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历史与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
——卡尔·马克思：《神圣家族》 就在马克思要规定什么是阶级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被中断了，这对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来讲都是一种灾难。因此，后来的运动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解释，依靠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发表的意见加以归纳，依靠独立地研究和运用他们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但是，阶级意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马上就派生出一系列密切相关的小问题。首先，（从理论上）应该怎样理解阶级意识？其次，（在实践中，）在阶级斗争中，这样理解的阶级意识本身的功能又是什么？紧接着就是这样的问题：阶级意识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学问题，或者，这一问题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不是存在着不同于历史上至今出现了的任何一个别的阶级的意义？最后还有这样的问题：阶级意识的本质和功能是某种统一的东西，还是也是划分为等级和层次的呢？如果是的话，这种划分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又有什么实践的意义呢？ 1恩格斯在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论述中，是从下面这一点出发的：尽管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凡是发生的东西总是有一个意识目的和一个预期的目标”，但是要理解历史这还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的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恩格斯进一步的论述还把这一问题规定到这样的程度，即这些动力本身就应该是被规定的；而且就是那些“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1]的动力本身就应该是被规定的。因此，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认识到历史的真正动力是独立于人对它的（心理学上的）意识的。这种独立性在认识的初始阶段首先表现为，人把这种动力理解为一种属于自然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的身上，在它们的有规律的相互关系中看到了“永恒的”自然的规律。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思想时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它们的历史性质（人们已经把这些形式看成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2]这种独断主义（Dogmatismus）的最重要代表，一方面可以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国家学说中找到，另一方面还可以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中找到。马克思针对这种独断主义提出了一种批判主义（Kritizismus），一种关于理论的理论，一种关于意识的意识。这一批判主义——在许多方面——就意味着是一种历史的批判。它首先摒弃社会结构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成性，它揭示了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从历史的变化的，因而也必定是要历史地走向灭亡的。因此，历史就不只是在这些形式规定的范围内展开（根据这些形式规定的范围，在社会的原则永远保持有效的情况下，历史也许将意味着只是内容、人类、社会状况的变动），这些形式也不是历史追求的目标，一旦目标达到，历史就会由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被抛弃。相反，历史恰恰是这些形式的历史，是它们作为把人们组成社会的形式所经受的变化的历史，这些形式发端于实际的经济关系，控制着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并因而也控制着人同自身，同自然等等的关系）。 资产阶级思想由于它的出发点和目标始终是（虽然并不总是有意识地）为事物的现存秩序作辩护或至少是为这一秩序的不变性作证明[3]，就必然要遇到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4]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经济学时就是这样说的；但是这句话也适用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所有想从思想上把握历史过程的企图。（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个经常被人指出的局限性也就在于此。）因此，历史是作为任务，但是作为不可完成的任务交给资产阶级思想来解决的。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必须完全摒弃历史过程，并把现存的组织形式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这种自然规律在过去——由于“神秘的”原因，和由于正好和理性的、寻求规律的科学的原则不一致——只得到了不完全的贯彻，或根本就没有得到贯彻（资产阶级社会学就是如此）。或者，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人们就不得不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历史科学就像兰克那样必然要坚持每个历史时期都“同样接近上帝”的说法，也就是说都达到了同样完善的程度，因此，历史的发展——出于相反的原因——就都不复存在了。在第一种情况下，任何一种理解社会结构起源的可能性就都丧失殆尽[5]。历史的对象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了起来。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就像麻布、亚麻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6]在第二种情况下，历史成了盲目力量的一种——从根本上讲——非理性的统治，这种统治至多是由“民族精神”或“伟人”来体现的，因此只能被实用主义地加以描述，但并不能被理性地理解。它只能作为一种艺术品被从美学上来加以构造，或者就像在康德派的历史哲学中那样，必须被看作是借以实现永恒的、超历史的伦理原则的自身无感觉的材料。马克思用证明这儿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两难困境，来解决这个两难困境。这一两难困境无非是说明：对同一对象所持的这些互相排斥、对立的观点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矛盾。这是因为在对历史所作的“社会学”规律的考察中，在对历史所作的形式主义的理性考察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受生产力奴役的情况。马克思说：“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7]这一观点在古典经济学的纯粹自然的和理性的规律中，得到了最清晰、最一贯的表现。马克思用对经济学的历史批判，和把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物化了的对象溶化为人的关系来批判这种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以及国民经济的每一种对象化形式）“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8]马克思把社会结构敌视人的本质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就消除了被赋予非理性的和个人的原则的错误涵义，即这一两难困境的另一个方面。这是因为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运动敌视人的本质的这一消除只是把这一本质归结为作为它的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扬弃决不是取消它的独立于人的意志，特别是个别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只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的自我客体化；这种规律性只有在造成这一规律性并重又受这一规律性制约的那个历史环境内才有效。 对两难困境的这一消除看起来似乎使意识失去了在历史过程中所有的决定性作用。尽管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在意识中的反映仍旧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尽管这样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决不否认是人们自己采取他们的历史行动，并且是有意识地完成他们的历史行动的，但是就像恩格斯在他致梅林的信中强调的那样，这是一种虚假的意识[9]。辩证法不允许我们停留在简单地断定这种意识的“虚假性”，停留在把真和假绝对地对立起来，而是要求我们把这种“虚假的”意识当作它所隶属的那个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当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加以具体的研究。 当然，连资产阶级的历史学也力求进行具体的研究，它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歪曲历史事件的具体的单一性。它的错误就在于认为能在经验的历史的个体身上（个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在个体的经验地既定的（因此是心理学的或群众心理学的）意识中，发现那个具体。当它确实相信自己找到了万物中最具体的东西时，也就恰恰是它最偏离了作为一个具体总体的社会；社会发展特定时期的生产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造成的社会分化为阶级。由于它偏离了这一切，所以它就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的东西。马克思说：“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10] 因此，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关系。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来自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上被证明的东西，表现为可以理解的和必须理解的东西，因此表现为“正确的”意识，同时它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意识在相同的关系中表现为主观上不能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而同时又促进和实现对它来讲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目标。“虚假意识”这一双重辩证规定使它的分析完全脱离了对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实际上所思想，所感觉，所希望的东西所作的单纯的描述。这些东西仅仅是——当然是十分重要的——真正历史研究的材料。与具体的总体及由此而产生的辩证规定的关系超越了这种单纯的描述，并产生了客观可能性的范畴。将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就能认识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能认识与客观状况相符的思想和感情等等。而在任何一个社会，这类生活状况的数目都是有限的。尽管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使关于生活状况的类型学变得多么精细，然而还是可以产生几种互相明显有别的基本类型，它们的特征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类型决定的。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11]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这一规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把阶级意识同经验实际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描述、解释的人们关于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思想区别开来的差异。