成的吗？ 卢卡契：《策略与伦理》是在那个时期写成的，这篇文章在一月份发表，它是一份内心的自我清算，它促使我加入了共产党。 采访者：加入共产党并不是说内在的思想斗争就此结束，对吗？ 卢卡契：尽管我已粗略地论述过我反对战争和反对实证主义的观点，但过去我与运动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态度。通过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言行，我才了解到，反对战争的具体政治形式及其可行性。但是，今天我们不应忘记以下事实：这不是什么生平事迹，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真理，不管人们会对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想些什么，今天有人认为很多事不正确和不好的东西，但在某种程度上说，挽救了第二国际声誉的是列宁，这完全是他个人的功绩，因为他宣布：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任务正与反对战争联系在一起。我们之所以能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也只能归功于列宁。当然，要是没有世界性危机，也不会有这样的认识。我不想否认，在我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动摇，尽管它只延续了几个星期，但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不应忘记，好在我们对此有一部比较好的文献可供考证。艾尔文·辛科的小说《乐观主义者》，描述了知识界在那个时代对共产主义的模糊认识，这种思想上的紊乱很典型，我当时还属于认识比较清楚的一些人呢。我不想对自己唱赞歌，而只是想说明当时的一般气氛而已。即使像我这样读过一些马克思的书的人，马克思主义水平也很低，没有一个人谈得上对运动或对革命有什么经验。我们还得补充一句，——尽管有人会说我偏离了正统立场——从莫斯科回来的那些人，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被吹得天花乱坠。 采访者：是否在建党期间党已分裂成为莫斯科派和非莫斯科派了？ 卢卡契：没有。当时局势相当混乱，我们见到任何一个莫斯科人感到非常高兴，从他们那里指望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以了解“外界”的形势如何，探讨事件的理论意义。对此我作了各种努力，在这方面私人关系也很重要，例如我的老朋友艾尔诺·赛特勒尔给予我很多帮助。但是，我得说明的事，我们从莫斯科人那里没有听到什么对事态发展的可靠消息。 采访者：您对那些讨论的问题是否作了澄清，或是…… 卢卡契：这些讨论有一部分是在“星期日协会”进行的，后来我在共产党研究院作过一个大报告，如果我记忆正确的话，报告内容是有关暴力问题。在维塞格拉提街举行的讨论会和对话会也是没完没了，——辛科对此作了正确的描述。并不是我一个人认识不清，当时的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确信，暴力革命不仅对匈牙利，而且对全人类来说是摆脱当时困境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我们缺乏理论上的论证，同时对革命的每一步骤也缺乏了解。现在编纂党史的人很难理解，一个干部会如此无知。由此可见，这种情况不宜写党史，而事情却被描写成似乎库恩和他的同伙装着满脑袋的列宁知识回到了布达佩斯，然后通过相应的渠道把这种知识传播到其他人中间去，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后，似乎已经出现了第一流知识，第二流知识等等。我向您承认，我是在维也纳流亡时期才开始了解到列宁理论的真正意义。不论是从库恩还是从查莫埃利或其他从莫斯科回来的那些人那儿是得不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真实消息的。 采访者：当时无法读到列宁的书吗？ 卢卡契：那个时候只有《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译本，当然，还得补充一句：尽管《国家与革命》写得很好，但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尚未入门和一窍不通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因为这样的读者自以为他们的言行似乎已是某种马克思哲学的反映。《国家与革命》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阐述，给人以明确的回答。我承认，我也是后来才弄懂这部著作伟大理论意义的。