当然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确定这种差异或甚至只是一般地形式主义地把由此产生的关系固定下来。我们更应该研究：第一，这种差异在不同的阶级是否按照它们对经济的和社会的总体（它们是这一总体的组成环节）的不同关系而有所不同，以及这一不同是否大到形成了质的差别。第二，客观经济总体，被赋予的阶级意识（zugerechnetes Klassenbewußtsein）和人们关于自己的生活状况的实际心理思想之间的不同关系对社会发展在实践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因此，也就是阶级意识的实践的历史的功能是什么？ 只有确定了这几点之后才使我们有可能从方法论上利用客观可能性这一范畴。这是因为首先要弄清楚，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之中，从在生产过程中的某种特定的地位出发，这一社会的经济总体一般地讲可以被认识到什么程度？因为特殊的个人实际上囿于他们的生活状况的狭小天地和偏见之中那种情况尽管必须被超越，但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他们规定的界限和他们在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却是不允许被跨越的。[12]因此，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Unbewußtheit）[13]。这一经济状况被既定为一种明确的结构关系，被既定为一种似乎控制着生活的全部对象的明确的形式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虚假”、“假象”的含义就决不是武断的，而恰恰是客观经济结构的思想反映。因此，例如：“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却具有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的外观”，“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这种虚假的外观……反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偿的劳动，却好像是无偿的劳动。”[14]因此，阐明一般地讲事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揭露假象，才能达到和总体的真正联系，就是依靠客观可能性的范畴进行细致历史分析的任务。因为如果从特定的阶级地位这样一个立场出发，竟全然不能觉察现实社会总体的话，因为如果连对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归因于这些利益的深刻思考也没有涉及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话，那么一个这样的阶级就只能起被统治的作用，就决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无论是维持这一进程，还是推动这一进程。这样的阶级一般地讲注定是被动的阶级，注定是在统治阶级和肩负革命的阶级之间无所作为地左右摇摆，它们也可能奋起，但它们的奋起必然具有空洞初步的和无目标的特点，即使偶然取得了胜利，最后也注定要失败的。 因为一个阶级能胜任统治意味着，它的阶级利益，它的阶级意识使它有可能根据这些利益来组织整个社会。最终决定每一场阶级斗争的问题，是什么阶级在既定的时刻拥有这种能力，拥有这种阶级意识。这并不排除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并不保证被决定要进行统治的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阶级利益包含有社会发展的利益）会自动地得到实现。情况正相反。首先，一个阶级的利益能得到实现的条件常常只有依靠最残忍的暴力（例如资本原始积累）。第二，正是在暴力问题上，正是在阶级与阶级之间赤裸裸的生死斗争的情况下，阶级意识的问题才表现为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例如，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埃尔文·萨博为了反对恩格斯关于伟大农民战争（1525年）在本质上是一场反动运动的观点，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农民起义只是被暴力打垮的，它的失败不是由于它的经济性质和社会性质，不是由于农民的阶级意识。当他这样认为的时候，他就忽视了诸侯的优势和农民的弱点的最终原因，也就是说，诸侯这一方面之所以能拥有控制权恰恰应该到阶级意识问题中去寻找。即使连关于农民战争军事理论的最肤浅研究也能轻而易举地使每一个人相信这一点。 但是，并不是所有有能力统治的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内在结构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它们对于自己为了实现和组织统治而必须采取的和实际采取的行动能意识到什么程度。因此也就是这样的问题：有关的阶级在实行历史赋予它们的行动时“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到什么程度，运用“正确的”和“虚假的”意识又到什么程度。而这些区别不单单是学术上的区别。因为除了文化问题（这方面产生的差异也是极其重要的），对于一个阶级的实际决定具有生死攸关重要意义的则是它们对于历史发展赋予的问题是否清楚明了和有能力加以解决。这方面非常清楚的是，阶级意识既不是指十分进步的个人的思想，也不是指科学知识。例如，今天已经十分清楚的是，古代社会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局限在经济上必然走向灭亡。但是，同样也是十分清楚的是，在古代，不但是统治阶级，连反对统治阶级的革命的或改良的阶级都不能达到这一认识。因此，随着这些问题的实际出现，这一社会的灭亡也就是必然的，无可挽回的。这种情况，在今天的资产阶级那儿就更清楚了。资产阶级最初是认识到经济关系而起来反对封建专制社会的，但是它也必然地完全不可能实现它的固有的科学，它的最根本的关于阶级的科学。由于不能解决关于危机的理论问题，它在理论上也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着科学的理论解决方法，对它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接受这种科学的解决方法，即使是理论上的，也意味着是不再用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来观察社会现象。没有一个阶级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样一来，它就必须自愿放弃它的统治。因此，使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为“虚假”意识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它就是阶级地位本身。它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结果，决不是随意的、主观的或心理上的。因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尽管也可能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这种统治的所有组织问题，反映了整个生产的所有资本主义改造和实施问题，但一旦出现问题，而在资产阶级统治范围内来解决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本身的范围时，它就必然会变得模糊不清了。资产阶级发现的经济的“自然规律”和封建中世纪，或者甚至和过渡时期的重商主义相比，乃是一个清楚的意识。但是后来却内在地和辩证地成了“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15]。 本文不可能从这儿所指出的立场出发，提出关于阶级意识可能等级的历史的和系统的类型学。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研究清楚，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哪一个因素最直接地和最至关重要地涉及个别阶级的利益。其次，是就有关阶级的利益本质而言，超越这种直接性和把对于这一阶级来说是直接重要的因素看作仅仅是整体的因素和因而加以扬弃的可能性有多大？最后，这样达到的总体的性质又是什么？它真正地把握了实际的生产总体的程度有多大？因为十分清楚的是，举例来说，如果阶级意识停留在脱离生产的消费利益的阶段（如罗马的流氓无产者那样），或者如果阶级意识表现了流通利益的范畴形式（如商业资本那样），那么阶级意识的性质和结构就会有所不同。因此，要在这儿研究关于这些可能的立场的系统的类型学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我们迄今的论述可以肯定的是，“虚假”意识的各种形式在性质上、在结构上、和在对阶级的社会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的方式上，都是各不相同的。 2综上所述，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对于其生活的经济基础还是属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许多阶层的行为来说，它们的阶级意识就其本质而言既不可能具有一种十分清晰的形式，也不可能有意识地对历史事件发生影响。这首先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利益决不可能以十分清晰的（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任何一个这一类社会的本质使然，社会结构分为等级、阶层等，随之而来的是在社会的客观经济结构中，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宗教的等等因素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等级制的取消，只有资产阶级的统治才使社会划分为纯粹的独一无二的阶级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成为可能。（有些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仍残存着封建等级制，但这一点也不影响这一论断的基本正确性。） 这种情况的根子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资本主义有着极其深刻区别的经济组织。现在，对于我们来讲，第一位重要的，十分明显的区别是这样一种区别：任何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都没有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构成一种有关联的统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部分的独立性大得多，它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依靠要小得多，要简单得多。商品流通对于全社会生活的作用越小，社会各部分在经济上越是尽可能完全地自给自足（如村社），或者另一方面，它们在社会的真正经济生活中，在生产过程中一点也不起作用（如希腊城市和罗马的大部分市民），统一的形式，即组织起来的社会联合体，也就是国家，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基础实际上也就越不牢固。社会的一部分几乎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命运而自然地存在着。“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16]社会的另一部分——在经济上——是完全寄生的。国家，即国家的政权机构对这部分来讲并不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那样，是一种在必要的情况下用暴力实行其经济统治原则，或者用暴力为它的经济统治创造条件（如近代殖民主义）的工具，因此国家不是社会经济控制的中介，而直接地就是这统治本身，而且不仅是在直接掠夺土地、奴隶等等的情况下是如此，就是在所谓和平的“经济”关系中也是如此。因此马克思在谈到地租劳动时说：“在这些条件下，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农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就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强制”，在亚洲“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17]甚至连商品流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采用的形式也不能对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商品流通只是很表面的，不可能支配生产过程本身，特别是它对劳动的关系。马克思说：“商人可以购买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他只许充当手工业产品的定购人。”[18] 尽管如此，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会也还是组成了一个经济统一体（Einheit）。问题只是，这个统一体是否具有这样的性质，即组成社会的各集团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在它们的——被赋予的——意识中能采取一种经济形式。马克思一方面强调，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但是，他又十分正确地补充说：“但是在这里，货币形式——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货币关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过是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19]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这种反映仅仅是反映而已，但是问题却是：这一社会的阶级是否——在客观上——有可能把这些斗争的经济基础，即它们所遭受的社会经济问题纳入到它们的意识中去呢？这些斗争和问题在它们看来——由于它们在其中生活的生活条件——难道不是或者采取自然的和宗教的形式[20]，或者采取国家的和法律的形式吗？社会划分为阶层或等级等等恰恰意味着从概念上和组织上对这种“自然的”地位的确定在经济上仍是无意识的，意味着单纯增长的纯粹因袭惯例（Traditionalität）必然被直接纳入到法律形式中[21]。因为，由于这种社会松散的经济联合，在这种社会中构成为等级、特权等等的国家的法律的形式，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有着和在资本主义中完全不同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形式仅仅意味着是把只具有经济功能的那些关系确定下来，以至于法律的形式——就像卡尔纳已经确切地指出过的那样[22]——常常能适应变动了的经济结构，而自己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又都不加改变。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则相反，法律形式从根本上来讲必然要干预经济关系。在这种社会中，不存在以法律形式出现的，或被纳入法律形式的纯经济范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经济范畴是“存在形式、存在规定”[23]。经济范畴和法律范畴实质上，和就内容而言是相互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使人想到前面提到的地租、赋税、奴隶制等等例子。）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经济学即使在客观上也没有达到自为的阶段，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内，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能意识到所有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 这当然决不能取消所有社会形式的客观的经济基础。相反，等级制的历史清楚表明，这种当初把“自然的”经济存在纳入固定形式的等级制，在隐蔽的、无意识地进行着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怎样慢慢地瓦解了，也就是说，不再是一个现实的统一体。它的经济内容打碎了它的法律的形式上的统一。（恩格斯关于宗教改革时期的阶级关系，以及库诺夫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阶级关系的分析已经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证。）然而尽管法律形式和经济内容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法律的（制造特权的）形式，对于这些正在瓦解的等级的意识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经常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意义。因为等级制的形式掩盖了等级的——真正的，但仍是无意识的——经济存在和社会经济总体之间的关系。它把意识直接固定在它的特权上（如宗教改革时期的骑士），或者同样直接地固定在与特权有关的社会的那一部分（如行会）的特殊性上。等级在经济上可能已经完全瓦解了，它的成员在经济上已经属于不同的阶级，但是它仍保持着这种（客观上非现实的）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因为“等级意识”和整体形成的关系针对着的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经济统一体，而是针对着构成那个时代等级特权的社会的过去状态。等级意识——作为真正的历史因素——掩盖了阶级意识；从根本上防止了阶级意识的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在所有其阶级地位不是直接地以经济为基础的“特权”集团那儿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这样的一个阶层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身“资本主义化”，也就是说它的“特权”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经济的和资本主义的控制关系，它对现实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也就随之有多大程度的增长（如大土地所有者的情况）。 因此，阶级意识与历史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的。这是因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只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解释从直接既定的、历史的现实中推论出来，而在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就是这一直接的历史现实本身。因此就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对历史的这种认识才有可能就决不是偶然的了。而这也不仅是由于——如同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较之过去时代的“错综复杂的和隐蔽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要简单得多了，而且首先则是由于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只是在资本主义时期才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历史中人们行动的动机背后存在的真正的推动力”决不可能纯粹地被意识到（甚至于都不能作为纯粹的被赋予的意识）。实际上，它们只是隐藏在动机背后的历史发展的盲目力量。意识形态因素不仅“掩盖”了经济利益，不仅是旗帜和斗争口号，而且是现实斗争本身的组成部分和因素。当然，如果依靠历史唯物主义来探求这些斗争的社会学意义的话，那么无疑就可以发现经济利益就是最至关重要的解释因素。但是，和资本主义本身来比较，不可逾越的差异就在于，在资本主义下，经济因素不再隐藏在意识的“背后”，而是就存在在意识本身之中（只是没有被意识到或者是受到压抑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随着等级制的废除，随着纯粹的经济划分的社会的建立，阶级意识也就进入了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从此，社会的斗争就反映在围绕着意识，围绕着掩盖或揭露社会的阶级特性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但是这一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已经指出了辩证的矛盾，即纯粹阶级社会内在的自我解体。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法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24] 3在资产阶级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是纯粹的阶级；这就是说，只有它们的存在及其继续发展才完全是以近代生产过程的发展为基础的，以及只有从它们的存在条件出发，才可能设想一项组织整个社会的计划。其他阶级（如小资产阶级、农民）行动的动摇或者不可能取得什么有利于发展的成果的根子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完全是以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为基础的，而是和等级社会的残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们不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者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超越自身，而是使其倒退，或者至少也要使它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它们的阶级利益只是关注发展的征兆，而不是关注发展自身，只是关注社会的部分现象，而不是关注整个社会的结构。 这一意识问题可以用确立目标和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在小资产阶级那儿就是这样。小资产阶级至少部分地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大城市中，它对生活的所有看法都直接地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事实，它不可能完全不加注意，置之不理。但是作为“一个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它觉得它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25]因此它就要寻求道路，“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26]因此，它的行动总是不能决定社会的命运，它总是轮换着为阶级斗争的双方而斗争，但却总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时，只存在在他自己意识之中的它自己的目标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空洞，越来越脱离社会的行动，变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只有当这些目标和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的阶级利益巧合的时候，例如法国大革命取消等级制时，小资产阶级才能在历史上发挥一种积极的作用。而一旦它的使命得到了实现，它的——形式上绝大部分仍保持不变的——言词就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具有讽刺意味（如1848—1851年山岳派雅各宾主义）。但是，这种和作为总体的社会的无关系也能反过来影响阶级的内部结构，影响阶级的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农民的发展过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27]因此，外部的变化，如战争、]城市中的革命等等就是必要的，以便把这些群众纳入到统一的运动中去，但就是这样以后，他们也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口号把这一运动组织起来，并赋予这一运动一个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积极的方向。这一运动是取得一种进步的意义（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还是取得一种反动的意义（如拿破仑复辟），就取决于其他进行斗争的阶级的状况，取决于领导他们的政党的意识的水平。因此，连农民的“阶级意识”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在内容上也要比别的阶级的更多变；也就是说它总是一种借来的东西。因此，那些部分地或全部地以这种“阶级意识”为基础的政党，正就是在危急的形势下，却不能得到坚定不移的支持（1917至1918年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农民运动在互相对立的思想旗帜下进行斗争就是可能的。