至于我个人，我只能说，入党前我完全没有什么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在党内也根本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真正强制性的学习年代是在专制时期及其崩溃以后。当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开始从共产主义一词的含以上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采访者：卢卡契同志，过去您从未参加过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任何一个团体吗？ 卢卡契：没有。 采访者：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您较快地成为一名人民委员的呢？您的声誉从何而来？ 卢卡契：部分原因是库恩和查莫埃利在这方面还是注重实际的人；最终是我，尽管不是第一流的却也称得上是个有名望的作家，他们对这点评价不错。我深信，要是没有我的声誉，不要说我作一系列报告，就连第一个报告也不可能作。第二个原因，可能由于贝拉·库恩二月被捕以后成立了第二个中央委员会，并在其领导下出版了《红色报》，我们在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在兰特勒派及其周围人中成功地树立起一定的威信，使他们感到惊讶的是：《红色报》在共产党全班人马被捕以后还能出版，而且他们认为，《红色报》比原来的报纸办得更好，部分公众舆论也持同样看法。对此我不作任何评价，但我记得那么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同我父亲谈过这类问题，他担任资本主义的私人职工协会主席或类似职务，这个协会带有某种社会政治性质。有一次，我父亲遇到一位不知名的先生，他说了一席使我父亲感到意外的话：“您看，经理先生，这真是了不起啊，自从令郎负责出版《红色报》以来，比过去办得好多了。” 采访者：卢卡契同志，您是负责出版报纸，还是主编？ 卢卡契：这家报纸由一个小组负责出版，正式任命的编辑好像是费伦克·拉斯科，然而他不属于小组成员。阿尔帕里、博尔加尔、雷法伊和我却都在那个组里，实际上是我们负责出版报纸。为什么公众舆论大多认为我是编辑，那是另一个问题，也许与我是组内最有名气的作家有关。 采访者：您与共产党领导层中的艾尔诺·赛特勒尔有着友好的老关系，过去，在库恩及其同伙到达布达佩斯以前，他经常和我谈这个问题。我已谈及，从一开始我就同情俄国革命，赞同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然而，归根结蒂我也是在资产阶级偏见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提出以后，在我的头脑中出现了思想危机，在《自由思想》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对专政持反对态度。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当这一危机消逝以后，赛特勒尔带我去见库恩和查莫埃利，同他们进行了一次交谈。 采访者：那个时候共产党已经成立了。 卢卡契：共产党是在十一月中旬成立的，这就是说，我不属于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采访者：卢卡契同志，当核心人物被捕以后，您是否就进入了领导班子？ 卢卡契：是的，没错。当我加入了共产党以后，我就得按照库恩和查莫埃利的旨意，在一家理论杂志的编辑委员会中担任工作，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在《国际》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当库恩和他的战友被捕以后，有几位同志开始考虑选拔哪些共产党员可以进入领导班子。有人——我已记不清是谁——把我带去会见地下中央委员会。应该说，这里存在着两种思潮——我不认为有什么历史原因。一部分人由于库恩及其战友被捕和遭到打击的事实而吓破了胆，他们担心在匈牙利将由极端的反动分子掌权，他们代表的立场是：我们应改组成像艾尔文·查博集团那样，只是在单纯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继续开展工作。而另一部分人——我也属于其中之一——的意见是：核心队伍的工作应继续进行下去，如有必要，可转入地下，反之则继续开展合法斗争。 采访者：哪些人属于第一派系呢？ 卢卡契：这个我现在可不能讲。 采访者：那么哪些人属于第二派系呢？ 卢卡契：例如蒂博尔·扎米利属于第二派系，当时他处于地下，最热情地支持第二派。我现在无法把两大派的成员一一列举出来，这也并不重要，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内部讨论问题，没有产生外界后果。共产党继续存在，充实后的领导班子继续执行原来的政策，只有一点微小的区别，我得坦率地说，这里也有我的一份因素。库恩与兰特勒派私人关系良好，他想通过巧妙地说服办法，把兰特勒派中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小组争取到党内来。我们领导班子中有些人却代表下列观点：现在兰特勒派脚踩两只船，摇摆不定，如我们对这种摇摆性加以批评指出，也许有助于兰特勒及其一伙接近共产党。有人认为我们这样做会加深我们与兰特勒派之间的矛盾，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想说明的是，在专政时期，我与兰特勒曾经谈论过这个问题，他本人承认，共产党报纸尖锐地批评他在两党之间摇摆不定，这对他以后所表示的态度有着深刻的影响。 采访者：在专政时期，领导班子中诸如在土地改革这样重要的问题上是否意见一致？ 卢卡契：在土改问题上，遗憾的是我们完全一致，一方面是受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另一方面有的人认为，分土地反正只是一种过渡措施，因为匈牙利资本主义发展比俄国先进，要是我们不采取这一措施，把地主阶级所有制直接转为生产合作社所有制，也许我们可以越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大家都犯了这一错误。至于涉及到我本人，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文艺领域里，我完全承认必须依靠资产阶级革命因素进行真正的革命转变，而在土地问题上，由于我不是政治家，对此没有作过深入研究，因此接受了党的观点。我不想美化自己，我没有持反对态度，虽然我在军队里当政治委员时，曾多次体验到，由于停止土地分配，农民对我们产生了不信任。 采访者：党的领导在专政时期是否存在分歧问题？ 卢卡契：在一些比较小的问题上出现过分歧，因为库恩是一个老练的、懂策略的人物，他与维尔特纳和伯姆①关系非常密切，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要首先同他们商量，我们中间有的人就认为，他制定党的策略不敢超越维尔特纳及其一伙所允许的轨道。当时有一个反对派，蒂博尔·扎米利也同情支持这一派。奥托·科尔文、吉拉·兰吉尔、拉茨洛·鲁达斯和艾莱克·博尔加尔都属于反对派，我也参加了这一派。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这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反对派想把贝拉·库恩略往左拉，把他拉向共产党人的方向。然而，这个反对派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党团或派别。 采访者：但是您是赞同两个工人党联合的，对吗？ 卢卡契：因为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一般说我们过于重视赞同联合，当然，我的这种主张有着个人的特殊情况，在我的头脑里还残留着艾尔文·查博的工联主义流毒。因此，我希望通过两党联合能克服工联主义倾向，这样，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哪些机构可以比党派更发展一步。我那篇《党和阶级》的文章，应理解为艾尔文·查博工联主义的尾声，不能视为我思想发展的重要原则，因专政的实践很快向我表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采访者：您是否今天也认为库恩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过分密切？ 卢卡契：一方面，库恩不得不与社会民主党保持一定范围的联系；另一方面，我们对专政不能以千里马的速度创造人间天堂表示不满，我们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人间天堂……如果我来谈论人间天堂的话，那么必须以宗教苦行主义的方式加以设想，这绝不是指什么牛奶、蜂蜜满地流的极乐世界，而是要改变具有决定意义的生存问题。在专政时期这种不满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它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有所反映，依我之见，在那些问题上的反对派是正确的。克来门齐奥照会事件就是这类问题中的一个，库恩这位国家首脑也被卷了进去，也就是说，他相信克来门齐奥所说的话：如果我们从捷克边界撤军，罗马尼亚人也同样会撤军，贝拉·库恩上了克来门齐奥的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野党比库恩聪明得多，我们知道，这完全是个圈套，我们接受克来门齐奥照会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然而，所有这一切决不是为议论某个党团提供什么依据。 