例如，俄国中农和富农的一些反革命叛乱和农民斗争就发现它们同作为它们目标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观在思想上是有联系的，这既是作为理论的无政府主义，又是农民的“阶级意识”的十分显著的特点。因此，对于这些阶级而言（如果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它们可以被称作是阶级的话），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阶级意识：对它们的状况的充分意识应该向它们揭示，面对发展的必然性，它们的特殊追求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对它们来讲，意识和利益是处于一种彼此不相容的关系之中。由于阶级意识被规定为是一个要归因于阶级利益的问题，因此，它们的意识要在直接既定的历史现实中得到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在哲学上是可以理解的。 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也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矛盾的关系之中。只是这种矛盾不是互不相容的矛盾，而是辩证的矛盾。 两种矛盾的区别可以简述如下：在别的阶级那儿，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利益总是阻止着阶级意识的形成，而在资产阶级那儿，这些因素却促使阶级意识的发展，只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一开始起和由于它的本质的原因——会遭受悲剧性的灾难，即在它发展的顶峰会陷入和自身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并因而必然要摒弃自身。资产阶级的这一悲剧在历史上表现为当它还没有打败它的前人，即封建主义的时候，它的新的敌人——无产阶级已经出现了；这一悲剧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则是，用“自由”的名义进行的反对社会等级制组织的斗争在取得胜利的时刻，就必然变为一种新的压迫；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矛盾则在于，尽管只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才使阶级斗争以纯粹的形式而出现，尽管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首先使阶级斗争在历史上被确定为是事实，然而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把阶级斗争的事实从社会意识中抹去；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两重性，即当资产阶级一方面赋予个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的同时，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这种个人主义的经济条件，通过商品生产建立起来的物化取消了任何一种个性。上述这些例子并没有穷尽这些矛盾，相反还可以举出无数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就像所有这些矛盾都反映在与其在生产总过程中的地位相应的资产阶级意识中的一样，这些矛盾也只是资本主义本身极其深刻的矛盾的反映。因此，这些矛盾是作为辩证矛盾出现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中的，而不是简单地表明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握自身社会制度的矛盾。因为资本主义一方面是第一个按其倾向而言[28]能够在经济上完全渗透整个社会的生产制度，资产阶级因此有可能从这一中心点出发，获得对于生产总过程的（被赋予的）意识，然而另一方面，资本家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决定资产阶级行动的利益又使它不可能控制——甚至只是在理论上——它自己的生产制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对资本主义来说，生产只在表面上看起来是阶级意识的中心，因此也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进行分析的理论出发点。马克思在谈到李嘉图时指出：“最受责备的就是他们眼中只有生产，他们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29]对资本具体实现过程的仔细分析表明，在每一个问题上，生产商品，而不是生产物品的资本家必然局限在一些（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是）次要的方面；他在受制于——对他来讲是决定性的——扩张过程的情况下，就必然具有这样一个观察经济现象的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出发，最重要的现象总是变得不可能被感知[30]。这种不相称还会由于下述原因而加剧，即在资本的关系中，个人的原则和社会的原则，即资本作为私人财产的功能和它的客观的经济功能处于一种相互之间不可解决的辩证矛盾之中。《共产党宣言》说：“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而不是个人的力量。”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其运动则是由——并不全面了解它的活动的社会功能的和对它的活动的社会功能必然不关心的——资本拥有者的个人利益所左右所支配的，社会的原则，即资本的社会功能因此只能是不管他们是怎样想的，是违背了他们的意志的，是在他们本身不知觉的情况下实现的。马克思基于社会原则和个人原则之间的这一矛盾正确地把股份公司称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1]尽管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股份公司的经济方式在这一方面和单个资本家的经济方式只有十分非根本性的区别，以及甚至通过卡特尔、托拉斯等对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所谓消除也只是把这一矛盾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而并没有真正消除。这种情况是决定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资产阶级虽然在社会的客观经济发展中是作为阶级在行动，但是它把这一它自己推动的过程的发展只是理解为一种外在于它的、客观上有规律的、发生在它自己身上的过程。资产阶级思想始终地和必然地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来观察经济生活，正因此也就造成了个人和不可抗拒的、超个人的推动一切社会的东西的“自然规律”之间的这种尖锐的对立。[32]这不仅造成了在冲突事件中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对抗（的确，这种对抗在所有的统治阶级中很少有像在资产阶级中那样激烈），而且也造成了原则上不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解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而必然带来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这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理论恐惧，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33]这种恐慌不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个别资本家对自己个人命运的束手无策。造成这种恐慌的事实和状况迫使资产阶级意识到某种东西，尽管它不能全部否认或压制这种东西的实际存在，但它也确实是无法理解这种东西。这是因为在这些事实和状况的后面隐藏着可以理解的理由，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34]认识到这一点当然也就将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自我否定。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限制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限制。旧的、自然的、“保守的”统治形式使受它们控制的广大阶层的生产形式不受触动[35]，因此，它们起的主要是传统的作用，而不是革命的作用，和这种统治形式相比，资本主义是一种典型的革命的生产形式，因此，它必然无视资本主义制度客观的经济限制，并表现为阶级意识的内在的辩证的矛盾。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形式上是适应于经济意识的。是的，最高程度的无意识，即极度的“虚假意识”，总是在对经济现象的有意识控制表现得最充分的时候显示出来的。从意识和全部社会现象的关系来看，这一矛盾表现为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不可消除的对立。这种阶级意识辩证法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个体，即按照单个资本家的模式的个体，和“从自然规律来讲”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原则上是意识无法控制的发展之间不可消除的对立；这种阶级意识的辩证法因此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相互之间不可克服的对立，这种对立采取的形式则是，不允许有稳定的二重性，而是不断追求相互分离的原则的统一，是不断地在“虚假的”联系和可怕地撕破这种联系之间来回摆动。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客观限制并不总是单纯否定的，它不仅“按照自然规律”造成了意识不可能理解的危机，而且还要得到一种自我意识的和行动着的历史形态，即无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阶级意识自身内在的辩证矛盾也就加剧了。在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考察中，绝大部分“标准的”观点变化都是按资本家的立场提出来的，都是按照一种方向进行的，那就是“模糊和神化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36]。但是，在这种“标准的”、纯理论的态度中，这种模糊和神化只涉及资本的有机构成，雇主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利息的经济功能等，因此也只是表明它没有能力揭示表面现象后面的真正的动力，而当把它放到实践中去的时候，它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的基本事实，即阶级斗争有了关系。但是，在阶级斗争中，所有这些本来隐藏在经济生活表面现象背后的力量却是以一种不可忽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言人的目光总是只迷恋于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 甚至当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时期，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只是自发地激烈爆发出来的时候，阶级斗争的事实就已被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们（如马拉及后来的历史学家米涅等人）看作是历史生活的基本事实。但是当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没有被意识到的革命原则由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而被社会意识到了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在思想上被逼进了自觉反抗的境地。资产阶级“虚假”意识中的辩证矛盾加剧了：“虚假”意识变成了虚伪的意识。开始时只是客观存在的矛盾也变成主观的了：理论问题变成了一种道德立场，它决定性地影响着阶级在各种生活环境和生活问题上所取的实际立场。 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决定了阶级意识在资产阶级为取得对社会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的功能。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实际上扩展到整个社会，由于资产阶级实际上力求按照自己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并且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它就必须创立一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等等的学说（这一学说自在自为地是以一种世界观为前提的，并就意味着是一种世界观），并且要使自己相信和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就是进行这种统治和组织。