采访者：是否请您谈一谈您作为人民委员的工作任务？ 卢卡契：这方面没有什么可谈的。人们憎恨资本主义及其各种形式，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尽快消灭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党的文化政策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当时曾进行过不少尝试，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做法是幼稚的，例如像消灭艺术作品商业化的尝试，试图把它们从商品交换中拉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想消灭艺术家和艺术为资本主义服务这一典型的商品原则。作家和艺术家的所谓登记，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我们想使艺术家从作品的出卖或不出卖的商品关系中摆脱出来。显而易见，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后很短时间里我们也已清楚地看到，这种做法是幼稚的，把它作为共产主义措施加以维护是十分可笑的。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的政策也有非常正确的一面，它把文学艺术的领导权通过文学艺术理事会的形式交给了艺术家。有真正觉悟的艺术家进入领导地位的那个部门，最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即音乐理事会由巴尔托克·科达利和多纳尼组成，他们在音乐界行使职权，使巴尔托克先生——科达利流派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也进行了歌剧改革，由威尔迪译成匈牙利文的《奥赛罗》在专政时期举行了首次盛大演出，也证实了这一点。在造型艺术方面，尽管没有如此轰轰烈烈，却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这里像贝尼·费伦奇、诺埃米·费伦奇、纳默斯-拉姆帕特等人起着领导作用。他们与一批富有才华的年青艺术史家结合在一起，如卡尔曼·波甘尼、雅诺斯·维尔德和后来才出名的弗雷德里克·安塔尔等人。在他们的帮助下，他们吧自己私人占有的艺术品实现了社会化，这个社会化的成果就是一九一九年夏天的艺术展览，当时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我可以引证像特沃拉克这样真正的行家所说的话，他把这一展览评价为绝对的楷模和了不起的大事。特沃拉克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人物，然而，他却喜欢从收藏者那里收集名画送入博物馆。在文学方面也有类似的改革尝试，但形式上单薄多了。我还想提一下对文化政策来说颇有代表性的一个因素：专政前夕在一部分教师中间，特别是在完全中学教师中已出现了一个激进运动，教育委员会成功地撤换了部里的全套人马，从部秘书直至所有元老领导人，我们把这个激进教师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安排在各个大学部门的岗位上。顺便说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我花了一个夜晚时间才说服了孔菲，终于达到了上述目的。由于我的精力比他充沛，凌晨三点左右孔菲的大脑已不听使唤，他只好同意这样做了。就此而言这里的确发生了变化，当然，这只是说明我们从一开始就制订了一个严肃的规划。这里还得提一下，经过一九四五年革命，这个规划业已实现。八年义务教育，四年高中，接着是大学教育，这些内容已纳入了专政的改革纲领之中。 采访者：那个时候您与作家保持怎样的关系？ 卢卡契：作家也有一个同样的作家理事会…… 采访者：卡萨克属于理事会成员吗？ 卢卡契：卡萨克也是理事会成员，连德里也是，从奥斯法特至德里和卡萨克，几乎代表了所有的流派。 采访者：那么巴比茨呢？ 卢卡契：他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员，而且他获得了一个职位。 采访者：对此您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吗？ 卢卡契：提了，这显然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您瞧，谁还能强迫某人去接受一个职位呢？更加令人讨厌的是，卡萨克在他的自传中胡说山么我想用手枪逼着他上前线，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原因很简单，如果说卡萨克在前线正巧当过政治委员，并在我的管辖范围的话，那我早就把他遣送回家了，把他押送前线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与我的政治信念联系在一起，因为不论是共产党员或无党派人士上前线，我认为都是一种极大的荣誉，用武力迫使某人上前线的做法，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另外，据说卡萨克在前线惹出很多麻烦事，当我上前线时——我可以作证，这是事实——在前线云集了这样一批极左的共产党人，我毫无例外地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家，我不需要这些人，我从部队里挑选了那些正直的工人党员作为我的部下。然而，不仅是卡萨克一个人在报告中歪曲了这段历史，当时还有诸如米哈利·巴比茨事件，巴比茨胡说什么一九一九年——那时库恩和他的同伙被捕关押，贝拉·巴拉兹和我要他加入党组织，这显然是无稽之谈，这种说法缺乏任何根据。 采访者：您作为人民委员没有手枪吗？ 卢卡契：我在专政时期前很久就有一支小手枪，过去外出旅行时我总是把它带在身边。但是，在专政时期这支手枪我只出示过一次，而且是在一种相当滑稽的情况下取得了很大的效果。那个时候，在布达佩斯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和他们之间活似一种狗猫的关系。有一次，他们在八区占用了好多住房，青年工人们到我这儿来告状，我就把他们撵了出去，让青工们搬进了住房。此后不久的一天，天气晴朗，一帮无政府主义者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接待室里把秘书推到一边，活似现在德国鬼子那般摸样大叫大嚷起来，其中有一人大声宣称：卢卡契同志的所作所为，简直可以把他立即枪毙。话音未落，我从裤袋里掏出手枪，把它放到桌上说：“请吧！”此时室内一篇寂静，五分钟以后能帮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个坐了下来，我们心平气和地商谈了整个事件的处理问题。就这一点而言，我在专政时期有过巨大成绩。 采访者：没有和卡萨克产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吗？ 卢卡契：也许卡萨克讨厌我与我讨厌他一样，对此，我有我的理由。我对卡萨克的诗歌从未特别赞赏过，但当我入党的时候，她作为一个行家已在那里到处宣扬，我无保留地承认他是一位共产主义作家。后来，库恩及其同伙在二月间被捕，突然在卡萨克的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说他们是共产党人纯属污蔑诽谤，还说卡萨克只是不断革命的拥护者，与各种党派和民间团体毫无关系。对此，我已很有意见。后来在三月二十一日那天，当卡萨克又想宣称自己为公认的共产主义诗人时，我的肺快气炸了，从此以后我把卡萨克视为跳梁小丑。现在，卡萨克的虚荣心一直想使自己成为公社的正式诗人，而我始终持反对态度，并对此提出抗议。依我之见，公社不需要什么正式诗人，属于共产主义范畴的每个流派，都应允许自由写作；能够普遍接受的那种思想，就应该让其存在。另一方面，当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官僚主义者掀起反卡萨克派运动，企图逼使他们走投无路时，我还始终保护卡萨克及其追随者，我不同意堵住他们的口，但我也无法忍受把他们誉为官方艺术家的做法。顺便说一下，想靠拢共产党人以巩固自己合法地位的尝试，不仅是卡萨克及其一伙这样做，而且也是社会党人、雅兹及其同伙的惯用手法。我在谈到与雅兹有关问题时已谈过此事，这个问题与孔菲有关。当社会民主党人接管《新时代》杂志时，孔菲建议我参加编委会，我拒绝了，并对他说：既然他们已接管了《新时代》，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愿干预。我与卡萨克及其同伙的关系也同样如此。 采访者：在公社期间您与巴拉兹是否保持了友谊？ 卢卡契：是的。不过，说巴拉兹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无论如何是不真实的。巴拉兹在人民委员会办事处工作，去前线的时间很短。 采访者：根据大家的看法，由于您——卢卡契同志，在您的那本《贝拉·巴拉兹及其敌人》书中，对巴拉兹作了过高的评价，使这些事儿传得更加神乎其神…… 卢卡契：事情是这样的，在他身上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显得比我还少，但确也存在某种反资本主义的浪漫色彩。我在《二十世纪》刊物上针对自由思想和奥托卡尔·普罗哈契卡所发表的观点，我发现在他身上、在他的诗歌和剧本中也有反映。我不想作肯定回答，当时我对他的评价过分到何种程度，但是，如果现在如此强调我对贝拉·巴拉兹的成绩评价过高的话，我认为，这也与当时对贝拉·巴拉兹一九一八年以前的抒情诗评价过低有关。贝拉·巴拉兹作为一位抒情诗人，在那个时期所起的作用远比今天所描述的大得多。非常典型的是，现在把吉拉·尤哈茨描绘成伟大的诗人，这是对当时文艺队伍状况的严重歪曲。我还要作进一步说明的是，这是我个人的意见，阿尔帕特·托特这位诗人在一九一九年以后也要比一九一八年强得多。