资产阶级阶级地位的辩证悲剧就表现为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尽可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阶级利益不光是关系到它的切身利益，而且对它来讲甚至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一旦这同一个清楚的意识扩及到整体问题时，它就必然变成为一种灾难。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能是一种少数人的统治，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是由少数人来执行的，而且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因此欺骗别的阶级，让它们没有清楚的阶级意识，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存在来说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这使人想到“超越”阶级对立的国家学说，“公正的”司法等等。）但是，掩盖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对于资产阶级本身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一社会制度的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致使它的拥护者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是有意识地无视越来越强烈的见解，或者是为了也能从道德上支持根据自身的利益应该加以支持的经济制度，而压制自己心中的一切道德本能。 一个阶级越是能心安理得地相信自己的使命，越是能百折不饶地、本能地根据自己的利益驾驭一切现象，它的战斗力也就越大，这一点是必然肯定的，而且也并没有过高估计这些意识形态因素的实际作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从发展的早期阶段起——在这一阶段有西斯蒙第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有德国对自然法则的批判，有卡莱尔的早期思想——就无非是绝望地反对对由它自己创建的社会的真正本质的洞见，反对对它的阶级地位的真正意识。《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制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这一点不但在经济上是正确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正确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全部科学竭尽全力要掩盖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为此目的，从拼命歪曲事实到关于历史、国家等等本质的“高超”理论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19世纪末，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及对资产阶级精英阶层意识的相应影响，已经对此作出了裁决。 这一点十分清楚地表现在资产阶级越来越把有意识组织起来的思想纳入到自己的意识之中。起初是用股份公司，用卡特尔，用托拉斯等等实现了越来越高度的集中。这一集中虽然在组织上越来越清楚地揭示了资本的社会性，然而却也并没有触动生产无政府状态这一事实，而是为了赋予变得强大的单个资本家以相应的垄断资本家的地位。因此，这一集中虽然在客观上极力实现了资本的社会性，但是却使资本家阶级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社会性，而且甚至通过这种克服了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假象使资本家阶级的意识更加不能真正认识实际状况。战争的危机和战后时期的危机更加剧了这种发展趋势：“计划经济”至少进入了资产阶级最进步分子的意识之中。当然最初只是在极小部分人中，而且即使在他们那儿也主要是被看作是理论上的实验，而不是从危机的死胡同中走出来的实际的拯救措施。这种意识企求将“计划经济”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经济上协调起来，而正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则是把任何一种社会组织看作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37]。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意识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投降。当然就连接受“计划经济”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对“计划经济”的看法也是不同于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认为，这正是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极度尖锐化来拯救资本主义的最后尝试。然而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最后的理论防线就这样被放弃了。（与此形成绝妙的对照的则是，无产阶级的某些部分恰恰在这一时刻投降了资产阶级，它们把资产阶级的——最成问题的——组织形式变成了自己的组织形式。）但是，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的整个存在及作为它的表现的资产阶级文化却陷入了最严重的危机。一方面是脱离生活的意识形态，即一种或多或少有意识作假的企图，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另一方面是犬儒主义（Zynismus）的同样可怕的空虚无聊，甚至已经相信自身的存在对世界历史毫无意义，而只维护自己赤裸裸的存在，赤裸裸的自我利益。这一意识形态危机是崩溃的确凿信号。资产阶级已被逼进了防御地位，它已在为它的单纯的自我生存而斗争（尽管它的斗争手段是多么富有进攻性）；它进行领导的力量已一去不复返了。 4在这场争取意识的斗争中，历史唯物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必然是相互依赖的阶级。同一个过程，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解体的过程，是一场持续的危机，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同样是以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力量的积聚，是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意识形态方面，其意义就更大：对反映了资产阶级长期垂死挣扎的社会本质的越来越深刻的洞见，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是力量的不断增长。对无产阶级来讲，真理是取得胜利的武器；越是义无反顾，就越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的科学以绝望的愤怒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它那样的怒不可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旦它被迫在意识形态上以此为基础的话，它也就失败了。但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对无产阶级来说，而且只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地洞见到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甚至也许是决定性的武器。 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无视意识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具有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功能，并且用目光短浅的“现实政治”来代替归结为客观经济过程的决定性问题的重大的原则斗争。无产阶级当然必须从当前形势的既定事实出发。但是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拘泥于历史的个别事件，并不单纯是受它们所驱使的，而是自己就构成了推动力量的本质，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核心起决定性的影响。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这一主要观点，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方法论的——起点，因此它们就使自己处在资产阶级的意识水平。在这样一种水平上，在它自己的斗争领域里，资产阶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必然比无产阶级占优势，这一点只能使一个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吃惊。但是也只有他才会从这样一种事实，从这样一种完全是由于他的立场而造成的事实中得出资产阶级总的来说占优势的结论。因为，资产阶级——姑且完全不提它真正的权力工具——在这一方面拥有较多的知识、技巧等等，这是不言而喻的；是的，如果资产阶级的对手接受了它的基本观点，而不是由于资产阶级自己的功劳，它就占了上风，那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面对在思想、组织等等方面都占优势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优势仅仅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它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如果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破坏了这种统一，那么他们也就剪断了把无产阶级理论和无产阶级行动加以联系统一的神经。他们把理论归结为是对社会发展征兆的“科学”论述，并把实践变成由他们要加以控制的过程的个别事件的摇摆不定的、没有目的的行动，也就是在方法论上放弃了对这一过程的控制。 由这样一种立场产生的阶级意识必然表明它有着和资产阶级阶级意识一样的内部结构。但是，如果相同的辩证矛盾被发展强行推到意识的表面的话，那么其结果对无产阶级来讲就要比对资产阶级还要致命。因为出现在资产阶级身上的“虚假”意识的自我欺骗，就其各种辩证矛盾而言，就其各种客观的虚假性而言，至少是与它的阶级地位相一致的。“虚假”意识虽然不能挽救它的灭亡，阻止这些矛盾的不断增加，但是它确实给了资产阶级继续战斗的内在可能性，即取得成功，虽然是暂时的成功的内部条件。但是，在无产阶级那儿，这样一种意识不仅带有这种内在的（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也是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促使它——无论它是怎样想的——必然要采取的行动相对抗的。无产阶级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方式行动，但是它自己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它找不到正确的道路。而从客观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必然的行动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理论之间的这一辩证矛盾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也就是说，正确的或错误的理论的促进的或阻止的作用，随着阶级战争中的决定性战斗的逼近而在增长。“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的结束恰恰意味着，人与人的具体关系，即物化开始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这一过程越是接近它的目标，无产阶级关于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意识，即它的阶级意识的作用也就越重要；阶级意识也就必然越强烈地、越直接地决定着它的每一次行动。因为驱动力的盲目力量只要它的目标，即自我扬弃还没有近到可以达到的地步时就会“自动地”趋向这一目标。当向“自由王国”过渡的时刻客观上到来的时候，这一点就更明显地表现为，真正意义上的盲目力量将盲目地、用不断增长的、看来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冲向死亡，而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使人类免遭灾祸。换言之，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 这样一来，也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不同于别的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特殊功能。同样，如果不废除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因此它的阶级意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一方面必须要和揭示社会本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越来越内在的统一。对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面扛着去进行战斗的旗帜，不是真正目标的外衣，而就是目标和武器本身。无产阶级的任何一种非原则的或无原则的策略只能把历史唯物主义贬低为一种“意识形态”，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强加给无产阶级；这种策略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纯粹成为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附庸，或者成为阻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东西（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只能起阻碍的作用），而不是起一种推动的作用，这样它也就使无产阶级失去了它的最优秀的力量。 5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阶级意识和阶级地位的关系就事情的本质而言越是简单，要在现实中实现这种意识遇到的困难也就越大。这首先是由于这一意识本身内部就缺乏统一。因为尽管社会自在地表现为某种严格统一的东西，以及它的发展过程同样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但这两者对于人的意识来说，特别是对于生活在作为一种自然环境的资本主义物化关系中的人来说，不是给定为统一的，而是给定为多样的，互相独立的事物和力量。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十分醒目的、影响很大的分裂表现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分离。马克思[38]曾反复谈到过不应该有这种分离，并指出每一种经济斗争的本质都会使之向政治斗争过渡（反之亦然），然而要把这种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分离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理论中清除出去也确实是不可能的。对阶级意识本身的这种错误见解的原因恰恰在于个别目标和最终目标的辩证的分离，因此最终也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分化。 在以前的社会中负有统治使命因而有能力胜利地实现革命的阶级，正是由于它们的阶级意识和客观的经济结构不相称，也就是由于它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功能，他们面临的任务在主观上就变得比较容易。它们只需依靠它们拥有的力量推行它们的直接的利益。它们的行动的社会意义对它们自己来说却是一种秘密，并且是由发展过程的“理性的狡计”支配的。但是无产阶级则被历史赋予了自觉地改造社会的任务，因此在它的阶级意识中，就必然会出现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个别因素和整体的辩证矛盾。因为对于过程的个别因素来讲，虽然有着具体的情况及具体的要求，但就其本质而言，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地固有的，是在它的规律支配之下的，是服从它的经济结构的。只有把个别因素纳入到对过程的总的考察之中，只有和最终目标联系起来，它才能具体地和有意识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它才是革命的，但这在主观上，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说就意味着，直接利益和对整个社会的客观影响的辩证关系就在无产阶级意识本身之中，而不会——像在以前的阶级那样——作为纯客观过程在（被赋予的）意识的彼岸产生出来。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不像以前的阶级那样是阶级的社会给定存在的直接实现，而是像青年马克思早已认识到的并已强调指出的那样是它的自我扬弃。《共产党宣言》是这样阐明这种区别的：“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权之后，总是力图把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巩固起来，使全社会都服从那保障它们的占有方式的条件。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至今存在的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生产力。”（着重号是我加的。）阶级地位的这种内在的辩证法一方面使无产阶级很难发展它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意识，资产阶级在展开它的阶级意识时，可以依靠表面现象，可以停留在最原始、最抽象的经验上，而对无产阶级来说，早在它的发展的十分原始的阶段，超越直接给定的东西就是它的阶级斗争的基本要求。（马克思早在对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评论中就已强调了这一点[39]。）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把矛盾直接带进了它自身的意识之中，而对资产阶级来说，由于它的阶级地位而产生的矛盾必然表现为它的意识的外部界限。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矛盾又意味着，“虚假”意识在无产阶级的发展中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在任何一个以前的阶级那儿所具有的功能。这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甚至对发展的个别事实或因素的正确陈述也由于它们与社会总体的关系而揭示和暴露了自身就是“虚假的”意识，而在无产阶级的“虚假”意识中，在它的客观错误中却隐藏着一种对正确的东西的追求。在这一方面，只需指出空想主义者的社会批判或者只需指出对李嘉图理论的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扩展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关于后者，恩格斯强调它“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然而他又马上补充说：“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的后面，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40]只有这样做，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中的矛盾才可以得到解决，并同时成为历史的意识因素。因为客观上对正确的东西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无产阶级“虚假”意识内在固有的，根本就不意味着是，无需无产阶级的积极参与，这种追求就能自动地得到实现。而是相反，只有提高意识性，只有通过自觉的行动和自觉的自我批判，对正确的东西的单纯的追求才能脱去它的虚假的外衣，成为真正正确的、历史地重要的和改造社会的认识。如果这一认识不是以这一客观的追求为基础的话，当然就将是不可能的，这又证实了马克思的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41]这种追求也只是产生可能性而已。要实现这种可能性本身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觉行动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超越现存的社会，作为这一历史使命基础的意识结构造成了这一意识中的辩证分裂。在别的阶级那儿，表现为阶级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立，表现为个人行为及其社会结果的对立。因此表现为意识的外部界限的东西，在无产阶级这儿，则作为眼前利益和最终目标的对立被移入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内部。因此，对这种辩证分裂的内在克服才能使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外部胜利成为可能。 正是这种分裂提供了理解阶级意识的途径，就像本文前面的格言所强调的那样，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这种感觉总是要在眼前的局部利益中变具体的。如果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应该回复到空想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就决不能跳过眼前的局部利益，这就是说，眼前的局部利益可能具有双重的功能：或者是通向目标的第一步，或者是把目标掩盖起来。究竟是发挥哪一种功能则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不取决于局部斗争的胜利或失败。对于这种特别是在工会的“经济”斗争中表现得很尖锐的危险，马克思很早就已明确地指出来了：“同时，……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结果。它不应忘记：……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42]任何一种机会主义的根子就在于：它是从结果，而不是从原因；是从部分，而不是从整体；是从症状，而不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它不是把局部利益和它为之而进行的斗争，看作是为最后的斗争进行的教育的手段（最后的斗争结果取决于心理的意识接近于被赋予的意识的程度），而看作是某些自身有价值的东西，或至少是某些自身就是通向目标的东西；一句话，它混淆了无产者实际的心理意识状态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这种混淆在实践上的致命之处就在于，它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行动常常很少统一性和凝聚力，不能适应客观的经济倾向的统一性。真正实践的阶级意识的力量和优势恰恰在于它能把隐藏在经济过程的相分离的征兆后面的自身的统一性看作是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但是，这样一种总的运动——在资本主义时代——还不能在它的外在的表现形式中显示出一种直接的统一来。例如，世界危机的经济基础当然是统一的，并且作为这样的经济基础是可以从经济学上加以统一的把握的。但是，它在时间和空间上，不但在不同的国家，而且也在各国不同的生产部门是以相互分离的，先后为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资产阶级思想“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43]的时候，它就犯了一个严重的理论错误，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直接实践结果却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虽然一方面在一般的理论方面，只能把握经济过程的细节和征兆（正由于它不能超越这种能力，所以它最终在实践上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的直接的实践行动方面——对它来讲也是极其重要的则是把这种行动方式也强加给无产阶级。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在组织上的优势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而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完全不同的组织，即它组织为阶级的可能性在实践上却不能实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是发展，经济过程的这种统一性也就表现得更清楚，在实践上也就越能理解。这种统一性虽然在所谓的正常时期也是存在的，因此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出发也是可以感觉到的，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和最终的原因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大，以至于在无产阶级的行动中不能产生什么实际的结果。