约纳斯·科尼弗（约纳斯布赫）的作品也远远超过青年巴比茨的水平等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真正评价这批文人的话，也必须越过那段有争议的时期，考虑到一九一九年以后他们的发展——这里当然存在着有关贝拉·巴拉兹问题确有争议之点。在人格方面值得特别尊敬的是，他以极大的热忱，全力以赴地投身到一九一九年革命，后来也忠诚于这一革命事业。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他也是一种不幸。因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是人们常说的儿戏，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只作番尝试而已。一个人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弄懂弄通，——我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事，我花了足足十二年时间才弄通，也就只能从左的资产阶级立场观察世界。巴拉兹的思想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混合体，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另一方面又沿袭了他那过时的诗人的偏见。依我之见，除了几首优美的诗歌之外，他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作品。从那时候起，贝拉·巴拉兹成了一个迷途的作家，因此，到了二十年代，我们之间出现关系破裂是毫不为奇的了。对了，我刚才还提到安娜·莱契奈事件，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我的评论与任何一种共产主义宗派毫不相干。毫无疑问，安娜·莱契奈的抒情诗比贝拉·巴拉兹的更缺乏共产主义色彩。尽管如此，在我作为共产党员时期也承认安娜·莱契奈抒情诗为莱斯纳诗歌，虽然我知道这些诗与我的社会信念是格格不入的。我之所以不能承认巴拉兹那种三不像的混合体，起原因不仅仅是它反映了对共产主义的一知半解，而且我还反对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作为一名诗人，在他的作品中也反映出这种半心半意、不负责任的特点。因此，我与巴拉兹的关系实际上只延续到《西方》杂志时期，我收集有关他的文章并不是我们合作的开始，而是我们合作的结束和终结。 采访者：在其他作家中还有谁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正式的愿望和要求吗？ 卢卡契：几乎所有作家都找人民委员会，例如科契托拉尼就想成立一个《资本论》翻译组。 采访者：要是科契托拉尼把《资本论》翻译出来的话，那确是一件好事。 卢卡契：如果译成匈牙利文的确是件好事，但是请您不要忘记，匈牙利作家在思想上对我深恶痛绝，他们认为黑格尔比马克思起了更大作用，这在专政前的舆论界是相当典型的，——我现在所指的并不是哪一个作家，而是指波朗尼——在一次我也出席的讨论会上，波朗尼宣读《精神现象学》中的有关章节，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又念一句长句，有时一片笑声。我怀疑，科契托拉尼究竟能否在修辞上准确无误地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译成匈牙利文。 采访者：不过我得说一句，当我需要引用一些《资本论》的名言时，发现鲁达斯和托马斯·纳吉的译文几乎也没有一句可以引用，译本的内容也不行。 卢卡契：这是可能的。 采访者：科契托拉尼的译文至少已成了通俗读物。 卢卡契：但我十分怀疑，译文是否还保留着马克思原著中的内容。 采访者：卢卡契同志，除了文职工作以外，您还担任过军事职务。 卢卡契：是的，者仅仅是一段插曲而已，尽管它也持续了三个星期。 采访者：您担任什么职务呀？ 卢卡契：我担任过第五师政治委员。当捷、罗联军四月发动进攻时，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如果我记忆正确的话——二分之一人民委员应担任大部队的政治领导。当时，法戈和波甘尼任军团司令，兰特勒后来担任总司令，这已不是政治职务，而是军事职务了。但在多数部队里共产党员担任了政治委员，我报名担任这项工作，被派遣到梯扎菲莱特地区，那儿我们处于防守地位。保卫梯扎菲莱特战斗失败了，因为布达佩斯红军没有打一发子弹就逃之夭夭，因而另外两个营虽然作了自卫迎战准备，也无法守住阵地，这样，罗马尼亚军队全线获胜，梯扎菲莱特失守。当时，我采取强硬措施重整军威，也就是说，当我们向波罗茨洛转移时，我宣布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在菜市广场上枪决了八名该营逃跑分子。通过这一措施，在那里基本上恢复了军纪，后来我的任务加重了，让我担任第五师全师政治委员。我们师挺进到里马措姆巴特时我还在部队里，后来我应调返回布达佩斯，从此结束了与红军的联系。 采访者：那段时间由谁主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卢卡契：由司局长主持。如果一天无战事，我就准备一列专车，它由火车头和一节三等车厢组成，然后按司令部估计，若十四小时之内能保持平静，我就在晚上乘专列回布达佩斯，第二天下午返回前线。 采访者：好在我们国家小，要是在俄国的话，就困难多了。 卢卡契：但在匈牙利是可以这样做的。 采访者：您对一些军事活动有何影响？ 卢卡契：在军事方面，我当然只能在特殊情况下起监督作用，对此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如果我使用这个办法的话，我们那位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总指挥官就会火冒三丈。我对他说：“瞧，您是个当兵的，您有您的士兵语言，我有我的哲学语言，但我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如果您说，这个营应从这儿调遣到那儿，您不需要同我谈什么分散作战或大兵团作战之类的东西，因为我对此一点都不懂，您只要讲得使我这个普通人物也能理解就行，为什么您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她是个小个子，这位师部指挥官原是上尉或少校军衔，听我这么一说，他当然会火冒三丈，因为他确实在搞破坏，的确无法用通俗语言解释清楚。我从克劳塞维茨那儿知道，一个严密的军事计划，非常容易用通俗语言解释清楚，当然，破坏活动是无法解释的。 采访者：卢卡契同志，记得在早些时候，那还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您曾经谈起过，您去部队次数之多，犹如吃家常便饭一般…… 卢卡契：我的确常去前线走访，但我总是把车子停放在离前线二至三公里的地方，并把它隐藏在丛林中，出乎意料地突然出现在部队面前，而且首先总是出现在厨房间。我一到厨房间就立即抽尝菜肴，大师傅站在我面前会全身发抖，他们忐忑不安，摸不透我何时会突然出现在厨房间，使他们无可掩盖。 采访者：民以食为天，这是师政委实际工作中得出的唯物主义结论。 卢卡契：在战士的头脑里有两件事颇为重要，一是伙食，二是及时收到信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组织者，但我在师里紧紧抓住这两件事，使战士们吃得满意，每天都收到信件。 采访者：您与陆军高级领导——与施特罗姆费尔特和伯姆没有接触吗？ 卢卡契：总的说我们是执行上级命令的，我只违犯过一次军令，那是五月一日前罗马尼亚军队发动大举进攻，我们的师活跃在梯扎菲莱特——埃格尔一线，只是佐尔诺克地区还有大量的匈牙利部队，在肯斯克莱附近的上述地区有一座泰斯桥，谁也无法守卫，我要求陆军部队上级领导组织力量保卫大桥，如无力守卫，就把大桥炸毁，否则捷克军队会轻而易举地进入我们阵地与佐尔诺克之间的地区，浙江意味着我们的末日来临。施特罗姆费尔特列举了军事上的种种原因，没有同意我们的建议，我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下令炸毁了大桥。 采访者：您没有因此而受到惩罚吗？ 卢卡契：没有，施特罗姆费尔特事后承认，说我在军事上是正确的。 采访者：您对他熟悉吗？ 卢卡契：不熟悉，我们后来才结为朋友，那时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采访者：您和加博尔·加尔也是在前线认识的吗？ 卢卡契：是的，我请求国防部派一名共产党员预备军官作为我的副官，当时就推荐了加博尔·加尔。我同他一起上了前线，在那里共同度过了六个星期，或许还更长一些时间，我已记不清了。就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加博尔·加尔，他给我的印象极好，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采访者：此后是否还以某种形式继续保持着这种关系？ 卢卡契：我们在维也纳相互间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后来加博尔·加尔离开了维也纳，从此我们几乎没有通过一次信，就这样我们彼此间虽不能说疏远了，然而确实分离了，多年来我只是从报上获悉加博尔·加尔在干些什么。我知道，他从德文、匈牙利文、俄文报纸上收集了我所发表的文章，我猜想，他从中选择了相当一部分翻译出版了。 采访者：卢卡契同志，您没有直接寄作品给他吗？ 卢卡契：我从来未给某人直接寄过我的作品，而是把它们交给党的负责部门。关于出版问题，由党的会议决定是否发表。许多作品和文章是在哪里印刷出版，对此今天我无法回答了。 采访者：据我所知，您，卢卡契同志，和科尔文在专制制度推翻以后受贝拉·库恩的委托留在布达佩斯。 卢卡契：是的。 采访者：你们接受了什么任务？ 