这种情况在严重的危机时期发生了变化。整个过程的统一性变得显而易见，近在咫尺。它是那样的显而易见，连资产阶级的理论也不能回避它，尽管它从未相应地把握过它。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整个人类发展的命运都取决于能否采取这唯一的、现在客观上也变得可能的步骤。因为危机的个别征兆表现为是相互分离的（根据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生产部门，以“经济的”或“政治的”危机等等形式），因此，相应地在工人的直接的心理意识中的反映也具有一种孤立性，所以要超越这种意识在今天确实已经成为可能和必要，而且其必要性已经被不断增多的无产阶级各阶层本能地感觉到了。机会主义的理论直至激烈的危机发生前——看来——曾经起过的是一种单纯阻止这一客观发展的功能，现在它走上了和它直接对抗的方向。它的目的就是阻止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继续从它的纯粹心理的状态向适应总的客观发展的方向发展，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降低到它的心理既定水平上，并因而使迄今为止纯粹本能的阶级意识的不断运动走上相反的方向。只要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统一起来的实际可能性在客观上和经济上都还不具备，这样一种理论就还能被当作一种错误来欣赏。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具有有意欺骗的特点（不管它的代言人在心理上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和无产阶级的正确本能相比，它起了资本主义理论一直在起的那种作用：它职责对于总的经济形势的正确看法，无产阶级的正确的阶级意识及其组织形式——共产党是不现实的，是敌视工人的“真正的”（直接的、民族的或职业的）利益的，是和它们的“真正的”（心理上既定的）阶级意识异在的原则。 阶级意识尽管不具有心理的现实性，但确实不是纯粹虚构的东西，而且正是它的现实性解释了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会历尽艰辛、屡遭挫折，会不断地回归到它的出发点，以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有名篇章中提到的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 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只要这一意识还不存在，危机就是固有的，就会回归到它的起点，就会重复原来的状况，直至最后在经历了无数的痛苦，走了可怕的弯路后，历史的直观教育使无产阶级完成它的意识过程并因而把历史的领导权交到它的手里。但是无产阶级在这一方面别无选择。它必须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仅“反对资本”，而且成为“自为的”阶级[44]，这就是说，它必须把它的阶级斗争的经济必然性提高为自觉的愿望，提高为有积极作用的阶级意识。关于阶级斗争的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无论他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是在延长这个漫长、痛苦、充满危机的过程。如果他们能够看到，由于延长了这个直观教育过程，他们使无产阶级遭受了怎样的苦难，他们自己都会感到吃惊的。然而无产阶级不能回避自己的使命。问题只是在它意识上达到成熟，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以及能达到自己的阶级意识之前，它还必须经受多少痛苦。 当然，这种动摇，这种不明白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一个征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必然要服从它的制造者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是非人的，是物化的。当然，仅仅无产阶级的存在就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批判、否定。但是，在资本主义客观危机成熟之前，在无产阶级自己能完全看清这种危机，能达到真正的阶级意识之前，这种批判、否定纯粹是对物化的批判，而且作为这样一种批判它只是否定地超过被否定的东西。是的，如果这一批判不能超出只是对局部的否定，如果它不能做到至少以对总体的批判为目标，它就不能超过被否定的东西，例如，就像大多数工联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性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纯粹的批判，这种从资本主义立场出发的批判，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同斗争领域的相互隔离。仅仅是隔离的事实就已表明，无产阶级的意识暂时还屈从于物化。如果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理所当然地比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又理所当然地比在文化上更容易看清它的非人的阶级地位，那么所有这些隔离正表明了在无产阶级自己的身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尚未被克服的力量。 物化意识必然绝望地陷入拙劣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空想主义这两个极端之中。意识因此或者成为事物有规律运动的完全被动的旁观者（意识决不能干涉这种事物的运动），或者就是把自己看作是一种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能驾驭自在地无意义的事物运动的力量。机会主义者的拙劣的经验主义，我们已经在它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关系中看到了。现在主要的是要把空想主义的功能看作是阶级意识内部层次的特殊标志。（这儿对经验主义和空想主义在纯方法论方面的划分决不意味着，它们在个别倾向上，甚至在某些个人身上，不可能结合在一起，而是相反，它们常常一起表现出来，而且内在地是相辅相成的。） 青年马克思大部分哲学努力的目的是驳斥各种错误的意识学说（既有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的”，也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意识学说），以及提出关于意识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正确观点。早在《1843年通信》里，意识就被理解为是发展所固有的。意识并不在现实历史发展的彼岸。它不是先由哲学家带到世界上来的，因此哲学家高傲地蔑视世界上的小的斗争是不对的。“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责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 因此，要紧的是要“向它说明它的行动的意义”[45]。《神圣家族》中针对黑格尔的重大论战主要也是围绕着这一问题的[46]。黑格尔的不彻底性在于他只是表面上让绝对精神创造历史，而由此产生的意识的相对于现实历史进程的彼岸性在他的学生们那儿就变成了傲慢地——和反动地——把“精神”和“群众”对立起来。他们的不彻底性、荒谬性，以及倒退回黑格尔早已达到的阶段，都受到了马克思的无情批判。他对费尔巴哈的——警句式的——批判则是对这点的补充。在马克思那儿，唯物主义已经达到的意识的此岸性再一次被看作为只是发展的一个阶段，看作为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阶段，与此相适应，他把“实践批判活动”、“改造世界”看作是意识的任务。这样就产生了清算空想主义者的哲学基础。因为他们的思想中包含着这种社会运动和关于社会运动的意识的二重性。意识摆脱了彼岸性来到了社会，并把社会从迄今为止所走过的错误的道路引上了正确的道路。无产阶级运动不够发达的特点还不允许空想主义者们，在历史本身之中，在无产阶级自我组织为阶级的方式之中，因此也就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中，看到发展的载体。他们还不能“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47] 但是，如果认为，由于这种对空想主义的批判，由于这种关于对历史发展不再持空想主义态度在客观上已经成为可能的历史认识，空想主义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说来实际上就已经被克服，那可就是一种幻想了。只有当阶级意识达到那样的阶段，即马克思描写的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统一，阶级意识真正和实际的介入历史进程，以及因而实际洞察到物化，这一切实际上都已实现了的时候，空想主义才能算是被克服了。但这一切决不会一致地一下子发生的。这不仅因为存在着民族的或“社会的”层次，而且在同一工人阶层的阶级意识内也有着不同的层次。经济和政治的分离是这方面最突出，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例子。事实表明，存在着这样的无产阶级的阶层，它们对于它们的经济斗争有着完全正确的阶级本能，它们甚至能把这种本能提高为阶级意识。这不是什么机械的双重性问题乃是不言自明的。关于政治的功能的空想主义观点必然会辩证地反过来影响到关于经济发展的观点，特别是影响到关于整个经济的观点（例如工联主义的革命理论）。因为反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斗争和整个经济的改组，如果没有对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的正确认识，就是不可能的。像巴洛德或行会社会主义（Guild-Sozialismus）那样完全空想主义的理论，就是在今天也还拥有它们的影响，这就说明了，即使在无产阶级直接生活利益受到关注，眼前的危机已经使人能够从历史的进程中看到什么是正确的行动这样的阶段，空想主义思想仍没有被完全克服。在所有那些社会的发展还不够充分，以至于要从自身产生出认识总体的客观可能性是不可能的领域，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无产阶级对纯意识形态问题，对文化问题的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之中。今天，这些问题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中具有的是一种极其孤立的地位。它们和阶级的直接生活利益，和社会总体的组织上的关系还完全没有被意识到。因此，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还很少超过——由无产阶级进行的——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因此，这一领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积极的东西就具有一种几乎完全是纯粹空想主义的特征。 因此，这些层次一方面是客观历史的必然性，是意识的客观可能性的差异（如和文化问题相比，政治和经济所具有的相对的紧密联系），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标志着在存在着意识的客观可能性的地方，心理的阶级意识和对全局的相应认识之间存在着各种层次。但是，这些层次不能完全归结为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关于阶级意识的客观理论是关于它的客观可能性的理论。问题的层次和经济利益的层次在无产阶级内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很遗憾还没有被人尽可能全面地研究过，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产生十分重要的成果。但是不管关于无产阶级各阶层的类型学，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类型学是多么的深刻彻底，也总会产生阶级意识的客观可能性在实际上实现的问题。如果说，这一问题在从前还只是对于那些特殊的个人来说才是的问题（人们可以想到马克思关于专政问题的完全非空想的预见），那么今天它就是一个对于整个阶级来说的真正现实的问题，即无产阶级内在转变的问题，它向自己客观的历史使命阶段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危机，只有它的解决才能使世界经济危机的实际解决成为可能。 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还要走很远的路程，在这方面存有幻想将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同样危险的是看不到活跃在无产阶级身上的趋向于在意识形态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力量。任何一次——以不断提高的和自觉的方式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正在成长为国家机构的整个无产阶级的斗争机构，即工人委员会，这一事实举例来说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开始胜利地克服它的领导层的资产阶级性的标志。 