卢卡契：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发展共产党。当罗军入侵的时候，我正在前线，任务是尽可能地把第五师整顿好，当时我未能办成此事，我到晚上很晚才乘车赶到，并向在场的同志们询问了组织的意见。党的意见是：科尔文和我应留在国内，保持并开展地下斗争，我负责思想领导，科尔文负责组织领导。当时我也已经怀疑，科尔文和我搞这项工作是否是最合适的，因为很多人都认识共产党员，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科尔文还有外表上的障碍：他是个驼背。 采访者：您认为交给这项任务是不怀好意吗？ 卢卡契：对此无法证实。当我从前线回来的时候，四、五个共产党领导人和库恩一起在党部谈工作，等待着我的是一项没有商量余地的决议。 采访者：您自传提纲中记载的“关于对库恩的猜测“是指什么？ 卢卡契：您知道，在专政时期我和库恩之间的关系已相当不好，我第一个夫人有一句名言深刻地描绘了这一关系，我已引用过这句话。当我夫人见到库恩时，给她留下的印象是：他活像一个无赖。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妙的比喻，那时我也同意她的看法。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已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那仅仅是运动中的道德问题。所以，我对库恩交给的这一任务是很有意见的，当时我就这样描述过，科尔文和我适合于殉教呵。 采访者：科尔文与库恩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矛盾吗？ 卢卡契：是的，科尔文显明的阶级斗争立场与库恩的妥协主义经常发生矛盾。每当科尔文对中央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发表一些不同看法时，维尔纳及其同伙当然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库恩也不支持科尔文的观点。 采访者：科尔文被捕以后发生了什么情况？ 卢卡契：科尔文大约是在一星期以后被捕的，由于他没有把他同事的名单和地址告诉我，这是自然而明智的做法，因为我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留在布达佩斯显然毫无意义了。此外，由于内部有人告发，奥尔特·马特——贝拉·扎雷的遗孀家被搜查，我曾在那里躲藏过。这次抄家由一名军官亲自指挥，他们没能抓到我，算是我一生中的大幸。 采访者：能在抄家中逃脱险境，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卢卡契：事情要比人们传说的简单得多，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此，我本人也有某些功劳。奥尔加·马特是摄影师，一位非常勇敢的妇女。她的住房里有一间小卧室，她和女儿就住在这里，还有一间大餐室和一间与阁楼连接的工作室。工作室里有一张沙发榻，我就睡在这上面。我和奥尔加·马特每天争论不休，因为她无论如何要把沙发榻铺得像床那样舒适，我却竭力反对这一做法，我的理由是：一旦晚上有人按门铃，我就可立即爬上阁楼。我非常熟悉阁楼上的每一角落，并且事先已经过侦查，发觉那儿有一只大木箱，后面可以躲藏。如果沙发榻保持原状，一般不会想到有人躲在工作室里。这场争论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了奥尔加·马特。一天清晨三点左右，门铃真的响了，我躲在木箱后面偷听温和而正常的抄家实况，因为告发的内容是指奥尔加·马特接待过贝拉·库恩，为他拍过照片，并不是告发有人躲藏在她家里，因而没有继续搜查。下午我没有携带行李去她那儿，当然去女摄影师那儿的人是不断的，女佣人帮我开电梯上楼，也没有发觉一位先生上楼去见奥尔加·马特有什么异常情况，因为那时每天下午总有五至十人去她那儿，所以连女佣人也没有料到竟会有人躲藏在里面。当然，通过这次抄家，这套住房对我来说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因为再来一次抄家我就难以逃脱魔掌。就这样，根据同当时一些同志商量决定，我迁居维也纳去加强那里的流亡者活动。此事发生在八月底九月初，当时布达佩斯被马肯森军队占领，该部队的军官们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之间往返不息。在专政时期，他们把白军送往国外的维也纳，专政统治推翻以后，他们为了赚钱，也把红军部队遣送到那里。我家里贿赂了马肯森部队的一名中尉，我佯装成他的司机逃离了国境。因为我不会开车，他们用绷带包扎了我的整个臂膀，好像我在半路上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由军官自己开车，实际上者纯粹是一笔交易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