革命工人委员会决不能同它的机会主义的丑化的模仿相混同，革命工人委员会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不倦地为之斗争的一种形式。它的存在，它的不断发展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站在它自己的意识的门槛上，并因而已经站在胜利的门槛上，这是因为工人委员会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资本主义物化的克服。就像在建立了专政的状态下，工人委员会必须克服资产阶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离一样，它在争取统治权的斗争中，也必须一方面克服无产阶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裂，另一方面，必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达到无产阶级行动的真正统一，并以此方式克服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的辩证分裂。 连革命工人的意识形态和真正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之间也是存在有距离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一距离。但是连这种状况也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的学说来说明的。无产阶级只有扬弃自身，只有把它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无阶级社会，才能完善自身。为了这样一个社会而进行的斗争（连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不仅是和外部敌人，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和自身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制度对它的阶级意识的破坏和腐蚀的影响的斗争。只有当无产阶级克服了这些影响，它才取得了真正的胜利。必须联合起来的各个领域的分裂，无产阶级迄今在不同领域达到的不同的意识阶段是一把尺子，可以精确地度量已经达到了什么和还应该争取什么。无产阶级决不能害怕自我批评，因为只有真理才能给它带来胜利，因此，自我批评必然是它的生命因素。 1920年3月 注释： * 原译文为“资本阶级”，对照德文版，应为排版错误，现更正为“资产阶级”。 [1] 《费尔巴哈论》，《全集》第21卷，第342—343页。-T101 [2]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92页。-T102 [3] “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完全一样地把现状永恒化，把现状说成是人类发展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一点上（当然也只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叔本华是一致的。-T102 [4]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54页。-T103 [5] 同上书，第157页。-T103 [6] 同上书，第143—144页。-T103 [7]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91页（着重号是卢卡奇加的）。还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98页。-T104 [8]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834页。还参见《雇佣劳动和资本》，《全集》第6卷，第487页；关于机器的论述，则可参见《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63页；关于金钱的论述，参见前书第118页等。-T104 [9] 《全集》第39卷，第94页。-T105 [10]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35页。-T106 [11] 遗憾的是，我在这儿不可能更进一步地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这些思想的各种论述，如十分重要的“经济人”范畴；我更不可能在这儿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类似的企图（如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典型）之间的关系。-T107 [12] 据此，我们就能历史地、正确地理解像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那样的伟大的空想主义者。也可以参见马克思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见《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74—75页。-T108 [13] “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马克思就是这样谈到富兰克林的，见《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5页。马克思在别的地方也说过类似的话，如“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同上书，第90—91页。-T108 [14] 《工资、价格和利润》，《全集》第16卷，第149页。-T108 [15]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全集》第1卷，第614页。-T111 [16]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96—397页。-T113 [17]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891页（着重号是卢卡奇加的）。-T113 [18]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97页。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相反，起了一种政治上反动作用的原因。参见《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374页。-T114 [19]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156页。-T114 [20]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这种社会形式的自然性，见《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77、395页等。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中的整个思路也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的。我不可能在这里介绍对于这一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我只想强调，我认为就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要比他们的“修正者们”更深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要更正确。-T114 [21] 参见《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77页。-T115 [22] 《法律学院的社会功能》，《马克思研究》第1卷。-T115 [23]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46卷上册，第44页。-T115 [2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文版第14页，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灰色是借用歌德《浮士德》中的话：“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是常青的。”（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一部，第95—96页。）——中译者注-T117 [2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全集》第8卷，第155页。-T118 [26]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全集》第8卷，第152页。-T119 [27] 同上书，《全集》第8卷，第217页。-T119 [28] 当然只是有这种倾向而已。罗莎·卢森堡的伟大功绩就在于证明了，在这一点上不存在着一种哪怕是暂时的事实，而是资本主义——从经济学上来看——只能维持到它只是沿着资本主义方向渗透社会，但还没有完全渗透的时候。一个纯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经济上的自我矛盾正就是资产阶级阶级意识中存在着矛盾的原因之一。-T122 [29]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40页。-T122 [30]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156、350、375等页。不同的资本家集团，如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等在这一点上是有所不同的，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种区别对我们论述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T122 [31]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495—496页。-T123 [32] 参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一文。-T123 [33]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3卷，第137页。-T124 [34]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278，288—289页。-T124 [35] 这指的是财富形成的原始形式，参见《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150页，而且甚至指的是（相对来说的）“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的某种表现形式，参见《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376页。-T124 [36]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185,169,418—422,431页。-T125 [37]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95页。-T128 [38]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98页。《约翰·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人致弗·阿·左尔格等人的书信选》，斯图加特，1906年。-T133 [39] 《全集》第1卷，第483页。-T134 [40] 《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全集》第21卷，第209页。-T135 [41]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3卷，第9页。-T135 [42] 《工资、价格和利润》，《全集》第16卷，第169页。-T136 [43]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45页。-T137 [44]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96页。-T139 [45] 《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全集》第1卷，第418页。-T141 [46] 参见拙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T141 [47]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57页。又参见《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第3节，《全集》第4卷，第499页以后几页。-T142 |